導讀：神話意象的係統聯想與論證——評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

田兆元

（華東師範大學民俗學研究所）

20世紀的30—40年代，中國神話學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其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神話學自主話語水平提升，一是神話學研究參與了民族文化建設的進程。聞一多先生就是這種學術文化轉變的代表。

聞一多先生從事神話學研究的時候，是20世紀40年代前後，那時的中國現代的神話學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曆程。要了解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成就，需要了解此前的學術背景。在此之前，中國的神話學已經初步形成了幾個風格不同的派係。先是有人開始翻譯一些希臘羅馬神話，如荷馬史詩、希臘悲劇、北歐傳奇等，使得大家很新奇，覺得這些神話與中國神話有很大不同，於是形成了可資與中國神話比較的對象。接著就有人介紹西方的神話學理論，而本土的神話學也得到長足的發展。

早期有影響的介紹到中國的神話學理論，是人類學的神話觀。這批人是文學出身，如周作人，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寫出西方人類學神話理論的介紹性的文章；介紹其學派凡五，分退化說和進化說兩類述之。文章雖短，但也是當時西方神話學的學術前沿。周作人成為中國神話學的早期開創者。但是，真正對中國神話學研究作出貢獻的是茅盾。他對希臘和北歐的介紹是卓有成效的，而他的《中國神話研究ABC》的出版，才是真正的中國神話學研究的奠基之作。如他將中國神話分為北、中、南三大部類，都是嶄新的見解。泰勒（Edward Buinett Tylor）和安德魯·蘭（Andreu Lang）是茅盾主要借鑒的神話學理論的對象。他們對中國神話學的研究是以書麵文獻為主的，幾乎沒有借鑒考古資料和田野調查報告，自己也根本就沒有從事過田野調查。對於他們來說，與其說是人類學的神話學研究，不如說是借用了一些人類學觀點的文學神話學研究。

那時也有少量的民俗學、人類學工作者到民族地區進行過調查；一些民俗學工作者進行過一些民間故事和神話的搜集，並發表了一些成果，但整體上影響不是太大。他們喜歡大段引用外文，引用國外的人類學家的說法，鋪排田野材料，卻很少有有價值、有創造性的學術成就。但是，人類學的神話理論揭開了中國現代神話學研究的序幕，其意義是非同尋常的。

對中國神話文本研究最有成績的卻是曆史學的神話研究。由於他們對文獻的研究比從事文學和人類學的學者更為深入，所以，對神話研究的影響更大。是曆史學界的人首先指認那些中國文獻的資料是神話的，因為在20世紀前，我們沒有神話的概念。他們大多是本土的研究者，但與人類學的一些派係有著奇特的聯係，更多的影響則來自“五四”時期的反傳統習氣。先是20世紀20年代的“古史辨”派，他們承襲晚清以來的疑古主義思潮作風，站在所謂反封建文化的立場上，要把中國古代曆史的早期部分還原為神話——認為那不是信史，很多乃是經學家和政治家的偽造，因而是神話。雖然他們的動機不是做一個神話學家，但卻使得中國的神話研究學者眼界大開，這也凸顯出本土的理論思潮的力量。他們對神話文本的深入解剖也告訴人們，學術研究僅僅借鑒一些理論說法是不能有多大作為的，而文本研讀功夫和解讀文本的廣泛文化背景，在神話學研究中更為根本。在古史辨學者的研究視野裏，一些重要的神話人物如鯀和禹的神話屬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探索，而像孟薑女這樣影響深遠的神話傳說人物也被深入研究過，取得突出成就。應該說，他們是中國神話研究的實績所在。“古史辨”派最後走得太遠了，他們由最初的文化批判，最後看古代文化變成幾乎什麽都是神話了。懷疑一切並不一定就是科學的，他們懷疑一些典籍是“偽書”，結果考古發現證實，那些典籍是真的。泛神話化的文化觀看來站不住腳，“古史辨”派於是在大紅大紫以後悄然收場。

不久，曆史學界出現了另外一種趨向：通過那些神異色彩濃厚的記錄，去重建上古的曆史。這是要把神話還原為真實的曆史。其中一方麵，一批文化保守主義者堅信古籍的記載是真實的曆史，認為對這些曆史的懷疑會動搖民族的精神，故神話應該重新回到曆史。另一方麵，一些史學家則將傳說與考古結合起來，對傳說時代進行了深入討論。像徐旭生那樣通過傳說與考古結合起來的方法研究中國早期的文化分布，認為華夏、東夷和苗蠻是古代文化的三大主幹，其成就是十分突出的，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如今。

曆史學界的一批學者也深受人類學派的影響，但觀點與純粹的人類學派截然不同，他們接受的是從恩格斯那裏引出的摩爾根的進化論人類學學說，他們要通過神話考察社會演進的軌跡。其中，關於母係氏族社會向父係氏族社會演變，部落聯盟時代到國家產生時代的傳說的研究最引人注目。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其中關於堯舜時代的婚製及其演變，都是深受摩爾根的影響的。他們認為神話縱然不是曆史真實本身，卻有曆史的真實結構在其中，他們也是把神話視為曆史資源的。他們把氏族、部落、圖騰、母係、父係這樣一些話語反複述說，事實上也把人類學關於神話學的範疇炒熱了。

以神話建構古史，有著嚴峻的現實背景。當時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文化不自信情形，在中華民族麵臨日本侵略，呈現出多方麵危機的時刻，重建曆史、重建文化信心便顯得十分重要。

聞一多先生麵對著這樣多的學術資源：有西方的神話文本譯本，有西方神話學的譯著，有對中國神話的研究嚐試，有考古資料，還有民俗學和人類學的田野報告。在20世紀40年代，神話學研究的基礎比20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文學的、曆史學考古學的和民俗學人類學的神話研究已經提供了綜合研究的可能，像古史辨這樣的純粹的文獻考察的本土研究與民俗學人類學田野方法及其外來理論的出現，誕生神話學的有深度的本土話語的敘述語境的條件已經成熟。聞一多先生以其特有的睿智和深厚的學養，恰遇這樣的時機，這樣便鑄就了他在中國神話研究史上的傑出地位。

聞一多先生最具代表性的神話學研究著作是《伏羲考》。伏羲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因此，這是一篇對民族根本神話的研究傑作。在此之前，關於此課題已經有較多的研究，聞一多先生搜集到兩種：芮逸夫已經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所《人類學集刊》發表了《苗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一文，引洪水故事凡二十餘則；另外有常任俠對伏羲女媧造型形象的論述，二者一為人類學的研究，一為考古學的研究。這是聞一多先生麵對的除古代文獻以外的伏羲神話的新文本。對伏羲女媧的研究，曆史學家呂思勉也發表過論文。這時，研究伏羲女媧已經成為神話學中的顯學。要想有所突破，戛戛乎其難！聞一多先生怎麽尋找創新的突破口呢？

首先，我們看到聞一多先生基本把握了多方麵的伏羲女媧研究的學術曆史信息。對於來自西方的人類學理論，聞一多先生主要借鑒吸收了圖騰學說，以作為對伏羲文化的主要研究視點。圖騰學說，自從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人們從介紹摩爾根的著作、介紹西方的社會學說就開始被中國學界知曉了，如嚴複所譯的《社會通詮》就有圖騰學說的介紹。後來塗爾幹的圖騰學說也被引入。尤其是法國人倍鬆的《圖騰主義》一書的中文版於1932年出版，則帶來了係統的圖騰學說的理論和豐富的世界各地的圖騰信仰的知識，該書被聞一多先生反複引證，塗爾幹也是聞一多先生引證的對象。另外，我們還能在《伏羲考》中看到弗洛伊德的學說的影子，如關於“遝布”（taboo）的知識，聞一多先生指出：“圖騰與‘遝布’是不能分離的。”這些新的理論資源，都是當時的學術前沿，聞一多先生對此的把握，充分說明他的神話學研究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這是聞一多先生神話學取得成就的一個條件。但是，我們看到，當時對人類學理論的了解，占有人類學理論資源的程度，聞一多先生都不是最多最深的。比起當時那些相對專門的人類學學者，聞一多先生顯然不如他們了解得多。但是，為什麽聞一多先生在中國神話學方麵的成就要遠遠超過他們呢？

既向國外人類學理論學習，又根據中國神話的實際，創造性地綜合分析，才是學術取得真正成功的關鍵。尤其是對中國神話文獻的綜合分析能力，對神話文獻間的聯係的洞察能力，都達到了當時神話學研究的最高境界。他獨創了中國神話研究的意象的係統聯想與論證的方法，是中國神話研究的重要突破。於是，我們發現，僅僅知道一些理論信條是不夠的。頭腦裏裝滿理論概念，但理論水準不一定高。如果沒有對文本的深刻理解，簡單的理論比附，可能還會造成思想與理論的真正貧乏。

芮逸夫、常任俠和呂思勉都是人類學、美術學和曆史學各領域的出色學者，他們關於伏羲女媧的論文都有很高的學術水準。但是，他們都隻是在他們所在學科裏產生影響，有很大的局限性。芮逸夫的論文有許多田野的資料，彌足珍貴，他展開的比較空間很廣闊；但是，他所構擬的“東南亞洲文化區”的想象，一時難以找到依據，而對古代文獻中的伏羲女媧資料隻是作了一般敘述，對於華夏傳統、苗蠻文化及其相互關係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常任俠的論文指出重慶出土的石棺畫像人物乃是伏羲女媧，也將其與日月神話和苗瑤神話的伏羲女媧的故事相聯係，對石棺畫像的解讀應該比較周全了；但其不足還隻是表明畫像內容為何而已，視野較芮文更為狹窄。至於呂思勉先生則主要在古文獻上用力，表現出不凡的文獻分析能力，從文獻視角指出此類神話與南方苗族相關，與田野報告和考古文物結論基本一致；然材料上既不涉及出土文物，也不關乎田野報告，在論述的指向上主要於文獻文字通假一麵進入，局限還是很明顯。

聞一多先生對待西方的人類學理論有著十分通達的理解，對於西方話語中有普遍意義的範疇，聞一多先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因為事實已經證明，西方早期的人類學家所提出的一些範疇具有普遍性，是文化研究的共同資源。同時，文獻記載的那些明顯地提到女媧伏羲的信息、圖畫形象、田野資料，也無不盡可能窮盡之。這就保證了對女媧伏羲的研究在當時一定會是最前沿的。

在聞一多先生之前的三位伏羲研究者的視野裏，有這樣一些共同的關鍵詞：伏羲女媧，人首蛇身，苗瑤，洪水。聞一多先生由出土文物之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相交像入手，直指蛇軀即龍身，伏羲女媧相交與文獻之二龍傳說：交龍、騰蛇、兩頭蛇有著內在聯係，又將大量的兩龍神話揭出，於是，田野報告，出土圖畫和明顯的伏羲女媧資料，與那些大量的奇怪的二龍二蛇相交記載奇妙地聯係起來——原來它們都是伏羲女媧交尾圖的不同形式，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兩龍**之相。一係列散漫的文化現象一下子變成了一個係列。在聞一多先生的研究中，係統性、整體性原則成為第一原則，於是，所謂圖騰就變得隻是大的文化框架下的一個小的研究要素。這時，他的研究擺脫了外來理論的束縛，由理論的奴隸變成主人，但又把外來理論的功能充分實現了。他在係統性、整體性前提下對資料作整理、聯想，然後論證之。開拓資料信息的空間，尋求信息間的聯係，使得多方麵的資料融會貫通。

當他將二龍二蛇的文獻資料與伏羲女媧的田野報告、考古圖像和文獻結合起來後，視野驟然開闊。於是，伏羲女媧不再是孤立的圖像，而是華夏族的圖騰——龍的變相，於是，引譬連類，將龍的演變以圖騰學說為基礎作了深入分析。其中，對中國曆史上的眾多圖騰的分化演變與部落的兼並的論述尤為經典，他說：“龍圖騰，不拘它局部的像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魚，像鳥，像鹿都好，它的主幹部分和基本形態卻是蛇。這表明在當初那眾圖騰單位林立的時代，內中以蛇圖騰為最強大，眾圖騰的合並與融化，便是這蛇圖騰兼並與同化了許多弱小單位的結果。”他由華夏族的象征聯係到整個中國人的象征，這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第一次對民族的形象作出這樣的分析，其影響十分深遠。而苗蠻地區的伏羲女媧傳說，便隻是華夏民族和苗蠻族文化交流和發展的結果。華夏、龍、漢、苗蠻，都在伏羲女媧的身上得到統一，成為一個整體。這樣一幅中國文化交流的景觀的展現，使得《伏羲考》成為一篇重要的中華民族曆史文化研究的經典文獻，已經遠遠超出了神話學本身的意義了——從這一層麵看，神話在文化中的根本地位也得到了最為清楚的呈現。

在整體性、係統性的文化研究視野裏，不僅民族交流和發展的統一性的觀念得到貫徹，就是一些奇特的神話要素也在係統性的目光下得到全新的詮釋。比如，伏羲女媧神話傳說中的葫蘆要素，本來隻是一個避水工具，過去的學者都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即便是像芮逸夫先生那樣的人類學家，也把葫蘆這樣的重要因素給忽略了。聞一多先生在對49個伏羲女媧故事進行了詳細分析後指出：葫蘆是造人故事的核心。那麽，為什麽要把葫蘆拿來作為故事核心呢？聞一多先生從語音關係出發，得出伏羲女媧就是葫蘆化身的重要結論。西方神話學研究中有語言學一派，認為神話之發生乃語言疾病——即人民在語言傳達過程中的訛誤，導致理解歧義，遂有神話的發生。而在中國，本來即有音韻之學，專門研究古今語音差異，對於識別古書的通假現象提供了科學依據。在20世紀，音韻學的方法成為研究古代神話的一種重要方法。這裏需要大量的語料以供比較，又需要對上古音和今音的差別有深入的了解。《易傳》將伏羲寫作包戲，即匏瓠，也就是葫蘆。古書女媧也可以音韻推出發音為匏瓜者。所以，伏羲女媧實乃葫蘆的音變。在這種論述中，聞一多先生引用的語料十分豐富，對音韻通假之學的應用，也十分嫻熟，因此，其結論的科學性是有保障的。音韻學的運用使得整個《伏羲考》的論述更加渾然一體，整個神話要素在以伏羲為核心的語境中高度統一聯係起來。

《伏羲考》綜合運用既存信息資源，融通中外研究方法，以綜合性係統性為研究的基本視點，研究方法具有綜合性和創造性的特點；對伏羲女媧、龍與葫蘆這樣一些重要的神話意象作了深入分析，揭示了這些神話意象在中國文化中的根本地位。《伏羲考》因其在中國現代神話學研究史上的傑出貢獻，成為神話學的經典名篇。當然，限於當時田野資源的區域，對西北和其他地區的伏羲女媧的資料沒有接觸到，《伏羲考》還有缺陷。但它對伏羲女媧研究，為中國神話的本土話語的探索，其意義至今未有消失。

聞一多先生的《龍鳳》《兩種圖騰舞的遺留》兩文，包括他的《端午考》，都借鑒了西方人類學研究中的圖騰範式，是對中國文化中的核心神話及其儀式的研究。可以把《伏羲考》和這一批文章看作一組，它們是對中國神話中以龍為核心的圖騰文化的研究。因此，此一類屬在中國神話學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除了對民族的根本神話，或者說核心神話的研究外，聞一多先生神話研究的另一特點就是對神話與詩歌的本事研究，把神話學與詩學結合起來。茅盾先生雖然對中國神話有較為深入的研究，但隻是一般神話學的描述，不是神話學的專題研究。在聞一多先生之前，曆史學的神話研究最有成就，人類學的神話研究也初露端倪。盡管從事文學的人不少對神話學有研究，如茅盾，如周作人，如魯迅，但都沒有把神話學引入詩學的視野中。開拓神話學的詩學研究，是聞一多先生的一項重要貢獻。通過他的努力，神話學成了詩學的一部分。

聞一多先生將神話學引入詩學，主要在求其本事，以揭開古詩千年之謎；同時，開拓詩歌意象的空間，增強闡釋的力度。如《薑嫄履大人跡考》，於“履帝武敏歆”一詩句詳加考辨，同樣我們看到了綜合的整體的係統觀念，以及意象的係統聯想與論證方法。對《詩經》中的這一本事，曆來隻是就文字本身進行討論，並且形成了“履大人跡而有孕”的經典解釋。聞一多先生指出：此乃祭神舞蹈，神屍舞於前，薑嫄尾隨其後，踐神屍之跡而舞，其事可樂，故曰“履帝武敏歆”，“猶言與屍伴舞而心甚悅喜也”。此說甚有創意，但證據稍嫌不足。然其中將該本事與周先祖聯係起來，又由周祖聯係到伏羲的出生，並釋秦人所建宓畤即是祭祀伏羲者，都是十分有創見的。這種由此及彼、係統聯想的方法，始終貫穿在聞一多先生的神話研究中。

在傳統的詩歌理論中，“比興”是最重要的範疇，它是揭示中國古典詩歌的鑰匙。聞一多先生是在傳統的詩學範疇裏作業，但卻將“比興”的內涵大幅度拓展了。《朝雲考》《說魚》等篇章，都是這種觀念下的實踐，令人耳目一新。20世紀後期，學術界對“比興”研究，尤其是對《詩經》“比興”的研究有很大的突破，但這種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循著聞一多先生開拓的路徑展開的。

古詩文中多有神仙觀念，聞一多先生撰有《神仙考》一文，專論古代神仙思想和求仙之道。其中既有銅器的文字考辨，又有古代族群遷徙的考察，視野開闊，體現出聞一多先生神話學研究的一貫特點。

我們分析聞一多先生在神話學研究上的成就，可以對理論及其運用問題得出啟示：一般理論信條是重要的，但是，了解理論並不意味著就能夠有所發現。理論仿佛是套路，沒有功夫就隻是花架子。而中國神話研究的功夫就是文字小學功夫、曆史文化功夫、族群宗教分析功夫。聞一多先生借鑒了圖騰範式，但當時知道圖騰學說的人很多，比他對該學說了解更深的大有人在，而對中國圖騰的研究成就卻沒有辦法和聞一多先生相比。我們麵對西方的文化學說，需要謙虛學習，但研究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神話，必須有對中國文化多方麵的知識。這是一個前提。這裏，聞一多先生已給我們作出了很好的榜樣。

如果我們的研究隻是在比附西方論題，那就失去了自我。因此，我們的研究還必須有自己的理論視角。理論可以引進，但理論不是靠引入才有的。我們應該謙虛地借鑒人家的學說，但是，隻有外來的觀點，我們的作為頂多就隻是人家理論的注腳——這不僅使我們自己收獲有限，也使文化交流變得不可能了。我們會變成外來理論產品的消費場所，而人家從我們這裏無所收獲。我們需要記住一點：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這句非常樸實而簡單的話被人忘記了，我們似乎進入了理論隻有通過翻譯才有的荒唐時代。我們讀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著作，更應該注意到的是他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獨特探索。聞一多先生神話學研究的獨特貢獻在於意象的整體關聯和係統聯想與論證的充分實踐，由表及裏，引譬連類，將神話材料放到一個相互關聯的文化係統之中，然後找出它們之間的聯係，於是，神話的文化意蘊便顯露出來。《伏羲考》由伏羲女媧交尾圖入手，聯係的是蛇與龍的同質，遂由兩蛇蛇身圖而及龍圖騰，進而把一大片二龍二蛇的材料納入統一觀照視野中，雜亂的材料頓時獲得清晰的理解。以龍圖騰作為統帥，聞一多先生清理出一個龍文化係統，使得紛繁的事項變得有軌可循了。《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由《候人》一句詩說起，最後開拓出對整個中國古代詩歌中的神女意象的分析，讓人們看到了神女係列的文化景觀。

或許，這有點像西方神話學中的原型學說。可是，聞一多先生發表這些成果時，原型學說還沒有出籠。聞一多先生揭示出的龍與二龍、魚、朝雲、洪水、飽與饑、神女等擴張性極強的意象，為我們揭示中國文化意蘊提供了很好的視角。他的研究視點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係的係列，這是聞一多先生神話研究的一個基本方法。他首先是才氣十足的聯想，然後便是老辣深沉的論證，一下子為我們展開一個相互聯係的文化係列。我們不願意把聞一多先生的神話意象分析和詩歌意象分析方法用弗萊的原型學說來替代。因為聞一多先生的實踐確實在弗萊的原型學說之前。而聞一多先生的係統聯想乃如撥霧見日，處在一種發現的快樂中。無論是對民族的根本圖騰——龍及其相關係列的分析，還是對詩歌的比興及其本事意象的分析，都是從不知到有知，由混沌到明朗，妙趣橫生。我們稱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方法是意象的係統聯想與論證方法，這是他在神話學研究中的方法的獨創貢獻，也是本土神話學研究話語的偉大創舉！

聞一多先生在神話學研究方法上的獨特創造，為我們今天的神話學理論和文化理論建設提供了寶貴資源，他為我們的理論和學術走向自立樹立了信心。它的更深層的意義在於：一個學者，應該肩負起文化獨創的使命，應該有民族的話語權利，這不僅僅關於自我尊嚴，而是為世界的學術事業作出真正貢獻。

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的原創精神及其實踐，為中國神話學，為中國人文社科研究自主話語建設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同時，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也為民族文化認同貢獻了巨大力量。他的神話學成就，在中華民族處在內憂外患的時代，樹立了一麵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旗幟。無論是多民族共同敘事的龍文化，還是共同的節慶端午，學術的洞見也是現實憂思的智慧呈現。當“古史辨”派悄悄收起對於傳統神話肆意解構的行為，並將他們曾經大作批評文章的大禹文化的代表作《禹貢》做了建設民族文化、維護國家精神的招牌：《禹貢》半月刊，這已經預示著神話研究價值觀的轉向。到了聞一多先生這裏，神話的學術研究則是在築起中華民族的文化長城，大禹及其龍文化得到了溫情的重塑。曾經的“禹是一條蟲”的輕佻，重回圖騰敬仰的神聖敘事的軌道。今天閱讀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著作，讓中國人獲得民族文化信心的熏陶，也讓世界各國讀者感受中國文化的強旺之力，以及豁達寬闊的胸襟，共同感受神話敘事帶來的正能量。

進入21世紀的中國神話學已經走過了百年曆程。我們曾經從西方的學術界吸收了營養，現在我們已經能夠回饋世界神話學學苑。聞一多先生的神話學研究是走出世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學術智慧。期待有識之士一起發掘這一寶藏，傳承人類共同的精神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