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休·斯特羅恩

戰爭——陳詞濫調

這本史書的終章講述了一戰記憶。作者莫德裏斯·埃克斯坦斯梳理審閱了25年前的詞條，這些資料來自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20世紀80年代後期保存的訪客留言簿。在貝納費戰爭公墓留言簿的“評論”欄裏，一位英國訪客寫道“毫無必要”。在歐洲大陸西北部，眾多公墓沿伊普爾、阿拉斯、凡爾登、貝爾福一線分布。“毫無必要”，這則評價雖然簡單實用，意味深長，卻淹沒在一戰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始終難以被史學家分享、評論。

眾多戰爭詩人的詩篇早已表明，以文字形式描述戰爭絕非易事，需要投入巨大精力，這也不難解釋為何關於一戰的出版物寥寥無幾。作者需要理解似乎是不成熟的，甚至是非理性的現象，並將其梳理成形——從過去到現在，這一點一直是最重要的寫作動機。但是由此所產生的一戰文獻描述，往往對戰爭規模或情感宣泄有失公允。另一位最近造訪西線公墓的人評論道：“除了陳詞濫調，我想不出其他字眼。”如果說記錄一戰經曆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開啟了現代主義——塞繆爾·海恩斯在《臆想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英國文化》一書中就持這種觀點，原因在於他們認識到，作家必須借助新詞匯和新文體才能準確描述戰爭的意義。

在不考慮相對主義或精細分類的情形下，當時的人們經常把這場大戰簡化為三個字眼——全球、總體、現代——每個詞都似乎能讓人感受到戰爭的規模，然而每個詞又充滿歧義，最終淪為陳詞濫調。

世界大戰

“全球”這個詞，貌似從地理意義上覆蓋了全世界，但實則欠缺準確性。直到戰爭結束，也未見全世界所有國家都參戰。而且陸上戰場主要限於歐洲、中東以及非洲部分地區，中亞和遠東僅爆發了零星戰事。倘若將“全球”一詞棄之不用，取而代之的就是“歐洲”。戰爭發端於第三次巴爾幹戰爭。事實上，理查德·J. 克蘭普頓的研究表明，與接踵而至的大規模衝突相比，巴爾幹半島的緊張局勢顯得較為孤立。當時，有些人將後續爆發的戰爭稱為“歐洲大戰”，也有幾位後世的曆史學家將其解讀為某種形式的歐洲內戰。在這場殘酷的戰爭中，歐洲大陸的“成員國”互相絞殺，消滅共享的霸權，挑戰共同的文化傳承——由基督教、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共同塑造的文化傳承。

但是這樣一來，準確地說，由於這種霸權的存在，戰爭的範圍又顯得過於局限。1914年，歐洲在全球位居主導地位——引領全球經濟，控製多個殖民地——這樣一來，歐洲爆發戰事，全世界都被裹挾其中。以倫敦市為例，它是當時的航運和保險行業中心。59個國家使用金本位——即將本國貨幣與黃金掛鉤，而金價則是通過兌換英鎊來衡量的。“全球化”和“網絡化”體係日益形成，而一戰則打亂了這一進程。大衛·齊林格瑞在他所寫的章節中明確指出，由於非洲絕大部分都被歐洲宗主國統治，因此在開戰伊始，立即就被卷入其中。1912—1913年兩次巴爾幹戰爭之後，奧斯曼帝國仍然是個歐洲國家。為了調整與其他歐洲列強的關係，土耳其被迫卷入戰爭。但烏爾裏希·特林佩納認為，鑒於奧斯曼帝國橫跨歐亞中東，戰火隨即燃燒到高加索、伊拉克和敘利亞。作為伊斯蘭世界的世俗領袖，奧斯曼帝國有權代表各地穆斯林宣布聖戰。盡管沒多少國家響應，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被迫選邊站隊。

真正的中立狀態往往屈從於變幻莫測的國家利益，這恰恰印證了戰爭的影響力。B. J. C. 麥克切爾描述了毗鄰德國的中立國所承受的經濟戰壓力。反觀域外國家，由於遠離歐洲戰場、不必周旋於同盟國與協約國之間，它們自然易於倒向協約國。誠然，出於一己私利，參戰的確是明智之舉，這個道理在日本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大衛·查斯克強調，1917年美國之所以參戰，不僅是因為德國實施無限製潛艇戰，最主要的是其尋求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野心。因此，“全球”這個詞更好地詮釋了一戰影響的廣度。

總體戰

較之“全球”，“總體”這個詞用得更不恰當。它的隱含意義是絕對的，但現實意義卻是相對的：“總體戰”幸虧隻是一句空話。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某些戰役，特別是西線戰場的索姆河戰役、凡爾登戰役以及帕斯尚爾戰役、意大利戰場上的伊鬆佐河12次戰役，以及喀爾巴阡山脈嚴寒中的鏖戰，都把這個概念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來了。對於那些在這些戰役裏戰死的個人而言，用老套的話說，這種經曆就意味著“總體”戰歿。但是，倘若有一支小分隊脫離戰場，就會有截然不同的觀察視角。約翰·摩羅認為，空戰猶如騎士之戰——個人勇氣戰勝了戰爭工業：1917—1918年間，空戰遠比陸戰危險得多；而空戰結果往往取決於參戰國的工業實力而非王牌飛行員的機智果敢。大規模工業生產決定了空戰的勝利。但是在西線戰場，飛行員在高空至少能比陸軍士兵更看得清地麵作戰的大致輪廓。塹壕戰限定了作戰區域，戰爭時刻威脅著官兵生命。塹壕為官兵提供了掩體。而當塹壕被攻破時，運動戰便取代了塹壕戰；士兵開始洗劫糧庫，恐懼陡生，謠言四起，暴行累累——對平民百姓而言，這無疑是噩夢般的災難。特林佩納認為，即使是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原因也大致相仿。

對於其他人，這種所謂的合理性解釋是斷然不可接受的——這等同於把駭人聽聞的亞美尼亞大屠殺輕描淡寫為戰爭背景下的軍事行動：亞美尼亞人視之為一場大屠殺，慘狀堪比納粹大屠殺。誠然，亞美尼亞人的命運證實了戰爭對平民的戕害。鑒於亞美尼亞人此前就備受迫害，那麽大屠殺是不是以全新方式進行的？身處奧斯曼帝國的亞美尼亞人，與身處俄羅斯帝國的德國人和猶太人(特別是1915年“大撤退”期間)的境遇，是否有天壤之別？這兩點尚存較大爭議。另外，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獨特性在於，它為國際人權創造了一個新詞匯——反人類罪，即從形式上說，犯罪動機並非源於宗教差異(盡管亞美尼亞人是生活在伊斯蘭國家的基督徒)。

戰爭對於平民的身體傷害，極少有像亞美尼亞大屠殺那樣慘烈的，更嚴重的戰爭創傷則在於心理層麵，從這個意義上講，“總體”這個詞絕不如“極權”更為準確：政府通過宣傳來進行思想動員。至少一直到1917年，大部分宣傳是麵向國外的，特別是針對有可能被說服成為盟友的中立國家。但是J. M. 溫特認為，對於宣傳所下的這個定義過於局限：操控民意的機製，往往掌握在逐利的公司而非政府手中，他們所使用的媒體也遠比印刷品更為多樣。媒體手段多種多樣，起初是宣傳海報，隨後是電影，還包括老套的紀念品、圖畫明信片、連環漫畫——這些媒介及時、廣泛地加深了敵對情緒。1917年的兩大明顯跡象表明，參戰國政府需要資助並發展這些宣傳技術。亞曆山大·華生認為，第一個跡象就是前線的嘩變。約翰·霍恩分析了第二個跡象，即國內發生革命。學界通常認為，前線嘩變並非反對戰爭目的，而是反對為了達到戰爭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反觀後者，由於蘇俄呼籲和平，但拒絕賠款割地——這說明了它反對戰爭本身的目的。事實上這兩股潮流密不可分：一戰的參戰軍隊是公民軍隊。由於政府大規模募兵，使得士兵感到身處軍隊和社會之間，全體社會成員均置身於戰爭之中。

全麵實行男性征兵製產生了另外一重“總體”效應——它導致工業生產喪失了大部分勞動力，因而隨後動員女性加入其中。但蘇珊·格雷澤爾反對將女性動員的規模誇大其詞，因為許多從事軍火生產的女性在1914年以前就有其他工作。在傳統農業中，女性已經與農村經濟融為一體。由於男性被征召入伍，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負擔加重。城市人口對於軍需品生產至關重要——這也從另一方麵解釋了“總體”參與戰爭的意義，即戰爭與所有人都息息相關——因此，城市也就自然成了戰爭中的合法目標。在一戰中，這就意味著它和海上封鎖帶來的物資短缺差不多：沒有食物、照明、供暖以及衣物。1918年空軍戰略學家認為，緊隨其後的便是直接攻擊城市。

現代戰爭

這樣一來，從第三個領域上看，一戰更接近“總體戰”。精密科技推動了飛機製造的發展；飛機本身就是限製一個國家工業動員的方式。精密科技和工業動員為工業化戰爭提供了條件，但是工業化戰爭仍然超過二者總和，它指的是科技和工業的運用方式，即作戰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工業化社會之間的戰爭，這種論斷不能充分說明它是“現代”戰爭的起源。同“總體”這個修飾詞相比較，“現代”一詞的使用要慎之又慎。

可以肯定的是，新式戰爭機器取代了大自然的節奏。自從蒸汽船出現以來，機器就日益顯示出掌控最基本條件的能力。1914—1918年，潛艇使得海戰不再依賴風力和天氣，而隻是取決於海洋深度。空中偵察迫使士兵隻得在夜晚行動，白天則匍匐隱蔽；高爆炸藥威力巨大，簡直能夠移動大山——至少是小山丘。大炮決定了士兵們的作息表——無論是睡覺、起床，還是行軍、停止，這些都取決於炮擊頻率。羅賓·普萊爾和特雷弗·威爾遜認為，1916年時，大炮的精密程度和規模尺寸決定了西線戰事。提姆·特拉弗斯描述了1918年協約國取得一戰勝利，大炮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是確鑿無疑的。但是槍炮的殘酷所帶來的直接效應卻是前現代的。士兵深挖塹壕，塹壕拯救了士兵生命——這樣一來，他們所理解的戰爭就不太具有“總體”參加的意味。塹壕裏士兵的境遇與“穴居人”相似，要想生存下去，所需要的武器與18世紀的圍城戰類似；迫擊炮和手榴彈，甚至還有更加原始的戰鬥工具，例如棍棒和斧頭。工業化戰爭所帶來的第一反應並非現代主義，而是原始主義。

但這並非唯一反應。當精密工程被應用於大規模生產中，便產生了輕機槍；化學工程研發了新型炸藥以及光氣；電氣工程革新了通信手段，使得軍隊可以獲取實時情報。精確的反炮兵火力，使得軍隊野心日益膨脹。在戰術層麵，新技術的發展最終導致了火力重組和運動戰，重新整合了炮兵和步兵。在實戰層麵，火炮可以長距離精確打擊，增加射程，在短時間內密集炮擊——這迫使塹壕加深，戰線拉長。霍格爾·海威格的研究表明，這些作戰技巧正是德軍的製勝法寶，德軍所采用的作戰原則，後來成為20世紀實戰概念的基礎。

戰爭走向

戰術和技術相結合，便決定了“現代”戰爭。但是1914年時，總參謀部關注的並不是戰術和技術。作戰參謀們關注的是戰區內的軍事行動、軍隊調動；他們關注的是戰役而非戰鬥。一戰之前，他們最關心的是不同戰術之間的關係，即策略。他們認為，策略是一種純粹的軍事行動、一種作戰方式，與政策毫無關聯。盡管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涉足政治，但是他們的專業軍事指揮水平為自己贏得了政治優勢。小塞繆爾·威廉姆森並未指責挑起戰爭的將軍，但他確實認為由於這些將領采取機械化軍事動員計劃，使得外交斡旋成功的機會被大打折扣。D. E. 肖沃爾特強調，一旦開戰，陸軍首要關心的便是機動作戰，重視實戰而忽視戰術。這樣一來，高級軍官由於思想僵化，被1914—1915年的個人經驗所局限，因此不能深入戰場，獲得塹壕戰的直觀經驗和啟示。

海戰與陸戰不同，沒有這些層次之分。保羅·霍爾本回顧了英德艦隊各自的指揮官——約翰·傑利科和萊因哈德·舍爾的戰術和作戰策略。在日德蘭海戰中，兩支艦隊均遭到炮擊；傑利科和舍爾都善於觀察戰局並靈活應對，都意識到戰略戰術所帶來的影響，例如，傑利科深知英國大艦隊倘若戰敗，那就意味著英國將滿盤皆輸。

在海戰中，戰術和戰略指揮被混為一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無線電的發明。當時的無線電設備十分笨重，陸軍無法輕易移動，但每艘軍艦都能安裝無線電。顯而易見，無線電常常被濫用，通信交流冗長拖遝；信號以電波的形式傳送，使得敵方至少知道對麵有一艘軍艦存在——倘若獲取了對方的密碼本，例如英軍就獲取了德軍的密碼本——那就可以讀取電報信息。但是英國人卻對另一件事情有獨鍾：位於倫敦的海軍部，偏偏要直接幹涉身處海上的下級軍官的作戰指揮。1914—1915年，時任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盡管隻是一名文職官員，但仍然熱衷於濫用無線電越級指揮，策劃海軍作戰事宜，而且不止一次地造成災難性後果。

武裝部隊負責完成作戰任務，而戰術問題則具有政治意義，關乎國家大局，在一場“現代”“總體”的戰爭中，二者往往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這是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1914—1918年，各參戰國首要的政府職能就是交戰。約翰·特納認為，對文職官員而言，他們更加關注戰爭如何進行、具體戰役的目標是什麽，這種關注是真實且合法的。一般說來，在英法等所謂的自由社會中，由於文職官員的關注，軍民矛盾異常尖銳。對士兵而言，為了戰爭目的而最大限度獲取資源——特別是生產彈藥和征用人力，都使得他們對戰時經濟的運營變得合情合理。德軍最高司令部的保羅·馮·興登堡和埃裏希·馮·魯登道夫將軍就是這樣做的——通過掌控戰時經濟，他們的職權遠遠超越了純粹的作戰任務。

當製定戰略上升為國家的首要職能時，軍隊就不再輕易服從政治命令了。克勞塞維茨曾討論過戰爭走向。從某種意義上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凸顯了戰爭走向，即戰爭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植根於抽象哲學而非現實。在大部分時間裏，戰爭本身變成了目的，而非達成目的之手段。戰爭對參戰國而言消耗巨大，軍需消耗提高了各國對戰爭成果的期望值，而忽視了他們到底能夠從戰爭中撈到多少好處。霍格爾·阿弗雷巴赫的研究表明，以德國埃裏希·馮·法金漢為代表的一類將領，被勒令接受妥協，但是這種妥協源於軍事現實，亦無法獲取政治支持。大衛·弗倫奇認為，對協約國而言，戰爭並非手段與目的的完美結合。勞合·喬治於1916年12月出任英國首相，他決定限製將領權力、減少傷亡，但拒絕了當月提出的和平倡議，並謀求徹底取勝。而德國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也誓言將戰爭進行到底。

戰爭目的

前兩章回顧了1914—1917年戰爭的戰略梗概，或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這場戰爭毫無目的——根據莫德裏斯·埃克斯坦斯的記述，許多造訪西線戰場的遊客都異口同聲說，一戰就是一場“浪費”之戰。大衛·史蒂文森在討論戰爭目的時，提出了關於戰爭走向的第三種觀點，並反對另一種陳詞濫調式的觀點。他關注戰爭的政治目標，並發現：交戰雙方的目標全然無法順利調和。他認為“沒有勝利的和平”或許無法長久維係。

左拉·施泰納通過分析《凡爾賽和約》，也支持大衛·史蒂文森的上述觀點。1919年的和平轉瞬即逝，原因並非合約條款不夠嚴謹，而是因為列強未能執行該條約。二戰距今已有70年，冷戰也早已結束，回首二戰和冷戰，我們可以對未來世界的和平進行預測。戰爭以及隨後的和平所產生的政治成果正慢慢衰竭。在20世紀，戰爭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同時又極具破壞力；戰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一直延續到21世紀。

首先，四個專製帝國土崩瓦解。1914年，德意誌帝國還貌似年輕，充滿活力。學者們對待俄國的態度大相徑庭：有些人認為沙皇專製與革命力量的早期衝突導致俄國分裂；也有學者認為，1914年列強博弈計劃中，俄國的重要性反映出它具有隱藏的實力。至於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早在19世紀就已經逐漸衰落，日薄西山。多民族構成是這兩大帝國衰弱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當時民族主義正日益高漲。

簽署《凡爾賽和約》的戰勝國，將民族主義作為一條指導原則，這樣一來，就將國內政治置於國際關係之中，為列強關係定下了一個持久的基調，但其間齟齬不斷，這貫穿20世紀後來的數十年。誠然，這種操作漏洞百出。歐洲的民族劃分和領土劃分並非一一對應；東歐的民族矛盾紛至遝來，直到蘇聯成立才得以緩解。至於歐洲以外的地區，民族自決權未獲承認——至少在當時沒有被完全承認。但是在中歐、東南歐以及中東，現代世界的政治版圖在1919年巴黎和會後得以成形。

其次，《凡爾賽和約》包含自由主義甚至民主的理念，這是美國參戰的戰果。1914—1917年間，自由主義遭到打擊。約翰·特納認為，從國內視角出發，對別國的侵略行徑已經徹底扭曲了傳統的自由主義。從國際上看，沙皇俄國加入協約國的作戰行動削弱了這一聯盟進行戰爭的意識形態純潔性。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使俄國退出了協約國集團，但並未緩和英法兩國高層首腦人物的立場，因為蘇俄的退出對自由主義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尤其是退出戰爭本身就意味著和平的理念。伍德羅·威爾遜像救世主一樣提出構建國際新秩序的構想，無疑使戰爭的意識形態基礎得以複活。許多在1914年參戰的國家之所以參戰，就是因為它們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以戰止戰的戰爭”。威爾遜的提議無疑讓參戰國的和平構想重燃希望。短期而言，美國參議院拒絕修改《凡爾賽和約》，國際聯盟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隨之而來——這都表明自由國際秩序轟然倒塌。但長期而言，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表明威爾遜主義具有延續性。1918年的11月11日休戰紀念日是為了慶祝停戰而設立的，隨著歲月流逝，這一天由慶祝變為紀念。

一戰持續時間

曆史學家的責任之一就是把曆史事件置於一定視角下討論。戰爭所帶來的危險——特別是一戰的危險，在於把這些曆史背景合理化，而大大削弱了戰爭的暴行，而且曆史學家要做到客觀公正，不得不泯滅人性。隻有一個因素可以把一戰描述為“總體”“現代”，即戰爭時間跨度。

本書的許多作者都指出，戰前人們預期戰爭會很快結束，但是1914—1915年的戰爭進程使這種幻想徹底破滅，大家感覺這會是一場“漫長”的戰爭。但是，“短暫”或“漫長”都不是明確的時間定義。1914年時，最明顯的參照物莫過於1866—1870年德意誌統一戰爭——以星期為度量單位計算戰爭跨度。但是，戰前準備耗時數月，即便是當時的總參謀長也無法信心十足地預測戰果；某些消息靈通的評論員預測，戰爭會持續兩至三年。在大眾看來，這些專業的計算預示著這會是一場“漫長”的戰爭，但考慮到戰爭的真實走向，身處1918或1919年去回溯的話，這些預測又顯得過於“短暫”。

羅伯特·葛瓦斯在本書倒數第二章也指出，一戰並未隨著休戰紀念日的一連串紀念活動而突然停止。恰恰相反，中歐東歐衝突不斷；內戰將波蘭從俄國分裂出來；土耳其戰敗後繼續作戰，力圖重塑自身和疆界；1914—1918年，在歐洲列強邊緣地帶原本被壓製的革命，在戰後即刻爆發。1914年一戰爆發，其他衝突也緊隨其後，此起彼伏——巴爾幹諸國混戰；日本在東亞大陸和太平洋地區擴張侵略，圖謀建立帝國，但最主要的還是四大列強倒台後各國的獨立之戰——所有這些鏖戰，都一直持續到一戰結束之後。1918年11月11日，德國在貢比涅森林的一節火車車廂裏突然接受投降條約——但一戰並未就此結束，這也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全球”大戰。

對於研究“現代”戰爭的曆史學家而言，一戰的時間跨度並不算長。考慮到戰爭規模和結果，曆時52個月(假設我們承認：一戰終止於1918年11月11日)，一戰也稱不上“總體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曆時更長一些，但這是後話了。從1914—1918年間那些參戰國的角度來看，30年戰爭、七年戰爭，以及拿破侖戰爭，時間跨度都更長一些。一戰的曆時和美國南北戰爭大體相當。

第一次世界大戰著實稱不上一場長期戰爭，但也算不上短期戰爭。但它的確是一場異常慘烈的戰爭。戰鬥風雨無阻，全然不受天氣和季節製約；至少在西線戰場，戰地受傷在曆史上首次超越疾病成為首要致死因素。特別是由於受傷，許多官兵都在前線有過短暫逗留。他們的戰爭經曆可以說是五味雜陳，既有勝利的興奮，也有失敗的沮喪。每位官兵參戰的範圍、地點、程度都有所不同，匯總起來的集體經曆絕對稱不上“總體”“現代”抑或是“全球”戰爭。這場戰爭的決定要素非塹壕莫屬。塹壕內的官兵團結一致，他們對於戰爭現實的記憶也大致相同——隨後的章節會繼續說明，這是一場風格迥異的多方衝突。

1998年，本書第一版出版時，恰好是德國休戰80周年。本書第二版出版是為了紀念一戰爆發100周年。在詳細梳理了最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書為讀者提供了拓展閱讀指導，其中4個章節是全新撰寫的。鑒於3位原撰稿人(蓋爾·布雷本，戴維·英格蘭德，L. L. 法勒)業已仙逝，原章節均被替換。羅伯特·葛瓦斯撰寫了《尚未終結的戰爭》這一全新章節，反映了學界自1998年起對一戰研究的新傾向。

過去15年間，史學界對一戰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討論，但本書的撰稿人並不想對初版做過多改動，這的確出乎意料。這是紀念一戰100周年時遇到的挑戰：抓住這一機遇，運用對一戰已有的觀點，產生新的思路。在導言開篇之處，我曾指出，在過去100年間，對一戰的記述曾達到過三次**。第一次**出現在1928—1934年間(至少在英語區如此)，當時許多出版商都認為，出版戰爭回憶錄漸成時尚。德國作家埃裏希·瑪麗亞·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暢銷全球，隨後被好萊塢搬上銀幕，大獲成功。許多學者(包括莫德裏斯·埃克斯坦因)都認為，一戰回憶錄的風行是受到了《西線無戰事》的啟發。然而二戰隨後爆發。直到一戰50周年時，人們才對它重拾興趣。對英語觀眾而言，人們圍繞民粹主義討論了衝突是如何爆發的。1964年，一戰老兵首度發聲。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曆史紀錄片《偉大戰爭》是首部記述一戰的紀錄片，一戰老兵在該片和其他節目中都講述了各自的經曆。1963年，瓊·李特伍德在動感十足的影片《多可愛的戰爭》中使用戰爭歌曲諷刺英軍將領，類似的諷刺作品還有艾倫·克拉克的《毛驢》(1961年)，列昂·沃爾夫的《在佛蘭德斯戰場》(1958年)。約翰·特林在為道格拉斯·黑格寫的傳記中回應了上述批評，約翰·特林還為這部作品起了一個頗具挑釁性的副標題——《受過教育的士兵》(1963年)。1964年2—3月，《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全新彩頁副刊都被用來講述一戰，稱其為“壓垮歐洲文明的最大劫難”。大西洋對岸，美國的《生活》雜誌在當年4月份也開始出版類似的紀念專刊，但其執行編輯用詞不甚準確，沒有準確地描述英國所參加的一戰，因此，他喚起了“關於戰爭的理想主義甚至是冒險主義”。

紀念一戰50周年的史學集刊均未做過嚴肅的檔案研究，因為那時戰爭檔案尚未解密。後來研究一戰的學者們(也包括本書的撰稿人)則不同，因為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可以調閱的檔案充足且資料翔實。在20世紀70年代，關於一戰的大部分國家檔案陸續公開，一是因為50年保密期限到期自動解密，二是因為公共文件的管製規定有所放鬆。從那時起，研究質量逐年提高，知識深度逐步拓展。但是現有研究仍有巨大缺陷——對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的研究有待加強；奧匈帝國的一戰檔案全麵翔實，對其相關研究還十分有限。但同另一種現象相比，這些檔案研究的欠缺簡直微不足道。

高深的學術理論遠未喚醒公眾意識。紀念一戰100周年本身需要塑造公眾對戰爭的理解，這也是第三大要務。這就向媒體、廣播公司、出版社以及各國政府提出了新挑戰，即必須擺脫一戰50周年紀念時代的陳詞濫調才能塑造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使大眾喜聞樂見。很明顯，許多關於戰爭的記述都出自私人筆記或地方誌，關於家史和社區活動。但這些史料也需要國際化視角。一戰史需要突破民族和教區爭論的界限，實現真正的對比研究和國際研究，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戰爭本質、內部相關因素以及戰爭影響。這也是本書的寫作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