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眾要在西貢西北八十公裏處的西寧聖殿舉行大會，慶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慶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個節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訪越南的人最喜歡介紹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務員創立，可以說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聖殿就在西寧。有一位教皇，還有一些女主教，他們通過扶乩進行預言，信奉的聖人是維克多·雨果。基督與佛祖從大教堂的屋頂向下俯瞰，下麵是一個東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繪的龍與蛇盤踞其中。剛來越南的人們都很喜歡我的這種描述。但高台教擁有一支兩萬五千人的私家軍隊，裝備著由舊汽車排氣管改造的迫擊炮，宣稱是法軍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時刻便轉為中立：這一套枯燥無聊的把戲，你要如何加以解釋呢？舉行這樣的慶祝活動，對農民有安撫作用，教皇會邀請政府成員（如果那時高台教正得勢，那他們就會應邀）、外交使團（幾個二等秘書帶著他們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軍總司令來參加，總司令通常會從總部指派一名兩星級的將軍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寧的路上，車輛源源不斷，軍政人士與各國使館的汽車飛馳其中，在相對比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團的士兵在稻田裏分散掩護。這樣的日子裏，法國最高司令部往往最為擔心，而對高台教徒來說，倒存有幾分僥幸心理，因為如果有幾位重要客人在他們的地區之外被殺，那他們豈不是毫不費力便展現出了自己的忠誠？
每隔一公裏便有一座泥製的哨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裏，看上去像一個感歎號。每隔十公裏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壘，裏麵駐紮著一個排的外籍兵團，他們來自摩洛哥或者塞內加爾。就像開車進入紐約市區那樣，所有的汽車都保持著相同的速度——也像開車進入紐約市區那樣，你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焦躁情緒。你注視著前麵的那輛車，又從後視鏡裏注視著後麵的那輛車。每個人都想趕緊開到西寧，看完表演，然後盡快趕回來：七點鍾開始宵禁。
汽車開過法軍所控製的稻田，進入和好軍的地盤，再過去則是經常與和好軍開戰的高台教的稻田：隻是哨崗上的旗幟有所變化而已。一些男孩兒**著身子騎在水牛背上，這些牛在稻田裏走來走去，**泡在泥水裏；金黃的稻穀已經成熟，農民戴著貝殼形的鬥笠，對著竹製的弧形小簸箕篩稻穀。迅速駛過的汽車，那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事物。
現在，每個村莊的高台教教堂都會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淺藍與粉色相間的抹灰，門上還有一隻上帝的大眼睛。旗幟逐漸增加，一隊隊農民沿著大路行走：我們快到聖殿了。遠處，那座山如同一頂綠色的圓頂帽子，矗立在西寧城上方——那是泰將軍的根據地，這位持不同政見的參謀長最近宣布了他要與法軍和越盟雙方交戰的意圖。高台教軍並沒有打算去對付他，盡管他已經綁架了一位主教，但有傳言說，他這麽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許。
比南方三角洲裏的其他地方，西寧的氣溫好像要更高：也許是因為缺水；也許是因為那些無休止的儀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許是為那些部隊流汗，他們端正地站在那裏聽人家用他們不懂的語言發表冗長的演說；也許是為那位教皇流汗，因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長袍。隻有那些穿著白色絲綢長褲的女主教跟那些帶著草帽的僧侶閑談，才能使人在強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幾分涼意。你絕不會相信還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點鍾的閑暇，那是在美琪大飯店屋頂上的雞尾酒時間，西貢河吹來陣陣清涼的晚風。
遊行結束之後，我采訪了教皇的助手。我壓根兒沒想從他身上得到任何東西，果不其然：這樣的采訪對雙方來說都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問起泰將軍。
“一個魯莽的人。”他說道，隨後便終止了這個話題。他對我開始講起事先準備好的那一套說辭，顯然已經忘記我在兩年前就已經領教過了——他的這套說辭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給新來的人播放的留聲唱片。高台教是一個宗教的混合體……是所有宗教裏最好的……傳教士被派去洛杉磯……關於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著一件長長的白色法衣，煙不離手。他給人一種狡猾又腐朽的感覺：“愛”這個字眼經常從他嘴裏蹦出來。我確信，他知道我們所有人都是為了嘲笑他的宗教活動才來到這裏的，但是我們並不如他狡猾。我們的偽善使自己一無所獲——連一個可靠的盟友都沒有，然而他們卻得到了武器，供給，甚至是現金。
“感謝您，閣下。”我起身準備離去。他送我走到門口，煙灰撒了一路。
“上帝祝福你的工作，”他假惺惺地說道，“請記住上帝是愛真理的。”
“哪一個真理呢？”我問。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真理即愛。”
他在手指上戴了一隻大戒指，當他伸出手的時候，我真的以為他覺得我會親吻他的手，不過我可不是外交官。
在沒有遮蔽、直射的陽光下，我看見了派爾，他正徒勞地試著發動那輛別克車。不知怎的，過去的兩周內，無論是在大陸酒店的酒吧裏，還是在卡提拿街唯一的好書店裏，我都能頻繁地碰見派爾。他從一開始便施加給我的那份友誼，現在看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他那雙哀傷的眼睛會充滿熱忱地向我詢問鳳的近況，而他的嘴唇則更為熱切地流露出他對我的喜愛與羨慕——這可真要命！
一名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車旁邊，正飛快地說著什麽。我走過去時，他便停了下來，一言不發。我認得他——泰將軍上山之前，他曾是泰將軍手下的一個助手。
“喂，司令官，”我說，“將軍還好嗎？“
“哪個將軍呢？”他不好意思地笑著反問道。
“當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來說，”我說，“所有的將軍都是一致的。”
“這輛車我打不著火兒了，托馬斯。”派爾說道。
“我給你找個機械師來。”司令官說完這句，便走掉了。
“我打擾到你們了吧。”
“噢，沒什麽，”派爾說，“他想知道這輛別克要多少錢。這裏的人們都很友好，隻要你正確對待他們。法國人似乎不知道該怎麽與他們交往。”
“法國人不信任他們。”
派爾一本正經地說：“一個人當然是可以信任的，隻要你選擇去相信他。”這聽起來像是一句高台教的格言。我開始覺得西寧的道德氛圍太濃重了，我簡直要喘不過氣來。
“喝一杯吧。”派爾說。
“那再好不過。”
“我帶了一瓶檸檬汁來。”他俯下身子，忙著在後麵的籃子裏翻找起來。
“有什麽酒嗎？”
“沒有，實在抱歉。你知道，”他起勁兒地說，“在這種天氣裏，喝檸檬汁對身體很有益處。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種維生素。”他給我遞過來一杯，我一飲而盡。
“不管怎麽說，可以解個渴。”我說。
“來點兒三明治嗎？這些三明治味道好極了。抹了一種新的三明治醬，叫維他健。我媽從美國寄過來的。”
“不，謝謝，我還不怎麽餓。”
“它的味道很像俄國沙拉——隻是吃起來有點兒幹。”
“我還是不吃了。”
“我吃的話，你不介意吧？”
“不，不，當然不會。”
他咬了一大口，然後在嘴裏嘎吱嘎吱地咀嚼起來。遠處，白色和粉紅色的石頭上雕刻著佛祖騎馬出家圖，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後麵跑著追他。女主教們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門上的上帝之眼正望著我們。
“這裏提供午餐，你知道嗎？”我說。
“我不想去冒險。吃肉——在這樣的熱天裏，可得當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們都是素食主義者。”
“那樣的話應該就沒問題了——不過我更喜歡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麽。”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維他健”。“你覺得他們能找到靠譜的機械師嗎？”
“他們可是懂得如何將你的排氣管改成迫擊炮。我相信別克汽車能做成最好的迫擊炮。”
司令官回來了，瀟灑地向我們行了個軍禮，說他已經派人去軍營裏找機械師了。派爾請他吃一塊“維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謝絕。他展露一副見過世麵的樣子，說道：“我們這裏在食物方麵有很多規定。”（他的英語說得很好。）“很愚蠢。一個宗教首府的情形，你們是知道的。我覺得在羅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樣。”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個躬，然後便不說話了。他和派爾兩個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他們並不希望我在這裏，我忍不住要逗逗派爾——這麽幹，說到底，隻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沒有青春，態度不嚴肅，為人不夠正直，更沒有未來。我說：“也許我得來一塊三明治了。”
“噢，當然，”派爾說，“當然。”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轉去後麵的籃子裏找三明治。
“不，不，”我說，“我在開玩笑呢。你們兩個想單獨聊一會兒。”
“沒那回事兒。”派爾說。他是我見過的最不稱職的騙子——說謊這門藝術，他顯然從未練習過。他向司令官解釋道：“托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認識福勒先生。”司令官說。
“我走之前會再來找你，派爾。”說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裏會涼快一些。
聖人維克多·雨果的雕像穿著法國學院製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圍著一圈光環，指向孫逸仙在一塊石板上刻寫的高尚言論，走過去後，便是教堂正廳。沒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寶座，寶座四周盤繞著一條灰泥製成的眼鏡蛇，大理石地板光潔如水，窗戶上都沒有玻璃——建造監獄都得留些透氣的孔。我想，人造監獄牢籠也跟這個差不多——讓那些質疑暴露在外，任憑風雨侵蝕；讓那些信條暴露在外，任人解釋評說。我的妻子已經找到了她的帶孔牢籠，有時我真的很羨慕她。太陽和空氣之間，總有一種衝突：我過多地生活在陽光下了。
我走在又長又空的教堂正廳裏——這可不是我所喜歡的印度支那。幾條有著獅子腦袋的長龍繞上講壇：屋頂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顆流血的心。佛祖坐著，一如既往，盤著雙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須垂下來，很像是旱季的瀑布。這完全是在演戲：祭壇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個有活動蓋子的籃子，不過是在耍花招。如果這座大教堂已經存在了五個世紀，而不是二十年，並且布滿著人們的腳印和風吹雨打的痕跡，那麽會更有說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樣容易信教的人，能在這裏找到她在人間找不到的信仰嗎？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會在她的諾曼教會裏找到嗎？但我從來沒有想要擁有信仰。記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記錄。在我的職業生涯裏，還從未發現過不可解釋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鉛筆在活動蓋子下進行他的預言，人們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裏，你都可以找到這種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記憶之中，從沒有過幻象，也沒有奇跡。
我隨意翻開我的記憶，像翻看一本相冊裏的照片那樣：在奧爾平頓，我借著敵軍一枚照明彈的亮光，曾看見過一隻狐狸從那片貧瘠的黃褐色土地的巢穴裏鑽出來，在一片禽鳥出沒的地區躡手躡腳地覘視；一具被刺死的馬來人的屍首，被廓爾喀巡邏兵放到一輛貨車後麵，運去彭亨的錫礦區，站在一旁的中國勞工神經兮兮地笑著；另一位馬來同胞將枕頭放在死者的腦袋下麵；旅館房間裏的壁爐上有隻鴿子，正準備展翅飛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臉，那是我回家最後一次跟她告別的時候。我的思緒從她這裏起程，又在她這裏結束。她肯定在一個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沒指望能發來的那封電報，也果然沒有發來。但是，他們都說，如果陪審團遲遲沒有回到法庭上的話，那麽犯人就還有希望。再過一個星期，如果還是沒有來信，那麽我還有希望嗎？我能聽見的周圍所有軍人與外交官的汽車都在加速運轉：這一年的盛會結束了。大批軍隊撤至西貢的行動開始了，同時開始的還有宵禁。我出門去尋找派爾。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陰涼處，沒人在修理他的車子。不管他們在談什麽，談話似乎已經進入尾聲，他們默默地站在那裏，因彼此對待對方都過於禮貌，所以又顯現出幾分拘束的模樣。我來到他們麵前。
“機械師還沒來。”
“馬上就來了，”司令官說，“他在遊行隊伍裏。”
“你也可以在這裏過夜，”我說，“這裏還有一場特殊的彌撒——如果參加一下的話，那對你來說可是相當特別的體驗。它會一直持續三個小時。”
“我該回去了。”
“除非你現在就出發，不然你是趕不回去的。”我不情願地補充道，“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搭我的車，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將你的車送回西貢。”
“在高台教的地盤裏，你們無須擔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說道，“但出了這片區域……當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車送回去的。”
“排氣管完好無損。”我說。他的笑容明亮、幹淨而爽直，堪稱一個標準的軍事化笑容。
2
我們出發的時候，已經有一長列汽車排在我們前麵。我踩油門加速，想超過前麵的車子，但我們已經通過高台教區域，轉而駛入和好教區域之後，連前麵車子的煙塵都看不見了。在這個晚上，我們身處的世界平坦而空**。
這並不是那種會讓人聯想起伏擊的鄉野之地，但在公路兩旁幾碼之外，人們可以藏在稻田裏，頸部以下全部沒入水中。
派爾清了清嗓子，這是一個信號，意味著他又要親密地攀談起來。“我希望鳳一切都好。”他說。
“我可從未聽說她生過病。”在車裏，我們望著一座哨崗沉下去，另一座又緩緩升起來，就像天平上的砝碼。
“我昨天看見她姐姐出來買東西。”
“我想她又邀請你去坐坐了吧。”
“老實說，的確如此。”
“她不會輕易放棄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說你要走了。”
“這些謠言倒是傳得很快。”
派爾說：“你會對我坦誠的，托馬斯，是不是？”
“坦誠？”
“我已經申請調動了，”他說，“我不希望我們都離開了，而隻留她自己在這裏。”
“我認為你會等到任期結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憐憫地說道：“我發現這種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麽時候走？”
“還不知道。他們認為在六個月之內，這個事情會被處理妥當。”
“這樣的日子，你能承受六個月嗎？”
“不得不。”
“你以什麽理由申請離開的？”
“我把這件事的大致情況告訴給了經濟專員——你見過的——就是那個喬。”
“我想他會覺得我是個渾蛋，不讓你和我的女孩兒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這邊的。”
車子劈裏啪啦地響了起來——在我注意到這點之前，大概已經響了有一會兒了，因為我一直在回味派爾那個天真的問題：“你會坦誠嗎？”這樣的問題源自一個非常單純的心靈世界，在那裏你談論民主和沒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舊墓碑上拚寫的那樣，而且談到這類詞的時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親所指的毫無差別。我說：“我們用完了。”
“汽油？”
“應該是足夠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滿了。西寧的那些渾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該發現的。這很像是他們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讓我們駛出他們的地盤。”
“現在我們該怎麽辦？”
“我們還能堅持開到下一個哨崗。希望他們那裏會有汽油。”
但是我們的運氣並不好。在距離哨崗還有三十碼的地方，車子拋錨了。我們步行走到哨崗腳下，我用法語向哨兵喊話，說我們是朋友，我們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槍打死。哨崗裏沒有回應：沒人出來偵察這裏的情況。我對派爾說：“你有槍嗎？”
“我從不帶槍。”
“我也是。”
最後一抹夕陽灑在這平坦世界的邊緣，如同稻穀一般，青色與金黃色覆蓋在大地上：與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襯，哨崗看起來像油墨印出來的一樣，漆黑無比。宵禁時間應該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話，依舊無人回應。
“你知道從上一個碉堡算起，我們經過了多少個哨崗嗎？”
“我沒注意。”
“我也沒。”距離下一個碉堡，大概至少還有六公裏——步行需要一個小時。我第三次喊話，仍然沒有回應，仿佛那片寂靜就是對我的最終答複。
我說：“這裏看起來好像沒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黃旗子上的紅色條紋已經褪成橘色，這表明我們已經出了和好教的地盤，來到越南軍管轄的區域。
派爾說：“你覺得如果我們等在這裏的話，會有汽車經過嗎？”
“也許吧，但是他們可能來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車燈打開，作為信號。”
“我的天哪，千萬不要。就這樣。”天色黑下來，我們走得跌跌撞撞，正急著去找一架梯子。一些東西在腳底下碎裂開來；我能想象，這個聲音穿過了那些稻田，在被誰偷聽呢？派爾的輪廓已經看不清了，成為路邊模糊的一團。黑暗，一旦當它落下來，就如同一塊石頭落下來一般。我說：“待在那兒別動，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經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裏——盡管敵人可能會順著梯子爬上來，但那也是他們唯一的逃生路徑。我開始向上爬。
我經常讀到人們在經曆恐懼時的內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個女人。我佩服他們的控製力。我這時什麽都沒想到，甚至連頭頂上的活板門也沒想到，那幾秒鍾裏，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嚇壞了。在梯子的頂端，我的頭撞了一下，因為恐懼，我沒有數出來那些台階，聽不見，也看不到。接著，我的腦袋從哨崗的泥地裏冒出來，沒人開槍打我，恐懼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盞小油燈在地麵上燃燒著，兩個人蹲在牆邊望著我。其中一個手裏拿著司登輕機槍，另一個手持著步槍，但他們看上去嚇壞了，跟我一樣。他們看上去像學生，不過越南人的年齡會像太陽那樣忽然就落山了——他們一會兒是小夥子，一會兒又成了老人。我很高興我的膚色和眼睛的形狀就像是一本護照——即便是處於恐懼之中，他們現在也不會開槍的。
我從地上走出來，向他們作保證，告訴他們我的車在外麵，汽油用完了。如果他們這裏剩有一點兒汽油的話，可以賣給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這個圓形的屋子裏空空如也，隻有一箱輕機槍用的子彈，一張木製小床，以及兩個掛在釘子上的背包。兩個盤子裏還擺著一些剩飯、幾隻木筷，這表明他們並沒有什麽胃口。
“汽油夠我們開到下一個碉堡的就行，有嗎？”我問。
倚在牆邊那兩人中的一個——手持步槍的——搖了搖頭。
“如果你們沒有汽油的話，那麽我們就隻好在這裏過夜了。”
“這是禁止的。”
“誰說的？”
“你是平民。”
“沒人能讓我坐在外麵的路邊上，等著別人來割斷喉嚨。”
“你是法國人嗎？”
二人之中隻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另一個坐在那裏，頭轉向一邊，盯著牆上的縫隙。他看見的隻是一張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聽什麽，我也開始聆聽。寂靜變得充滿了聲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雜音——劈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語的聲音。然後我聽見派爾的聲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腳下了。“你還好吧，托馬斯？”
“上來吧。”我回他道。他開始爬梯子，那個一直沒有作聲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輕機槍——我們不認為他聽清了我們的對話：這是一個危險的、驚嚇過度的動作，我發現他已經被恐懼給嚇癱了。我如軍長一般對他厲聲喝道：“把槍放下！”然後我又加上一句法語髒話，我想他會明白的。他無意識地服從了我的指令，派爾爬了上來。我說：“我們可以在這個哨崗裏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爾說。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兒困惑。他繼續說道：“這兩個蠢貨裏，不應該有一個去站崗嗎？”
“他們不願意被一槍打死。我希望你帶著比檸檬汁勁兒大一些的飲料。”
“下次吧，我一定會帶的。”派爾說。
“一個漫長的夜晚在前麵等著我們呢。”現在，派爾跟我在一起，我就聽不見那些雜音了。就連那兩個哨兵似乎也放鬆了一點兒。
“如果越盟的人來攻擊他們，會是什麽情形呢？”派爾問。
“他們會打一槍，然後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遠東日報》上讀到這種新聞，‘西貢西南方向的某個哨崗，昨晚被越盟暫時控製。’”
“這前景可不樂觀。”
“在我們與西貢之間，有四十座這樣的哨崗。不一定會輪到我們倒黴的。”
“我們可以吃這些三明治，”派爾說，“我真的認為，他們中的一個人，應該去放哨。”
“他是怕子彈打進來。”現在，我們兩個人也坐在地上，那兩個越南哨兵更放鬆了些。我對他們感到十分同情：這並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讓這兩個沒受過訓練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崗樓裏，永遠不確定越盟何時會穿過稻田，爬上公路。我對派爾說：“你認為他們知道自己是在為民主而戰嗎？我們應該讓約克·哈丁來向他們解釋。”
“你總是嘲笑約克。”派爾說。
“我嘲笑的是，花那麽多時間去寫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對他而言，那些東西是存在的。你難道沒有什麽精神概念嗎？比如說，上帝。”
“我沒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論者。”
“人們所信奉的神靈何止幾億？嗯，就連一個羅馬天主教徒，當他驚慌、高興或者饑餓的時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盡相同。”
“也許吧，如果有上帝的話，他理應無比浩大，並且在每個人眼裏都不相同。”
“就像曼穀的那尊大佛，”我說，“一次並不能看見他的全貌。盡管他在那裏一動不動。”
“我猜你不過是在故作強硬，”派爾說，“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沒人能毫無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貝克萊主義者。我相信我後背靠著的這堵牆。我相信那邊的輕機槍。”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相信我報道的事情，這點你們美國大部分記者都做不到。”
“來一支煙嗎？”
“我不吸煙——鴉片除外。給哨兵來一支吧。我們最好跟他們交個朋友。”派爾起身去為他們點著香煙，然後又轉了回來。我說：“希望香煙也有象征意義，跟鹽一樣。”
“你不信任他們嗎？”
“沒有一個法國軍官，”我說，“願意單獨跟這兩個被嚇壞了的哨兵在這些哨崗裏過夜。嗯，我還聽到過有一個排的士兵把他們的長官交給敵方。有時，越盟的擴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們。他們也不相信任何東西。你和你這類的人想發動一場戰爭，要別人幫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興趣。”
“他們不想要共產主義。”
“他們想要足夠的大米，”我說，“他們不想被一槍打死。他們希望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他們不想要我們這些白皮膚的人圍在這裏，告訴他們什麽是他們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淪陷了……”
“這套言論我早知道了。暹羅會淪陷。馬來西亞會淪陷。印度尼西亞也會淪陷。淪陷是什麽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還有來生的話，我就以來生的豎琴跟你的金冠打賭，五百年後也許不會再有紐約和倫敦，但他們還會在這片稻田裏種水稻，他們還會戴著他們的尖帽子，用長杆挑著他們的農產品去市場上出售。孩子們仍會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歡水牛，它們不喜歡我們的味道，歐洲的味道。記住——從水牛的觀點來看，你也還是一個歐洲人。”
“他們將被迫相信別人告訴他們的話，別人不會允許他們去反思。”
“思想是一種奢侈。你認為農民夜晚回到他們的土屋裏，會坐下來去想上帝和民主嗎？”
“你說的好像整個國家都是農民。那受過教育的人呢？他們會快樂嗎？”
“噢，不會，”我說，“我們用我們的理念將他們撫養成人。我們教給他們一些危險的遊戲，這就是我們為什麽會被困在這裏，並祈禱我們的喉嚨別被割斷。其實被割斷也是活該。真希望你的朋友約克也在這裏。不知道他會覺得是什麽滋味。”
“約克·哈丁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鮮……”
“他不是來服役的軍人，對吧？他有一張往返機票。有了往返機票，勇氣就變成了一種智力訓練，像一個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憐的家夥可沒法兒搭飛機回老家。嗨，”我對那兩個哨兵說，“你們叫什麽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後也許可以讓他們加入我們的閑談。他們沒有回答，隻是在那兩截煙頭後麵盯著我們。“他們以為我們是法國人。”我說。
“這就是問題所在，”派爾說，“你不應該反對約克，你應該反對法國人。他們的殖民主義。”
“什麽主義不主義。用事實說話。一個橡膠種植園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對他。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長讓他去做的。在法國的話，我想他會打老婆的。我見過一位牧師，窮得連褲子都沒的換，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在一個霍亂流行的地區，挨家挨戶去訪問，隻吃米飯和鹹魚，做彌撒時用的是一個舊杯子——一個木頭盤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這個牧師。你為什麽不管這個叫殖民主義？”
“這是殖民主義。約克說，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難改變壞的製度。”
“無論如何，法國人每天都在送命——這可不是一個精神概念。他們不像你們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話來領導人民——也不像我們那些政客。我去過印度，派爾，我知道自由主義者所造成的傷害。我們現在不隻有一個自由黨而已——自由主義已經感染到其他黨派。我們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會主義者：我們都有一顆好良心。我寧願當一個開拓者，為他所開拓的東西而戰鬥，雖死不辭。看看緬甸的曆史吧。我們去入侵這個國家，當地各民族都支持我們，我們贏了，但就像你們美國人一樣，在那些日子裏，我們還不是殖民主義者。噢，不，我們與國王握手言和，並把他的省份歸還給他，而讓我們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鋸成兩半。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以為我們會留下來。但我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不想有一顆壞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們在這裏也要做同樣的事情。先鼓勵他們，然後隻給他們留下一點點設備和一個玩具工業。”
“玩具工業？”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現在談政治為了什麽。政治並不吸引我，我隻是個記者。我沒有任何立場。”
“真的沒有嗎？”派爾說。
“為了爭論一番——來消磨這個血腥的晚上，僅此而已。我不會站隊。我隻會堅持報道，不管誰贏。”
“如果是他們贏了，你就要報道謊言了。”
“通常情況下，總是有彎路可走的。而且在我們的報紙上，我也沒有注意到實情有多麽受重視。”
我想，我們坐在那裏談話這件事情，給這兩個哨兵壯了不少膽子：也許他們認為我們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顏色的，黃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們白色的隻是說話——會給人留下人數眾多的印象，從而使得越盟的人離我們遠點兒。他們兩人拿起盤子，又開始吃飯，用筷子扒著往嘴裏送，眼睛卻沿著盤子的邊緣望向派爾和我。
“那麽你認為我們失敗了嗎？”
“這不是重點，”我說，“我並不很希望你們取得勝利。我隻想讓那兩個可憐的家夥快樂一些——僅此而已。我希望他們在夜晚時，不用坐在黑暗裏擔驚受怕。”
“為了自由，必須開戰。”
“我可沒有看到任何一個美國人在這裏戰鬥。至於自由，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你去問問他們吧。”我用法語隔著地麵向那兩個哨兵發問，“自由——你們知道什麽是自由嗎？”他們正低頭吃飯，聽見我的話後，瞪著眼睛望過來，什麽也沒說。
派爾說：“你想讓每個人都是從一個模子裏出來的嗎？你這是在為爭論而爭論。你是個知識分子。你所強調的個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約克說的，是一樣的。”
“為什麽我們現在才發現這點呢？”我說，“四十年前可沒人這麽講。”
“那時個人的重要性還沒有受到威脅。”
“我們的也許沒有受到威脅。噢，沒有，但那時又有誰在關心稻田裏的那些人呢？現在又有誰關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們當作人來對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員。他會坐在他的棚屋裏，問他的名字，傾聽他的抱怨；他會每天花掉一個小時去教導他——無論教的是什麽，他在那裏是被當成人來對待的，一個有價值的人。別再像鸚鵡學舌那樣重複地去說關於東方的那套理論，什麽對於個人靈魂的威脅。在這裏，你會發現自己站在錯誤的一邊——代表個人的是他們，而我們隻代表23987號士兵，全球戰略計劃中的一分子。”
“你所說的這些話，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實想法吧。”派爾不安地說。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這裏已經很長時間了。你知道，幸好我沒有卷入，否則有些事情我可能會去做——因為在東方這裏——好吧，我並不喜歡艾克[32]。我喜歡——嗯，這兩個人。這是他們的國家。現在幾點了？我的表停了。”
“八點半剛過。”
“還有十個小時，我們就可以走了。”
“晚上會變得很冷，”派爾一邊說著，一邊打著冷戰，“我從來沒想到過會是這樣。”
“四周都是水。我的車裏有一條毯子。取回來應該就可以應付了。”
“下去取來？安全嗎？”
“現在還早，越盟應該不會出現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習慣在黑暗裏活動。”
我剛一起身，那兩個哨兵便停下來，不再吃飯。我告訴他們，“我馬上就回來。”我的雙腿從活板門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後一步一步往下走。說來也怪，這樣的談論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別是這樣抽象的話題：它似乎使得周圍這些怪異的環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剛從一間屋子裏離開，還要回來拾起觀點繼續爭論一樣——這座哨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飯店的酒吧間，甚至是倫敦戈登廣場附近的一間屋子。
我在哨崗下麵站了一會兒，好讓我的眼睛適應環境。這裏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見月光。月光讓我聯想到太平間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衝洗一隻沒安燈罩的燈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靜止，就像有人在這片廣闊的空間試圖傳達出美好的願景，甚至連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們愛著的一個女人，大熊星座是我們童年的一個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對於我妻子那種有信仰的人來說，可能是一首心愛的讚美詩，或者一篇床邊的祈禱文。我也像派爾那樣打了一個冷戰。其實那個晚上的溫度並不低，隻不過路兩旁的淺水田給那種溫暖增加幾分涼意。我朝著車子那邊走去，有那麽一刻，當我站在路邊時，我甚至以為車子已經不在那裏了。我的信心被動搖了，即便後來我才想起，車子是在三十碼之外拋錨的。我忍不住彎著肩膀朝前走去——我覺得這樣的行走方式，在黑夜裏更為隱蔽。
我必須揭開汽車的後備廂才能取毯子，在靜謐之中，揭蓋時發出的哢嗒和吱呀聲讓我驚嚇不已。那個晚上一定到處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發出的噪聲成為唯一的聲音。我把毯子搭在肩頭，比從前更小心地關上後備箱。然後，剛一扣好，西貢那邊的天空忽然一閃，隆隆的爆炸聲便從公路那邊轟鳴著傳了過來。爆炸聲還沒過去，又傳來兩排輕機槍的掃射聲。我想：“有人要遭殃了。”遠處傳來人的叫聲，痛苦、恐懼的聲音，也可能是勝利的喊叫聲。不知什麽原因，我總覺得他們會沿著我們剛走過的那條公路發動一次襲擊。那一瞬間，我覺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們前麵去，在我們與西貢之間。那仿佛我們在不知不覺之中正朝著危險駛去，而不是遠離它，就像我現在這樣朝著危險的方向，向哨崗走過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為覺得走比跑發出的聲音更小些，雖然我的身體確實很想跑。
“發生了什麽事？”我說。
兩個哨兵看著我，派爾一下子撲過去，將輕機槍拽到他這邊來。
“在做遊戲嗎？”我問道。
“他們有槍，我可不放心，”派爾說，“如果他們打過來的話。”
“用過輕機槍嗎？”
“沒有。”
“那很好。我也沒用過。很高興這裏麵有子彈——我們可不知道怎麽裝子彈進去。”
兩個哨兵平靜地接受了損失一支槍的事實。一個哨兵將步槍放低，橫放在大腿上。另一個靠在牆上，閉上眼睛，就像一個孩子，相信隻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別人便也看不見他。也許他內心很高興，現在終於不用負更多的責任了。遠處輕機槍的槍聲又響起來——一連串三陣槍聲，然後又是一片寂靜。第二個哨兵把眼睛閉得更緊了。
“他們不知道我們不會用它。”派爾說。
“按理說，他們是我們這邊的。”
“我還以為你並不站在任何一邊呢。”
“一針見血。”我說，“希望越盟的人知道這一點。”
“外麵怎麽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遠東日報》的大字標題：“西貢郊外五十公裏處一座哨崗遭到襲擊，並被越盟遊擊隊暫時奪取。”
“你覺得在稻田裏會更安全嗎？”
“隻會更潮濕而已。”
“你似乎並不擔心。”派爾說。
“我都被嚇麻木了——但目前的情況還算不賴。他們通常不會在一個晚上攻擊三個以上的哨崗。我們的運氣算是比較好的。”
“那是什麽？”
一輛重型汽車駛上路麵的聲音，正朝著西貢而去。我走到槍眼向下望，正好看見下麵一輛坦克經過。
“是巡邏隊。”我說。炮塔上的槍口一會兒轉向這邊，一會兒轉向另一邊。我想對他們大聲喊叫，但那又有什麽用呢？他們的坦克裏可沒有能安置兩個無用的平民的空間。坦克駛過時，哨崗的土地麵震動了一下，然後他們離去了。我看看表——八點五十一分，接下來就是等待，待到火光一閃，連忙再去看看表。就像憑借雷聲與閃電的間隙來判斷距離。過了將近四分鍾，炮聲才傳過來。有一次我還覺察出反坦克火箭筒還擊的聲音，然後一切又平靜下去。
一聲爆炸使得哨崗的地麵又震動起來。“如果他們回得來的話，”我說，“這聲音聽起來像是地雷。”等我再去看表時，已經過了九點十五分，那輛坦克還沒回來。也聽不見更多開火射擊的聲音了。
我挨著派爾坐下，伸出兩條腿。“我們最好睡一會兒，”我說，“反正也沒別的事情可做。”
“我對那兩個哨兵不大放心。”派爾說道。
“隻要越盟的人不出現，他們不會輕舉妄動的。為了安全起見，把輕機槍放在你的腿下麵。”我閉上眼睛，試著想象自己身在別處——在希特勒還沒上台的時候，坐在德國火車的一節四等車廂裏，那時我還很年輕，坐整夜的火車也不會憂慮煩悶，那些夢幻般的經曆充滿了希望，而非恐懼。這個時間，也正是鳳替我準備燒一袋夜煙的時候。我在想，是否有封信在等著我——最好沒有，因為我知道信的內容是什麽，隻要沒收到信，我還可以擁有種種不可能的白日夢。
“你睡著了嗎？”派爾問。
“沒有。”
“你不覺得我們應該把梯子拉上來嗎？”
“我才明白他們為何不這麽做。因為梯子是這裏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輛坦克會回來。”
“它不會的。”
我盡力間隔很久才看一次表，但那些間隔的時間從來沒有感覺到的那麽長。九點四十分，十點零五分，十點十二分，十點三十二分，十點四十一分。
“你還醒著嗎？”我問派爾。
“是。”
“在想什麽呢？”
他猶豫了一下。“鳳。”他說。
“真的？”
“我隻是想著，不知道現在她在做什麽呢。”
“這我可以告訴你。她大概已經想到，我要在西寧過夜了——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點上蚊香，以驅趕蚊蟲，也許正在讀一本過期的《巴黎競賽畫刊》。像法國人一樣，她對皇室家庭生活很熱衷。”
他若有所思地說：“知道得如此確切，一定很幸福。”我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雙溫柔的像狗一樣的眼睛。他們應該叫他菲多[33]，而不是奧爾登。
“我可不太知道——不過有一點大概是真的。在你毫無辦法的時候，嫉妒也是一點兒好處都沒有的。‘肚子上，沒法兒作怪。[34]’”
“有時我很不喜歡你的說話方式，托馬斯。你知道她對我來說像是什麽嗎？她很純潔，就像一朵鮮花。”
“可憐的花兒，”我說，“周圍有很多雜草。”
“你在哪裏遇見她的？”
“她以前在大世界跳舞。”
“跳舞。”他驚呼起來，仿佛這個念頭令他痛苦不堪。
“這是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職業，”我說，“別擔心。”
“我年齡也比你大很多。等你到了我這個年紀……”
“我從來沒擁有過一個女孩兒，”他說，“沒有適當接觸過。沒有你說的那種真實經驗。”
“你們美國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吹口哨上麵了。”
“這些話我沒跟其他任何人說過。”
“你還年輕。這沒什麽可羞愧的。”
“你擁有過很多女人嗎，福勒？”
“我不知道你說的‘很多’到底是什麽意思。對我而言，意義重要的女人不超過四個——或者說，我對她們有過重要意義。其他的四十多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會跟她們在一起。無論是從健康，還是個人的社會義務角度來說，那都是錯誤的。”
“你認為那是錯的嗎？”
“希望我可以再度擁有那些夜晚。我仍身陷愛情之中，派爾，但我已經是個廢物了。噢，以前有些自滿，當然了。要過很長時間，我們才知道被人需要並不值得自滿。盡管隻有上帝才知道我們為什麽應該感到自滿，當我們環顧四周，看到別人也是會被人需要的。”
“你不覺得我有什麽問題嗎，托馬斯？”
“沒有，派爾。”
“這並不意味著我不需要它，托馬斯，像其他人一樣。我並不是——古怪的。”
“我們之中沒有一個像嘴上說的那樣需要它。這裏麵有不少自我催眠的成分。現在我知道了，我誰也不需要——除了鳳。但是這是件需要時間才能認識到的事情。如果鳳不在那裏，我也能安穩地過上一年，並且沒有任何一個晚上會感到不安。”
“但她在那裏。”他用一種我幾乎聽不到的音量說道。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總是很隨便，但到後來則會像他的祖父那樣，忠於一個女人。”
“我想那樣的年輕時光，未免都很天真……”
“也不見得。”
“《金賽性學報告》裏可沒這麽說。”
“這就是我說它並不天真的理由。”
“你知道，托馬斯，跟你在這裏像這樣談話，真是不錯。不知怎麽，似乎也不覺得那麽危險了。”
“在閃電戰裏，我們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說，“尤其是轟炸的間歇期。但那些轟炸機總會回來的。”
“如果有人問你最深刻的性經驗是什麽，你會怎麽說？”
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清早，躺在**，看著一個穿著紅色睡衣的女人梳頭發。”
“那個穿著紅色睡衣的女人是鳳嗎？”
我真希望他沒有問出過這個問題。
“不是，”我說，“那個女人要更早些。在我剛離開我妻子的時候。”
“後來發生了什麽事？“
“我也離開了她。”
“為什麽？”
說真的，為什麽呢？“我們是傻瓜，”我說，“當我們戀愛時，我很害怕失去她。我覺得她一直在變——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變了，但我對這種不確定的感覺卻再也無法忍受了。我朝著終點跑去，就像一個懦夫向敵人跑過去並贏得一枚獎章那樣。我想立即死去。”
“也算死亡的一種吧。然後我就來到了東方。”
“就碰見了鳳？”
“是的。”
“你如今不覺得鳳也是一樣嗎？”
“不一樣的。你看，另外那個女人愛我。我當時很害怕失去這種愛。而現在，我隻害怕失去鳳。”我為什麽要這麽說呢，我自己都覺得奇怪。派爾並不需要我的慫恿。
“但是她愛你，是嗎？”
“不是那樣。那不是她們的本性。你會慢慢發覺的。管她們叫孩子是陳詞濫調——但有一件事卻是很孩子氣的。她們之所以愛你，是為了報答你給她們的體貼、安全感和禮物——她們恨你，則是因為你的毆打，或是受到不公的待遇。她們不知道愛是怎麽一回事兒——隻是走進一間屋子，然後愛上一位陌生人。對一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派爾，這是非常安全的——她不會離家出走，隻要這個家是幸福快樂的。”
我並不是有意要傷害他。直到當他壓抑著怒火說道：“她可能更喜歡更大的安全感或更多的體貼。”我才意識到我已經惹惱了他。
“也許吧。”
“你不怕她離開嗎？”
“不像對於前一個女人的離開那麽害怕。”
“你到底愛不愛鳳呢？”
“噢，怎麽說呢，派爾，當然。但是從另一個層麵上來說，我隻愛過一次。”
“那四十多個女人又都算什麽呢？”他咬住我的話不放。
“我確定這個數字是《金賽性學報告》的平均指標以下的。你知道，派爾，女人是不要什麽貞操的。我也不確定我們男人需要這個，除非我們是出於病態。”
“我不是在說我是處男。”他說。我和派爾的全部談話似乎都朝著古怪的方向發展。是因為他為人真摯，所以談話才脫離了正常軌道？他說話從不轉彎抹角。
“你可以擁有一百個女人，然後你仍然是個處男，派爾。大部分因強奸罪而被處以絞刑的美國大兵都是處男。我們歐洲沒有那麽多。我很高興。他們可造成了不少傷害。”
“我真是不明白你說的話，托馬斯。”
“這沒什麽好解釋的。反正我已經厭倦了這個話題。在我這個年紀，性已經不是最關鍵的問題，衰老和死亡才是。我每天醒來時，想到的就是衰老和死亡，而不是女人的肉體。我隻是不想在人生最後的十年裏孤獨地活著，僅此而已。我不知道一天到晚應該想些什麽。我寧願有個女人跟我待在同一間屋子裏——即使是我不愛的。但如果鳳離開了我，我還有精力去找下一個嗎？……”
“如果這就是她之於你的全部意義……”
“全部意義，派爾？你也會等到內心恐懼的那一天，在生命裏的最後十年，孤獨地活著，沒有伴侶，隻有一家療養院在盡頭等著你。到那時候，你就會到處亂跑。甚至離開那個穿著紅色睡衣的女人，去尋找另一個，隨便一個，可以陪你直至離世的女人。”
“跟一個你傷害過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長串輕機槍的槍聲傳來——開火的地點不會超過一英裏遠。也許是一位緊張的哨兵對著影子開火，也許是又一場襲擊拉開了序幕。我倒希望是另一場襲擊——這會增加我們逃走的概率。
“你害怕嗎，托馬斯？”
“我當然害怕。出自本能地害怕。但以我的理性而言，我知道這樣死去會更好些。這就是我來東方的原因。在這裏，死亡時刻伴隨著你。”我看看表，已經十一點了。這個晚上還剩下八個小時，我們就可以輕鬆了。我說：“我們幾乎無所不談，除了上帝。我們把他留到後半夜再說吧。”
“你不信上帝，是嗎？”
“不信。”
“如果沒有他，對我而言，一切事情都沒有意義了。”
“有了他，一切對我才沒意義。”
“我曾讀過本書……”
我一直不知道派爾都在讀什麽書。（大概讀的不是約克·哈丁或莎士比亞或《婚姻的生理學》——也許是《生命的凱旋》。）這時，一個聲音傳進了我們這座哨崗，似乎來自活板門旁邊那些陰影——一陣從空洞的擴音器傳出來的聲音，說的是越南話。“我們這下可難辦了。”我說。兩個哨兵也在聽，他們的臉轉向槍眼，嘴巴大張。
“那是什麽？”派爾問。
走在哨崗牆上的槍眼之間，就像走在嘈雜的聲音裏。我迅速望向外麵：什麽都看不見——甚至連公路都辨別不出來，當我轉回頭時，那支步槍已經在瞄準了，我不確定它瞄的是我還是那個槍眼。但當我繞著牆邊移動時，那支步槍也跟著移動，雖然有些猶豫，但仍將我置於射程之內，外麵那個聲音又說了一遍同樣的話。我坐下，那支步槍也放了下來。
“外麵那人在說什麽？”派爾問。
“我不知道。我想他們是發現了車子，然後告訴這些家夥把我們交出去，要麽就直接幹掉。在他們下定決心之前，你最好把那挺輕機槍端起來。”
“他會開槍的。”
“現在還不確定。等他拿定了主意，就一定會開槍。”
派爾將腿移動了一下，順勢端起了槍。
“我會沿著牆走，”我說，“等他眼睛一眨，你就瞄準他。”
我剛站起身，那個聲音就停止了，突如其來的寂靜使我驚得跳了起來。派爾厲聲喝道，“放下你的槍。”我懷疑那挺輕機槍是否上了膛——我之前嫌麻煩，沒有仔細檢查——那個哨兵已經將步槍扔在地上。
我走過去，將步槍撿起來。這時，外麵那個聲音又開始說話——仿佛還是那些話，我覺得一個音節都沒變。也許他們是在放唱片吧。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會發出最後通牒。
“也許會遭受一陣火箭筒的襲擊，也許會有一個越盟軍人衝過來。”
派爾檢查了一下他的輕機槍。“這似乎沒有什麽神秘之處，”他說，“我要不要打幾槍？”
“不，讓他們繼續猶豫去吧。他們更想一槍不放就拿下這座哨崗，我們還有一些時間。最好盡快離開。”
“他們可能正在下麵等著呢。”
“沒錯。”
那兩個人注視著我們——我說是兩個“人”，但我懷疑他們加起來還不到四十歲。“那這兩個呢？”派爾問，緊接著又直截了當地加上一句，“我應該開槍把他們幹掉嗎？”也許他隻是想試試輕機槍。
“他們什麽也沒做。”
“他們會把我們交出去的。”
“為什麽不呢？”我說，“這裏本來就沒我們什麽事兒。這是他們的國家。”
我把步槍裏的子彈取出，將槍放在地上。“你不會就把槍扔在這裏吧。”派爾說。
“我太老了，帶著槍跑不動。而且這也不是我的戰爭。走吧。”
這的確不是我的戰爭，但我希望黑暗裏的那些人也知曉這一點。我將油燈吹滅，從樓門口將腿伸下去，找到梯子。我能聽到那兩個哨兵在悄聲交談，像低沉的歌手那樣，他們的語言聽起來就像一首歌。“一直向前走，”我告訴派爾，“走到稻田。小心田裏的水——我拿不準水有多深。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感謝你的陪伴。”
“一直樂意。”派爾說。
我聽見那兩個哨兵在我們身後移動：我不知道他們手裏是不是還有刀。擴音器裏的聲音蠻橫起來，好像是在給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下麵的黑暗裏有什麽東西在輕輕移動，也可能是隻老鼠吧。我有些猶豫。“上帝啊，現在我要是有杯酒就好了。”我低聲說道。
“我們走吧。”
有東西在從梯子下麵往上爬——我雖然什麽也沒聽到，但能感受到梯子在我腳下搖晃。
“你怎麽不動了？”派爾說。
那種鬼鬼祟祟的、無聲的移動，我不知道我為何會認為那是什麽其他東西，畢竟隻有人才會爬梯子，然後我又無法確定那是像我一樣的人類——那像是一個正往上爬並準備大開殺戒的動物，一聲不響，目的明確，有著另一種生物的冷酷凶殘。梯子搖來**去，我想象著我看見了它的眼睛正向上望。忽然間，我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跳了下去，下麵什麽都沒有，我的腳踝崴在鬆軟的土地上，那感覺仿佛是被誰用手扭了一下。我聽見派爾從梯子上下來了，我這才意識到我隻是一個被嚇壞了的傻瓜，甚至連自己在不住地發抖也不知道，還一直以為自己很堅強，不會亂想，具備一個真正的觀察者和記者所應該擁有的素質。我站起身來，一陣疼痛襲來，我差點兒又跌倒在地。我拖著另一條腿向稻田奔去，聽見派爾跟在我的後麵。就在這時，火箭筒射向哨崗，我又撲倒在地上。
“你受傷了嗎？”派爾說。
“有什麽東西擊中了我的腿。還不嚴重。”
“我們繼續往前走吧。”派爾催促我說。我隻能看得見他，因為他周身都是白色的灰塵。接著，連他也看不見了，像放映機的燈泡壞掉時屏幕上的畫麵那樣，隻有聲軌還在繼續響著。我小心翼翼地用我沒有受傷的那個膝蓋撐在地上，竭力想站起身來，但又不敢讓我那受了傷的左腳踝受力，接著我又倒下了，痛得喘不上氣來。不是我的腳踝，而是我的左腿有了麻煩。我不再焦慮——疼痛使我無心在意其他任何事情。我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隻是希望疼痛別再來找我。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疼的人那樣。我沒想到那些越盟的人這麽快就來搜索已經成為廢墟的哨崗，又一顆炮彈向這邊飛過來——在他們過來之前，要把這裏徹底摧毀掉。這要花掉多少錢哪，疼痛退去時，我這樣想到，隻是為了殺死幾個人——殺死幾匹馬要比這便宜太多了。我這時一定還沒有完全清醒，因為我開始覺得自己好像誤入了一個老馬屠宰場，在我出生的那個小鎮上，老馬屠宰場是我最討厭的地方。我們經常以為自己聽見了那些老馬可怕的嘶叫聲，還聽見了那些無痛殺馬工具的爆裂聲。
隔了一會兒，疼痛再次襲來，我一動不動地躺著，屏住呼吸——這兩樣在我看來同樣重要。我心裏十分清楚地思考著，到底是否應該爬向稻田。越盟的人也許還沒來得及搜到那麽遠的地方。另一支巡邏隊可能就要出現，跟之前那輛坦克裏麵的人員進行聯絡。但較之遊擊隊來說，我更怕疼痛，所以仍然一動不動地躺著。周圍聽不見派爾的聲音，他一定已經跑到稻田裏了。這時，我聽見有人在哭泣。聲音是從哨崗的方向，或者說是哨崗那裏傳過來的。它不像是成人的哭聲，倒像是一個害怕黑暗，卻又不敢大聲叫喊的孩子所發出的。我猜是那兩個哨兵中的一個——也許他的同伴已經死掉了。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斷他的喉嚨。不該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個蜷曲在溝渠裏的小孩兒的屍體。我閉上眼睛靜靜地等待著，似乎這樣可以讓我遠離痛苦。一個聲音喊了句我聽不懂的話。我甚至覺得我可以在這個黑暗、孤獨、沒有疼痛的境地裏逐漸睡去。
然後，我聽見了派爾的低語聲，“托馬斯，托馬斯。”他很快便學會了躡腳走路，我都沒有聽見他轉回來的聲音。
“走開點兒。”我低聲回應道。
這時，他找到了我，緊挨著我平躺下來。“你為什麽不過來呢？你受傷了嗎？“
“我的腿。我想可能是斷掉了。”
“子彈打的？”
“不，不是。一截木頭。或是石頭。從哨崗上落下來的東西。沒流血。”
“你走吧，派爾。我不想堅持，傷得很嚴重。”
“哪條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邊，將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像哨崗裏的男孩兒那樣哭泣，但一下子我又很生氣，可輕聲低語很難表達我的憤怒情緒。“他媽的，派爾，別管我。我想待在這兒。”
“你不能待在這兒。”
他把我拉到肩膀上，還沒拉到一半，我就疼得無法忍受了。“別逞英雄了。我不想走。”
“你得配合，”他說，“否則我們都會被抓住的。”
“你……”
“安靜點兒，要不然他們會聽見的。”我惱怒得要哭出來了——沒有比“惱怒”這個詞更恰當的了。我倚在他身上，讓我的左腿吊著——我們像一對參加三條腿比賽的尷尬選手。如果不是在我們剛出發時，一挺輕機槍在公路那頭向著下一座哨崗快速連續開火的話，我們大概是沒有機會的。也許有一支巡邏隊正衝上來，也許他們正在完成破壞三座哨崗的任務。總之，這陣槍聲掩護了我們緩慢而笨拙的逃亡之旅。
我不確定自己在這段時間裏是不是一直都是清醒的。我想，最後那二十碼的距離，派爾差不多是背著我在走。他說：“當心這裏。我們要下稻田了。”幹燥的稻穀在我們周圍沙沙作響，腳下的爛泥也在向上翻湧。水淹到腰部的時候，派爾停下來。他氣喘籲籲，氣息哽住時，使他聽起來就像一隻牛蛙。
“抱歉，連累了你。”我說。
“不能扔下你不管。”派爾說。
第一個感覺是輕鬆。水和泥巴溫柔而牢固地托著我的腿，像一條繃帶那樣，但好景不長，我們在水裏感覺越來越冷，渾身不停地打著冷戰。我在想現在是不是已經過了午夜了，如果越盟的人沒有發現我們，我們就還得在這裏待上六個小時。
“你能稍微換個姿勢嗎，”派爾說，“一會兒就行。”聽見這話，我又沒有緣由地生起氣來——對此我沒有什麽借口，隻是因為疼痛而無比煩躁。我沒有讓誰來救我，也沒有讓誰來把我的死亡這樣痛苦地推遲。我想念剛才躺過的那塊幹硬的土地。現在我像獨腳站立著的水鶴，努力試著減輕我在派爾身上的重量。隻要我一開始動，稻稈兒便劈裏啪啦響個不停，還刺得我的皮膚又癢又痛。
“你在那邊救了我的命。”我說，派爾清了清他的喉嚨，準備說出他那套老派的回應，“好讓我死在這兒。但我寧願死在幹硬的地上。”
“最好不要說話。”派爾說，仿佛他是在跟一個病號說話。
“誰他媽的讓你來救我了？我來東方，就是想死在這裏。這就是你們該死的不講道理的地方……”我搖搖晃晃地走在泥裏，派爾將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放鬆。”他說。
“噓，噓。”一陣腳步聲傳來，有人正向田邊走來。公路上的輕機槍停止射擊，四周一片靜謐，隻有這腳步聲和我們呼吸時稻草輕微的沙沙聲。然後腳步聲停了下來：離我們似乎隻有一個房間的距離。我感覺到派爾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緩緩下壓，我們一起慢慢地陷在泥裏，不讓稻稈兒發出一點兒聲響。我用一個膝蓋跪著，頭向後仰，這樣我可以將嘴巴留在水麵上呼吸。腿上的疼痛再次襲來，我想，“如果我現在暈過去，就會被淹死。”——一直以來，我討厭和恐懼被淹死的念頭。為什麽不能選擇自己的死法呢？現在這裏沒有任何聲音：也許在二十英尺外，他們在等待著一陣沙沙聲、咳嗽聲或者噴嚏聲——“噢，上帝，”我想，“我要打噴嚏了。”如果派爾剛才把我留在原地的話，我隻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就好了，不會連累他——他是想活下去的。我用幾根空閑著的手指按住上唇，這招兒是我小時候玩捉迷藏時學會的，但噴嚏還在鼻腔附近徘徊，等著打出來，而敵人在黑暗中一聲不響，就等著這聲噴嚏。它馬上就要打出來了，馬上，馬上，終於打出來了。
但就在我噴嚏打出來的那一刻，越盟士兵的輕機槍開火了，一串火光射過稻田——槍聲掩蓋掉我的噴嚏聲，尖厲的槍聲像一架機器在鋼鐵上鑽孔那樣。我吸一口氣，又潛入水裏——人總是出乎本能地躲避所愛的東西，向著死亡賣弄風情，像一個女人要求被她的情人強奸她那樣。被子彈掃過的稻草垂在我們的頭頂上，這場風暴總算過去了。我和派爾幾乎同時伸出頭來喘口氣，隻聽見腳步聲向著哨崗那邊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