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那天早上，派爾到大陸酒店的廣場之前，我早就看夠了美國記者同僚的那副模樣：高大，喧鬧，人到中年卻孩子氣十足，對法國人滿是挖苦和諷刺。其實，說到底，這場戰爭還是法國人在打。每隔一個周期，一場戰事順利結束後，傷亡者從戰場上挪走，記者們就會被邀請至河內，坐上四個小時的飛機，聆聽總司令的演講，在記者營裏暫住一晚，他們經常吹噓記者營裏的酒吧侍者是印度支那最好的，再飛到三千英尺的高空中（超出重機槍的射程），巡視一番剛打過仗的戰場，然後安全地、吵吵鬧鬧地回到西貢的大陸酒店，就像學校裏的一次郊遊。
派爾很安靜，看起來也很謙遜，那天有時我必須身體前傾，才能聽清他在說些什麽。他非常嚴肅。有幾次，美國記者在門廊上爭吵時，他露出一些厭煩的表情——大家都認為門廊上更安全些，不會遭受到手榴彈的襲擊。但他沒有批評任何人。
“你讀過約克·哈丁的書嗎？”他問道。
“沒。沒有，我想我應該是沒讀過。他寫過什麽？”
他注視著街道那邊的奶品冷飲鋪，出神地說：“那間店就像一個碳酸冷飲櫃。”我猜想，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場景裏，他唯獨注意到這個，不知道他是害了多麽嚴重的思鄉病。但我自己剛來這裏的時候，走在卡提拿街上，最先注意到的不也是擺著“嬌蘭”香水的商店，然後想著畢竟歐洲到這裏不過是三十個小時的距離，並借此來安慰自己嗎？他的目光極不情願地從奶品鋪子上麵移開，然後說道：“約克寫過一本名為《紅色中國的進步》。這本書非常深刻。”
“我沒讀過。你認識他嗎？”
他一本正經地點點頭，然後陷入沉默。沒多大一會兒，他又開口說話，並對之前他給人留下的印象加以修正。“我跟他並不熟，”他說，“隻是見過兩次而已。”我喜歡他的這種態度——認為說自己認識——那人叫什麽來著？——約克·哈丁——未免有些吹噓的成分了。我後來才知道，他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有著巨大的尊重。他所謂的“嚴肅作家”，並不包括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除非他們也有當代主題的作品，即便那樣，他還是認為閱讀直截了當的作品更好些，比如約克所寫的那些。
我說：“你知道，要是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便不會再去閱讀關於它的文字。”
“當然，我一向喜歡聽聽那些在場的人是怎麽說的。”他謹慎地回答。
“然後再拿它跟約克的描寫比對一下？”
“是的。”也許他已經覺察出我的諷刺意味，因為他又很有禮貌地說，“如果你有時間跟我說說這裏的大概情況，那真是我莫大的榮幸。你知道，約克在兩年多前也在這裏待過。”
我欣賞他對哈丁的忠誠——不管這個哈丁到底是誰。派爾的態度，跟那些熱衷於抹黑事實、喜歡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批評言論的新聞記者是完全不同的。我說：“再來一瓶啤酒，我跟你談談這裏的大概情況。”
他專注地望著我，那種神情很像一個得獎的好學生。我開始給他解釋北方的情況，在東京[10]，法軍當時正在堅守紅河三角洲，包括河內和北方唯一的港口——海防。大部分稻米都產自那裏，當收獲季節到來時，爭奪稻米的戰事也就拉開帷幕了。
“這就是北方的情況，”我說道，“法國人，那些可憐的家夥，在那邊也許還可以守一陣子，如果中國人不來幫助越盟的話。一場叢林、山地與沼澤的戰爭，你走過稻田，水淹至肩膀，敵軍卻一下子就消失了，他們將武器埋藏起來，並換上了農民的衣服。但在河內潮濕的天氣裏，你也可以舒適地腐爛掉。他們不朝那裏扔炸彈。天知道為什麽。你可以稱它為一場正規戰爭。”
“南方的情況呢？”
“法國人控製主要幹道，直到晚上七點為止：七點之後，他們控製著瞭望塔和城鎮——一部分而已。這並不意味著你是安全的，也不意味在酒店門前就可以不裝鐵柵欄了。”
這一切，我從前不知道解釋過多少次了。我仿佛是一張唱片，總為剛來到這裏的人播放——來訪的英國議員，剛上任的英國公使。有時我在夜裏醒來，也會說“以高台教的情況來說吧”，或者是說和好教、平川派[11]，這些都是私人軍隊，給足了錢就可以為任何人服務或者去幫忙複仇。不熟悉的人會覺得他們這些組織神秘有趣，但他們猜忌與背叛起來就毫不吸引人了。
“現在，”我說，“又出現一個泰將軍。他原來是高台教的參謀長，但現在已經把隊伍帶到山上去了，跟兩邊同時交火，法國人、共產黨……”
“約克，”派爾說，“曾提到過，東方需要一支第三勢力。”也許我早該看出那種狂熱的光芒，對他的隻言片語，對第五縱隊、第三勢力、第七天這些具有魔力的數字快速反應。我就可以省去我們許多的麻煩，甚至還能救了派爾的命——如果我當時就意識到這個思想頑固的年輕人到底在動什麽腦筋的話。但我沒有繼續待下去，留下他去啃枯燥無味的局勢這塊硬骨頭，我則像往日一樣沿著卡提拿大街散步去了。他隻好獨自了解如同一股揮之不去的特殊氣味般的真實背景：夕陽下稻田裏的一片金黃；漁夫虛弱的像蚊子一般盤旋在田野上的白鷺；老方丈法壇上的一杯杯苦茶，他的床和他的廣告日曆，他的水桶、破損的杯子，他穿了一輩子已經用到頭的掛在椅子上的舊衣裳；公路上的地雷爆炸之後，趕來修複道路的女工所戴著的蚌殼形帽子；南方到處可見的金黃和嫩綠以及鮮豔的衣服，北方則是一片深棕色和黑色的衣服，以及四周環繞的敵人占領的群山與飛機的轟鳴。剛來這裏的時候，我總在計算委派我出來的日子，像一個學生數著還有多少天就要放假；我那時還惦記著倫敦，布盧姆茨伯裏廣場和乘著七十三路公交車穿過尤斯頓的拱門，還有托林頓廣場上的美妙春景。現在，廣場花園裏的蘭花應該早已開放，我卻根本不在乎了。我隻要每天有搶先的新聞發出去，或是汽車爆炸，或是手榴彈爆炸，我隻想在潮濕悶熱的午後欣賞那些穿著絲綢褲子的女人的優雅身影，我想要鳳，我的家已經搬到八千英裏之外的此地了。
我在法國高級專員公署那裏轉彎，那裏有“外籍兵團”的守衛站崗，戴著白色的軍帽和鮮紅色的肩章。我從大教堂門外走過，沿著越南安全局的牆返回。那道牆很可怕，似乎散發著尿騷味道，讓你聯想起許多有失公義的事情。然而，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童年時你不敢爬上去的那些高樓的黑暗通道。臨近碼頭的書攤上又擺出來新的色情雜誌——《禁忌》與《幻覺》[12]，水手們在人行道上喝著啤酒，正是自製炸彈最易得手的好目標。我想起了鳳，她現在大概正在左側第三條街上跟賣魚的討價還價，然後她會去奶品鋪子買些午後茶點（那些日子裏，我對她的行蹤了如指掌），這時，派爾便輕而易舉地從我的心頭上跑開了。在我和鳳坐在卡提拿街的房間裏吃午飯時，我甚至沒有對鳳提起他，鳳穿上了她最漂亮的印花絲綢旗袍，因為那天是我們的紀念日，距離我們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見麵已經有兩年整了。
2
派爾死後的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們誰都沒有提起他。在我完全清醒過來之前，鳳已經起床，並把茶泡好了。一個人是不會嫉妒死人的，在這個早上，重拾我們舊日的同居生活，對我來說似乎不是問題。
“今晚你會留下來吧？”吃羊角麵包時，我用盡可能隨意的語氣問道。
“我得去取回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裏，”我說，“最好是我跟你一起去。”這是那天我們的談話裏最接近提及派爾的幾句。
派爾在迪朗東街附近的一棟新別墅裏有一套房間，離一條主要街道不遠，法國人總喜歡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以紀念他們的將軍們，所以戴高樂街過了第三個路口就變成勒克萊爾街，早晚也許會忽然變成德·拉特爾街呢。我猜一定是有重要的人從歐洲飛過來了，因為在通向高級專員住所的路上，每隔二十碼就有一個警察麵對著人行道站崗。
在通往派爾寓所的石子車道上，停著幾輛摩托車，一名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記者證。他不讓鳳進屋，所以我先進去找一位法國官員交涉。在派爾的浴室裏，維戈特正用派爾的香皂洗手，又在派爾的毛巾上擦幹。他的熱帶套裝袖子上有一塊油汙——派爾的油吧，我猜。
“有什麽消息嗎？”我問道。
“我們在車庫裏找到了他的車。油箱是空的。他昨晚一定是坐三輪車出去的——不然就是坐別人的汽車。也許汽油是被人抽幹的。”
“他也許是步行的，”我說，“你知道的，美國人嘛。”
“你的車被燒毀了，對吧？”他若有所思地說，“還沒買新的嗎？”
“沒有。”
“這不是重要的點。”
“沒錯。”
“你有什麽看法？”他問道。
“太多了。”我說。
“跟我說說。”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殺掉的。他們在西貢已經謀殺了許多人。他的屍體是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的河裏被發現的——你們的警察在夜裏撤走後，那是越盟的地盤。或者他也許是被越南安全局殺死的——他們能幹出這種事情，這誰都知道。也許他們不喜歡他的一些朋友。也許他是被高台教的軍人殺死的，因為他認識泰將軍。”
“他認識泰將軍？”
“他們都這麽說。也許他是被泰將軍殺死的，因為他認識高台教軍。也許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殺死的，因為他勾引了他們將軍的小妾。也許不過是被某個想要他兜裏錢的人殺死的。”
“還可能隻是一場簡單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殺案。”維戈特說。
“或者是法國安全局所為，”我繼續說道，“因為他們不喜歡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尋找殺死他的人嗎？”
“不，”維戈特說，“我隻是要交一個報告，如此而已。隻要它屬於戰時行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殺。”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說，“我沒有卷入其中。沒有卷入其中。”我重複道。這早已成為我的一個信條。世間的情況既然如此，那就讓他們去爭鬥吧，讓他們去相愛吧，讓他們去相互謀殺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聞同行稱自己為通訊員，我寧願要記者這個稱號。我隻寫我所看到的。我從不采取行動——甚至表達意見也是一種行動。
“你來這裏做什麽呢？”
“來取鳳的東西。你們的警察不讓她進來。”
“好吧，讓我們去找找看。”
“謝謝，維戈特。”
派爾有兩個房間，還有一間廚房，一間浴室。我們進到他的臥室。我知道鳳會把她的箱子放在哪裏——床底下。我們一起把箱子拉出來，裏麵放著她的那些圖畫書。我從衣櫃裏拿了幾件她的換洗衣服，兩件漂亮的旗袍和幾條褲子。你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它們在那裏隻是掛了幾個小時，並不屬於這裏，隻是路過，像房間裏飛進來的蝴蝶一般。在抽屜裏，我發現她的幾條小三角褲和收集起來的圍巾。這裏並沒有多少東西是可以裝進箱子裏的，甚至比一個英國旅客出門過周末時所帶的東西還要少。
起居室裏擺著一張她與派爾的合影，是在植物園裏那條大石龍旁邊拍的。她牽著派爾的狗——一條黑色的中國狗，舌頭也是黑的。它實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裏。“這條狗怎麽樣了？”我問道。
“它不在這裏。他也許帶它一起出去的。”
“也許它會回來的，到時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這是戰爭時期。”
我走到書架前，仔細觀察那兩排書——那是派爾的藏書。《紅色中國的進步》《對民主的挑戰》《西方的任務》——這些，我想，就是約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這裏還有很多美國國會的報告，一本越南成語詞典，一本菲律賓戰爭的曆史書，一本現代圖書館版本的《莎士比亞戲劇集》。他靠什麽打發時間呢？我在另一個書架上發現了他的消遣讀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馬斯·沃爾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凱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國詩選。還有一本講解國際象棋問題的書。在一天工作之餘，這些書也許算不上什麽消遣，但是，畢竟，還有鳳陪著他。藏在那本文集後麵，還有一本平裝書，名為《婚姻生理學》。也許他在鑽研兩性問題，就像他在鑽研東方問題一樣，都是紙上談兵。關鍵詞是婚姻。派爾可不是旁觀者，他願意卷入其中。
他的辦公桌光禿禿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幹淨。”我說道。
“噢，”維戈特說，“我必須得代表美國公使館保管好這些東西。你知道謠言傳得很快。說不定有人會來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來了。”說這幾句話時，他嚴肅得很，甚至沒有露出一絲笑容。
“有什麽損壞的嗎？”
“要是我們的盟友遭受了什麽損失，我們可負擔不起。”維戈特說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書嗎——隻是作為紀念品的話？”
“我會裝作沒看見的。”
我選了約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務》，並將它塞入箱子裏，跟鳳的衣服放在一起。
“當作朋友，”維戈特說，“難道你沒有什麽可以私下告訴我的嗎？我的報告已經寫好了，裏麵說他是被共產黨謀殺的，也許這是一場反對美國援助運動的開端。但你我之間——聽著，沒必要這樣幹巴巴地談話，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雞尾酒，如何？”
“這個時間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後一次見你時，沒跟你說起什麽秘密嗎？”
“沒有。”
“那是什麽時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後。”
他停下來，讓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後他直接追問道：“他昨晚找你時，你不在家嗎？”
“昨晚？那我一定是沒在家。我沒想到……”
“你也許想要一份出境簽證。你知道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認為，”我說，“我想回家？”
維戈特透過窗戶注視著外麵萬裏無雲的晴天。他悲傷地說：“大多數人是這樣的吧。”
“我喜歡這裏。回家的話——會有很多麻煩的。”
“他媽的，”維戈特說，“美國經濟專員來了。”他諷刺地又重複一次，“經濟專員。”
“我最好趕快走吧。他也會把我封存起來的。”
維戈特疲倦地說：“祝你好運。他會有一大堆話要跟我說的。”
當我走出來的時候，那位經濟專員正站在帕卡德汽車旁邊，試圖向他的司機解釋著什麽。他是個結實的中年人，擁有一個誇張的屁股，以及一張看起來從來不需要剃須刀的臉。他喊道：“福勒，跟這個該死的司機解釋一下……”
我替他進行了一番解釋。
他說：“我剛才就是這樣跟他說的，但他一直裝作聽不懂法語。”
“可能是口音問題。”
“我在巴黎待過三年。對於這些該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夠標準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麽？”
“我想是約克·哈丁的一本書。”
“搞不明白你。”他有點兒懷疑地看著我手裏的箱子。
“這裏都放了些什麽？”他問。
“兩條白色絲綢褲子，兩件絲綢旗袍，一些女孩兒的**——有三條吧，我覺得。全都是本地貨。不是美國的援助商品。”
“去過屋子裏了？”他問道。
“是的。”
“你聽說這消息了？”
“聽說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說，“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還用說。他現在正跟法國高級專員在一起，之前已經要求去見總統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著我向離汽車遠一點兒的地方走去。“你跟派爾很熟，不是嗎？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我認識他的父親，哈羅德·C.派爾教授——你聽說過他嗎？”
“沒有。”
“他在水下侵蝕方麵是世界級的權威人物。你沒在前幾個月的《時代周刊》封麵上看見他的照片嗎？”
“噢，我想我記起來了。背景是搖搖欲墜的峭壁，前麵是一副金邊眼鏡。”
“那就是他。我還得拍一封電報回去，通知他家裏。這可真糟糕。我很喜歡那個小夥子，視他如同己出。”
“那樣會使你和他的父親關係更加密切。”
他轉過那雙濕潤的棕色眼睛，盯著我說：“你怎麽回事？不應該這麽說話，當這麽好的一個年輕人……”
“很抱歉，”我說道，“每個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許他真的很愛派爾。“你在電報裏是怎麽說的？”我問道。
他嚴謹地逐字回複我說：“‘我們悲慟地通知您，您的兒子為民主事業像個軍人一樣犧牲了。’這電報是公使簽名發出的。”
“像軍人一樣犧牲，”我說，“這種說法會不會令人覺得困惑？我是說對國內的人來說。經濟援助代表團聽起來並不像是軍隊。你們也有紫心勳章嗎？”
他壓低了聲音，緊張而含糊地說：“他有特殊任務。”
“噢，是的，我們都猜到了。”
“他沒說過吧，說過嗎？”
“噢，沒有，”我說，這時又想起了維戈特的那句話，“他是個非常安靜的美國人。”
“你有什麽預感嗎？”他問道，“他們為什麽殺了他？是誰殺的？”
我忽然很生氣。我很厭煩他們這些美國人，包括他們私藏的可口可樂，他們的流動醫院，他們太過寬闊的汽車，他們那不太新式的槍炮。我說：“我有預感。他們殺了他，因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許他活下去。他年輕、無知、愚蠢，並且卷入其中。他對整個事件所了解的，並不比你們中任何一位更多，你們給他錢，給了他約克·哈丁寫的關於東方的那些書，然後對他說，‘去吧，為了民主，把東方贏過來。’他始終沒見過什麽講堂之外的東西，他讀的那些書的作者和那些講堂上的演講者徹底愚弄了他。當他看見一具屍體時，他甚至找不到傷口在哪兒。一場紅色災難，一個民主戰士。”
“我還以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語調裏帶有一些責備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見他留在老家裏，讀著周日副刊，追著棒球新聞。我也希望看見他安穩地跟一個典型的美國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還是圖書俱樂部的訂閱會員。”
他尷尬地清清嗓子。“當然，”他說道，“我忘了說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現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訴你，關於那種姑娘，我跟他還有過一次長談。你看，我有這種便利條件，因為我認識派爾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說：“維戈特在等你。”然後便走開了。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鳳，我回頭看他時，他仍滿懷痛苦與困惑地注視著我：一個他永遠無法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