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晚飯過後，我坐在卡提拿街[3]的房間裏等派爾。他說過“我最晚十點會來找你”，一直等到午夜時分，我再也坐不住了，便下樓走到街上。樓梯口坐著許多穿黑褲子的老太婆：現在是二月時節，我猜她們是覺得在**待著實在太熱了。一個三輪車夫緩慢騎向河畔，我可以看到人們先前卸下新運來的美國飛機的地方燈火通明。在這條長長的街道上，找不到任何派爾的蹤跡。
當然，我對自己說，他可能被某些原因耽擱在美國使館，但若真是如此，他一定會給餐館打電話的——對於這些細節，他一向十分在意。當我轉身回屋時，看見隔壁門口有個女孩兒也在等人。我看不清她的臉，隻能看見那條白色的絲質長褲和印花長旗袍，隻通過這兩樣，我就知道她是誰了。她以前經常在同樣的時間和地點等我回家。
“鳳。”我說道——這個名字的意思是鳳凰，但如今一切並不如神話所言，沒有什麽能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在她告訴我之前，我便知道她也在等派爾。“他不在這裏。”
“我知道，我看見你自己一人在窗口。[4]”
“你不妨上樓等，”我說，“他很快就來了。”
“我可以在這裏等。”
“最好別。警察會把你抓走的。”
她跟我上了樓。我想開幾個有諷刺意味、惹人生厭的玩笑，但考慮到無論是她的英語還是法語，都還沒有好到能夠理解這些嘲諷。並且，說來也怪，我本來也沒有要傷她心的意思，甚至也不想傷害自己。我們走到樓梯口時，那些老太婆都把頭轉向一旁，待我們走過去之後，她們的音調再次升高，仿佛是在合唱一般。
“她們在說什麽？”
“她們認為我又回來了。”
在這間屋子裏，幾周之前，我為慶祝中國的新年而特意擺了一盆樹，如今上麵的黃色花瓣已經掉落大半。有一些落在打字機的鍵位之間。我把它們逐個撿起來。“這樣太麻煩了。”鳳說道。
“這不像他。他一直是個守時的人。”
我摘下領帶，脫了鞋，躺在**。鳳打開煤氣爐，開始煮水泡茶。這幅情景跟半年前沒什麽區別。“他說過，你不久後就要離開了。”她說。
“也許吧。”
“他很喜歡你。”
“我並不稀罕。”我說。
我看見她正試圖換個發型，任憑一頭黑發垂到肩膀上。我想起她從前總是很精心地打理頭發，並認為那是古代官員子女應有的風範，派爾一度對此頗有微詞。我閉上眼睛，她仿佛又回到了從前的樣子：她是水蒸氣的噝噝聲，是杯碟相撞的叮當聲，她能滿足我夜間某一時刻的需求，是我整晚安心休息的保障。
“他很快就會來的。”她說道，仿佛因為派爾的缺席，我需要人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時都談些什麽。派爾為人很真誠，他在遠東待的月份數跟我在那裏待過的年份數差不多，所以他的那套關於這裏的長篇大論，我早就聽得不耐煩了。民主則是他的另一個談話主題——對於美國在全世界所做的那些事情，他的觀點武斷並且惹人惱火。另一方麵，鳳又極為無知，如果我們的談話中出現了希特勒這個名字，她都要打斷一下問問那是誰。要跟她解釋的話，那就更難了，因為她從來都沒見過任何一個德國人或者波蘭人，對歐洲地理也隻有一點兒模糊的認識，盡管她對瑪格麗特公主[5]的事跡知道得比我還要多。我聽見她把托盤放在床尾。
“他還愛你嗎，鳳？”
帶一個安南女人上床就像帶一隻鳥兒一樣：她們在你枕邊嘰嘰喳喳地唱著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這些安南女人裏，沒有人唱得像鳳那樣動聽。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的骨頭也如鳥兒那般脆弱。
“他還愛嗎，鳳？”
她笑了，我聽見她劃著一根火柴。“愛？”——也許這個詞她聽不懂。
“要我給你裝上鴉片嗎？”她問道。
當我睜開眼睛時，她已經點燃了煙燈，托盤也準備好了。在燈光的映照下，她的皮膚呈現出深深的琥珀色，她皺緊眉頭，小心地靠近火焰去加熱一小塊鴉片，她不停地撚弄著手中的煙針。
“派爾還是不抽嗎？”我問她。
“不。”
“你應該讓他抽的，不然他不會回來的。”這是流傳在她們中間的一種迷信說法：抽鴉片的情人總會回來的，哪怕跑到了法國去。男人的性能力也許會被鴉片損害，但她們根本不在乎，她們更傾向於有一個忠誠的情人時刻陪伴在身邊。現在，她正在煙鬥的邊緣上揉捏著滾燙黏稠的煙泡，我已經聞到鴉片的味道了。沒有任何味道跟它一樣。我床邊的鬧鍾顯示十二點二十分，我的情緒不那麽緊張了。派爾正在逐漸消逝。煙燈照射著她的臉，鳳俯下身去整理那杆長長的煙槍，像照顧她的孩子那樣。我很喜歡我的這杆煙槍：筆直的竹子，兩英尺長，兩頭都是象牙。往下三分之二的位置是煙鬥，像一朵翻轉的旋花，凸起的邊緣因頻繁揉捏鴉片變得油黑烏亮。這會兒，鳳的手腕輕輕一抖，便把煙針插進煙鬥的小洞裏，順勢將鴉片引入，又把煙鬥放置在火焰之上，拿穩煙槍，等著我去吸。我湊過去吸上幾口，煙泡溫和而平順地冒著小氣泡。
老煙槍可以一口氣吸光整袋煙，我需要好幾次才行。抽完之後我便躺了回去，脖子貼在皮枕上，鳳在為我準備第二袋煙。
我說：“你知道，說真的，事情如白晝一般，清清楚楚。派爾知道，我會在睡覺之前抽上幾口，他並不想打擾到我。他大概會在明天早上來吧。”
煙針插進去後，我抽了第二袋煙。然後我放下煙槍，說道：“沒什麽可擔心的。根本不需要擔心什麽。”我喝了口茶，並把手伸入她的臂窩裏。“當你離開我之後，”我說，“幸運的是，我還有鴉片可以依賴一下。奧爾梅街那邊有家不錯的鴉片館。我們歐洲人對什麽東西都不會大驚小怪。你不該跟一個不抽鴉片的男人一起生活，鳳。”
“但是他會娶我的，”她說道，“很快。”
“當然，那是另一回事兒了。”
“我再給你準備一袋煙？”
“好。”
如果派爾一直不出現的話，我猜想她是否會同意陪我睡，但我知道，抽過四袋煙後，我就再也不想要她了。當然，她躺在**，大腿緊貼著我，這種感覺也令我十分愉快——她總是仰麵而臥。我想的是，當我早上醒來時，能以一袋煙而不是我自己的孤獨而開始一整天的生活。“派爾不會來了，”我說道，“留在這裏，鳳。”她將煙槍伸給我，並搖了搖頭。待我把這袋煙抽完之後，她在或者不在，我也就根本不在乎了。
“為什麽派爾不來這裏？”她問道。
“我怎麽知道？”我說。
“他去見泰將軍了？”
“我不知道。”
“他告訴我，如果他不跟你一起吃飯的話，就不會到這裏來。”
“別擔心。他會來的。再給我來一袋煙吧。”當她躬身趨近火焰時，我的腦子閃現出波德萊爾的詩句：“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然後是什麽來著？
悠閑地相愛，
相愛或者老死
在你同樣的國土裏。
外麵江邊停泊著一些船隻。“船隻，就愛四處漂泊。[6]”我想，如果我去聞她的肌膚，一定會有淡淡的鴉片芳香，她的膚色恰如煙燈上的那朵火焰。在北方的運河旁，我曾見過她衣服上繪著的那種花朵，她像一株草般原始而自然，我從沒想過扔下她回老家去。
“真希望我是派爾。”我大聲說道，但現在的心痛是有限的，我還承受得住——主要是鴉片的功勞。有人在敲門。
“派爾。”她說道。
“不。不是他敲的。”
外麵的人繼續焦躁地敲著門。她迅速起身，碰到了那棵黃色的樹，鋪天蓋地的花瓣再次落在我的打字機上。門開了。“福勒先生。”一個人說道。
“我就是。”我說道。我並不打算為了一個警察而起身——我不必抬頭就能看見他的卡其布短褲。
他用令人費解的越南式法語向我解釋，我需要現在——立刻——馬上去一次公安部門。
“是法國的公安部門還是越南的？”
“法國的。”在他嘴裏，“法蘭西”這個詞變成了“弗朗秋”。
“什麽事？”
他不知道：他隻是受令來請我過去。
“你也得去。”他對鳳說。
“當你跟女士說話時，你得客氣些。”我告訴他，“你怎麽知道她在這裏？”
他又重複一遍，說這是他得到的命令。
“我會在早上過去的。”
“立刻就去。”他說，這是個身材矮小、穿戴整潔、頗為固執的家夥。與其爭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所以我從**起身，係上領帶，穿好鞋子。這裏的一切都是警察說了算：他們可以撤回我的通行證，可以禁止我參加記者招待會，他們甚至可以，如果他們願意的話，拒絕給我出境許可證。這些都是以公開且合法的方式，但在一個處於戰爭時期的國家裏，合法有時也並不是必須的。我認識一個人，他的廚子莫名其妙地忽然消失——他一路追查到越南的公安部門，但官員很確定地告訴他，在審問之後就已經將這個人釋放了。他的家庭成員則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也許他加入了共產黨；也許他應征加入了一支私人軍隊，這樣的軍隊西貢附近有很多——和好教的軍隊[7]，高台教的軍隊，或者泰將軍的隊伍；也許他被關進法國人的監獄裏；也許他在華人區的堤岸一帶快樂地靠著姑娘們賺錢；也許在他被審問時，他的心髒忽然停擺了。我說：“我是不會走過去的。你得給我雇一輛三輪車。”一個人必須維持自己的尊嚴。
這是我在法國公安部門拒絕了那個官員遞給我的香煙的原因。三袋鴉片過後，我覺得我的腦子很清醒，並且足夠警覺：很容易作出類似的決定，且不會忽視問題的關鍵——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麽？在之前幾次聚會上，我見過維戈特——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不愛自己的妻子，而他那個華麗而俗豔的金發妻子也不理睬他。現在是半夜兩點，他疲憊又鬱悶地坐在香煙的煙霧裏，又悶又熱，頭上戴著綠色的遮光帽簷兒，一卷帕斯卡[8]的書攤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以消磨時間。當我拒絕離開讓他單獨審問鳳時，他立刻作出讓步，歎了口氣，這一舉動表現出他對西貢、悶熱的天氣，乃至整個人類的境況都感到十分疲倦。
他用英語說道：“很抱歉，我不得不請你來。”
“不是請，而是命令。”
“噢，這些本地警察——他們不會做事。”他的雙眼盯住《思想錄》的一頁，好像他仍專注於那些悲傷的言論。“我想問你一些關於派爾的問題。”
“你最好去問他自己。”
他轉身麵對著鳳，並以法語嚴厲地詢問道：“你和派爾先生一起住多久了？”
“一個月——我不知道。”她回答說。
“他給你多少錢？”
“你沒有權利問她這些，”我說，“她又不賣身。”
“她過去是和你同居，對嗎？”他突然問道，“有那麽兩年。”
“我是一個記者，按理說應當報道你們的戰爭——在你們允許的範圍內。別讓我給你們貢獻醜聞。”
“關於派爾，你知道多少呢？請回答我的問題，福勒先生。我不想過問。但這次事件很嚴重。請相信我，這次非常嚴重。”
“我不是一個告密者。所有我能告訴你的關於派爾的事情，你都知道。三十二歲，受雇於美國經濟援助代表團，國籍是美國。”
“你聽起來像他的一個朋友。”維戈特說，他的視線從我身上又落到鳳那裏。一名本地警察走了進來，送來三杯黑咖啡。
“或者你們願意喝茶？”維戈特問道。
“我是他的朋友，”我說道，“為什麽不是呢？總有一天我會回家的，不是嗎？我又不能帶著她回去。她會跟派爾在一起。這樣的安排很合理。而且他會娶她的，他說過。他很可能這麽做，你知道。按他的為人來說，他是個不錯的家夥。嚴肅又認真。不像歐洲那幫嘈雜的渾蛋。他是一個安靜的美國人。”我精確地對他進行總結，就好像我可能會說他是“一隻藍色的蜥蜴”或者“一頭白色的大象”。
維戈特說：“是的。”他似乎正從辦公桌上尋找詞句，以便像我一樣準確傳達自己的意思，“一個非常安靜的美國人。”他坐在又小又熱的辦公室裏，等著我們兩個中的誰先開口說話。一隻蚊子嗡嗡飛來，我盯著鳳看。鴉片讓你變得很機敏——也許是因為它有著安穩神經、鎮定情緒的作用。沒有什麽事情會讓氛圍變得像現在這樣嚴肅，即便是死亡。鳳，我想，還沒留意到他淒涼且確切的音調，她的英語很差。當她坐到堅硬的辦公椅上還在耐心地等待著派爾時，我就已經放棄了等待，並且看得出來，維戈特將這兩種情緒盡收眼底。
“你第一次是怎麽見到他的？“維戈特問我。
我要怎麽向他解釋，是派爾跑來見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見他穿過廣場，向著大陸酒吧而來：一張顯而易見的年輕、毫無經驗的臉，像飛鏢一般擲到我們麵前。他雙腿瘦長，平頭，學生式的眼神，使他看起來像做不出任何會傷害他人的事情。街上的桌子上大多數都滿了。“您介意嗎？”他認真而頗為禮貌地問道，“我叫派爾，剛到這裏來。”他拉開一把椅子坐下，點了一杯啤酒。然後迅速地望向正午晃眼的強光。
“剛才是一顆手榴彈嗎？”他興奮而又滿懷期望地問道。
“更像是汽車排放尾氣的聲音。”我說，那一瞬間我對他的失落懷有一絲歉意。一個人很快就會忘卻自己的青春時期：曾經，我被人們想不出其他名字而不得不稱為新聞的東西所吸引。手榴彈對我來說早已經不新鮮了，它們隻能出現在本地報紙的末版上——昨晚西貢爆炸這麽多，堤岸爆炸這麽多：這些永遠不會出現在歐洲的報紙上。這時，大街上走來幾個可愛的身材扁平的女孩兒——白綢褲子，又長又緊的旗袍，屁股上繡著粉色和淡紫色的圖案，邊衩開到大腿上。我盯著她們，帶著對往昔的懷念之情，因為我知道當我永遠離開這裏後會有這樣的感受。“她們很可愛，不是嗎？”我邊喝著啤酒邊說，當她們進入卡提拿街時，派爾草草地掃過她們一眼。
“噢，當然。”他冷漠地說道。他是那種比較嚴肅的人。“公使很擔心這些手榴彈。那將會很難處理，他說，如果出了件事的話——我是說，如果涉及我們中的一個。”
“你們中的一個？是的，我想那會非常嚴重。國會可不想讓那種情況發生。”為什麽一個人要去嘲弄另一個無辜的人？也許在十天之前，他還從波士頓公園走回家去，胳膊下夾滿了關於遠東和中國問題的書籍。他甚至沒聽到我在說些什麽：他一心專注於民主的困境和西方的職責問題；他痛下決心——很快我就會知道了——去做些好事，不是為了任何個體，而是為了一個國家，一片大陸，一個世界。是的，他現在已經準備好去讓整個世界變得更好。
“現在他在停屍室裏嗎？”我問維戈特。
“你怎麽知道他死了？”這是個愚蠢的警察才會問出來的問題，這個人不配讀帕斯卡，也不配去深愛他的妻子。沒有直覺你就無法去愛。
“這不算犯罪吧。”我說。我告訴自己這是真的。派爾難道不是一向自行其道的嗎？我在揣摩自身的情緒，甚至受一個警察懷疑時的怨恨，但是我什麽都沒感受到。除了派爾之外，沒人應該為此負責。我們都死了會不會更好些？吸進來的鴉片使我這樣思考著。但我小心翼翼地看著鳳，因為這對她來說是很難承受的。她以自己的方式愛著他：難道她從前不是愛著我的嗎，難道她不是因為派爾才離開我的嗎？她曾經被派爾的年輕、希望與嚴謹所吸引，但現在這些令她失望的程度，要遠勝於我的年邁與頹喪。她坐在那裏看著我們兩個，我想她還沒有徹底搞懂。如果在她知道事情的結果之前，我能把她順利帶回家，那或許是好事一件。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隻要能把審訊快速而含糊地完成，那樣，我就可以晚一點兒私下裏再告訴她，遠離警察的注視、堅硬的辦公椅和飛蛾縈繞著的光禿禿的燈泡。
我對維戈特說：“你想知道我哪個時間段的活動？”
“六點到十點。”
“六點時，我在大陸酒吧喝酒。那些侍者應該記得。六點四十五分時，我去碼頭看他們卸下美國飛機。我在美琪飯店的門口碰見了美聯社的威爾金斯。然後我進了隔壁的電影院。他們可能記得——他們得找我一些零錢。從那裏出來後，我坐著三輪車去了老磨坊——我想我大概是八點四十到達那裏的——之後自己吃了晚飯。格蘭傑在那裏——你可以問問他。然後我坐三輪車回家，大概是九點四十五分。你大概可以找那個車夫問問。我從十點開始等派爾，但他一直沒有出現。”
“你為什麽等他？“
“他給我打電話。他說他有些要緊的事情要見我。”
“你知道是什麽事情嗎？”
“不知道。任何事情在派爾看來都很要緊。”
“還有他的這個女孩兒——你知道當時她在哪裏嗎？”
“直到午夜時，她還在外麵等他。她焦慮得很，並且一無所知。問我幹嗎呢，你難道看不出她一直在等他嗎？”
“看得出來。”他說。
“你不會真的以為我會因為嫉妒而殺了他吧——或者是她為了什麽而殺死派爾？他馬上要娶她了。”
“說得沒錯。”
“你們在哪裏找到他的？”
“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的水裏。”
老磨坊酒家就挨著那座橋。橋上有武裝警察，餐廳外麵有一個鐵柵，以防有手榴彈扔進來。在晚上走那座橋並不安全，因為天黑之後，河的另一邊便由越盟控製。我吃飯時的地點，距離派爾的屍體不過五十碼[9]的距離。
“麻煩的是，”我說，“他很複雜。”
“坦率地說，”維戈特說，“我並不難過。他做過很多不好的事情。”
“上帝保佑我們，”我說，“永遠不要遇到天真無知的人和好人。”
“好人？”
“是的，好人。以他的處事方式來說。你是個天主教徒，不會理解他的處事方式。不管怎麽講，他是個倒黴的美國人。”
“你介意辨認一下屍體嗎？對不起，這是規矩，雖然並不是什麽好規矩。”
我沒有去問他為何不等美國使館的人來，我知道原因。用我們冷漠的標準來衡量，法國人的處事方式有些過時：他們相信良心、愧疚感，一個罪犯在他所犯下的罪行麵前，可能會潰敗下來，露出破綻。我再次告訴我自己，我是無辜的，這時候，維戈特走下石階，前往地下室，那裏的製冷裝置嗡嗡作響。
像拖出一盤冰塊一樣，他們把他拖了出來，我看了看他。傷口已經凍結，變得平滑。我說：“你看看，這些傷口在我麵前並沒有再度裂開。”
“有什麽想說的嗎？”
“這不就是你們的目的嗎？用這些或者其他東西考驗我？但你們已經把他凍僵了。中世紀時，他們可沒有這麽厲害的冷凍設備。”
“你認識他嗎？”
“噢，認識。”
他這時看起來愈發不對勁兒：他本應該待在家裏的。我在他的一個家庭相冊裏見過他，在一個漂亮的牧場裏騎馬，在長島裏遊泳，跟他的同事們在公寓的二十三層裏合影。摩天大樓和快速電梯，冰激淩和幹馬提尼酒，午餐時喝牛奶，在商業有限公司裏吃雞肉三明治，他屬於這種生活。
“導致他死亡的並不是這個傷口，”維戈特指著他胸部的傷口說，“他是在泥裏溺死的。我們在他的肺裏發現了泥巴。”
“你們的效率很高。”
“在這樣的天氣裏，必須如此。”
他們把屍體推回去，關上了門。門上的橡膠墊合緊了。
“你一點兒也幫不上忙嗎？”維戈特問。
“無能為力。”
我跟鳳一起走回我的住處。我再也維持不了自己的尊嚴。死亡帶走了虛榮——妻子在外不忠，做丈夫的也不能流露出任何痛苦，但我當時甚至連這點兒虛榮也不存在了。她對發生的事情仍然一無所知，我也沒辦法心平氣和地慢慢告訴她真相。我是個記者：我能想到的都是大字的新聞標題。“美國官員在西貢遭人謀殺。”在報社工作並不能教會一個人如何把壞消息告訴別人，就連現在我都不得不想著我的報紙，不得不問她：“在電報局停留一下，可以嗎？”我把她留在大街上，去拍了一封電報，再返回來找她。這不過是故作姿態而已：我知道那些法國記者早已知曉，或者假如說維戈特是公平的（很有可能），那麽新聞檢查官員也會將我的電報扣下來，等法國記者的電報到了之後，再一起發出去。我的報紙會先收到一條巴黎發來的電訊。並不是說派爾非常重要，但要是將派爾的真實生平經曆詳細發過去，說他生前至少要對五十條生命負責，那也是不行的，會損害到英美關係，美國公使會很不高興。公使對派爾非常尊敬——派爾取得過一個不錯的學位，是那種隻有美國人才能獲得學位的科目：也許是公共關係或者劇場藝術，或者也可能是遠東研究（他讀過不少相關的書）。
“派爾在哪裏？”鳳問道，“他們想要什麽？”
“回家吧。”我說。
“派爾會回來嗎？”
“他可能會來，也可能不來。”
那些老太婆還在樓梯口閑聊，那裏比較涼快。我一打開房門，就發現我的屋子已經被搜過一遍：一切都比我離開時要更整潔了。
“再來一袋煙嗎？”鳳問道。
“好。”
我解下領帶，脫掉鞋子。插曲已經過去，這個晚上差不多又跟往常一樣了。鳳屈著身子在床頭點煙燈。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琥珀色的皮膚。他溫柔的家鄉話。
“鳳，”我說，她正在煙鬥上揉著煙泡，“他死了，鳳。”她手裏捏著煙針，抬頭看著我，像一個孩子般聚精會神，皺著眉頭。“你說誰？”
“派爾死了，被人暗殺。”
她放下煙針，坐回到自己的腳跟上，盯著我看。沒有哭鬧，沒有眼淚，隻有思索——這是一個人不得不改變自己整個人生計劃時，才有的那種長久的內心思索。
“你今晚最好待在這裏。”我說。
她點點頭，再次拿起煙針，並開始燒鴉片。抽完鴉片之後，我睡的時間並不長，卻很酣暢，隻睡十分鍾，也像休息了一整夜似的，醒來之後，我發現我的手又放在老地方了——她的**。她已經睡著了，但我幾乎聽不到她的呼吸聲。經過這麽多個月後，我終於又不再是孤單一人了，我想起維戈特和他在警察局戴著遮光帽簷兒的樣子，想起美國公使館裏空無一人的靜悄悄的走廊，又想起我的手撫摸著的光滑柔軟、沒有汗毛的肌膚。“難道我是唯一真正關心派爾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