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維也納2
她的問題原本是不需要回答的。她茫然地望著他，被他那滔滔不絕的解釋和確信不疑的語氣搞糊塗了，她一點兒也不理解他說的話。“我一點兒也沒妨礙他們。”
“嗯，你對他們的妨害可不小呢。我也一樣。我們都來自同一個階級。但我們是老老實實幹活為生的人，隻做對人有益的事，不幹壞事。我們是不利於他們的一種對照，他們不喜歡這種對照。”
在這番解釋中，她挑出唯一一個她懂的詞來提問：“你是紳士嗎？”
“不，我也不是資產階級。”
她沒能聽出在他的回答中有一點兒自負的口吻，因為自從她離家以後，她孜孜以求的就是讓別人把自己誤當作一位夫人。為此她曾像參謀學院裏的野心勃勃的少尉一樣刻苦學習：她的課程包括每月一本《婦女和美容》，每周一冊《家政須知》。她細細觀看畫頁上的年輕明星和不大出名的貴族小姐的照片，了解應佩戴什麽樣的飾物，以及搽哪一種香粉最時興。
他開始輕聲勸她。“如果你不能去休假的話，起碼也要盡可能保持安靜。無論如何也不要動肝火——”
“他們罵我是**。”她能看出這個詞對他來說毫無意義，這在他的思想上根本沒引起一絲波瀾。他不看她的眼睛，隻管自己繼續輕聲談論著她的健康。她想，他正在想別的事呢，於是她不耐煩地彎腰去拿提包，打算離開他。但他搶先給了她一連串的指示，什麽吃鎮靜藥啦，喝果汁啦，多穿衣服啦。她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他在態度上的變化。昨天他希望孤獨，現在他卻抓住隨便什麽借口留她多待一會兒。她問：“你說我的真正工作時，指的是什麽呀？”
“我什麽時候說過這話？”他警惕地說。
“昨天我昏倒的時候。”
“那是我信口瞎說呢。我隻有一個工作。”他不再說話了，過了一會兒，她拿起提包走了。
科洛爾積平生的全部經驗也無法理解，她這一走使津納醫生陷入了多麽孤獨的境地。“我隻有一個工作。”這一吐露使他很惶然，因為事實不盡如此。昔日的生活和成長的經曆使他不存什麽單一職業的觀念。許多不同的職責曾照亮過他的生活。可以說，他的心靈天生像一間空無所有的大房子，裏邊到處是刻痕、脫落的牆紙和灰塵，一副潦倒破敗的樣子，而他的責任有如一個巨大的枝形燭台上的支支蠟燭，這燭台大得沒法送當鋪，卻能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他曾經對父母負有責任。他們為了供他上學而忍饑挨餓。他記得他得到學位那天，父母是怎樣來到他那間兼作客廳的臥室，靜靜地坐在角落裏，尊重地乃至是敬畏地望著他，但目光裏卻沒有愛。因為他成了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能再愛他了。他還曾經聽見父親稱他為“大人”。盡孝道的兩支蠟燭早就熄滅了。在那許許多多的燭光中，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它們的消失，因為他還對病人負有責任，對貝爾格萊德的窮人負有責任，此外他還漸漸意識到自己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負有責任。為了讓他當醫生，他父母節衣縮食，為了當醫生，他自己也曾饑一頓飽一頓，健康受到了損害。然而，待他開業幾年之後，他卻發現自己的醫術毫無用處。他不能替自己人做任何事，他不能建議疲勞過度的人去休假，也不能給糖尿病患者開胰島素，因為他們沒錢買藥或休息。
他在過道裏走動起來，自言自語地嘟囔著。天空中又飄起了細小的雪花，雪像一團霧氣似的撲到車窗上。
他還曾對上帝負有責任。他糾正了自己的說法：隻是對一個神。這個神在被蠹蟲蛀咬的華蓋之下被搖搖晃晃地抬過擠滿人的教堂走廊，這個神隻有五先令硬幣那麽大，嵌在鍍金框中。這個神是兩麵派，當伏在柱子之間的窮人抬眼靜候他蒞臨時，他慰藉他們的痛苦；當唱詩班、教士以及聖歌音樂一擁而過，窮人們俯首膜拜時，他勸他們為了可疑的來世而忍受今天的苦難。他熄滅了這一信仰，他對自己說，上帝不過是富人為了讓窮人安貧樂道而編造出來的神話。他鄭重其事地吹熄了這支蠟燭，懷著一種奇特的舊式心理，覺得自己膽大包天。可是有時候，他看到如今某些人生來就毫無宗教感，竟然嘲笑十九世紀反聖像崇拜者的嚴肅態度，便不由得產生出一種不可理喻的惱怒。
現在，這間大房子裏隻剩一盞幽燈閃著光。他想，我不再是個兒子、醫生或教徒，我是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這個被政治家在無數講壇上談論不休、用劣等紙張和殘破鉛字在無數報刊上印來印去的字眼，如今聽來似乎已不那麽真實了。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我也失敗了。他孑然一身，心中唯一的燭火搖晃欲滅，這時他歡迎任何人來和他做伴。
他回到自己的隔間，發現裏邊有個陌生人，他很高興。那人本來背對著他，但他以一雙短粗腿為軸迅速地扭轉了身子。津納醫生首先注意到，那人的表鏈上有一個銀十字架。接著他發現自己的衣箱被挪了地方。他悲哀地問：“你也是個記者嗎？”
“我不會說英語。”那人答道。津納醫生橫在通往過道的路上，用德語說：“警察局的密探？你來得太晚了。”他仍然盯著那個銀十字架，它正隨著那人的晃動前後搖擺著；也許它是隨著人類的發展步伐歪斜了，一瞬間他覺得自己仿佛正緊貼在一條陡斜的街道旁的牆壁上，讓那些頂盔戴甲的人、讓長矛和軍馬通過，讓那疲憊的受難者[28]通過。他並不是為了讓窮人安貧樂道而死的，不是為了把繩索拉得更緊而死的，他的話被人歪曲了。
“我不是警察局的密探。”
津納沒大注意這個陌生人。他正麵臨一個新問題：既然基督的話遭到了歪曲，那麽其中有些話本來可能還是正確的。他暗暗同自己爭辯道，這一懷疑是由於死亡臨近才產生的，當失敗的重負變得不堪忍受之際，人難免會向最無根據的許諾求助。“我將予你安息。”可死亡不能使人安息，沒有對安息的意識，也就無所謂安息了。
“你誤會了，先生——”
“津納。”他毫不猶豫地把名字告訴了陌生人；躲躲藏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在講實話的新的氣氛下，他要拋棄的不僅是自己的假身份。有些說法，比如“宗教是富人的朋友”等普通的口號，他從未細加考查便接受了下來，因為它們對於事業有利。他對那人說：“你不是警察局的密探，你是什麽人？你在這兒幹什麽？”
那個胖男人一隻手摸著背心上最下麵一顆扣子，上身朝上聳了聳。“我叫——”他的名字被拋入雪光輝映的暗夜中，被火車的轟鳴、鐵橋的震響以及橋梁的回聲淹沒了；多瑙河宛如一條銀色的鰻魚，從鐵路線這一邊溜到了那一邊。那人隻好重複了一遍：“約瑟夫·格倫利希。”他猶疑了一下，又繼續說，“我在找錢，津納先生。”
“你偷了——”
“你回來得太快了。”他慢吞吞地解釋，“我是從警察手底下逃出來的。不過我能擔保，津納先生，我沒幹過見不得人的事。”他一個勁兒撚著背心上的紐扣，在津納豁然開朗的頭腦中，他不過是個不可信的饒舌的外國人。占據他腦海的是不容爭辯的真理，是饑餓的麵孔、五顏六色的破衣爛布、痛苦不幸的孩子，以及那蹣跚走向殉身處的受難者。“我是政治犯，津納先生。涉及報紙的事。我蒙受了不白之冤，隻好逃出來。我是為了事業才打開你的箱子的。”他熱切地吐了口氣，噴出“事業”一詞，把它降低為一個廉價的口頭禪，一種輕浮的情感。“你不會叫列車員吧？”他的膝蓋繃得緊緊的，手指抓著紐扣。
“你說的事業指什麽？”
“我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念頭飛快掠過津納的腦海：不能根據組織成員來判斷一個社會運動，不能由於格倫利希這樣的依附者就譴責社會主義。但他仍然急於忘掉這個家夥。“我可以給你點兒錢。”他掏出皮夾子，遞給那男人五英鎊鈔票，“晚安。”
打發格倫利希很容易，他花的代價也很小，因為到貝爾格萊德以後錢就對他毫無用處了。他不需要律師；他將用自己的嘴為自己辯護。但是擺脫由格倫利希引起的想法卻不那麽容易，一個運動不應因其成員的欺詐而受到譴責。他本人也並非完美無瑕，他有虛榮心，也有行為不檢之處，他曾使一個姑娘懷孕，但這些並不能改變他信仰的真理性。就連他乘坐頭等車廂的動機中也摻有雜念：這樣做固然有利於避開邊防警察，但也是為了更舒服一點兒，更符合他做領袖的虛榮心。他發現自己在祈禱：“上帝寬恕我。”但是，即使世上存在著什麽寬恕人的力量，他也無法真正相信寬恕了。
列車員走了過來，看了看他的車票。“又下雪了，”他說，“再往前開，天氣會更糟。我們要是不被雪擋住就算有造化。”看來他很想多待一會兒聊聊天。三年前的冬天，他說，他們也碰上過一次壞天氣。在巴爾幹的一個荒僻地區，在一段最難走的線路上，他們被大雪困了四十八小時，找不到食品，燃料也得省著用。
“我們會準時到達貝爾格萊德嗎？”
“很難講。我的經驗是——在布達佩斯這邊要是下了雪，到貝爾格萊德之前雪就會大一倍。在沒有到達多瑙河時情況就不同，慕尼黑可能在下雪，而布達佩斯卻和暖如夏。晚安，醫生，天氣這麽冷，會有病人找你的。”列車員搓著手，順著過道走了。
津納醫生沒有在自己的隔間裏多待，和他同隔間的人已在維也納下車了。雪在所有的縫隙上結成塊，玻璃也開始結冰了，很快就會連窗外一閃而過的燈火也看不見了。當信號燈箱或車站電燈從窗前閃過時，那不透明的冰紋把它們割成一條條的，一時間車窗成了萬花筒，許多花花綠綠的碎玻璃片在裏麵抖動。津納醫生把手揣進雨衣那寬鬆的衣褶中取暖，又在過道裏走動起來。他穿過列車員包廂，走進在維也納才掛上的三等車廂。這節車廂的大多數隔間都黑黢黢的，天花板上隻有一盞昏暗的電燈亮著。旅客們把上衣卷起來墊在頭下，躺在木椅上過夜；有些隔間較擠，男男女女坐兩排，就那麽直挺挺地坐著打瞌睡，在微弱的燈光下，他們臉色青灰，毫無表情。座位底下的空瓶中散發出廉價紅葡萄酒的氣味，地上扔著幾片酸麵包。當他走近廁所時，他又轉身返了回來，那氣味實在叫他受不了。在他身後，廁所門正隨著列車的震動一開一合。
我屬於這個地方，他疑惑地想，我應當坐三等車廂。我不想像擁護憲法的工黨議員那樣，領著頭等車票前往擁擠的國會投票。但他又自我慰解地說，這樣做是為了減少換車造成的耽擱，是為了不在邊境讓人扣住。盡管如此，他還是注意到自己動機不純；自從他聽到失敗的消息後，這一事實才開始使他不安起來。因為在勝利帶來的激動和無私的氣氛中，他的一切虛榮、猥瑣和微末的缺點本可以被衝洗得無影無蹤。但現在，既然一切都取決於他的口舌，他希望自己在被告席上發表演說時，良心上是完全清白的。過去的一些小事，盡管敵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卻可能浮上他的心頭，堵住他的嘴。同那兩個店老板爭吵時我都完全失敗了，我在貝爾格萊德就會做得更好嗎？
因為他的未來幾乎已經確定了，於是他開始沉溺於對往事的回憶，雖說他並不習慣這樣做。過去有個時期，隻要你說“自從上次懺悔以來，我幹了這或幹了那”，你就可以用一時的羞愧贖回良心的清白。假如我能如此輕易地恢複純潔的動機，他滿懷渴望又有點兒酸溜溜地想，那我何不試試呢？我現在也常常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懊悔，並不亞於過去那會兒，但我已經不相信寬恕了，我不再相信有誰能寬恕別人。他幾乎嘲弄起他的信仰來：難道讓我去向社會民主黨的司庫，向三等車廂的乘客懺悔我的罪過嗎？教士轉過臉去，舉起手指，呆板地發出喃喃低語，這一切在他心中突然變得異常美麗，像青春、像高架橋牆角裏的初戀一樣美好，令人無限神往而又無可挽回地永遠逝去了。
這時，津納醫生看見奧佩先生獨自待在二等車廂的隔間裏，正往筆記本上寫東西。
他渴求地望著奧佩先生，同時又覺得羞愧，因為他曾為自己戰勝了宗教信仰而自豪，現在卻要向這個信仰屈服了。但如果這信仰能讓我安寧呢？他反駁地想，伴隨著這個詞引起了一些仍舊令人不快的聯想。他拉開門，走進了隔間。那張蒼白的長臉和淺色的眼睛，那副飽受文化傳統熏陶的情態，使得他心裏很別扭，如果他提出請求，就等於承認教士的優越地位了。一時間，他又成了滿手泥汙的男孩，在黑暗的懺悔室中為自己世俗的罪過而羞紅了臉。他用總是揭自己老底的生硬的英語說：“真對不起，也許我打擾你了。你要睡了嗎？”
“沒關係。我在布達佩斯下車。”他否認地笑著說，“在我安全上岸之前，我想我是不會去睡覺的。”
“我叫津納。”
“我叫奧佩。”對奧佩來說，他的名字並無什麽意義，也許隻有記者才會記得他的名字。津納醫生拉上門，坐在對麵的座位上。“你是教士嗎？”他想在後麵加上“神父”一詞，但這個詞卻黏在他的舌尖上；這個詞的含義太多了[29]，它意味著一張饑餓的灰白麵孔，麵對像敵人一樣成長起來的兒子，疼愛凝為尊敬，犧牲變成了懷疑。“我不屬於羅馬教派。”奧佩先生說。津納醫生沉默了好幾分鍾，不知該怎樣說出自己的請求。他嘴唇發幹，心中渴求著公正，宛如渴求他人房間桌子上的一杯冰水。奧佩先生似乎注意到了他的窘迫，便愉快地說：“我正在編一本小集子。”津納醫生機械地重複道：“集子？”
“是的，”奧佩說，“替世俗的人們編的一本宗教文集，可以在英國教會中起到類似羅馬默禱書的作用。”他用蒼白細瘦的手敲著筆記本的黑軟皮封麵。“但我還想探討得更深一些。那些羅馬書——怎麽說好呢？——過分局限於宗教範疇。我希望我的小冊子能適應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情況。你打板球嗎？”
津納醫生又沉浸到跪在黑暗中做懺悔的回憶中去了，這個問題使他吃了一驚。“不，”他說，“不。”
“沒關係，你會理解我的意思的。假如你是最後上場的人，你戴上護墊，八個三柱門已被擊倒，可是還必須拿五十跑[30]，你很想知道這個責任是否將落在自己身上。你從所有一般的默禱書中都得不到應付這種危機的力量，也許就會不大信宗教了。我的目的就是滿足這種人的需要。”
奧佩先生像放連珠炮一樣熱情洋溢地說著，津納醫生感到自己的英語不夠用了。他不能理解“護墊”“三柱門”“跑”這些詞的含義，隻知道它們和英國的板球遊戲有些關係；近五年中，他對這些詞匯漸漸熟悉了，在他的思想中，它們是與海風吹拂的草坪聯係在一起的，他在那兒監視不聽話的孩子玩他不會玩的遊戲；但他對這些詞的宗教意義一無所知。他想，教士是在用這些詞比喻“責任”“危機”“人的需要”，這類詞匯是他所理解的，這使他獲得了他需要的機會來提出自己的請求。
“我希望和你談談，”他說，“談談懺悔。”這個詞一說出口，他頓時覺得自己又年輕了。
“這是個難題。”奧佩先生說。他端詳了一陣自己的手，接著又飛快地說起來：“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泥守教條，我以為可以講出許多理由支持羅馬教會的做法。現代心理學正在從事異曲同工的研究工作。懺悔神父和懺悔者的關係與精神分析學家和病人的關係頗為相似。當然，它們是不同的，神父宣稱可以寬恕人的罪惡，這個區別是存在的。”津納醫生想插嘴，但奧佩先生急忙繼續說道，“區別畢竟不很大。在前一種情況下，罪惡受到寬恕，懺悔者離開懺悔室時精神上解除了負擔，打算重新開始生活；在後一種情況下，據說病人隻要說出自己的邪念惡行，濃情造成邪惡的無意識動機，就可以消除那種欲望的力量。病人在離開精神分析學家時也獲得了重新做人的意願和力量。”通往過道的門開了，一個男子走了進來。“就這一點而言，”奧佩先生說，“向精神分析學家懺悔似乎比向教士懺悔更為靈驗。”
“你們正在討論懺悔的問題嗎？”新進來的人說，“是否能讓我插一句不相幹的話呢？還應該從文學的角度上考慮這個問題。”
“讓我給你們兩人彼此介紹一下，”奧佩先生說，“這位是津納醫生，這位是奎·斯·薩沃裏先生。進行一次最有趣味的討論可說是人才齊備了，我們這裏有醫生，有教士，還有作家。”
津納醫生慢吞吞地說：“你沒漏掉懺悔者嗎？”
“我正要推薦一位，”薩沃裏先生說，“我敢說自己就是一個懺悔者。小說是以作者體驗為基礎的，從這一意義上講，小說家是在向讀者做懺悔。這使讀者處在教士和分析者的地位上。”
奧佩先生朝他微微一笑，反駁說：“不過，隻因為夢是一種懺悔，你的小說才成其為懺悔。這裏又涉及了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壓抑機製。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壓抑機製。”列車正通過一座橋梁，他大聲重複了一遍。“醫生有何見解呢？”兩人客客氣氣，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津納醫生，使得他頗感困惑。他坐著，微垂著頭，無法說出滯留在心中的那些痛苦的詞句，今晚他已經第二次講不出話來，到達貝爾格萊德以後，他又怎麽能指望自己的講演能力呢？
“此外，”薩沃裏說，“還有莎士比亞呢。”
“哪兒能沒有莎士比亞呢？”奧佩說，“他像巨人一樣在這狹小的世界中走動。你是說——”
“他對懺悔持什麽態度？當然，他是個天生的羅馬天主教徒。”
“在《哈姆雷特》中。”奧佩說，但津納不願再待下去了，他站起來，向兩人微微躬身。“晚安。”他說。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憤恨和失望，但他所說出的卻是：“有趣極了。”隻有一串昏暗的藍燈泡映照著過道，過道灰蒙蒙的，搖顫著，傾斜地通向黑黝黝的行李車廂。有人在睡夢中翻著身，用德語說：“不可能，不可能。”
科洛爾離開醫生後就跑了起來，手提著衣箱，在搖搖晃晃的列車中盡快跑著，因此，當邁亞特看見她拉開門把手時，她氣喘籲籲，顯得相當漂亮。十分鍾前邁亞特就已把埃克曼先生的來信和市場價目表推到一邊去了，他實在讀不進這些詞句和數字，他的腦海裏總是回響著那姑娘的聲音：“我愛你。”
好一個笑話，他想，好一個笑話。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從現在起列車一連七小時不停站，而且他已經買通了列車員。他不知道他們是否對長途客車上的這類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年輕時他常常讀描寫美貌的伯爵夫人在單獨旅行時如何勾引國王使者的小說，他常想，不知這類好運會不會落到自己頭上。他照照鏡子，把油亮的黑發向後壓了壓。要是我的膚色不那麽暗，我還可以不算長得醜，但是當他脫下皮外衣時，他卻不能不想起自己正在發福的身體，想起自己並非攜帶著滿裝密封文件的公文包，而是裝著葡萄幹出門旅行的。她也不是漂亮的俄國伯爵夫人，不過，她喜歡我，而且她的身材很好看。
他坐下，看了看手表，又站起來。他興奮起來了。你這傻瓜，他想，她也沒什麽新鮮的，普普通通，心腸軟，長相好，在西班牙大街上，隨便哪個晚上都能找到這樣的姑娘。但盡管他列舉出種種理由，他還是不能不感到這次豔遇有一點兒陌生的新鮮感。也許這隻是由環境造成的：在一張僅兩英尺來寬的臥鋪上，以每小時四十英裏的速度行進。也許這來自她晚餐時的表白，他認識的姑娘都不好意思說這種話。如果你問她們，她們會說“我愛你”，但如果讓她們自發地說，她們多半會講“你真是個好人”。他開始思量起這姑娘來，過去他從未這樣想過一個能夠搞到手的女人：她溫柔可愛，我心甘情願為她做事。好幾次他甚至忘記了這姑娘已經欠下他一筆人情債了。
“請進，”他說，“請進來。”他從她手中接過衣箱，把它塞到座位下麵，然後握住她的手。
“瞧，”她微笑著說，“我不是來了嗎？”盡管她在微笑，他卻覺得她很驚恐，心裏詫異她為什麽會這樣。他放開她的手，拉下朝過道的百葉窗，頓時，他們好像是單獨待在一個顫抖的小匣子裏。他吻了吻她，發現她的嘴唇冰涼、柔軟，對他半推半就的。她坐在那張已改成臥鋪的座位上，問他：“你是不是捉摸過我會不會來？”
“你已經答應我了。”他提醒她。
“我也許會改變主意呢。”
“那又為什麽？”邁亞特不耐煩了。他可不想光是坐著聊天，她的腿懸起，隨意晃動著，使得他衝動起來。“我們會很愉快的。”他脫下她的鞋，又順著她的襪子摸去。“你什麽都知道，是嗎？”她說。他的臉紅了。“你不喜歡嗎？”
“哦，我喜歡，”她說，“非常喜歡。要是你懂得不多，我倒會受不了的。”在昏暗的藍燈下，她麵色蒼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滿了驚恐。起初他感到好笑，隨後又覺得這很迷人。他想激起她的熱情，驅散那種冷淡情緒。他再次吻她，並試圖把外衣從她肩上脫下來。她像一隻裝在布袋裏的小貓，在衣服下麵顫抖著、扭動著。突然她衝他噘起嘴唇，吻了吻他的下巴。“我真的愛你，”她說，“真的。”
他感到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生疏感。他仿佛覺得自己從家裏出發，踏上了一條熟悉的小路，走過煤氣工廠，越過溫布爾河橋上的磚橋，穿過兩塊田地，但發現自己並沒有到達那上山通向平房區並與新公路連接的小道，而是站在一片陌生的樹林邊上，麵前是一條他從未走過的、蔽不見日的小徑，誰也不知它通向何處。他從她肩上抽回手來，說：“你真討人喜歡。”但他沒有碰她，過了一會兒，他又有些詫異地說了一句：“你真可愛。”他以前從未體驗過欲望上來之後又強壓下來，並且由於這種壓抑變得更加熾烈的感覺，他總是懷著一種廉價的興奮匆匆陷入新的豔遇。
“我該做什麽，脫掉衣服嗎？”他覺得難以啟口，隻是點了點頭。他見她從臥鋪上站起身來，走到一個角落裏，開始緩慢地、有條有理地脫衣服，她把上衣、裙子、緊身圍腰、背心一件一件地折好，整整齊齊地擺在對麵的座位上。他注視著她那冷靜的、專心致誌的動作，意識到自己的反應是多麽不相宜。他說：“你真可愛極了。”他感到一種異樣的激動，說話都有點兒結巴了。當她從對麵朝他走來時，他發現自己弄錯了：她的冷靜有如一張緊繃的皮，其實她激動得滿臉通紅，眼睛充滿恐懼，看上去像是不知該哭還是該笑。他們很自然地在兩排座位之間的狹小空地上相遇了。“我希望把燈熄了。”她說。她緊緊地貼著他站著，他用手撫摸她，兩人隨著列車的行進輕輕搖擺著。“不，”他說，“我喜歡讓燈全亮著。”
“關了更方便些。”她說，低聲笑了起來。在列車的哐當聲中，她的笑聲化作一團難以分辨的低音。他們無法竊竊私語，隻好大聲地、一板一眼地講親昵的私房話。
甚至這些通常的姿態也未能完全消除那種生疏感。她躺在臥鋪上，顯得尷尬笨拙而又天真得不可思議，這使他頗為吃驚。她的笑聲停了，不是逐漸停住的，而是戛然而止。他幾乎懷疑這笑聲是他幻想出來的，或者是車輪滑行時的怪聲。她突然急切地說：“耐心些，我可不會。”隨後她痛苦地叫出聲來。即使有個鬼魂穿著蒸汽時代以前的古老服裝經過，恐怕也不能使他更吃驚了。若不是她摟著他，他就會脫身走掉。透過火車頭的喧囂，她的話語斷斷續續地傳來：“別走，對不起，我不是想……”火車突然停了，兩個人被晃得分開了。“怎麽回事？”她說。“到站了。”她苦惱地抱怨說：“為什麽偏偏這會兒到站？”
邁亞特把窗子稍稍打開一點兒，探出頭去。一排昏暗的燈火照亮了鐵路旁幾英尺遠的地方。雪已經積了好幾英寸厚，遠處，一點兒紅色的火星飄忽明滅，有如風雪中的一盞轉燈。“這不是車站，”他說，“是信號燈讓我們停車。”車輪不再旋轉，隻有一聲汽笛劃破了分外寂靜的夜；這裏那裏的人們醒了，把頭探出窗外，彼此談論著。列車尾部的三等車廂中傳來了提琴聲，那曲調坦直、詼諧、準確，但穿過黑夜、飄過雪地之後，聽起來卻有點兒遊移不定了，以致最後在邁亞特心中喚起了一點兒不安和懊悔。“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根本就沒有料到。”現在他們倆在車廂隔間裏已經相當暖和了，於是他連窗戶也沒關，跪在臥鋪前，把手伸到她臉上，用好奇的手指輕輕撫摸她的麵孔。那種新鮮的想法又一次使他心醉神馳：“多溫柔，多可愛。”她靜靜躺著，由於疼痛或是激動而急促地喘著氣，身體也微微抖動著。
三等車廂裏有人用德語罵那個提琴手，說噪聲吵得他睡不著覺。但他似乎沒去想自己一直在列車的轟鳴中安然大睡，正是悠慢清晰的樂曲之外的那萬籟無聲的靜寂使得他醒過來的。小提琴手反唇相譏，繼續拉著琴，一些人議論起來，還有人大笑。
“你失望了？”她說，“我笨極了吧？”
“你很可愛，”他說，“但我以前真不知道。你為什麽要來呢？”
她開了口，音調如小提琴一般輕柔，但已足以使別人釋然：“姑娘家早晚得學。”他再次摸摸她的臉。“我弄痛你了。”
“這可不是郊遊野餐。”她說。
“下一次。”他開始許願。但她插嘴問道：“還有下一次？這麽說我順當通過了？”她那鄭重其事的口吻使得他不禁失笑。
“你希望有下一次嗎？”
“是的。”她說。但她現在想的不是他的擁抱，而是君士坦丁堡的公寓，是她自己的臥室以及十點鍾就上床睡覺。“你要在那兒待多久？”
“也許一個月，也許更長一點兒。”她遺憾地嘟囔著：“太短了。”而他開始大許其願，盡管他很清楚，天亮以後自己會為此而懊悔的。“你可以和我一起返回。我在城裏給你找間公寓。”她的沉默仿佛在強調這許諾是荒唐無稽的。“你不信我的話嗎？”
“哦，”她用完全信任的語氣說，“太好了，真讓人不敢相信。”
她一點兒也不忸怩作態，這使他很感動，於是他又突然激動地記起自己是她的第一個情人。“聽著，”他說，“明天你還願意來嗎？”她懷著真誠的擔憂反對說，這樣不等到達君士坦丁堡，他就會厭倦她了。他沒理睬她。“我要舉行個慶祝酒會。”
“在哪兒？在君士坦丁堡？”
“不，”他說，“我在那兒無人可邀。”他突然想起來埃克曼先生，使得他的愉快心情蒙上了一道陰影。
“怎麽，就在火車上？”她又一次大笑起來，但這一次笑得很舒暢，毫不懼怕。
“為什麽不呢？”他變得有點兒洋洋得意了，“我要邀請所有人。要像結婚宴席似的。”
她衝他打趣說：“沒有婚禮的結婚宴席。”但他對自己的想法越來越著迷了。“我要邀請所有人：醫生，坐二等車廂的那個人，那個好打聽閑事的人，你還記得他嗎？”他猶豫了一秒鍾。“還有那個姑娘。”“哪個姑娘？”“你朋友的侄女。”可是，想到那姑娘可能不接受自己的邀請，他自吹自擂的興頭便低了幾分；她可不是歌舞團裏跑龍套的姑娘，不是好看、隨和、普普通通的姑娘，他想著，一邊為自己的薄情感到羞愧，她是一個美人，是我想娶的那類女人；但一想到她可望而不可即，他心裏頓時又酸溜溜的。隨後他的情緒又恢複過來。“我還要請那個提琴手，”他誇口說，“讓他在我們吃飯時演奏。”
“你不敢請他們。”她目光灼灼地說。
“我敢。隻要是由我付錢，他們就不會拒絕這種宴請。我們要喝車上最好的酒。”他說，心裏飛快地計算花費，故意忘卻火車上的酒其實都是尋常的貨色。“一個人花兩鎊。”
她讚同地拍了一下巴掌。“你不會告訴他們為什麽。”
他對她微微一笑。“我要對他們說明，這是為我情人的健康祝酒。”半晌，她靜靜躺著，玩味著那個字眼，它意味著舒適的生活、穩定的關係，甚至某種有頭有臉的地位。然後她搖了搖頭。“這太美了，不會實現的。”但她表示不相信的話語被長鳴的汽笛聲和開始轉動的車輪聲淹沒了。
車廂之間的掛鉤拉緊了，閃著綠光的信號燈徐徐搖晃而過，這時約瑟夫·格倫利希嘴裏正在說：“我是共和國的總統。”正當他夢見一位身穿燕尾服的紳士向他獻上城市新保險金庫的鑰匙時，他醒了過來，並且馬上清醒地記起了自己的處境，對夢中的細節也記得一清二楚。他把手搭在肥厚的膝頭，放聲笑了起來。共和國總統，這可不賴，對嗎？我也能編出蠻不錯的故事來。一天之內克魯伯和那個醫生全讓我哄住了，他給了我五英鎊，因為我很機靈，他一說“警察局的密探”，我就聞出味兒來了。約瑟夫·格倫利希的特點就是機敏麻利。“您瞧那邊，克魯伯先生。”一抽繩子，瞄準，開火，一秒之內就完事大吉。我脫身也是憑著這一手。他們抓不著約瑟夫。那個教士說什麽來著？約瑟夫不禁暗暗捧腹而笑。“你們德國人打板球嗎？”我說：“不，他們教我們跑。我當年還是個賽跑名手呢。”這就叫機敏，而他一點兒也沒聽出其中的玩笑，還一個勁兒談什麽“索伯斯啦，赫格利希啦”。
但是那畢竟是挺懸的，約瑟夫眺望著窗外的飛雪，心裏想，當那個醫生發現箱子被人動了的時候，我已經拉住那根繩子了。如果他喊列車員，不等他出聲肚子上就會挨槍子兒。約瑟夫又高興地笑起來，覺得左輪手槍正輕輕摩擦著大腿內側的腫疼處；我會把他的五髒六腑都弄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