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觀“失敗”：從《斯坦布爾列車》說起

——代譯後記

梅紹武先生為《命運的內核》（1948）中譯本（譯林版，1998，傅維慈譯）寫的代序指出：格雷厄姆·格林常常反複運用一兩個關鍵詞來表達中心思想，比如，《密使》裏是“信任和懷疑”，《這是個戰場》裏是“公正”，《權力與榮耀》裏是“縱情放任”，《戀情的終結》裏是“愛和恨”，《命運的內核》裏是“憐憫和責任”。他說得很中肯。

當然，貫穿格林著作的關鍵詞還有其他一些。“失敗”便是其中之一。

敗者津納

《斯坦布爾列車》（1932）是格林的成名作和第一部所謂“消遣讀物”，標誌著他寫作生涯中一個重要的節點。這部小說的人物和情節相對簡單明晰，引領讀者把目光投向作品所聚焦的社會問題和精神風景。

《斯坦布爾列車》像其他許多格林小說一樣，圍繞逃亡與追捕展開，其中心人物津納遭警方和新聞記者的雙重圍追堵截。

英國女記者梅布爾初見到津納，便一眼斷定“自己麵前的這個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是個失敗者”——他衣裝寒酸，形容憔悴，在任何人看來都隻能代表落魄和失意。

津納醫生出身於塞爾維亞的窮人家庭，懷著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向舊秩序宣戰，成為本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但另一方麵，良好的教育又使他疏離了自己的家庭和階級，連曾經節衣縮食提供他讀書的父母親都畢恭畢敬稱他“先生”。他如老派紳士般執著於“慷慨、仁慈和毫不含糊的榮譽準則”，更使他與當今世界格格不入。經曆了數十年的含辛茹苦、屢戰屢敗，五年前他逃脫警察追捕，被迫到陌生的英國校園裏消磨漫長的流亡歲月。這一次他登上跨越英吉利海峽的國際快車，計劃回國發動革命。梅布爾窮追不舍，使他不得不東躲西藏。更令人沮喪的是，他中途看到報上登出貝爾格萊德起義提前爆發並已被鎮壓的消息。難道行程已經失去了意義？難道尚未參加就已經再遭挫折？津納痛苦萬分，決定繼續乘車回“家”與同誌們共擔失敗。盡管他在列車上宣講階級鬥爭理論的嚐試連窮姑娘科洛爾都沒能說服，津納仍指望著在審判之時最後一次為自己的事業慷慨陳詞。然而他根本沒有得到公開上法庭的機會，默默倒在了敵人的子彈下。極具反諷意味的是，扣動扳機的“敵人”其實是當兵糊口的無知者，是他想為之謀求解放和福利的窮苦人。

津納預示著作者後來那些深陷於重重困境的主人公，如《權力與榮耀》（1940）中的“威士忌神父”，《命運的內核》裏的斯考比，或《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1961）中的比利時建築師奎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受挫和失敗是他們尚未與墮落的外部世界同流合汙的標誌。“空心人”（語出托·斯·艾略特，格林在自傳《逃避之路》中借用了這個說法）奎因不惜隱姓埋名躲進非洲腹地麻風病區，以逃離名揚四海的“成功”並消化喪失信仰的痛苦，生生把超級名利雙收顛覆成搭上性命的“完敗”。斯考比呢，他最後等來職務晉升的“好消息”時卻精疲力竭地想，自己一向時乖命蹇，“我現在所以走運正是因為我幹了這些事。我已經是魔鬼黨羽中的一員了。魔鬼在這個世界上對自己人是很體貼的。從現在起，我還會從一個可詛咒的勝利走向另一個可詛咒的勝利”。如果說津納的行程從一開始就是不歸的自殺之旅，斯考比則是在身不由己的人生漂流中漸漸體嚐到絕望的況味。他因憐憫、因人情糾葛而被一步步拖入作弊和欺瞞，隨後心悸不已地發現“欺騙的特質之一就是失去對別人的信任”。他對多年相隨的非洲仆人阿裏萌生疑心並導致後者被害。是的，格林的關鍵詞所提示的，不是主題先行、答案現成的說教，而是從主人公與生活的不斷纏鬥中凝析而出的帶著體溫的感悟。

與失敗相對，格林觸目地將“成功”表述為某種墮落。《斯坦布爾列車》中的成功者是暢銷書作家薩沃裏。他小心地抓住與記者交談的機會，刻意表現自己崇尚經典，不時來幾句“現代文學是過眼煙雲”之類聽來有如警句的空洞套話，賣弄下層民眾口音，還宣布要在文學中“恢複歡快和健康的風格”。著墨雖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勾勒出苦心經營聲名和收入的賣文小販的嘴臉。《斯坦布爾列車》出版後曾有英國知名作家就此提起訴訟打誹謗官司。這個在今日中國人看來有點兒匪夷所思的事實提示我們，在格林同代英倫鄉親們的心目中，那位得意者寫得多麽傳神，又承載著多麽尖刻的挖苦。

格林把《斯坦布爾列車》《密使》（1939）和《恐怖部》（1943）等書列為以情節取勝的“消遣”作品。如此自我標榜，如同和讀者簽約，承諾提供“好看”故事。然而，如有的評者指出，格林小說雖常以暢銷的冒險故事為模型，

卻將其移植到一個不同的世界，在那裏，維多利亞冒險英雄不能再依仗曾經支持過他們的價值觀念……那麽，餘下還有什麽？一份陳列個人弱點的清單，一套作用於那些弱點的情節，一種使它們彌散到地境、物件和其他人物的文體，以及一個按照世俗觀點看來是失敗的結局……

格林實際上是借突破類型小說的框框，“有意挑戰甚至挫敗讀者期待”，通過由此而產生的落差揭示並探討“現代性給二十世紀人帶來的典型感受——焦慮緊張，渾噩迷惘，晦暗無明，疏離對立”。難怪幾乎所有的讀者以及格林本人都認為，他所謂的“消遣”和“嚴肅”之間界限十分含糊——一九三八年問世的《布賴頓棒糖》如今被言之鑿鑿地稱為他的第一部“嚴肅的”（或“天主教的”）小說，可是在當年版本的扉頁上卻赫然印著“消遣讀物”。其實，不管掛什麽招貼，格林都既熱衷懸念迭起的情節，又醉心於洗練而精彩的語言表達，更始終關注直指時代熱點和現實人生的“嚴肅”主題。

格林屬於在思想上曾得《荒原》哺育的一代人。對於這位從青年時代起就心懷“對失敗的執念”、不時“在永恒的層麵”考察並質疑世俗成功的意義的天主教皈依者來說，在上帝已“死”的現代西方思想荒原裏，以精神世界為依托並能夠賦予行動以意義的信仰不複存在，因而呼喚拚搏奮發的美國夢之類很可能不過是靈魂迷藥。

很難說格林本人是常規意義上的失敗者，除非我們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作“成就”的唯一尺度。然而，津納、斯考比和奎因們的痛苦和失望如此令人窒息，讓我們不能不相信作者必定曾在失敗感或厭倦感的深淵中苦苦掙紮過，曾被有關“成功”和“失敗”的人生謎題長久地糾結困擾。

“這個世界”

格林長於描寫環境渲染氣氛，寥寥數筆便能栩栩如生地展現電影畫麵般鮮明而攝人心魂的異域圖景。鐵杆擁躉們稱他筆下那些充滿卑劣行徑和苦痛辛酸的傷心之地為“格林國度”。

步入《斯坦布爾列車》，讀者便開始了在一處典型的“格林國度”的漫遊。歐洲的深冬。陰濕寒冷，大雪迷漫。不時地，滾滾蒸汽升騰，起重設施、火車頭和鐵軌鋼梁在眼前掠過，構成工業世界的標誌。在單調的咣當聲中，一個又一個城市、村鎮和國家被甩到身後：

車速漸漸慢了下來。鐵路旁列日市的巨大高爐就像在邊境襲擊中著了火的古代城堡。列車晃了一下，通過了一處岔道。路兩邊架著一道道鋼梁，下邊遠處，一條空****的街道斜插著伸向黑暗，一家咖啡館門口亮著燈。眼前出現許許多多的鐵軌，一些沒掛車廂的火車頭呼嘯著噴著氣……

行進中的列車是絕對的異鄉。

在那方逼仄的天地裏，除了薩沃裏們認為“這個世界總還是充滿奇遇的好地方”，孤獨的碰壁者和他鄉客很難不懷疑世道。前往君斯坦丁堡（也即伊斯坦布爾）做臨時工的歌舞演員科洛爾饑寒交迫，昏倒在列車上。即使得到了猶太商人邁亞特和津納醫生的救助，她也僅能半是心寒半是僥幸地思忖：“也許生活還不至於全是為了個人私利而沒完沒了地爭鬥，也許……這個世界還不是那麽冷酷無情。”津納本人更是像莎士比亞的丹麥王子，對全球秩序發出了質問：“世界真是混亂透頂。窮人忍饑挨餓，富人卻並不因此就更幸福……加拿大在燒小麥，巴西在焚咖啡，而他們本國的窮人卻沒錢買麵包。”

格林曾就狄更斯的寫作議論說，小說家不過是在用公眾能理解的方式演示他本人自童年時代就已形成的“心中的私人世界圖景”。此話當然也是夫子自道。不論由於什麽原因，出身於寬裕整潔中產家庭的格林似乎從小就以“外人”眼光挑剔地端詳歐洲社會。他從來不掩飾、不淡化筆下世界所包含的強烈社會批評：《布賴頓棒糖》的貧民窟孽生著罪惡和凶殺；《安靜的美國人》（1955）中的印度支那血流漂杵；《恐怖部》裏置身納粹時代國際陰謀漩渦裏的年輕姑娘安娜驚恐地發現“這個世界已經壞得不能再壞”；《一個被出賣的殺手》中被資本大佬利用並愚弄的赤貧殺手最後開槍複仇時，瞄準的不是某個人，而是“這個世界”。

《斯坦布爾列車》世界裏能一路暢行無阻的是肆意撒謊行竊殺人的慣犯。至於形形色色的尋常人，他們似乎全都失了信仰和尊嚴，淪沒於渾渾噩噩的當下生活。新教牧師把自己視為提供廉價心理安慰和生活小竅門的職業人；沾沾自喜的作家惦念的是名氣和收益；女記者梅布爾為了每周四英鎊的加薪不擇手段獵奇……這些隨波逐流者是構築墮落世道的磚瓦，也常常是其中的受害人。特別是女性。咄咄逼人的梅布爾其實是酗酒成癮、內心孤獨的同性戀者。科洛爾以自己的身體來報答十英鎊資助，還為此感激涕零。格林筆下的女人——比如科洛爾，比如《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中的萊克爾太太——大都不謀求逃離或反抗，隻希冀較為安逸的生存，因而最終被世界吞蝕。她們大抵是從外部狀寫的，有時觸及內心活動筆觸反而隔膜生澀，倒不如被徹底當作“他者”和謎麵來觀照的鳳兒（《安靜的美國人》中的）們顯得內境幽深，異樣而迷人。

《斯坦布爾列車》眾生中最耐人尋味的是猶太人邁亞特。

格林有時賦予猶太人某些負麵色彩，不是反對一個民族，而主要是針對資本統治。在這點上格林用筆似與青年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有相通之處。在《一個被出賣的殺手》和《布賴頓棒糖》中這體現得很明顯，其中的猶太人馬爾庫斯爵士和科裏奧尼等是作為掌控世界的金融大亨或黑道首領出現的，他們為了權勢和利益不惜策劃謀殺、發動戰爭。與此不同，邁亞特是一個更立體的人物。他唯利是圖的生意人本性不時被作者拉到聚光燈下——他一路上不斷盤算如何挫敗內賊外敵，以最有利價格完成公司並購；他按捺不住為幾個小錢和賣藝人討價還價；他還不由自主地把女孩子們分檔次地想成“五彩玻璃”和“拋光銀器”之類的有價物品。然而另一方麵，暫棲於列車這遊離之地，邁亞特的買賣被擱置，他作為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少數族裔成員的個人境遇卻被凸顯出來。他不僅是公司老板，也是四海無家的猶太人。他深知自己是屬於受壓抑被排擠的“外人”，麵對法國檢票員和塞爾維亞士兵的敵意心生忐忑，要靠“他的皮大衣、他在塞維街定做的服裝、他的錢財以及他在公司中的地位來鼓舞自己”。他甚至展示了生意場外普通人的良善之心，出於憐憫幫助了素昧平生的科洛爾，還不計花費和風險租汽車返回塞爾維亞邊境小站去尋找她。當格林讓這位精明的葡萄幹進出口商因為自己沒能堅持錙銖必較的原則而暗中羞愧時，我們知道，邁亞特不僅是被諷刺的靶子，也是同情的對象。

有象征意味的是，小說的收局場景是旅途終點君士坦丁堡的燈紅酒綠。津納的赴難以及邁亞特的救人，一切都已在身後。邁亞特回到了可以靠錢有效運轉的稔熟世界，如魚得水。他查明並化解了下屬的欺詐行為。他從容應對旅館侍者，並在本地豪華酒店會談商務。到這時，相對無權無勢的姑娘們不知不覺被轉手了：梅布爾的女伴、漂亮的猶太姑娘珍妮特·帕多在商業談判裏變身為邁亞特的候選妻子；而因意外事件中斷行程的科洛爾則在倉皇無措中被納入梅布爾的“保護”。邁亞特的活動和世界的運行渾然一體。正因為他的生意經不含特殊的個人惡行，是司空見慣、四海通行的，因而更看不到逃路或反抗的可能。如果說津納的形象不免概念化，他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也顯得有些教條，小說結尾處物欲之城中最正常不過的經營與消費活動卻與隱忍和絕望密密交織，揭示著作為墮落和背叛之地的“世界”，令人不禁驀然心驚。

《斯坦布爾列車》呈現的僅僅是“格林國度”的一景。類似的地點有很多：遭西方國家文武幹預的動**的越南，革命前在獨裁統治下的古巴，二戰時期的西非英屬殖民地，非洲腹地的麻風病隔離區，等等。充斥於這些地境的，是疾病、戰亂、逃難、走私、腐敗低能、爭權奪利、黑社會囂張和混亂無序。它們構成對當代全球秩序的一個總體象征，也及時並非常寫實地報告著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態，就如《恐怖部》中被德軍狂轟濫炸的倫敦，既反映了二戰中的實況，也代表了“被祟擾的二十世紀英格蘭，那腐壞與毀滅的歐洲噩夢”。

有人認為，《命運的內核》一書似乎不必把背景設在西非，事情完全可能發生在倫敦郊區。這種觀點值得商量。因為格林寫的，絕不隻是中產家庭裏小小的出軌和背叛。倫敦郊區遠遠不夠異己、不夠敗壞，在“不堪忍受”度上不能達標。沒有那過於燠熱或潮濕的非洲的日日夜夜，那戰時殖民地的汙穢和死亡，那誤入歧途的抱負、孤注一擲的掙紮和無可疏解的心痛，便沒有對“格林國度”的確切感受，沒有對斯考比的絕望的認知。

世界和人物是相互映襯且相互滲透的。相比於津納，《安靜的美國人》中英國記者福勒的形象來得更真切豐滿，與作者和讀者的心都貼得更近。然而，如果我們止步於讚歎福勒們超“酷”的厭倦姿態所蘊含的頹唐美，止步於玩賞他透辟的眼光、老辣的言辭、恣肆的行止，而失卻對環繞他們的社會的感知，不能深味他們與那個鴉片氤氳、難以維係的沒落世界剪不斷的關聯，我們就部分地辜負了格林。

如果說“憐憫”之類的母題探討的是私人的心靈和德行，那麽對“世界”的關注顯然是政治性和公眾性的。把格林筆下的陰暗世界圖景全盤歸結到私人心理或某種特定宗教理念（如十七世紀天主教詹森派認為，肉眼可見的凡界盡由邪惡所主宰），將是對格林小說思想意義的閹割和遮蔽。格林描畫出的“這個世界”讓人強烈感受到針對當代資本社會和全球秩序的悲哀和憤怒。他濃彩重墨寫“失敗”，一方麵凸顯現實私人生活的迷失，另一方麵又表達了試圖超越或改造“這個世界”時的茫然。

也許，隻要這個世道尚未根本改變，讀者在格林國度“受虐”就不是全無意義。

信仰與擔當

津納曾在失敗的陰影中反複地拷問信仰。

他生長於信奉天主教的貧困社群，後來成為社會主義者。他不斷提醒自己肩負的責任——對家庭，對勞工階級乃至全世界的窮人。他力圖說服自己，他的“信仰的真理性”和他本人的弱點或其他某些（打社會主義旗號的）人的劣行並無關係。然而，一再的挫折和孤單的處境使他感到，自己的信念和實踐似乎都需要檢討。他渴望傾訴，渴望教會告解儀式所能提供的精神安慰。一路上無可逃遁地被自責、怨艾、愧悔和懷疑萬箭攻心，津納在赴死的最後時刻卻從容坦**毫無怯意，令我們想起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的就義。有關津納犧牲的場景設置和敘述語言都相當直露地影射基督受難。同時，危機來臨之際一些“俗”人也有出人意料的表現：並不理解津納的科洛爾拒絕誣陷他人，甚至邁亞特也一時衝動做出顯然不合自利原則的救人之舉。

現代社會中的信仰或者精神生活是格林的核心關懷之一。

不知在羅馬教廷看來，這位不時讓他們感到頭痛的不羈文人算不算合格的天主教徒。格林曾說，宗教是人“賴以生存的一種迷信”。他以同情筆觸刻畫的那些信徒少有心安理得，不曾以世界拯救者自居，更無獨步天下的趾高氣揚。相反，他們的宗教信仰常常是弱勢者的抗爭或畸零人的苦痛，充滿了悖論和反常——慈善常常帶來毀滅，“聖人”幾乎同時又是罪犯。

格林探討信仰，一個引人注目之點是他對“罪”的關注。《命運的內核》一書開篇借用法國詩人佩吉的話說明“罪”在基督教教義裏的核心地位。托·斯·艾略特談波德萊爾的文章（1930）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說“罪惡感隱含著對善的意識”，波氏的撒旦主義“是從後門進入基督教的嚐試”，是他“爭取精神生活的不成功的掙紮”。的確，若沒有對善的感知，何來“罪”的概念？在格林們看來，在原罪觀念**然的後啟蒙世界裏，被罪感折磨幾乎成了信仰的標誌。比如斯考比。他在腐敗無序的戰時殖民地亂世中一錯再錯，淪為舞弊的官員、不忠的丈夫、說謊的情人，甚至成了與他相依為命的非洲黑仆的謀害者。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不顧教會禁令選擇了自殺。自殺之前他長時間喋喋不休地向上帝傾訴，說自己不求神的“慈悲”，說他會詛咒自己，還說：“當我出了你的界你將得安寧……你將能忘卻我，永遠地忘卻。”在那一刻，斯考比對人格化上帝的痛徹心扉的奇特依戀遠遠超過他對妻子或情人的情意，幾乎有點驚心動魄。那一對一的人神關係如忠誠的背叛，如背叛的忠誠，永無解除的可能。在人這一端，喚起的感情遠非單純的敬仰或崇拜，而是痛苦、絕望以及對絕望之外、人生之外、俗世之外某種神秘存在的溫存渴望和無限信托。

值得強調的是，格林筆下的信仰也常與對“左”派事業的認同相交集。有人幹脆認定格林政治上是社會主義者。格林在“紅色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人生事業，他青年時代立場“左傾”，一度短暫加入英國共產黨並在《斯坦布爾列車》等作品中以激進革命家為主人公，這些都不足為奇。然而，到了冷戰時期，蘇聯的許多引起爭議的事態已經被披露甚至被大加渲染，許多曾經的“左”派紛紛右轉，格林的依然故我就顯得有點紮眼。他公開表示自己“對無神論甚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並無反感”，曾以肯定的筆調提到在南美洲（如反抗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和天主教徒的並肩戰鬥，還在《吉訶德大神父》（1982）裏讓令人啼笑皆非的率真天主教神父和他的共產黨友人反反複複地討論他們彼此間既迥異卻又共同的信仰和懷疑。

正因如此，喬治·奧威爾一方麵非議格林作品中“對被聖化的罪人的崇拜”，指出宗教可以很便當地成為替闊佬們洗刷良心的工具，同時又把他視為可能的“左派”同路人。格林的同情心總是在受壓迫者和小人物一邊。因此，《安靜的美國人》毫不含糊地批評美式資本主義“拯救”世界的企圖，讓敘述者福勒直言道出：大談人權的美國人並不真的在意東方勞苦民眾的生死，真能和“田裏人”進行交流的其實是那些越共人士。《喜劇演員》（1966）一書結尾將共產黨人馬吉奧醫生塑造成海地杜瓦利埃政權恐怖統治下為理想捐軀的烈士。他被捕前留下長信吐訴心聲，說共產主義不僅有經濟藍圖，也不完全等同於其現存的組織或當下的實踐，“就如天主教……不隻是羅馬教廷。共產主義中不僅有政治，也有神秘”。他還說，所有真誠的信仰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人可以放棄某種宗教，卻不能失去所有的信仰。

《安靜的美國人》和《喜劇演員》等作品表明，在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聲援已經不那麽理所當然的年代裏，格林仍然支持力圖重塑社會的擔當與嚐試。當然，早在那之前，早在津納輾轉於《斯坦布爾列車》的時日，格林已經充分意識到改造“這個世界”的信念和奮鬥本身是有風險、有局限、有歧途的，不可避免要遭遇錯誤、失敗和迷惘。作為一個有漫長過往史的宗教團體的成員，格林和馬吉奧醫生一樣，認為應把信仰本身與其“信徒”們曲折紛雜實踐的曆史功罪區別開來；“現存社會”企圖讓人相信物質消費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社會主義理想正是要打破資本和利潤對大眾的掌控；而備受攻擊的所謂“共產國家”是麵向未來的，是還在“生成”過程中的探索——恰如天國。

在格林筆下，信仰很多時候表現為在世人嘲諷或敵人圍攻中的自疑、追問和苦惱。如果是喜樂安寧地隨大流，又何需信念？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