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手勢語言的多樣性

看一下“民族語”的語言編目索引，你會發現（截至2009年版）一個“聾人手語語係”，在全部6909種語言中約有130種聾人手語。那麽問題來了，所謂聾人手語真的是一種“語言”嗎？它難道不是一堆手勢，用來方便人們最低限度交流的嗎？又或者“說”手語其實也是在說英語，不過是換了一種方法（手勢/視覺）？全世界的手語不都是一樣的嗎？它們要真是語言且各不相同的話，那在世界語言多樣性中又占多大比重呢？這個“語係”中的語言是否像我們在第三章中討論的那樣符合係統進化的規律呢？如果你從未有過聾人朋友，也沒有因其他因素認真思索過這些問題，答案可能會令你驚訝不已。

毫無疑問，在語言出現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人類都是通過手勢來相互交流。確實，關於語言起源有一個理論影響力很大，該理論認為手勢是語言的最初媒介，發聲係統隨後出現，最終後來者居上徹底代替了手勢。當然，這一理論本身也存在爭議：語言起源幾乎沒有什麽確定事實，因為多數相關證據在化石中都無跡可尋，在人類近親靈長類動物中也沒有類似現象。但無論人類語言是否起源於手勢和聲音的相互關係，這兩種語言表達形態的關係都非常密切，甚至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象。人類曆史上一直有聾人群體存在，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們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手勢/視覺）進行溝通。

自發形成的手勢語言

若不是被口頭語言先發製人，人類會自然而然地發展手勢語言表達。這一點可以通過觀察聽覺正常人士家裏的聾人寶寶得到佐證：聾人寶寶無法獲取父母及其他人的口頭語言，並且沒有其他手勢使用者可以模仿。在這種情況下，對聾人寶寶正常發育至關重要的語言體驗就被切斷了。但令人驚奇的是，寶寶們並非就此孤立；相反，他們會自創方法，通過手勢來表達部分想法和欲望。

這些“家庭手勢”係統結構簡易，表達力當然無法與英語或其他自然語言相提並論，但其組成手勢確實屬於符號，如同語言中的單詞一樣。更有趣的是，兩三個手勢可以按照一定的規律組合起來表達新的意思。這種表達能力在其他動物的交流係統中不曾出現，因此，家庭手勢在概念分類上被置於“人類語言”中是毫無懸念的。聾人寶寶表現出“家庭手勢”的年齡和可以將兩到三種手勢組合起來的年齡大致等同於聽覺正常的寶寶開始說話和組合詞組的年齡。這意味著人類有一種“語言天性”，即便條件不足也同樣能夠蓬勃發展，無論以哪種模態表現出來，語言其實就是大腦發育的副產品。

在孤立條件下，同時生發的獨創家庭手勢係統表達力有限，並且會隨著使用者的死亡而消失，但在某些條件下卻可以表現出更大的潛力。目前有完整記錄的案例中，有一個很有意思，那就是20世紀70年代後期，尼加拉瓜聾人的經典案例。20世紀70年代之前，尼加拉瓜的聾人群體一直被邊緣化，被認為會給家庭蒙羞。因此，他們不與人交流，也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就這樣到了1977年，馬那瓜的一個特殊教育計劃聚集了約50名聾人兒童。隨後幾年，這一數字持續增長，尤其是在1980年桑地諾政府領導下成立聾人職業學校之後。這些舉措將全國的聾人集中起來，形成了一個更加緊密規整的社區。自然而然，個人獨特的家庭手勢係統也隨之而來。

當時尼加拉瓜沒有手語老師，馬那瓜的學校並未教授任何美國手語（ASL）之類的手語。因此，在辦學初期的教育目標是教授基礎西班牙語。但是沒過多久，老師們就觀察到學生相互之間會使用手語進行交流。這一發現意義重大，遠非證實了西班牙語教育失敗那麽簡單。隨著與他人交流的深入，孩子們的家庭手勢語言快速發展，並得到了極大豐富。等到後麵幾屆孩子到校時，他們之間已經有了一套相較於家庭手勢更加成熟的交流體係，並在此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令人震驚的是，幾屆之內，一套複雜的手勢語言——尼加拉瓜手語（簡稱ISN）出現了。無論同手勢語言（如ASL）還是口頭語言（西班牙語）相比，這一語言都保持自身的獨立而存在。同其他語言一樣，尼加拉瓜手語也被作為一種交際載體為使用者服務。

關於手勢語言的一些誤解

由於對美國手勢語言（ASL）的研究最多最細，下文的大部分討論都將以美國手語為基礎。美國手語根基穩固，使用人數龐大（20萬~50萬人），其部分特征在其他手語中不一定存在，但相關差別多是源於具體的曆史和社會語言地位，無關原則問題。

我們說手勢語言是一種獨立存在的成熟語言，這話到底是什麽意思呢？首先有必要澄清一些普遍存在的誤解。手語並非單純的啞劇，不可與我們（或者至少是我們的祖先）玩的“啞謎猜字”遊戲相提並論。雖說ASL中的部分手勢確實基於對世界事物的象似性描繪，但很多手勢都不是那樣，至少並非那麽直觀透明。即便是最具體的事物，如圖10所示的“樹”（tree），不同的語言也有不同的手勢（按照慣例，ASL以及其他手語中的手勢都以其英語的大寫字母表示）。

圖10中的每一個手勢都可以看作與樹的特征有關，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現象，主要在於其代表了特定語言中的詞匯。無論ASL係統中的手勢多麽能引起人的共鳴，在使用丹麥手語或中國手語交談時，若用ASL手勢來表示樹，那給對方造成的困惑會不亞於在英語句子中突然冒出一個丹麥單詞或中國漢字。

圖10. 三種不同手語中“樹”的手勢

事實上，手勢的象似性程度很容易被誇大。如果給土生土長的英國人（即沒有接觸過ASL的人）一組ASL手勢，並要求他們判斷手勢的意義，他們全都會連蒙帶猜。即便是給幾個備選項，情況依然如此。類似的任務如果給說手語的人，讓他們猜另一種不相關手語的意思，結果也不會好到哪兒去。

在個別情況下，我們能掌握某一手語的具體曆史演化證據。但證據表明，如同第三章討論的口頭語言中單詞的語音形態會發生變化一樣，詞義的手勢形式也會變化。從手勢的曆史演變可以概括出以下結論：手語的手勢和所指並不僅限於保持象似關係。換言之，許多手勢剛進入語言體係時象似性極高，但隨著時間流逝，其直觀性會越來越淡化。一個手勢一旦進入一種語言，其形式便取決於該語言的結構規律而非其外部意義。

這並非要否定手勢語言中象似性的作用：在視覺空間語言中，象似性是一種寶貴資源，其價值不隻在於單個詞語的意義。即便象似性隨著時間流逝慢慢淡化，手勢語言還可以通過多種方法將其複蘇。真正改變的其實是這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象似性和詞匯內容的聯係，二是象似性與語法結構的聯係。隨著手勢語言曆史的增加並不斷被傳遞給後代，其相互關係會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富有層次，意義也隨之擴展。

舉個例子，ASL中的動詞分類基於符號與其所代表的動作或狀態的潛在象似關係。與身體（包括情感和認知行為）相關的動詞稱為普通動詞，因其施事主體和受事主體（主語、賓語等）不存在動作移動路線。而例如“給”（give）之類的轉移動詞，其施事主體和受事主體（主語和“give”的間接賓語）之間則存在路線位置變化。第三類既不屬於普通動詞，也不屬於轉移動詞，而是表示空間和位置類的動詞，稱為空間動詞，用來表示空間位置移動的微小變化。三類動詞的係統性差異主要體現為符號對“施事”和“受事”的表征方式。至此可以說，象似性被重新塑造並表現為不同動詞的形態變化，進而從單個符號的意義轉到了語言的語法層麵上。

手勢語言也並非周遭環境中口頭語言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美國手勢語言（ASL）很大程度上來源於18世紀法國的一種語言，在某種程度上與法國手勢語言相通。英國的手勢語言（British Sign Language， BSL）卻另有源頭，ASL和BSL並不相通，不過後者和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的手勢語言卻相當接近（不過也絕非完全相同）。中國台灣的主要手勢語言與日本手勢語言非常相似（由日本早期占領台灣引發），但與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大陸地區的手勢語言卻互不相通。

任何人在見過用手形表示字母的圖表後都可能會認為手勢不過是一種英語（或其他語言）拚寫機製。雖說ASL確實可以通過比畫一個字母來展現外語（英語或其他語言）單詞，但跟正常溝通相比，這種方式是相當邊緣化的。手勢拚寫跟手勢語言完全不同，它不過是一係列手勢的有序排列，缺乏視覺空間媒介的動態運用，而這一點在手勢語言中是至關重要的。

另外，手勢拚寫表達的其實是一門外語（例如英語），而不是ASL自身的手勢。手勢拚寫中表示字母的手形在手勢語言中也同樣存在，但隻是作為內部複雜手勢的組成元素，且用法完全不同。東亞地區的手勢語言中同樣也有表示漢字（漢語或日語中）的方法，但若要以此為基礎展開正常的語言交流，是絕對不可能的。

手勢作為一種語言

有些電視節目和電影會在角落設置一個專門的手語框，有的講座會有手語譯員為失聰人士提供同聲ASL傳譯。要是看過類似節目、電影，或是參加過這種講座，你可能會好奇這種翻譯到底能產生多大作用。答案就是：其他語言間的翻譯有多有效，這種翻譯就多有效。英語中能表述的所有內容，ASL都可以應對。有經驗的翻譯還可以跟上話語的節奏。在正常交談中，手勢語言和口頭語言傳遞信息的速度（以每分鍾主題數量或類似其他標準衡量）大致相同。從整體功效的角度來看，兩種模態也完全相當。

但手勢語言看起來總是不太一樣，所以一直會有人問：兩種模態下的語言到底有多相似？這個答案仍然比你想象的要多（雖說有些差別不可避免）。口頭語言的結構包括多個組織層次：話語可以分為（單獨狀態下無意義的）聲音，聲音以係統方式組合起來形成單詞（音係）；單詞接著通過其內部形式來傳達各部分的意義（詞法，例如單詞“bakers”可以分解為“bake+-er+-s”）；最後按照係統規則將單詞組成短語和句子（句法）。這些組織層次同樣也是手勢語言的典型特征，並且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極其精妙。

所謂音係學就是：語言會首先從世界所有語言的大範圍內選擇一部分發音組成一個特定的發音庫，然後利用發音庫中的發音組成音係。可以對這些發音按發音位置、發音方式、聲帶活動等維度進行分類。在某種特定語言的範圍之內，發音可以基於這些分類相互組合。在英語中，允許摩擦輔音 [s] 加上清輔塞音 [p]、[t] 或者 [k]，有的單詞詞首還能再加個流音 [r]、[l]，但這已經是最複雜的情況了（即便是這種情況，也不能出現 [l] 後麵接 [t] 的組合）。格魯吉亞語中允許更加複雜的組合存在，比如 [gvprts' k'vnis] （這居然是個單音節詞！意為“他在經濟上壓榨我們”）前麵的那一串輔音，卻不能出現英語詞首中的 [sp]（如spot）組合。此外，若有的聲音組合不符合語言規範，則會出現相應調整。例如單詞“churches”中，ch和z的組合不符合規範，因此會插入一個短元音e。

ASL之類的手勢語言中也存在類似結構，而它的基礎顯然不是聲音。自20世紀60年代早期以來，得益於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的開拓性工作，我們意識到ASL手勢也可以明確劃分為不同結構，如手形、位置、運動、方向以及其他。每個類別又可以具體細分，例如以手語字母表為基礎，外加一些微小調整可以形成手形集，手形則從手形集中篩選而來。這些手形集專屬於ASL，其他手勢語言的手形庫與此略有不同。每個手勢都有其特定的手形、位置、方向，甚至是活動。各個部分如何組合主要基於各語言的特定規則，而這些規則本身則由語言的內部組織決定。不過相較於聲音語言的內部結構，人們對手勢語言的了解還不夠深入。

通常來說，手勢的各分解動作自身並不表達意義。但有一個特例，即某一類手勢中表示特殊意義的量詞。要想說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可能就要離題萬裏了。不過不徹底弄清楚也並不妨礙我們做出大體判斷：像單詞一樣，手勢要組合使用才能表達完整的意義。如此一來，手勢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組合模式完全可以類比為口頭語言中的音係學。雖說在無聲語言中談“音係”似乎有些怪異，但兩種模態間的語言組織如此相似，“音係”也早已成為標準術語。

有些單詞（如“tree”）比較簡單，不存在部分形式對應部分意義的情況，但也有很多單詞的形態結構比較複雜，比如“bakers”。說它們複雜的原因有幾個方麵。首先，複合現象允許單詞“以舊創新”，例如狗屋（doghouse）；其次，派生現象允許以一詞為基礎創造另一詞，例如從“膨脹”（inflate）到“膨脹的”（inflatable）；最後，曲折現象使得同一個單詞在不同句法條件下有不同的形態變化，例如名詞的單複數變化（dog/dogs）或動詞的現在式和過去式變化（wait/waited）。在多數語言中，這種情況都是通過添加額外的詞綴來標示，但也並非全都如此。“man/men”的語法意義等同於“dog/dogs”，卻以元音變化來標示複數，而“sit/sat”卻又以此來標示時態變化。派生詞的情況也大同小異，“breathe”（動詞呼吸）和“breath”（名詞呼吸）差別就在於元音和詞尾輔音，還有“food”（食物）和“feed”（喂養）的關係。

ASL中也有複雜的單詞，會出現部分形態對應部分意義的情況。跟英語不同（但和阿薩巴斯卡語係語言類似，如納瓦霍語、卡裏爾語、阿帕切語以及其他30多種語言）， ASL中的詞匯沒有基本的時態變化，但有動詞“體”的變化。所謂“體”，即用來表明事件或狀態發展狀況或動作的時間分布。ASL中的動詞可以根據不同的體產生各種曲折變化，主要通過調整手勢的運動實現。從某種程度上說，ASL中同樣存在派生形態變化。例如，給動作手勢添加後綴來表示做出該動作的人，與英語中“bake/baker”（烘烤/烤麵包師）的變化完全相同。並且同絕大多數手勢語言一樣，ASL也大量使用複合手段在現有手勢基礎上創造新手勢。

自然語言中句法結構複雜，僅靠當前討論肯定不足以對其進行深入探討。但可以說，ASL這樣的手勢語言會將手勢分組（或稱為成分），這些成分按照層級結構相互組合形成更大的單位。每一個成分都隸屬一個語法結構，例如NP（名詞短語），VP（動詞短語），PP（介詞短語），S（句子）等。一個短語能不能與其他短語組合，取決於它在分組中所處的位置。下圖為這種方法標示的一個英語簡單句，為了簡潔省略了部分細節。

[S [NP A man [ S [NP who] [VP likes [NP long-haired cats ] ] ] ]

[VP offered [NP his hand] [PP to [NP Felix ] ] ] ]

在ASL中，句子形成組分的結構沒有英語中那麽清晰明了，因為相對於英語單詞，手勢的順序更加自由靈活。在這方麵，ASL和拉丁語或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土著語比較類似，語序都比較自由。但若到一些抽象層麵，則可以從這些語言的語法中清晰觀察到單詞（或手勢）的句法成分。

口頭語言之所以允許自由語序存在，是因為句子中單詞的意義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呈現。比如拉丁語，主語和直接賓語擁有不同的詞格（主格對賓格）形式。因此無論單詞順序如何，聽話者都可以判斷出是狗咬人還是人咬狗，這一點跟英語不同。上文也提到，在ASL中，轉移動詞以及其他描述兩個個體關係的動詞是通過手勢的移動路線來標示主語和賓語。如此一來，直接指代這些個體的表達不管以何種順序出現，都不會破壞其意義。對於無法以這種方式來標示主語和賓語的動詞來說，詞序就嚴苛多了。

從整體來看，手勢語言和口頭語言顯示出了同樣的基本結構體係。但由於模態不同，二者在程度上還是有所差異。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在於話語意義的同步信號傳遞和意義載體（單詞或單詞的局部）的順序布局之間的平衡。在口頭/聽力模式下，發音器官較少，可以快速推進，但實時信息傳遞量（通道“寬帶”）有限。因此，對於複雜信息，人們傾向於逐一傳遞；相反，在手勢/視覺模式下，“發音器官”較多，速度較慢，但寬帶變大了，每個元素承載的信息量也較大，人們傾向於用少量的順序元素來傳遞信息。手勢語的組織結構類似於單詞“sat”，動詞和時態都集中在一個單位上，而不是像“seated”那樣，二者一前一後存在。這當然是程度不同的問題，絕非語言之間的絕對差異。但無論是手勢語言還是口頭語言，順序結構和同時結構都是並存的。

手語使用者的手語運作方式和口語完全相似。除去單純由具體控製器官不同造成的差異，人們打手勢時的大腦活動區域和說話相同。跟普通人一樣，使用手語的人如果大腦左半球語言相關區域受傷，也會出現失語現象。但與普通人不同的是，這並不影響他們通過手勢交流，以表達自身思想、理解他人話語。

兒童手語的習得過程也和口頭語言類似。和失聰寶寶交流時，打手勢的媽媽們傾向於使用一種簡單化的誇張方式——媽媽體。相比口頭語言，手勢語言更能表現語言暴露環境和語言習得流利度之間的關係，即所謂“關鍵期”效應。因為從出生開始，聽力正常的兒童幾乎一直置身於口頭語言環境之中，而失聰兒童卻隻是在固定幾個年齡段可以接觸到手勢語言。

隻要保證兒童能夠接觸到手勢輸入，那他們首次出現有意義手勢的時間和進行手勢組合的時間都和口頭語言的發展階段相差無幾。手勢語言的發展過程甚至會對嬰兒的咿咿呀呀有直接影響。有意思的是，處於手勢語言環境的失聰兒童會在某個階段做出一些無意義的手勢，這些手勢與真正的手勢語言類似，卻與聽力正常兒童隨機的手部運動完全不同。

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應該承認，雖然運作形式不同於英語等其他口頭語言，ASL之類的手勢語言確實屬於語言。這意味著任何關於世界語言多樣性的描述都應該將其囊括在內。

世界手勢語言知多少

如果說手勢語言隻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啞劇性模仿，那就沒理由指望能找到多種手勢語言。但一旦開始認真研究，就會發現事實遠非如此。對ASL的科學研究發現，聾人群體中存在其他不同於ASL的手勢語言，就像不同群體之間語言也有所不同一樣。

考慮到手勢語言的發展曆史，其語言多樣性相對口頭語言來說更有深意。目前大多數仍在使用的手勢語言都是近期獨立發展而來（當然，過去肯定也有很多手勢語言），整體上而言是互不相關的。當然，確實存在由相關語言組成的語係，比如大體源自18世紀法國手勢語言（包括ASL在內）的那些語言，還有日本手勢語係（包括中國台灣手勢語言和韓國手勢語言）以及其他。但有一點基本可以確定，這些語係之間並不相關，無法再歸入更大的分組中。因為手勢語言的出現和消失一直都屬於偶發事件，缺乏特定的曆史延續性，它能否發展壯大與失聰群體自身緊密相關。

相反，口頭語言的曆史關係就要密切得多。語言起源演化的研究者普遍認同語言起源一源論。他們認為雖然囿於技術方法，現在已無法清楚闡明語言間的相互關係，但所有現代語言都是相互關聯的。如果事實如此，那麽現存的一些跨語言特征可能不過是“原始世界語”的偶然殘留。這些特征經過長期的曆史變化仍然保留了下來，並廣泛分布在語言之中，但其意義僅此而已。

若要參照生物界，隻要想想不同物種間基於DNA和相關有機分子共享基因序列的情況就明白了。研究發現，在絕大多數廣泛分布的生命形態中都存在一串相同的基因。因此，人類的功能基因有44%和果蠅相同，26%和酵母菌相同。這種共性一方麵緣於早期生物體進化係統的革新，另一方麵得益於幾百萬年的進化一直將其保存了下來（調整與更新當然存在，但其本質一直保持完整不變）。我們根本無須特別強調這種機製是生物進化的必備特征，曆史記錄足以解釋它廣泛分布至今的緣由。

假如有一天，我們在火星或其他星球上發現了獨立生命，而且他們的遺傳序列也和地球生命相同，那就說明這些遺傳機製並非存續至今，而是生命存在的必需條件。

同樣，如果研究發現手語之間存在共性特征，更甚者在手語和口語之間存在共性特征，那麽毫無疑問，不能將其隨意解釋為共同的曆史因素，因為這些語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曆史。至少對人類來說，這意味著手勢語言和口頭語言之間的廣泛共性一定是語言的必要因素。

要討論手語，很有必要從大類上將其分為兩種：村落手語和聾人社區手語。前者“出現在已經存在的相對封閉的社區中，且該社區中有一定數量的聾人兒童”（Meir等人，2010），在此環境下，聾人和聽力正常兒童互相聯係，共同成長。整個社區（或至少社區中大部分成員）都通過手勢進行交流，而不僅限於聾人成員。相反，聾人社區手語的出現需要失聰人士聚集一處並在交流過程中逐漸發展，正如前文所述的尼加拉瓜手語一樣。在某些偶然情況下，這種語言還有可能會廣泛傳播，從而超出初始社區到達更廣泛的社會層麵，成為其交流載體（例如ASL的發展）。很多國家的專屬手語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兩種情況之間的差別體現在其自身的語言結構上。在“村落”語言中，人們的交際需求局限於本地小社群。大家擁有同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很多想法類似。這些因素一方麵促進了交流，卻也導致其語言的整體結構發展相對緩慢。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高度發展對於完成交際目的來說作用不大，這也可能跟聾人群體和聽力正常群體（這些人完全能夠自由使用口頭語言）混用該語言有關。不管原因如何，我們觀察發現：與尼加拉瓜手語相比，以色列南部的內蓋夫沙漠地區的薩義德貝都因手語（Al-Sayyid Bedouins）以及與之類似的“村落”語言在內部組織（比方說音係或是形態方麵）上均略遜一籌，而薩義德貝都因手語的曆史卻比尼加拉瓜手語長好幾十年。

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我們都不能忘記手勢語言的發展時間相當有限——和口頭語言6萬~10萬年的發展曆程相比，手勢語言的發展最多隻有幾百年。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很多手勢語言發展不完善很正常，而讓人震驚的是，其中一些語言（如尼加拉瓜手勢語言）的發展居然如此迅猛。

前文對語言類別的劃分絕非金科玉律。19世紀早期，ASL就是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個聾人學校發展起來的。托馬斯·加勞德特（Thomas Gallaudet）[1]邀請聾人勞倫特·克萊克（Laurent Clerc）來幫忙創建聾人學校，克萊克從法國引進的法式手語也因此成為ASL的一個重要來源。然而還有其他一些重要影響因素，包括馬薩諸塞州瑪莎葡萄園島的聾人學生。這一地區耳聾發病率高且世代遺傳，因此形成了一種“村落”手語體係。

目前“民族語”收錄的130種手語中，絕大多數都屬於“聾人社區”手語，與某個特定國家或國家內部政治團體（如加泰羅尼亞手語）一一對應。當然也包括少量“村落”手語，例如巴西的卡珀手語（Kaapor Sign Language）、尼泊爾的詹科特手語（Jhankot Sign Language）等，但是還有很多這樣的語言有待發掘。

隨著手勢語言研究的推進，我們有望能夠像探究口頭語言一樣探究手勢語言使用者的內化語言，以確定變量，從而更好地進行個性化的分類定義。不這麽做，就無法真正確定手勢語言在世界語言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其展現出的人類語言能力來看，這些手勢語言係統都是世界語言多樣性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　托馬斯·加勞德特：美國聾人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