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斯圖亞特王朝3
清教徒表現出越來越願意在教會內工作的意願。他們對詹姆士一世的即位的反應，即“千人請願書”(The Millenary Petition)，隻是要求在現有框架內提出修改。在1604年的“漢普頓宮會議”上，詹姆士主持了由主教和清教徒參加的會議，討論完全是關於如何使國教更有效地傳播福音。清教徒渴望擁有一個虔誠的國王，像1200年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樣，為他的國家帶來良好的秩序，並促進和保護真正的宗教。他們要求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做更少的事。他們希望在教會內工作，而不是反對教會。即使是占全國人口5%的天主教徒，也屈服於由英格蘭國教徒領導的精神攻擊。該世紀頭25年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是關於天主教徒是否應該宣誓效忠，並回避教皇要求他們做出的政治效忠。爭論的結果是，英格蘭國教徒的觀點獲勝，雖然天主教徒仍堅持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們放棄了政治抵抗。火藥陰謀事件(the Gunpowder Plot)是最後一個真正的天主教陰謀。隨著英格蘭天主教越來越不受武裝神職人員的控製，而是受謹慎的貴族和紳士的控製，天主教變得越來越主張和平，在政治上也越來越被認可。
在長期議會召開之前，新教保持團結，如果不算一致的話。清教徒更多地參與到教會的活動中，而選擇退出教會並違背教會而建立宗教場所或集會的人極少。數百人，也許數千人選擇遷往北美新英格蘭，而不是服從大主教勞德要求的英格蘭國教的狹隘教義。但是沒有出現分裂現象。
內戰和政權空白時期，不僅英格蘭國教出現了瓦解，英格蘭的清教也出現了瓦解。英格蘭教會的基本結構(主教、教堂法庭)被廢除或被禁止(如《公禱書》、聖誕節或複活節的慶祝)。天主教堂變成了布道中心，或被世俗化(用作營房、監獄或商場)。在成千上萬的教區裏，盡管舊的儀式和慶典被禁止，但仍在延續。但教會領導人失去了他們的勇氣。主教逃離、躲藏起來或保持沉默，他們去世後也沒有人代替他們。到1660年，幸存的主教年齡都在70歲以上，英格蘭國教的主教成了瀕危物種。
但那些夢想用像馬薩諸塞、蘇格蘭或日內瓦那樣的加爾文教，取代英格蘭國教的人感到失望。議會設想的長老會製度也夭折了。內戰的混亂造成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教派和教堂。浸禮會教徒是1640年以前為數不多的強大的地下教會之一，他們通過軍隊蓬勃發展起來。許多新的團體否認加爾文教的信念(上帝的選民注定會得救)，並宣稱上帝的恩典可以免費獲得。有些人甚至宣稱人人可以獲得救贖。這些團體在倫敦和其他郡級城市中最為顯眼。所有教派中最大的是貴格派教徒，他們在農村進行的非正式傳播福音在16世紀50年代獲得了數千名信徒。貴格派譴責宗教的形式化，以及他們教堂裏“唯利是圖的牧師”的似是而非的權威，所以貴格派要求人們在自己身上找到神聖的火花，聖靈會直接降臨到基督徒身上，既不需要教會也不需要《聖經》作為傳播中介。他們對正式的禮拜和什一稅的仇恨，使他們發起了大規模的武裝消極抵抗運動。1656年，他們的領導人之一詹姆斯·納勒(James Nayler)因“褻瀆神明罪”被第二屆攝政議會審判。雖然他逃脫了死刑判決，但他遭受了各種嚴酷的體罰，議會花了幾個小時來討論要把他身體哪些部位切片或切斷。
1660年以後，過去耀武揚威的國教並沒有恢複其地位。教會可能會在複辟中恢複了古老的外在形式，但它既沒有自信，也沒有力量重新實現大一統。英格蘭聖公會為自己做的辯護是防禦性的、前衛的。隨著高級專員委員會的消失和教區法院的廢棄，教會缺乏懲罰違規者的武器。這些機構的廢除所帶來的恥辱，使教會在製度上變得虛弱。1660年，慶祝複活節的活動和隨處可見的五月柱可能是自發的，這顯示出它們在流行文化中的深厚根源。但那些藐視教會的人不會被迫參加集會。1662年，教會決定不通過改動禮拜儀式和弱化主教的權力來擴大其吸引力，這一決定使兩千名神職人員離開了教會。盡管教會試圖防止非法的非國教徒的秘密聚會，但是浸信派、貴格派和其他激進分子並沒有被斬草除根。更為重要的是，1662年，溫和派清教徒內有幾十萬“非國教徒”重新審視了他們的願望，是希望成為國家教會的一部分(盡管不是所提供的選項)，還是渴望保持對上帝的純粹崇拜。在16世紀80年代和17世紀，他們曾更願意“等待治安法官”留在教會裏，等待更美好的時光。在複辟時期，他們越來越讚成分離。在17世紀初，他們“對巴比倫更為虔誠”；而此時他們放棄了這種順應時勢的做法，並開始分裂。1689年的《寬容法案》正式承認了宗教多元化的事實。由於無法懲罰那些不是其成員的人，也無法強迫男性和女性成為其成員，英格蘭國教實際上是一種失效的精神力量。
在17世紀初和中葉，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官員都認為，神聖的要務是為英格蘭民族帶來敬虔、良好的行為準則和秩序。上帝正在引導子民走向一個和平與正義的應許之地，在那裏他們會熱愛並崇拜上帝，因為這是他們的職責。詹姆士和查理一世、溫特沃斯和勞德、皮姆和克倫威爾都懷著同一個願景，那就是人類通過勇敢麵對神聖挑戰可以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所有的政治作品都充斥著這樣的思想：上帝存在於他的創造物中，以及在人類曆史中和神意(他存在的標誌)裏，人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活動。莎士比亞的戲劇、多恩的詩歌、亨利·帕克和年輕的約翰·彌爾頓的思想都宣告了同樣的觀點。馬洛(Marlowe)的戲劇是唯一沒有證明這一規則的作品。
在政權空白期，這樣的希望沒有幸存下來。弑君的創傷使得保皇派不再信仰上帝的神意；激進分子在1660年經曆的深層次的背叛感，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之後的政治沉默。神之恩寵得到證實卻又遭到背叛，這給他們的心理帶來了巨大的痛苦。相反，大多數清教徒和他們的後嗣融入了上帝的國度。他們接受了世界是充滿罪惡的，是不完美的。每個飽含淚水的人，都必須通過在自己內心建造一座恩典聖殿來尋求個人安寧。人們接受了教會和國家的能力是有限的這一事實，這是17世紀末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在以下情況中是顯而易見的，如查理二世偏頗的世界觀與他深邃的個人神秘主義結合的方式，主教和神職人員的自由主義，以及“非國教徒”放棄尋求國教的要求。少數幾個人繼續尋求太平盛世(艾薩克·牛頓爵士成功地探索了物理法則，但是對《啟示錄》符文中基督複臨的日期的探尋是失敗的)，但是大多數人安於現狀。約翰·彌爾頓英勇地挑戰上帝，因為上帝在17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似乎引導了人民，但是在60年又背叛了他們。《失樂園》描述了一個讓人墮落的萬能造物主；《複樂園》描述了基督在荒野中所麵對的**，以及人類可能錯誤地用世俗方式傳播福音。也許共和主義者被**到了錯誤的道路上。《力士參孫》極其深刻地討論了一位得到上帝偉大天賦的人，卻沒有利用這些天賦為上帝效力。正如參孫與大利拉(Delilah)戀愛並失去他的力量一樣，共和主義者在17世紀50年代因為肉體的欲望而分心，並失去了遵守上帝旨意的機會。但是複辟時期更典型的清教徒作品是班揚(Bunyan)的《天路曆程》，這部小說涉及個人尋求安寧與救贖。
基督教正在被非政治化、非神秘化。17世紀晚期特有的英格蘭聖公會的宗教傳單上的標題常常是“基督教的合理性”和“基督教並不神秘”等。上帝在自然界和生活中無處不在，他現在成為推動事物發展的創造者，也是存在於個人內心並使個人順從道德準則的精神。布道倡導的是睦鄰友好和慈善救濟的美德。鼓勵傳道人宣揚善待老人和動物的宗教職責，而不是宣揚世界的變革。約翰·洛克站在不信奉國教的一方，懇求實行宗教寬容，將教會定義為人們自願組成的社團，人們會聚在一起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來崇拜上帝。宗教已經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幾乎成了一種愛好。當局無須擔心成年人在私下見麵會做什麽。前幾代的清教徒根本想象不到宗教會成為如此平淡的事情。
宗教觀念的淡化，以宗教思想為主導的世界觀的崩潰，體現在了文學作品和科學中。複辟時期的戲劇與詹姆士一世時期的區別，並不在於其庸俗性和瑣碎，更在於其世俗化。根植於自然界的宗教經驗的形而上學的詩歌，被更理智的和冷靜理性的宗教詩歌所取代，或者被更為空靈的和其他世俗的詩歌所取代。
世俗化也體現在視覺藝術方麵。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時期的鄉村房屋，強調家長式的基督教價值觀，房子中央有一個大廳，全家人和親戚朋友聚在大廳裏議事或吃飯。大廳裏可能會擺放一張反映社會等級和層次的“高桌”，但是社會關係簡單隨和、不拘禮節。到17世紀末期，新建的房子已經有了客廳和私人餐廳，而仆人和其他家庭成員食宿分開。房屋建在寬大的花園內，花園四周砌著高牆，還有看家護院的人在巡邏。皇家宮殿就是這種風格。
與16世紀一樣，17世紀的教堂建築很少。也許大多數新教會是在1666年倫敦大火之後，在倫敦重新建造的。然而，斯圖亞特早期的教堂和小教堂(如劍橋大學彼得學院)透著緊張和虔誠的風格，而克裏斯托弗·雷恩爵士在倫敦設計建造的教堂透著冷靜、輕鬆和理性的風格，兩者形成了鮮明對比。大理石取代了富有寓意的彩色玻璃和黑色木鑲板。反映道德職責的男女直立雕像取代了臥位人物肖像。
在所有的視覺藝術中，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的反宗教改革藝術的影響(將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結合在一起的精致風格)被法國路易十四的影響(自我放縱，沉迷於物質上的揮霍無度)所取代。17世紀初，藝術家、音樂家和詩人聯手製作了假麵舞劇，這種娛樂活動試圖融合古典文明和基督教價值觀，觀眾被吸引入戲成了表演者，幻想與現實融為一體。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和本·瓊森(Ben Jonson)為查理一世編寫的《假麵舞會》的幻想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國王開始相信自己的虔誠和美德會很快感染他的臣民，而這種秩序和一致性在全國跟在舞台上一樣可以輕易實現。但是歌劇沒有受這種幻覺影響，歌劇是17世紀晚期跟假麵舞劇處於同等地位的藝術形式。雖然斯圖亞特早期的作家圍繞英雄故事和悲劇進行創作，但斯圖亞特後期的作家轉向了小說中的家庭說教，以及德萊頓(Dryden)和蒲柏(Pope)的諷刺史詩。
複辟時期的科學也在世俗化。在17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科學家們在尋求他們稱之為“一場偉大的複興”。依據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思想，由塞繆爾·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和流亡的波希米亞人誇美紐斯(Comenius)等富有遠見的社會工程師領導的科學機構，被清教徒政治家所推崇，這些機構承擔其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的重任。人類會馴服、支配自然界。醫學上的進步將戰勝疾病，農業進步將克服饑餓和匱乏。司法和教育的改革，將使人們和平享受新秩序。這是新教末世論的又一個方麵，科學的天國和其他天國一樣，於1660年消失了。在英格蘭皇家學會眼裏，17世紀晚期不是一個富於遠見的時代，而是零零碎碎的探究和改進的時代。弗朗西斯·培根關於精確觀察、測量和歸納推理的原理，被法國人笛卡兒進一步提煉，使得植物和動物生命的分類和研究方麵取得了重大進展。在內戰之前，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了血液循環，這在17世紀下半葉引發了解剖學和生理學方麵的一係列進步。艾薩克·牛頓撰寫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1687年)是兩百年裏理解物理規律的基礎；在廣泛的實驗和測量的基礎上，羅伯特·博伊爾(Robert Boyle)創造了化學學科，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創造了地質學學科。物理學的進步沉重打擊了以前的神秘主義。天體幾何運動的發現在知識界摧毀了占星術的可信度。令人吃驚的是，自然規律的發現迅速增強了人類的信心，人們認為“萬事”都能找到自然解釋。受過教育的人拋棄了魔法、巫術和咒語。1640年後的一代人中，幾乎沒有人對女巫提出起訴。這並不是因為一般人不再相信咒語和魔法，而是因為不可能從持懷疑觀點的法官和陪審員那裏獲得定罪。事實上，科學和技術並沒有在各方麵都取得進步。經濟幾乎仍然完全依賴人和動物的肌肉力量。在利用蒸汽方麵沒什麽進步，更不用說利用天然氣或電力了。從地下開采礦石和礦石冶煉同樣遇到了技術瓶頸。科學正在改變態度，但還沒有改變經濟。
政治思想也被世俗化了。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主權和其道德基礎剝離開來；在《利維坦》(1651年)中，他顛覆了傳統的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概念，認為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取決於事實上的權力，以及為生活在這種權力下的臣民提供保護的能力。馬基雅弗利雖然名聲不好，但他的思想越來越有說服力，他駁斥羅伯特·菲爾默(Robert Filmer)和斯圖亞特王朝衛道士的君權神授論。
英格蘭革命是一個轉折點。在革命中，可能任何一方都沒有得到他們所追求或為之戰鬥的東西。革命對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的改變也許更少，但它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精神價值觀，至少是政治精英的精神價值觀。這是一個從基督教人文主義、騎士精神和崇古主義中汲取能量過渡到實用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時代。約翰·洛克在他的第二部《政府論》(1690年)中寫道，“所有人生來就處於完全自由的狀態，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指揮自己的行為，並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自己的財產和人員，無須請求任何人離開或依賴任何人的意誌”。約翰·洛克所傳達的理念，隻有當人們在對舊觀念感到幻滅時，才有可能實現，而這一理念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將產生深遠影響。
[1] “Cabale”即該五人姓氏的首字母縮寫。——編者注
[2] 史稱“七主教審訊案”。——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