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9年是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世界各地都舉辦了紀念活動。這些紀念活動的特點是規模大，當時就出版了數以百計的會議論文集和研究論著。法國大革命是轟動性的，是近代政治文化的開端，現在關於這一事件的任何一個方麵都可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而這本《牛津法國大革命史》的出版就是這次紀念活動成果的一部分。1989年兩百周年的紀念活動以及各類出版計劃從很多年前就開始醞釀了。早在1982年，我就簽下了這部書的合同。而1980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也已經出版了我的《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出版商決定讓我承擔一部範圍更廣的研究著作，要在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之際出版。起初我有點兒猶豫，因為我的主要興趣是舊製度研究，而不是大革命。回想起來，從完成第一版開始，我就覺得舊製度的瓦解和大革命不能混為一談。但要完成一部以1789年為起點的曆史著作，其挑戰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1989年，本書的第一版如期出版。13年後，在第二版問世之際，我參考了兩百周年紀念後10年間的研究論著，而且也增加了一個附錄，介紹大革命的曆史編纂學。中譯本依據的就是第二版。

我從未想過隻寫法國這場革命的曆史。法國大革命對法國之外的許多地方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從一開始就十分清楚。在18世紀結束之前，大革命釋放的力量早已滲入別的國家，而且也已經跨越了大西洋，影響到加勒比海的奴隸世界，這些也是我研究的一部分。我選擇1802年作為大革命的終點，是因為拿破侖至少在幾年內解決了三個使得大革命遲遲不能了結的問題：宗教、君主製和戰爭。當然拿破侖本人也是大革命的產物，他在執政的幾年中，更是進一步擴大了大革命的影響，使之深入歐洲的每個角落，甚至是歐洲人控製下的非歐洲地區。隻有中國是個例外，直到20世紀，那些起源於大革命的各種意識形態才開始在中國產生廣泛的影響。而一旦這樣的影響產生了，了解這些意識形態的根源自然就成為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我衷心希望這部著作能在這方麵起到一點作用。

威廉·多伊爾

2011年7月於英國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