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火焰的衛士
曆史一再證明，無論一個人多麽強大、多麽努力，都無法完全控製一切。統治者經常依靠家人來擴大自身的影響，而對所有外人持懷疑態度，但是成吉思汗被他的親屬一再背叛，於是他轉向自己親密的小圈子，這個圈子被稱為那可兒(Nokor)。他的那可兒都是在建國之前就結識的，他們的忠誠經受過考驗，堅定不移。他們通常來自底層氏族，年輕時就加入了他的陣營，有些是經過家人的允許，但也有人是離家出走來投奔他的，證明他們對成吉思汗比對自己的家人還要忠誠。像許多社會中自強不息的男人一樣，他們崇尚成就，藐視出身和高貴的身份。他們把自己的成功歸於勇敢、自律以及對自己同胞和成吉思汗的完全忠誠。
那可兒成了比家人更親密的伴侶。成吉思汗告訴他們：“汝為我力也。”他知道，是那可兒在過去幾十年的鬥爭中幫助他獲得權力並創建了一個新國家。他說：“霖雨霏霏，日夜常注時，汝為使我夜眠，張氈衫而立，不使淋我，徹夜僅得一移其足焉。”[226]
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他任用了許多具有特殊素質的新人，包括以前的敵人，進入他的核心圈子。有些人是通過一些極不尋常的方式被選中的。在一次戰鬥中，一個敵方戰士一箭射穿了成吉思汗戰馬的脖子。成吉思汗得以幸存並贏得了戰鬥，然後他向被俘虜的士兵問話：“誰射了一箭，斷我白嘴黃馬之頸？”一名男子走上前供認，是他射的那一箭，他以為自己肯定會被處決，“歸於腐爛”。相反，成吉思汗卻認為他是勇敢的英雄，表揚他，獎勵他，並解釋道：大部分戰敗的士兵都會隱瞞他們先前的行動，出於恐懼不敢說話，但這個人很勇敢，敢說實話，“他是一個可做伴當之人”。
隨後，成吉思汗稱他為哲別，這是他用來殺死那匹馬的特殊箭頭的名稱，並請他“留在我身邊”。[227]哲別以他的新名字為驕傲，並將成為一名偉大的蒙古將領。
成吉思汗一度組建了一個稱為九伴當的小班子，其成員包括他信任的朋友者勒篾，兀良合部的速不台、哲別、忽必來——這四人被稱為“四狗”。他們發誓效忠於成吉思汗，從來沒有動搖過忠心。速不台保證要像老鼠或烏鴉一樣勤奮，盡心竭力滿足主人的需要。他發誓：“試為蓋氈而共蓋之，試為風氈而掩護家乎!”[228]成吉思汗把他們的忠誠看得比什麽都重要。他很少談論自己的貢獻，相反卻大肆表揚別人為自己的成就所作出的或大或小的貢獻。他對速不台和者勒篾說︰“令到之處碎其石，令犯之地破其岩。碎彼明石矣，斷彼深水焉。”[229]
速不台成了他的最偉大的將軍，但成吉思汗卻與劄兒赤兀歹的兒子者勒篾保持著最親密的精神聯係。後來在回顧他的青年時代時，成吉思汗說，者勒篾分擔了他的神聖使命，他表示，“當天地加添我的力量，並把我置於其保護之下時”，者勒篾及時出現了。[230]在一次公開集會講話中，他引述古老格言，直接對者勒篾說：“你使我心安，你給我帶來平安。”兩個人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每當成吉思汗或他愛的人遇到危險的時候，者勒篾似乎總是出人意料地及時趕到傾力相助。
者勒篾多次救過成吉思汗的命，也救過他兒子拖雷的命。有一次，成吉思汗的脖子受了箭傷，血流不止，者勒篾在戰場上一直守護著他，一晚上不斷從傷口處吸出瘀血。還有一次，為了找些食物給他的主人吃，者勒篾光著身子進入敵營，卻沒有被發現，蒙古人認為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根據《成吉思汗黃金史略》，還有一次，者勒篾陪伴成吉思汗和他的幾個伴當一起到漠北的汪吉河狩獵。當成吉思汗疲憊地騎馬穿越河穀時，馬背上“不斷的顛簸”讓他進入了夢鄉。他看見他童年時代最大的敵人泰亦赤兀惕人來襲。當他醒來時，看到遠方一支軍隊正在逼近。者勒篾爬到峽穀頂端，“從高高的山頂揮手”，引來雲霧籠罩了河穀。[231]
者勒篾一直在成吉思汗的門外站崗放哨，擔任他最忠誠的衛士。數以百計的衛士守衛在成吉思汗周圍，入侵者幾乎不可能到達門口，而門口有著特殊的精神內涵：誰踩到了木門檻就會被視為踐踏了整個宗族的心，不僅羞辱了祖先，也給將來出生的幾代人帶來恥辱。保護入口意味著一種責任。者勒篾在大門的右側站崗，這是一個帶著榮譽的特殊位置，象征著對皇室血統的保護。
訶額侖曾指責成吉思汗“影外無友，尾外無纓”。也許因為母親的這個嘲諷，成吉思汗指定他最早的追隨者之一博爾忽為他的影子，者勒篾為他的鞭子。[232]者勒篾在成吉思汗一生中所起的獨特作用類似於劄兒赤兀歹老人在鐵木真青年時代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
成吉思汗賜給他獨特的榮譽，稱他為“完者忽都”和“有慶有福”[233]，這個短語主要指精神力量強大的林中百姓。這兩個詞後來成為波斯、俄羅斯和元朝統治者喜歡用的名字。成吉思汗後來授予者勒篾的兒子“持箭袋人”的獨特稱號。[234]
除了四狗外，另外四個伴當被稱為“四馬”，包括在孩提時代就離開家人首先加入鐵木真陣營的博爾忽、後來領導華北作戰的木華黎，以及曾在一次戰鬥中救了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一命的博爾術。博爾術是“四馬”中第一個死去的，他在鎮壓禿馬惕部女王博特灰·塔爾渾的叛亂中被殺害，被害地點位於貝加爾湖與庫蘇古爾湖的中間地帶。還有一位是赤老溫，他忠實地服務於成吉思汗，但不像其他人那樣獲得一致好評。因此，一共有九個伴當(成吉思汗本人是第九位)居於帝國的頂端，指揮著帝國的軍隊、政府和國家。
對於其中的一些人來說，比如木華黎，出身於奴隸階層，其社會地位的提升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單靠他們自己幾乎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目標。木華黎後來成為整個華北的軍事統治者，但他從來不會忘記或隱瞞自己卑微的出身。他甚至給他的兒子起名叫孛兒，意思便是“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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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周圍是八個伴當：四狗和四馬。這些將軍和指揮官並不常和他一起紮營。他們總是外出作戰，率軍守衛邊境，並監視他最遙遠的領土。通常情況下，成吉思汗與四個妻子中的一位一起旅行，由後者負責管理斡耳朵[12][235]。其他妻子會在遠方的領地安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宮廷，在成吉思汗外出期間負責管理百姓，確保自己轄區政府的正常運作。
主營地的斡耳朵由左右兩翼環繞，它形成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區域，稱為“格爾”(gol)，意為中心。這個小圈子的警衛和伴當總是位於中心位置，無論是在營地、在遷移過程中，還是在戰鬥中，都是如此。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他們都環繞著成吉思汗。很少有人能進入這個圈子，即使是他級別最高的大臣，未經許可也不能進入。精英勇士怯薛軍團一直認真地守衛著這裏。怯薛的字麵意思是被選召者，或神聖的守護者、民族的保衛者。[236]他們不僅僅是衛士，也形成了政府內最有權勢的團體。他們的工作不是暫時的，他們都是成吉思汗一生的伴當。
馬可·波羅把這個精銳衛隊稱作怯薛丹，和羅馬帝國的貴族騎士名稱很相似。由於拉丁語和蒙古語名字之間的這種相似性，他將蒙古怯薛稱為“主人的忠誠騎士”。[237]宋朝皇帝特使驚歎於他們對成吉思汗的鐵血丹心，寫道，怯薛總是把一切美好的事物歸於他，因此人們常會聽到“感謝長生天和大汗的祝福”，並說：“如果汗要我赴湯蹈火，我也會為他而去。”[238]
成吉思汗要求他的衛兵不僅體魄健壯，而且具有高尚的精神品質。他堅持要求，他們必須長得帥氣、聰明伶俐、戰術精湛、意誌頑強。他親自挑選自己的怯薛，有時會出人意料地獎勵他們。1202年怯薛的人數為一百五十人，把王罕的衛隊包括進來後，人數擴展至約一千人。1206年後，隨著蒙古民族的正式建立，成吉思汗把衛隊總數增加到了一萬人。這個時候，絕大部分怯薛充當保鏢、仆人和管理員，但從他早年生涯一路保護他的核心怯薛仍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怯薛內部等級森嚴，然而每個人分工平等，各自承擔自己的職責。怯薛官必須是所有人中最勇敢、工作最勤勉的。保護成吉思汗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即使是指揮官也必須和其他怯薛一樣不分白天黑夜站崗放哨。
為了維護法律，保持精英薈萃的汗廷的神秘性，怯薛不能和外界聯係，甚至不能與家庭成員聯係，在值班時則完全禁止任何聯係。大多數怯薛成員是文盲，因此在他們內部不用文字傳遞消息。根據《蒙古秘史》記錄，成吉思汗說，“傳之口齒”，“我們當信之”。[239]盡管怯薛生活的幾乎每個方麵都受到嚴格限製，但成吉思汗也鼓勵他們在團體內部找到滿足並享受彼此相處的生活。他告訴他們：“歡笑親昵時，應該像牛犢般駑鈍。”[240]
怯薛構成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盡管成吉思汗采用書麵語言記錄法律和司法事項，但他不許他的軍隊把事情寫下來。信息的傳遞和保存必須采取口耳相傳的方式，這樣信息就不至於落入敵手。中國觀察家驚奇地指出，在整個蒙古十萬大軍中，竟沒有一張寫有文字的紙片。[241]文字書寫隻限於法律事務和行政管理，但書麵命令隻有在當值怯薛簽字蓋章之後才能正式生效。
雖然怯薛是國家的行政中樞，但是它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運作。成吉思汗永遠不會忘記，塔塔兒人用有毒的食物毒死了他的父親，因此他命令他的勤務兵為他準備飲食，嚴格檢驗他吃的飯菜。他們嚴密監視來來往往服侍的男孩和女孩，監督馬奶酒的發酵過程和酒的分發過程。而隨著帝國擴大，酒越來越成問題。成吉思汗意識到，無節製地酗酒不隻是對個人的一種威脅，而且是對整個國家的一種威脅。突厥統治者的治國手冊《福樂智慧》一書的作者警告說，“酒是敵人”，“世界的王子享受著甜葡萄酒，而他們的土地和人民卻遭受著病痛的折磨”。[242]
傳統上，蒙古人在秋天馬奶和駱駝奶最充足的時候釀製馬奶酒。奶的產量決定著酒的產量。冬天，奶源枯竭，牧民們再無奶釀酒，必須等到第二年秋天才能再次開懷暢飲。然而，隨著商業活動越來越活躍，隨著新國家不斷被征服，蒙古人發現，酒精不僅可以用奶釀製，也可以用葡萄、米、蜜以及其他原料來釀製，釀酒的原料似乎永遠不會枯竭。成吉思汗並沒有完全禁止形形色色的歡宴醉酒，而是試圖教導他的軍隊、百姓和家人了解酒精的危害，希望他們能夠節製自己。但在這方麵他並沒有取得多少成功，他的四個兒子及其後代都曾經一度患過重度酒精中毒症。
怯薛的權力不僅僅局限於控製營地、酒和飲食。他們享有幾乎可以隨心所欲的權力，隻要他們需要，所有人都有義務為他們提供馬匹、食物或他們要求的一切，根本無須解釋。沒人會跟他們爭吵或質疑他們，在軍隊中，他們的級別高於其他士兵，包括部隊指揮官。他們可以追擊任何膽敢舉起長矛攻擊他們的人，並殺死他們，“剝汝之血衣，取汝之財物”。[243]盡管他們享有特殊的權力，但是怯薛戰士的生死取決於異常苛刻且不容變通的法律。守護者幹了壞事，不隻違反了法律，也背叛了道德準則。這種行為會威脅到整個怯薛群體的身份和精神力量。
一般情況下，成吉思汗在懲罰他的臣民時不太區分犯罪的惡性程度，在他看來，偷一匹馬或說謊與謀殺或背叛家庭沒有什麽不同。他沒有區分違法行為的等級，所有罪行都是在犯一樣的錯。犯下一宗這樣的罪就違反了生活的道德準則。一個會說謊或犯**之罪的人肯定會偷盜或殺人，這樣的人不應該活在世上，因此不管違法行為如何，通常都是死刑。他的規則對他身邊的人更嚴厲。一個值班時打盹的警衛、偷走一匹馬的小偷和背叛汗的臣民接受的是同樣的懲罰，因為他們都證明了自己的不可靠與可恥，是不值得信任的社會成員。盡管幾乎每種犯罪的懲罰都可能是死刑，但在實踐中，成吉思汗承認，每個人在一生中某個時候都犯過罪。他通常會對初犯施以憐憫，而對累犯處以極刑。
成吉思汗經常對承擔具體職責的部下作出指示，告訴他們，作為他的精英部隊成員應該具有什麽樣的品質。他的教導揭示了他的人生觀，以及為什麽他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掌握如此大權力的原因。他強調堅定不移的決心和果斷行動。在任何關鍵問題上，行動都重於思想。采取行動之前先要仔細思考，但是一旦決定，思考就結束了，思想就應放到一邊。在他看來，決心和意誌是頭等大事。如果有一條山路，別人說太高，無法跨越，“你隻需要想跨越它，你就已經跨越了”。他警告說，如果有一條河流難以渡過，“不要考慮怎麽渡過，你隻有想要渡過，你才能渡過!”[244]成功總是在難以逾越的障礙的另一邊等著你。如果壞事發生了，你總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245]
這樣的話語，如果從一個普通人口中說出來，聽起來隻不過是唯心主義的空談或花言巧語，但成吉思汗反複證明了它們的真實性，因為他總是能實現看似不可能的目標。對於怯薛和他的其他戰士來說，他們必須首先在戰鬥中表現勇猛。他要求他們要快如鷹，精如隼，饑餓如虎，凶猛如狼，在夜間如隱形的烏鴉一樣。任何行為或行動，重要的不隻是意圖，而是必須成功地完成。無論多麽好的計劃、多麽強烈的渴望、多麽大的努力，最後，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稱讚他的一個追隨者時說道，許多人“發誓”，但你“完成了任務”。成吉思汗相信，這種不避艱險的堅定努力可以改變命運本身。他對他忠實的追隨者說，因為你的行為，“門開了，長生天賜我以韁繩”。[246]天堂不需要祈禱、獻祭和誦經，它需要的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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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政府的過程中，成吉思汗依靠草原傳統、常識和他自己融合新舊精華的創新天賦。經世致用的突厥著作他一本也沒有讀過，當然更不會讀希臘的哲學著作，然而這兩方麵的思想都通過摩尼教徒和畏兀兒人滲透進了草原。
怯薛身上綜合了各種元素，包括摩尼教的選民元素，即麥琪或博古，以及柏拉圖《理想國》的衛士。柏拉圖描述衛士是“武士運動員”，他們將“照顧自己和整個國家”。統治者應該帶領他們的士兵，單獨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這樣的生活“當然不是私人或個人性質的”。[247]守護者的職責是“保護我們抵抗外敵並維持國內公民的和平生活”。[248]柏拉圖把他們稱為“貴族青年，非常像訓練有素的警犬……眼光敏銳，強壯有力，一旦發現敵人，立即將其製服”。[249]柏拉圖把衛士和牧羊犬相比，寫道，他們必須是“嗅覺靈敏的狗，也必須習慣所有的食物和氣候變化”[250]，和荷馬一樣，柏拉圖聲稱真正的勇士不應該吃素，應盡量多吃肉。[251]
柏拉圖的話在《蒙古秘史》中也不難找到蹤跡，而且更形象生動。劄木合形容成吉思汗周圍的男人“其額生銅也，其喙鑿子也，其舌錐子也，其心則鐵也”，這些人勇往直前，“食露乘風而行也。於爭戰之日，乃以人肉為食也”。[252]劄木合特別舉兀良合的男人為例，包括哲別、速不台、別蘇德家族的弓箭手者勒篾，稱他們為戰時最凶猛的狗。
他們的訓練包括經常的體育鍛煉。柏拉圖也強調體育鍛煉對身體的重要性，以及“音樂陶冶靈魂”的重要性。[253]他解釋說：“音樂訓練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有效，因為節奏與和諧將深入心靈深處。”[254]成吉思汗禁止士兵把消息寫下來，要求他們根據實際需要學習音樂的節奏與旋律。他們必須記住詳細譜寫成歌曲的國家法律和軍事紀律，也要記住製作這種歌曲的音樂公式。他的部下必須能夠逐字複述很長的文字，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能夠使用預製的格式，把新的消息放到歌曲中。同樣，柏拉圖說，理想的衛士必須學習音樂“組合的基本形式，隻要看到就能認出它們及其圖像”。[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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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成吉思汗的怯薛主要由士兵組成，但他們在他的宮廷中也發揮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和他們的領袖共享其神聖天命。他們也分享他的權力，並因自己取得的成就得到獎勵。在蒙古草原上，從未有過出身如此卑微的人能夠掌握如此巨大的權力並爬升到部落貴族階層中，在外國更是聞所未聞。
怯薛成員因接近成吉思汗，也和神保持著直接且個人的聯係。他們不需要聖書、牧師或巫術而能介入世俗事務。他們遵循正確的行為準則，隻是因為這種準則是絕對正確的。蒙古人認為，每個人都有天生的自我保護傾向，喜歡舒適的生活，但每個人也都有天生的榮譽感，傾向於正確的行為。他們可以自行決定，允許哪些本能掌握自己的生命。成吉思汗挑選那些選擇榮譽道路的人組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對於一個能夠遵守這種道德紀律的人，精神氣質是至關重要的。
由怯薛控製的禁區是帝國的聖殿。外國人永遠不可能在那裏下榻。在覲見成吉思汗之前，他們和他們的禮物必須經火淨化。1246年，修士勃朗嘉賓到達蒙古營地時，他寫道：“當我們被引進他的宮廷時，他傳令告訴我們說，來使必須從兩堆火中間穿過去。”這一要求擴展到他們隨身攜帶的宗教用品，包括聖經、教皇的信和十字架。他解釋道：“一開始我們拒絕了，但是他們對我們說，這樣做沒有危險。”“火可以驅走一切邪惡的東西。”[256]勃朗嘉賓服從了命令。“他們點燃了兩堆火，相距不遠，他們把兩支矛固定在每堆火旁，矛的頂部係上一根繩子，繩子上掛著一些麻布，所有人、牲畜和房子都必須從繩子下經火，穿過火堆。與此同時，每堆火旁站著一個女人，把水灑在經過的人身上，並背誦某些詩句”。[257]
這個地方非常神聖，即使在大營遷走後，紮營的地方依然是禁區。在之後的幾個月甚至數年裏，沒有人敢穿過這裏，也不敢進入這個地方，直到成吉思汗營地的所有痕跡和灰燼完全消失為止。
成吉思汗把他自己和他的內廷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麵紗。這種神秘性擴大到了所有的宗教活動。他不像其他國王和皇帝那樣公開宣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宣揚他們個人的虔誠，他很少允許公眾看到他的靈修實踐。他認為知識是寶貴的，隻在必要時才能與人分享，即使與人分享時也要非常小心謹慎。在所有形式的知識中，關於天堂和超自然界的知識是最寶貴的，因此也是最神秘的。與人共享這種知識隻會稀釋它，向外國人和陌生人透露這種知識會構成極大的危險。
由於蒙古人的靈修實踐隱蔽性很強，一些著名的觀察家宣稱蒙古人缺乏有組織的精神生活。13世紀一位亞美尼亞史家對此感到困惑，他寫道：“他們沒有宗教，也沒有崇拜，但他們在做事時總是稱呼神的名。我們不明白，他們也不明白，這是為了感謝那位自有永有的神，還是感謝他們稱之為神的東西。”[258]勃朗嘉賓修士聲稱，蒙古人“對於永生和無邊的苦海則一無所知。然而，他們卻相信人死後將生活在另一世界裏，並且還在那裏飼養自己的畜群，吃吃喝喝，可以從事在本世間人們所做的一切”。[259]巴·希伯來斯則寫道：“原先蒙古人沒有自己的文學，也沒有自己的宗教，但他們知道獨一的神，宇宙的創造者，其中一些人承認天堂就是神，他們就這樣稱呼它。”[260]阿拉伯作家奧·奴外裏也記錄了同樣的感受，他說蒙古人“不服從任何宗教，也不屬於任何宗教社區，但他們隻是愛神”。[261]
這個時候，法律與宗教一般是交織在一起的，大多數社會相信他們的法律有著神聖的起源。但多明我會修士裏克爾多達·蒙特·克羅斯在他的《朝聖之旅》(Liber Peregrinauonis)一書中寫道，蒙古人“不同於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他曾奉命作為一名傳教士去宣教，試圖使蒙古人成為基督徒，皈依天主教並效忠教皇，但他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他寫出《朝聖之旅》這部書作為未來傳教士的指南，希望他們取得成功。他說：“他們不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虛偽地吹噓說自己的所有法律都來自上帝，他們隻是說他們的法律本質上是出自某種本能或自然活動，他們說有一種最高權力高於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那就是上帝。”[262]
蒙古人缺乏宗教的說法激怒了成吉思汗的後裔尹湛納希。很久以後，他在19世紀寫的《青史演義》中駁斥了所謂的蒙古神學很原始或根本不存在的觀點：“那些認為蒙古語中沒有表達深刻概念詞匯的人，就像那些自己在岸邊遊泳卻認為海水很淺的人一樣。”[13]
宗教不僅是成吉思汗政治權力的主要源泉，還能使他保持軍隊的忠誠，鼓舞部下的士氣，但為了保護自己的隱私，他不允許別人竊取或限製他的權力。他在兒童時代沒有參加過部落宗教儀式，他用個人獨特的方式追求宗教，同時納入來自許多方麵的元素。術外尼對此獨具慧眼，他寫道，成吉思汗發明了自己，他“沒有煞費苦心研究過去的曆史記錄，也沒有強迫自己一定要符合傳統”。他一生的成就來自於“他自己的悟性加上他自己的智慧”。[263]他不僅在戰場上征服敵人，也依靠自己對上天力量的信念執行法律，施行公義。“他按照自己的思想，為每一種情況立下規矩，為每個罪行定下刑罰”。[264]
即使他的敵人和那些痛恨他的人也認為，一個沒有經過任何正規培訓的人能取得如此難以置信的成功，隻能是神跡。術外尼寫道，他率領一支為數不多的軍隊，不帶給養，“征服和削平了從東至西的海內雄長”。[265]雖然術外尼一生都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但他寫道，真主選擇了一個非穆斯林的成吉思汗來完成在地上獨特的使命，“全能真主使成吉思汗才智出眾，使他思想之敏捷、權力之無限為世上諸王之冠”。[266]
成吉思汗封閉了不兒罕山周圍地區以及斡難河和克魯倫河源頭的整個區域。隻有皇室成員和他的密友可以到那座山去，而普通百姓和外國人被禁止靠近。隻要成吉思汗接近聖山，他就能與大地和天空保持精神上的聯係，但由於他一直出外征戰，時間也越來越長，他隻好尋找不同的方式與神進行溝通。由於他一生都是一位遊牧民族的戰士，他的宗教也應該是便攜式的，易於適應新的環境。他的宗教不能以建築物為中心，不能依賴雕像、鍾或其他大件的祭祀器具，因為這些物件運輸起來實在麻煩。他的宗教必須輕便、耐用，而且實用。
傳統的蒙古宗教活動主要集中在蒙古包中央的火堆上，家庭成員，通常是母親，每日用脂油獻祭，相信家裏過去和未來的神靈居住在火中。在以前，可汗的皇家營地崇拜火，以火為汗室的象征，但成吉思汗並沒有遵循這一傳統。他的火是他周圍的軍人敬拜的地方。因為他們屬於不同的家族，他們軍營裏對火的崇拜從事關一個家庭的榮耀擴大到事關所有家庭的榮耀，最終成了國家崇拜的一種方式，從而強化了團結和統一。在成吉思汗的統治下，蒙古包中央的灶火成了他的國家崇拜的中心。它象征著軍紀國法及其道德權威。
在家裏，婦女負責大部分的儀式，如用規定的方式點火，在營地遷移時用恭敬的方式把火滅掉。他們尊敬日常物件，如每天用來向太陽和四方潑灑牛奶的奶桶。男人的儀式以他們日常放牧、狩獵和戰鬥的用品為中心，如馬、武器和軍事裝備等。每個男子都有自己特定的弓箭和馬鞍，但鼓和成吉思汗軍旗則屬於所有戰士集體所有，最後用來象征整個群體。怯薛負責嚴密守衛鼓和大旗等聖物。這些物品由他的精銳士兵負責管理，牧師或薩滿無權過問。
劄兒赤兀歹老人第一次來到鐵木真營地時，背上綁著鼓，這麵用於宗教儀式的鼓是他靈修生活的中心。擊鼓能向上天傳遞消息，並帶回消息。它在地上代表上天說話，在天堂裏代表人說話。鼓所具有的這種精神力量使其在戰鬥中能起到鼓舞士氣的作用。鼓的影響可以從中土的觀察者描寫蒙古軍隊入侵的一段話中感覺到：“鼓聲震天，煙塵四起。”[267]尹湛納希寫道：“在第一番鼓聲中，軍人的士氣得到激勵，他們奮勇進攻。”蒙古人總是在沉默中開戰，這樣，當戰鬥中突然鼓聲大作，敵人會受到震懾。“當敵人精疲力竭時，我們擊鼓，這就是我們取勝的原因”。[268]
在不兒罕山的家園裏，成吉思汗通過樹木與大地對話，尤其是孤零零的樹、脫穎而出的樹、奇形怪狀的樹，或長在奇特之處的樹。他對著樹祈禱，把布條掛在樹上，向它獻上禮物和祭物，有時繞著樹唱歌跳舞。軍隊走到哪裏，鼓就可以帶到哪裏，但樹不能移動。於是，蒙古人扛起一麵精神旗幟，在長杆或長矛的頂端綁上馬鬃。他們尊崇這麵精神旗幟，崇拜它，向它獻祭。在舉行秘密儀式時，他們把成吉思汗的大纛立在中央。它立在哪裏，哪裏就是蒙古帝國的中心，因此也就成為世界的中心。
沒有記錄顯示，當成吉思汗想要同長生天交談或舉行私密的儀式時曾要人陪著他。他傾聽自己的心，得到靈感，然後告訴人們他聽到了什麽。他的祈禱沒有記錄流傳下來，但可以從後來該地區薩滿的祭祀祈禱中聽到一些回聲︰
我們在陽光下嬉戲，
我們乘著月光飛升，
我們升入天堂，
我們降到山穀。[269]
***
成吉思汗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才組建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蒙古軍隊，培養出一支像怯薛那樣忠誠的精銳之師。一路走來，他也犯了很多錯誤。在他四十多歲時，他已經擊敗草原上所有的敵人，並從成功和失敗中學到了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他準備出發向世界宣戰了。那時他已經把所有的遊牧部落牢牢地統一起來，成為他堅實的後盾，他已經撲滅了百姓中任何可能的異議。他有了一個統一的蒙古民族，有了一批經驗豐富、絕對忠誠的戰士，是時候把他精銳的戰車駛向更遙遠的地平線上了。
在出發進入戰鬥之前，蒙古人潑灑牛奶祭旗。成吉思汗的軍人說了什麽話人們不得而知，但在這樣的一個儀式上劄木合說的話被記錄了下來：“祭我遙望之纛矣，擂我牛皮所幔，濁聲(嗡嗡)之鼓矣!乘我黑脊快馬矣!貫我皮穿之甲矣!持我環刀之柄矣!搭我具扣之箭矣!欲與兀都亦赤惕篾兒乞惕決一死戰矣!”[270]
[1]回鶻又作回紇，是今日維吾爾族人的祖先。——編者注
[2]指回鶻汗國取代後突厥汗國的統治，並在840年被黠戛斯所破，部眾西遷。——編者注
[3]即九姓回鶻可汗碑。——編者注
[4]蒙古人把許多亞曆山大的故事融入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跡。1246年，在第一位歐洲特使修道士勃朗嘉賓訪問蒙古的時候，就聽到了《亞曆山大傳奇》中的故事，但這些故事已經加上了蒙古特色，並與蒙古大汗聯係起來了。據他記載，在蒙古人與印度作戰時，印度軍隊的領導人擁有由黃銅製造的傀儡武士，內部由火焰推動。當它們接近草原戰士時，黃銅武士噴出了火，燒毀了侵略者的馬匹，擊敗了他們。《亞曆山大傳奇》記載的亞曆山大企圖侵略印度的故事與此完全相同。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基本上是虛構的，但是在關於亞曆山大的民間故事和神話的背後，是一個複雜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政治和宗教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看法。故事的核心反映了希臘哲學的某些方麵，主要出自亞曆山大的老師亞裏士多德的思想，但經過了摩尼教義的過濾。
[5]其中一本摩尼的經書，稱作《二宗經》，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為人所知。它可能還沒有被翻譯成歐洲語言，但已經從敘利亞語譯成了漢語和突厥語，成為摩尼教在東方最有影響的經書。在亞洲，《二宗經》的教義非常受歡迎，以至於在長達一個多世紀裏，道教徒把它作為自己的神聖經文之一，從1016年直到被宋朝朝廷作為外來偽經禁止為止。
[6]別吉，相當於漢語裏的“公主”之意。——編者注
[7]即登哈一世，1266—1281年期間任東方亞述教會牧首。——編者注
[8]即東方亞述教會。——編者注
[9]歐洲觀察家本來以為蒙古人就是傳說中的祭司王約翰的基督教軍隊，將把世界從穆斯林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這個幻想破滅以後，他們又認為蒙古人是猶太人。在13世紀，一般來說信息還算靈通的編年史家馬修·帕裏斯以及其他許多知識分子認為蒙古人是以色列失蹤的一個支派。猶太人在蒙古人的統治下過得很好。巴·希伯來斯認為，這是因為“對蒙古人來說，不分信徒和異教徒，也不分基督徒和猶太人，他們認為所有人都屬於同一類”。穆斯林和猶太人都屬於遊牧民族，其文明和依賴農業的中華文明不同。成吉思汗發現具有遊牧傳統的人更容易理解。有些編年史家把他的律法稱為妥拉(Torah)，和猶太律法是同一個詞，承認他既是一個征服者，也是重要的立法者，而隻有先知和聖徒才有立法的權柄。對穆斯林來說，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知，在他之後再無先知，但阿拉伯編年史家伊本·阿塔在1260年寫道，蒙古人也認為成吉思汗是先知。有些穆斯林的作家把他的教導稱作“成吉思汗妥拉”，這個法律體係影響了印度莫臥兒王朝的哲學和法律長達幾個世紀。當時歐洲的猶太人相信蒙古人用閃語字母寫字(他們的文字實際上源於古敘利亞語)。西西裏島的一個猶太人在一封信中說，蒙古人攜帶的文件“是用希伯來語字符寫的……從上到下蓋了十二個金印”。結果是，“西班牙國王、德國國王、匈牙利國王和法國國王無不恐懼顫抖”。猶太曆法的5000年(即基督教日曆中的1240年)正在到來，很多人認為蒙古人是奉命去打敗邪惡勢力，為期待已久的彌賽亞的到來做準備的。成吉思汗在征服花剌子模汗國時善待猶太人，很多猶太人在蒙古軍隊和政府中服務，進一步強化了這一信念。當1260年蒙古人接近耶路撒冷，準備發動艾因賈魯戰役時，人們越發相信蒙古人就是猶太人了。猶太詩人和學者米書蘭·達·皮也剌相信，他們是來重建所羅門聖殿的。
[10]蒙古人認為這是一種野馬，但西方人則把它歸類為野驢。
[11]關於特薛禪做夢的故事很可能也是後人插入《蒙古秘史》的，目的是安撫或奉承弘吉剌部成員，因為該部落變得非常強大，許多蒙古皇後都是特薛禪的後代。因此這個說法似乎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12]斡耳朵，意為宮帳或宮殿，是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的皇宮住所和後宮管理、繼承單位。——編者注
[13]尹湛納希是俺答汗和他兒子曾格都淩汗的第八代後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