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四匠”與“五子登科”

第二節1955年8月7日，王誌綱出生在貴州省黔西的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這是王家的第三個兒子，父親王榮江為其取名“王洛加”，意即“樂家”之意。有人說這個名字太一般，王榮江笑答：名字無非是一種符號，隻要聽起來鏗鏘悅耳就行了（果然，王洛加後來又改了兩次名，這是後話）。

貴州是位於祖國大西南的邊遠省份，麵積17.8萬平方公裏，人口3500萬，其中少數民族占1/3。新中國成立前，貴州的經濟非常落後，1949年全省工農業總產值隻有8.49億元，其中工業產值才2.06億元。解放後貴州有了很大變化，但是由於經濟基礎差，與發達省份相比較差距仍然很大。

如果說貴州在全國屬於“第三世界”，那麽黔西在貴州也是“第三地帶”。黔西屬高寒山區，距離貴陽有120公裏，坐長途汽車要顛簸5個小時。一條彎彎的鴨池河穿過烏江峽穀，兩山對峙，吊橋**悠，盤山公路上鳥聲清脆，一派“桃花源裏”的風光。可奇怪的是，盡管這裏與外部世界如此隔絕，此地的文化教育卻並不落後，黔西一中是貴州省的重點中學，年年高考升學率均列前茅。由黔西一中的教師們組成的黔西文人圈，集中居住在以“文昌宮”命名的巷子裏，文人騷客們經常在水西公園裏吟詩作賦，相互唱和。王誌綱的父親王榮江是黔西一中的教導主任，王家在當地可算是一個知書識禮的“書香門第”。

王家有家譜可考的是：一世祖王可貴為明末吳三桂總兵，後戰死貴州烏江；二世祖王國柱從遵義尚稽經黑頂坡最後定居甘溪河，到王榮江這一輩，已傳十代。

王誌綱的祖父頗有眼光，不像其他地主一樣把後人捆在土地上，而是努力送子女去讀書，其中大學畢業者就有王榮江等5人，現散居全國各地乃至海外，這在農村是很少有的。他熱心辦慈善事業，修橋鋪路，興修廟宇，在家鄉還辦了一所普惠學校，當地人稱“大善人”。

王誌綱的父親王榮江畢業於貴州大學，是一個全麵發展的高才生。他不但博學多才，過目能誦，而且在體育比賽中也是個尖子，賽跑、跳高、跳遠均拿過全校第一。王誌綱的母親楊淑潔（學名楊大榮），老家四川巴縣，後遷來貴州，高中畢業。兩人於1949年冬結婚，婚後生了6個小孩，4男2女，都是在經濟困難、工作繁重的情況下生育的。母親不但要負責全家8口人的生活安排，還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確實難能可貴。

王誌綱（應為“王洛加”）出生後的第二年，父親被任命為黔西一中的教導主任，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很快“大躍進”與“三年困難時期”就到來了。王誌綱從小是個胖娃娃，外號“竇爾墩”，身體要壯一些，胃口大一些，碰上困難時期減糧食定量，每頓飯都不夠吃，妹妹王丹平就悄悄地從自己的碗裏分一半給他。

1966年9月1日，在11歲的王誌綱心目中，是個永遠難忘的日子。這一天，黔西在縣城中心的大府壩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台子正中掛著“打倒三反分子王榮江”的大標語，父親被拉到台上，頭頂上戴幾尺高的帽子，胸掛一張碑文（為母立碑）的12寸大照片，從晚上7：00一直批鬥到深夜12：00。散會後把父親關在學校，不準回家。造反派又幾次到家中抓母親去陪鬥，嚇得母親不敢回家。

在同學異樣的目光中，王誌綱自然成了“狗崽子”。父親天天被鬥，在糧食局工作的母親又被流放到農村去搞征糧，還有兩個弟弟、妹妹被帶到外婆家避難。小小的王誌綱少年就識愁滋味。原本性情開朗活潑的丹平妹妹也變得沉默寡言了。

難得王誌綱的父親是個樂天派，在台上被鬥，彎腰曲背，就權當練氣功、練蹲功。“黑幫”要掛牌，他自己用牛皮紙做了一塊，平時折起揣在口袋裏，遇上紅衛兵才拿出來應付一下。如此也熬過了兩個月。

不料到了11月，縣裏把王榮江等11個“牛鬼蛇神”押到鄉下去“勞改”，王家頓時失去了主心骨。正在讀小學四年級的王誌綱從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開始了他四年的“童工”生涯。

王家原來是以父親為中心的，而今父親“勞改”，家中僅靠母親37元的工資養7個人，日子怎麽過啊！小小的王誌綱也主動挑起了生存的重擔。他養過蠶、割過草、挑過煤，盡一切可能創造一點點“經濟效益”，以減輕家庭的負擔。

割馬草，早上5：00就得起身，幹一天才得5角錢，一幹就是半年。

挑煤炭，則是在晚上9：00動身，把月亮背在背上，一口氣急行軍40裏路趕到煤場。那時勞動力真是廉價：挑80斤煤才給1元錢。小孩挑不動，隻能挑60斤左右。11歲的王誌綱挑著沉重的煤筐，又困又乏，常常一邊挑一邊睡，有時就滾到路邊去了。這樣，往往被人“收容”，60斤減為50斤，挑十裏路，也不過掙幾角錢。回家之後全身酸疼，難以入睡。如是，又幹了幾個月。

有一次，母親被“流放”農村征糧，留下12元錢讓二哥“當家”。那時二哥才12歲半，12元要過3個月，每天隻好熬稀粥喝，喝得王誌綱眼冒金星、全身無力。小時候家人叫他“洛大胖”，此時隻剩幹柴一把。有一次，外公托人帶信來要弟弟妹妹的糧票（小弟、小妹正在那裏避難），而糧票又不在家裏，要找媽媽，可媽媽又不知“征糧”到了何處。

結果送“雞毛信”的使命，就落到了11歲半的王誌綱身上。二哥為了送行，讓他飽食一頓，吃掉了全家“兩天的定量”，然後送他出征。當時他穿著一件母親的舊棉衣，有的棉花都露在外麵。

那天下著毛毛細雨，小誌綱問明了母親在××區公所的地址，按大人指的路，找準電線杆，沿著電話線路走。從上午8：00一直走到下午5：00，走了40裏路，餓得口水直冒。找到公所時，活脫脫一個“小叫花子”，母親抱著他就哭。他喊著要吃飯，一口氣吞下肚3碗半，母親問他可飽，他的回答令人忍俊不禁：“肚子飽了，嘴巴還餓。”

留守大本營的二哥，當時隻剩下5角錢，要管6天，3個孩子，怎麽辦呢？“紅管家”沒借一分錢，用2分錢一斤的價錢買了十幾斤紅薯根子，精打細算地居然也對付過來了。直到小誌綱從媽媽那裏補充了“糧草”坐汽車回來，他們4個才一塊下館子花5角錢買了4碗飯、1碗紅燒肉，平生第一回打了一次“牙祭”。

1968年，王誌綱13歲的時候，為了謀生學手藝，被送到40裏外的一個工地上學當泥瓦匠。當時雲、貴、川正在大搞三線建設，蓋房子的泥瓦匠走紅。小誌綱個子還沒有磚堆高，手藝更是摸不著邊，一開始隻能當下手，攪拌灰漿，搬運磚頭，有時運磚的距離長了，就把一堆磚頭抱在懷裏，踉踉蹌蹌地來回。有一次，他挑著一擔灰砂在腳手架上行走，天寒地凍，一不小心從5層樓上跌了下來，砸在一樓的石柱子上，屁股鮮血淋淋……

晚上，泥瓦匠們睡在附近的糧倉裏，全封閉的房子裏粉塵飛舞，又有許多老鼠滿地亂竄，嚇得小誌綱蒙著腦袋發抖。

過了半年，14歲的誌綱方才取得“學藝”資格，跟著師傅練刀功，抹“清水牆”——在那土牆上抹一層泥，再均勻地塗上灰漿。白灰有腐蝕性，攪拌時間一長，少年的10個嫩手指頭都爛了，令人不忍目睹。就這樣，包工頭還克扣童工的工錢，累死累活幹一天，才得8角錢，因為工頭要扣下4角，說是抵飯費。可吃的隻是豆子鹽巴水，兩個幹辣椒，每天都餓得臉青青的。那年過年，小誌綱用積攢下來的12元血汗錢，買了3隻雞，用背簍背著步行40公裏，走了一天一夜趕回家。母親抱著又瘦了一圈的兒子，實在不忍心殺雞過年。那兩隻母雞一隻公雞，可全是孩子的血與汗啊！

第二年，母親說什麽也不讓誌綱再去打工了，省吃儉用要逼著他去讀書上學。那時，輟學幾年的孩子要從頭讀起，和小他幾歲的兒童一起上學，總覺得低人一等。小誌綱為此不願背書包，不肯走學校大門，上課前常從後門溜進去。就這樣勉強學了一個學期，他還是離家出走——又當泥瓦匠去了。

不願上學不等於不愛讀書。王誌綱從小就愛看“小人書”，街上有出租連環畫的書攤，一兩分錢就可以租一本，擺個小板凳坐著就看。誌綱身上沒有錢，就站在別人背後彎腰偷看，兩年下來，什麽《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演義》、《紅樓夢》、《七俠五義》乃至現代的《鐵道遊擊隊》、《紅岩》，一套套名著都“偷看”完了。

誌綱有個舅舅在貴陽，他家裏有幾書櫃好書，什麽托爾斯泰、契訶夫、巴爾紮克應有盡有。小誌綱有時跑到貴陽，就泡在舅舅家裏，一本一本地啃書，一泡就是三五天，有時，他是幹脆連書一塊“失蹤”。那時，俄國文學中，誌綱最喜歡讀的是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間》和《我的大學》，讀著讀著，淚水不知不覺地湧出眼眶：怎麽我的泥瓦匠生活和童年高爾基的遭遇這樣相似呢？

這一時期，最有意思的是，王誌綱為自己改了名字，父親起的名字，本來並無深義，但父親被批鬥時，此名也是一個罪狀，說他崇拜印尼總統蘇加諾，所以將兒子命名為“洛加”。於是，誌綱決心改一個好名字。那時，革命樣板戲風靡一時，《紅燈記》中的唱詞“心紅膽壯誌如剛”響徹在大街小巷，王洛加看中了“誌剛”二字的革命色彩，於是自己跑到派出所要求改名為“王誌剛”。

若幹年後，他當了記者，這才發現“誌剛”這個符號在中國起碼有幾十萬個，什麽殺人犯、搶劫犯，也都“誌剛”、“誌剛”地湊熱鬧。他一氣之下，又改了一次名，把“剛”更為“綱”，這一下劃清了界限，“誌綱”者，誌在“綱舉目張”也，或曰“誌在探尋中國之坐標（社會之綱）”也，於是，從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

1976年王誌綱在貴州黔西老家的老照片，當時他曾在照片旁題小詩一首：生性好思善想，秉性多悉多焦，熱衷勤攻苦讀，年少飽經風霜。

不久，王誌綱的父親從“五七”幹校獲準回家，以“半解放幹部”的身份，參加師生活動。當時黔西一中原來敲鍾、搖鈴的工人因“當過偽警長”被揪出批鬥，王榮江就接替了他的角色，每天敲鍾、搖鈴通知上下課時間。那時，一些學生開玩笑說王家是“一門四將”、“將軍門第”，3個兒子，一個是石匠（長子王加洛到水城木衝溝煤礦當過打石工）；一個是木匠（二子王建生在跟木匠師傅學徒）；一個是泥瓦匠（三子王洛加在當泥水匠），加上父親王榮江這個“中將”（每天敲鍾的“鍾匠”），可真是“一門四將”了！王榮江聽了哭笑不得，看著這三個輟學做童工的兒子，王榮江經常仰天長歎：幹了半輩子教育，培養上大學的人才不計其數，輪到自己家，竟全是“匠”字號人物。

不久，為了孩子們的前途，王榮江下決心把幾個孩子接回來上學讀書，不讓他們再流離失所。王誌綱從烏江歸來，進了初中，讀書不見有很大起色，打籃球卻上了癮。那時，學校校隊不收他，他就自己組織了一個“學友隊”，自封隊長，每天天不亮就訓練，而且還以“非主流派”的身份向校隊挑戰，結果把校隊給“涮”了。再接再厲，又向縣裏的青年隊挑戰，不料竟戰而勝之，王誌綱因此大顯威風，在縣城裏一時稱霸。

1975年高中畢業後，王誌綱就到了縣青少年業餘體校，擔任女子籃球隊的教練。當時他身邊隻有兩本書，一本是《美國籃球訓練法》，一本是《蘇聯籃球訓練法》，從中融會貫通，竟也創造出一套“梅花陣”的快速反應打法，所率球隊半年之內在聯賽中奪得了冠軍。王誌綱1994年回貴州黔西，來到當年擔任籃球教練時曾打籃球的地方感慨地留影。

然而，在脂粉堆中“孫子練兵”，畢竟不是王誌綱的本意，他也不願在淺水塘裏掙紮一世。但是，憑他的出身，上工農兵大學無望，又不知平庸的歲月何時是個盡頭。

那時，在一張訓練照邊，王誌綱寫下了一首題為《園丁》的小詩：雪地上**漾著歡聲笑語，

這是我們女運動員的英姿，

當她們苞綻花紅之時，

辛勤的園丁卻不知讓命運拋到哪裏！這裏的“園丁”當然是王誌綱的自喻了。

1976年7月，王誌綱帶運動隊到地區參加比賽。當時正鼓吹“體育革命”，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於是，出現了如此荒唐的景象：月上中天，寒星閃爍，籃球隊、足球隊的選手們起五更，是為了爭奪訓練場地嗎？不，大家爭先恐後搶奪的是打掃廁所還是打掃廚房，因為“友誼第一，政治第一”。

王誌綱看在眼裏，笑在心裏。不久“四人幫”被粉碎，百廢待興。王誌綱信筆撰下一文——《如此體育革命》，投去北京《中國體育報》社。出乎意料的是，1977年元旦，《中國體育報》在頭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署名，刊發了這篇文章。王誌綱從此當上了該報的特約記者，還得到了20元錢的稿費。在短短幾個月中，他為體育報寫了十幾篇報道。這也許是日後他投身記者職業的一個契機。

1977年底，中國恢複了高考製度，一條康莊大道在王家子女的麵前伸展開來。不久，王榮江的4個孩子同時考取了大學——二子建生考取鄭州糧食學院，三子誌綱考取蘭州大學，大女兒丹平考取四川大學，二女兒丹麗考取畢節師專，轟動全縣、全專區以至貴州全省，一時傳為佳話。湊巧的是，那年王家一塊地裏有顆包穀，同時結了4個穗，在鄉裏也成為奇觀。

幾乎同時，父親王榮江被任命為黔西二中校長，主持工作，接著又被批準為黨支部書記。人們把這個家庭的幾大喜事比喻為“五子登科”。

從“一門四匠”到“五子登科”，王誌綱走出了坎坷的曆史隧道，前麵是一片光明。1994年春，王誌綱回貴州黔西時在曾經的家門口留影，後麵的大樹為16年前離開時（上大學前）親手所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