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我是一個不善於講話的人，唯其不善於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於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於是我寫了小說。

我不是文學家，但是我寫作了五十多年。每個人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我從小就喜歡讀小說，有時甚至廢寢忘食，但不是為了學習，而是拿它們消遣。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成為小說家。我開始寫小說，隻是為了找尋出路。

我出身於四川成都一個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個所謂“上等人”和二三十個所謂“下等人”中間度過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環境裏我接觸了聽差、轎夫們的悲慘生活，在偽善、自私的長輩們的壓力下，我聽到年輕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覺到我們的社會出了毛病，我卻說不清楚病在什麽地方，又怎樣醫治，我把這個大家庭當作專製的王國，我坐在舊禮教的監牢裏，眼看著許多親近的人在那裏掙紮，受苦，沒有青春，沒有幸福，終於慘痛地死亡。他們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傳統觀念和兩三個人一時的任性殺死的。我離開舊家庭就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歲從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說救人救世，未免有些誇大，說救自己，倒是真話。當時的情況是這樣：我有感情無法傾吐，有愛憎無處宣泄，好像落在無邊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顆心無處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靜，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層樓上，一間充滿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子裏，我寂寞，我痛苦，在陽光難照到的房間裏，我想念祖國，想念親人。在我的祖國正進行著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人民正在遭受屠殺。在巴黎掀起了援救兩個意大利工人的運動，他們是沙珂（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們被誣告為盜竊殺人犯，在美國麻省波士頓的死囚牢中關了六年，在我經常走過的街上到處張貼著為援救他們舉行的“演講會”、“抗議會”的海報。我讀到所謂“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傳”，裏麵有這樣的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我非常激動，樊宰底講了我心裏的話。

我的住處就在先賢祠（Pantheon）旁邊的都納富爾街（Tournefort），我每天都要經過先賢祠，在陰雨的黃昏，我站在盧騷的銅像前，對這位“夢想消滅壓迫和不平等”的“日內瓦公民”訴說我的絕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靜的屋子裏，我坐下來求救似地給美國監獄中的死刑囚寫信。（回信後來終於來了，樊宰底在信中寫道：“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幾個月以後，他給處死在電椅上，五十年後他們兩個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說《滅亡》的序上稱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心情中我聽著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報告時刻的沉重的鍾聲，開始寫下一些類似小說的場麵（這是看小說看多了的好處，不然我連類似小說的場麵也寫不出），讓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熱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紙上。我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一齊來到我的筆端，我寫得快，我心裏燃燒著的火漸漸地滅了，我才能夠平靜地閉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給解開了，我得到了拯救。

這以後我一有空就借紙筆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這顆年輕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處女作完成了，八月裏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裏把它寄回中國，給一個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見，我打算設法自己印出來，給我的大哥看（當時印費不貴，我準備翻譯一本小說賣給書店，拿到稿費來印這本書）。等到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訴我，我的小說將在《小說月報》上連載，說是這份雜誌的代理主編葉聖陶先生看到了它，決定把它介紹給讀者。《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

我的第一本小說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單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獻給我的大哥，在正文前還印了獻詞，我大哥見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產自殺，我就刪去了“獻詞”。我還為我的大哥寫了另一本小說，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寫的《家》，可是小說剛剛在上海一家日報（《時報》）上連載，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殺的電報，我的小說他一個字也沒有讀到。但是通過這小說，許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樣摧毀了一個年輕有為的生命。

我在法國學會了寫小說。我忘記不了的老師是盧騷、雨果、左拉和羅曼·羅蘭。我學到的是把寫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認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給讀者。我的小說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結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獲。我把作品交給讀者評判。我本人總想堅持一個原則，不說假話。除了法國老師，我還有俄國的老師亞·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我後來翻譯過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父與子》和《處女地》，翻譯過高爾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我還有英國老師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師，例如夏日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龍之介、武者小路實篤，特別是有島武郎，他們的作品我讀得不多，但我經常背譯有島的短篇《與幼小者》，盡管我學日文至今沒有學會，這個短篇我還是常常背誦。我的中國老師是魯迅。我的作品裏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些作家的影響。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師是生活，中國社會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為作家，我最初還不能駕馭文字，作品中不少歐化的句子，我邊寫作，邊學習，邊修改，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從法國回國，就在上海定居下來。起初我寫一個短篇或者翻譯短文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先生們主動地來向我要文章。我和那個在開明書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樓上，我住樓下。我自小害怕交際，害怕講話，不願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總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靜，不讓人來打擾。有時我熬一個通宵寫好一個短篇，將原稿放在書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帶去。例如短篇《狗》就是這樣寫成，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越多，來找我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學界的朋友也漸漸地多起來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說過：“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現在的。”最初幾年中間，我總是埋頭寫八九個月，然後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費生活，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歲才結婚。我沒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處去看朋友，還寫一些“旅途隨筆”。有時我也整整一年關在書房裏，不停地寫作。我自己曾經這樣地描寫過：“每天每夜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無數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們使我的手顫動。我不停地寫著。環境永遠是這樣單調：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麵前是堆滿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幾扇送陽光進來的玻璃窗，還有一張破舊的沙發和兩個小圓凳。我的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在紙上移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的手來傾訴他們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圍的一切。我變成了一架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麵坐下激動地寫字。我就這樣地寫完我的長篇小說《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又使我認識了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著我寫出更多的小說。”這就是我作為“作家”的一幅自畫像。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發生的戰爭，使我換了住處，但是我沒有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也沒有停止寫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歡日本小說，想學好日文，在橫濱和東京各住了幾個月。第二年四月溥儀訪問東京，一天半夜裏“刑事”們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關了十幾個小時，我根據幾個月的經曆寫了三個短篇《神·鬼·人》。

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創辦了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擔任這個出版社的編輯工作。我編了幾種叢書，連續二十年中間，我分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文學書籍的編輯和翻譯方麵。寫作的時間少了些，但青年時期的熱情並沒有消減，我的筆不允許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麵抗日戰爭爆發第二年，我離開上海去南方，以後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筆從來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這樣寫完的。我在一個城市給自己剛造好一個簡單的“窩”，就被迫空手離開這個城市，隨身帶一些稿紙。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處奔波，也不得不改變寫作方式。在一些地方買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裏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裏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裏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出版。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裏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麽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

那種日子的確不會再來了。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著：“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麵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誌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裏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衝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在這個鬥爭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人們習慣於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天天都有。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爭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在這些人麵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在這些人麵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製止內心的鬥爭。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別人有用些。”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跡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別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爭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複，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係中斷。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讚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確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拋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裏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別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係著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別人，以後即使受到“遊鬥”，受到大會批判，我還能夠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觀察那些發言的人。我漸漸地清醒了，我能夠獨立思考了，我也學會了鬥爭的藝術。在批鬥了七年之後，“四人幫”及其黨羽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六個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決定”把我的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隻許我搞點翻譯。這樣他們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們把我趕出了文藝界，我也不想要求他們開恩給我一條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準備翻譯的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沙皇尼古拉一世專製黑暗的統治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我堅決相信他們橫行霸道的日子不會太久了。我就這樣活了下來，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

我拿起了筆，我興奮，我愉快，我覺得麵前有廣闊的天地，我要寫，我要多寫。可是留給我的隻有幾年的時間，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八十歲以前的歲月我必須抓緊，不能讓它白白浪費。我製訂了五年的計劃，我要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創作回憶錄》，五本《隨想錄》，翻譯亞·赫爾岑的《回憶錄》。十三本中間的兩本已經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爾岑《回憶錄》的第一冊，我還要為其餘的十一本書奮鬥，我還要避免各種幹擾為爭取寫作時間奮鬥。有人把我當作“社會名流”，給我安排了各種社會活動；有人把我當作等待“搶救”的材料，找我談話作記錄。我卻隻願意做一個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的作家。寫什麽呢？我寫小說，不一定寫真實。但是我要給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經曆作一個總結。那難忘的十年在人類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過這樣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曆！我們每個人都給卷了進去，都經受了考驗，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可笑，實在愚蠢。但當時我卻不是這樣看法。我常常這樣想：倘使我不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認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麽說不定有一天運動一來，我又會變成另一個人，把殘忍、野蠻、愚蠢、荒唐看成莊嚴、正確；以“無知”作為改造的目標。這筆心靈上的欠債是賴不掉的。我要寫兩部長篇，一方麵償還欠債，另一方麵結束我五十幾年的文學生活。

我曾經說過：“我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棄探索的時候；停止探索，我就寫不出作品。我開始讀小說是為了消遣，但是我開始寫小說絕不是為了讓讀者消遣。我不是一個文學家，我隻是把寫作當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種種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態度是嚴肅的。讓·雅克·盧騷是我的啟蒙老師，我絕不願意在作品中說謊。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滿了矛盾，我的作品裏也是這樣。愛與憎的衝突、思想與行為的衝突、理智與感情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這一切織成了一個網，掩蓋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聲。我說過：“讀者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

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思考過創作方法、表現手法和技巧等等問題。我想來想去，想的隻是一個問題：怎樣讓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樣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為而寫作的，我從未有過無病呻吟的時候。“四人幫”的爪牙稱我的“文集”為“十四卷邪書”。但是我在那些“邪書”裏，也曾給讀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頌高尚的情操。說崇高也許近於誇大，但至少總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愛祖國、愛人民，愛真理、愛正義，為多數人犧牲自己；人不單是靠吃飯活著，人活著也不是為了個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闡述的就是這樣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園》中又一次表達了讀者對作家的期望：“我覺得你們把人們的心拉攏了，讓人們互相了解。你們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說《家》出版後兩年，我曾經說過：“自從我執筆以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的敵人的攻擊。我的敵人是什麽？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止社會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不合理的製度，一切摧殘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的最大的敵人。我始終守住我的營壘，並沒有作過妥協。”我因為這一段話在“**”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實在那一段時間裏，我倒是作過多次的妥協，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協。《家》是我自己喜歡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樣的家庭裏長大的，我如實地描寫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個“我說了算”的專製家長和一個逆來順受的孝順子弟，還有一些鉤心鬥角、互相傾軋、損人利已、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長輩們，還有那些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還有受苦、受壓迫的“奴隸”們。我寫這小說，仿佛挖開了我們家的墳墓，我讀這小說，仍然受到愛與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輕時代的我，多麽幼稚！多麽單純！但是我記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明白青春是美麗的，我不願意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犧牲品。我向一個垂死的製度叫出了“我控訴”。我寫完了《家》和它的續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擺脫了過去黑暗時代的陰影。今天，在我們新中國像高家那樣的封建家庭早已絕跡。但是，封建主義的流毒遠遠沒有肅清，高老太爺的鬼魂仍然到處“徘徊”，我雖然年過古稀、滿頭白發，但是我還有青年高覺慧那樣的燃燒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熱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諾言，絕不放下手中的筆。……

四個月前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大會的閉幕詞是我作的，裏麵有這樣一段話：

“今天出席這次大會，看到許多新生力量，許多有勇氣、有良心、有才華、有責任心、敢想、敢寫、創作力極其旺盛的，對祖國和人民充滿熱愛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同大家一起，盡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曆史負責。我現在更加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目寸光、膽小怕事的人。”

巴金　198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