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諸子
古者治教未分，官師合一，學術本諸王官，民間未有著述。此在周時猶然。
章學誠《校讎通義》：“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有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故私門無著述文字。”
龔自珍《治學》：“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書謂之史職。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語者，謂之師儒。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塚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道也、學也、治也，則一而已矣。”
章炳麟《檢論·訂孔》：“古者世祿，子就父學為疇官，宦於大夫，謂之宦禦事師。（《曲禮》“宦學事師”，學亦作禦。）言仕者又與學同。（《說文》：“仕，學也。”）明不仕則無所受書。”
自周室之東，而天子失官，
《左傳》昭公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大人不悅學。
《左傳》昭公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閩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於是官學日衰，私學日興，遂有諸子。後人言諸子學者，皆本劉歆《七略》，有“九流”之目。
《漢書·藝文誌》《諸子略》：“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又曰：“諸子十家，蓋可觀者九家而已。”後遂有九流之說。
近人胡適力辨其非。
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凡分四端：
一、劉歆以前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無九流出王官之說。《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皆無之。《要略》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其說最近理。
二、九流無出王官之理。其最謬者，莫如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七略》之言曰：“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言無一語不謬。墨家貴儉，與茅屋采椽何關？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不更儉耶？何不謂墨家出於洪荒之世？養三老五更，尤不足以盡兼愛。選士大射，豈屬清廟之守？墨家兼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其上同之說，謂一同天下之義，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無關係。若順四時而行，適成有命之說，更何非命之可言？
三、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其最謬者，莫如論名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為學之方術，此方術即是其邏輯也。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說，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辨”之書，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也。古無有名學之家，故名學不成為一家之言。
四、駁章太炎說。
今考諸子師授淵源，以及諸家所稱引，則其間多有出人，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於九流、六家之別。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見《淮南子·要略》），則墨源於儒。李克為子夏弟子（見《漢誌》班《注》），《漢誌》有《李克》七篇在儒家，而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悝、克一聲之轉，即李克，非二人也。兵權謀家有《李子》十篇，沈欽韓曰：“疑李悝。”則法家與兵家相通而實源於儒家也。吳起師曾子，而《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
商鞅受李悝《法經》以相秦（見《晉書·刑法誌》），而法家、兵權謀家均有《商君書》。
《漢誌》農家《神農》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雲：‘疑李悝、商君所托。’”則法家、兵家又與農家相出入。
屍佼為商君師（見《藝文誌》班《注》），而其書列雜家。
荀子以墨翟、宋妍並舉，而《漢誌》宋妍入小說家。
《莊子·天下篇》以宋鈃、尹文並舉，而《漢誌》尹文入名家。觀其禁攻寢兵，即墨子非攻之說，五升製飯，即墨子量腹之意，則墨家亦與名家、小說家相通。
班《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則墨家、小說家又與道家相通。
荀子以慎到、田駢並舉，《莊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駢、慎到三人並舉。而《漢誌》田子在道家，慎子在法家，則道家與法家相通。
荀子以陳仲、史鰌並舉。陳仲之學近於許行，蓋亦農家、墨家者流。而荀子以為類於史鰌。莊子又常以曾、史並稱，則農家、墨家與儒家亦相通。
荀子稱：“子思、孟子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而《漢誌》《鄒子終始》在陰陽家。《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則陰陽家與儒家相通。
韓非學於荀卿，而《漢誌》《韓子》入法家。司馬遷稱其歸本於黃老，則法家與儒家、道家均相通。
遑論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官”之說哉？故謂王官之學衰而諸子興可也，謂諸子之學一一出於王官則不可也。開諸子之先河者為孔子。孔子生當東周之衰，貴族階級猶未盡壞，其時所謂學者則惟“禮”耳。禮者，要言之，則當時貴族階級一切生活之方式也。故治國以禮，
《左傳》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又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又昭五年，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
行軍以禮，
《左傳》僖二十七年，葦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一戰而霸。
又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保家、守身、安位，亦莫不以禮。
《左傳》僖十一年，內史過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又文十五年，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難以免矣！”
又成十三年，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又襄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故有先事而豫求其禮者，
《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有臨事不能，以為病而講學之者。
《周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享之肴烝，原公相禮。範子不知是禮，而私問於原公，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
《左傳》昭八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
今約而言之：則凡當時列國君大夫所以事上、使下、賦稅、軍旅、朝覲、聘享、盟會、喪祭、田狩、出征，一切以為政事、製度、儀文、法式者莫非“禮”。
劉師培有《典禮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
禮之興，由於故事之遺傳。而至春秋時，民族之演進既久，政治之範圍日擴，曆史之成例日增，即禮製典章亦日繁。又以列國交通，踵事增華，而禮文日密。更複習俗不同，風尚互異，周人既失其製，諸侯各自為政。朝聘往來，又不得不博聞多識，以資應付。又競爭日烈，治賦理財，需材孔殷。而其時貴族君大夫奢汰之風日甚，上下相僭，既乖舊禮，又多不能從事學問，身親政務。於是禮日以增，亦日以壞。乃益有需於知禮之士，而儒業大起。
劉師培《論孔子無改製之事》：“《說文》：‘儒，術士之稱。’術為邑中之道。古代授學之地，必在都邑。故有學之士，必會萃邑中。即《王製》所謂升於司徒、升於國學之士也。儒為術士之稱，與野人為對待。猶孟子之以君子與野人區別也。儒猶今日恒言所謂讀書人。又術士可以入為王官，古代平民之升進者，惟術士一途。故儒以待用為宗旨。儒字從需聲，即《儒行篇》所謂‘待聘’‘待問’‘待舉’‘待取’也。”
孔子亦其一人也。
劉師培《孔學真論》：“周室既衰，史失其職，官守之學術，一變而為師儒之學術。集大成者厥唯孔子。”
又《論孔子無改製之事》：“孔子之學，所以稱為儒家者，因孔子所教之學，即古代術士所治之學。孔子所說進身之道，即古代術士進身之道，考孔子所謂“學”者，亦重在熟諳掌故，明習禮文。
《論語·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又：“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又：“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蓋治掌故以明禮，習禮文以致用，固當時之學問然也。即孔子所以見重於時人者，亦惟在其知禮。
《論語·八傦》：“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此見當時群推孔子以知禮也。
《左傳》昭七年，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此孔子以知禮見重於貴卿也。
然孔子之知禮，則異於人。人之知禮者以應世，而孔子則以矯世。
《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孔子之意，以謂當時之亂，由於貴族之不守禮。
《論語·季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蓋惟禮可以為貴族階級之屏障，而驕奢**佚之貴族弗之知也。
《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子以平民儒士，出而批評貴族君大夫之生活，欲加以糾正，則亦非先例之所許也。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明其為不得已焉。然貴族階級之頹運終不可挽，則孔子正名複禮之主張徒成泡影，而自此開平民講學議政之風，相推相**，至於戰國之末，而貴族、平民之階級終以泯絕。則去孔子之死，其間二百五十年事耳。所謂諸子學者，雖其議論橫出，派別紛歧，未可一概，而要為“平民階級之覺醒”，則其精神與孔子為一脈。此亦氣運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學者明乎此，而可以見古今學術興衰起落之所由也。
當孔子在時，其門弟子多仕貴族為家臣。
冉求、仲弓為季氏宰，子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子遊為
武城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為單父宰，原思為孔氏宰，子羔為費郈宰，閔子騫，季氏使為費宰而辭。
而孔子則深不願其弟子之汲汲於仕進，故曰：“三年學，不誌於穀，不易得也，又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嚐仕。”（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戒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冉子為季氏聚斂，則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故孔門雖蒙儒家之號，而終自與往儒之仰貴族而待用之意不同也。逮孔子卒，而儒益大昌，曾子見尊於鄪君，
《說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數之十罪，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複修曾子舍而複迎之。”今按：此即《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事，鄪君則季氏也。
子夏教授於西河，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然季孫專魯，魏斯篡晉，皆非孔子“君君臣臣”之道，而曾子、子夏勿能正。蓋至是而西周以來貴族階級所以維係永久之禮，則已**棄無存矣。
《日知錄》：“自《左傳》之終，以至六國稱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儒者本務知禮，而禮終不可行。學術隨世風而變。則進取者急功利而明法，李克、吳起、商鞅其選也。
李克即李悝，子夏弟子，相魏文侯。吳起，曾子弟子，用事於魏、楚。李克著《法經》，商鞅受之以相秦（見《晉書·刑法誌》），為法家祖。吳起為魏西河守，令民僨表立信（見《呂氏春秋·慎小篇》）。
商鞅變法，先之以徙木。又李克盡地力，吳起在楚令貴人實廣虛之地，商鞅開阡陌，徠三晉民使墾殖。又三人皆善兵事。商鞅之政，皆受之於李、吳。人盡謂法家原於道德，顧不知實淵源於儒者。其守法奉公，即是孔子正名複禮之精神，隨時勢而一轉移耳。道家乃從其後而加之誹議，豈得謂同條貫者耶！
求之孔門，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冉求、季路之遺也。高尚者矜氣節而傲禮，田子方、段幹木、子思其著也。
田子方，子夏弟子，為魏文侯師。太子擊遇田子方，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見《史記·魏世家》）
段幹木學於子夏（見《呂氏春秋·尊賢》）。魏文侯欲見段幹木，段幹木逾垣而避之（見《孟子》）。魏文侯過其閭而軾（見《呂氏春秋·期賢》）。
子思事均見《孟子》。
《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於諸侯，夫子未嚐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製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今按：《孔叢》偽書，然此論足以征儒家講禮之推移，發明世局之變。故孔子所稱，皆君臣上下之禮，如子思、孟子則專講士出處進退之禮。此貴族階級日壞，士階級日以得勢之證也。
求之孔門，則簞食瓢飲，陋巷自樂，顏回、閔損之類也。其異軍特起別樹一幟者為墨。墨家始於墨翟，亦學儒者之業，而變其道。
《淮南子·要略》：“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按：墨家之學，蓋本孔子批評貴族階級之精神，而為更進一步之主張耳。此後許行、陳仲、莊周、老子書，則又遞為更進一步之主張。其思想激進，於先秦諸子中可稱左派，而儒家一脈則右派也。
墨非姓也，
江瓌《讀子卮言·論墨子非姓墨》謂：“周、秦以前，凡言某家之學，皆不係之以姓。《漢誌》九家，若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莫不各舉其學術之宗旨以名家，無以姓稱者。且墨子前後亦絕無墨姓之人。”
墨蓋刑徒役夫之稱。
《白虎通·五刑》：“墨者，墨其額也。”今按：墨即黥罪。古者以罪人為奴隸。墨家斥禮樂而尚勞作，其生活近於刑徒役夫。墨子之楚，穆賀謂墨子曰：“子之言誠善，而吾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所為而不用乎？”“賤人”即猶雲“刑徒役夫”也。公尚過為越王迎墨子，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萌”者，客籍之民，亦猶“刑徒役夫”也。（《尚賢篇》以國中之眾，與四鄙之萌人分言。）禽滑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麵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故，此“刑徒役夫”之生活也。故荀子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禮論》）則墨家薄葬，類於刑人也。又曰：“自為之者，役夫之道，墨子之說也（《王霸》）是明以墨道為“役夫”也。
為墨徒者，多以裘褐為衣，跤蹢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當時非笑之者曰：“此刑徒之所為，黥墨之所務也。”而因以呼之曰“墨”。墨者亦遂直承其名曰：“吾固‘墨’也。雖然，此古者大禹之道也。”
《莊子·天下篇》：“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故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而後人乃謂墨子真有得於夏教，則不足與語夫學術之流變者也。
故“儒”者，譬今之所謂紳士；“墨”者，譬今之所謂勞工也。必貴族階級既壞，而後“儒”“墨”之爭論乃起。彼墨徒，本天誌，倡兼愛，廢禮樂，節喪葬，凡所謂貴族階級之生活，將盡情破棄，而使人類一以“刑徒役夫”為例，是非人情也。
《莊子·天下篇》：“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
然比之孔子，亦猶“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爾。故孔子之正名複禮，本貴族之見地而言之也。墨子之天誌、兼愛，本平民之見地而言之也。其抨擊當時貴族之生活者同，而所以為抨擊者則異。惟墨學之興，尤足為平民階級覺醒之特證也。
循此以下，至於七國稱王，周禮盡廢，而平民學者之氣焰亦益張。其時立說紛歧，益臻爛漫，約以言之，有許行倡“並耕”之說。
《孟子·滕文公》：“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為食。”其語陳相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今按：受廛為氓，即墨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之意也。許行為墨翟之再傳弟子，說已見前。許行蓋亦一南方之墨者也。
陳仲主“不恃人食”之義。
《韓非子·內儲說上》：“屈轂見仲子曰：‘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
《孟子·滕文公》：“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為生。”
按：陳仲之意，非僅以其兄為不義，凡貴族階級之不自勞作恃人而食者，皆不義也。此與許行以倉廩為厲民自養一意。墨翟嚐遊齊，陳仲蓋聞其遺風耶？
此徹底反對貴族階級之生活，傳墨學之真精神者也。
墨子之反對禮樂，僅求王公大人之強力聽治，一意政事，未嚐明白反對政治之生活也。至許行倉廩厲民，與陳仲不恃人食之議，乃始確論人類當普遍勞作，而不認有專賴政治為生活之一級。然人類既不能無治，則政治生活，亦不可遽廢。孟子即以此難許、陳，許、陳無以解釋也。莊周、老子書，倡無治之論，乃更為許、陳進一解矣。故道家之論，實源於墨。此非深辨先秦諸子學說流變之真相者，不能知也。
如淳於髡，
《史記·孟荀列傳》：“淳於髡見梁惠王，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田駢，
《齊策》：“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今先生設為不宦，資養千鍾，徒百人。’”
稷下先生一派，
劉向《別錄》：“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
《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複盛，且數百千人。”
今按：稷下養士始齊威王，下曆宣、湣、襄王不衰。
外收不仕之高名，內慕祿養之實利，較之田子方、段幹木而地位益尊者也。
儒家無鄙薄仕進之論，此必當時墨家如許行、陳仲一派，深動社會視聽，故田駢、淳於髡之徒，遂亦藉不仕為名高耳。
外此如孟軻為儒家宗，然專論仕禮，與孔子所謂禮者不同，
孟子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言仕意與孔子“不仕無義”之說亦不合。其他如陳臻問齊、宋、薛饋金或受或不受，周霄問君子難仕，而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不由其道而仕者，鑽穴隙之類也。”又如不見諸侯、不托諸侯諸論，皆專論士禮。
蓋當孟子時，蘇、張一派，專騖仕進，獵祿利，其行誼最卑鄙。許行、陳仲之徒，以苦行不仕驕世，亦僅止於獨善，未足拯斯民於水火。稷下諸先生，則逞談辯，溺富貴，名實兼營，而實無心於世局。獨孟子誌切救世，又不願屈節枉尺以求合，其誌行殆庶幾於孔子之所謂中道。用行舍藏，知我者誰。故於士之出處進退之禮，獨詳哉其言之。故孟子所謂禮者，已非孔子之禮，而其意則猶是孔子之意也。若其薄桓、文而言王道，斥獨夫而言民貴，皆非孔子尊王正名之旨。然正可以見學術之隨世運而轉變。惟其對於政治生活之意見，國君好貨好色，則曰“與民同樂”，後車數十乘傳食諸侯，則曰“不足為泰”，固猶是儒家傳統本色耳。同時有莊周，卻聘不仕，跡近陳、許。
《莊子·秋水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倡無治之論，足為“並耕”張目。
許行倡並耕之說，孟子詰之曰：“治天下可以耕且為乎？”今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無治則可以並耕也。
稱神仙之術，足為“蚓操”解嘲。
陳仲主不恃人而食，孟子譏之曰“蚓操”，“必上飲黃泉，下食槁壤而後可”。今莊子謂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可以無恃乎世也。《莊子》書中論精神生活及神仙出世事，皆可以此意觀之。宋斬雲：“人之情欲寡。”亦為蚓操解嘲之論也。
此亦聞墨家之遺風，故非禮樂，棄政治，而流入於冥想者也。
《莊子》書雖儒、墨均譏，然論其學派，實歸墨家一路。平章學術，當具隻眼，學者勿以未經人道疑之。又莊子與惠施交遊，施亦墨徒，莊子當受其影響。
此皆就其對於生活之見地而言。若就其對於階級之思想論之，則惠施承墨學之緒風，而言“泛愛萬物，天地一體”。
《莊子·天下篇》：“惠施曆物之意，曰：‘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莊子《齊物》，亦曰：“萬物與我為一。”孟子道性善，則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推不忍一牛之心而可以保四海。許行、陳仲以自食其力為人類普遍之義務。則皆不認有上天下澤之分也。即等而下之，如稷下之先生，蘇、張之舌士，談笑以取富貴，初不知人類當百數十年前猶有貴族、平民劃然判分之一界矣。自此迄於四公子養士，而平民學者之地位益高，其生活益侈，於是而當時學術界之論點，亦遂一轉其方向。蓋儒、墨之興，以抨擊貴族階級之生活，而為士階級之崛起者；今則士階級之生活，亦複同化於曩昔之貴族階級而與之一例。乃複有起而抨擊士階級之生活者，則戰國晚年學風之趨勢也。故先秦諸子，截而言之，可分三期：
孔、墨之興為初期。當時所討論者，質言之，即貴族階級之生活，究當若何而始得謂之正當是已。
陳、許、孟、莊為第二期。當時所討論者，質言之，即士階級自身對於貴族階級究應抱若何之態度是已。
此以下為第三期，當時討論之中心，厥為士階級之氣焰與擾動，若何而使之漸歸平靜與消滅是已。
故初期之問題中心為“禮”，中期之問題中心為“仕”，末期之問題中心為“治”。此雖未可一概而論，而統觀諸家學說思想之流變，要亦不離於此矣。今次述末期思想，亦得三派：
一老子。老子史實之不可信，昔人已多言之。
崔述《洙泗考信錄》：“《老子》文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何以不載老子一言？孟子但距楊、墨，不距黃、老。果老聃在楊、墨前，孟子何以反無一言辟之？”
汪中《述學·老子考異》：“老子楚人，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東，辛有入晉（《左》昭二十年），司馬適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魯（《呂氏春秋·當染》），王官之族，或流播於四方。列國之產，惟晉悼嚐仕於周，其他固無聞焉。況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又非魯、鄭之比。且古之典籍舊聞，惟在瞽史，其人並世官宿業，羈旅無所置其身。”
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書中用王侯、侯王、王公、萬乘之君等字樣者凡五處，用取天下字樣者凡三處，不似春秋時人語。”又雲：“‘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官名均出戰國。”
今按其思想議論，實出戰國晚世。大要在於反奢侈，歸真樸，承墨翟、許行、莊周之遺緒，深言奢侈之有害無益。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由生理之享用，指點奢侈之無益有害，與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意絕異，即與墨家之天誌、兼愛，許行、陳仲之倉廩厲民，義不恃人而食，宋鈃之情欲寡淺，說各不同。要之同為反對貴族階級奢侈之生活。孔子以禮言，墨翟、許行、陳仲以義言，宋鈃以情言，老聃以利害言。世風愈變，而所以為戒者愈切也。惟莊子以出世理想言，別成一格。
及其不可久。
《老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明指遊仕得誌者言。使老子生春秋貴族階級未壞之世，烏有功成身退之想？
重農耕，棄聖智，而覬無治。
《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飫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此亦戰國晚年遊仕食客之風既盛，乃有此象。當孔子時，至於“陪臣執國命”而極，庶民無參預政治之活動，則亦無所謂“朝甚除，田甚蕪”也。故孔子主張“正名”，而老子則主“歸農”。一為春秋時之思想，一為戰國時之思想，甚顯。
又：“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複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亦戰國晚世之言。春秋時，天下之亂，由於貴族之僭越。至於戰國晚年，則患在平民階級之擾動。《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事，絕少以民之好動難治為患者。又小國寡民之想，亦七國兼並後乃有之爾。
又：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古之為治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即莊周無治之主義也。其著眼所在，專注治民，與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精神僅限於貴族階級自身內部之整頓者不同。學者猶認《老子》為春秋時代之作品，正緣縛於傳說，未能於學術思想與世變之關係深參之耳。
皆針對當時學者階級之擾動，而謀所以為寧靜整頓之方也。
其次為荀卿，重倡禮治之論。其言禮之起源，本於人類生活之需要。而曰“禮者養也”，則禮之範圍，已普及人類全體，較之孔子之僅言貴族禮，與孟子之僅言仕禮，所謂“禮不下庶人”者，荀卿之意，特為博大精深。
《荀子·禮論》：“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今按：此見荀子論禮，已受墨家重勞作、主歸農之影響。又如孟子辟墨，而其罪戰、民貴諸說，實亦淵源墨氏。故論學術流變者，貴能得其會通，不當一家一派分殺死說也。
然荀卿論禮，既言“養”，又言“別”，
《禮論》：“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今按：此則仍是儒家本色。
言“分”，
《王製》：“分均則不遍，勢齊則不一，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製。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製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而分之樞機管於人君。
《富國》：“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機也。”
荀子欲本此而別造人倫，重定階級。其與古異者，則古人本階級而製禮，先有貴賤而為之分也。當荀子世，則階級之製殆於全毀，乃欲本禮以製階級，則為之分以別其貴賤也。荀子之分階級之貴賤者，則一視其人之誌行知能以為判。曰“大儒”，為天子三公。曰“小儒”，為諸侯、大夫、士。曰“眾人”，為工、農、商、賈。
《儒效》：“人倫：誌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誌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誌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去世襲之敝，存階級之善。
《王製》：“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奸言、奸說、奸事、奸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才行反時者死無赦。’”
其意亦為當時平民學者之擾動而謀所以寧靜整頓之方也。然人類生活，為之明分等級，為固定之形式，其事終已不可行。則荀子之說，徒足以導獎奢侈，排斥異己，為專製者所藉口，而荀學遂為秦政淵源。則學術世變，其交互影響之間，良可深長思也。其論墨子，可以明先秦學派爭論焦點所在。
《富國》：“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墨子之非樂，則使天下亂。節用，則使天下貧。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粗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中失地利，下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束，啜菽飲水，惡能足之？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鍾，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故其賞行；皆知己所畏恐之舉在於是，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不肖者可得而退，能不能可得而官；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天下何患乎不足？”
蓋囊括而言，先秦學派，不出兩流：其傾向於貴族化者曰“儒”，其傾向於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慶賞刑罰，原於儒；道家言反樸無治，原於墨。故一主禮，一非禮。一主仕進，一主隱退。一尚文學，一主勞作。此當時學術界分野之所在也。今綜述諸家對於貴族生活之意見，荀子從富力之分配與功效立論，而承認治人階級之貴族生活者也。墨子從富力之消費立論，而反對治人階級之貴族生活者也。孟子、許行、陳仲皆自富力之生產立論，而於治人階級之貴族生活，或讚成或反對者也。宋鈃則自富力之需要立論，莊周、老子則自富力之享用立論，而反對社會一般之奢侈者也。要之自春秋之末，貴族階級一旦崩壞，而社會組織於以大變，此實當時一大事。故自孔子以下，學者精神所注，莫非討論人類“政治”與“生活”之兩問題。其他論點，則均本此而引伸。必明此乃始可與語先秦學術之真相矣。
《韓非子·詭使》：“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
蓋至其時，在上者之政治，幾退處於無權，而社會風尚趨舍，一惟學術界之馬首是瞻。平民學者意氣之發舒，已達極點，而其內部之以膨脹而分裂，與其缺憾之表裰於外者，亦日甚而愈不可掩。於是老子、荀卿皆起為反抗之論，而韓非之言尤為激烈，遂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之主張。
《五蠹》：“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事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其疾文學，反聖智，重勞作，驅民歸農之意，與許、陳、莊、老一路。惟許、陳、莊、老意在無治，而韓非則主以法治，此其異也。諸子之興原於儒，王官失職而私學繼起，今韓非則欲統私學於一尊，複古人政教官師合一之製，此則承荀卿之意，而遂為先秦諸子學派之結穴。自孔子至於韓非，其學說思想之流變往複，大率如此。蓋儒家主禮，尚差級；荀、韓之論，近於柏拉圖之理想國，而無以製獨夫之權。墨家主兼愛，尚平等；莊、老之議，似克魯泡特金之無政府主義，而無以企無治之隆。此其得失之大較也。外是複有陰陽家一派，蓋亦晚出。其著者為鄒衍，兼綜儒、道以立說。
《史記·孟荀列傳》：“騶衍後孟子，睹有國者益**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製，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穀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謂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今按：據此則鄒衍著書，其用意亦主於批評貴族**侈生活，而歸之仁義節儉。其推至於無垠，即莊周“出乎涯涘，乃可與語大道”之意。
《史記·孟荀列傳》：“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遊諸侯，見尊禮如此。”今按：騶衍適趙，與公孫龍辯於平原君門，其時梁惠、燕昭皆已死。衍與荀卿略同時，《史記》之說誤也。然其學說之盛極一時，可以想見。
今鄒衍之書已不可見，然當時學風推衍，跡象猶多可尋。
《易·係辭傳》以陰陽言形上原理，《呂氏春秋·十二紀》及《管子·幼官》諸篇以陰陽言政治，《小戴·冠義》《鄉飲酒義》《樂記》諸篇以陰陽言禮樂人生，其他不勝縷舉。
大抵以自然界現象，比類之於人事，則莊、老之自然，與儒家禮樂，同出一貫。又以陰陽天地表君臣上下尊卑，取形名法家之旨，近於專製，為在上者所喜。又以陰陽屈伸言鬼神，融鑄俗說。其言順氣自然，長生久視，神仙道術，尤足歆世。立論汗漫，比附圓滑，惝恍謬悠，莫可究詰。遂以並包眾說，兼羅群好。自人心向倦，百家熸歇之際，荀、韓之說得誌於秦廷，而東方學術，惟推陰陽獨步。下迄漢儒，流風愈扇。因逮後世，餘燼不滅。摧陷廓清，未見其時。先秦絢爛精悍之學派，其歸根結穴所在，上之為專斷之政，下之為荒唐之想。學者三複於此，其亦將深慨而不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