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概論 上篇 第一章 孔子與六經
中國文化，於世界為先進。古代學術思想，當有研討之價值。然夷考舊文，茫昧無稽；雖有美盛，未可苟信。當孔子時，夏、殷之禮，已為無征。
《論語·八佾》：“子曰：‘夏禮我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我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我能征之矣。’”
當孟子時，成周書籍，亦複不傳。
《孟子·萬章》：“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荀卿有“文滅節絕”之歎。
《荀子·非相》：“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韓非有“非愚則誣”之譏。
《韓非子·顯學》：“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故言古者不可不慎。餘於此編，蓋將略而弗論，論其可知者，自孔子始。然於中國學術具最大權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經》。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自孔子以來二千四百年，學者言孔子必及《六經》，治《六經》者亦必及孔子。則《六經》之內容，及孔子與《六經》之關係，終不可不一先論也。
今言《六經》，略分三部：一《易》《春秋》；二《詩》《書》；三《禮》《樂》。分條述之如次：
一 《易》《雜》
《易》之為書，本於八卦。八卦之用，蓋為古代之文字。
《易緯·乾鑿度》：“‘
因而重之，猶如文字之有會意。
引而伸之，猶如文字之有假借。
卜筮如拆字。
係辭如簽詩。
朱子《答呂伯恭書》：“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隻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隻是卜田則吉；公用享於天子，隻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隻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隻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隻是卜侵伐則吉之類。”
《朱子語類》：“《易》為卜筮作，非為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簽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
《周易》起於殷、周之際，明周家之有天下，蓋由天命。
《易·係辭下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王應麟《困學紀聞》：“阮逸雲：‘《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於岐山，周事也。’”
顧炎武《曰知錄》：“《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事言之。《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褕祭，實受其福。”《漢書·郊祀誌》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鄭康成《坊記·注》亦雲：“東鄰謂紂國中，西鄰謂文王國中。”
《易》之內容，其實如斯。孔子言《易》，見於《論語》。
《日知錄》：“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在庸言庸行之間，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畔也。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平曰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今按：五十以學《易》，《古論》作“易”，《魯論》作“亦”，連下讀。比觀文義，《魯論》為勝。則孔子無五十學《易》之說也。顧氏謂孔子平日不言《易》是矣，而曰其言《詩》、《書》、執禮皆言《易》，則不得其意而強說之也。
因人之無恒而歎其不占，與南人之言同類並舉，亦博弈猶賢之意，非韋編三絕之說也。至《十翼》不出孔子，前人辯者已多，則《易》與孔子無涉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馬端臨《文獻通考》：“歐陽公《童子問》上下卷，專言《係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陳振孫《書錄解題》：“趙汝談《南塘易說》三卷，專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書無傳。”
《晉書·束晳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塚，得《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姚際恒曰：“魏文侯最好古，魏塚無《十翼》，明《十翼》非仲尼作。”姚有《易傳通論》，今亦無傳。
崔述《洙泗考信錄》：“《易傳》必非孔子所作，汲縣塚中，《周易上下篇》無《彖》《象》《文言》《係辭》。魏文侯師子夏，子夏不傳，魏人不知，則《易傳》不出於孔子無疑。又按：《春秋》襄九年《傳》穆薑答史之言，與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詞小異。以文勢論，則彼處為宜。是作傳者采之魯史而失其義耳。《論語》：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傳》亦載此文。果傳文在前，與記者固當見之。曾子雖嚐述之，不得謂曾子所自言。既采曾子語，必曾子已後人所為。”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之出孔子，自來無異議。然謂孔子《春秋》一依舊史，無所變改乎？則“伯於陽”之不革，何以逃“遵乖習訛”之譏？
《春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齊納北燕伯於陽。伯於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劉知幾《史通·惑經篇》：“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刊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
謂修辭正名，俱有深意乎？則五石六鶂之先後，亦難免“窮鄉曲學”之誚。
《春秋·榖梁傳》：“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曰知錄》：“《公》《榖》二傳，相傳受之子夏。然而齊、魯之間，人自為師，窮鄉多異，曲學多辨，其穿鑿以誤後人者不少。且如隕石於宋五，六鶂（原注：《左氏》《公羊》作鷁。）退飛過宋都，此臨文之不得不然，非史雲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雲鶂六，而夫子改之六鶂也。《榖梁》：‘後數散辭也，先數聚辭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其散辭乎？‘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聚辭乎？‘初九潛龍’，後九也。‘九二見龍’，先九也。世未有為之說者也。‘石無知故日之。’然則梁山崩不日，何也？‘鶂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則有鸜鵒來巢不月，何也？”
若謂僅事記錄，不異諸史，則孔子不如丘明。
桓譚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史通·申左篇》。《禦覽》六百十引。）
若謂文主褒貶，義逾袞鉞，則南、董賢於仲尼。
《史通·惑經》：“《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篡賊其君者有三（原注：謂齊、鄭、楚。），本國之弑逐其君者有七（原注：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錄，使其有逃名者。”
回護層出，疑難蜂起。《三傳》紛紜，未有定是。所以知幾發憤，有“未喻”“虛美”之惑。
劉知幾《史通·惑經》說《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虛美。
介甫逞臆，有“斷爛朝報”之喻。
王安石詆《春秋》曰：“此斷爛朝報也。”見周麟之《春秋經解跋》。今按：朝報譬今之政府公報也。楚雖稱王，而《春秋》書之曰“子”。實晉侯召王，而曰“天王狩於河陽”。凡此之例，正與今之政府公報合符。荊公之語，誠為有見。然自是孔子正名複禮精神之所托。故曰：“寄一王之法。”“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說如此。
惟範甯持平，同譏《三傳》。然謂據理通經，不能因經顯理，則借後儒之理，以說先聖之經，固無賴乎有經也。
範甯《春秋榖梁傳序》：“《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莊十九）。文公納幣為用禮（文二）。《轂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哀二）。不納子糾為內惡（莊九）。《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桓十一）。妾母稱夫人為合正（隱二）。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
章絳抉實，等貫經、史。然謂經有丘明，傳有仲尼，則攘左氏之賢，以成孔子之聖，亦烏在其為聖耶？
章炳麟《國故論衡·原經》：“經史自為部，始晉荀勖。《七略》《太史公書》在《春秋》家。董仲舒說《春秋》，以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然太史公自敘其書，亦曰：‘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俟後世聖人君子。’班固亦雲：‘凡《漢書》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讚篇章。’其自美何以異《春秋》？《春秋》有義例，其文微婉，遷、固亦非無義例也。遷、陳壽微婉誌晦之辭尤多。太山、梁父，崇卑雖異哉，其類一矣。”
又《檢論·春秋故言》：“司馬光造《資治通鑒》，先為目錄，括囊大典。經何嫌有丘明，傳何嫌有仲尼邪？令傳非仲尼、丘明同著，即《春秋》為直據魯史無所考正之書，內多忌諱，外承赴告，以蔽實錄，《史通·惑經》之難，雖百大儒無以解也。”今按：章氏書論《春秋》皆實，獨謂孔、左同時作述，強造奇論，豈欲為百外大儒，為劉子玄作解人耶？
今稱情而論，則《春秋》誠有功於文獻，
《國故論衡·原經》：“自仲尼以上，《尚書》則闕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誌，複散亂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國亡則人與事偕絕。太史公雲：‘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紀歲時月日，以更《尚書》。傳之其人，令與《詩》《書》《禮》《樂》等治，以異百國《春秋》。然後東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跡，故荒忽如草昧。”今按：如章說，孔子《春秋》，為史記編年之祖，其功一也。轉官史為民間史，開平民輿論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會國別為通史，尊王攘夷，主聯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民族觀念，發為大一統之理想，功三也。然時移世異，跡者非其所以跡，《春秋》乃僅為古史之椎輪大輅。舍後世《三傳》之紛紛，則孔子《春秋》之精神，亦若是而止耳。
而粗略簡陋，殆不勝後儒之尊美也。
《日知錄》：“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曆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於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於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於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即使曆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實弑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綴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於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顧氏此論，可以折諸家之平。
《漢書》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知微。”二書一言天道，一言人事，治孔學者尤樂道。
《四庫提要》：“《六經》之中，惟《易》包眾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實，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見，議論易生。著錄之繁，二經為最。”
故說經之有門戶，自《三傳》始。而圖書之辯，於後為烈。迷山霧海，使學者惶惑沉溺於其中，更不知孔學之真相，則經生儒者之過也。
毛奇齡《西河集》：“《大易》《春秋》，迷山霧海，自兩漢迄今，曆二千餘年，皆臆猜卜度，如說夢話，何時得白？”此言良是。然清儒研經，於《易》《春秋》二書，竟亦不出迷山霧海之外，良可憫也！
二 《詩》《書》
《論語》有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史記·孔子世家》遂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此猶可也。至謂孔子刪《詩》《書》，
《書緯》：“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
《史記·孔子世家》：“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
則無征於《論語》，無征於《孟》《荀》，秦火以前，無此說也。
《洙泗考信錄》：“《傳》雲：‘郯子來朝，昭子問少皡名官，仲尼聞而學之。’聖人好古如是。果有羲、農、黃帝之《書》傳後世，孔子得之，當如何愛護表章，肯無故而刪之乎？《論》《孟》稱堯舜，無一言及炎黃，則高辛氏以前無《書》明矣。古者以竹木為書，其作之也難，其傳之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是，遂取以傳於門人耳。非刪之也。《世家》但雲序《書》，無刪《書》之文。《漢誌》有《周書》七十餘篇，皆後人偽撰。”此辨刪《書》。
孔穎達《詩疏》：“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定者言之。”以上二條辨刪《詩》。
且今傳《詩》《書》，出秦火之後，亦不複當時孔子誦說之舊本。
《史記》：“秦時焚《書》，亡數十篇。”
《漢書·藝文誌》：“《書》凡百篇，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皮錫瑞《書經通論》：“《尚書》偽中作偽，屢出不已。一則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偽。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偽。”
《論語》引《書》凡三：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為政》）。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泰伯》）。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憲問》）。均不在今文二十八篇中。此論《書》。
金履祥述王柏語雲：“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經之所傳，如《狸首》《轡柔》，何以皆不與於《三百》？而已放之鄭聲，反尚存而不削？”
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為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注：‘《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為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佚。何者？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也。又鄉射奏《騶虞》，大射奏《狸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蘋》《采蘩》五節。則《狸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穎達所謂‘當在《召南》’者。必不為聖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逸。何者？則《射義》出七十子後學者之手，且曆舉其詩雲雲也。”此論《詩》。
縱複睹孔門之舊，而《書》乃當時之官書，《詩》乃昔人之歌詠，亦不足為萬世之經典，千禩之常法也。又況後之治《書》者，先勞精於今、古文之真偽，治《詩》者又耗神於齊、魯、韓、毛之異同。將以考索古代文獻之真相，則斯已耳。若謂從此以明孔子之大道，立千古之常法，將以為尊經崇聖之寶典者，則又經生儒者之過也。
三 《禮》《樂》
《漢書·藝文誌》：“《禮》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則孔子已不見有《禮經》矣。
毛奇齡《西河集·與李恕穀論〈周禮〉書》：“仆記先仲兄嚐言：先王典禮，俱無成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便目為《周禮》。國家班禮法，隻於象魏懸條件，使閭裏讀之。刑法亦然。子產作《刑書》，反謂非法。即曆書一項，關係民用，先王所謂敬授民時，與世共見者，然亦隻逐月頒布，並無成書，如近代曆本，則他可知矣。是以夏禮、殷禮，夫子謂文獻不足。不特杞、宋原無文，即舊來傳書，亦隻得《夏時》《坤乾》。一如韓宣子之以《易象》《春秋》當禮書也。”據此，則孔子以前，本無禮書可知矣。
《論》《孟》言“禮”，皆明禮意，著於行事，不在簡策。
袁枚《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子所雅言，《詩》《書》外惟禮，加一‘執’字，蓋《詩》《書》有簡策之可考，而禮則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也。”
《漢書》所稱《禮經》，乃今《儀禮》十七篇；而《春秋》二百四十年列國君大夫行禮，絕不一言及之。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有《〈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且其書與孔子之意多違，蓋出周末戰國之際。
崔述《豐鎬考信錄》：“《儀禮》非周公之製，亦未必為孔子之書。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拜。是拜上非拜下矣。此孔子所謂泰也。古者公之下不得複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此孔子所謂名不正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後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為妻期年。果周公所製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已文繁物奢如此，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製，必不如是。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則今傳《儀禮》，亦與孔子之意背馳也。”
“樂”與《詩》合，本非有經。
《曰知錄》：“歌者為詩，擊者、拊者、吹者為器，合而言之謂之樂。對《詩》而言，則所謂樂者八音，‘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是也。分《詩》與樂言之也。專舉樂則《詩》在其中，‘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合《詩》與樂言之也。《詩》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為樂。自漢以下，乃以其所賦五言之屬為徒詩，而其協於音者則謂之樂府。宋以下，則其所謂樂府者，亦但擬其辭，而與徒詩無別。於是乎詩之與樂判然為二，不特樂亡而詩亦亡。”
又禮樂應時而變。魏文侯聽古樂，則昏昏欲睡。莊子稱古今之變，猶猨狙之異周公。孔子不雲乎：“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今使考索孔子當時玉帛鍾鼓之製度法數，而曰我將以複孔門之禮樂，則又經生儒者之過也。綜上以言：孔子以前未嚐有《六經》，孔子亦未嚐造《六經》。言孔子者，固不必專一注重於後世之所謂《六經》也。
今考《楚語》載申叔時論教太子，列舉古代典籍甚詳備：
《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葳，士賽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誌。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凡舉古代典籍為當時所教學誦習者分九類：
一、《春秋》。《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雲雲。蓋當時王朝列國之史，皆稱《春秋》也。
二、《世》。世者，世係譜牒也。《魯語》：“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韋《注》：“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也。”是書《世》者，亦載德言也。
三、《詩》。《論語》：“誦《詩》三百”是也。
四、《禮》。禮者，《周語》：“隨會聘於周，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修《執秩》以為晉法。”故禮即古代之遺製舊例，與本朝之成法也。《楚語》子木曰：“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此所謂法、典，皆禮也。
五、《樂》。樂者，記《詩》之音節製度物數。《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
六、《令》。《晉語》：“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又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皆是也。
七、《語》。前人善言佳語。《內》《外傳》常引“語曰”雲雲，《鄭語》：“《訓語》有之”是也。其雲：“史佚有言”“仲虺有言”“臧孫紇有言”，皆《語》類也。
八、《故誌》。《楚語》：範無宇對子晳曰“其在《誌》也”雲雲。又曰：“皆誌於諸侯。”《左傳》成十五年：“前《誌》有之。”皆是也。語言亦稱《誌》。《左》襄十四年引“仲虺有言”，襄三十年作“仲虺之《誌》”是也。
九、《訓典》。韋注：“五帝之書《楚語》“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者是也。《晉語》亦雲：“端刑法，緝《訓典》。”《商書》有《伊訓》，《左》襄四年引《夏訓》，則《訓典》不限於五帝書也。
約而舉之，不出《詩》《書》兩類。《書》者掌故，凡申叔時所謂《春秋》《世》《禮》《令》《語》《故誌》《訓典》皆屬之。《詩》者文學，凡申叔時所謂《詩》《樂》皆屬之。《詩》《書》者，古人書籍之兩大別也。不曰《詩》《書》，即曰“禮樂”。《詩》《書》言其體，“禮樂”言其用。《書》即“禮”也，《詩》即“樂”也。《詩》之為樂易明，《書》之為禮難曉。蓋禮有先例之禮，有成文之禮。先例之禮，本於曆史，《春秋》《世》《語》《故誌》《訓典》之類是也。成文之禮，本乎製度，《禮》《令》之類是也。而後王本朝之製度法令，亦即先王前朝之先例舊貫也。蓋昔人尊古篤舊，成法遺製，世守勿替，即謂之“禮”。舍禮外無法令，舍禮外無曆史。“史”“禮”“法”之三者，古人則一以視之也。史實之變動，新例之創興，而禮法亦隨而變。如《檀弓》記“士之有誄”，“魯婦人之髽而吊”，“晉人之畢獻而揚觶”，《左傳》記“晉之始墨”，“楚之乘廣先左”之類，大率前代因一時特情，開一新例，其後因習沿用而成禮製。違“禮”即違“法”。“曆史”即“製度”。而《詩》《樂》本包括於禮製之中。則古人學問，可以一字盡之，曰惟“禮”而已。其守禮知禮者則“史”也。故古人言學，皆指“《詩》《書》禮樂”。此即求之《論語》而可證。
《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季氏》：“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
至增孔子《春秋》與《詩》、《書》、禮、樂而為五，又增卜筮之《易》而為六，而因以名之曰“經”，此皆後起之事，非孔子以前所本然也。《論》《孟》不言“經”。
《孟子》：“經正則庶民興”，非經籍也。
崔述《古文尚書辨偽》：“漢以前從未嚐稱《易》《詩》《書》《春秋》為‘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經解》出於《戴記》，未必為孔子之言。然通篇無‘經’字。其‘經’目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為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也。”今按：自荀子已“經”“禮”分言，惟亦不以《詩》《書》與“經”相連，而稱《詩經》《書經》耳。語詳下。
“經”之稱仿《墨子》，有《經》上、下篇。荀子儒家，始稱“經”，始以《春秋》與《詩》、《書》、禮、樂連稱。然猶不知“六經”，又不以《易》為“經”。
《荀子·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楊倞《注》：“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則荀子僅以《詩》《書》為“經”，與“禮”並舉，非有“六經”也。
又雲：“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以禮、樂、《詩》、《書》、《春秋》並舉，而不及《易》。荀子不知有“六經”也。不然，何以曰“在天地之間者畢”乎？
又《儒效篇》：“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已。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誌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亦《詩》、《書》、禮、樂、《春秋》五者並舉；而不及《易》。蓋荀子單言《詩》《書》則包《春秋》，單言“禮”則包“樂”。故分言之則五者，合言之則《詩》《書》與“禮”之二事也。故《榮辱篇》亦言：“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推荀子所謂《詩》《書》，即孔子之“博學於文”也。荀子之所謂“禮”，即孔子之“約之以禮”也。荀子之“始誦經而終讀禮”，即孟子“由博反約”之說也。證之以《荀子》之書，則知其時固無“六經”之稱也。
秦人焚書，則曰“《詩》、《書》、百家語”，而《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禁。其謂“《詩》《書》”，統指孔、墨以前舊籍。“百家語”，則儒、墨以下私書也。《易》在秦時，人猶知其為卜筮書，非儒家之一經也。荀卿屢舉《詩》、《書》、禮、樂、《春秋》而不及《易》，《孟子》七篇，無一字及《易》，知《易》不與《詩》、《書》、禮、樂、《春秋》同科。尊《春秋》齊於《詩》、《書》、禮、樂者，其論始於孟子，定於荀卿。並《易》與《詩》、《書》、禮、樂、《春秋》而言之者，則儒、道、陰陽合糅之徒為之。其事起於漢，見於劉安、馬遷、董仲舒、賈誼之書，而亦猶弗稱之謂“六經”也。
淮南王劉安招賓客方術之士為《鴻烈》。高誘序之曰：“王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說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則《淮南》雜糅儒、道之證也。故其書以《詩》、《書》、《易》、禮、樂、《春秋》為“六藝”（《泰族訓》），又曰：“孔丘通‘六藝’之論。”（《主術訓》）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曰：“談為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其《論六家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言之異，有省不省耳。”則司馬談論學，糅合陰陽、儒、道之證也。備論六家，首列陰陽，而稱《易傳》，先秦無有也。史遷承父學而尊孔子，故以禮、樂、《詩》、《書》、《易》、《春秋》言“六藝”（《滑稽列傳》）。謂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者，亦史遷也。
董仲舒，《漢書·五行誌》稱之曰：“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叛，孔子述《春秋》；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此董氏之學為陰陽與儒相雜糅之證也。故《春秋繁露》亦並《易》與《詩》、《書》、禮、樂、《春秋》並言。
賈誼《新書》，亦言“六藝”。賈生亦兼治陰陽、儒、道之說也。
《莊子·天下篇》：“《易》以道陰陽。”史遷亦言之。秦火之後，惟《易》獨傳。儒、道、陰陽之說，雜見於其書，遂成《易傳》，至漢而大行也。
司馬氏之言曰：“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論六家要旨》）明“六藝”中自分經傳，而經傳不限於“六藝”。
“經”者，對“傳”與“說”而言之。無“傳”與“說”，則不謂“經”也。《說文》：“經，織也。”《左氏》昭十五年《傳》：“王之大經也。”《疏》：“經者，綱紀之言也。”古者於書有“記”、“傳”、“故訓”，多離書獨立，不若後世章句，即以比廁本書之下；故其次第前後，若不相條貫，而為其經紀者，則本書也。故謂其所傳之本書曰“經”，言其為“傳”之綱紀也。讀《墨子·經說》者，必比附於經而讀之，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此古書稱“經”之義。《書》有傳，《詩》有故訓，故亦得稱“經”。章實齋謂：因“傳”而有“經”之名，猶因子而立父之號。故“經”名之立，必在“傳”“記”盛行之後。墨家既稱之，諸家沿用之，而《詩》《書》亦得是稱也。墨家之辨有說，故《墨辨》稱“經”。韓非著書，其《外儲說》諸篇，自稱左為“經”，右為“傳”。撰輯《管子》者，題其《牧民》、《形勢》諸篇曰“經言”，言統要也。《呂氏春秋》肇立《十二紀》，“紀”即“經”也，所以紀綜群篇。曰《八覽》，“覽”攬也，所以總攬。曰《六論》，“論”綸也，所以經綸。其稱“紀”“覽”“論”，猶稱“經”也。先秦著書，揭署“經”名，輒如此。謂“經”專儒家書，非也。謂先古已有“經”，尤非也。謂“經”為千古之常道，則尤非之尤非也。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劉向受詔領校中《五經》秘書。《藝文誌》無《樂經》。故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也。”惟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有曰“臣聞‘六經’”雲雲，非情實也。
然不能僅言禮而無樂，則增《五經》而稱“六藝”。古自有“六藝”，指禮、樂、射、禦、書、數。
《呂氏春秋·博誌篇》：養由基射，尹儒學禦，呂氏曰：“皆六藝之人也。”
《周禮·保氏》：“教之六藝，曰禮、樂、射、禦、書、數。”
今以稱簡冊，則亦漢人之說。其明稱“六經”者，一見莊周書，後成於王莽。
《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是謂“六經”先孔子有，雖《春秋》亦非孔子作也。以《易》與《詩》《書》《禮》《樂》並稱，亦出秦火後陰陽家言。
《漢書·王莽傳》：“平帝時，莽奏立《樂經》，隨立《六經》祭酒。”見《後漢書·蘇竟傳》注。揚子雲《劇秦美新》稱之曰：“製成《六經》。”後人則誤王莽為孔子也。
《後漢》：“明帝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本紀》）“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班固傳》）則王莽“六經”終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