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與文化

一

今天講題是“民族與文化”。第一講“性道合一論”，第二講“中國文化中的人和人倫”，第三講“中國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都是偏重在人生問題上。這一講起，要開始講一些比較偏重曆史方麵的。

講到中國文化，首先就聯想到中國民族。由民族產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來陶鑄了民族。沒有中國民族，便沒有中國文化；但亦可說沒有中國文化，也就沒有了此下的中國人。天地生人，本沒有分別，分別則在民族血統上，乃及文化上。今天是特地從民族方麵來講文化。

中國民族如何形成？這似乎不是問題，而實是一大問題。中國廣土眾民，世界上沒有那一個民族擁有像中華民族那樣眾多的人口。中國占地之廣，也非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可及。由中國人來構成如此一個偉大的社會，這都是受了文化力量的影響而且此一社會綿延最久。以美國曆史來比，不及我們二十分之一。德國、意大利，曆史更短。英、法兩國，也沒有超過一千年。所以世界上民族最大，文化最久的，隻有中國。

我們讀西洋史，最易引起注意的，是他們很看重民族區分。如巴比倫、埃及、希臘，隻環繞在地中海一角的小地麵上，但民族相異，而又永不相融和。尤其是同在一地，最先由一個民族居住，後來由另一民族侵人，最後又有另一民族進來，記載得清清楚楚。即如現代歐洲，地麵也不算大，然而民族分歧，也永不得相融和。英倫三島，最先是某一民族居住，最後又是某一民族侵入，直至目前，英格蘭人、愛爾蘭人、蘇格蘭人，還是有分別。難道中國大陸上一生下來的便都是中國人，其間更沒分別嗎？難道上古三皇、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直傳下來，便隻是一個中國民族嗎？我們讀了西洋史，回頭來讀中國史，隻覺得中國史上很少講到民族問題，使人不易看清楚中國民族究從哪裏來，又如何般生長形成。我們隻能粗略地說，正因我們中國人向來不看重民族區分，因而很易成為一個大民族；西方人正因太看重了民族區分，因而民族和民族間遂致不易相融和。

二

現在我們再追溯到曆史上來講，中國古代有“氏姓”之分。男人稱氏，指其居地言；女人稱姓，指其血統言。若把我們古史上所見的姓氏仔細加以條理，可見某一同血統底氏族分布在那幾處地區，或亦可指出其最先從那一地區隨後又轉移遷徙到那一地區去。如此說來，在中國古代，未嚐不是有許多異血統的部落同時存在。如炎、黃相爭，亦未嚐不是中國古史上一種民族鬥爭，但後來我們則自稱為“炎黃子孫”，至少此一民族界線早已泯滅了。因此我們隻認中國古代有氏族之分，卻不認為有民族之分。

下至西周時代，列國分封，絕大多數是姬姓，然不能說那時的中國已由姬姓民族來征服統治了其他各民族。在古史上其他帝王的後代也都有封國。到東周春秋時，諸侯列國同稱諸夏，當時他們都稱是夏王朝之後，都是曆史上一個傳統流衍而來。如孔子是殷代之後，他生在魯國，居在魯國，又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從民族觀念上說，孔子也認是諸夏，是當時的中國人；在政治觀點上說，則孔子主從周，不主從夏或從商。但當時諸夏之外還有許多蠻夷戎狄。那些蠻夷戎狄像是異民族，其實不盡然。如晉獻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姬是周姓，子是商姓，可見大小二戎皆與諸夏同血統。又娶驪姬，可見藤山之戎亦同是姬姓。又有薑姓之戎。如此之類尚多。可見當時夷、夏界線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統。楚國自稱蠻夷，後來亦漸被認為諸夏了。吳越皆諸夏血統，在春秋初年不與中原諸夏相通，當亦在蠻夷之列，到春秋末年，亦為諸夏之盟主。可見講《春秋》的學者所謂“諸夏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進乎諸夏則諸夏之”，此說決不錯，而夷、夏界線在“文化”不在血統，即此可證。

從戰國到秦代，中國大陸上便已融和為一民族。《中庸》所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時的交通文字和人倫道德，都已統一。而所謂中華民族，亦至是遂臻確定。那是在中國文化中最值得大為闡揚的一件事。中國文化不僅由中國民族所創造，而中國文化乃能創造中國民族，成為有史以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民族，那還不見中國文化之價值，那還不值得我們來闡揚其甚深意義之所在嗎？

“血統”是民族特征之第一項，“居地”是第二項，中國古人對於居地能影響當地居民性格方麵之關係，亦認識得很清楚。《小戴禮記·王製篇》有雲：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穀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製，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那是說天時氣候溫度濕度，交通物產，環境上有了種種差異，便影響到各地居民之性格，如剛柔輕重遲速，乃至習慣風俗之一切，以及飲食衣服使用器械種種之相異。中國古人承認此諸相異，並認為此諸相異不可強同，重要者在此諸異之上，要能“修其教，齊其政”，要教化修明，政治齊一，務求對此五方諸民均能使其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至於其語言不通嗜欲不同也所不妨，隻要能達其誌、通其欲便是。當知此一理論，便是中國文化所以能在廣大土地複雜居民之上，漸漸融成出一大民族來之主要原因所在。我第一講“性道合一論”，亦可用此一節話來互相闡發。

依照中國人想法，天時、地理、血統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礙事。隻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與“政治”便可形成一個文化而發出大力量來，自然可以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盡己之性而盡人盡物之性；自然可以會諸異於大同，而天下自達於太平之境。試問此是中國文化理想中所含蘊的何等見識，何等抱負？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偉大無比的大民族，而直傳至今依然堅強不衰，剛毅不屈。在將來，它依然會發生大作用。

諸位如讀西洋史，如古代之希臘羅馬，中古封建社會神聖羅馬帝國，至近世現代國家、帝國、殖民、資本主義，各有它們的精采處，但永遠為一個民族糾紛所纏住而不得解脫，而使西方文化永遠有其一限度。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隻有中國曆史、中國文化所懸此一理想可以當之。若僅在物質上求發明，當知會永遠達不到此境界。

現代西方的科學發明，關於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生物學、心理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乃及現代新興之文化學，種種知識，實可對我上引《王製篇》中一節話加以種種證明、種種發揮。但隻缺少了一番“一視同仁”的文化理想，來為世界各地居民建立一個共同的政治與教化，來為世界各地居民通其誌，達其欲。所以西方曆史上任何一個民族糾紛，直到今天不得解脫，而且仍會不斷糾紛下去。若反觀中國曆史，好像中國民族如自天下降一般，好像中國民族自始便是一個中國民族。到今天，卻覺得中國民族沒有一股力量像西方般也能來欺侮人，而且還不能避免別人之欺侮，就反而指摘中國文化之無意義與無價值，那真是一種短視，一種謬見，我們不該不加以糾正。

三

我們再從上引《王製篇》那一段話來說，世界人類同是天生，人性應是相同，但因居住環境之不同，大同中不害有小異，則中國民族之民族性自應與西方民族乃及其他民族有其相異處。不僅中國民族與其他民族有異，即在中國之南方與北方，其民性也不同。東南區與西北區又不同，東北區與西南區又不同。但中國人卻隻說“道一風同”，這是在小異之下仍可有大同一明證。道一風同即指“文化”言。

中國人有此文化信念，故不重視那些血統相異，不認為異民族便不能融和合一。在秦漢以後，中國北方大敵有匈奴，那裏的天時地理，交通物產，和中國內地相異太遠。當時中國人也說匈奴是夏代之後，但中國人並不看重這一點。中國人那時的意見，一是拒諸塞外，求能不來為中國之害。一是招他們來居住內地，好讓他們在中國內地之政治與教化之下逐漸同化。那本是中國文化一大理想，大抱負。可惜東漢三國以下，中國內部自己的政治教化力量大大衰退，遂致有五胡亂華之大災禍。其實五胡亂華那些胡人，本已早居住在中國內地，如劉淵、石勒、苻堅之輩，也多少受了中國文化陶冶，也早如一中國人。所謂五胡之，也近是一種內亂。而此下的北朝，則成為另一時期之華、夷雜處，與春秋時代之華、夷雜處也有其約略相似處。下到隋唐統一，中國地麵上又盡變成了中國人，異血統還是成了同民族。在唐代，有不少政治上學術上傑出人物，論其血統，則本是一胡人。此下遼、金、元時代，還是不斷有異族內侵，但到明代統一，那時又是在中國地麵上的盡變成了中國人。在那一時期的曆史上，又有許多政治上學術上的傑出人物，論其血統，則本是異民族的；而在中國文化之繼續發展上，他們亦曾盡了一番力量與貢獻。清代人主到今天，滿洲人也盡變了中國人。中華民國創建，高呼“五族共和”，照中國文化理想與曆史實證，將來的五族也自會融成為一族的。

中國人又有一理想，認為地域太遠，行政上教化上有許多不方便，則隻求其能文化融和，不必定要合成一國。如韓國，遠在周初殷人箕子早已到了那裏，他們早與中國文化有關係。又如越南，周初也曾和中國有來往，秦代早列為中國之一郡，此後不斷有中國人前去，但中國人隻求對韓、越兩地有文化傳播，不想有政治統製。明、清兩代此一關係最屬明顯。在明、清兩代，還有不斷的海外移民，他們隨帶著自己的一套文化前去，傳宗接代，拳拳勿失，但對其所居地之異民族異文化也能和洽相處，既不抱蔑視心，也不抱敵視心，處處沒有一種狹義的民族觀念之存在與作梗，此是中國文化偉大、民族偉大之一證。

現在再說到文化相異，由於民族性不同。而民族性不同，則由於自然環境之影響。此一觀點，本是與中國人向所抱持之“天人合一觀”與“性道合一觀”相通合一。而中國民族文化則是在北溫帶大平原農耕地區上發展生長，因此中國文化得天獨厚，其民族性最為平正中和，最為可久可大，此則稱之為中華文化之“同化力”。此一種同化力：

第一、是先同化了此一地區內之各民族而成為一民族。

第二、是文化向外，把四裔異民族盡化為同一文化，如韓國、越南與日本。

第三、是異民族入侵而同化為中國民族，如漢後之五胡，如宋後之遼、金、蒙古、滿洲。

第四、是異文化傳入而同化為中國文化之一部分，如印度之佛教。宗教以外有藝術，如塔廟建築、如繪畫、如石刻、如雕塑、如音樂舞蹈，其間皆有外來成分。智識方麵亦有不少外來成分，如天文曆法，乃至如水利。東漢時治河，用一韓國人王景。

故中華民族能不斷吸收異民族，而中華文化亦能不斷吸收異文化。

四

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乃是政治的，並沒有提倡文化革命。現在蔣公提倡文化複興，亦不是說文化革新。如一盞燈不好可以換一盞，一輛車不好可以換一輛，一所房子不好可以另造一所，一條道路不好可以另修一條，這叫做“革新”。物質方麵可以革新，但很難把一民族革新成另一民族。如最近以、阿戰爭，埃及人所駕飛機，與以色列人所駕飛機，不管是美國造或者是蘇維埃造，總是差不多。兩國空軍一碰頭，這是人的不同，心理的不同，性格的不同，那就有大差異。以色列人可以改用俄國機，埃及人可以改用美國機，但雙方民族精神則不易對換。而列陣決勝負時，主要因素則在雙方的“民族精神”上。

民族創造文化，文化也可以創造民族，可以陶冶個人。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如孔子、釋迦、耶穌、穆罕默德，他們生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曆史文化裏麵，形成了他們不同的思想與信仰。而他們的思想與信仰，又影響了他們各自的民族文化。儻使孔子不生在中國而生在印度，就不會是今天的孔子。孔子是中國北方的天時、地理、物產、交通種種自然環境乃及曆史文化、社會風俗積累的大傳統之下所產生。倘使耶穌生到中國來，長在春秋時代，他就不會成為今天的耶穌。耶穌說：“凱撤的事由凱撤管，上帝的事由我管。”當時猶太民族是羅馬帝國的奴隸，他們過著長久的流亡生活，從這裏流亡到那裏，痛苦已極，就有他們的先知告訴他們說，一定有個上帝會來拯救我們猶太人。耶穌接著說，上帝不僅要救猶太人，還要救世界人類。至於當時羅馬凱撤的政權統治，耶穌也無奈何，隻有由他去。若使我們今天到印度去，還可依稀想象到一點釋迦牟尼當時的心情。到了阿拉伯沙漠地帶，也可約略想象到當時穆罕默德的心情。但春秋時代的中國社會，就一切都不同，那時已有天子、諸侯、卿大夫，政治上有一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曆史上又有一套。論其天時、地理、物產、交通、自然大環境，又和釋迦、耶穌、穆罕默德三位所處大不同。因此我們可以說，乃是由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而產生了孔子，孔子又光大了中國文化。印度社會印度文化產生了釋迦，釋迦又光大了印度文化。耶穌、穆罕默德，也都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曆史之下，產生不同的思想與宗教。他們的思想和宗教，又影響了此下不同的文化。

但從另一麵講，同一文化也不定能融為同一民族。如西歐，他們可說是同一文化。但如拉丁族、條頓族、斯拉夫族，此種民族界線永遠在歐洲史上引起無窮糾紛。而且西歐亦可說是同一宗教。西歐文化應說是由中古時期的基督教開始，但同一宗教亦不能融化成同一民族。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在同一地區，地區並不大，而仍不能共同建立一國家，如古代之希臘，近代之西班牙與葡萄牙皆是。若要他們建成一大國，則必由武力征服而成為帝國型，如古代之羅馬，近代之大英帝國。此與中國之由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而建成之國家大不同。更甚至於在同一國家之內，而仍各保持其各自之獨立地位，並不能融凝成為一體，如英國之有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西歐近代科學發展，地理、交通、商業、經濟，均已化成為一體，而依然分疆割界，諸國林立，不能融和。以前是西歐鼎盛時期，世界任其宰割，各自爭霸爭雄，猶自可說。此刻則赤色帝國之蘇俄眈眈在旁，一麵共同需要美國之支援，而其內部仍是鉤心鬥角，互相齟齬、互相排拒，仍不見有稍微之改變。試問原因何在？則不能不說仍是受其文化精神之影響。

古代希臘人便說，“知識即是權力”，近代西方人依然抱持此觀念，說科學可以征服自然。當知此一觀念，就人對物言，似無大病。就人對人言，則正貴能在人類自身發展出一套合情感、合理想的文化，化異民族為同人類，在此高天之下，厚地之上，共同生息，共同相處，以同躋於一個大同太平之境。就此而言，則中國文化之偉大亦自可想見，不煩深論。

中國古人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所謂“大道”，正是指的人類一種合情感、合理想之偉大文化言。此刻則無可諱言，正是一個天下為私的世界。中國傳統文化正該為世界人類善盡其一分應盡又可盡之責任。近代中國隻有孫中山先生深知此義。他在講“民族主義”時，曾舉一例說，有一香港碼頭工人買了一張馬票放在他竹杠裏，到開獎時，一看中了獎，喜極而狂，他想已中了頭獎，此後決不需再做一碼頭工人，就把隨身竹杠丟到海裏，卻連獎券也丟了。中山先生告訴我們，要講“世界大同”，正需我中華民族發揮其傳統文化善盡職責。當前我民族受盡折磨，曆盡艱辛，正如一竹杠之可厭可鄙，但頭獎卻在那竹杠裏。中國民族自己看輕自己，把中國文化傳統自己丟棄了，卻要來髙唱世界大同，這就和那香港碼頭工人一般。中山先生此一譬喻，實是大堪深思。此刻蔣公提倡文化複興，便是教我們要在竹杠裏找尋出那中了頭獎的馬要來。

現在就比較樂觀的一麵講，現代科學已使世界交通經濟物產化成一家。目前的聯合國，隻要繼續進步，也可使世界政治漸向調和融合的路上走。最難的卻在各民族文化精神有不同，更要的是宗教信仰之不同。若要世界各大宗教融化歸一，此事頗不易。但在中國社會裏，各宗教卻可以和平共存，不起大衝突。此事遠從唐代以來已可見。那時佛教、回教、耶教都已同時在中國存在。直到目前，並未為宗教問題而使中國社會發生分裂。縱亦時有小糾紛，到底非是一件不可弭平之事。如此可證，將來世界各大宗教之大合流，亦很易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亦恐隻有在中國社會中能形成。

今試略去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內容之相異於不論，而各大宗教則共同有一套外在之“禮樂”，亦可說各大宗教有一“共同形式”，即禮樂。而中國傳統文化又是極尚禮樂的。世界各大宗教未免在其外在之禮樂上多拘泥，中國傳統文化則雖極崇尚禮樂，而在禮樂上多變通，少拘泥。有人提倡以藝術來代替宗教，但藝術含義較狹，不如說禮樂更較具體實在，而含義亦較深廣。

再說各宗教之“共同精神”，幾乎全信有一“上帝”。換言之，均信在人類之上有一最高不可知之主宰。中國文化傳統正是同有此信仰，而能提出“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論，把此一不可知之主宰與現實人生相融和，而彌縫其間之裂痕。隻有佛教，依法不依天，重內不重外，與其他宗教相異。但佛教之出世精神早已在中國文化中融和了，早已變成一種“人文”中心之新教義。此後中國若能更發揮其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論與信仰，而文之以一套新禮樂，在中國社會上一向所想象之儒、釋、道“三教合一”，未嚐不可再上一層，來一套“五教合儀”，乃至“諸教合一”。此一理想，雖尚遠需時日，但在中國文化中演出，實非一不可能之事。

以上說明了中國文化同化力之大，可以化異民族為同民族，豈不能化異宗教為同宗教？世界大同必由此途邁進，而中國文化之所以必將大行於世界者亦在此。

今再申言，武力、經濟、政治、宗教，均不能統一世界以進達於大同之境。隻有“文化”有此力量，有此功能，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最為近之。

千言萬言，並歸一言，請諸位對民族知“自尊”，對文化知“自信”，對此一根竹杠善為保持不失，則馬票頭獎還是在內。而獲得此頭獎之後，將仍是用在公，不是用在私。此乃中國民族之真實足以自尊，中國文化之真實可以自信之所在。設若不信，則請從中國民族文化五千年曆史上去細細追尋。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曰《青年戰士報》慶祝青年節特刊，四月《中華文化複興》月刊一卷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