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一則我認為政治乃文化體係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製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製度史之第一因。

再則我認為政治製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製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製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製度，好像隻要建立製度，一切人事自會隨製度而轉變。因此隻想把外國現成製度，模仿鈔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製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麵高唱民主，一麵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隻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得上呢？而且製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製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曆史經驗論，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製度，亦絕不能曆久而不變。曆史上一切已往製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製度，也何嚐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仿別人製度，結果別人製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曆史上已往一切製度傳統，隻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嚐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嚐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製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製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於國家大局之動**，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寫的，感到比這一部書更重要的也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

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戰略顧問委員會講演“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但講期隻有五次，每次隻限兩小時；又為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條件，並不能對曆史上傳統製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隻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本來想再就講演紀錄把在講演時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補；不幸講演完成，我即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事改進。隻得就原紀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能寫出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製度史”，則屬至幸。而此書得以搶先呈教於讀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並在此致謝何先生之美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小書，也不會有倉促完成之望的。

一九五二年八月錢穆在台中

此稿初成，在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在台中養病時。嗣後總政治部來函，請寫一本研究“中國曆代政治製度”的教材，截稿期限甚迫；乃就此稿稍加修改，如唐代的兩稅製，明代的賦稅製度等，均有若幹新資料補人，較原稿稍微充實。然恐尚多疏漏謬誤，切盼讀者之指正。

一九五五年八月錢穆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