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現在想來，就算沒有被土耳其警察逮捕，我也會落到希臘警察的手裏。我根本別無選擇，隻能按照這個叫哈珀的人說的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
我原先以為他是美國人。他看上去確實像個美國人，高個兒、平頭，穿著寬鬆的淺色西裝，係著細細的領帶，扣子一直扣到領子，一張漂亮的臉蛋讓人看不出年齡。他說話也像美國人，至少像是在美國生活了多年的德國人。當然，我現在知道他不是美國人，但他的確很容易讓人誤會。就說他的行李吧，塑料皮、仿金鎖，標準的美式行李，我一看就知道。我沒看他的護照。
他從維也納乘飛機抵達雅典機場，可能真的來自維也納，也可能來自紐約、倫敦、法蘭克福或莫斯科，隻是搭乘了維也納的航班，這很難說。行李上沒有酒店標簽。我想當然地以為他來自紐約。這是任何人都可能會犯的錯。不不，我知道我說這些像是在為自己開脫，就好像我真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一樣。但我隻是真心實意地想坦率地解釋一下發生了什麽。
他真的一點兒也沒有讓我起疑。我順其自然地從機場接到他。當然，開出租車隻是我的副業，我正兒八經的職業是一名記者，但妮基一直嘮嘮叨叨想要更多的新衣服，那一周的房租也快到期了。我需要錢，而這個人又恰好看起來有錢。賺錢是罪過嗎？
誠然，有些人賺錢的方式的確有犯罪之嫌。法律就是法律，沒什麽好抱怨的，我隻是無法忍受欺騙和虛偽。如果一個人獨自去紅燈區，大家不會說什麽。但是，如果他想做點兒好事，給同伴、朋友或者熟人指明找快樂的路，那就成十惡不赦了。我對此真是厭煩透了。如果說有什麽事情是我引以為傲的，那是我的通情達理，還有我的幽默感。
我的真名是亞瑟·辛普森。啊!我說過我會完全坦率的，說到做到。我的真名全名是亞瑟·阿卜杜勒·辛普森。其中阿卜杜勒源於我的母親，她是一個埃及人。實際上，我是在開羅出生的。但是我父親是一名英國軍官，正規軍軍官，而我本人也是純粹的英國人，甚至連受到的教育都是典型的英式教育。
我父親出身行伍。我出生時，他還是皇家東肯特團的一名一級準尉。但是在1916年，他被任命為陸軍兵站部的中尉軍需官，並在一年後喪生，那時我們還住在伊斯梅利亞的已婚軍官宿舍。當時我還太小，不了解其中的詳情，隻是想當然地以為他是被土耳其人殺死的。但是後來我母親告訴我，父親是晚上從軍官餐廳步行回家時，被一輛軍用卡車撞死的。
母親自然領到了撫恤金，但是有人叫她給軍隊烈士遺孤慈善協會寫信，而他們將我送進了開羅的英國學校。但是，母親仍然繼續向他們寫信說我的事情。等到我9歲的時候，協會表示如果我在英國有可以寄住的親戚，他們可以供我在那裏上學。恰好，父親有一個嫁了人的姐姐就住在倫敦東南部的希瑟格林。
當得知慈善協會願意每周替我支付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費時，姑媽同意了收留我。這讓母親獲得了極大的安慰，因為這意味著她可以嫁給哈菲茲先生了。後者在我撞破他們的好事並告訴伊瑪目之後，就一直對我耿耿於懷。哈菲茲先生經營餐飲業，胖得像豬一樣。看到他這麽大年紀的男人和母親睡在一起真是令人作嘔。
我在醫務艙護士長的照看下，跟著部隊的船去了英格蘭。我很樂意去。我從來都不喜歡待在被人討厭的地方。醫務艙裏大多是性病患者，我經常聽他們說話，從中收集到許多有用的信息，直到被護士長那條老狗(沒有更好的詞能形容她了)發現，並在接下來的航程裏將我扔給了物理治療師。
我在希瑟格林的姑媽也不是什麽好東西，願意收留我不過是因為我來得正是時候。她嫁給了一個會計，後者半輩子都在失業。我每周12先令6便士的生活費相當於及時雨。不過，姑媽也不敢表現得太過分。因為每隔一段時間，慈善協會就會派人過來看看我過得如何。如果我向他告狀，他們就會把我帶走。跟那個年齡段的大多數男孩子一樣，我想自己當時就是現在所謂的“刺兒頭”。
我念的學校位於布萊克希思的劉易舍姆區。學校外麵豎著一塊大牌子，上麵寫著幾行金燦燦的大字：
科勒姆文法學校
紳士子弟學校
始建於1781年
牌子頂部是學校的校徽和校訓，Mensaequainarduis。拉丁語老師說這是賀拉斯的名言。但是英語老師喜歡用吉卜林的話翻譯：“在周圍的人都迷失自我時，如果你還能保持清醒……你就是一個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學校並不完全是伊頓或溫徹斯特公學那樣的私立寄宿學校，它不提供寄宿，所有的學生都是走讀生，但是運營機製相同。父母或監護人(就比如我這種情況)必須付費才能將孩子送到那裏上學。學校裏也有一些來自地方公立學校拿獎學金的學生(我猜學校之所以會收他們是因為有教育委員會的補貼)，但全校最多不超過20個。1920年的時候，學校來了新的負責人，叫布拉什，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豬鬃”。他曾在一所大型公校擔任老師，因此知道該怎麽處理每件事，而且采取了許多措施。自從他來了，我們就用橄欖球代替了足球，用小組代替了班級，而且開始學習如何像紳士一樣講話。有一兩個年紀比較大的老師被解雇了，這是好事兒。“豬鬃”讓所有老師在晨間祈禱時都穿上學士服。按照他的話說，科勒姆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的學校，雖然可能沒有伊頓或溫徹斯特那樣古老，但是我們的曆史卻比布萊頓或克利夫頓要悠久得多。如果沒有特色和傳統，世界上所有的勤學苦練都沒有意義。他要求我們停止閱讀像《寶石》和《磁鐵》這樣的垃圾書，轉讀更有價值的書籍，比如史蒂文森和塔爾伯特·貝恩斯·裏德等作家的作品。
父親死的時候我還太小，對他了解不多，但是他最愛說的幾句話卻讓我一直印象深刻。或許是因為他動輒就在母親或戰友麵前提起又被我聽見的緣故。我記得其中一句話是“凡事都不要去當誌願者”，而另一句則是“花言巧語最能忽悠人”。
很難相信這是一位軍官和紳士的人生準則，是嗎？好吧，我也不是十分確定。但我不會反駁。我隻能說這是一位務實的職業軍人的人生準則，而且在科勒姆非常管用。譬如，我很早就發現，老師們最煩的其實是字跡潦草。實際上，在一些老師那裏，錯誤的答案如果書寫規範，幾乎能夠與字跡潦草或塗抹得亂七八糟的正確答案獲得同樣的分數。所以，我總是寫得工工整整。同樣，當老師提出一個問題，然後說“知道的人舉手”時，即使不知道，也可以把手舉起來，隻要跟在那些急於表現的人後麵，並且保持微笑就可以了。微笑什麽時候都很重要，當然我的意思是，親切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嬉皮笑臉或咧著嘴傻笑。一般情況下，隻要看上去問心無愧，老師們就不會找你的麻煩。
我與其他同學處得都不錯。因為我在埃及出生，所以他們叫我“中東佬”，但是反正我和父親一樣是金發，所以我也不介意。我很早就進入變聲期，大概在12歲的時候。沒多久，我就和瓊斯家的小子一起晚上去希利菲爾茲。小瓊斯那時才15歲，已經交過五位女友。我們那個時候經常會去勾搭女孩，就像他們在軍隊中所說的那樣：“泡妞”。我很快發現，有些女孩根本不介意你用手去掀她們的裙子，甚至再過分一點兒也沒關係。有時我們會在外麵待到很晚。這就代表著我第二天不得不一大早就爬起來趕作業，或者讓我的姑媽替我寫張假條捎到學校，說我昨晚因為發燒頭痛，吃完飯就睡了。如果這些都行不通，我還可以抄一個叫作裏斯的孩子的作業，並在廁所裏寫完。裏斯長了一臉的痘痘，從不在乎是否有人抄他作業。實際上我覺得他可能樂在其中。但是抄作業時必須小心，因為裏斯屬於學霸，一般的題目都能做對。如果原封不動地照搬，就有得滿分的風險。對我而言，這會讓老師起疑。有一次，我的化學論文得了滿分，結果因為作弊被老師杖責。我對這個老師本來就沒有什麽好感，後來作為報複，我在他的自行車車座上倒了一試管濃硫酸。但是這件事還是讓我吸取到深刻的教訓，那就是永遠不要裝成比自己厲害的樣子。我想我完全可以說自己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當然，英國私立公學的教育宗旨主要在於培養個性，培養學生的公平競爭意識和健全的價值觀，教會他們泰然處世，言談舉止都要具有紳士風範。
至少科勒姆教過我這些事情。現在想來，我覺得自己應該心懷感激。但我實在不能說我喜歡這個過程。就好比打架應該是件很爺們兒的事，而如果你不喜歡它，就會被人叫“蛋”。可我不認為不願意讓人掄起拳頭揍得鼻血直流，就叫。問題在於我反擊的時候經常會扭到拇指或擦傷關節。最後，我發現最好的反擊方法是用書包打，尤其是邊上有筆或直尺的尖端露出來的時候。但是我向來不喜歡任何形式的暴力。就像我不喜歡不公正的待遇一樣。我在科勒姆的最後一個學期被徹底毀了。本來，因為是最後一個學期，我完全可以好好享受一番的。
說起來都要怪小瓊斯。他那時已經不上學了，跟著父親在自己家的汽車修理廠幹活兒，但我有時仍會和他一起去希利菲爾茲。有天晚上，他給我看了一首長詩，整整打印了四頁大紙，是他從修理廠的一位客人那裏拿到的。詩的名字叫“銷魂”，應該是拜倫勳爵所作。開頭寫著：
這是陰沉悶熱的一天，
我躺在閣樓**，
一串銀鈴般的笑聲傳來，將我的思緒從夢中驚醒，
笑聲很近，
落在我受驚的耳旁，
清脆響亮，近在咫尺。
事實上，笑聲是從他床後牆上的洞裏傳出來的，所以他就朝那個洞望去。
房間裏有一對青年男女，
兩人都擁有最美麗的青春年華。
然後，詩歌就繼續描述了這對男女在之後半個小時裏所做的事情。當然，非常詩情畫意，但是也非常具體。真是讓人“熱血沸騰”。
我將這首詩抄了下來，然後拿去給學校的一些男生看。如果有人想抄錄，就得給我四便士抄一次的費用。我賺了不少錢，直到一個四組男生的母親在他的夾克衫口袋裏發現了他抄的詩歌。她的丈夫將詩歌連同投訴信一起寄給了“豬鬃”。“豬鬃”開始挨個調查詩是從誰那裏傳出來的。當然，他最終找到了我。我和他說是一個已經離校的孩子給的，“豬鬃”找不到他，但是我想他並不相信我。他坐在那裏，用鉛筆輕輕敲著桌子，一遍又一遍地說著“色情垃圾”。他漲紅了臉，好像非常尷尬。我記得自己當時還懷疑他是不是有點兒同性戀傾向。最後，他說因為是最後一個學期，所以不會開除我，但在剩下的時間裏，我不能與任何低年級的男生有交集。他沒有打我，也沒有寫信給慈善協會，著實讓我鬆了口氣。但是這次的事依然不是什麽令人愉快的經曆，也讓我備受打擊。事實上，我認為自己後來沒有通過大學入學考也是因為受到此事的影響。
在科勒姆，大學入學考試是件很重要的事。顯然，上不了大學就意味著沒法在銀行或保險公司找到一份體麵的工作。雖然我本來也沒想去銀行或保險公司工作——哈菲茲先生已經去世，母親希望我回去學習餐飲經營，但這依然很令人泄氣。我覺得如果“豬鬃”當時能夠大度開明一些，而不是讓我感覺自己好像犯了罪，那麽事情就不會變成這個樣子。我是一個敏感的男生，我覺得科勒姆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失望了，所以後來我一直沒有申請加入學校的校友會。
當然，如今再回頭看這些事情，我可以一笑了之。我想說的是，不論是校長還是警官，當權者都能給人帶來巨大的傷害，哪怕僅僅是沒有理解對方的想法。
我怎麽可能知道這個哈珀是什麽樣的人？就如同我剛才說過的，我隻是開車去雅典機場攬活兒，恰好注意到這個男人在辦理通關手續，而且看到他的機票裝在一個美國運通卡的卡套裏，於是就給了其中一個行李搬運工兩德拉克馬[1]，從海關申報單上得知此人的名字。然後，又讓一名身穿製服的航空公司小姐遞給他我的名片，並跟他說：“外麵有車恭候哈珀先生。”
這是一個小花招，我用過許多次，可以說屢試不爽。要知道，許多美國人或英國人不懂當地的希臘語。他們在過機場海關時，尤其是在炎熱的天氣裏被行李搬運工推搡著團團轉的時候，往往隻會跟著那些能聽懂他們說話並且關心小費的人走。而那天的天真的是非常悶熱潮濕。
當他從海關出口出來時，我迎了上去。
“這邊，哈珀先生。”
他停下來看向我，我報以熱情的微笑，但他卻並沒有給我同樣的回應。
“等一下，”他幹脆地說，“我沒訂車。”
我故作困惑道：“先生，是美國運通派我來的。他們說您想要一個會說英語的司機。”
他又盯著我看了看，然後聳聳肩說：“哦，那好吧。我要去布列塔尼大酒店。”
“好的，先生。您所有的行李都在這兒了嗎？”
拐上格利法紮附近的海濱公路後不久，他就開始問問題。我是英國人嗎？我像往常一樣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車是我自己的嗎？經常有客人想知道這個。碰巧，車還真是我的車，而且關於車的問題我還準備了兩套說辭。車是1954年的普利茅斯。如果是美國人，我會和他吹噓這輛車已經開了幾千英裏而且沒出任何毛病；如果是英國人，我就會沒什麽感情地說等到我攢夠錢，就把它賣掉，換一輛奧斯汀公主或二手勞斯萊斯或其他高檔車。為什麽不讓客人聽到他們想聽到的呢？
這個叫哈珀的男人跟其他人似乎沒什麽區別。我跟他扯這些的時候，他一邊聽，一邊還不時咕噥兩句。幹我們這行的得學會察言觀色，當你發現客人開始感到厭煩時，就得學會適可而止。他沒有跟其他客人一樣問我為什麽會在希臘生活和工作。我覺得他之後可能會問，是否之後他還能坐我的車。我得確定一下。
“先生，您是來雅典出差的嗎？”
“算是吧。”
他的語氣就好像在說別多管閑事一樣，但我佯裝沒有察覺，繼續說道：“先生，我這麽問，是因為如果您在這邊需要車和司機，我可以隨時為您效勞。”
“是嗎？”
聽起來似乎沒什麽希望，但我跟他講了租車一天的費用，還和他說如果他想觀光的話，我們可以多去幾個地方，比如特爾斐等地。
他說：“我考慮一下吧，你叫什麽名字？”
我拿起一張名片從肩膀上方遞給他，透過後視鏡看到他看了一下，然後將名片塞進口袋。
“你結婚了嗎，亞瑟？”
這個問題有點兒出乎意料。客人們通常並不關心你的私生活。我跟他說起我的第一位妻子以及她是如何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被炸死的。我沒有提妮基。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也許隻是因為我當時不想去想她而已。
“你說過你是英國人，對吧？”他問。
“先生，我父親是英國人，我在英國念的書。”我多少有點兒冷淡地說。我不喜歡這種被盤問的感覺。但是他依然自顧自地問道：“哦，那你是什麽國籍？”
“我有埃及護照。”我確實有埃及護照，不過這與他無關。
“你的妻子是埃及人嗎？”
“不，她是法國人。”
“你們有孩子嗎？”
“很遺憾，還沒有，先生。”我現在無疑已經非常冷淡了。
他坐了回去，眼睛看向窗外。我感覺他好像瞬間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了。我想起安妮特，想起自己是如何習慣說她是被炸彈炸死的，習慣到我自己幾乎都信以為真。在奧莫尼亞斯廣場停下等紅綠燈時，我開始猜測她現在怎麽樣了，她一直說想要孩子，那些向她大獻殷勤贏得她歡心的紳士不知有沒有讓她如願以償。我不是一個小心眼的人，但我還是忍不住希望她現在能夠明白不孕不育的是她，而不是我。
我在布列塔尼大酒店停了下來。行李搬運工開始將行李搬出汽車，而哈珀在這時轉向我說：“好的，亞瑟，那麽就這麽定了。我預計會在這裏待上三四天。”
我又驚又喜：“謝謝，先生。你明天想去特爾斐嗎？周末人會非常多。”
“這個我們待會兒再談，”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微微一笑，“我今晚想去鎮上逛逛。你知道有什麽好去處嗎？”
他說這些的時候，還暗示性地眨了眨眼，我可以確定。
我不露聲色地笑道：“當然知道，先生。”
“我想你也知道。9點鍾過來接我，好吧？”
“好的，先生，9點。我來以後會讓前台給你打電話。”
當時已經4點半了。我開車回到住的公寓，把車停在院子裏，然後上了樓。
妮基不在，意料之中。她下午的時候通常會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可以說是她說她會和朋友在一起。我不知道她的朋友是誰，也從來不會過問太多。我不想聽她跟我撒謊，而且就算她在夜店找到一個情人廝混，我也沒有興趣知道。一個中年男人和年齡隻有他一半大小的漂亮女郎結婚時，就應該做好某些必要的覺悟。妮基外出時換下的衣服扔得滿床都是，而且她還噴過香水，在屋子裏留下比平時更為濃烈的屬於她的氣息。
我寫過信的英國旅行雜誌給我回信了。他們要我提供作品樣本供他們參考。我看完就將信撕了。跟這些雜誌打交道近30年，他們還以為我什麽都不懂!寄送作品樣本，接下來你就會知道，他們會偷走你所有的創意，而且不用付給你一分錢。我遇到這種事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再也不會上當了。如果他們想要我為他們寫稿，就請他們說明白，給出確切的報價，並提前預支費用。
我打了幾個電話，確保哈珀的夜晚之行萬無一失，然後去下麵的小餐館喝了兩杯。等我回來的時候，妮基已經回來了，正準備再次換裝去夜店工作。
妮基結婚後繼續出去工作並不是我的意思，而是她自己的選擇。我知道有些男人一想到自己的妻子在別的男人麵前幾乎不著寸縷地大跳肚皮舞，就覺得無法忍受。但是我不是那種思想保守的人。她願意為自己賺點兒零花錢是她的事。
在她換衣服的時候，我告訴了她哈珀的事，還就他的所有問題開了個玩笑。妮基沒有笑。
她說：“他聽起來並不簡單，老爹。”每當她稱呼我“老爹”時，就代表她的心情還不錯。
“他有錢。”
“你怎麽知道的？”
“我給酒店打了電話，說找232號房的哈珀。接線員糾正了我的錯誤，於是我得到他真正的房間號。我知道那個房間，那是一個帶空調的大套房。”
妮基看著我，露出一抹笑容，歎息道：“你是真的很享受，對吧？”
“享受什麽？”
“打探人。”
“那是我的職業素養，親愛的，我對新聞的敏感性。”
她懷疑地看著我，我覺得自己好像說錯了話。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麽跟她解釋為什麽現在自己不向某些方麵發展。揭開舊傷疤既痛苦又沒有意義。
她聳了聳肩，繼續換衣服：“你會帶他來夜店嗎？”
“應該會。”
我給她倒了一杯酒，給自己也倒了一杯。她穿好衣服，喝了自己那杯，就出去了，走時還拍拍我的臉頰，但沒有親吻我。“老爹”的模式結束了。“總有一天，她出去以後就不會回來了。”我想。
但是我從來就不是想不開的人。如果真的有那麽一天，我決定就瀟灑放手，權當解脫了。我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點上一根煙，琢磨著怎麽才能巧妙地打探出哈珀從事的行當。我想自己一定已經覺察到他身上有些不對勁了。
差5分9點的時候，我在布列塔尼大酒店附近的韋尼澤洛斯大道上找到一個停車位，然後去酒店，告訴哈珀我在等他。
10分鍾後哈珀下來了，我帶著他向停車的地方走去，並解釋說，私家車一般不讓停在酒店前麵。
他說道：“關我什麽事？”口氣似乎相當不耐煩。
我猜他喝酒了。很多遊客在自己的國家習慣晚上早點兒吃飯，到了這時候一般會開始喝點兒茴香酒來打發時間。等到10點，大多數雅典人準備吃晚飯時，這些遊客有時已經醉得沒空去注意他們的言談舉止了。然而，我很快就發現，哈珀實在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
到了停車的地方，我打開後車門請他上車。但他直接無視，打開另一扇門，鑽進了副駕駛。真是個講究民主的人!隻不過，我恰好喜歡我的乘客坐在後邊，因為這樣我可以從後視鏡裏觀察他們。
我繞到對麵的駕駛室，也上了車。
“好了，亞瑟，”他問，“你準備帶我去哪兒？”
“先吃晚飯好嗎，先生？”
“那就來點兒海鮮？”
“我會帶你去最好的地方的，先生。”
我開車帶他來到圖爾科利馬諾的遊艇港口。那裏有一家餐廳給了我相當不錯的傭金。海濱的景色確實優美宜人，哈珀環顧四周，讚賞地點了點頭。然後我把他帶進餐廳，向他引薦廚師。哈珀點好菜，又要了一瓶佩特雷幹葡萄酒，然後看向我。
“你吃過了嗎，亞瑟？”
“哦，我會在廚房裏吃點兒東西，先生。”這樣，我的晚餐還有傭金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地算到他的賬單裏。
“你過來和我一起吃。”
“不用了，先生。”
“確實不用，但我叫你和我一起吃飯。”
“那謝謝您了，先生，我非常願意。”
真是民主!我們坐在水邊露台的一張桌子旁，他開始問我港口停泊的遊艇，哪些是私人的，哪些可供租賃，具體的租賃費用怎麽算？
我恰好知道其中一艘可供租用的遊艇，那是一艘18米長的雙缸柴油機雙桅縱帆船。我告訴他租船費用是每天140美元，包含兩名船員以及每天航行8小時的燃料等一切費用，但是租船人和乘客的飲食不包括在內。其實真正的費用是130美元，但是我想著萬一他真想租，我還可以從中間人那裏賺點兒差價。另外，我也想看看他對這個價格的接受程度，是像普通的工薪族那樣笑著帶過，還是會問船裏能容納多少人住宿。結果，他隻是點了點頭，然後問起不用船員的海上摩托快艇。
現在想來，他問的問題真是大有深意!
我說這個我得確定一下。他又問我有關遊艇中間人的事。我告訴他一個我認識的人，然後又跟他說其他人都靠不住。我還和他說據我所知，大船的船東一般都喜歡自己的船員跟船，否則不願意租船。他沒有說什麽。過了一會兒，他問我知不知道租賃船隻能否開出圖爾科利馬諾或比雷埃夫斯周圍的希臘水域，或者說能否“出國”，比如說穿越亞得裏亞海到意大利。又是富有深意的問題。我跟說他我不知道，這是實話。
等到結賬時，他問能否用美國運通旅行支票兌換50美元的現金。這個問題正常多了。我告訴他可以，然後他從十頁的支票簿上撕下50美元的支票。那是我那天見過的最好的東西。
我們待到快11點，然後我開車拉著他去了夜店。
這家夜店可以說是巴黎麗都夜總會的翻版，隻是規模小點兒。我將他介紹給夜店的老板約翰，並試圖將他單獨留在那裏待一會兒。他無疑仍然非常清醒，我以為如果一個人，他會喝得多點兒，但是好像沒什麽用。我隻得進去坐下和他一起喝酒。他似乎具有極強的占有欲，像個女人一樣。真是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如果我是一個長相俊俏的年輕人，而不是，呃，實話實說，一個大腹便便的記者，那我或許會理解——當然，隻是理解，不是讚同。但是他至少比我年輕個10歲到15歲。
夜店的桌子上點著蠟燭，讓你可以看到人的臉。很快歌舞表演就開始了，我注意到他在觀看。妮基也在表演的女孩當中，哈珀看著她們，就像在看窗外的蒼蠅。我問他覺得左邊第三個姑娘怎麽樣，那是妮基。
“腿太短了，”他說，“我喜歡長腿的姑娘。你想要這樣的？”
“想要？先生，我不懂你的意思。”我開始討厭這個人了，非常討厭。
他瞅了我一眼，不高興地說：“切。”
我們喝著希臘白蘭地。他伸手拿起瓶子，又給自己倒了一杯。我能看到他下巴上的肌肉在抽搐，似乎是在生氣。顯然我說的話，或者在他看來我說的話，惹惱了他。我想說妮基是我妻子，但是話到嘴邊我又收了回去。因為我及時想起我隻跟他說過安妮特以及她被炸彈炸死的事。
他很快就喝完白蘭地，然後跟我說要結賬。
“先生，你不喜歡這兒嗎？”
“還有什麽可看的？她們一會兒還要脫嗎？”
我笑了笑，對於這種粗鄙的話語，這是我唯一可能作出的反應。反正，我並不介意加快自己今晚的計劃。
於是，我說道：“還有一個地方。”
“類似這裏？”
“是娛樂場所，先生，更加私人和私密的娛樂場所。”我謹慎地斟酌著字眼。
“你是說妓院？”
“先生，我不會這麽說。”
他嗤笑道：“我打賭你不會。那麽，‘俱樂部’怎麽樣？這個詞聽起來對了嗎？”
“艾爾瑪夫人那裏非常安全，所有東西都是最好的，先生。”
他笑得亂顫。“知道嗎，亞瑟？”他說，“如果你的胡子刮得短一點兒，再去換個好發型，隨時都可以出去當個男管家了。”
他的表情讓人看不出是在惡意侮辱，還是僅僅開了個蹩腳的玩笑，我姑且當作後者。
“先生，這就是美國人所說的‘玩笑’嗎？”我禮貌地問。
這似乎更加取悅了他。他咯咯地蠢笑，最後說道：“好吧，亞瑟。就照你說的來，讓我們去看看你的艾爾瑪夫人吧。”
我不喜歡“你的艾爾瑪夫人”這種說法，但我假裝沒有注意到。
艾爾瑪有一棟非常漂亮的房子，獨門獨院，就在通往基菲西亞的路旁。她那裏每次最多不會超過六個女孩，而且每幾個月就會換些新人。當然，價格也很高，但是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客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門進出，以免碰麵的尷尬。他們見到的人隻有艾爾瑪和負責財務的女經理基拉，當然還有他們自己選擇的姑娘。
哈珀似乎頗為滿意。我用“似乎”這個詞是因為我向他介紹艾爾瑪時，他表現得彬彬有禮，而且還對屋子的裝潢稱讚有加。艾爾瑪本身也算是風韻猶存，而且喜歡看起來體麵的客人。如我所料，他不再囉唆著讓我陪他了。等到艾爾瑪給他上酒時，他瞥了我一眼，做出一個不送的手勢。
“一會兒見。”他說。
於是我便確信一切正常，並走進基拉的房間去收取我的傭金，順便告訴她他身上有多少錢。時間已經過了午夜，我說我還沒吃晚餐，要出去吃點兒東西。基拉說那天晚上不是特別忙，我可以慢慢來。
接著我就開車去了布列塔尼大酒店，把車停在路旁，繞了一圈走向酒吧，並進去要了杯酒。如果有人碰巧注意到我並且之後還有印象的話，我得給自己找個簡單理由，解釋我為何會出現在那裏。
我喝完酒，給了服務員不錯的小費，然後穿過大堂進入電梯。電梯是全自動的，自己按按鈕就可以啟動。我上了三樓。
哈珀的套房位於酒店內樓，遠離辛泰格馬伊奧斯廣場的喧囂，而且從樓梯口那裏看不到套房的門。樓層服務員晚上不上班。一切都很簡單。跟往常一樣，我把萬能鑰匙藏在一個舊零錢包裏；但是也跟往常一樣，我用不上它。除非特別上鎖，否則這家酒店的老樓裏有許多套房的客廳門無需鑰匙即可從外麵打開。這樣可以方便端著托盤的客房服務生進入。而整理床鋪的女保潔最懶得做的事往往就是隨手鎖門。為什麽要鎖門呢？希臘人是一個特別誠實的民族，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
哈珀的行李全都放在臥室。那天我在機場的時候曾接觸過它們，把它們放進車裏，因此完全不必擔心指紋的問題。
我先從他的公文包下手，裏麵有許多商業文件，好像與一家製造記賬機的、名為泰克萊克的瑞士公司有關，我沒太在意。還有一個錢包，裏麵裝著各式各樣的錢，包括瑞士的法郎、美國的美元和聯邦德國的馬克，以及價值超過2000美元的黃色旅行支票號碼單。號碼單在支票遺失需要止付的時候可以作為記錄憑證使用。我沒有動錢，但是拿走了號碼單。至於支票，則被我在一個手提箱的側袋裏找到，50美元一張，一共35張。哈珀的名字叫沃爾特，還有一個大寫的K中間名。
根據我的經驗，大多數人在旅行支票的保管上都漫不經心。僅僅因為支票兌現時需要會簽，他們就以為隻有本人才能兌現。但是實際上隻要有心，任何人都可以模仿預留簽名，根本不需要什麽特殊的技術。寫得太快、天太熱、換了支筆、令人不便的櫃台高度、簽字的時候站著而沒有坐著……有十多條理由可以解釋兩次簽名的微小差異。不會有筆跡專家檢查，至少兌現時不會。而且通常隻有在銀行，收銀員才會要求出示護照。
還有就是，如果口袋裏裝著普通的錢幣，我們一般會知道，至少大約知道，自己有多少錢。而且每次付錢時，都相當於又提醒自己一遍，這樣的錢我們看得見也摸得著。但旅行支票卻不一樣，就算去看，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個裝著支票的藍色票據夾。試想一下，我們多久會去數一次支票，以確定所有的支票都在？而如果真的有人抽走了票據夾底部的支票。我們又要多久才能發現？十有八九得等到上麵所有的支票都用完。因此，我們無法準確得知它是什麽時候被人拿走的。而且，如果我們一直在旅行，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它是在哪裏被人拿走的。不知道什麽時候什麽地點被拿走的，又怎麽可能想得到是被誰拿走的？所以不論怎麽想，都很難及時阻止支票兌現。
把旅行支票四處亂放的人就活該把它們弄丟。
我隻從票據夾底部拿走6張支票，也就是300美元，給他留了大約1500美元。我一直認為，貪婪是一種罪過。但不幸的是，我猶豫了，一時之間，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再拿兩張，而他又會不會更早發現。
於是，等到哈珀走進屋的時候，就看到我像個傻子一樣站在那裏，手裏還拿著支票。
[1] 古希臘貨幣。——編者注(本書中注釋，如無特別說明，均為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