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頭叫“緬因州”的熊

父親買熊的那個夏天,我們都還沒有出生,甚至還沒有被懷到母親的肚子裏:老大弗蘭克沒有;最鬧騰的老二弗蘭妮沒有;老三我,沒有;更別提老四莉莉和老五艾格了。我的父母生長在同一個小鎮,從小就認識,但父親買熊那會兒,他們還沒有“結合”——弗蘭克總愛用這個詞。

“還沒有‘結合’,弗蘭克?”弗蘭妮老愛取笑弗蘭克。弗蘭克雖然排行老大,但我覺得弗蘭妮總把他當毛頭小孩對待。“弗蘭克,你是說,”弗蘭妮說,“他們還沒有上床打炮?”

“爸媽那個時候尚未圓房。”莉莉有一次這麽說。盡管莉莉比我們小,隻比艾格大一點,但她說話辦事一板一眼的,倒像我們的大姐姐——弗蘭妮一看莉莉這架式,心裏就高興。

“圓房?”弗蘭妮說。我不記得那時弗蘭妮到底多大,但艾格那時肯定還很小,不適合聽弗蘭妮說這樣的話。“老爸買下那頭熊之後,爸媽才明白了性那檔子事兒。是那頭熊讓他倆開了竅——那小畜生,天生一個壞胚子、風流種,對著樹**,自己玩自己,還想強奸狗狗。”

“它不過偶爾抓咬狗狗,”弗蘭克帶著厭惡的語氣說,“可沒有強奸狗狗。”

“它想強奸來著。”弗蘭妮說,“別說你不知道。”

“那是爸爸的說法。”莉莉插嘴道。她的語氣也帶著一絲厭惡,但與弗蘭克的厭惡對象略有不同:弗蘭克厭惡的是弗蘭妮;而莉莉厭惡的是父親。

於是隻好由我——五個孩子,我排行老三,恰好在中間,我可不像他們那樣腦子一根筋——來澄清事實,或者說,盡我可能來澄清事實。在我們這個家裏,大家最喜歡講的故事就是父母的羅曼史:父親是怎麽買的熊,父親和母親是怎麽相愛的,然後,又是怎麽一口氣生下了弗蘭克、弗蘭妮和我的(“砰,砰,砰!”弗蘭妮總愛這麽說);稍微喘口氣,他們又有了莉莉和艾格(“就像吹泡泡。”弗蘭妮說)。這些都是我們小時候常聽父母講的故事,也是我們長大過程中相互之間又講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都發生在我們還不記事的時候,所以我們隻能聽父母講,而他們的講法總是在不斷變化。通過那些我們記事前發生的事情,我更清楚地了解了我的父母——那些事比我記事之後發生的事更有意義,因為我記事之後的這些事,當然受到了他們起起落落的生活經曆的影響,反而不一定那麽真實了,我對這些事情的看法也總是起起落落。但是,對於父親買熊的那個著名的夏天,對於父親母親傳奇般的相愛經曆,我的看法倒是與他們驚人的一致。

當父親結結巴巴地給我們講起那個故事,當他的說法與以前不一致,或者去掉了我們最愛聽的段落時,我們就會像凶猛的鳥兒一樣一齊向他亂叫。

“不是你這會兒在騙人,就是你上次說了謊。”弗蘭妮會對父親說——我們幾個兄弟姐妹當中,就數她說起話來最不留情麵。父親隻是搖頭,一臉的無辜。

“你們難道還不明白?”他會這樣問我們,“你們的想象力太強,勝過了我的記憶力。”

“去,叫媽媽來。”弗蘭妮會向我發號施令,一把將我推下沙發。或者,弗蘭克把坐在他腿上的莉莉抱下來,低聲對她說:“去,把媽媽叫來。”我們疑心父親在瞎編亂造,所以要叫母親來做證,辨個是非。

“你故意把最刺激的部分省掉了。”弗蘭妮指責父親,“你是不是覺得莉莉和艾格還太小,聽不得這些上床胡搞的事?”

“哪有什麽上床胡搞的事。”母親總是這樣說,“那個時候不像今天這麽自由,這麽開放。要是哪個女孩到外頭與人過了夜,或一起過了個周末,連她的同伴都會罵她浪女,或更難聽的詞;從那以後,真的沒人會理她了。‘她隻好找同類去混了。’我們常這樣說。還有這樣的說法:‘你是什麽人,就找什麽人。’”弗蘭妮——不管是八歲、十歲、十五歲,還是二十五歲——聽到這裏,總是翻翻白眼,用胳膊肘撞我,或者撓我胳肢窩。我不甘示弱,也撓她的胳肢窩,她卻大叫:“變態!**自己的姐姐!”弗蘭克——不管是九歲、十一歲、二十一歲,還是四十一歲——總是討厭弗蘭妮肆無忌憚地講性,更討厭她動手動腳地示範。弗蘭克會立刻對父親說:“不說那個了。說說那輛摩托車吧。”

“不行,繼續講性。”莉莉對母親說——這話幹巴巴的,毫無幽默感。這時,弗蘭妮就會把舌頭伸進我的耳朵裏,或者舔著我的脖子弄出放屁似的噗噗聲。

“好吧,”母親說,“男男女女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可不能隨便談性。摟摟抱抱是有的,動作也有重有輕,一般也是在汽車裏。總歸可以把車子停到隱蔽的地方。當然,還有很多泥路,那裏人少,車也少——那時的車子也不像現在的這麽小。”

“這麽說,想躺就躺,想趴就趴囉。”弗蘭妮說。

母親對弗蘭妮皺起眉頭,依然堅定地說出自己對那個時代的看法。她說的都是大實話,但說得太無趣——她的說話方式與父親沒法比。我們總找母親來核實父親講的故事是否屬實,但找一次後悔一次。

“最好還是叫老爸繼續講下去。”弗蘭妮說,“老媽太一本正經了。”弗蘭克皺起了眉頭。“噢,你自個兒玩兒去吧,弗蘭克,那樣你更自在。”弗蘭妮對弗蘭克說。

弗蘭克的眉頭皺得更緊了。過了一會兒,他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要爸爸講摩托車的事,或者其他具體的事,你就會從爸爸那裏聽到更好的故事,而不像現在這樣籠統地講什麽衣服、習俗、性習慣,沒意思。”

“弗蘭克,你倒說給我們聽聽,什麽是性?”弗蘭妮說。幸好,父親的一句話及時救了場。他用夢幻般的聲音說:“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樣的事今天不可能發生。你也許認為你們現在更自由,但是規矩也更多。熊的故事不可能發生在今天。現在不可能讓熊自由走動。”那一刻,我們沉默不語,都忘了鬥嘴了。父親講故事的時候,連弗蘭克和弗蘭妮都能靜靜地坐在一起,坐得很近,相互碰著身體,不再鬥嘴打鬧;甚至連我也能坐到弗蘭妮跟前了,可以讓她的頭發掠過我的臉,讓她的大腿抵著我的大腿。好像父親一說話,我的心思就拋開弗蘭妮了。莉莉靜靜坐在弗蘭克的腿上,跟死人似的一動不動(隻有莉莉才能做到)。艾格還太小,耳朵裏還聽不進去這樣的話,更不用說理解了,但也能安靜地坐著,不哭不鬧。即使弗蘭妮將他抱在懷裏,他也能做到一動不動;每當我把他放在我的腿上,他就會呼呼睡去。

“那是一頭黑熊,”父親說,“重四百磅[1],脾氣暴躁。”

“美國熊[2]。”弗蘭克喃喃地說,“脾氣不好。”

“是的,”父親說,“不過大多數時候還是很溫馴的。”

“這頭熊太老了,老得不成樣子了。”弗蘭妮虔誠地說。

這通常是父親的開場白——我記得父親第一次給我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就是以這句話開始的。“這頭熊太老了,老得不成樣子了。”當時,我坐在母親的腿上,我記得我的感受永遠定格在這個時間和地點上了。弗蘭妮挨著我坐在父親的腿上,弗蘭克盤著腿,獨自坐在破敗的東方地毯上,身體挺得直直的。在他身邊的是我們家養的第一隻狗,名叫“索羅”(它老放臭屁,有一天被安樂死了)。“這頭熊太老了,老得不成樣子了。”父親就這樣開始講。我看著這隻又呆又可愛的拉布拉多犬,隻覺得它在地板上慢慢長大了,變成與熊差不多大的樣子,然後一副老態,渾身臭烘烘的,狗毛蓬亂不堪,歪斜在弗蘭克身邊。我眼睛一眨,它又變成了一隻狗(但“索羅”絕不是“一隻狗”而已)。

那是第一次,我不記得有莉莉和艾格在——他倆一定太小了,即使在,也跟不在一樣。“這頭熊太老了,老得不成樣子了。”父親說,“它的兩條腿撐不了多久了。”

“可它也隻有這兩條腿啊!”我們大聲喊道——這是我們習慣性的反應——弗蘭克、弗蘭妮和我都把這話熟記於心了。等莉莉和艾格聽慣了這故事,他們也會與我們一起這樣喊。

“這頭熊都懶得再給人表演節目了。”父親說,“隻是做做樣子而已。它最喜歡的一樣東西,就是那輛摩托車。所以,我買了這頭熊,同時也買下了摩托車。這樣一來,它就肯離開它的馴獸師,跟著我來了。對它來說,摩托車比馴獸師要重要得多。”

後來,弗蘭克輕輕戳了一下莉莉的身體,莉莉就會發問——她已經被他訓練有素了:“這頭熊叫什麽名字?”

於是弗蘭克、弗蘭妮、父親和我就齊聲喊道:“‘緬因州’!”這隻笨熊就叫這個名字。一九三九年夏天,父親買了這頭熊,連同那輛帶著自家加裝的挎鬥的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共花了他兩百美元,外加一箱子他最好的夏裝。

那年夏天,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十九歲,他倆都生於一九二〇年,同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德瑞鎮長大。在成長的那些年裏,他們或多或少相互疏遠了。可是他們終於在他鄉相遇,讓他們自己都吃驚不已——美妙的故事都是這麽開始的。他們兩個人竟然都跑到一個名叫“海邊的阿布史諾特”的度假酒店去打暑期零工了!對他們來說,這可是遠離家鄉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因為緬因州與新罕布什爾州相距太遙遠了[3](在那個時候,他倆都這麽想)。

我母親做房間服務員,也幹端盤子的活兒,不穿製服,隻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從帳篷底下端出雞尾酒,送到參加草坪聚會的客人手裏(參加草坪聚會的客人是高爾夫球手、網球手和槌球手,還有從海上比賽歸來的水手)。我父親在廚房打下手,幫客人拿行李,整理高爾夫球場輕擊區的草坪,還要確保網球場上的白線鮮明、筆直。另外,他還負責攙扶那些從船上下來步履不穩的人(這些人本來就不該上船)安全登上碼頭,不讓海水弄濕他們的身體。

他們打這份零工,當然都是經過各自家長同意的,但是,在他鄉不期而遇,還是讓他們覺得難堪不已。這是他們離開家鄉獨自外出的第一個夏天,毫無疑問,他們把這個豪華的度假勝地想象成一個可以展示自己魅力的地方——在這個沒有一個人認識他們的地方,他們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加光鮮亮麗一些。我父親剛從一所私立男校畢業,他收到了哈佛大學的秋季入學通知書。他知道自己要等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才能去上學,因為他必須先打工掙錢,為自己掙到足夠的學費。在一九三九年的這個夏天,在“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我父親本來隻想讓客人們和酒店的同事們知道他馬上要去哈佛上學。但是,因為我的母親也來了,她了解他的實際情況,所以,我父親隻好對他們實情相告。隻要掙到足夠的學費,他就可以立刻上哈佛;當然,考上哈佛,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成就,新罕布什爾州德瑞鎮的鄉親們聽說他被哈佛大學錄取,都吃驚不已呢。

我父親名叫溫斯洛·貝瑞,是德瑞中學的橄欖球教練的兒子,但他並不屬於教師子弟。他是“運動員”的獨子,他的父親——大家都叫他鮑勃教練——不是哈佛出身,大家也不相信他能生出個將來能上哈佛的兒子。

我祖母在生我父親的時候,因為難產,死了。那時我祖父剛剛三十二歲,帶著他的兒子從艾奧瓦州來到了東部地區。無論作為單身漢,還是第一次做父親,這個年紀都有點大了。他來這裏,是為了給他的兒子尋找受教育的機會的,為此他將自己的全部本事都貢獻出來了。他將自己的一身體育才能,賣給了當地最好的一所預備學校,以換取他兒子將來在這所學校讀書的機會。其實,德瑞中學算不上一流名校。

德瑞中學曾想過與埃克塞特或安多弗等名校一爭高下。二十世紀初,它在無奈之下不得不做出妥協,由此也便決定了自己的未來。這所離波士頓不遠的學校,那時錄取了被埃克塞特和安多弗淘汰下來的幾百個男生,還錄取了一百多個哪個學校也不想收的男生。德瑞中學的課程是相當標準和嚴格的,受雇來這裏教書的大多數教師都不一定吃得消,因為這些教師中的大部分也是被其他學校挑剩下的。不過,話要說回來,即使在新英格蘭地區的預備學校裏屬於二流,德瑞中學也比這一地區的公立學校不知好了多少倍,更比德瑞鎮的唯一一所公立高中好得多了。

德瑞中學是那種願意做交易的學校,比如,它就與橄欖球教練鮑勃·貝瑞做了一樁交易,於是鮑勃得到了一份微薄的薪水,以及一個承諾:等他的兒子溫[4]·貝瑞長大,就可以入校就讀(而且免費)。鮑勃教練和德瑞中學都不曾料想的是,我父親後來竟成了一個多麽出色的學生。哈佛大學第一輪就錄取了他,隻不過沒有得到獎學金。假如他畢業的中學不是德瑞,而是別的名校,他就可能得到拉丁語或希臘語專業的獎學金;父親覺得自己有語言天賦,起初就想主修俄語。

我的母親(因為是個女孩)永遠也上不了德瑞中學,她上的是私立女子中學,也在這小鎮上。這也是一所二流學校,不過比公立高中強些,鎮上的父母如果不希望自己的女兒與那些亂七八糟的男孩子接觸,這是唯一的選擇了。德瑞中學有宿舍,95%的學生是寄宿生,而湯普森女子中學不一樣,這是一所私立走讀學校。我外公外婆的年紀比鮑勃教練要大,他們希望自己的女兒隻與德瑞中學的男孩交往,不要與鎮上其他烏七八糟的男孩有來往——我外公是德瑞中學的退休教師(大家都叫他“榮休拉丁語教授”),我外婆是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的一個醫生,她母親把她嫁給了一個哈佛小子;我外婆希望她的女兒也能有同樣的命運。盡管我外婆從來沒有抱怨過那個哈佛小子把她帶到了鄉下,遠離了波士頓的社交圈,但是,如今她心中卻抱有這樣的希望:讓自己的女兒結識從德瑞中學出來的一個像樣的男孩,以便有機會讓我母親重回波士頓。

我的母親名叫瑪麗·貝茨。她知道,我的父親溫·貝瑞並不是她母親心目中的那個理想的德瑞中學男孩。上不上哈佛姑且不論,他畢竟是鮑勃教練的兒子——再說了,現在又要延期上學,這與上得起哈佛、真的上了哈佛,是兩碼事。

一九三九年的那個夏天,我母親對自己的未來也有了打算,但這個打算一點也不能讓她開心。她的父親,就是那位榮休拉丁語教授,得過中風,不能出門,隻能在家裏搖搖晃晃地走來走去,嘴裏流著口水,嘰嘰歪歪地說著拉丁語,而他的妻子隻會在一旁徒勞地歎息、哀愁。沒有別的辦法,年輕的瑪麗隻好擔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瑪麗·貝茨隻有十九歲,但她的父母比大多數人的祖父母還要老,她必須盡孝心來照顧他們,即使心裏不願意,也隻好放棄上大學的打算,待在家裏服侍雙親。她想自己可以學學打字,在鎮上找份工作。這個夏天,她找了“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的這份工作,想借此好好體驗一下外麵精彩的世界,秋天一到,她就要待在家裏做枯燥無味的事了。她知道,德瑞中學的男孩子會一屆比一屆年輕——到最後,沒有哪個小夥子會看上她,將她帶回波士頓的。

瑪麗·貝茨從小與溫斯洛·貝瑞在同一個小鎮長大,但他們彼此之間沒有什麽交往,見麵除了點個頭、做個鬼臉,沒有什麽別的表示了。“不知道為什麽,我們的目光似乎總是越過對方,看向了別處。”父親對我們這些孩子說——直到他們遠離了那個從小長大的熟悉的地方之後,才彼此正眼相看。在那個亂哄哄的德瑞小鎮,還有那個同樣亂哄哄的德瑞中學校園裏,他們可是從來沒有這樣好好看過對方。

一九三九年六月,我母親從湯普森女子中學畢業。得知德瑞中學早已辦完畢業典禮放假關門了,她感到非常傷心。她的兩三個“追求者”(這是她自己的說法)也已回家,她本希望他們會邀請她做畢業舞會的舞伴。鎮上高中的男生,她一個也不認識。她媽媽向她推薦了德瑞中學的溫·貝瑞,氣得她急乎乎地跑出了餐廳。“我還不如找鮑勃教練去!”她對她母親喊道。她的父親,榮休拉丁語教授,睡眼蒙矓地從餐桌上抬起頭。

“鮑勃教練?”他說,“那個白癡又來借雪橇了?”

鮑勃教練——別人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艾奧瓦鮑勃——不是白癡,但對榮休拉丁語教授來說,學校從中西部雇來的那個運動員,可不能與他們這些文化課老師相提並論。中風似乎將他的時間感徹底搞亂套了。好幾年前,瑪麗·貝茨和溫·貝瑞還是小孩子,鮑勃教練曾到他家裏借過一套舊雪橇。那套雪橇,誰都知道,一動不動躺在貝茨家的前院已經有三年了。

“這傻瓜有拉雪橇的馬嗎?”榮休拉丁語教授問他的妻子。

“沒有,他自己拉!”我外婆說。貝茨一家人望向窗外,隻見鮑勃把小溫放在雪橇的駕駛座位上,背著手抓起雪橇的橫檔,拉著雪橇跑了起來。大雪橇滑出了滿是積雪的前院,滑到了大街上,那個時候,街道還是榆樹成蔭的——“拉得跟馬一樣快!”我母親常常這樣說。

艾奧瓦鮑勃個子矮小,在參加美國十大橄欖球聯盟比賽的所有正式內線球員中,算是最矮小的一個了。他曾承認自己絆倒擒住過一個帶球進攻的跑衛,忘乎所以地咬了他一口。在德瑞中學,他不僅是橄欖球教練,還是鉛球教練,還輔導過那些對舉重感興趣的學生。但在貝茨夫婦看來,艾奧瓦鮑勃沒啥學問,不上檔次:一個矮胖的大力士,長得很滑稽,頭發短短的,乍一看像個禿頭,有事沒事就在鎮上的街道上慢跑——“頭頂上纏著的那條汗巾,顏色難看死了。”榮休拉丁語教授總不忘這麽說。

鮑勃教練的壽命很長——我們這幾個孩子現在都忘了奶奶和外公外婆長什麽樣了,隻記得他。

“什麽聲音?”鮑勃住在我們家樓上的那段時間,每到半夜,弗蘭克總要驚恐地發問。弗蘭克聽到的聲音,自從鮑勃教練搬到我們家裏之後,我們也常聽到。那是我們的老爺爺在我們的頭頂上吱嘎吱嘎做俯臥撐、呼哧呼哧做仰臥起坐呢。

“是艾奧瓦鮑勃的聲音。”莉莉有一次低聲說,“他想永遠保持美妙身材呢。”

最後帶瑪麗·貝茨去參加畢業舞會的,不是溫·貝瑞,而是貝茨家族的一個牧師,年紀比我母親大很多,但還是單身一個,是他好心好意帶我母親去了。“那真是一個難熬的夜晚。”母親對我們說,“我真是太難受了。在自己的家鄉,我竟然成了個局外人。不過,那個牧師很快就做了我和你父親結婚儀式上的證婚牧師!”

這麽快就結婚?當他倆站在“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那綠得有點不真實的豪華草坪上,參加員工見麵會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有這麽一天的。那次的見麵會相當正式。男女員工各站一排,有人報出一個女孩的名字,這個女孩就從隊列裏出來。接著,一個男孩也應聲從隊列裏出來,這兩個人就這樣見麵了,好像要成為接下來的舞會的舞伴。

“這位是瑪麗·貝茨,剛從湯普森女子中學畢業!她將做客房服務員,兼做招待。她喜歡航海。是不是,瑪麗?”

草坪上聚集了各色人等:男服務員和女服務員、場地工作人員、球童、遊艇服務員、廚房工作人員、臨時工、女招待、客房服務員、洗衣工、管道工和樂隊成員。交際舞非常流行,更靠南的度假勝地——比如拉科尼亞的韋爾和漢普頓海灘——在夏天吸引了不少大牌樂隊,但“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有自己的樂隊,以緬因州寒冷地區特有的方式模仿著大樂隊的聲音。

“這位是溫斯洛·貝瑞,他喜歡別人叫他溫!是不是,溫?今年秋天,他就要上哈佛了!”

我父親直視著我母親,但我母親微笑著轉過臉去——她為自己,也為我父親,感到難為情。她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原來是一個多麽英俊的小夥;他的身體與鮑勃教練一樣壯實;德瑞中學又教給他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穿衣,如何塑造出波士頓人(不是艾奧瓦人)喜歡的發型。看他那樣子,好像已經在哈佛上學了——不知道當年我母親看到他這副模樣,是怎麽想的。“噢,我忘了當時自己是怎麽想的。”她告訴我們這些孩子,“我大概在想他很有教養吧。看他的樣子,這是一個知道如何喝酒又不會喝到難受的男孩,他的那雙眼睛黑極了,亮極了,不管你什麽時候抬頭看他,你總能發現他一直在盯著你看——但是等你看他的時候,他的眼神又避開了。”

我父親這一輩子一直保持著他的這個本事;我們總感覺他在我們身旁,感覺他一直在密切而深情地觀察著我們——但是,當我們抬頭看他時,他的眼睛卻似乎在看別的地方,在夢想著什麽,在製訂什麽計劃,在思考什麽難題,或遙想著哪個遠方。即使他顯出對我們的計劃和生活完全視而不見的樣子,他其實也在偷偷“觀察”我們。那是超然與溫情的一種奇怪結合——在緬因州,在灰色的大海環抱著的那塊碧綠草坪上,我母親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父親的那種超然與溫情。

員工見麵會:下午四點

直到那個時候,她才知道他也在這裏。

見麵會結束了,員工們收到通知,他們必須為第一次雞尾酒、第一次晚宴、第一晚的歌舞活動做好準備。我母親抓住了我父親的目光,他就向她走過來了。

“我要過兩年才能掙到錢去上哈佛。”他立刻對她說。

“跟我想的一樣。”我母親說,“我想,你能考上哈佛,也算不錯了。”她馬上加了一句。

“你以為我考不上?”他問。

瑪麗·貝茨聳了聳肩——她父親中風後說話含糊不清,她總也不懂她父親在說什麽,隻好聳聳肩膀了事,一來二去,就養成了這個習慣。今天她戴了白手套,戴著一頂帶麵紗的白帽子;為了做好這第一次草坪聚會的服務工作,她是做了精心打扮的。我父親很喜歡她精致的發式——頭發完美地包裹著她的頭,背後長發飄飄,前麵的頭發都撩到耳後,麵孔清清爽爽的,用一種簡單而又神秘的方式將兩邊的頭發壓在帽子下麵。我父親不禁奇怪起來,她的手怎麽這樣巧。

“今年秋天你打算做什麽?”他問她。

她又聳了聳肩。或許我父親透過白色麵紗,從她的眼睛裏看到了她的願望:她太希望有人能將她從她想象的未來中拯救出來。

“我記得,我對他好,他也對我好,這可是第一次。”母親告訴我們,“我們孤身一人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們知道彼此的事情,但他們都不認識我們。在那個時候,我想,這也算得上親密關係了吧。”

“在那個時候,哪有什麽親密不親密的事!”弗蘭妮有一次這樣說,“當著情人的麵,你連屁都不敢放一個!”

弗蘭妮每次說話都擲地有聲——我總是相信她的話,甚至她的語言都是超越她自己的時代的——好像她總是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追趕潮流;我永遠也趕不上她的節奏。

那天晚上,酒店自己的樂隊模仿著大牌樂隊的做派,起勁地演奏著。可是,來的客人很少,跳舞的更少;旅遊季才剛剛開始,在緬因州,旺季來得慢——這裏天太冷,即使是夏天,也少有暖和的天。舞廳的地麵鋪著油光鋥亮的硬木板,這樣的硬木板一直鋪到敞開的門廊,站在門廊上,你可以俯瞰底下的大海。下雨的時候,他們就得給門廊搭上篷子,因為舞廳四麵敞開,雨飄進來會打濕光亮的舞池地板。

這第一天晚上,樂隊演奏到很晚才結束,差不多算是給員工們的專場演出了——因為到場的客人本來就很少,而大多數客人又回房間睡覺了,他們可不想在外麵受凍。我的父親和母親,還有其他員工,就互相邀請,跳了一個多小時的舞。我母親一直記得,舞廳的大吊燈壞掉了——暗淡的燈光在頭上閃爍,不均勻的彩色斑點灑落下來,在若明若暗的光線下,舞池的地板顯得很柔和、很虛幻,好像出現了蠟燭光下才有的紋理。

“我認識的人也來這裏了,我很開心。”母親小聲對父親說。父親非常正式地邀請她跳舞,但他的舞步是那麽的僵硬。

“可是你並不了解我。”父親說。

“我這麽說,”父親告訴我們說,“就是為了再讓你媽媽聳肩膀。”母親真的聳了聳肩膀,心裏還想,這人可真難弄,太不好說話了——或許還自以為高人一等吧。看到母親又聳肩膀,父親心裏非常確定了:他現在迷上她,絕不是偶然的。

“可是我想讓你了解我。”他對她說,“我也想了解你。”

(“惡心。”每次聽到這裏,弗蘭妮總免不了要說這麽一句。)

突然,一陣引擎聲蓋過了樂隊的演奏聲。很多人停下了舞步,跑著離開舞池,到外麵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母親非常感謝這個突如其來的中斷,因為她不知道如何應對父親的話。他們也一起朝麵向碼頭的門廊走去,但是沒有拉手。他們看到,在隨風搖擺的燈光下,一艘龍蝦船正離開碼頭,往海上開去。龍蝦船剛把一輛黑魆魆的摩托車運到碼頭上,摩托車此時正轟隆作響——輪子空轉著,也許是為了把管子裏又濕又鹹的空氣排出來吧。摩托車手好像一心一意要先把轟鳴聲調試好,再打算開動它。摩托車邊上裝了一個挎鬥,挎鬥裏坐著一個黑影,看上去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家夥,一動不動,好像是一個人身上穿了太多的衣服,弄得笨手笨腳的。

“是弗洛伊德。”一個員工說。另一個年長一點的員工喊道:“是的!是弗洛伊德!是弗洛伊德和‘緬因州’!”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以為“緬因州”是摩托車的名字。這個時候,樂隊停止了演奏。看到跳舞的人都走了,一些樂手也跟著他們來到了門廊上。

“弗洛伊德!”大家喊道。

我父親總是告訴我們,他想到這個就很開心:弗洛伊德馬上就會騎著摩托車來到門廊下,在完美的礫石小道兩邊高高掛起的電燈的照耀下,向員工們介紹自己。弗洛伊德就要過來了——父親如此想,因為他墜入愛河了,所以一切都有可能發生。

當然,這個弗洛伊德,並非那個弗洛伊德;就在那一年,那個弗洛伊德死了。這個弗洛伊德是個維也納猶太人,他的本名很古怪不好念。他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每年夏天都來這個阿布史諾特酒店上班(從一九三三年離開他的家鄉奧地利之後一直這樣)。人們都叫他弗洛伊德,因為他有安撫員工和客人的精神痛苦的本事;他是一個雜耍藝人,從維也納來,又是個猶太人,阿布史諾特酒店裏那些自以為有點腦子的古裏古怪的外國客人就覺得,叫他“弗洛伊德”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一九三七年夏天,當他騎著一輛嶄新的印度摩托車——他還自己動手,給摩托車裝了個挎鬥——來到這裏表演的時候,這個名字好像尤其適合他。

“誰會坐在你身後,誰會坐在挎鬥裏,弗洛伊德?”酒店的女員工這樣取笑他——因為他一臉麻子,滿是傷疤(“都是長疥瘡留下的洞洞!”他說),長得奇醜無比,所以沒有哪個女人會喜歡他。

“除了‘緬因州’,沒有人會坐我的摩托車。”弗洛伊德一邊說,一邊拉開了挎鬥上的帆布篷。挎鬥裏坐著一頭熊,黑得像摩托車的尾氣,身上的肌肉比艾奧瓦鮑勃還粗大,神情比任何流浪狗都警覺。弗洛伊德在緬因州北部的一個伐木營地弄到了這頭熊,他對酒店老板說,自己可以訓練這頭熊,讓它為客人們表演節目。弗洛伊德那一年從奧地利乘船來到紐約的布斯灣港,他身上帶著幾份工作文件,上麵用大寫字母標記著他可以勝任的兩項工作:經驗豐富的馴獸師兼飼養員;在機械方麵有極佳的能力。因為阿布史諾特酒店沒有動物可以讓他一試身手,他隻好負責車輛維修工作,在非旅遊季節,把車輛妥善封存,然後就去伐木營地和造紙廠做維修工。

後來他告訴我父親,那段時間他一直想方設法在找熊。弗洛伊德說,有熊才會有錢。

我父親看到弗洛伊德把摩托車開到門廊下麵,身體一躍,從摩托車上跳了下來,這時那些老員工快活地向他歡呼起來——我父親覺得很驚奇。看著弗洛伊德將挎鬥上的“那個人”攙扶下來,我母親心裏的第一個念頭是,這一定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女人——也許是摩托車手的母親吧(一個裹著黑色毯子的臃腫女人)。

“‘緬因州’!”有個樂手喊了一聲,吹起了喇叭。

我的父親和母親看熊跳起了舞。它兩條後腿站立,慢慢從弗洛伊德身邊跳過來,然後四爪著地,繞著摩托車跑了一兩圈。弗洛伊德站在摩托車上,鼓起了掌。這隻叫“緬因州”的熊也開始鼓掌。這時,母親感覺到,父親拉了她的手握在他的手裏——他們沒有鼓掌——她並沒有縮回手,反而也施加了點力,握緊了父親的手。他倆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在他們麵前表演的這隻笨拙的熊。我母親一定在想:我十九歲了,我的人生就這樣開始了。

“你真是那樣想的,是嗎?”弗蘭妮總是這樣問。

“萬物相連。”母親總是這樣說,“那就是我的感覺,是的。我感覺我的人生開始了。”

“我的天哪。”弗蘭克說。

“你喜歡的是我,還是那頭熊?”父親問。

“別傻問了,”母親說,“我全都喜歡。這就是我人生的開始。”

這句話,與父親說到那頭熊時的開場白一樣(“這頭熊太老了,老得不成樣子了。”),都有同樣的“讓我身臨其境”的效果。當我母親說那就是她人生的開始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一下子被這個故事深深吸引了;我仿佛覺得,母親的人生就展現在我麵前了,就像那輛摩托車,經過長時間的怠速運轉之後,終於進了擋,向前開了。

我父親在想什麽呢?他不會隻是因為看到一艘被龍蝦船運來的熊,就拉起了我母親的手吧?

“我知道這頭熊將來會屬於我。”父親告訴我們,“我不知道自己怎麽會有這種想法。”或許,這個想法——他看到了一樣東西,他覺得將來一定會屬於他——也是促使他去拉母親的手的原因吧。

你看出來了吧,為什麽我們這些孩子會問這麽多問題。這個故事講得實在含混不清,做父母的一般都喜歡把自己的故事講成這個樣子吧。

在第一次見到弗洛伊德和他的熊的那個晚上,我的父親和母親甚至都沒有接吻。樂隊撤走了,男女員工回到了各自的宿舍樓——那是兩個與酒店主樓分開的樓,建築樣式比主樓稍微差個檔次。父親和母親走到碼頭去看海——不知道他們說話沒有?如果說了,說了些什麽?他們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們這些孩子。那天晚上,碼頭上一定停泊著幾條高級的帆船。在緬因州,私人碼頭上一定還會有一兩艘龍蝦船停泊著。或許還有一隻小艇,父親建議借來劃一會兒;母親或許沒有同意。波帕姆堡當時還是一片廢墟,不是現在旅遊勝地的模樣。波帕姆堡附近的海岸上沒什麽光亮,要是有的話,阿布史諾特酒店的客人一定能看見碼頭上站著的這兩個人。在肯納貝克河寬闊的河口,隻有灣角浮著一個發亮的浮標。斯泰奇島上可能有一座燈塔,或許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就有了——可是我父親怎麽也記不起來了。

“是的,我們倆都是。”父親說。

雖然經過了一趟旅行,但這個男人的一身華服依然挺括如初。夏天才剛剛開始,但他已經曬了一身黑。他掏出一個漂亮的黑色扁平盒子,主動向我父親和母親敬煙,但他倆並不抽煙。“我還想著能趕上最後一支舞。”這個男人說,“樂隊已經撤走了?”

“撤走了。”我母親說。十九歲的母親和父親從未見過這樣的男人。“他自信得不得了。”母親告訴我們。

“他很有錢。”父親說。

“弗洛伊德和熊都來了嗎?”這人問。

“來了。”父親說,“還有一輛摩托車。”

穿著白色晚禮服的男人一邊狠命地抽著煙——不過抽得很幹淨——一邊望著那黑乎乎的酒店。幾乎沒有幾個房間亮著燈,但是戶外的一串串燈照亮了小路、樹籬和碼頭,也照亮了這個男人曬黑的臉,他不禁眯起了眼睛。燈光也倒映在黑黑的海麵上,泛起的波浪上看似星星點點。

“你知道嗎?弗洛伊德是個猶太人。”這個男人說,“你知道嗎?他幸虧逃離了歐洲。歐洲很快就沒有猶太人的立足之地了。我的經紀人告訴我的。”

這條重要的消息一定給我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渴望進入哈佛——渴望去闖**這個世界——但他沒有意識到,一場戰爭將暫時打斷他的計劃。那天晚上,那個穿白色無尾晚禮服的男人使得我父親再次拉起母親的手,母親反過來也加了一把力,緊緊握住了父親的手。他倆就這樣手拉著手,禮貌地等著那個男人吸完煙,等著他道晚安或繼續說話。

那個男人最後隻說了一句話:“這個世界很快就沒有熊的立足之地了!”說完大笑一聲,露出一副與晚禮服一樣潔白的牙齒,將煙頭扔進海裏。因為有晚風吹拂,我父親和母親沒有聽到煙頭落入海水時發出的嘶嘶聲,也沒有聽到單桅帆船再次靠近碼頭的聲音。那人很快走到梯子跟前,唰唰唰爬下梯子。隻有在這時,瑪麗·貝茨和溫·貝瑞才意識到那白色的單桅帆船又悄然滑行在梯子底下了,那人一個箭步登上了甲板。這次沒有繩子過手。這艘單桅帆船並沒有張開帆,靠別的動力嘎嘎嘎地緩慢移動著,朝西南方向(再一次向波士頓或紐約的方向)開去——它是不怕夜航的。那個穿白色無尾晚禮服的男人最後不知對我父母喊了一句什麽話——他的話被啪嗒啪嗒的引擎聲淹沒了,被打在船體的海浪聲淹沒了,被吹走海鷗的那陣風刮跑了(那些海鷗,真像醉漢們扔進海裏的帶著羽毛的派對帽,在海麵上漂浮搖擺著)。我父親這輩子一直在想,他要是能聽清那句話就好了。

“Ja[5],就是他,沒錯。”弗洛伊德說,“他就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一個夏天也就來那麽幾次。有一次,他和在這裏工作的一個姑娘跳了最後一支舞,從此我們再也沒見過這個姑娘。過了一個星期,一個人來取她的東西了。”

“他叫什麽名字?”父親問。

“也許就叫阿布史諾特吧,誰知道呢?”弗洛伊德說,“有人說他是荷蘭人。我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他的名字。他對歐洲可是了如指掌——這個我敢確定!”

父親很想打聽猶太人的情況,他覺得母親用胳膊肘推了他一下。幾個小時後,他們坐在高爾夫球場的一個撥球區——在月光下,綠色的草皮變成了藍色,插在球洞裏的紅色小旗迎風飄揚。這隻叫“緬因州”的熊被人摘掉了嘴套,這會兒正想著在旗杆上刮擦身體呢。

“過來,蠢貨!”弗洛伊德對熊說,但熊並不理他。

“你的家人還在維也納嗎?”我母親問弗洛伊德。

“家裏隻有妹妹一個人了。”他說,“從去年三月到現在,我沒有她的一丁點消息。”

“去年三月,”我父親說,“納粹占領了奧地利。”

“是的,還用你說給我聽嗎?”弗洛伊德說。

緬因州刮擦著身體,看到旗杆沒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就大為惱火,一氣之下把旗杆從球洞裏拔了出來。球杆在草皮上滾了起來。

“耶穌啊,上帝啊!”弗洛伊德說,“我們得趕緊離開這裏,不然這家夥就要在這高爾夫球場上挖洞了。”我父親將愚蠢的“18”號旗插回到球洞裏。我母親那天晚上放了假,但還是穿著房間服務員的製服,她跑在熊的前麵,不斷喊著熊的名字。

這頭熊很少跑動,隻是搖搖擺擺地走著,而且就繞著摩托車轉。他總是喜歡在摩托車上蹭自己的身體,所以擋板上原來的紅漆變成了鉻合金一樣的銀色,閃閃發光。挎鬥的圓錐形部分因為它不斷地推啊壓啊而凹了進去。它經常去碰排氣管,老是燙傷自己,因為摩托車剛停下來它就要去蹭身體,於是排氣管上就粘了好幾撮燒焦了的熊毛,非常難看——好像這摩托車以前就是一隻毛茸茸的動物似的。所以這頭熊全身的黑皮毛不是很完整,東缺一塊西缺一塊的,有的地方幹脆被燙平了,變成了褐色——幹海帶那種難看的顏色。

這頭熊從前接受過什麽樣的訓練?會做什麽?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個謎——甚至連弗洛伊德也知道得不多。

傍晚時分,在這個草坪上,他們一起做了一場表演,但這場表演,與其說是熊的表演,還不如說是摩托車和弗洛伊德的表演。弗洛伊德開著摩托車轉了一圈又一圈,那熊坐在挎鬥裏,挎鬥上的頂棚已經去掉,於是熊看上去就像飛行員坐在開放式的駕駛艙裏,隻是眼前沒儀表盤。在公開表演的時候,“緬因州”一般是戴著嘴套的——紅色的皮革嘴套,讓我父親想起在長曲棍球比賽中運動員偶爾戴的那種麵具。戴著嘴套,這熊看上去好像小了一號,它不斷擠弄著本來就皺巴巴的臉,顯得更皺了,又使勁伸長著鼻子,活像一隻過於肥胖的狗。

摩托車一動不動。坐在挎鬥裏的弗洛伊德隻是大聲喊叫,說摩托車為什麽不走;熊臉色陰沉,握著車把,隻在座位上抖動著身體,前後擺動著雙腿,好像在踩水。

“‘緬因州’!”有人喊了一聲。熊點點頭,一副既覺得難堪,又死要麵子的樣子。它坐在駕駛位上沒有下來。

弗洛伊德勃然大怒,用德語對熊吼叫起來——大家都喜歡聽他這樣說德語——他爬出挎鬥,走到握著把手的熊旁邊。他要手把手地教它開摩托車。

“離合器!”弗洛伊德說,緊緊握住放在離合器手柄的那隻熊爪。“油門!”他又大喊一聲,他抓著熊的另一隻爪子,讓摩托車的輪子空轉起來。弗洛伊德叫人對這輛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進行了改裝,把變速杆安裝在油箱旁邊,這樣,一旦出現緊急情況,駕駛員就可以利用握著手把的一隻手來進檔換擋。“換擋!”弗洛伊德大叫一聲,猛地換上了擋。

這頭熊終於開動了摩托車。摩托車朝草坪開去,油門發出低沉平穩的吼聲。摩托車既沒有加速也沒有減速,徑直朝那些衣著華麗、自命不凡的客人衝去——這些男人,都戴著帽子,即使剛參加完體育活動;即使是遊泳的酒店男客,穿的都是帶上裝的泳衣——但是,在三十年代,男性泳褲越來越流行了。在緬因州,情況並非如此。男夾克和女夾克的肩部都帶著襯墊;男人們穿著寬鬆肥大的白色法蘭絨衣服;女運動員們穿馬鞍鞋和短襪;“打扮入時”的女性穿能顯出自然腰身的衣服,袖子常常是鼓起來的。熊騎著摩托車向他們衝來——弗洛伊德在後麵死命地追趕——的時候,穿得花花綠綠的客人們一下四處逃散開來。

“Nein!Nein![6]你這蠢熊!”

“緬因州”握著車把,笨重的身體俯身向前,繼續往前衝去,隻是稍微拐了一個彎。它嘴套下麵是一副什麽樣的表情,客人們誰也沒有看清。

“你這個愚蠢的畜生!”弗洛伊德在後麵喊道。

摩托車沒有停——穿過那個大帳篷,但沒有撞到一根柱子,也沒有鉤住鋪在餐桌上的白色亞麻桌布。好幾個服務生穿過碧綠的大草坪追趕著摩托車。那些打網球的客人看到這個情景,在球場上歡呼起來,但當開著摩托車的熊逼近他們時,他們趕緊逃離了球場。

“所以,還有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他對著人群喊道,“還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但無須擔心!不用多少工夫,它就會開得很溜的!”

表演就是這樣。一直是這樣,從來沒有變過。就這樣,弗洛伊德教會“緬因州”開摩托車了;他說這頭熊隻能學到這裏了。

“這熊不是那麽聰明。”弗洛伊德告訴我父親,“我得到它的時候,它就很老了。我覺得這不要緊。在幼崽的時候,它就被馴服了。但是伐木營沒有教給它任何本事。不管怎麽說,伐木工人是沒有什麽教養的。他們比動物也強不到哪裏去。他們把這頭熊當寵物養,隻知道喂得它飽飽的,不讓它搗亂,於是它好吃懶做,四處閑逛。跟那些伐木工人一樣。伐木工人愛喝酒,這頭熊也養成了喝酒的壞毛病。它現在不喝了——我不讓它喝——但是,你知道嗎?它還是想怎麽幹,就怎麽幹,沒有什麽規矩。”

我父親當然不知道。他覺得弗洛伊德是個很好的人,這輛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摩托車了。在不上班的日子裏,我父親會帶著我母親開著摩托車在海邊的路上兜風,他們倆擁抱在一起,享受清涼鹹濕的空氣,但他們從來不是兩個人單獨出來:不讓“緬因州”坐在挎鬥裏,他們是不可能將摩托車從酒店裏開出來的。如果摩托車不帶上“緬因州”就開走了,它就要發瘋,也隻有那樣的情況才會逼得這隻老熊胡亂奔跑。它跑起來,速度快得讓人目瞪口呆。

“你們要走,趕緊走。”弗洛伊德對我父親說,“最好先把摩托車推到小道上,然後再推到大路上,這個時候你再發動引擎。你先試驗一下,不要帶上瑪麗。衣服穿厚穿多一點——如果它追上你,它的爪子可不留情,會在你身上亂抓。它不會發怒——隻會感到興奮。來吧,試試看。你開出幾英裏之後,回頭看一下,如果它還在後麵追著,你最好停下來等它,然後把它帶回來。它會心髒病發作的,或者迷路——這家夥太笨了。”

“它不會捕獵,什麽也不會。你不喂它,它就得餓死。隻不過是一隻寵物,不是什麽真正的畜生。它的智商充其量也隻有德國牧羊犬的兩倍。你要知道,這樣的智商,在這個世界是算不上聰明的。”

“這個世界?”莉莉總愛這樣發問,眼睛還瞪得大大的。

弗洛伊德有點跛腳,這當然是一次摩托車事故造成的,當時他的那條腿沒有放對位置。“這是歧視。”弗洛伊德說。

弗洛伊德雖然個子很小,但長得壯實,行動起來機敏得像一隻小動物。他的膚色很特別(就像綠色的橄欖煮著煮著慢慢變成了棕色),一頭黑發油光光的。奇怪的是,他的一邊臉頰上長了一撮毛,就在眼睛的下邊,如絲綢般柔軟,至少有一塊硬幣那麽大,比大多數痣要大,比胎記要明顯——這撮毛成了弗洛伊德臉部天生的一部分,就像一個緊緊貼在緬因州海邊礁石上的瑁貝。

“那是因為我的腦袋長得太大,”弗洛伊德告訴我父母,“頭上就沒有足夠的地方長頭發了,於是頭發心生嫉妒,在不該長的地方長了一撮。”

“也許是熊毛吧。”弗蘭克有一次這樣說——他可不是開玩笑。弗蘭妮尖叫起來,緊緊摟住我的脖子,使得我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頭。

“弗蘭克太怪了!”她大聲說道,“給我們看看你的熊毛,弗蘭克。”那個時候,弗蘭克已經快到青春期了;他的發育有點超前,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但是弗蘭妮的話並沒有讓我們這幾個孩子分心,我們依然沉浸在弗洛伊德和他的那頭熊帶來的魔力之中,就像一九三九年的那個夏天我父親和母親那樣入迷。

父親告訴我們,有幾個晚上,他會送母親回到宿舍,在宿舍門口吻別。如果弗洛伊德已經睡著了,父親就會解開“緬因州”連在摩托車上的鎖鏈,並取下“緬因州”的嘴套,這樣它就可以吃東西了。我父親要帶著它去釣魚。摩托車上蓋著一塊防水布,快垂到地上,就像一頂敞開的帳篷,保護著“緬因州”不挨雨淋。父親好幾次都是用這塊防水布包著他的釣魚工具。

他們兩個常去灣角碼頭。這個碼頭在酒店碼頭的那一邊,停滿了捕龍蝦的船和漁民的小艇。父親和“緬因州”坐在碼頭邊上。接著,父親在魚鉤上裝上誘餌——父親稱之為茶匙盤——投到海裏,去抓青鱈。他要現逮青鱈給“緬因州”吃。隻有一天晚上,父親與“緬因州”之間發生了口角。父親通常一個晚上能抓三四條青鱈——父親覺得夠了,“緬因州”也吃得差不多了——然後他們就回家。但有一天晚上,青鱈沒有出來。一個小時過去了,一條青鱈都沒有上鉤。父親從碼頭上站起身來,準備把熊帶回家,給它戴上嘴套,拴到鏈條上。

“走吧。”父親說,“今晚海裏沒有魚。”

“走吧!”父親說。

“緬因州”也不讓父親走。

“厄爾!”熊咆哮起來。父親隻好坐下來,繼續釣魚。“厄爾!”“緬因州”又抱怨起來。父親一次又一次投下魚鉤,一次又一次換了誘餌,他什麽辦法都想盡了。要是他能在泥灘裏挖到蛤蠕蟲就好了,那樣的話他就能用它做誘餌在海底撈到比目魚。每次父親要離開碼頭,“緬因州”就不免要發一通脾氣。父親想到了一個辦法:跳進海裏,從另外一邊遊上岸,然後偷偷溜回宿舍去找弗洛伊德,然後從酒店裏拿些食物給“緬因州”吃,趁機再把它鎖到鏈條上。不過他並沒有這樣做。過了一會兒,父親恢複了剛才的勁頭,對“緬因州”說:“好吧,好吧,你想吃魚?那我們就抓一條魚,該死的!”

天快亮的時候,一個捕蝦的漁夫來到碼頭邊,準備出海去打撈他早就放好的抓蝦器,同時帶上了他準備新放的抓蝦器。很不幸的是,漁夫還帶著誘餌。“緬因州”一下子聞到了誘餌的氣味。

“你最好把誘餌拿出來給它吃。”父親說。

“厄爾!”“緬因州”大吼一聲。捕蝦人趕緊把所有做誘餌的魚都交了出來。

“我會賠你錢的。”父親說,“馬上賠。”

“‘馬上賠’!你知道我這會兒想幹什麽?”捕蝦人說,“我想把這頭熊放進我的抓蝦器裏,用它來做誘餌。我想親眼看它被龍蝦活活咬死!”

“厄爾!”“緬因州”吼道。

“最好別挑逗它。”父親對捕蝦人說。捕蝦人答應了。

“是的,這頭熊不太聰明。”弗洛伊德對父親說,“我早就應該告訴你的。他最有興趣的就是吃。在伐木營裏,他們喂得它太飽。它有事沒事就吃——吃了很多垃圾食品。現在,它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沒有吃飽——有時還想喝點什麽。所以你必須記住:如果你沒有先讓它吃飽喝好,那你自己是絕不能坐下來吃東西的。它會不高興的。”

因此,讓“緬因州”在草坪上表演之前,弗洛伊德總是把它喂得飽飽的——因為白色亞麻桌布上擺滿了開胃小菜、美味生魚片和各色烤肉,如果“緬因州”餓著肚皮上場,那麻煩就大了。弗洛伊德讓“緬因州”吃飽喝足了才出來表演,隻見它肚皮脹鼓鼓的,兩隻爪子緊抓著車把手,平靜地開著摩托車,一聲不響,甚至顯出無聊之色,好像它現在最大的身體需求就是打一個可怕的飽嗝,或讓腸胃好好蠕動起來。

“這個表演有點愚蠢,我在賠錢。”弗洛伊德說,“這地方太豪華了。來這裏的客人都是勢利小人。我應該去一個粗人聚集的地方,一個有賓果遊戲的地方——不能是一個隻跳舞的地方。我應該去一個更加平民化的地方——一個可以鬥狗賭錢的地方,你知道嗎?”

不過,我父親看得出來,弗洛伊德並沒有到別處表演的雄心。弗洛伊德在阿布史諾特酒店度過的這個夏天不是那麽忙碌;他原想著能在這裏撈上一筆,但事實證明,這裏並不是什麽金礦。弗洛伊德想著要換一頭熊。

“帶著這麽愚笨的熊,”他對我的父親和母親說,“我是怎麽也不能賺到大錢了。當然,去了別的便宜一點的度假地,又會有別的問題。”

母親拉住父親的手,緊緊握了一下,暗暗向父親發出了警告——或許是因為她覺得父親在想象那些“別的問題”,想象“便宜一點的度假地”的模樣了。實際上,父親在想他上哈佛的學費,他非常喜歡這輛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喜歡這頭叫“緬因州”的熊。他沒見過弗洛伊德在訓練“緬因州”方麵付出的絲毫努力。溫·貝瑞是一個非常相信自己能力的孩子;鮑勃教練的兒子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他相信,凡事隻要能想得到的,就沒有做不到的。

父親原本的打算是,在阿布史諾特酒店打完這個暑期零工之後,他就去坎布裏奇,在那裏租一個房間,找一份工作——說不定在波士頓找[7]。他要逐漸熟悉哈佛大學周圍的環境,在附近找份工作,這樣一來,如果賺夠了學費,他就可以立刻注冊入學。他甚至想邊上學邊打工。我母親當然很喜歡他的這個計劃,因為從波士頓往返德瑞鎮很方便,那個時候一天有好幾趟“波士頓和緬因”號火車可以坐。她甚至開始想象前去看望父親的情景——有那麽多長長的周末;別的時候,如果時機合適,她也可以去坎布裏奇或波士頓看他。

“說實在的,你對熊了解多少?”她問父親,“對摩托車了解多少?”

她不喜歡我父親的另一個計劃——如果弗洛伊德不願意放棄他的摩托車或他的熊,父親就與弗洛伊德一起去伐木場。溫·貝瑞是個身體強壯的男孩,但不是一個粗俗的孩子。母親認為伐木場是個粗俗的地方,父親去了那裏,出來之後就不會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或者說,他根本不會再從伐木場出來了。

她根本用不著擔心。那個夏天的開始和結束,顯然是早已經過精心策劃的,不是我的父親和母親提前想象的任何微不足道的安排所能左右的,一切都來得勢不可當。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勢不可當地來了,正如歐洲的戰事勢不可當地來了。所有人——弗洛伊德,瑪麗·貝茨和溫斯洛·貝瑞——都被那個夏天輕輕拋上了天空,就像肯納貝克河口的海鷗在洶湧激**的水流上翻滾。

“我馬上就來。”父親對她說,“有人受傷了。”

她和他一起去了,還有其他幾個男人,他們一起跑向酒店的碼頭。碼頭邊上停著一艘大船,船身上下起伏,船上燈光閃爍。船上有一支樂隊在演奏,多是些銅管樂器。鹹鹹的空氣混雜著濃烈的燃料味、馬達的尾氣和碾碎的水果味。看上去好像服務生給船上的客人端上了一大碗果味潘趣酒,客人們不是把酒灑在自己身上,就是用酒清洗甲板。在碼頭的一頭,一個男人側身躺著,麵頰上的傷口血流不止:他爬梯子時被絆了一下腳,被一個係泊的楔子劃傷了臉。

這個躺著的人個子很大,在藍色的月光下,臉顯得很消瘦。有個人碰了他一下,他立刻坐了起來。“Scheiss[8]!”他說。

父親和母親看過弗洛伊德的很多次表演,學會了這個德語詞,知道它的意思等於英語的“shit”。在幾個強壯的年輕人的幫助下,這個德國人站了起來。他那件白色無尾晚禮服上有一大攤血,這件禮服很大,兩個男人都能穿得下。他那藍黑色的腰帶看上去像塊窗簾布,領結直直地豎在喉嚨處,像個扭曲的螺旋槳。他下巴寬厚,身上散發著船上那種水果潘趣酒的濃烈氣味。他向一個人吼著。船上傳來德語的合唱聲。一個身材高大、皮膚黝黑的女人,身穿帶有黃色花邊或褶邊的晚禮服,從碼頭的梯子上爬上來,活像一隻穿著絲綢衣服的黑豹。這個流血的男人一把抓住了她,重重地斜靠在她身上,盡管她顯然也有力量,動作也很敏捷,但還是被那個男人推到了我父親的懷裏。我父親趕緊扶住她,讓她站穩。我母親注意到,這個女人比那個男人年輕多了,也是個德國人——對他咯咯咯地說著輕快的德語,而這個男人對留在船上的那些德國合唱團的成員繼續惡狠狠地叫喚著,做著各種手勢。這兩個高個子的男女慢慢離開了碼頭,向礫石小道走去。

在阿布史諾特酒店的門口,那個高個子女人轉向我父親,說:“他需要縫針,對吧?你們酒店當然有醫生。”

前台經理悄悄對父親說:“叫弗洛伊德來。”

“縫針?”弗洛伊德說,“醫生住得很遠,在巴斯,那是個酒鬼。我知道怎麽給人縫針。”

前台經理跑到宿舍樓跟前,大聲喊著弗洛伊德的名字。

“快騎上你的摩托車,把托德醫生帶來!他到酒店之後,我們會先想辦法讓他醒酒的。”經理說,“看在上帝的分上,快去吧!”

“這次不一樣。”前台經理說,“我想這次不一樣了,弗洛伊德——我的意思是,那家夥是個德國人,弗洛伊德。這次割破的是他的臉。”

弗洛伊德脫下了工作服,露出長滿麻子的橄欖色身體。他開始梳理潮濕的頭發。“衣服。”他說,“拿衣服來。去找托德醫生來太麻煩了。”

“這次的傷口是在他臉上,弗洛伊德。”我父親說。

“臉又怎麽樣?”弗洛伊德說,“還不一樣是皮膚,對嗎?跟手上腳上的皮膚一樣。我以前給很多人縫過腳上的傷口。被斧頭砍傷的,被鋸子鋸傷的——那些愚蠢的伐木工。”

外麵,從船上下來了幾個德國人,拿著箱子和別的沉重行李,從碼頭出發,抄最近的路——經過第十八洞——到了酒店入口。“看看那些蠢豬,”弗洛伊德說,“在草坪上弄出這麽多凹陷,小白球都會掉進去的。”

侍者領班走進弗洛伊德的房間。這是男員工宿舍裏最好的房間——沒人知道弗洛伊德是怎麽搞到的。領班開始脫衣服。

“別的衣服都行,就是你的不行,笨蛋。”弗洛伊德對他說,“醫生怎麽能穿侍者的衣服?”

父親有一件黑色燕尾服,與侍者的黑色褲子多少有點搭,於是拿來給了弗洛伊德。

“我跟他們說過了,說過不知多少次了。”領班說——他**著身體,還這麽有權威地說著這樣的話,叫人看了覺得非常滑稽,“我們必須有一個醫生,真的住在酒店裏的醫生。”

弗洛伊德穿好衣服,說:“這不是有了?”前台經理趕在弗洛伊德之前跑回了酒店。父親看到,領班非常無助地看著弗洛伊德脫下的那身衣服;不是很幹淨,還散發著“緬因州”身上的那種濃重怪味;很明顯,領班不想穿這身衣服。父親一路跑著,追上了弗洛伊德。

那幾個德國人在礫石路上吃力地推著一個大箱子過來了,現在站在了酒店入口外麵的車道上;早上得有人來耙耙這些石頭,平整一下這條礫石路。“這酒店沒有人能幫一下我們嗎?”一個德國人喊道。

在主餐廳和廚房之間的配菜間,劃破臉的大個子德國人躺在擦得一塵不染的櫃台上,活像一具屍體。蒼白的頭枕著他那件再也不會變白的禮服,螺旋槳似的黑色領帶無力地垂在喉嚨邊,腰帶在那裏上下起伏著。

“是個好醫生嗎?”他問前台經理。穿黃色皺領長袍的年輕女巨人握著德國人的手。

“一個非常好的醫生。”前台經理說。

“尤其擅長給傷口縫針。”我父親說。我母親握著他的手。

“這是一家不太文明的酒店,我認為。”德國人說。

“隻要不是猶太人就行。”德國人剛說完,就咳嗽起來。弗洛伊德待在小房間裏,隻有他一個人在這裏;他手拿著針,卻穿不過線去。

“不是猶太人,我敢肯定。”黃褐色皮膚的公主笑了起來,“緬因州沒有猶太人!”但是,當她看到弗洛伊德的時候,臉上立刻露出疑惑的表情。

“Giuten Abend, meine Dame und Her. [9]”弗洛伊德說,“Was ist los? [10]”

我父親告訴我們,因為弗洛伊德長了一身的癤子疤,黑色燕尾服穿在他身上,顯得十分臃腫和扭曲——他的樣子給人的感覺就是,他的這身衣服是偷來的,而且至少是從兩個不同的人那裏偷來的。甚至他手裏拿著的那最顯眼的東西也是黑色的——一團黑色的線圈,抓在弗洛伊德那灰色橡膠廚用手套裏,這種手套一般是洗碗女工戴的。弗洛伊德從阿布史諾特酒店的洗衣房找了一枚最好的針,這枚針拿在弗洛伊德的小手裏,顯得太大了,好像他拿著這枚大針要去縫補賽艇的風帆。也許他以前真的縫過風帆。

“醫生先生?”德國人問,他的臉色變得越來越白。他的傷口似乎立刻止住了血。

“我就是醫生,弗洛伊德教授。”弗洛伊德一邊說,一邊靠近他,斜眼看著傷口。

“弗洛伊德?”女人說。

“是的。”弗洛伊德說。

弗洛伊德把第一杯威士忌倒進德國人的傷口。威士忌流到了德國人的眼睛裏。

“啊呀!”弗洛伊德說。

“我瞎了!我瞎了!”德國人喊道。

“不,你沒有瞎。”弗洛伊德說,“你本來應該閉上眼睛才是。”他在傷口上又倒了一杯酒,然後動手縫了起來。

第二天早上,酒店經理吩咐弗洛伊德在德國人離開之前不要讓“緬因州”表演節目——等大船裝好足夠的物資,這些德國人就會馬上離開。弗洛伊德不願再穿醫生的那套行頭了,一再要求換上自己的修理工服裝,騎上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兜風去。所以,當這個德國人看到弗洛伊德的時候,他正穿著修理工服裝,在麵向大海的網球場一側騎著摩托車瞎溜達,而沒有老老實實待在酒店裏,待在草坪上。一臉腫脹、貼著繃帶的德國人小心翼翼地走近弗洛伊德,開始還以為這個小個子摩托車修理工是前一天晚上那位令人擔心的“醫生教授”的孿生兄弟呢。

“不,他就是那個醫生。”曬黑了皮膚的德國女人說。她拉著德國男人的胳膊。

“這是我的愛好。”弗洛伊德說,連頭都不抬一下。我父親在一旁把摩托車工具遞給弗洛伊德——就像外科醫生的助手。弗洛伊德一下子握緊了那把四分之三英寸長的扳手。

這對德國男女沒有看到熊。“緬因州”正在網球場的圍欄上蹭著自己的身體,在金屬網上使勁蹭著自己的後背,一邊有節奏地晃著身體,一邊還哼哼地呻吟著,好像在**似的。

為了讓它蹭得更舒服些,我母親特意為它去掉了嘴套。

“我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摩托車。”德國人對弗洛伊德說,顯然有點不屑,“我認為是個垃圾,不是嗎?什麽印度摩托車?我從未聽說過。”

“你騎騎看再說。”弗洛伊德說,“想騎嗎?”

德國女人一開始似乎有點猶豫不決——不過很快就拿定了主意:她不想騎。但德國男人顯然很想騎。他站在摩托車旁邊,碰了碰油箱,又摸了摸連著離合器的電線,還愛撫了一下變速杆。他捏住節流閥把手,使勁扭轉車頭。他接著摸了摸軟軟的橡膠管——一堆金屬裏就這根重要的管子**在外,汽油通過這個管子流向化油器。不經弗洛伊德同意,他擅自打開了化油器的閥門。他拿手指頭碰了一下閥門裏麵。手指頭沾上了汽油,便在摩托車座位上擦了擦。

“你不介意我騎,醫生先生?”德國男人問弗洛伊德。

“不介意,來吧。”弗洛伊德說,“騎上,兜一圈。”

那是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父親預料到了事情的結局,但他不能橫加幹涉。“這樣的結局我是怎麽也無法阻擋的。”父親總是這樣說,“結局就這樣來了,就像這場戰爭。”

我母親站在網球場的圍欄旁,看那個德國男人騎上了摩托車;她覺得最好還是把“緬因州”的嘴套戴回去。可是“緬因州”對她很不耐煩,它使勁搖著頭,更加狠命地在圍欄上蹭起自己的身體來。

“隻要動作標準,一蹬腳就能啟動,是嗎?”德國男人問道。

“隻要用腳一蹬,”弗洛伊德說,“立馬就啟動。”說完,和我父親一起從摩托車邊上走開了。德國女人看他倆走開了,也朝後退了幾步。

“走囉!”德國男人一邊說,一邊用腳蹬了一下啟動杆。

一聽摩托車發出砰的一聲,引擎還沒怎麽轉起來,這隻叫“緬因州”的熊就停止了剮蹭,立刻站直了身體,胸部濃密粗糙的皮毛立刻變得堅硬起來。它的視線穿過網球場,緊盯著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看樣子馬上要跑起來,竟然不帶上它!德國人換好擋,摩托車動了起來。他開始開得很小心,穿過草地,來到附近的一條礫石小道。“緬因州”將自己直立的身體放下,騰地一下向摩托車跑去。它大步穿過網球場,破壞了正在進行的一場雙打網球賽——打網球的客人慌忙丟掉了網球拍,任由網球在地上亂滾。近網接球的那個人幹脆死命抱住了球網;他閉上眼睛,不敢看熊從他身邊飛奔過去。

但是德國女人聽到了熊的吼叫。她轉過身來——我父親和弗洛伊德也轉過身來——看著那頭熊。“Gott[11]!野獸!”她大喊一聲,身子一歪,昏倒在我父親的身上。我父親輕手輕腳地把她拉到草坪上躺下。

看到一頭熊在後麵追上來,德國人立刻失去了方向感,都弄不清楚大路在哪邊了。當然,找到了大路,他是完全可以甩掉那頭熊的。可是他隻在酒店旁邊狹窄的小路、散步道和鬆軟的運動場上打轉,根本跑不上速度。

“厄爾!”熊又咆哮一聲。德國人突然轉了向,向槌球草坪衝去,向為午餐準備的野餐帳篷衝去。“緬因州”跑了不到二十五碼的距離就追上了摩托車,笨手笨腳地想爬到德國人的身後——好像“緬因州”終於把弗洛伊德的駕駛技術學到手了,馬上要為客人好好表演一番。

德國人這一次死活不讓弗洛伊德為他縫針了。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認,這一次的手術太複雜,他幹不了。“真是亂成一團麻了。”弗洛伊德大聲對我父親說,“要縫這麽多針——我吃不消。這家夥一邊縫針一邊還嗷嗷叫,我受不了。”

於是,這個德國人被海岸警衛隊送到了巴斯的醫院。為了不讓那頭神秘“野獸”的真相被揭穿,大家把“緬因州”藏在洗衣房裏,不讓它出來。

“從森林裏,剛跑出來的。”蘇醒過來的德國女人說,“一定是被摩托車的馬達聲激怒了。”

“是頭母熊,還懷著幼崽呢。”弗洛伊德解釋說,“每年的這個時候,野熊最不老實了。”

但是阿布史諾特酒店是不會輕易放過這件事的——弗洛伊德當然知道。

“我要走了,省得再聽他囉唆。”弗洛伊德對我父親和母親說。他倆知道弗洛伊德說的那個“他”,就是阿布史諾特酒店的老板,就是那個穿白色晚禮服,時不時露個麵,跳上最後一支舞就走的男人。“我可以想象那個大人物會說什麽:‘好了,弗洛伊德,你知道危險在什麽地方——我們談好了的。當時我同意你將這頭動物帶到酒店,我們說好你必須對它負責。’要是他對我說,我是一個幸運的猶太人——幸虧我生活在他媽的美國——我就會叫‘緬因州’吃了他!”弗洛伊德說,“他和他的那些高級香煙,我都不需要。這麽說吧,這個酒店不適合我。”

被關在洗衣房的“緬因州”一直緊張不安,現在看到弗洛伊德在收拾衣服,把剛洗好的濕衣服都收拾起來了,心裏更加慌了。“厄爾!”它對自己輕輕吼了一聲。

“噢,閉嘴!”弗洛伊德喊道,“你這頭熊也不適合我。”

“是我的錯。”我母親說,“我不該將它的嘴套拿掉。”

“要是他不去抓‘緬因州’的皮毛,”我父親說,“我想它也不至於發這麽大脾氣。”

“當然不會!”弗洛伊德說,“誰願意被別人亂抓身上的皮毛?”

“厄爾!”“緬因州”又抱怨了一聲。

“‘厄爾!’你正經應該叫這個名字!”弗洛伊德對“緬因州”說,“你也太蠢了,隻會這麽吼叫。”

“那你下一步怎麽辦?”父親問弗洛伊德,“你要去哪裏?”

“回歐洲去。”弗洛伊德說,“歐洲有更聰明的熊。”

“歐洲有納粹。”父親說。

“給我一頭聰明的熊,我去幹了那些納粹。”弗洛伊德說。

“我會細心照看好‘緬因州’的。”父親說。

“不能隻是照看。”弗洛伊德說,“你可以買下它。兩百美元,外加你的那些衣服。這些衣服還都是濕的!”弗洛伊德大喊一聲,把自己的濕衣服扔到了地上。

“厄爾!”熊又沮喪地叫了一聲。

“別亂叫,厄爾。”弗洛伊德對熊說。

“兩百美元?”母親問。

“這是迄今為止我得到的全部工錢了。”父親說。

“我知道他們給你開多少錢。”弗洛伊德說,“所以我隻要你兩百美元。當然,摩托車也是你的了。知道你為什麽必須得到這輛摩托車,是吧?因為‘緬因州’是不能坐小汽車的,一坐就嘔吐。有次我看見一個伐木工人用鏈條鎖著它,叫它上了一輛敞篷小貨車,這頭笨熊扯開了後擋板,打碎了後窗,抓壞了駕駛室裏的那個家夥。所以,不要犯傻。買下這輛印度摩托車。”

“兩百美元。”父親又嘀咕了一聲。

“把你的衣服拿來。”弗洛伊德說。他把自己的濕衣服留在了洗衣房的地上。他們到我父親的房間去了,“緬因州”也想跟著去,但弗洛伊德叫我母親把它帶到外麵去,用鏈條鎖在摩托車上。

“它知道你要走了,心裏發慌呢,這可憐的東西。”母親說。

“它隻是舍不得那輛摩托車。”弗洛伊德說。他最終還是讓“緬因州”上樓去了——阿布史諾特酒店本來是不允許他這樣做的。

“我還管他們允許不允許?”弗洛伊德一邊說,一邊穿上我父親的衣服。我母親站在門外,緊張地觀察著走廊的動靜——因為酒店是不讓熊和女人到男員工的宿舍裏來的。

“我的衣服你穿都太大。”看弗洛伊德穿好衣服,我父親對他說。

“我還能長個子呢。”弗洛伊德說——但那個時候他已經四十歲了,“要是當年有貼身的衣服穿,我說不定早就長成大個兒了。”他穿上了我父親的三條褲子,一條套一條;穿上了兩件上衣,上衣口袋裏塞滿了內衣和襪子,還把第三件上衣搭在肩上。“還要衣箱幹什麽呢?”他問道。

“渡過大西洋不就行了!”弗洛伊德說。

“進來吧。”他對我母親說。他抓起母親和父親的手,把他們的手合在一起。“你們還年輕,”他對他們說,“所以,好好聽我說:你們戀愛了。我們就從這個假設開始,好嗎?”雖然我的母親和父親從來沒有相互表白過,但現在弗洛伊德抓著他倆的手,他們隻好點點頭。“好吧。”弗洛伊德說,“那麽,我接下來要說三件事。你們一定要答應我這三件事,好嗎?”

“我答應。”我父親說。

“我也答應。”我母親說。

“好。”弗洛伊德說,“第一件事:你們馬上結婚,省得讓臭男人和妓女改變你們的想法。明白了嗎?你們趕緊結婚,不管有多大的代價。”

“好的。”我父母同意了。

“第二件,”弗洛伊德說,這次他的眼睛隻看著我父親,“你馬上去哈佛讀書——答應我——不管有多大的代價。”

“但我馬上要結婚了啊。”父親說。

“我說你得付出代價,是不是?”弗洛伊德說,“你答應我:去哈佛讀書。老天給你的每一個機會,你都要抓住不放——即使老天給你很多機會。機會總有到頭的一天,你知道嗎?”

“不管怎樣,我想讓你去哈佛讀書。”母親對父親說。

“不管付出什麽樣的代價。”父親說。他同意去哈佛讀書了。

“還有第三件事。”弗洛伊德說。“你準備好了嗎?”他轉向我母親;他放下我父親的手,推開一邊,隻握著我母親的手。“原諒他,”弗洛伊德對我母親說,“即使你得為此付出代價。”

“讓她原諒我什麽?”父親問。

“你就原諒他吧。”弗洛伊德說,他的眼睛隻盯著我母親一個人。我母親聳聳肩膀。

“還有你。”弗洛伊德對“緬因州”說,“緬因州”已經鑽到我父親的床底下,嗅來嗅去。它在床下發現了一個網球,立刻放進嘴裏。聽到弗洛伊德對它說話,它吃了一驚。

“嗚噗!”“緬因州”說,吐出了網球。

“你,”弗洛伊德對“緬因州”說,“但願你總有一天會心存感激,因為有人將你從這惡心的自然世界救了出來!”

弗洛伊德說完了。母親總是說,這是一場婚禮,也是一個祝福儀式。父親總是說,這是一個完美的猶太人傳統儀式;對我父親來說,猶太人始終是一個謎——就像中國、印度、非洲以及所有他從未去過的異國他鄉始終是個謎一樣。

父親拿起鏈條,把“緬因州”拴在摩托車上。當我父親和母親與弗洛伊德吻別時,“緬因州”伸過頭來,想把吻別的人隔開。

“小心!”弗洛伊德喊了一聲。他們趕緊散開了。“它還以為我們在吃東西呢。”弗洛伊德對我父母說,“有它在身邊的時候,你們接吻一定要小心。它不知道接吻是怎麽回事。它以為你們在吃東西。”

“算我求你們,”弗洛伊德說,“就叫它厄爾吧——它整天這麽叫喚。‘緬因州’這個名字實在愚蠢。”

“厄爾?”我母親說。

“厄爾!”熊說。

“好吧。”父親說,“就叫你厄爾。”

“再見,厄爾。”弗洛伊德說,“Auf Wiedersehen![12]”

他們久久注視著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灣角碼頭等一隻小船把他帶到布斯灣。最後,他坐捕蝦人的小船走了。我的父母當然知道弗洛伊德要在布斯灣換一艘更大的輪船,但他們在想,要是這龍蝦船橫渡漆黑的大海,送弗洛伊德去歐洲,會是怎麽樣一個場景。他們看著龍蝦船噗噗噗地開走了,在海麵上顛簸著駛向遠方。他們一直看到那船變得比海麵上的燕鷗甚至磯鷂還小為止。這個時候他們再也聽不到那船的聲音了。

“那天晚上你們就做了第一次?”弗蘭妮總是這樣問。

“弗蘭妮!”母親說。

“呃,你說你感覺跟結婚了一樣。”弗蘭妮說。

“我們什麽時候做了第一次,這無關緊要。”父親說。

“你們那天晚上確實做了,對嗎?”弗蘭妮說。

“別管那個了。”弗蘭克說。

“什麽時候做,無關緊要。”莉莉說,她自有她那一套奇怪的說法。

真是那樣——什麽時候第一次做,真的不重要。反正,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我父母離開“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的時候,他們已經墜入愛河——也自認為結婚了。畢竟,他們已經答應了弗洛伊德。他們帶著弗洛伊德的這輛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帶著他的熊——現在改名叫“厄爾”了——回到了家鄉新罕布什爾州德瑞鎮。他們開著摩托車首先去了我外婆家。

“瑪麗回來了!”我外婆喊道。

“她坐在什麽機器上麵?”榮休拉丁語教授問,“和她在一起的是誰?”

“她坐在摩托車上,開摩托車的是溫·貝瑞!”我外婆說。

“不,不!”榮休拉丁語教授說,“另外一個家夥是誰?”老人盯著坐在挎鬥裏的那個身上鼓鼓囊囊的家夥。

“一定是鮑勃教練。”我外婆說。

“白癡!”榮休拉丁語教授說,“這是什麽天氣,他竟然穿這種衣服?難道艾奧瓦人不知道如何穿衣嗎?”

“我要與溫·貝瑞結婚了!”我母親衝上去,告訴她的父母,“這是他的摩托車。他要去哈佛讀書。這是……厄爾。”

*

鮑勃教練更善解人意。他非常喜歡厄爾。

“我很想知道它能舉起多少重量。”這位前十大聯盟的前鋒說,“我們能不能給它剪指甲?”

再舉辦一次婚禮就太傻了,我父親認為弗洛伊德為他們舉辦的那一次已經足夠了。但我母親的家人一再堅持要讓那個聖公會牧師為他們舉行婚禮。牧師就是帶母親去參加畢業舞會的那個人。我父母隻好照辦。

婚禮之後,母親和父親兩人共度了一場極其短暫的蜜月之旅。

“這次你們一定幹了!”弗蘭妮總是這樣大聲嚷嚷。但他們不一定有機會幹,因為他們沒有在旅館裏過夜。他們一大早坐火車去了波士頓,然後在坎布裏奇附近閑逛,想象他們有朝一日住在這裏,父親就在哈佛讀書,該有多好;連夜又坐慢火車回新罕布什爾了,第二天天亮的時候回到了家。他們的第一張婚床應該是我母親少女時代住的房間裏的那張單人床——在父親為了積攢上哈佛的學費外出闖**期間,母親將仍然住在這裏。

厄爾要走了,鮑勃教練感到很難過。鮑勃確信他可以教會這頭熊如何打防守,但我父親告訴他,這頭熊將外出為他家掙生活費,為他掙學費。一天晚上(那時納粹已經占領了波蘭),空氣中剛有初秋的寒意,母親在德瑞中學的田徑場上與父親吻別了。田徑場的那邊就是艾奧瓦鮑勃家的後門。

“照顧好你的父母,”父親對母親說,“等我回來,我要好好照顧你。”

“惡心!”弗蘭妮總是這樣哼一句。不知什麽原因,聽了這一段,她總覺得不舒服。她從不相信這一段。莉莉也不相信,她身體一顫,揚起了鼻子。

“閉嘴,好好聽故事。”弗蘭克總是這樣說。

至少我不像我的這些兄弟姐妹那樣一根筋。我可以想象我母親和父親吻別的場景:一定是小心翼翼的——鮑勃教練在一旁與熊玩著遊戲,逗它開心,這樣它就不會認為我母親和父親在偷偷吃東西,卻不與它分享。在厄爾身邊接吻,永遠是充滿危險的。

我母親告訴我們,她知道我父親會對她忠誠的,因為,要是他敢吻別人,厄爾就會抓撓他。

“你對媽媽忠誠了嗎?”弗蘭妮問父親,她總是用她這種可怕的方式發問。

“當然。”父親說。

“我才不信。”弗蘭妮說。莉莉總是一臉的憂心忡忡——弗蘭克則把視線投向別處。

那是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我母親懷孕了,她自己竟然不知道——懷上了弗蘭克。我父親騎著摩托車在東海岸賣藝,去了各家度假酒店——有大樂團演奏,有玩賓果遊戲的人群和賭場的酒店。隨著季節的轉換,他一直往南走。一九四〇年春天弗蘭克出生的時候,他正在得克薩斯州;那時,父親和厄爾正與一個叫孤星銅管的樂隊各處巡回演出。得克薩斯人很喜歡看熊表演的節目。在沃斯堡,幾個醉漢壯著膽來偷摩托車,卻不曾料想厄爾在那裏睡覺,它腳上的鎖鏈連著摩托車。這幾個醉漢住了院,得州的法庭判處父親支付醫療費。為了迎接第一個孩子的降生,他一路往東,晝夜兼程往家裏趕,這又花掉了他辛苦賺來的一些錢。

“惡心!”弗蘭妮總是這樣說。但弗蘭克對自己名字的來曆頗感自豪。

父親這次回來,在德瑞鎮和母親待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待到她再次懷孕,他又走了。這一回,他與厄爾去了弗吉尼亞海灘和南北卡羅來納。七月四日[14]那天,發生了一個事故,他和厄爾被人趕出了科德角的法爾茅斯。這場事故之後不久,父親回家與母親團聚了,在家裏休養身體。那一天,法爾茅斯舉行了獨立日遊行活動,我父親的摩托車的一個軸承突然掉了。一名來自布紮茲灣的消防員前來幫助父親修理壞掉的摩托車,厄爾卻大發脾氣,橫衝直撞。原因是,這名消防員不巧帶著兩隻達爾馬提亞犬,這是很愚笨的犬種;這兩條達爾馬提亞犬果然不長腦子,竟然打了坐在挎鬥裏的厄爾。厄爾二話不說就將一隻狗斷了頭,然後把另一隻狗追進了奧斯特維爾男子壘球隊的遊行隊伍裏,這隻愚蠢的狗躲在裏麵不出來了。這樣一來,遊行隊伍一下子就亂掉了,布紮茲灣來的那個消防員也不願幫父親修摩托車了,法爾茅斯縣的治安官把父親和厄爾押送到了郊外。因為厄爾不願意坐小汽車,所以這段路走得異常艱辛:汽車拖著摩托車走,厄爾則坐在摩托車的挎鬥裏。五天之後他們才配上了零件,修好了引擎。

更糟糕的是,厄爾從此對狗產生了興趣。鮑勃教練想了好些運動的點子,訓練它撿球,改進它的前滾動作,甚至叫它做仰臥起坐,想著能讓厄爾改掉這個壞習慣。但是厄爾太老了,不相信劇烈運動會有什麽用——讓艾奧瓦鮑勃去相信好了。厄爾發現,想殺死一隻狗,甚至都不用費勁地跑來跑去,隻要略施詭計——厄爾可是一頭無比狡猾的熊——狗就會直奔它而來。“接著,一切都完了。”鮑勃教練說,“它本可以成為一個多麽棒的橄欖球後衛啊!”

因此,父親大部分時間都用鐵鏈鎖住厄爾,還給它戴上嘴套。我母親說厄爾很沮喪,她發現這頭老熊越來越不開心,但我父親說,厄爾一點也不沮喪。“它隻是在想狗而已。”父親說,“能與摩托車鎖在一起,它最開心不過了。”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父親住在德瑞鎮的貝茨家裏,晚上去漢普頓海灘為遊客表演節目。他教會了厄爾一個新的節目,名叫《找工作》。這個節目用不著這輛舊摩托車,正好讓摩托車少點磨損。

一天晚上,父親和厄爾在漢普頓海灘的一個露天音樂演奏台上表演節目。燈光亮起,大家看到厄爾坐在一把椅子裏,身上穿著男人的衣服。這身衣服是鮑勃教練的,當然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造。待觀眾的笑聲平息,父親手裏拿著一張紙,走上演奏台。

“厄爾!”厄爾說。

“哦,是厄爾,我明白了。”父親說,“你想找份工作,對嗎?”

“厄爾!”厄爾說。

“是的,我知道你叫厄爾。你想要一份工作,對嗎?”父親說,“這上麵說你不會打字,你連字都不識一個——上麵還說你還有酗酒的毛病。”

“厄爾。”厄爾表示同意。

觀眾時不時往台上扔來水果,不過父親事先已將厄爾喂得飽飽的——這裏的觀眾跟父親在阿布史諾特酒店見到的觀眾不一樣。

“好吧,如果你不會說別的,隻會說自己的名字,”父親說,“那我就要鬥膽說一句,今晚你不是喝醉了,就是實在太笨了,連自己的衣服都不會脫了。”

厄爾沒有吭聲。

“怎麽樣?”父親問,“讓我們看看你會不會脫衣服。脫下你的衣服。快點!”演到這裏,父親要從厄爾的屁股底下猛地抽掉椅子,厄爾要做一個前滾翻動作——那是鮑勃教練教的。

“這麽說,你會翻跟鬥囉。”父親說,“厲害。衣服,厄爾。讓我們看看你怎麽脫衣服。”

可以說,讓一群人看熊脫衣服,是一件很傻的事:我母親很討厭這個節目——她說,讓厄爾在這麽一群粗野喧囂的人麵前把自己脫得光光的,對厄爾是不公平的。厄爾脫衣服的時候,父親通常要幫它解掉領帶——如果父親不幫它,它有時一怒之下,會直接將領帶扯斷。

“你對領帶下手真狠啊,厄爾。”父親會這樣說。漢普頓海灘上的觀眾都很喜歡聽這句話。

等厄爾脫光衣服,父親就會說:“很好,來吧——別停。脫掉你那身熊皮。”

“厄爾?”厄爾會這樣說。

“脫掉你的熊皮。”父親會說,然後扯扯厄爾的皮毛——就那麽輕輕扯了一下。

“厄爾!”厄爾會大吼大叫起來,而觀眾則會嚇得驚恐地尖叫。

“我的上帝,你真是一頭熊啊!”父親會這樣大叫一聲。

“厄爾!”厄爾會大吼起來,繞著椅子一圈一圈追趕父親。這時一半的觀眾嚇得跑進夜色中,一些觀眾跌跌撞撞跑過柔軟的沙灘,跑進水裏去了,還有一些觀眾往台上扔來更多的水果和盛著熱啤酒的紙杯。

每星期一次在漢普頓海灘賭場表演的節目,對厄爾來說,是動作比較溫和的一個節目。我母親改進了厄爾的舞蹈風格。她帶著厄爾在空****的舞台上一亮相,大樂隊就奏響第一支曲子,一對對觀眾趕緊擠過來看,眼神充滿了好奇。隻見那頭矮小的熊身板寬闊,穿著艾奧瓦鮑勃的衣服,弓著背,在我母親的引領下,靈活地倒騰著兩隻後爪——舞姿出人預料的優雅。

那些晚上,都是由鮑勃教練在家照看弗蘭克。演出結束之後,我父母帶著厄爾騎著摩托車沿海岸公路回家。他們會在豪宅雲集的拉伊鎮停下來看海浪,拉伊的海浪人稱“白浪”。新罕布什爾州的海岸比緬因州的海岸開發得更早,但也更髒亂。看著拉伊的白浪上磷光閃閃,我父母一定想起了在阿布史諾特酒店的那些夜晚。他們說,在騎摩托車回德瑞鎮的路上,他們總要在那裏駐足停留一會兒。

“它以為我要帶它去釣魚。”父親說。“聽著,厄爾,我沒有釣魚的裝備——沒有誘餌,沒有茶匙盤,沒有釣竿——蠢貨。”父親對厄爾說,攤開空空的兩隻手。厄爾表情茫然。他們發現這熊幾乎瞎了。他們說服了厄爾,今晚不去釣魚,帶它回了家。

“它怎麽一下子這麽老了?”母親問父親。

“它都開始在挎鬥裏撒尿了。”父親說。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父親離家去外地做冬季演出了。此時,我母親正懷著弗蘭妮。父親決定去佛羅裏達,母親接到的第一封信,是他從克利爾沃爾特寄出的,緊接著又收到他從塔本泉寄出的信。厄爾得了一種奇怪的皮膚病,耳朵感染了,身上生了熊特有的真菌。生意也很冷清。

轉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初,時值晚冬。過幾天弗蘭妮就要出生了。但是,這一次父親沒有回家——弗蘭妮永遠也不會原諒他。

“我懷疑他早就知道我是一個女孩。”弗蘭妮總愛這樣說。

等到一九四一年的夏天,父親才再次回到了德瑞鎮。他很快又讓母親懷孕了。這一次母親懷上了我。

他答應再也不離開她了;他在邁阿密的馬戲演出很成功,賺了足夠的錢,秋天可以去哈佛讀書了。他們可以過一個輕鬆愉快的夏天了。他們有時仍去漢普頓海灘演出,但隻有在他們覺得高興去的時候才去。為了去哈佛上課,他坐火車去波士頓;除非能在坎布裏奇找到一個便宜的住所,否則他就這樣每周往返於學校與家之間。

厄爾在一分一秒地變老。每天必須為它的眼睛塗上一種淡藍色的藥膏,就像水母身上的那種薄膜;但厄爾馬上就把藥膏擦在家具上了。母親驚恐地注意到它身上的大部分毛都掉了,整個身體似乎也在萎縮,皮膚變得越來越鬆弛了。“它的肌肉不緊了。”鮑勃教練憂心忡忡地說,“它應該練練舉重,或者跑跑步。”

“騎著摩托車出去,不帶上它,”我父親對他的父親說,“那樣它就會跑著追你去。”可是,看鮑勃教練騎上摩托車走了,厄爾也並不去追趕他。它一步也不跑,它一點也不在乎那摩托車了。

“對厄爾來說,”父親說,“親昵的關係確實會生出一點輕蔑來。”他與厄爾一起辛苦演出了那麽長時間,現在終於理解為什麽弗洛伊德對這頭熊有這麽大的怒氣了。

我的父母很少談起弗洛伊德。歐洲有了戰事,不難想象他會遭遇什麽。

哈佛廣場的烈酒商店在出售威爾遜公司生產的一種黑麥威士忌,名叫“幹了吧”,很便宜,但我父親是不喝烈酒的。坎布裏奇的牛津燒烤店從前賣一種生啤,用形似窄口白蘭地酒杯的玻璃容器裝著,一壺一加侖。隻要你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喝完這一壺,就能免費續一壺。上完一星期的課,父親常在那裏喝上一壺,然後匆匆趕到北站,坐火車回德瑞鎮。

一九四二年三月份,我出生了,他們給我取名為約翰——取的就是約翰·哈佛[15]的名字。(弗蘭妮之所以叫弗蘭妮,是因為弗蘭妮與弗蘭克發音有點相近,聽上去像兄妹。)母親不僅忙著照顧我們這些孩子,還要忙著照顧榮休拉丁語教授,又要幫鮑勃教練照顧衰老的厄爾;她沒有時間和朋友們玩樂。

到一九四二年夏末,戰爭的威脅懸在每個人的頭上:這不僅僅是一場歐洲戰爭了。雖然這輛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耗油量很小,但現在也不開動了,成了厄爾的住所。狂熱的愛國熱情席卷了全國的各大校園。學生們從學校得到了配給的糖券,大多數學生把糖劵送給了家人。在三個月的時間裏,父親在哈佛的每一個熟人,不是應召入伍,就是自願參加了某種軍事訓練項目。不久,榮休拉丁語教授去世,外婆很快也隨他而去——在睡夢中壽終正寢。母親繼承了一份小小的遺產。父親自願提前入伍,一九四三年春接受了新兵訓練。那年他二十三歲。

父親把弗蘭克、弗蘭妮和我留給了待在家裏的母親照看,離開了他的父親艾奧瓦鮑勃,還把照顧厄爾的繁重任務交給了他。

父親寫來家信說,接受訓練的新兵住在大西洋城的各個旅館,他們一住,就幾乎要把旅館毀掉。他們每天清洗木地板,沿著木板小路行進,去沙丘上進行步槍射擊訓練。有了這些受訓的新兵,木板路上的酒吧生意一時興隆起來,但我父親從來不去。部隊裏沒有人問你年紀大小;受訓的新兵大多比我父親年輕,他們把所有的神射手獎章悉數別在胸前,一杯接著一杯地喝。酒吧裏充斥著來自華盛頓的辦公室女郎,大家都抽不帶過濾嘴的香煙——隻有我父親一個人不抽。

父親說,每個人都幻想著在出國打仗前“最後浪一把”,但大多數人隻是過過嘴癮,很少有夢想成真的;隻有父親做到了——他和我母親在新澤西的一家旅館親熱了整整一夜。幸運的是,這次父親沒有讓母親懷孕,所以母親暫時不用操心新的孩子,隻要照顧好弗蘭克、弗蘭妮和我就行了。

父親從大西洋城來到紐約北部一所以前的預備學校,在這裏接受密碼訓練,然後被送到猶他州卡恩斯市的查尼特菲爾德,接著又被送到喬治亞州的薩萬納——他以前與厄爾來過這裏,在一家叫德索托的老酒店表演過。最後,父親被送到了漢普頓路,從這裏出發,他登船去了歐洲戰場。他心裏有一個模糊的想法:在歐洲說不定會找到弗洛伊德呢。我父親確信,他給我母親留下了三個孩子,他一定能平平安安回到家中的。

父親乘坐海軍的運輸船離開了意大利,經特立尼達到了巴西——“巴西就像說葡萄牙語的意大利”,他在給我母親的信裏這樣寫道。最後,我父親坐一架C-47運輸機回到了美國,患有炮彈休克症的飛行員駕駛著這架運輸機從邁阿密最寬闊的街道呼嘯著騰空而起。從空中,父親認出了一個停車場,以前厄爾在一次演出之後在這裏嘔吐過。

我母親在戰爭中所做的貢獻,除了為母校湯普森女子中學做秘書工作,主要是接受了醫院的培訓;她參加了德瑞鎮醫院為助理護士開辦的第二期培訓班。她每星期去醫院上八小時的班,但平時要補缺代班,隨叫隨到——這是常有的事(當時醫院的護士嚴重短缺)。她最喜歡的崗位是婦產科和產房。她深知沒有丈夫陪伴的女人在醫院裏生孩子是什麽滋味。我母親就是這樣度過戰爭歲月的。

戰爭結束後不久,父親帶鮑勃教練去波士頓的芬威公園看了一場職業橄欖球賽,然後他們去北站趕火車回德瑞鎮。在去北站的路上,他們碰到了父親的一個哈佛同學,這位同學把一輛一九四〇年產的雪佛蘭轎車以六百美元的價格賣給了他們——比新車還要貴一點呢,但這輛車外形保養得很好,汽油又便宜得可笑,一加侖也許隻要二十美分;鮑勃教練和我父親分擔了保險費。這樣,我們家終於有了一輛汽車。父親繼續在哈佛完成他最後的學業。母親這下有辦法帶弗蘭克、弗蘭妮和我去新罕布什爾州的海灘玩了。有一次,艾奧瓦鮑勃開車帶我們去了懷特山。在山上的時候,弗蘭妮一把將弗蘭克推到一個黃蜂窩裏,弗蘭克被黃蜂叮得很厲害。

哈佛大學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宿舍變得異常擁擠,學校的克裏姆森運動隊換了新隊員。美國人發現了伏特加酒——斯拉夫文化專業的學生聲稱這是他們的功勞:不摻任何別的東西,用小小的高腳玻璃杯一口喝下去——純俄羅斯喝法。但我父親依然喜歡喝啤酒。他換了專業,改修英國文學了。這一次,他又想加快課程的進度,想提早畢業。

當時已經沒有多少大樂隊了。在以前,交際舞算是一種運動,一種很好的消遣,現在也不時興了。厄爾已經老得不能再上台表演了;我父親從空軍退役後的第一個聖誕節,是在喬丹馬什百貨公司的玩具部打工度過的。他又讓我母親懷孕了。母親這次懷上的是莉莉。弗蘭克、弗蘭妮和我的名字都有具體的由來,而莉莉這個名字偏偏沒有特別的原因——這讓莉莉對父母心生怨恨;或許我們都沒有想到,她心裏竟然結下了這麽大的怨恨——說不定她這一輩子都在怨恨吧。

莉莉生於一九四六年,那一年弗蘭克六歲,弗蘭妮五歲,我四歲。我們突然有了一個父親——說真的,我們好像第一次見到他;在我們成長的這幾年裏,他總是不在家:不是去歐洲打仗、去哈佛上學,就是與厄爾一起在外麵到處跑。在我們眼裏,他就是一個陌生人。

他和我們在一起時做的第一件事,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帶我們去了一趟緬因州,我們以前從未去過那個地方。他帶我們參觀了“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當然,對我父親和母親來說,這是一次浪漫的朝聖之旅、懷舊之旅。莉莉太小,還不能出遠門,厄爾又太老,也是不宜出門的,但父親堅持讓厄爾跟著我們一起去。

“看在上帝的分兒上,阿布史諾特酒店也是厄爾的酒店。”父親對母親說,“如果我們不帶老‘緬因州’去看這阿布史諾特酒店——那感覺就完全不一樣了!沒有‘緬因州’就不行!”

就這樣,莉莉被留在了家裏讓鮑勃教練照看,母親開著一九四〇年產的雪佛蘭小轎車,帶著弗蘭克、弗蘭妮和我出發了,車上還帶了一大籃子的野餐食物以及一大堆毯子。父親已經把一九三七年產的印度摩托車修好,現在他就騎著這輛摩托車跟在我們後麵,厄爾坐在挎鬥裏。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地沿著彎彎曲曲的海岸公路——那時緬因州還沒有收費公路——一路北上,車速慢得令人難以置信。好幾個小時之後,我們到了布倫瑞克;又過了一小時,我們過了巴斯。不一會兒,我們就看到了淤青色的大海波濤洶湧,那是肯納貝克河的入海口;看到了波帕姆堡,看到了灣角的釣魚小屋——看到一條鏈子擋住了通往阿布史諾特酒店的那條車道。

季節性臨時歇業

阿布史諾特酒店已歇業好幾個季節了——在父親拆下鏈條,我們的車子往老酒店開去的時候,他一定意識到了這一點。酒店的幾幢樓房被遺棄在那裏,一片荒涼,毫無色彩可言,看上去像堆堆白骨。房間的窗戶大多用木板封了起來;沒有封的,都被砸爛了。第十八杆洞的那麵褪色的小旗插在高起的門廊的地板裂縫裏,這門廊原來就是舞廳的邊緣。“海邊的阿布史諾特酒店”屋頂上的那麵耷拉著的旗子,仿佛在暗暗地告訴人們,這是一座被困已久的城堡。

酒店的碼頭快要沉到海裏了。碼頭邊的船庫被戰爭期間的一場颶風刮到大海裏去了。周圍的漁民用老碼頭來加固他們擋魚的堰壩,堰壩與建在灣角的捕蝦人碼頭連成了一片,現在常有一個男人或一個男孩拿著來複槍在那裏站崗。“他站在那裏,是為了射殺海豹。”父親趕緊解釋——因為遠處帶著槍的那個人把我母親嚇壞了。在緬因州,圍堰捕魚很不成功,海豹是最大的禍害:海豹闖入堰壩,狼吞虎咽地吃掉被圍住的魚,然後破堰而逃。海豹就用這種方式吃掉了很多魚,還毀壞漁網,所以氣憤的漁民們一看到海豹,就會舉槍射殺。

“這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殘酷的自然法則之一’。”父親說。他堅持讓我們看看他和母親住過的宿舍。

看到眼前這個破敗景象,他們倆一定都很沮喪——在我們這些孩子看來,這裏簡直太不舒服了,我們隻覺得陌生,毫無其他感覺——我母親感到更為沮喪,不是因為她看到原先那麽輝煌的酒店如今破敗成這個樣子,而是因為看到父親麵對此情此景,竟然有如此強烈的反應。

“戰爭真的改變了太多的東西。”母親說,聳了聳她那著名的肩。

“耶穌啊,上帝啊,”父親不停地感歎,“竟然會成這個樣子!他們怎麽把它弄成這個樣子?他們太不民主了。”他對我們這些困惑不解的孩子說。“應該有辦法設定標準,設定好的品味,但又不至於太過頭,讓你破產。在阿布史諾特酒店和漢普頓海灘的某種旅館之間,應該有一個折中方案,好讓大家都活下去。耶穌啊,上帝啊。”他不停地感歎,“耶穌啊,上帝啊!”

我們跟著他,圍著這破敗的建築轉,在草坪上轉——草坪上雜草叢生,樹木被砍得亂七八糟。我們找到了樂隊成員乘坐過的那輛舊公共汽車,還有一輛草坪上的員工使用過的舊卡車——卡車上全是生了鏽的高爾夫球杆。這些車以前都是由弗洛伊德負責修理和維護的,現在再也跑不起來了。

我們聽到遠處傳來厄爾的一聲吼叫。“厄爾!”它在向我們呼叫。

我們聽到遠處的兩聲來複槍響——從灣角碼頭傳來的。我想我們大家都明白,這不是射殺海豹的槍聲。這是射殺厄爾的槍聲。

“哦,天哪,溫!”我母親說。她趕緊抱起我,往前跑去;弗蘭克激動地繞著她跑。

父親將弗蘭妮抱在懷裏,往前跑去。

“‘緬因州’!”他喊道。

“我打中了一頭熊!”碼頭上的一個男孩喊道,“我打中了一頭大熊!”那個男孩穿著粗布連體工裝褲,膝蓋處都磨破了,上身穿著一件柔軟的法蘭絨襯衫;胡蘿卜色的頭發噴著定型鹽水,硬邦邦的,閃著亮光;蒼白的臉上起了很奇怪的疹子,嘴裏一副爛牙;看來隻有十三四歲的年紀。“我打中了一頭熊!”他尖叫道。他興奮得很,在外麵海上勞作的漁民不知道他在喊什麽。他們不可能聽到他的聲音,因為漁船馬達轟鳴,加上海麵上風又大。漁民們慢慢地把船靠攏到碼頭周圍,然後準備登上碼頭,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厄爾趴在碼頭上,大大的腦袋壓在一卷上過柏油的繩子上,兩隻後爪蜷曲在身下,一隻厚重的前爪隻差幾英寸就抓到那桶誘餌魚。熊的眼睛已經不好使很久了,它一定把拿著步槍的男孩誤認為拿著釣竿的我父親了。它甚至可能依稀想起吃青鱈的情景了。當它慢慢向前走去,走到小男孩身邊的時候,它那依然靈光的鼻子嗅出誘餌魚的味道。這頭熊前來向這個警覺地守望著海麵提防著海豹的小男孩打了招呼,小男孩肯定被嚇壞了。他的槍法很好——當然了,在這個距離之下,即使槍法不好,也能一槍打中這頭熊。小男孩朝厄爾的心髒連開兩槍。

“天啊,我不知道它是有主人的。”拿著步槍的男孩對我母親說,“我不知道它是隻寵物。”

“你當然不知道。”我母親安慰他說。

“對不起,先生。”男孩對我父親說,但我父親沒有聽他的話。父親在碼頭上坐下,坐在厄爾身邊,把這隻死去的熊的腦袋抬起來,放到他的腿上;然後把厄爾的臉貼到他的肚子上,哭了起來。當然,他不是隻為厄爾哭。他也為阿布史諾特酒店和弗洛伊德哭,為一九三九年的那個夏天哭。我們這幾個孩子不禁擔心起來。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認識這頭熊已經很久了,我們對熊的了解勝過我們對父親的了解,所以,我們都感到不解:為什麽這個剛從哈佛大學回家,剛從戰場回家的男人抱著這隻老熊痛哭不止?我們這些孩子,真的還太小,不會真正了解厄爾,但這頭熊總在我們身邊,我們總記得它硬硬的皮毛,記得它熱乎乎的口氣散發出的水果味和泥土味,記得它身上的死天葵味和尿騷味——我們對它的記憶,比對榮休拉丁語教授和外婆的記憶,還更清晰呢。

“那個笨孩子把人家的一隻狗打死了吧。”一隻船上的一個漁夫說。

從碼頭的梯子上爬上來了一個老漁夫,他穿著一件髒兮兮的油布黃雨衣,斑駁的白胡須也是髒兮兮的,滿臉曬得黑黑的。他的濕靴子走起來咕咕作響,身上淨是魚腥味,比厄爾的卷曲的爪子旁邊放著的那桶誘餌魚的氣味重多了。他年紀這麽大,當年在阿布史諾特酒店最輝煌的時候,想必在附近的海裏捕過魚。這個老漁夫,也見識過好日子。

這個老人看到了那頭死熊,脫下他那頂寬大的西南部人常戴的帽子,拿在一隻手裏——這隻手很大很硬,活像一把魚叉。“我的老天啊。”他畢恭畢敬地說了一聲,然後拿一隻胳膊摟住背著來複槍的男孩的肩膀,這孩子正瑟瑟發抖呢。

“我的老天啊,你打死了‘緬因州’!”

[1] 1磅約合0.4536千克。——譯者注(本書中注釋,如無特殊說明,均為譯者注。)

[2] 原文為拉丁語。

[3] 其實這兩個州緊挨著。

[4] 溫斯洛的昵稱。

[5] 德語,意為“是的”。

[6] 德語,意為“不!不!”

[7] 坎布裏奇是哈佛大學的所在地,離波士頓不遠。

[8] 德語,意為“狗屎,該死的”。

[9] 德語,意為“晚上好,我的夫人和先生。”

[10] 德語,意為“怎麽了?”

[11] 德語,意為“上帝”。

[12] 德語,意為“再會!”

[13] 弗蘭克的原文為Frank,作形容詞,意為“坦率的,直截了當的”。

[14] 美國獨立日。

[15] 哈佛大學最早的主要捐款人,一般被認為是哈佛大學的創始人,哈佛大學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