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個不明飛行物的差異化生存
“我們不是乙方，是丙方。”在奉客戶為衣食父母的顧問谘詢行業，敢說這話的恐怕除了王誌綱找不到第二個人。
很多人知道王誌綱，是從1996年的那本風靡一時的《謀事在人》開始的，正是這本不過幾百頁的書讓“策劃”這兩個神奇的字眼不脛而走，點燃了無數知識青年的創業**，也讓國人意識到了頭腦產業和智慧的巨大價值。書中的主人公王誌綱因此一夜之間成了中國策劃業的代表性人物，但隨之而來的策劃業的大起大落，亦使“王誌綱”這三個字不斷地被人們附著上各種含義：有奉之為大師者，也有質疑和批判者，有不置可否者，自然也不乏暗槍和冷箭。
那麽，在一段曾經風雲的歲月過後，10年後的今天，我們又該用怎樣的筆墨來講述王誌綱和他的團隊呢？也許一切主觀上的評價都為時過早，在這個充滿喧囂和浮躁的年代裏，我們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幅熱鬧的景象：有人一不小心奇跡般地崛起，又轉瞬間泡沫般地消失；有人昨天還是媒體大肆追捧的精英和偶像，轉眼又作為時代的悲劇性人物成為大眾指責和奚落的對象；有人在偶然中成功，卻又在必然中歸於沉寂……這樣的故事幾乎每天都在我們的身邊上演，而王誌綱和他的團隊卻似乎是一個例外。
十年來，王誌綱和他的團隊就像汪洋裏的一條船，當很多人以為王誌綱的精彩已經成為過去，卻又在不經意間發現這條船又一次浮出水麵；當曾經的江湖盛傳“王誌綱已經銷聲匿跡”的時候，人們卻又在風暴眼背後再一次看到他們的身影，一次次地探底，一次次地衝上峰頂。也許更值得人們思索的是，為什麽王誌綱和他的團隊的每一次衝浪，都擁有了一個更高層次的舞台？
王誌綱早在下海之初就曾說過，我的生存壓力並不大，金錢隻是順帶的結果。究竟是什麽力量賦予了這個人和他的團隊與眾不同的生存能力？是因為幸運女神的一次次垂青才造就了所謂的王誌綱現象，抑或是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王誌綱既善於策劃別人，同時也善於策劃自己？
或許有人更想知道，在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不過兩到三年的中國，為什麽一個既沒有任何官方背景，也沒有任何特殊資源，甚至可以說是赤手空拳的知識分子和他的團隊能夠走到今天？
他們憑什麽能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著賣方市場的江湖地位，乃至於總是處於相對無競爭對手的狀態？
這個人和他的團隊到底是怎樣的“丙方”呢？
|激流後的拐彎|
在一個人的一生中，真正決定其命運的不過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瞬間而已，但真正能抓住這個瞬間的隻有極少數人。企業的發展也是如此，當戰略轉折點來臨時，隻有少數先知先覺者能成為贏家。
2001年，王誌綱工作室完成了驚險的一跳。此前，在大多數人的記憶中，王誌綱工作室還是一家以地產策劃見長的機構。
這年春天，一場轟動全國地產界的大盤之戰在廣州番禺的華南板塊率先打響，在一塊不過兩萬多畝的土地上，聚集了南中國最有實力的八大發展商，其競爭之激烈、競爭規模之大、競爭水平之高至今無出其右者。在各路地產豪傑中，王誌綱工作室竟然同時擔當兩家發展商的總策劃，當時的情況是，幾乎所有的地產行家和專業人士都對華南板塊的前景表示悲觀和懷疑，更有人斷言：“華南板塊將是王誌綱的滑鐵盧！”
然而，事實卻證明了王誌綱的預言，這場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工作室發展命運的商戰過後，王誌綱和他的團隊再一次成為了引領中國地產發展潮流的風雲機構。但正是在工作室發展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景下，王誌綱卻做出了一個在很多人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選擇，開始從傳統的地產策劃領域淡出了。
一係列前所未有的課題驀然擺在王誌綱工作室的麵前。作為一個團隊的領頭人，王誌綱幾乎在第一時間感到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工作室的一次內部會議上，王誌綱決定抓大放小，他充滿豪情地說道：“戰略時代終於到來了，我們為這一天已經整整等了10年。我們用了10年的時間告訴國人，規劃之前是策劃；我們還要用10年的時間告訴國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戰略。”
正當工作室準備在大盤時代的戰場上乘勝追擊、擴大戰果之時，王誌綱悄悄派自己的一支隊伍進軍北京，工作室的業務領域開始迅速向城市經營轉移。在接下來的一兩年裏，從大北京到大上海，從華東到西南，隨著此起彼伏的城市化浪潮，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開始找到這家來自於市場的地產策劃機構。直到2003年夏天，時任成都市市長的李春城在與王誌綱初次見麵、溝通之後，立即決定委托工作室為大成都未來5年的發展提供戰略谘詢，此舉也標誌著工作室作為一個戰略谘詢機構終於浮出水麵。此時，距王誌綱當年告別新華社下海已整整過去了10個年頭。
近兩年來，王誌綱工作室幾乎每天都會遇到各種極具挑戰性的課題。讓我們來看一組鏡頭：
——國內第一條城際地鐵（廣州至佛山線）告急。這項工程的實施不僅直接關係到廣佛一體化的進程，也牽動著廣東省委實施“泛珠三角”戰略的實質性推進。但是，由於巨大的投資和錯綜複雜的地方利益關係，該項目進展舉步維艱、幾成僵局。值此關鍵之機，廣佛地鐵集團終於想到了一個此前與地鐵行業毫不相幹的機構——王誌綱工作室，有意思的是，當這家長期征戰於中國市場經濟第一線的策劃機構進場時，在中國的另一個熱點區域，久負盛名的麥肯錫也在緊鑼密鼓地為上海地鐵出謀劃策；
——作為中國的文化大省，陝西一直以來都在醞釀重新打造位於寶雞市的宗教聖地——法門寺風景區，希望以此超級引擎帶動陝西省旅遊業的快速發展。而當台灣的一家著名設計機構拿出規劃方案後，當地政府卻感到規劃雖好但無法運作，一位省級領導情急之中決定在規劃之前請王誌綱工作室好好策劃。為此，工作室的一支隊伍穿梭於名山大川，遍訪國內高僧大德，破解著一個令一般機構更感到匪夷所思、無從下手的課題——宗教如何旅遊？
——在大上海，一向習慣於聘請國外知名谘詢機構的當地政府把目光投向了這家來自於本土的策劃機構。麵對上海市中心城區最後一塊大宗處女地，盡管有關方麵此前已經找到數家國際大牌機構擔綱規劃設計，但由於缺乏統領全局的理念和定位，開發方總覺得少了點什麽，一位當地領導在與工作室簽約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這是我們上海今年的001號工程，以前的政策研究室是迎合我，學院派是論證我，洋顧問是不懂我，找來找去還是要找你們，隻有你們懂我。”
——哈爾濱如何借助振興東北的東風再振雄風，後來居上？以往，工作室的業務一般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西部經濟比較活躍的城市和地區，但自中央明確提出“振興東北”的戰略以來，雖有天時卻不占地利、人和的哈爾濱為了打一場翻身仗，提出要舉全省之力跨過鬆花江發展新城，傾力打造麵積達三百多平方公裏的鬆北新區。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抓住機遇，開發好一個麵積與百年哈爾濱相當的新區事關重大，於是哈爾濱市政府也想到了王誌綱工作室；
——中部崛起下的南昌城市化建設遇到了尷尬的難題，同樣是跨江發展打造的南昌的新CBD，但令政府始料未及的是，新CBD成了一座臥城，除了房地產項目外沒有任何帶動新城發展的產業導入，於是搶救CBD的課題又輾轉擺到了工作室的案頭；另一方麵，在中部崛起的大勢下，南昌政府決定大張旗鼓地營銷城市，但到底如何營銷城市亟待破題，南昌市政府領導環顧全中國，似乎沒有第二個機構可以擔當此任；
——繼2003年成都市政府委托工作室在30天內拿出城市發展戰略，並將工作室的策劃成果寫入未來5年政府工作報告之後，周邊的幾個縣、區幾乎在同一時間找到了工作室，從老工業區的轉型到探索縣域經濟城鄉一體化的新課題無所不有。2005年春，成都市政府再一次委托工作室進行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研究與策劃，一場西部文化產業的大戲即將拉開序幕；
——2005年春天，工作室曆史上策劃麵積最大的區域——幅員25萬平方公裏的呼倫貝爾市找上門來，這裏不僅有舉世罕見的大草原，有多民族的文化和風情，也有舉世矚目的能源儲備，更與俄羅斯資源最富庶的西伯利亞地區有長達一千五百多公裏的邊境線。新任市長在第一時間就想到了王誌綱和他的團隊，於是，一個誌在擔當北疆開放龍頭、打造和諧社會典範的戰略構想很快浮出水麵，隨著中俄關係黃金期的到來，工作室正在全力以“中、俄、蒙高層論壇”為杠杆，向世人一舉揭開呼倫貝爾的麵紗……
除了應接不暇的區域和城市發展戰略，各種新興行業和產業的升級換代也成了工作室戰略策劃的天地。
有一個共同點是，無論針對的是數千畝的地產大盤還是數十平方公裏的一個片區，是一座城市還是一個麵積幾十平方公裏的區域，是企業還是產業，當求助方找到王誌綱工作室的時候，竟無一例外地都是來尋找戰略、尋找提綱挈領的解決之道，用王誌綱的話講，他們都是來找“魂”的。
為什麽一家土生土長的市場策劃機構會受到政府和企業的青睞呢？記得幾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演講中，有人曾問了王誌綱這樣一個問題：“北京曆來是盛產戰略家的地方，請問你們與北京的戰略家們有什麽不同呢？”王誌綱幽默地打了這樣一個比方：“北京的戰略家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我們的戰略是先從天上掉下來，然後再從地裏長出來的。”
|在質疑中高歌猛進|
“十年辛苦不尋常，笑問天下英雄，策劃神乎，鬼乎；一片江山收眼底，試看王門弟子，道行通否，專否？”這副對聯是王誌綱工作室一次內部年會上的開場白。同樣，工作室的風雨10年，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10年，是中國的市場經濟從淺海走向深海的10年，是中國本土的顧問谘詢業從無到有，從幼稚、草莽逐漸走向規範和成熟的10年。
也許，我們應該把王誌綱工作室的十年發展史看做是一部極具中國特色的戰略成長史。實際上，“戰略”一詞雖早已有之，但真正熱起來還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那時的人們開始如饑似渴地在充斥於圖書市場的西方管理典籍中找尋戰略的真諦，大洋彼岸的戰略大師也紛至遝來，他們的理論和觀點乃至於各種模型都成了眾人爭相追捧的圭臬。而此時的王誌綱工作室還沉浸在地產策劃的探索中，打造中國特色的商業思想庫還隻是這家機構的一個夢想。
2001年春節，一年一度的達沃斯峰會在瑞士召開。出席會議之餘，王誌綱悄悄來到了著名的洛桑國際管理學院，這家規模不大的機構在曆年的世界商學院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並以每年定期發布《國家競爭力報告》而廣為人知。一位笑容可掬的教授出於禮貌接待了這位來自於東方的陌生客人，但是，當王誌綱介紹了工作室習以為常的方法論的時候，這位教授竟感覺如遇知音。
有什麽樣的需求就會有什麽樣的谘詢業。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人們對於智力行業的認識也經曆了一次次洗禮。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市場經濟的閘門剛剛打開的時候，一個點子、一個創意就能產生一時的轟動，一個點子賣40萬的故事在神州大地上一遍遍地傳唱。
這個時候的王誌綱還是一名有著“李普曼”夢的新華社記者。10年的記者生涯使他以捕捉大題材見長，他的一篇篇縱論時勢風雲的新聞報道每一拋出，都在當時的中國尤其是在“珠三角”產生一陣旋風，以至於一位新聞大腕後來評價說：如果有人要寫一部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新聞史的話，王誌綱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名字。在王誌綱早期的新聞作品中，隨處可以看到對時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對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的生動描述，更能感受到一個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的鼓與呼。
早在新華社時，王誌綱就經常客串“珠三角”企業的商戰策劃，那些企業家們發現，他們除了需要王誌綱的大手筆之外，似乎更需要他發現問題、分析問題乃至表述問題、歸納問題的獨到能力。後來，王誌綱為自己所常常扮演的這種角色找到了一個自認為最貼切的概念：策劃。
但與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些突然走紅的大多數策劃人不同的是，王誌綱的策劃曆來以“大”見長，所謂“大”，不僅是因為其所策劃的項目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之大，也因為其整合政治、經濟、企業乃至社會、文化資源的範圍之廣，已遠非一招一式的策劃所能滿足，也不是某個專業所能駕馭的，同時更因為其策劃視野之廣闊、氣勢之宏偉、思路之係統和爆發力之強所至。
在工作室早期的策劃案例中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業內皆知的碧桂園策劃還是’99昆明世博會，無論是奧林匹克花園的橫空出世還是後來華南板塊引領地產大盤時代，可以說工作室的策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環環相扣的係統工程，從大勢把握到理念創新，從策略設計到要素整合，甚至到操作監理，工作室很快地建立起了自己所獨有的一套方法論和項目運作模式。而其中尤其令人難忘的，莫過於工作室一次次對趨勢和潮流的把握。
但與此同時，工作室並沒有忽略市場實戰的曆練。在10年的市場洗禮中，王誌綱一次次對他的員工們說：“我們今天拚刺刀，是為了明天不拚刺刀，為了導彈上刺刀。但是要讓市場認同我們，我們必須學會拚刺刀，而且比別人拚得要好。”
就在王誌綱和他的團隊在策劃這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新興行業上急行軍的時候，1998年卻有人開始預言策劃大師的終結。
有人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王誌綱給房地產帶來什麽？短短一兩年前還令人耳目一新的‘房地產策劃理論’這麽快就被行業內人士否定，這是善於預測的王誌綱未曾料到的，盡管他對策劃這門理論科學的前途曾經充滿信心。事實上，王老師又何曾有錯呢？生活方式、文化板塊、理念雖然不是原創概念，但畢竟是王老師用生動、形象的方法教會大家的，學生們為什麽不領情呢？
“再有效的感冒藥也不能拿去治心髒病，把脈高手拿起手術刀也許會出人命。從國外情況看，根本就沒有王誌綱這一類的‘策劃人’與‘策劃業’，有的隻是專業性非常強的谘詢顧問公司，他們的工作建立在大量的市場調查與數據分析上麵，強調的是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王誌綱之類的策劃人之所以在中國能有市場，主要是由於我們的管理者目前缺乏不斷更新知識的能力。從這個層麵說，策劃業隻是過渡階段的產物。
“那麽，房地產策劃究竟應走向何方呢？如果將何陽視為點子派，王力為公關派，王誌綱為戰略、方法論派，我們認為新一代的主流將是中國房地產最前沿的實戰家，他們既經曆過戰火的洗禮，又以務實的精神對中國房地產進行了理性而係統的鑽研，並逐步走上專業化道路。”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作者發出了這樣的吼聲：“老師下課吧！”
在一段時間裏，隨著曾經名噪一時的策劃人或者鋃鐺入獄、或者銷聲匿跡、或者改弦易轍，輿論仿佛跟王誌綱開了個玩笑。對於標誌著策劃界碩果僅存的“江湖大佬”，個性鮮明、一向獨來獨往的王誌綱轉眼間成了一些人不遺餘力攻擊的對象：有說工作室隻會玩虛的；有說王誌綱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更有人拿國際知名的洋谘詢與不知從何而來的土策劃相比，預言王誌綱的終結。甚至連工作室內部也時常產生“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疑問。
“一個人隻要自己不打倒自己，誰也別想打倒你！”麵對策劃界的風雲突變，王誌綱如是說。
在此非常之機，如果一個人和他的團隊繼續高舉策劃的大旗決然前行，與其說是需要過人的智慧，更毋寧說是需要堅定的自信和勇氣。在1999年的一次知識經濟大會上，麵對社會各界對策劃業的疑問和批判，王誌綱提出了財智時代的觀點，在談到讓人既愛又恨的策劃時，他借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表明自己的心誌：“當昨天的黑格爾被人們捧上神壇的時候，我是堅定的批判者；而當今天的黑格爾被人們當做落水狗痛打的時候，我卻要說，我是黑格爾的學生！”
事實上，工作室的業務絲毫沒有受到當時策劃界大氣候的影響，反而以其特立獨行的風格贏得了企業家們的極大尊重。
在廣東民營企業家商會的一次年會上，一位地產大鱷向作為商會首席顧問的王誌綱敬酒說：“我們的項目都是王誌綱工作室做的。”王誌綱聽了後馬上糾正道：“你們的項目都是你們自己做的，項目是雞蛋，企業是雞，雞蛋都是你們孵化的，跟我無關。”於是有企業家疑惑地問：“那你們的產品是什麽呢？”王誌綱笑著回答：“我們的產品就是老板的腦袋，我們是給老板換芯片的，當一個老板跟我們合作之後，他的腦袋就從386變成了486，變成了奔騰。”
對於工作室的價值和作用，王誌綱曾有過這樣一番形象的比喻：我們是不明飛行物，打常規的戰爭用不著我們，但如果要打現代化的立體戰爭，我們就能派上用場；我們是預警飛機，我們不能直接殺傷敵人，甚至還需要飛機和大炮來保護，但我們可以告訴你們敵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我們是變壓器，我們可以把不同電流的電壓變成同一個電壓。很多人說我們不專業，但如果一定要說專業的話，我們是橫向專業化：專業公司好比桌子腿，工作室就是搭建桌麵的，沒有桌麵，再好的廚師也擺不成宴席。
十年來，作為王誌綱工作室的船長，無論外界形勢如何，王誌綱從來都沒有動搖過對未來的憧憬和信心。他常常說：“市場經濟就像一把篩子，米往哪裏走，糠往哪裏走，最終都會各歸其位。”
就是這樣一個不明飛行物，一不小心用十年的時間趟出了一條與眾不同、也絕難複製的成長之路。
|東方特色的戰略之道|
什麽是戰略？哈佛商學院終身教授、世界頂尖的戰略管理大師邁克爾?波特說，戰略就是創造一種獨特、有利的定位，可以涉及各種運營活動；被稱為“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德魯克則將戰略稱之為“有目的的行動”；王誌綱在自己多年的策劃實踐中，常常用“我是誰，我從哪裏來，現在在哪裏，明天到哪裏去”來形容他眼中的戰略，而對於一個城市和區域的發展戰略而言，他的表述則更帶有東方色彩——戰略就是“找魂”。
與一般意義上的管理谘詢有所不同的是，王誌綱工作室的策劃方法在外人看來頗有點“亂拳打死老師傅”的味道，但在“迷蹤拳”的背後，不難發現工作室所遵循的戰略策劃有這樣一些特點：
其一，崇尚對國情、地情、政情乃至人情的深刻把握，並以此為基礎來進行大手筆的策劃。
十年來，王誌綱工作室的策劃實踐幾乎包括了從地產項目到片區開發，從城市運營到區域策劃，從企業發展戰略、市場營銷到整合傳播，從產品到企業、再到產業等多方麵、多領域的內容，足跡遍及中國每一個經濟活躍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接受市場委托時，王誌綱都有意識地選擇對當地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或對行業發展有標杆意義的項目和企業，而越是大的項目越依賴於對項目之外的宏觀環境、經濟走勢、地域文化乃至風土人情的全方位把握，這也是王誌綱所一再強調的“功夫在詩外”。也正是因為這種對國情、地情的深切體悟，使得王誌綱的策劃常常能在一瞬間直達問題的核心，幾乎不需要任何邏輯的推演和闡述，頃刻之間就能化繁為簡，甚至隻用一句話就能提煉出最根本的戰略思路。
其二，堅持自己的方法論。
王誌綱幾乎從來不看西方所謂大師的管理典籍，對那些顧問谘詢公司常常運用的理論模型和分析工具也沒有絲毫興趣。在王誌綱看來，那些理論工具隻有在一個已經發育得非常成熟的社會環境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中國這樣一個變動的大環境中，一旦拘泥於西方的分析工具就必將會犯刻舟求劍、盲人摸象的錯誤，甚至是南轅北轍。因此，方法論遠比掌握那些公式要重要得多，而方法論的最高境界是哲學，說到底就是一種動態的、複合的、辯證的思維方式。但要想真正掌握這種思維方式並能做到運用自如，在任何書本中都找不到答案，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隻能依靠在大量的策劃實踐中的漸悟。所以，王誌綱常常把工作室比作是一所學校。
其三，堅守先天的獨立性，也就是堅守王誌綱所戲稱的“丙方”立場。
大概與王誌綱的性格有關，工作室的策劃從來不會看客戶的臉色，無論是麵對身家數億的企業巨頭，還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作為“野生動物”的工作室始終都站在對全局負責任的高度，直言不諱甚至是無所顧忌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尤其在介入政府決策時，傳統的政策研究室和學院機構往往溫文爾雅、缺乏直麵問題的勇氣，抑或是為了自圓其說而追求表述的麵麵俱到；但作為“野生動物”的工作室則更喜歡單刀直入，其表述問題的方式不會像學院派那樣中規中矩，甚至常常攻其一點、不計其餘，也不會像政策研究部門那樣考慮上級的“承受力”，在言語的外衣下委婉地闡述見解，而是追求每一句話背後的獨立見解和含金量。
其四，注重戰略策劃的可操作性，也就是所謂的虛實結合。
也許是因為成長於市場經濟的最前沿——“珠三角”的緣故，在工作室早期的生存與發展中，伴隨著策劃業的大起大落，麵對種種猜疑和批判，靠案例說話是工作室的惟一選擇。對於一家出賣無形產品的谘詢機構來說，口碑就是生命，一次成功的探索可以使自身的發展到達一個新的高度；反之，一個失敗的案例也可以將一個在市場中自生自滅的谘詢公司推向深淵。因此，實踐結果是檢驗一個策劃案成功與否的惟一標準，有影響的案例就是這家機構在江湖上安身立命的通行證，正如工作室的一位策劃總監所說：“沒有落地的策劃頂多值一頓飯錢！”
十年來，王誌綱工作室一次次在策劃中尋找著能帶來巨大社會影響的“轉世靈童”，“要麽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是王誌綱對於策劃的一貫追求。也許來自於市場的聲音更具有分量。一次，一位工作室的客戶在“革命”成功之後半開玩笑地問王誌綱：“假如市場上再多一個王誌綱怎麽辦？”還沒等王誌綱回答，這位老板笑著繼續說道：“假如多了一個王誌綱，王誌綱就不值錢了，但事實上不可能再有第二個。”王誌綱隨後問他：“那麽，你覺得從我們這裏到底買到了什麽呢？”他回答說：“我買到了幾個東西，一是信心，二是方向，三是操作平台，四是特種手段。”
王誌綱更喜歡把工作室的策劃方法稱之為“道”，這裏所說的“道”並不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承“學”之上啟“術”之下的戰略之道。他認為，在中國的知識界常常存在兩個極端，一種是形而上的“學”，其弊端在於脫離實際，而在今天的中國，用冰冷的理論顯然無法解釋瞬息萬變的社會現象，因此其研究很難深入人心；另一種則是形而下的“術”，功能之術雖在市場中有用武之地，但並不能統領全局，隻能局限於某一個方麵。這中間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空隙，就需要所謂的“道”來填補。這個“道”既可以取“學”之長、避“學”之短，又能夠以虛馭實，整合各種功能之術，從而使戰略策劃遊刃於市場和學問之間，開辟出一個全新的研究和實踐領域。
|重估本土化的價值|
十二年一個輪回，十二年一次跨越。回顧王誌綱和他的團隊的10年史，我們的腦海裏不禁浮現出兩幅對比鮮明的畫麵。
王誌綱剛下海時，一位廣州的記者曾用不無調侃的筆記錄了當時的工作室：“廣州那個比較出名的‘王××工作室’是屬於為商業需要而設置的，我去過一次，比較淩亂，跟住家連在一起。開會、工作時，阿媽阿爸穿堂入室，廁所馬桶嘩啦啦地響，廚房裏不時傳來韭菜炒蛋的芳香。室主原來是個記者，後下海搞策劃，因策劃了‘××園’房地產前期銷售成功以及幾個有影響的活動而名噪一時。有作者把他的策劃理念和成功經驗寫成書，也賣得不錯。他的操作方式也很聰明，平日不養人和設備，接到單後，就分頭組織一些較有實力的廣告公司，平麵設計也好，影視製作也好，這種合作沒有什麽投資風險，大家有得做都高興，全憑食腦和名人效應……”
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每天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也許此時此刻，王誌綱正在奔赴某一個城市的途中，當地的政府官員正在等待著一場酣暢淋漓的對話和撞擊，或是某個處在十字路口的企業正期盼著心目中的策劃大師的點撥；也許王誌綱在某個如詩如畫的高爾夫球場上已經進入了忘我的狀態，正在為剛剛打進了一個小鳥球而歡欣雀躍；或許王誌綱的某一支隊伍正穿梭在大江南北的任何一個可能的角落，因為一個前所未有的課題正盡情地感受著當地的風土人情……
不過是幾年的光景，王誌綱工作室再一次成了各級政府和企業的“寵兒”。客觀地說，任何一個人和機構都非三頭六臂、生而知之者，麵對每一個極富挑戰性的領域，工作室同樣是生手，但所有這些越來越錯綜複雜的命題已遠非專家所能解決，它們不僅需要極富前瞻性的戰略思維，也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種資源，同時更需要對市場操作有深刻的體悟和係統的策略推進。如何製定出科學的戰略並能保證戰略的可執行性，已經成了各個新領域共同的期待。
為什麽工作室能不斷地“引領市場潮流，享受衝浪樂趣”？談到工作室的生存之道，王誌綱經常喜歡這樣說：“別人是做不大不做，我們是做大則不做；別人是不熟不做，我們是熟則不做。”也許正是秉承這種拒絕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工作室才能不斷自我揚棄、輕裝上陣，去挑戰和攀登一個個領域的高峰。
然而，似乎一切才剛剛開始。2005年春夏之交，應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的邀請，王誌綱抽出時間頻頻擔任特約嘉賓。無論是談宏觀調控下的中國地產走勢，還是破解浙商的生存之秘；無論是與台灣IT之父施振榮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中的東方智慧，還是與陝西省省長交流一個西部大省的振興之路，每到節目結束時，主持人都會向王誌綱投以期盼的目光，等著他按照慣例來一次總結發言。
令《對話》節目主持人感到有些為難的是，每次在節目中都不得不以不同的稱呼介紹王誌綱，一會兒是中國地產策劃的先行者，一會兒是企業發展戰略專家，一會兒又是著名城市戰略專家，他到底是誰？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一方麵主持人驚異於王誌綱似乎什麽領域都可以談得酣暢淋漓，另一方麵卻無法用合適的語言概括出王誌綱的應有身份。
“我是不明飛行物”，王誌綱這樣形容自己。的確，在人們傳統的眼光裏，很難用三言兩語界定清楚王誌綱所從事的職業，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變動之中，而隨著每一個時代的變換，王誌綱都以自己的方式上演著一段段新的傳奇，仿佛他生來就是個製定遊戲規則的人，盡管這種種傳奇也常常裹挾在不斷的爭議之中。
一次節目錄製完後，《對話》節目的製片人攔住王誌綱，和這個“不明飛行物”展開了一場饒有趣味的對話。
“您算是新聞界的前輩了，早在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就曾讀過您當年的很多新聞作品，但不知這些年您為什麽很少在中央台露麵？”
王誌綱略微沉思了一下，答曰：“我之所以不來中央台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一，原來的《對話》奉行的是崇洋文化，坐在台上的不是海歸、就是跨國公司的CEO，在一個特定的曆史階段盛行歐風美雨是發展的必然，但如果到了今天還是言必稱希臘就未免荒唐了；其二，在世人的眼裏，凡是本土的必屬於江湖，既然是江湖人士，也就被人們認為上不了台麵，結果要麽被泡沫化，要麽又被妖魔化，我骨子裏是個‘隻唱國際歌，不唱東方紅’的人，沒必要向別人去證明什麽……真正認可我們的是市場的力量，對這一點我充滿信心。”
“那您今年為什麽來《對話》了呢？”年輕的製片人繼續問道。
“我來是因為我發現《對話》節目今年以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坐在台上的嘉賓不再是那些打著西方光環的老麵孔了。這說明時代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王誌綱回答道。製片人告訴王誌綱，今年《對話》節目的主題就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力量”。
在這個充滿浮躁和喧囂的年代裏，似乎沒有什麽字眼比“中國”這兩個字更激動人心、更引人遐想了。
1922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應邀到北大講學，一年之後他完成了一次西方思想在中國的旅行，發表了在當時並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本小冊子——《中國問題》。在這本書中，羅素對中國文化的普世價值表示出了極大的認同，他斷言，如果中國文明不能在未來崛起，那將是人類文明的最大悲劇。
轉眼八十多年過去了，21世紀的中國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走到全球一體化的大舞台上來，中國浪潮正席卷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一個世紀的輪回之後，曆史老人的手杖再一次叩擊著中國這塊在西方人看來是那麽與眾不同又充滿著神秘色彩的古老大地。在21世紀的坐標上，沒有人再懷疑中國的前途，研究中國、理解中國以及如何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對策，已成為西方各個思想庫的必修課，而對於數百年西風東漸的中國來說，一個古老的命題——本土化的價值和使命正悄悄浮出水麵。可以說，誰能夠更準確、更深刻地把握中國國情，誰就能在未來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在西洋風充斥中國管理界和企業界之後，一個新的時代正悄悄向我們走來。
十多年來，在中國本土谘詢業的田野上，王誌綱和他的團隊每天都在急行軍，在他們的身後悄然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跡。下一個王誌綱將是什麽樣？未來10年的王誌綱工作室將去向何方？在一個傳奇的時代行將遠去、一個理性的時代已經到來之際，他們還能續寫自己的傳奇嗎？
沒有人知道答案，正如我們無法清楚地預知未來。那麽，此時此刻，在又一個新的轉折點上，讓我們不妨一起穿越時空的隧道，去感受一下這家中國本土最具有傳奇色彩的戰略策劃機構的風雨十年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