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

◎ 二裏頭的青銅文明比三星堆青銅文明，要早好幾百年

按我自己的話語係統，中國古代文明史可以分為三大階段。首先是滿天星鬥的無中心多元時期，這是我國考古學泰鬥蘇秉琦先生提出來的，也可稱為前中國時代。從二裏頭開始直至西周王朝，是從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即從無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三星堆就是這滿天星鬥中最亮的一顆星。

大家對三星堆出現如此輝煌燦爛的文明而沒有文字感到訝異，其實這訝異恰恰說明我們的常識可能存在問題，那就是潛意識裏的中原漢字霸權主義意識。日本和歐美學者就把三星堆看成內亞地區到南亞地區的紐帶和橋梁，也是溝通中原的紐帶和橋梁。

有網友曾說，許老師你就是大二裏頭主義、大中原中心主義，三星堆比二裏頭強多了。我回答，首先要先弄清誰在先誰在後，實際上二裏頭的青銅文明比三星堆青銅文明的年代要早好幾百年。三星堆器物坑屬於三星堆文化晚期，與殷墟大體同時。

中原地區曆來是中國曆史的重中之重，從民國開始到新中國成立，考古田野工作做得紮實細膩，年代框架也比較清楚。三星堆發現之初搞不清楚年代，但其中的外來文化因素，尤其是中原來的文化因素，為其起到了斷代的作用，提供了標尺性的線索。

三星堆文化的前身寶墩文化屬於龍山時代，後來受包括二裏頭文化在內的外來文化影響，導致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發生變容，從而發展成為三星堆文化。這樣看來，三星堆一直接受著中原地區的影響，但是二裏頭高精尖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當時還未傳過去。到了殷墟時期，三星堆才進入了青銅時代，比中原至少遲了三四百年，所以沒有必要對三星堆的青銅文明做無限度的拔高。

我是一個搞中原考古的學者，沒有發掘過三星堆，但我常說觀史需要距離感，太遠了看不清楚，太近了“不識廬山真麵目”。三星堆本身是客觀的，但學者對它的解讀是一種建構，我講的不是真理，不是事實本身，而是我作為一個學者對三星堆的解讀和闡釋。

◎ 三星堆文化和蜀國文化，在認知體係上很可能有重大差異

我傾向於先用“器物坑”來稱呼三星堆發掘出的8個坑，暫時不宜直接稱為祭祀坑。因為祭祀是當代人的解讀，即便最大的可能與祭祀有關，也不排除屬於第二現場，有些是祭祀後的埋藏坑。而沒有當時的文字確證，便都是推測甚至想象。

如果我們以中原人、華夏人自居，會感覺三星堆出的東西“非我族類”，充滿濃重的巫術色彩，跟中原人及後來的所謂華夏人在認知上有比較鮮明的對比。這是因為後者注重祖先崇拜和宗法製度，而二裏頭及以後的中原王朝，成為後來中國古代文明的主流。

▍　三星堆遺址2號坑

大家知道甲骨文中有“蜀”這個字，但此“蜀”是不是成都平原的蜀？是不是三星堆？存在爭議。有學者就認為甲骨文中的蜀在漢中甚至陝西關中，早期的蜀對應於四川，都是後代人根據晚近文獻所做的追溯。

我認為這些都屬於非物質文化遺產。比如說“夏”，是春秋時期開始尤其是戰國至漢代的人，在所謂的“夏”千年之後的說法，應先歸於傳說。所以如果沒有類似甲骨文的文字材料出來，就說不清楚三星堆是不是蜀，因為沒有紮實的鐵證。現在看三星堆—金沙係統的文化和東周時期的蜀文化，二者在認知體係和價值體係上很可能有重大差異。作為考古人當然非常希望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前麵的“非”字去掉，但那是需要鐵證的。我作為一個保守的考古人，就是認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實話說，考古學上的很多問題，我真的不知道。不是謙虛，而是沒有證據。沒有證據，就隻能說不知道。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不知道的永遠都會比知道的多得多。

◎ 三星堆是溝通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文明的紐帶？

最大的不同，在於眼界和視野。大家要知道，人類把世界看作一體化的空間來書寫全球史隻有五六十年的時間，五六十年之前是各自寫區域史，比如西方人以歐洲為中心書寫，而我們也是寫我們自己的。500年前的大航海把全球串聯起來，而從工業化到信息化，最後有了地球村的概念，隻有五六十年。所以為什麽我們的曆史一直要重寫？像老電影要重拍一樣，就是因為我們的眼界在提升、史觀在變化、審美在變化。

在全球史方興未艾的情況下，許多海外學者已經不把新發現當作某一個國家的特殊發現，而是從全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在如此大的背景之下，我們悠久的曆史究竟是寶貴財富還是一個負擔，就是個問題。如果我們執著於我者和他者，就好像一個人總說自己祖上曾經闊過，是不是反襯出自己作為子孫的無所誇耀、不肖？

著名學者王明珂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意味深長，大意是現在在做探尋本民族文化源頭工作的，在全球範圍內隻有極少數區域，絕大部分區域的學者已經不這樣考慮問題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中國有豐富的古代典籍，有證經補史的文化傳統，這也是一種史學情結。我們這些學者也都一直致力於追溯我們悠久的曆史，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

所以如果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在反思，三星堆是不是溝通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文明的一條紐帶和橋梁？該如何看待我們豐富的曆史文化遺產？這是每個嚴肅的中國文化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這兩天我的微信朋友圈裏有位朋友說，智人的幾萬年曆史、人類的幾千年文明發展史上，從來不存在某個區域或某個民族的單獨敘事。大家想是不是這樣？

◎ 半月形傳播帶、“中國弧”是大眾應該了解的文化概念

最新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測年數據，隨著測年技術的進步，越測越短，越測越晚。現在二裏頭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中間隻剩200多年時間，以前的認識是從公元前1900年前後開始，延續了400年。在這種情況下，周邊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如果不隨之調整就會發生時間上的錯亂，導致各地區在探索早期中國過程中的困惑和混亂。

到現在為止，還有專家在推定三星堆文化上限時用距今4000年的概念。一方麵承認三星堆文化受二裏頭文化的影響，和二裏頭文化在一段時間內共存過，同時又說三星堆距今4000年，這就比現在確認的二裏頭文化的上限早了二三百年，這是矛盾的。

說到文化傳播，實際上歐亞大陸那時沒有不可逾越的自然障礙，像青銅冶鑄技術都是一點一點地傳過來的。我的《東亞青銅潮》這本小書就勾勒了這個西風東漸的框架。探究曆史非常不容易，有許多學術以外的因素。探索源頭更有這個問題，因為事物總是在變的。所以文明的傳播與其說像流水，不如說像基因複製，複製的同時產生變異，可以變得麵目全非。

青銅冶鑄技術傳到中原就發生了質變，二裏頭文化先掌握了高精尖的技術，之後是二裏崗文化。二裏頭時代隻有二裏頭都邑，二裏崗時代隻有鄭州商城能夠鑄造青銅容器，這就導致了王權對青銅冶鑄技術高科技的獨占。這種中原獨大的狀態到殷墟時期被打破。從晚商到西周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的頂峰，殷墟青銅器做得非常好，都邑大，人口多，但對外的統治範圍反而收縮了，各地土著文化崛起，把獨家秘籍的高精尖青銅冶鑄技術學去了。技術泄密外傳，這一外傳自此改變了東亞大陸的“國際局勢”。

▍　《東亞青銅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給大家引進兩個概念，一個是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概念，這是已故四川大學童恩正教授提出來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指的是從我國東北南部開始，經內蒙古、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四川到雲南這一區域。後來英國的傑西卡·羅森教授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美麗的“中國弧”，是用另一個語匯來形容童恩正先生口中的半月形地帶的概念。

從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在“中國弧”之外，是高原、戈壁、沙漠這樣的地形地貌，“中國弧”以內才適合農耕。大家想一想，秦漢帝國的版圖是不是就在這兒？後來所謂的中國本部是不是就在這兒？外邊是西藏、新疆、內蒙古、東北“四大邊疆”，裏邊是小中國，以中原為中心，外邊是後來形成的大中華。開始是小中國加蠻夷戎狄，後來蠻夷戎狄融合進來成為大中華。所以一定要有中國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演變的概念。二裏頭文化的崛起昭示了中原中心的形成。

▍　傑西卡·羅森教授的“中國弧”概念

回到三星堆。為什麽三星堆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外來因素？為什麽三星堆用金子來製作權杖？我們說半月形地帶既是文化交流傳播帶，同時也是一個保護膜，其中的鼎文化和爵文化都沒有超越半月形地帶，而從西邊傳來的權杖文化也基本上被擋在了這條弧之外。金和青銅都是從西邊來的。而古代中國人好玉，對於金屬製作不擅長也不喜歡，所以二裏頭時代才進入青銅時代，卻還沒有金器。殷墟時代的三星堆青銅文明，既接受了殷墟文化的影響，又有外來的使用金器和權杖的傳統，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看曆史考古問題，要使自己的思維複雜化。

◎ 夏商周斷代的基點是武王伐紂，而這個時間點現在至少有44種說法

我提出二裏頭是最早的中國，是華夏第一王都。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我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老先生們探索的前提下，我們在二裏頭發現了眾多中國之最，前無古人，繼而開了後世古代中國諸多製度的先河。

二裏頭在中國文明史上作為都邑，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為什麽重要？就在於它是華夏族群從多元到一體的一個節點。另一個節點是秦王朝。從秦王朝開始才從有中心的多元演變到一體化的中央集權帝國模式，也即我們在開頭講的中國古代文明史的第三大階段。

2018年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給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三個時間節點。

第一個節點，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跡象。第二個節點，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良渚等一批文明古國開始出現。第三個節點，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這指的就是二裏頭文明的興起，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的王朝文明。

這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基本結論，由於是考古學本位的粗略劃分，問題較少。此後的夏商周斷代，一旦涉及傳世文獻和較真的年代問題，就複雜起來了，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大家知道公元前841年中國曆史才開始有了確切的紀年，而夏商周斷代工程對於此前的西周各王，隻能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商代後期的武丁以下各王，可以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因為有甲骨文了；而商代前期，隻能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至於夏代，則隻能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這是因為我們無法把握一個確切的時間基點。夏商周斷代的基點是武王伐紂，這樣一個按說應該很明確的時間點現在至少有44種結論，前後相差112年。也就是說基點已經差了112年，學者們再采用關於夏、商總年數的不同說法，可以想見其累積誤差，所以徹底解決夏商周年代的關鍵問題還任重道遠。

▍　二裏頭村民在“華夏第一王都”碑前駐足觀看

作為一個學者，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所以我是帶著比較平和的心態來看這些探索的。二裏頭文化有了更細膩的年代框架，我們是在借著斷代工程和探源工程之力，推進著學術研究。

我於1999年接任二裏頭考古隊隊長，那是二裏頭遺址發現40周年。在此之前，我們的兩任老隊長，都在任20年。我也幹了20年，在二裏頭遺址發現60周年的那一年，我主動辭去了隊長職務，把它交給年輕人去做。我覺得這成為一個傳承，相信二裏頭在年輕學者的努力下能展現出更大的輝煌。我希望自己從田野考古學家轉身為沙發考古學家，寫自己喜歡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是我的責編從書中選摘出來印在《何以中國》初版封底上的一句話：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獲知當時的真相，但仍然懷著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執著。——用這句話和大家共勉。

2021年3月27—28日線上講座

《北京青年報》王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