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並世無兩的絕藝
清道人是曾農髯的好朋友，或許可說是最好的朋友。
他們原是舊識，民國四年八月重逢於上海，清道人勸他留下來作“同行”。曾農髯科名較晚，官亦不顯，還不夠“遺老”的資格，許多“勝國耆舊”的文酒之會，起初要靠清道人提攜。不過，曾農髯也很夠朋友。魏碑向分南北兩宗，曾農髯南北兼擅，但清道人寫北魏已享大名，所以曾農髯不動北碑，自號南宗。所謂“南曾北李”之說，即由此而來。
收弟子也是，曾農髯常向登門執贄的人說：“清道人比我教得好，拜我不如拜他。”而且往往作函介紹。這也就是張大千再拜清道人，有把握不致為本師所嫌的道理。當然，這要預先征得曾農髯的同意。
張大千兄弟話說得很婉轉，不說要跟清道人學書，隻說清道人家累甚重，也知道他是老師的至交，想另外送他一份贄敬。曾農髯為人厚道，本就覺得平時有虧師道，所以欣然允許，而且親自引入梅庵門下。
哪知門是拜了，竟無法見到“李老師”。李家的門房倒是很客氣，但一提到要見老師，在門房那裏就被擋了駕，理由很多，不是說“大人身子欠安”，就是說“大人正在會客”——清朝官場的規矩，不做官了，舊部仆從還是照做官時的稱呼，所以陳散原筆下的“李道士”，在他家門房口中仍舊是“大人”。
有一天張大千的尊人問起清道人，張大千答說：“拜了師以後，還沒有見過李老師的麵呢!”
“為什麽？”
“我也不知道。”張大千將幾次碰壁的情形講了些。
張大千的尊人想了一下，突然問道：“門官的見麵禮送了沒有？”
“沒有。”張大千說，“我不知道有這個規矩。”
“那就難怪你總是被擋駕了。這份禮馬上要補送，而且還不能少送。”
這個“門包”確是不輕，白花花四百袁大頭。這一來當然不同了，每一次去，不但都見得到清道人，而且門官預先會關照“今天大人的精神不大好”，或者為什麽事“剛發過脾氣”，但最有用的是“大人在書房裏寫字，八少爺，你也不必在客廳裏等了，直接到書房裏去好了”。
能觀摩清道人如何運腕、如何轉側，張大千自然獲益匪淺。但相從清道人隻一年而所以奉之為恩師，終生孺慕者，乃是由於清道人的啟發，張大千才能練就一手並世無兩的絕藝。張大千所獲的啟示，來自清道人談書法的源流。清道人學書從大篆開始，接下來循兩漢、魏晉、六朝、隋唐以迄於北宋四大家，對於書法的如何演變，以及為何如此演變，不但在理論上下過功夫，更有亦步亦趨臨摹的經驗，因而能道人所不能道。而且他還拿出“於古今書無不寫，學無不肖，且無不工”的本事來印證他的說法，使得張大千更能心領神會。
那時負海內盛名的藝壇老宿吳昌碩，對清道人亦很佩服。他說：“先生精篆隸、彝器、磚瓦文字，旁通六法，舉世共知。至其證閣帖之源流，辨狂草之正變，則吾與先生朝夕奉手，未能盡知。”而天資穎異的張大千，卻已得薪傳。
張大千從清道人學書，所下的是兩種功夫，一種是創造。“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麵目得風流？”要有自己的麵目，才能獨擅風流。張大千在清道人的指點之下，融合隸篆魏碑，參以山穀筆意，終於創出一筆蒼勁而飄逸、自成一體的行書。
再一種便是臨摹，而且常用左手。由於對筆法的深刻了解，任何人的字，他都能在經過周到的分析以後，掌握住運筆用墨的要訣，模仿得惟妙惟肖。學得這一手功夫，本來隻是年輕好勝，露一手炫人耳目，資為朋輩的談助，但到後來，竟成為一項並世無兩的絕藝。
清道人昆仲三人，老三李筠庵，張大千管他叫“三老師”，而關係則介乎師友之間。李筠庵因為家累甚重，常造些假畫賣錢。造假畫比較容易，但題款而能不為人識破卻很難。李筠庵造假畫的本事不到家，有一次借張大千所收藏的石濤的八幅冊頁，臨摹好了，看題款不大像，為了取信於人，隻好將真冊頁上的題跋割下來，裱在一起。而張大千所造假畫的題跋則足以亂真，其功力可見一斑。
張大千最初造石濤的假畫，卻是出於敬師的一片孝心。當年遺老之一的沈曾植，有一次送了曾農髯一幅山水，作者是“明末四僧”[1]之一的石溪。原件是個橫幅，曾農髯心想最好覓一件尺寸相當，也是“四僧”之一的石濤的山水，裱成一個手卷。李筠庵知道老畫師黃賓虹有這樣一幅石濤的山水，曾農髯大為高興，寫信給黃賓虹，希望割愛。哪知黃賓虹奇貨可居，竟無法談這樁風雅的生意了。
張大千為了安慰老師，便拿他所藏的石濤山水長卷，臨摹了其中的一段，還仿石濤的書法，題了七個字：“自雲荊關一隻眼”，造句確似石濤的口吻。最妙的是造假圖章。石濤的別署最多，有一個叫“阿長”，而張大千有一方小名的圖章叫“阿爰”，去“爰”存“阿”，再將一方隻有一個“張”字的圖章，截掉“弓”字旁，恰好湊成“阿長”二字。
這幅假石濤送給了曾農髯，頗獲稱許，曾農髯方在案頭展玩時，黃賓虹來訪，一見稱賞，要拿他居為奇貨的那幅石濤山水交換。曾農髯不便說破，亦不便拒絕。經過這一次的考驗，也可以說由於這一次的鼓勵，張大千造假石濤的動機，便不止於“遊戲人間”了。
這另外的一個動機，說穿了隻是一個“錢”字。錢在這個世界上所能發生的正反兩方麵的作用，張大千從深刻的感受中，有透徹的了解。從反麵來說，自寧波到杭州，“一錢逼死英雄漢”的那段經厲，是他忘不掉的。不過真的因窮受困，咬一咬牙關，將眼光稍微看遠些，總還可以撐得過去。最令人無奈的是，骨子裏窮而表麵上看來不窮，他人有所求而實在無以為應，任憑如何解釋，不能為人諒解，甚至於至親好友，亦竟反目成仇，蜚語中傷，欲辯無由。那時候張大千才知道錢真是好東西，它或許不能買來快樂，但有時候可以買來“不痛苦”。當時就有一個連張大千亦深感痛苦的現實例子在，是關於清道人的“煩冤歲月”。
原來清道人自從勸曾農髯鬻書以後，對他自己的硯田生涯卻不無影響。原因有三：一是曾農髯的潤格定得比較低；二是同為魏碑，清道人遒勁特甚，以致一畫數曲，真賞者少，蹙眉者多，尤其是壽序、墓誌之類的“大件”，以平正華贍為尚，所以“大生意”往往轉到曾處；三是“遺老”的“價值判斷”逐年降低，“清道人”的下款不如早年吃香，而“曾熙”既為湖南人，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曾文正”，沾了這點光，求教曾熙的，就比求教清道人的來得多。
盡管曾農髯為人厚道，總是想著幫清道人的忙，但形格勢禁，清道人有資格幫曾農髯的大忙，而曾農髯對清道人幫不上大忙。反因他的逢人揄揚，造成了一個清道人盛名之下筆潤極豐的假象，連李家的至親好友亦隻見其“外強”而不知其“中幹”的潛在窘境。
最糟糕的是，清道人的口腹之嗜，每每為他帶來無法辯解的誤會。他的健啖近乎神話，有個流傳得很廣的外號，叫作“李百蟹”。又有一副諧聯，亦由清道人而來。上海有家福建館子，名為“小有天”，是以鄭孝胥為首的閩派詩人文酒流連之處，清道人亦常光顧。傳說他每日在此進餐，於是有人以“天天小有天”為下聯，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節去“可”字，成為“道道非常道”來做配，成為一副“無情對”。試想，一食百蟹，大洋好幾十，又天天下館子吃飯，收入之豐，可想而知。
因為如此，他收到過匿名信，勒索兩千元，限期某夜置於弄口垃圾箱中，清道人親自寫了一封信，備道窘況，後來居然無事。但有些親屬卻以所求未遂，疑心他有意裝窮，竟致造謠中傷。這個謠言惡毒異常，說清道人上烝[2]庶母。
清道人自言“三世為官”，年輕時隨父遊宦湖南時，娶了父執[3]的長女，閨名玉仙，新婚數日，即賦悼亡；續娶了玉仙的妹妹梅仙，亦是早逝。清道人從此不再續弦，為了紀念玉仙、梅仙姊妹，自題別署為“玉梅花庵”。
一直清居的清道人有個庶母，是他父親宦遊雲南時所娶，名為“老姨太”，其實年紀比清道人還小一兩歲。老姨太年輕時是個絕色美人，而清道人對老姨太視如生母，頗為孝順。中冓之言，即由此而起。清道人的一班好朋友大多信以為真，漸漸疏遠了他。連住得極近的陳曾壽都難得登門，《散原精舍詩》中，當然亦不再有“月夜遇李道士茗話”這一類的詩題了。
清道人知道了這回事，既驚且憤，自悲亦痛，竟致欲尋短見。當時清道人門下的大弟子推“兩胡”，一胡是胡光煒，字小石；一胡單名俊，字翔冬，是名報人胡健中的胞叔。他們力勸清道人以事實來辟謠——事實是，清道人為根本不能人道的天閹[4]。清末民初的達官貴人，天閹很多，較早的有翁同龢、潘祖蔭，以及翁、潘的門生梁鼎芬、於式枚。當時住上海，亦為清道人摯友的沈曾植，亦有此天殘地缺。但清道人身材魁偉，食量兼人，竟也是天閹，似乎令人難信。
但經“兩胡”陪伴，清道人在寶隆醫院做了體檢，終於由德國大夫出了很切實的證明書。寶隆醫院在上海，猶如協和醫院在北平，信譽至高無上，所出的證明書絕無可疑。這一下，他的那班老朋友才消釋了誤會，同時也恍然於他的兩個太太何以早死。那時的閨秀，嫁了這樣的夫婿，無複生趣，而又有苦難言，安得不抑鬱以終？清道人自署“玉梅花庵”，正就是暗示玉仙、梅仙“蓋棺猶是女兒身”，到死都是玉潔冰清、不可褻玩的兩朵清冷梅花。
可是，明理的老朋友是複交如初了，而別有用心的小人仍舊在散播流言。民國九年九月十二日，清道人因中風去世，得年五十四。胡翔冬葬師於金陵牛首山，陳散原寫詩送葬，題目是《清道人卜葬金陵哭以此詩》，詩是一首七律：
樓壁車廂反複看，海雲寫影一黃冠。
圍城餘痛支皮骨，辟地偷生共肺肝。
中外聲名歸把筆，煩冤歲月了移棺。
帶陴新塚尋藜杖，滴淚應連碧血寒。
“煩冤歲月”，直至“移棺”方“了”。張大千心想，老師如果不是虛有其表，而是真正的實至名歸，有錢可以應酬親屬，又何至於有此到死猶在的煩惱？
至於錢的正麵作用，因人而異，在張大千看，銅臭之物，卻是風雅之媒。雖說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但也總要不愁生計，才有那份欣賞的閑情逸致。一身雅骨，獨無“雅媒”，徒呼奈何!其時張大千本人，就有一樁本是雅事而幾乎弄出一個不雅的結局，虧得曾農髯援手，才能脫出困境的經厲，亦是促成他下決心的一個重要因素。
張大千那時已開始收藏古人的名跡。這是個很花錢的雅癖，家庭亦無法毫無限製地供應，而且錢要從四川匯出來，難免緩不濟急，呼應不靈。有一次張大千買了一個江西籍老畫家收藏的一批字畫，議定總價一千二百元，隻付了三分之一，其餘八百元要等四川匯來。但那老畫家急著回鄉，價款沒有收清，無法動身，頗為焦急。
就在這時候，曾農髯忽然來看張大千。那還是頭一回，張大千頗有受寵若驚之感。盡禮接待之餘，正想動問老師有何垂諭時，曾農髯先開口了。
“我聽說你家的廚子肝膏湯做得很好，我今天就在你這裏吃中飯。不必費事，做個湯就行了。”
張大千自是奉命唯謹，吩咐廚子預備，等再回來陪老師時，曾農髯才閑閑地提起來意。
“你是不是買了某人的一批字畫？”
“是。”張大千答說，“等我拿來請老師賞鑒。”
“今天不必。我知道，都是珍品。”曾農髯說，“聽說你四川的錢還沒有匯到，差八百大洋沒有付清？”
“是!”張大千有些局促不安了。
“這樣好了。昨天剛好有個晚輩，送你師母的壽禮是一千塊錢。給她兩百，她就很高興了，另外八百塊錢，你先拿去給了人家。人家急於要回江西，付清了就不至於誤了人家的歸期。”
接著曾農髯就不由分說，叫進跟班來，囑咐回家取款。張大千感激師恩，自是匪言可喻，但也深深感到，錢不但是“雅媒”，師友風義，有時亦非托之於錢不可。
那麽，錢怎麽來呢？賣畫。畫的價錢又從何而定？張大千那時畫水仙，海上獨步，號稱“張水仙”。但一幅冊頁，不過大洋四元，要畫多少幅水仙，才能換一張石濤的畫？他心裏在想，自己已畫得石濤三昧，仿石濤的畫、仿石濤的題款處處亂真，甚至列入石濤真跡中亦為精品，但如題上“大千張爰仿石濤”這一行款，就賣不起價錢了。
這又激起了張大千不服氣的心情。明明不分軒輊的筆墨，何以一具真名便不值錢？如果老實說一句：“你的畫雖跟石濤不相上下，不過名氣相差太大，所以價錢亦大有高低。”這倒也還罷了，偏偏還要自命內行，硬指如何如何不及石濤，豈能令人心服？
在這重重感觸之下，張大千造石濤假畫賣大錢，並不覺得是問心有愧的事。當然，他要挑挑“買主”。為了錢，要找有錢而性好揮霍的人，不但賣得起價，而且比較取不傷廉。
張大千終於找到一個“大買主”，這個“大買主”其實也是自投羅網。
上海租界中對傑出人物或者某一行業的翹楚，好以“大王”相稱，小則“瓜子大王”，大則“地皮大王”。此人名叫程霖生，他的地產得自父傳。程老不知其名，長了一臉大麻子，皆謂之為“程麻皮”，安徽人。身世無可考，有人說是“程大老板”程長庚同族，未可為據。
程麻皮兩子，長子早死，留下一子名貽澤，是網球界的名人；次子即霖生，是個別具一格的紈絝——大致還有點乾嘉年間揚州鹽商的味道，慷慨好出風頭以外，亦喜歡附庸風雅，因此跟清道人亦有往還。
有一天他去看清道人，見壁上掛了一張石濤的畫，程霖生初窺門徑，興趣正濃，認為這張石濤是精品，不由分說，非要帶回去細看不可。這張畫是張大千手筆，清道人不便明說，讓他帶走了。
不久，程霖生專足送了一封信來，內附合七百大洋的一張“莊票”，信上躊躇滿誌地自道是“豪奪”。清道人覺得老大過意不去，另外找了一張值七百元的石濤真畫，派張大千送了去。
程霖生家住愛文義路[5]，住宅雖比不上哈同花園[6]，亦是上海有名的大第。張大千進去一看，廳上掛滿了各家書畫，但十之八九是假貨，口中不說破，卻反而大為稱賞。講的當然都是足以令程霖生傾倒的內行話，尤其是各家的身世源流，如數家珍，在程霖生看來真有聞所未聞之感。看看要入港[7]了，張大千便說：“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畫，珍品很多，可惜不專。專收一家，馬上就能搞出個名堂來了。”
紈絝好名，必求速效，專收一家，馬上就能出名。程霖生怦然心動，便用征詢的語氣問道：“你看收哪家好？”
“你不是喜歡石濤？就收石濤好了。石濤是明朝的宗室，明朝亡了才出家，人品極高。專收石濤，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
張大千還建議程霖生題個齋名叫“石濤堂”，他舉了好些以收藏古人名跡題做別署的例子，譬如明末陳眉公的“寶顏堂”、清朝成親王的“詒晉齋”之類。程霖生越聽越覺得對勁，但念頭一轉，心有些冷了。
“我要收石濤，一定先要弄一幅天下第一的鎮堂之寶。你看我這間廳這麽高，掛一幅幾尺高的中堂[8]，難看不難看？”
張大千抬頭一看，中堂是一幅傅青主的行書，字有飯碗那麽大，頂天立地，氣派極大，當下蹙眉答說：“程二先生這話倒也不錯。石濤的大件很少，可遇而不可求，慢慢訪吧!”
張大千興辭而歸，馬上開始籌劃造一幅假石濤的山水。他物色到一張二丈四尺的明朝紙，精心造作，裝裱好了，還要“做舊”。一切妥當，才找了個相熟的書畫掮客來，叫他去兜程霖生的生意，關照他說：“一定要賣五千大洋，少一文不行。”
其時“地皮大王”要覓“天下第一的石濤”，這話已經傳遍書畫掮客的“茶會”。登門求售者不知凡幾，但程霖生都認為尺寸不夠。直到這幅二丈四尺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
“我不還你的價，五千就五千。不過我要請張大千來看過，他說是真的，我才能買。”
於是立即派汽車將張大千接了來。那掮客總以為這筆生意一定成功，傭金等於已經分到了，哪知道張大千一看，脫口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說道，“張先生，你倒再仔細看看。”
“不必仔細看。”張大千指著畫批評，那處山的氣勢太弱，那處樹林的筆法太嫩，說得頭頭是道。
“算了!算了!錢無所謂，我程某人不能收假畫。”
掮客大為懊喪，而且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張大千為什麽開這種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畫，怒氣衝衝地趕到張家。張大千已經回來了。
“你不必開口，你聽我說。”張大千笑道，“你明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說這幅畫，張大千買去了。”
掮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無言而去。過了幾天，他空手去看程霖生，一見搓著手，作出十分抱歉，而又無可奈何，外加有些得意與快意的表情，嘴裏不斷地吸氣，發出“唏、唏”的聲音。
程霖生看他這副樣子，有些討厭，很不客氣地問道：“你來幹什麽？”
“沒有什麽。我不過是來告訴程老板，那張石濤，張大千買去了。”
“張大千買去了？”程霖生不信似地問，“真的？”
“我何必騙程老板!”
“你賣給他多少錢？”
“四千五。”
“張大千真不上路!”程霖生大怒，“你為什麽不拿回來賣給我？”
“我拿回來說是真的，程老板你怎麽肯相信？”
程霖生語塞，想了一下說：“你想法子去弄回來，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買你的。”
“這，恐怕有點難。”
“你自己去想辦法!轉一轉手，賺幾千大洋，這種好事哪裏去找？去!”程霖生一巴掌拍在掮客背上，“好好去動腦筋。”
過了幾天，掮客有回音來了，他說張大千表示，並非有意奪人所好，一時看走了眼，後來再細看別的石濤，山跟樹原有那種畫法的，可見得確是真跡。但如果在程霖生麵前改口，倒像真的串通了騙人似的，所以他自己買了。
聽得這番解釋，程霖生的氣消了些，但對二丈四尺的石濤山水的向往之心更甚，當下問道：“那麽，他賣不賣呢？”
“當然賣。”
“要多少？”
“程老板已經出過九千，高抬貴手，再加一千，湊成整數。”掮客又說，“我沒有說程老板要買，恐怕他獅子大開口。”
“好!就一萬。”程霖生恨恨地說，“我的石濤堂，大家都可以來，獨獨不許張大千上門。”
張大千亦不必上門。程霖生收藏石濤三百餘幅，十之六七，出於張大千的手筆，據張大千自己說，偽作紙背，都有他的花押。
張大千之偽造石濤，所以無往不利，難以為人識破，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因是：張大千本身即為石濤專家。他用偽造石濤而得的善價，搜購石濤的真跡。據說，張大千晚年曾經告訴他的朋友，他先後收藏過石濤的畫，多至五百件。五百是個總數，旋得旋失，過眼煙雲，非同時收藏五百件。但石濤真跡一時薈聚大風堂[9]，至少亦曾上百。他有一方出自方介堪之手的朱文方印：“大千居士供養百石之一”。收藏以“百石”自喜者，前有張蔭桓的“百石齋”，藏王石穀山水百軸。戊戌政變繼以“拳匪”作亂，張蔭桓被禍，“百石齋隨黃葉散”，其事不詳。這或者就是張大千鈐於石濤畫幅上的收藏印，避免使用齋軒堂閣等字樣的緣故。
美國國立弗瑞爾美術館中國美術部主任傅申在《大千與石濤》一文中說：“如果說大千是曆來見過和藏過石濤畫跡最多的鑒藏家，絕對不是誇張之辭。不要說當世無雙，以後也不可能有。”出於專家的判斷，自為定論。因為如此，張大千有資格指他人偽造石濤，而他人無資格指張大千偽造石濤。因為塵世間究竟石濤真跡有多少，以及前人偽造的石濤又有多少，隻有張大千知其約數。既然如此，一幅石濤是真是假，便隻憑張大千的一句話。他人要從石濤之畫與字的技術上去跟張大千辯論，必然徒勞無功，因為他對石濤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而張大千之“見過和藏過石濤畫跡最多”，對於他偽造石濤最有幫助。或者說就藝術的觀點而論，最有價值的一點是，他能修正石濤的短處，擴大石濤的長處。因此，偽造的石濤比真的石濤更好，亦是無足為怪之事。就此意義而以恕道立論，張大千非偽造石濤，而是石濤之畫的再創造。
構成對整個畫壇而言很諷刺的一件事是，張大千起初之享盛名，是由他自己提出證據，證明某一件石濤的畫幅出於他的偽造而來。不過，揭破的原因、時機、方式，卻常因人而異。
不管是畫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如果自詡藏有石濤的精品，深自矜重，而為人提出真憑實據，揭穿是幅假畫，當然是件非常難堪的事。尤其是說假的人即是造假的人，那就很容易因此記恨積怨，而成不解之仇。所以像這樣的事，隻發生於張大千年輕氣盛時，而且往往也是在對方不知趣或過於自大的情況之下。
最為人所樂道的是兩個故事，都發生在張大千第一次遊北平時。那年他二十六歲。
據張大千自己說，他家的生意本來做得很大，另有兩位張氏友人要求合作，創辦了一家福星輪船公司以外，還有百貨公司與錢莊。那一年——民國十三年，首先是福星出事，所屬的一條“大勝”輪，在三峽中撞翻了黔軍袁祖銘的一條武裝走私的運鹽木船，船上有一連兵，在三峽落水，殆無幸免之理。當時黔軍在四川的勢力很大，袁祖銘索償，派人到四川查封了張家的許多產業，張家元氣大傷。
豈知禍不單行，“三張事業”中，輪船、百貨兩公司的總經理，雖由張大千的三兄麗誠、四兄文修分駐宜昌、上海負責業務，但另外兩張卻假公濟私，拿公司的錢抵了他們私人的虧空。那時商場的習慣，三節結賬。到了端午節諸毒並發，公司就此倒閉。
這一來，花慣了錢的張大千就必須死心塌地去打算如何維持他的龐大的開支了。本來造假畫隻是為了買真畫，多少帶有遊戲三昧的味道；而今後，他如果不造假畫，就必須割舍他辛苦搜羅的真畫了。
當然，他從未動過以造假畫為終身職業的念頭。造假畫隻是他創造自己的麵目的一種手段，因為造假畫才能求真跡。由臨摹古人真跡入手，自形似至神似，自神似形不似而至於形神兩不似，方有一個真正的張大千。這本來是可以不必求速效、水到自然渠成之事，如今為環境所迫，不能不急於望成名了。
於是，他以一個月的工夫，趕了一百幅畫出來，在寧波同鄉會開了一次畫展。畫展開得很成功，因為上海人講“噱頭”，而張大千剛剛開始留起來的一把大胡子，以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有，顯得無所不能的姿態，都很能唬人。此外他又加上一個人為噱頭——畫件不分大小種類，一律每張大洋二十元，且不得挑選，展畢編號抽簽分配。因此，畫很快就賣光了。可是賣光了也隻有兩千元。那時魚翅席八塊錢一桌，五口之家，省吃儉用，兩千元已足夠一年嚼裹，但在張大千看來，這筆收入無濟於事——事實上他這頭一次開畫展，不重利，隻重名。要讓北方知道，南方有新近崛起的這麽一個後起之秀，他北上“打天下”才有憑借。
北方的畫家，在民國五年到民國六年間，以陳散原的長子，亦就是陳寅恪的長兄陳師曾為無形的領袖。他真是所謂“名父之子”，汪辟疆作《光宣詩壇點將錄》，擬之為“地周星跳澗虎陳達”。父子並列在詩壇一百零八將之列的，隻有陳散原與陳師曾。
陳師曾名衡恪，自署槐堂，曾留學日本。他的畫亦是山水、人物、花卉兼工，山水學黃鶴山樵[10]，花卉則是當時最流行的新羅山人華岩一派，而最擅勝場的，還是人物。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論講藝術、講做人，他都存著一片樂與人為善而願與人共勉的溫柔敦厚之心。其時北平畫壇是保守派的天下，齊白石木匠出身，筆下粗獷，不大中繩墨，為保守派斥之為“野狐禪”，頗加排拒。隻有陳師曾為他到處延譽，而且鼓勵他用大紅大綠，獨創自己的風格。齊白石佩服的畫家很少，陳師曾為其中之一。
張大千亦複如此。他是很佩服陳師曾的，不過，他隻在上海見過陳師曾，而且亦無深交的機會。陳師曾於張大千北遊的前一年，得病為庸醫所誤，歿於金陵。當他在北平時，名畫家幾乎無一不交陳師曾，亦無一不推重陳師曾，往還最密的，一個是亦有詩書畫三絕之稱，曾在清華大學教過國文的姚茫父；一個是擅長花卉翎毛，宗法揚州八怪之一李複堂的王夢白；一個是山水花卉兼擅的陳半丁。此外如山水名家“二蕭”——安徽蕭謙中、湖南蕭屋泉；創辦“湖社”，收學生授藝，為純粹畫家的金拱北等，亦是常常在一起談藝的好朋友。
舊京畫壇的人才，雖未必趕得上江南，但從理論上說，北平總是中國的藝術中心。因此，張大千的春明之遊，亦猶如平劇演員在北平生活一段時期，有所謂“鍍金”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後者為投名師，前者則為經曆考驗之後，收名定價。
在北平，張大千的居停[11]，是善畫花鳥的汪溶，字慎生，浙江人。當時北平的畫壇，浙江人占有相當勢力。領導“湖社”的金拱北、周養庵，一個是文與可的鄉人，一個與徐文長同裏。周養庵名肇祥，號退翁，詩書畫皆精，且富收藏，他又是中國畫學會的會長，對會務極其熱心，每逢三、八在中山公園會所開會，從不缺席。張大千以南方新起畫家身份遊平，周養庵自然要盡地主之誼。他事先已從汪慎生口中約略得知張大千的造詣，也見過張大千的仿作，席間盛讚貴賓對明四僧有研究，學石濤已入堂奧。
話題一轉，周養庵談到座客之一、畫了三十年石濤的陳半丁，新收石濤畫冊，確為精品，不可不一廣眼界。陳半丁亦就慨然麵約，同座二十餘同道，次日下午六點鍾到他家吃飯看畫。哪知第二天午後，張大千老早就去拜訪陳半丁，坦率提出請求，賜觀珍藏石濤畫冊。陳半丁的架子一向很大，又自恃年長張大千二十歲以上，很不客氣地拒絕了。
及至客人已到得十之七八，陳半丁方始從裏麵捧出一具畫箱來，鄭重啟開。畫冊裝裱極精，第二頁上有日本漢學家兼鑒賞家、與甲午前後一班名士如文廷式等人頗有交往的內藤虎次郎所題“金陵勝景”四字。
張大千手快，將畫冊隨手一翻，立即合攏。“是這本冊子!”他說，“我知道。”
“你知道什麽？”主人大為不悅。
“是我畫的。”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而十之八九在心中斥之為荒唐。張大千當時知道大家心中的感覺，便一口氣“說娘家”：第一頁畫的什麽；何處題款，款作何語；鈐章幾枚，印文為何。他在說，陳半丁翻著畫冊檢點，悉如所言。其中還有個插曲，陳半丁急著去檢查畫冊時，還跌破了眼鏡。
顯然地，張大千要求“先睹為快”，就是為了要目驗真假。如果陳半丁不擺架子，張大千一定會很坦率地將這本畫冊的來曆告訴他，此時當然更不會做此煞風景之事，而陳半丁亦仍可以當作真石濤以善價脫手。
與陳半丁的不歡而散，或許出於張大千的一時衝動，但曾有一次使羅振玉難堪的舉動，則是刻意為之。羅振玉是近代“文人無行”的一個標本，他的肮髒錢很多，張大千賣假畫，第一就要找這類人。他輾轉賣給羅振玉的假石濤有兩種，一種是“鬥方”，北方俗名“炕頭畫”。講究的大床，上有橫欄，左右有槅扇；床內有條幾、有板壁，處處需要“鬥方”做裝飾。這種“炕頭畫”向無名家作品，而居然出現了石濤，但以屬於“炕頭畫”之故，賣不起價錢。羅振玉卻喜其價廉物美，買來送日本朋友，大受歡迎，卻不知都是張大千的狡猾。
再一種便是合乎收藏要件的書件。羅振玉收藏的石濤有數十件之多，他又收藏了八大山人[12]的八幅行書屏條，總想搜求石濤的八幅畫屏做配，卻一直未能如願。
有一次張大千到天津，在羅振玉家看畫，其中有一幅石濤，張大千表示有問題。羅振玉居然指著客人的鼻子大罵，斥之為無知狂妄。張大千默然忍受。三個月後，由上海傳出一個轟動畫壇的消息，說在某式微世家的故宅中，發現見於著錄的石濤的八幅山水巨構。
羅振玉立即通知畫商，打電報到上海，送原件來看。幾天以後，畫商送去一幅。羅振玉一看，驚喜莫名，原來尺寸與八大的字屏完全相同，他認為是天賜的一段翰墨姻緣，當時不由分說，將送去的那一幅留了下來，關照再送其餘七幅。
這下當然要講價錢了，往返磋商，終於談成功，以大洋五千成交，那已是個把月以後的事了。
羅振玉自從得了這八幅石濤，得意之情，無可言喻，連同八大山人的行書屏條，重新裝裱過後，設盛宴款客賞畫。張大千亦在被邀之列。當主人誇耀、客人嗟讚時，他隻是埋頭大嚼。到得酒闌人散，張大千留在最後，開口說話了。
“這八幅石濤有點靠不住。”
“什麽!你說什麽？”羅振玉大為咆哮，幾乎要動武了。
“老師息怒!”張大千從容不迫地答說，“這八幅畫稿跟圖章都帶來了，請你老鑒定。”
打開隨身帶的“書帕”，畫稿圖章，一應俱全。羅振玉汗流浹背，麵如死灰——這是乾嘉年間揚州鹽商的老套，先放空氣，看羅振玉上不上鉤。等到通知畫商送件，張大千先假造一幅，這一幅留下了，生意就一定可成了。於是借討價還價拖延時間，把其餘七幅趕出來。地點時間配合得宜，一步扣一步，隻要羅振玉一動心，就非上當不可。
[1] 指原濟(石濤)、朱耷(八大山人)、髡殘(石溪)、漸江(弘仁)四人。
[2] 意為與母輩私通。
[3] 指父親的朋友。
[4] 指男子性器官發育不完全，沒有生殖能力的現象。
[5] 今北京西路
[6] 舊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園。
[7] 交談中很投機，意氣相合。
[8] 中堂又稱大軸或堂幅，是中國書畫裝裱的一種傳統樣式。一般懸掛於廳堂或居室正麵牆壁正中，兩邊配有對聯。
[9] 張善子、張大千創建的畫齋。
[10] 元代書畫家王蒙，自號黃鶴山樵。
[11] 指寄居之處的主人。
[12] 明代著名書畫家朱耷，晚年取號“八大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