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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對我說——這差不多是在她約會回來、渾身上下滴著水珠走進門廳的那一天前，我從她嘴裏聽到的最後幾句話——“你不用這麽害怕。愛不會終結。不會隻是因為我們彼此不見麵……”說這句話時她早已作好了決定，隻是我到第二天才知道，第二天的電話就像被人發現的死屍一樣張著嘴，一點聲音也沒有。她說：“親愛的，親愛的，人們看不見天主，但不是一輩子都愛他嗎？”

“那不是我們這種愛。”

“有時候，我不相信還有別的樣子的愛。”我想那會兒我應該能看出她已經處在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的影響之下了——我們剛在一起時，她從沒說過這樣的話。那時候我們曾那樣快樂地相約，要把天主從自己的世界裏抹掉。當我小心地打亮電筒，替她照著路，走過被炸毀的門廳時，她再一次說道：“一切都會好的，如果我們的愛夠分量的話。”

“我再也開心不起來了，”我說，“你反正是什麽都有了。”

“你不知道，”她說，“你不知道。”

窗玻璃的碎片在我們腳下哢嚓哢嚓地響，隻有門上那扇維多利亞時代留下的有年頭的彩色玻璃還牢牢地豎在那兒。變成粉末狀的玻璃已經發白，就像落了雪的田野裏或者馬路邊上被孩子們弄碎的冰塊一樣。她再次對我說：“不要怕。”我知道，她指的並不是那些五小時後還像蜜蜂一樣發著嗡嗡聲、從南麵源源不斷飛過來的奇怪的新武器。

那是一九四四年六月裏後來被稱為V-1飛彈攻擊的第一夜。當時我們對空襲已經變得不習慣了，自從大空襲在一九四一年隨著一係列最後的大突襲結束以來，除了一九四四年二月裏一段短短的時間外，一直沒有發生什麽戰事。所以當空襲警報拉響、第一批飛彈打來時，我們還以為隻是幾架敵機突破了我們的夜間防空網。一個小時過去了，空襲警報還未解除，大家不免感到有點不滿。我記得自己當時對薩拉說：“他們一定是沒什麽事好做，弄得連反應都遲鈍了。”就是這會兒，在沒有點燈的房間裏，我們躺在**看見了打到我們這兒來的第一枚導彈。它從公共草坪上空低低地掠過，我們誤以為它是一架著了火的飛機，並把它發出的那種異樣低沉的嗡嗡聲當作失去控製的飛機發動機的聲音。第二枚飛彈又飛過來了，接著是第三枚。這下子我們改變了先前對我方防空網的看法。“我們打它們就像打鴿子似的，”我說，“可是它們還要飛過來，真是瘋了。”然而，過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它們還在源源不斷地飛過來，天破曉以後也是如此，甚至在我們意識到這回是一種新玩意兒了以後也還是這樣。

空襲開始時，我們剛剛躺上床。我們要做的事情並沒有因為它而改變。那時候，死算不了什麽——起初，我甚至還祈求過它的到來：被炸彈炸成碎片，靈肉俱滅以後，我就再也不用起床穿衣，看著她的手電筒光像一輛緩緩駛離的汽車的尾燈一樣，朝著公共草坪那一頭慢慢遊走了。有時候我想，來世難道就不能是死亡那一瞬間的無限延長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我當時應該會選擇——而且現在她若還活著的話，我依然還會選擇——這樣一個時刻去死：它將是一個絕對信任和絕對快樂的時刻，一個因為不可能思考所以也不可能爭吵的時刻。我抱怨過她的謹慎，並且心懷怨恨地拿我們所用的字眼“洋蔥”來同她所寫的那張被帕基斯先生搶出來的紙片作過比較。但是，如果不是因為知道她能夠愛得多麽忘情的話，那麽讀到她寫給那位我素不相識的繼任者的信時，我又怎麽會這麽難過呢？不，在我們愛的行為結束以前，V-1飛彈並沒能影響我們。我耗盡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頭枕著她的腹部，嘴裏含著她的味道——像水一樣清淡飄忽的味道——躺在那兒。這時候一枚導彈落到了公共草坪上，我們能聽到從草坪南端傳來的玻璃震碎的聲音。

“我想我們該到地下室去。”我說。

“你的女房東在那裏，我不能見外人。”

伴隨著肉體占有而來的是一種帶有責任感的溫情，這時候你會忘記自己隻是個情人，不用對任何事情負責。我說：“她可能不在。我下去看看。”

“別去，千萬別去。”

“要不了一會兒我就回來。”這句話人們一直在說，盡管他們知道在那些日子裏，一會兒很可能就是永遠。我穿上睡袍，找到了電筒。其實電筒幾乎用不著：天已經蒙蒙亮了，在沒有點燈的房間裏，我能看到她臉上的輪廓。

她說：“快去快回。”

我跑下樓梯時，聽到了下一枚導彈飛來的聲音，隨後便是導彈發動機關掉時那突然降臨的、像在等待著什麽似的寂靜。我連意識到危險已經降臨、趕緊躍過玻璃碎片臥倒的時間都沒有。我完全沒有聽到爆炸的聲響。五秒鍾或者五分鍾之後，我醒了過來，發現周圍的世界變了樣子。我以為自己還雙腳站著，周圍的黑暗令我疑惑不解。有人好像正用一隻冰涼的拳頭頂著我的腮幫，我的嘴裏有一股鹹絲絲的血腥味道。有一小會兒，除了一種仿佛剛剛經過長途旅行似的疲倦感以外，我的頭腦裏一片空白。我一點也記不起薩拉，而且完全擺脫了焦慮、嫉妒、不安全感、憤恨：我的大腦成了一張白紙，有人正要在上麵寫上快樂的消息。我覺得等到自己的記憶恢複以後，那消息肯定還會接著寫下去，那時候我就會快樂了。

然而等到記憶真的恢複以後，情況卻並非如此。我首先意識到自己正躺在地上，那個懸在我身體上方、擋住光線的東西是前門：它被別的瓦礫絆住，懸在離我身體幾英寸遠的地方。不過奇怪的是，後來我發現自己身上從肩膀到膝蓋都是一片青紫，就好像是被它的影子打了似的。頂到我腮幫上的拳頭是門上的瓷把手，它撞掉了我的兩顆牙齒。當然，在那之後，我記起了薩拉和亨利，還有對愛情即將終結的恐懼。

我從門下麵爬出來，拍掉身上的塵土。我向地下室裏喊了幾聲，但是裏麵沒人。透過被炸壞的門道，我可以看到外麵灰色的晨曦，產生了一種從被炸毀的門廳一直向外麵延展的空曠感：我意識到，一棵曾經擋住光線的大樹完全不在了——連被炸毀的樹幹的痕跡都沒留下。很遠處，警報員還正拉著防空警報哨。我向樓上走去。第一段樓梯被埋在一尺深的灰土裏，扶手也沒有了，不過用當時的標準來衡量，房屋並未真正嚴重受損：被炸彈炸了個正著的是我們鄰居家。我房間的門開著，我沿著過道走過去時能看到薩拉。她下了床，正趴在地板上——我想是因為害怕的緣故。她看上去年齡小得荒謬，活像一個赤身**的孩子。我說：“這顆落得可夠近的。”

她很快轉過頭來，驚恐地望著我。我還不知道自己的睡袍已經撕破，上上下下都沾滿了灰土。我的頭發也因為落滿灰土而變成了白顏色。我的嘴上和兩頰上都是血。“噢，主啊！”她說，“你還活著。”

“你的口氣聽上去很失望。”

她從地板上爬起來，去找衣服。我告訴她：“現在還不能走，過一會兒肯定就會拉空襲警報解除信號了。”

“我得走了。”她說。

“兩顆炸彈不會落在同一個地方。”我說。不過此話是脫口而出，說時不假思索，因為這是一種常識，事實經常證明這種常識是錯誤的。

“你受傷了。”

“不過是掉了兩顆牙齒。”

“到這邊來，我給你洗洗臉。”沒等我再次表示異議，她已經穿好衣服——我沒見過哪個女人穿衣服會這麽快。她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替我洗臉。

“你在樓上幹什麽？”我問。

“祈禱。”

“向誰呢？”

“向任何可能存在的東西。”

“還是趕快下樓更實際。”她的嚴肅讓我感到害怕。我想逗逗她，讓她別這麽嚴肅。

“我下過樓。”她說。

“我沒聽到你的聲音啊。”

“樓下一個人也沒有。我看不到你，最後隻看見門下伸出來你的一隻手臂。我以為你死了。”

“你不妨過來查看一下。”

“我過來過，但是掀不動那扇門。”

“門並沒有把我卡住，有地方能把我挪開。那樣我就會醒過來。”

“我不知道。當時我確信你已經死了。”

“那麽也就沒什麽好祈禱的了，對吧？”我逗弄著她，“除非是祈禱發生奇跡。”

“你在很絕望的時候，”她說，“就會祈禱發生奇跡。窮人不是會碰到奇跡嗎？我就是個窮人。”

“等空襲警報解除以後再走吧。”我說。她搖搖頭，徑直走出了屋子。我跟在她身後走下樓梯，違背自己意願地纏著她。“今天下午能見到你嗎？”

“不，不行。”

“那麽明天的什麽時候……”

“亨利要回來了。”

亨利，亨利，亨利——我們的關係裏自始至終都回響著這個名字，它給每一陣開心、逗樂或者歡快的心情都潑上了涼水，提醒我說：愛情會死亡，而溫情和習慣會取勝。“你不用這麽害怕，”她說，“愛不會終結……”而在亨利家的門廳裏再次見到她，聽到她說“是你嗎”的時候，時間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