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蠻荒與開化：文明的古代觀念
2700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8世紀末期，一位詩人講述了特洛伊圍城10年間發生的事件。這首史詩——《伊利亞特》(Iliad)——標誌著世界上最偉大、最古老的講故事傳統的開始，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正如“故事”這個詞本身，該傳統也是古希臘人饋贈給我們的禮物。
在此奉獻給讀者的故事則是我自己撰寫的，我希望能用短短一本書的篇幅爬梳那些浩如煙海的史料。凝望這段曆史，不僅是為了讚美那個為我們留下荷馬史詩以及其他豐厚遺產的遠古社會，也是為了理解隨後的數個世紀，其間，一股新興的、勢不可當的力量——羅馬人——接受並傳承了古希臘的文化遺產。
幾百年來，古希臘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依舊潛藏在穿著戰靴、守衛著羅馬帝國的古羅馬軍團之中，直至進入基督紀元。多虧了羅馬人，古希臘文化的各種遺跡得以留存到中世紀，其中有些甚至一路走到了我們麵前。
本書講述的是一個關於“文明”的故事。在我看來，正是兩千多年前的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奠定了我們今日的輝煌。我的故事說的就是萬眾締造文明的過程，與所有故事一樣，它也有個開頭。
公元前440年左右，一名從事製陶的雅典手工藝人在陶杯上描繪了一個蛇人形象。這隻容器如今保存在柏林的一家博物館裏。人像的上半身倒也稀鬆平常，蓄著胡子，手握權杖，但他的腰部以下卻不是腿，而是如蛇一般盤卷著的軀體。希臘人把此類超自然生物稱為“龍”(drakōn)，這個詞也是哈利·波特的勁敵、斯萊特林學院的“飛龍”馬爾福(‘Draco’Malfoy)名字的由來。早在繪製之初，陶匠心中便已有了一個清晰的“龍”的原型，他在畫中用希臘文標注了蛇人的名字“刻克洛普斯”(Cecrops)。
古代作家們把刻克洛普斯描述成一位傳奇的雅典國王。在故事裏，他教化了古代雅典先民，創立了婚姻製度——據說此前的雅典人曾縱情於自由**。他也教會了古雅典人書寫、喪葬、建造城市。為了感激他的饋贈，雅典人在衛城為這位巨蛇王修建了神廟。那裏距帕特農神廟(Parthenon)約一箭之遙，直到公元1世紀，雅典先民的後代仍在此舉行宗教祭祀。
但這並非希臘人詮釋他們從蠻荒到文明之旅的唯一方式。在同一時期，另一些希臘人講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較為極端的故事。依舊是公元前440年左右，一個春日裏，約12 000名雅典人聚集在衛城山坡上一棟特殊的木質建築裏，觀賞一種新興的藝術。這種藝術表現形式的現代定義是：“經些許改造後再現的人類經曆。”[1]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戲劇。
一時間，觀眾聽見男演員們模仿蒼老的男聲吟唱：“奇異的事物雖多，卻沒有什麽比人類更可敬畏。”[2]即便是從古希臘文翻譯過來，雅典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這些詞句也顯得非同尋常。在一個半神英雄當道的世界裏，劇作家的筆卻沒有屈從於傳說人物或諸神的力量，相反，他將文明視作人類的創造。正如接下來的合唱段落裏所說，是人類自己教會了自己該如何狩獵捕魚、如何馴化野獸、如何驅牛策馬開荒種地、如何揚帆起航、交流溝通、建造房屋、群居結社、抵禦疾病。
這種人類完全憑借自身的能力從原始步步走向文明的希臘思想，或許會令我們現代人驚歎不已。它為我們認識公元前500多年到公元前400多年間希臘社會的麵貌提供了革命性的新啟示。
如今，我們求助於考古學家和其他研究“古代”各領域的相關專家，去重構人類邁向文明殿堂的最初步伐。古希臘人沒有為我們的探索留下任何線索，無論是觀念上的還是實踐上的。數百年來，他們形成了兩種在本質上完全對立的關於文明起源的解釋，一種強調超人的幹預，另一種則傾向於人類自身的能力。
刻克洛普斯帶給遠古雅典人的禮物，包含了現代意義上文明的兩個常規標準：城市生活和書寫。希臘人有個詞匯可以描述該狀態：hēmerotēs，通常譯作“文明”。此處的核心意義在於“開化”，與“文雅的”或“人性的”行為密切相關。希臘人認為，與此相對的詞匯是“野蠻”，它既可以指未經馴化的大自然，也可用於形容人類自身。當古人使用這個詞的時候，指的可不是城裏的狐狸或海鷗，要知道，公元前300多年的時候，仍有獅子在北部希臘出沒呢。
衛城博物館位於雅典市中心。從博物館精心設計的頂層，參觀者可以繞帕特農神廟一周——或者更確切地說，徜徉在這座始建於公元前447年的最恢宏的古希臘廟宇外圍的大理石殘柱間。望著這些展品，你能真真切切地體會到教科書裏關於帕特農神廟的一係列數據背後的工作量與代價。
神廟外圍的排水槽下方有一圈精雕細刻的石板，每塊石板約4英尺[1]長、4英尺寬，浮雕凹凸1英尺左右。在最初的建築上，單是這樣的石板就有92塊——92塊!更不用說那行雲流水的長卷浮雕和兩麵山牆上栩栩如生的造型。
這92塊石板浮雕所表現的主題由負責該項工程的公民委員會確定，是四則發生在希臘神話時代，關於戰爭與暴亂的故事。在其中一則故事裏，一種神奇的生物——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馬——正踐踏著一個一絲不掛、身形完美的希臘男性，後者則赤手空拳地奮力還擊。另一塊石雕上，長著尖耳朵的馬人背著一名希臘女孩，女孩正試圖從劫持者手中掙脫，衣褶間暴露的嬌嫩胸脯將她的困境展現得淋漓盡致。
想要判斷古代雅典人如何看待這些題材絕非易事。他們有可能隻是純粹地去享受視覺體驗，也有可能由此激發出更深層的思考。基於對更廣闊的文化背景的分析，專家們對故事講述者的主旨有了更多的把握。他們或許希望雅典公民能從這些驚心動魄的畫麵中讀到隱藏在背後的含義。野馬人的傳說在此作為一種符號，有著某種更深遠的象征意味，即文明的希臘式生活宛如一朵脆弱的鮮花，麵臨著野性力量的威脅。
當帕特農神廟的建造者們投入工作之際，希臘人的生活方式正受到實實在在的威脅，這促使他們開始重新審視自身對文明及其敵人的理解。“起來，希臘人!解放你的故土。解放你的妻兒，解放你父輩的神殿和祖先的墓地。為你擁有的一切而戰。”[3]這是另一出稍早的雅典戲劇所描繪的在薩拉米斯(Salamis)戰役中召集民眾的場景。薩拉米斯島距雅典不遠。彼時，波斯人已奪取了位於如今土耳其西海岸沿線的諸多希臘人殖民地，並企圖把整個希臘並入自己龐大的帝國版圖之中。由雅典領導的聯合艦隊則在此戰中取得了對抗波斯艦隊的決定性勝利。
短短八年之後(公元前472年)，《波斯人》(The Persians)在雅典劇場首演，該劇誇張地表現了遠在伊朗的波斯宮廷收到奇恥慘敗消息後吃驚不已的一幕。這位名叫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的劇作家，按照大眾口味為雅典觀眾呈上了希臘人印象中的波斯敵人。
他在劇中十次讓波斯人自稱“野蠻人”(barbaros)。這個詞在希臘語中最初指的是不說希臘語的人。埃斯庫羅斯則迎合潮流，將它作為一個貶義詞，即現代詞義裏的“粗野的”或“野蠻的”，因為希臘人感受到了一股新的、陌生的、非希臘式的威脅——咄咄逼人的波斯帝國。
在劇中，演員們賦予波斯人一係列令人生厭的特征，殘暴、奢靡無度、感情用事、奴顏婢膝，都在獨裁君主和他那群俯首帖耳的卑鄙臣子身上得到展現。正如那聲召喚所暗示的，埃斯庫羅斯希望希臘人意識到自己與波斯人截然相反，當然也更優秀。希臘人是自由的，波斯人則是奴隸。這種自由觀念同樣也出現在如今我們對文明含義的闡述與爭辯中。有些人認為，具有自由觀念同(比方說)書寫和城市一樣，是“文明的現代化標尺”[4]。
到了公元前5世紀中期，“barbarian”這個詞已經在古希臘人的語境中發展出現代的衍生含義——“野蠻”“蒙昧不化”。帕特農神廟修建者的頭腦裏萌發了一種愈加強烈的意識：希臘人優於非希臘人，尤其是波斯人。他們似乎賦予了神廟某種勝利紀念碑的含義，以此慶祝希臘軍隊戰勝波斯軍隊。他們要雕塑家刻畫的不是真實的戰鬥場景，而是能表達某種重要思想的隱喻，即戰勝波斯就是戰勝威脅著(文明的)希臘生活方式的蠻族。這種敘述方式有助於提升認同感，它不僅在雅典人中間，也在更廣義層麵的希臘人中間樹立起這樣一種觀念：縱有諸多差異，但對波斯的勝利賦予了他們一個共同的身份。
就在石匠和雕塑家致力於建造帕特農神廟的同時，另一件在新穎程度和持久影響力方麵絲毫不遜色的作品，正在某位故事講述者的腦海中醞釀成形。作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來自古希臘城市哈利卡納蘇斯(Halicarnassus)。這座港口城市如今的名字叫博德魯姆(Bodrum)，位於土耳其西南海岸。希羅多德生活在公元前5世紀中葉，他的鴻篇曆史巨著是同類作品中現存最早的一部。
希羅多德以尊重的態度、客觀的筆觸描述了希臘文化和鄰近的非希臘文化之間的差異。他意識到，每一個人類社群都會本能地認為自身是最優秀的。
如果讓所有人都來從各類風俗中選出他心目中最好的一種，在反複思量之後，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傳統放在首位，每個人都堅信自身的那一套是眼下最好的。除了瘋子，沒人會覺得這種想法有什麽可笑。[5]
這種文化相對性和多元化的思想顯得希羅多德的見解超越了時代。他秉筆直書，主張希臘人應當感謝非希臘人。他認為，希臘字母是由腓尼基人(Phoenician，希臘人用這個詞稱呼居住在地中海沿海，從今天的敘利亞到以色列北部地區的人)傳入希臘的。語言學專家亦證實了希臘字母源自腓尼基語。希臘字母beta(β)不僅與腓尼基語中的對應字母bēt形似，其名稱也由此而來。
這種對外來文化的開放心態以及對技術傳播的認可乃是古希臘人的特質。即便在公元前5世紀初希波戰爭期間，希臘人對“野蠻人”的態度也比後人想象中開明得多。大英博物館裏保存著另一件雅典陶器，是製作於公元前480年左右的貯藏罐。罐子的一側畫著一個吹笛子的年輕人，他的希臘式短袍外麵套著一件做工考究的格子花紋無袖坎肩，這種精美的外套正是出自波斯人的設計。如此看來，即便在與波斯入侵者浴血奮戰的同時，雅典公民也依舊歡迎來自東方的時尚。
由此可見，古代雅典人對世界的看法是多元的。如今很多人的確能夠進行雙重思考，具體取決於他們身處何方以及在同什麽人交流，換句話說，因語境而異。就此而言，曆史學家若籠而統之地去歸納概括“古希臘人”的性格、態度或價值觀就會顯得不太妥當。然而，古希臘人自己偏偏這麽做了。他們把自身視作一個共享某些文化特征的族群。有些希臘人早在希羅多德時代便形成了這種集體身份認同。希羅多德記錄下了這種現存最早的“希臘”定義：“全體希臘人在血緣和語言上的紐帶，他們共同的神廟和祭祀，以及類似的生活方式。”[6]希羅多德並沒有指出是什麽造就了這種廣義上的希臘社會。他也不認為希臘人之所以為希臘人是因為他們屬於一個單一的政治體。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就是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散居在數百個彼此不同且常常處於交戰狀態的城邦裏。希臘文明絕非由大型政治構架所定義。
即便如此，希臘文明的確在“傳播”。就在我寫作本書之際，一場無休止的巡回展覽正在世界各地上演——歐洲、北美、澳大利亞、日本……古老的展品輾轉不息。
這些物品之中有一塊石器，它原是某個公共噴泉的一部分。雕塑家將它刻成一個怪誕的麵具，就是古希臘喜劇演員佩戴的能遮住整張臉的那種，這樣一來，從曾經裝著彈簧的口部噴湧出的便不是連珠妙語，而是清冽甘泉。
這件物品一定在古代社會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體現著希臘文明的兩個特征：既作為公共供水裝置，又傳達了人們對希臘戲劇的渴望。倘若這個噴水口來自雅典，倒也不足為奇。不尋常的是，法國挖掘者是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邊境地區發現它的，那片考古現場被當地人稱為阿伊哈努姆(Ai-Khanoum)。
這個石雕噴水口說明，公元前2世紀初期，過著古希臘生活方式的人們必定曾在這片崎嶇不平的中亞地區居住過。根據其他考古發現我們可以判斷，公元前300年左右，希臘人追隨馬其頓的亞曆山大(Alexander of Macedon)遠征亞洲的腳步來到這裏，同時也帶來了他們的風俗。他們的後代留在了這片遙遠的土地上，直到公元前150年左右該定居點被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摧毀。
因此，古希臘人既是旅居者也是移居者。他們在很多關於先民揚帆遠航前往三大洲——希臘人把他們所知的這三個洲分別命名為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比亞”(Libya，也就是北非)——建立城市的故事裏(並不都曾真實發生過)都讚美了這種特性。他們把這些基地稱為“家園外的定居點”，阿伊哈努姆是其中最遠的一個。這是希臘文明“傳播”的一種方式。
此外還有一種方式。在現代西西裏有一處旅遊勝地，是座保存完好的希臘式廟宇。該廟宇原是為古城埃格斯塔[Egesta，或稱賽格斯塔(Segesta)]而建，於公元前5世紀動工，但從未完工。如今，那些壯麗的多立克式廊柱孤獨地矗立在連綿的山丘與田野之間。此遺址的特別之處不僅在於審美，也在於它的修建者並非希臘人，而是原住民。
埃格斯塔人之所以會被希臘生活方式吸引，是因為在西西裏的這個區域，他們與希臘定居者比鄰而居，見到喜歡的事物便心向往之，就像早期希臘人借鑒腓尼基字母一樣。西西裏的希臘移民未必是在主動“傳播”他們的生活方式，相反，顯然是埃格斯塔人被希臘文化中的新鮮事物吸引而主動選擇去接受。
與古希臘人毫無種族關聯和“傳承”關係(用我們今天的話說)的鄰近社群最終接受了希臘生活方式的方方麵麵，包括希臘語。希臘文明的這種“傳播”取決於非希臘社群的選擇。在此過程中，古希臘文化的獨創性和技藝成就必然是魅力所在。
有些學者在希臘文明的這種“傳播”方式與現代全球化——一個描述用文化交換的方式促進國際交流的詞匯——之間找到了某種相似。有些人則看到真正的文明超越了原創者的地域局限而成為“超文化”[7]的可能性。
巴黎的索邦大學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該校開設了若幹門關於“法國文明”的課程，教授“法國文化的不同方麵”。既然法國人把自己國家的文化定義為“文明”，那麽，說“文明”這個詞本身其實是在相當近期才由法國人發明的，你或許就不會覺得奇怪了。那個創造了“civilisation”一詞的18世紀作家的頭腦裏一定盤桓著一組相關的拉丁語——古羅馬人使用的語言——詞匯，且都與羅馬觀念中的公民(civis)及其對社會(civilitas)的責任有關。
公元前的最後兩個世紀裏，羅馬人征服了大部分說希臘語的地區。在此過程中，他們與希臘文明的核心不期而遇，並且吸收、借鑒和改良自己所見的一切。希臘文明之所以能成為我們上文提到的古代“超文化”，羅馬人居功至偉。
這種文化轉移的過程在曆史中非常罕見。畢竟，羅馬人在政治上統治著希臘人，且對自身久經沙場考驗的軍事優勢頗感驕傲。在他們的多民族帝國中，沒有其他哪個從屬民族的文化傳統能讓羅馬人稍稍動心，更別說讓他們想要模仿了。希臘人的文化遺產，若不是在基督紀元的最初幾個世紀裏對羅馬人產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決不可能保存下來並發展到其後的高度。
不同於希臘人用講故事的方式去探討hēmerotēs，羅馬人並沒有與“文明”對應的術語，因此很難把握他們對該問題的態度。好在，伊斯坦布爾考古博物館的一間陳列室為我們研究他們的思想演變提供了一些線索。該展館為參觀者準備的視覺資料，展示了某個時期羅馬帝國統治階層對文明及其與羅馬皇帝之關係的看法。
一尊大於真人尺寸的大理石塑像，身著帝國最高統帥的盔甲，一隻腳踩著被俘的敵人，那俘虜穿著長褲，顯然是野蠻人。這尊雕像的含義體現在這名羅馬皇帝的胸甲裝飾上。裝飾的古體風格顯示出它的悠遠年代，上麵刻畫的女神身著鎧甲，巍然而立，她身邊一側是蛇，另一側是貓頭鷹，那是雅典的保護神雅典娜的標誌。當然是她!一定是她!雅典娜的腳下還有一頭母狼，正在給兩個幼童哺乳。
不知名的雕塑家在此創作的圖像與帕特農神廟的浮雕一樣，帶有一層對我們而言隱秘的，或至少是含蓄的意義。在羅馬傳說中，這頭狼哺育了繈褓中的雙生子羅穆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而這對雙生子據說正是羅馬的締造者。此處的雅典娜似乎象征著雅典。在羅馬人眼裏，她所代表的這個希臘城市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城市，這裏既是文明生活之基——比如農業和法律——的發源地，也孕育了希臘文明最絢爛的花朵——人文學和科學。
皇帝腳下那個穿著長褲瑟瑟發抖的人物表明，羅馬人也繼承了希臘人對“野蠻人”的偏見。這位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公元117-138年在位]在世期間，也就是公元2世紀初，帝國邊境之外依舊生活著危險的蠻族。
現代人在談到文明時往往不願按照“開化”程度的高低對人群劃分等級。但羅馬人的觀念與希臘人一脈相承，對此並無顧忌。有心也好，無意也罷，羅馬統治者借助野蠻人的概念，找到了在多種亞文化並存的羅馬帝國裏促進身份認同的方法，即強調全體民眾的非他者屬性。這尊雕像就是一件宣傳品。它的“信息”受眾似乎是受過教育的階層，尤其是那些自視為公元前5—前4世紀的雅典文化的傳承者。
這尊雕像旨在向這些個體重申羅馬皇帝對其文化價值的認同。他那富於侵略性的姿態暗示著，他會使用武力去保護這些價值免遭外來侵犯。這樣的場景為課稅、軍團的存在和帝國的統治提供了正當理由。此類雕像或許最能體現羅馬人對國家與捍衛文明的同質認識，但形象本身卻是尚武的、暴力的，甚至多少有些“野蠻”。
哈德良出身於一個富有的意大利家庭，一家人定居在西班牙。與羅馬社會裏處於那個等級的大部分人一樣，他自幼飽受希臘文明的熏陶。他對希臘文化及其價值的熱情可以從某個晚期羅馬作家的文中略見一斑，後者用奉承的筆調將哈德良描繪成一個智者和藝術奇才：
他完全沉浸在雅典人的研究與風俗中，不僅掌握了他們的語言，也習得了其他技藝：吟唱、彈奏七弦豎琴、醫藥、音樂和幾何學。他擅長繪畫，能用青銅或大理石創作雕塑，幾可比肩波留克列特斯(Polyclitus)和歐弗拉諾爾(Euphranor)那樣的大師。他在該領域各方麵的造詣之深，實乃人間罕有。[8]
哈德良在位的時期正值18世紀的羅馬帝國史學家、英國人愛德華·吉本[2]所謂的人類“最幸福、最繁榮”的八十多年(公元98-180年)。不過如今的很多學者寧願顯得更謹慎一些。他們或許會指出，羅馬帝國裏幾乎沒有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可言，更不用說還存在大量奴隸。吉本口中的“繁榮”隻有少數帝國精英才能享受。盡管如此，羅馬帝國仍然存續了數百年。
能有什麽比當前包圍著我們棲居世界的邪惡更危險？看啊，野蠻不化的人橫行在他人的土地上，將它們據為己有，我們的文明生活方式被野性難馴、徒有人類外表的獸類摧毀。[9]
這段希臘文挽歌的作者是個基督教修士，名叫馬克西姆斯(Maximus)。他的出生地如今叫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當時是羅馬帝國的領土。這段文字作於公元640年左右，彼時距哈德良將那片土地命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已過去五個世紀。馬克西姆斯的文中暗示了東方一股既野心勃勃又驍勇好鬥的新勢力——決心征服羅馬帝國的穆斯林哈裏發。公元637年，阿拉伯大軍占領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馬克西姆斯的家鄉從此不再屬於羅馬。
彼時，羅馬帝國已不再是橫跨地中海的王國。公元324年，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成了帝國的新首都。羅馬人無力繼續維持在西歐的統治。自公元370年開始的大規模遷移為一個新的“中世紀”世界奠定了基礎。
本書聚焦於古代世界。我將要講述的這些故事大致上按照編年順序展開，全都圍繞著兩個古老的、相互重疊的社會——希臘和羅馬——的源起與發展。正是這兩個社會給我們留下了“古典文明”的寶貴遺產。本書是為那些對該話題有足夠興趣，但對古典學或古代史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所寫。
由於主題宏大，我在講述時不得不有所揀選。本書側重為那些直到今日依舊影響著我們的古老的文化創造，提供一個最新的曆史背景介紹。這些文化創造既包括希臘的藝術作品、劇院和所謂的第一台計算機(我們將在第十六章談到)，也包括羅馬帝國的住宅與城鎮，我們從這些遺跡中可以一窺足令當代人驚歎不已的高品質生活。
本書也著墨於希臘羅馬與周邊族群的創造**流，這種交流往往促進了文化創新。這其中既包括第一批希臘城邦(公元前7—前6世紀)文化繁榮背後的來自東方的影響，也包括業已接觸了希臘文明的羅馬人對該文明的接納。上述交流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堪與——比方說——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1912年)相提並論。
在世界曆史上，幾乎所有偉大的文明都伴隨著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呈現出的令人不安的矛盾，即文化交流的高度成就與國家層麵的對人性的壓抑。在這一點上，古代希臘和羅馬社會往往會采用在今人看來顯得殘酷的處理方式。此外，這兩個社會也戰事連綿。本書避免采用一種美化的視角，比方說，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那樣一提到古希臘和羅馬必是“光榮”與“偉大”[3]。那些人固持著自文藝複興以來形成的歐洲式思維，對希臘和羅馬文明過分尊崇——換句話說，他們把希臘和羅馬文明奉為“經典”。
盡管如此，(我認為)作者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我坦承，在重述這些混合文明的非凡故事之際，的確深深折服於古希臘和羅馬的成就。
[1] 1英尺等於0.304米。——編者注
[2] 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近代英國傑出曆史學家，著作有《羅馬帝國衰亡史》。——編者注
[3] 出自愛倫·坡《致海倫》：“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