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黑幫橫行的芝加哥 阿爾·卡彭
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所有聲名大振的人物裏，再沒有誰比凱納索·蘭迪斯（Kenesaw Landies）更好勇鬥狠、頭發更濃密、名字更叫人過目不忘的了。
蘭迪斯是個小個子，體重不超過59公斤，站起來隻有1.67米，但顯得氣勢逼人。1927年夏天時他61歲，麵容幹癟，皮膚溝壑縱橫，頂著一頭白發。激進派記者約翰·裏德（John Reed）形容蘭迪斯“有一張死了3年的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臉”。
蘭迪斯出生於俄亥俄州米爾維爾，也在這個地方長大。他那有趣的名字來頭很古怪，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他的父親是北方軍隊的隨隊醫生，在佐治亞州肯尼索山失去了一條腿，便決定以此處作為兒子的名字（隻是拚寫略有調整）紀念這件事。
蘭迪斯最初在芝加哥接受律師培訓，之後因為運氣好，偶然找到了一份為國務卿沃爾特·格雷沙姆（Walter O. Gresham，是格羅弗·克利夫蘭任總統的那一屆政府）做私人助理的工作。為獎勵他為國家勤勉工作，1905年蘭迪斯當上了伊利諾伊州的聯邦法官。在這期間，他因為許多不計後果的驚人判決出了名。
“盧西塔尼亞號”沉沒後，蘭迪斯指控德國的威廉皇帝犯下了謀殺罪，理由是德皇殺死了一名伊利諾伊州居民，吸引了全美的關注。他最出名的案件是判決標準石油公司違反了反壟斷法，對其處以嚴厲的2900萬美元的罰款。很快，上訴法院否決了蘭迪斯的裁決（他的決定經常碰到這種情況）。按一位權威人物的說法，蘭迪斯的裁決被上訴法院推翻的案子比聯邦製度下的任何其他法官都更多。
每當出現什麽有關法律的新聞，蘭迪斯一貫在場。亨利·福特訴《芝加哥論壇報》的著名誹謗案早期階段就是他主持的，審判後來轉移到了密歇根州，不在他的司法管轄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蘭迪斯又因為起訴激進分子獲得了特別關注。威斯康星州國會議員、社會黨人維克托·伯格（Victor Berger）因為在一篇報紙社論上批評戰爭，被他判處了20年的監禁。後來，他還說更樂意把伯格送到行刑隊麵前。這項判決後遭推翻。
蘭迪斯為101名世界產業工人工會的會員主持了一場集體審判，這些人總共被指控犯下17 022樁罪行。盡管案情複雜，但在蘭迪斯的專業指點下陪審團用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判處所有被告罪名成立。蘭迪斯判決這些人的刑期總共超過800年，還對他們處以總計250萬美元的罰款，足以終結產業工人工會在全美的影響力。
同一時期，蘭迪斯又接手了棒球大聯盟和新貴聯邦聯盟之間的反壟斷案。多年來，美國聯盟和國家聯盟都從壟斷中受惠，他們通過保留條款以合同形式強迫球員服從，但聯邦聯盟提供給球員更優厚的薪資以及成為自由球員的機會，對固有格局造成了威脅。蘭迪斯長久地推遲裁決，拖得聯邦聯盟的老板耗光了錢，最終隻得放棄解散了事，因此蘭迪斯得到了美國聯盟和國家聯盟球隊老板們持久的熱愛。
沒有了聯邦聯盟，棒球球隊的老板們轉過頭來敲打球員們了。他們廢除了聯邦聯盟存在期間跟球員簽訂的所有協議，拒絕跟新成立的球員工會接洽，到處削減工資。這一切舉措令得球員們心懷怨恨，而最過分的要數芝加哥白襪隊的老板、天生吝嗇的查爾斯·科米斯基了。科米斯基連為球員洗球衣都要收費，他答應內野手比爾·亨內費爾德，隻要他健健康康地打完100場比賽就付給他1000美元的獎金，等他打到第99場比賽之後就罰他坐替補席冷板凳，坐足了剩下的賽季。
在1919年，白襪隊的7名隊員——每個人的名字都像是電影角色分配公司報上來的：“小雞”岡迪（Chick Gandil）、“幸福”費爾施（Happy Felsch）、“瑞典”裏斯貝裏（Swede Risberg）、“左撇子”威廉（Lefty Williams）、埃迪·塞克特、弗雷德·麥克馬林（Fred McMullin）和了不起的“不穿鞋”喬·傑克遜（Shoeless Joe Jackson），他們接受了一筆很低廉的賄賂，答應在對辛辛那提紅人隊的比賽中放水。總的來說，這些串謀的人不怎麽聰明，裏斯貝裏隻接受過3年小學教育，處在癲狂的邊緣，他威脅說要是有人膽敢告發此事就殺了告密人。別人也都覺得他的確夠膽這麽做。傑克遜從沒上過學，不會讀也不會寫。這幾個串謀的人似乎不太明白對方收買自己是希望自己怎麽做。傑克遜在跟紅人隊的一連串比賽裏打擊率為0.375，還打出了破紀錄的8個安打，其中一個球是在比賽第10局兩隊處於平手狀態時他倉促出手，結果打出了一個令人驚喜的短打。格蘭迪爾以一個再見本壘打贏下了一場比賽。最後，白襪隊在這一輪係列賽裏確實輸掉了，成績是5負3勝，但輸得似乎挺艱難。有人認為，原因在於紅人隊也在暗中操縱比賽，傾盡全力想要輸。
幾乎每一個棒球從業者早就知道是怎麽回事。醜聞爆發後，大聯盟的老板邀請（事實上，近乎是哀求）蘭迪斯擔任棒球聯合會第一任主席。蘭迪斯答應了，條件是老板們須授予他獨斷權力，並書麵承諾絕不懷疑他的判斷。他在芝加哥地區煤氣大樓裏設了辦公室，門上隻寫了兩個字“棒球”。
1921年夏天，7名共謀打假球的球員，還有另外一名沒有參與但知情未報的球員巴克·韋弗上了審判台。有一件事現在人們已經記不得了，陪審員認定8人罪名不成立，審判結束後還和球員們一起吃飯慶祝。球員們能脫罪的一個原因在於，操縱棒球比賽其實並不違法，隻能以蓄意欺騙公眾、損害了科米斯基的生意為由提起指控，但陪審員認為此事無法證實。這個觀點有點學究氣，因為蘭迪斯宣布對這8人終身禁賽。
最初，蘭迪斯保留了自己的聯邦法官職位，盡管這麽做並不合法。眾所周知，法官不得從私人利益集團處收取錢財，最終，蘭迪斯被迫放棄法官的職位，這個結果對曆史的影響可能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因為蘭迪斯是禁酒令的有力捍衛者。在20世紀20年代的芝加哥，持這一立場頗顯怪異，他曾把隻賣了少量酒水的人判了兩年徒刑。1922年年初，他當法官的最後一天判處了芝加哥的一名私酒小販一年監禁，並罰款1000美元。這個可憐人隻賣了兩杯威士忌。如果蘭迪斯仍然在任，芝加哥可能就不會是全世界犯罪分子最喜歡待的地方了。不管蘭迪斯在棒球界進行了怎樣嚴厲的整飭，他對阿爾·卡彭隻會使出更狠的手段。
1927年時芝加哥是全美第二大城市、全世界第四大城市。美國以外，隻有倫敦和巴黎比它規模更大。但引用《芝加哥論壇報》上的一篇社論的話來說，它也以“低能的流氓、野蠻的罪犯、得意揚揚的暴徒、明目張膽的貪汙、低落消沉的公民意識”出名。
《芝加哥論壇報》社論沒有說（顯然也不能說）的是，報紙的經營者羅伯特·麥考密克（Robert Rutherford McCormick）身上就有一股流氓氣質。
麥考密克出生於1880年，來自一個富裕但不幸的家庭。在父親家族這一邊，他跟收割機的發明人賽勒斯·麥考密克（Cyrus McCormick）是親戚，因此跟國際收割機公司有著利益關係。他又通過母親家族的關係繼承了《芝加哥論壇報》。他母親不喜歡男孩，總是讓他穿女裝，在他還不夠年紀上學之前，總叫他女孩的名字“羅伯塔”。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麥考密克到了而立之年都不知性事為何。但在那之後，他就成了個色情狂，做了種種荒唐事，包括從表親手裏偷來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麥考密克對戰爭有一種孩子氣般的熱情，聽說自己被伊利諾伊州國民警衛隊任命為上校，而且什麽也不用做隻以闊佬身份出現就行，這讓他喜形於色。在餘下的人生，他堅持他人稱自己“上校”。妻子去世時他安排了最隆重的軍事葬禮，卻完全不顧她的資格問題（說不定也並不渴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麥考密克曾在法國短時間服役。在康蒂尼的一次戰場經曆讓他深為所動，回國後，他便稱自己在伊利諾伊州惠頓的莊園為康蒂尼莊園。
1910年，麥考密克和另一個表親約瑟夫·帕特森（Joseph Medill Patterson）一起經營《芝加哥論壇報》。雖然帕特森是堅定的社會黨人，麥考密克則離法西斯主義隻有一兩厘米遠，他們的合作卻驚人地順利，《芝加哥論壇報》繁榮發展，10年後發行量就翻了一倍。1919年，這對表兄弟推出了小報《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報紙在問世的最初6年是在芝加哥經營的。最終，帕特森去了紐約專注於《每日新聞報》（Daily News）。這樣一來麥考密克就成了《芝加哥論壇報》的唯一負責人。
在麥考密克領導下，《芝加哥論壇報》迎來了自己最重要的時期。到1927年，它的發行量是81.5萬份，幾乎是如今的兩倍。報社擁有造紙廠、船隻、水壩、碼頭，還有約18 130平方千米的森林以及一家全美開辦最早、最成功的電台WGN（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的縮寫）。它還投資了地產和銀行。
歲月流逝，麥考密克變得越來越古怪。他控股的湖濱銀行總裁觸怒了他，麥考密克便將其貶職，打發他去經營莊園外的蔬菜攤。他堅持要論壇報參考《時代周刊》的創辦人亨利·盧斯，但同時又很嫌惡後者，總說“就是那個生在中國卻不是中國人的亨利·盧斯”。他暗中提出一套理論，說威斯康星大學的男人都穿蕾絲內衣，還派出記者去查探真假。出於巧合，林德伯格當時就是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不知為什麽，麥考密克在康蒂尼莊園仍使用東部時間，但從不告訴客人，所以第一次來的訪客總會發現，本來是受邀參加晚宴，可自己到的時候連盤子都給收走了。[5]
除了亨利·盧斯，麥考密克還特別討厭亨利·福特、移民和禁酒令。但他最痛恨的還是芝加哥市長威廉·湯普森（William Hale Thompson）。湯普森是個徹頭徹尾的笨蛋，但他的支持者們從不以此為由反對他。“你可以說比爾糟糕，但說他笨可一點沒說到點子上。”有人喜滋滋地評論。湯普森得到支持是因為對腐敗或者賺錢，他從來不擋道。他出生於芝加哥大火兩年前，在富裕家庭中長大。大火之後，他的父親從痛苦的業主們手裏廉價買下房產，趁著芝加哥的重新發展加價賣出，賺了大錢。年輕的湯普森長成了個魁梧的小夥子，身高1.92米，人們都叫他“大個兒比爾”，但他不是個很有潛力的人。他輟學去了西部，做過牧場工人和牛仔，1899年他的父親去世，他回到芝加哥接管了家族生意。雖然沒什麽腦子也沒什麽資質，但1915年他當選為市長，此後8年芝加哥在他的管理下無聲無息地成為全美最腐敗、最無法無天的城市。
腐敗之於芝加哥，就如同鋼鐵之於匹茲堡，電影之於好萊塢。它寡廉鮮恥地磨煉腐敗、孕育腐敗、永葆腐敗。1921年，一個叫安東尼·迪安德烈（Anthony D’Andrea）的黑幫頭目被殺，有8000人參加了葬禮。送葬隊伍長達4千米，名譽護柩人包括21名法官和9名律師，外加伊利諾伊州的檢察官。
歹徒在這個城市裏橫行無阻。三名男子跑到黑道人物帕齊·羅洛爾多（Patsy Lolordo）家裏，開槍把他打死在了沙發上，指紋留得滿屋子都是。羅洛爾多太太知道凶手是誰也願意指證，警方進行了調查，但最後遺憾地說找不到足夠的證據提起檢控。1927年，伊利諾伊州從未成功地檢控過任何一名黑幫分子。
在這個城市，警察局局長喬治·希比（George Shippy）覺得送包裹的人長得像猶太人，認定他是在投遞炸彈就開槍打死了這個可憐人。結果，死者隻是一個無辜送貨員。但希比沒有受到起訴。
1923年，湯普森結束工作從市長職位上退了休。但他的崇拜者們害怕出現紐約檢察官埃默裏·巴克納那樣的人物（大搞查封等），出於安全考慮勸他1927年再度競選。按芝加哥的標準，這次選舉氣氛平和。隻出現了兩起爆炸事件、兩樁槍擊案、兩名民選官員遭到毆打和綁架、12起選民恐嚇報案。阿爾·卡彭為湯普森的競選活動捐贈了26萬美元。據信，就是湯普森或者他陣營下的某個人創造了“早投票、多投票”的滑稽口號，而且很多人好像真的還聽信了他的話。按官方統計，投票人數是100多萬，跟登記選民的人數幾乎一模一樣。
湯普森在新的平台上展開了競選。他發誓要廢除禁酒令，讓美國退出國際聯盟，終結芝加哥的猖獗犯罪。前兩項，他沒有權力做；第三項，他沒有打算做。他還出於不太好懂的原因聲稱，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打算吞並芝加哥。他承諾，如果當選，他會找到國王“迎麵痛擊”。他再選後的第一把火就是著手從芝加哥的學校和圖書館裏清除所有叛逆作品。湯普森任命了劇院老板、之前以更換廣告牌為生的斯波特·赫爾曼（Sport Hermann）負責本市淨化工作，凡是不夠“百分之百美國”的作品統統扔出去。赫爾曼指定由名為“愛國者聯盟”（Patriots’ League）的機構來判斷哪些書招人反感，理應丟棄。但在媒體的壓力下，他承認自己沒有讀過任何一本他主張該燒掉的書（他很可能就沒讀過任何書），他還進一步承認，他記不得有哪些人向自己提過建議。為了確保這番荒唐舉動沒有一個環節不淪為笑柄，赫爾曼宣布焚書的篝火將由庫克縣劊子手點燃。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切行動得到了很多人支持。威廉·赫斯特的洛杉磯《先驅考察家報》（Herald and Examiner）支持湯普森的競選活動，並希望其他城市也清理自己的圖書館書架。三K黨也讚揚了焚書舉措，並建議市政當局下一步可把注意力轉到那些親猶太人或天主教徒立場的書上。市政參考圖書館的負責人宣稱，他已獨立毀掉了自己館藏的所有可疑圖書和小冊子。“我現在擁有美國最幹淨的圖書館了。”他自豪地說。
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阿爾·卡彭不光看上去理智，實際上也值得尊敬。他堅持自己隻是個商人。“我靠著滿足公眾需求來賺錢。”1927年，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阿爾·卡彭召開新聞發布會這一點本身就值得注意）。“庫克縣90%的人都喝酒、賭博，為他們提供這些消遣竟然成了我的罪行！不管他們怎麽說，我的私酒賣得素來很好，我的賭博攤也一直在廣場上開著。”1927年，他領導著一家年收入1億美元的組織。他切入問題的角度或許跟常理有所不同，但阿爾·卡彭無疑是美國最了不起的成功人士之一。
在1899年1月，阿爾·卡彭出生於布魯克林，本名為阿方斯·卡彭（Alphonse Capone）。他的父親是個善良的公民，據我們所知從未觸犯過法律，他作為理發師並擁有一間自己的理發店——這對貧苦移民來說是頗值得驕傲的成就。但他的父親從未學會英語。卡彭是父親的第4個兒子，也是第一個出生在美國的孩子。長兄文森佐（Vincenzo）在1908年16歲時跑去了西部。卡彭一家次年收到了長兄從堪薩斯州寫來的一封信，之後就再也沒有音信了。其實，文森佐成了一名禁酒特工，改名為理查德·“雙槍”·哈特（Richard “Two Gun” Hart）。他取這個名字效法的是牛仔明星威廉·哈特（William S. Hart），而且他還照著威廉·哈特的樣子穿衣服，戴闊邊高頂氈帽，胸口別著一枚錫製星星，腰間掛著一對裝著槍的槍套。離奇的是，1927年夏天，他正在南達科他州擔任柯立芝總統的貼身保鏢。
不消說，年輕的卡彭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職業道路。因為毆打老師（卡彭總是耐心地解釋，是老師先打自己的），遭到學校除名，成了布魯克林敲詐老手強尼·托裏奧（Johnny Torrio）的徒弟。托裏奧溫和、細膩，但卻是最先進行有組織犯罪的人。他尤其擅長奪取特定行業或生意的控製權。比方說，一座市集所有的冰塊運輸員，都要向托裏奧支付傭金來換取特定區域的壟斷銷售權，以便提高冰塊售價。如果有人膽敢挑戰他們的壟斷權，那麽他的辦公室可能會挨炸藥，可能會被打斷腿，房子會被市政府責難，或是遭遇其他各種各樣的不良後果。在巔峰時期，托裏奧控製了200多個不同的行會，包括蘇打藥劑師會及桌上舞娘兄妹會，以及麵包、餅幹、酵母片和囚車司機工會。就連擦皮鞋的男孩要討生活都得提前付給他15美元，開業後則每月2美元。
在1920年，不知道為什麽，也從來沒有人給出過可信的解釋，托裏奧決定離開布魯克林到芝加哥從頭來過。他的第一步是搞掉了一個名叫大個兒吉姆·科洛西莫（Jim Colosimo）的黑幫分子（按某些說法，這人是托裏奧的叔叔，還有些人說他們隻是合夥關係），接管了後者的生意。有一段時間一切順利，但隨後地盤爭搶就有些緊張起來。1925年1月的一個寒冷下午，托裏奧正幫妻子把購物袋從車上拿到房裏，敵對幫派的兩個人走上前來近距離朝他開了5槍，托裏奧保住了性命，但決定金盆洗手。他把芝加哥的所有生意都交給了阿爾·卡彭。美國曆史上最無法無天的時代就此開始。
卡彭統治的兩大突出特征是：他本人非常年輕，統治的時間又非常短暫。卡彭接手托裏奧生意時年僅25歲，跟林德伯格飛往巴黎時歲數一樣，他的黑幫頭目生涯隻有從1925年春到1927年年底的不到兩年光陰。遲至1926年年初，芝加哥的報紙就開始稱卡彭為“卡波尼”或者“卡普裏尼”。1926年夏天，《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個記者給他起了“疤麵煞星”的綽號，傳奇故事就此上演。
《時代周刊》的記者生動地憑想象形容卡彭“黑黝黝的臉頰上有一道傷疤”（《時代周刊》對“黑黝黝”一詞真是愛不釋手），“是那不勒斯的克莫拉黑幫用剃刀留下的紀念”。事實上，卡彭的傷疤來自康尼島，一天晚上，他在酒吧裏喝醉了酒靠近一個姑娘說：“寶貝兒，你的屁股挺漂亮，我真心喜歡你。”隻可惜年輕姑娘跟自己的兄弟在一起，那人出於榮譽感認為必須做點什麽，就拿刀劃過了卡彭的臉，在他左臉上留下了兩道明顯的疤痕，脖子上還有一道不那麽明顯。卡彭對傷疤總是很敏感，想方設法地遮掩甚至往臉上抹滑石粉。
毫無疑問，卡彭具備施暴的能力，但有一點必須指出：他用一根棒球棍將兩名賓客打死的著名事件，完全是虛構出來的。此事出自1975年喬治·穆雷寫的《阿爾·卡彭的遺產》（The Legacy of Al Capone）一書。但此前的半個世紀從來沒人提過這事：要是他真的曾把客人打死在餐桌上，在場的其他賓客可不會忘記。還有人經常把“笑容和槍杆子能讓你走得更遠，比光靠笑容要遠得多”這句話記在卡彭名下，但他似乎從未說過。
20年代的芝加哥，並非真的像傳說中那麽暴力。每10萬人口中會發生13.3樁謀殺案，毫無疑問比紐約（6.1）、洛杉磯（4.7）或者波士頓（僅為3.9）要高，但比底特律（16.8）或者幾乎所有的南方城市都要好。新奧爾良則是每10萬人口發生25.9樁，小石城37.9，邁阿密40，亞特蘭大43.4，夏洛特55.5，孟菲斯更是以69.3樁遙遙領先。而今天美國每10萬人口中發生的謀殺案為6樁——聽到這個數字，想必你略有吃驚但也心存寬慰。
芝加哥犯罪的一個特點，就是這裏的黑幫很愛用湯普森衝鋒槍，也被親切地稱為“湯米槍”。這種槍的名字來自約翰·湯普森將軍（John Taliaferro Thompson），即美國武器庫司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用了大量時間進行研發工作。湯普森的想法是設計一種輕量級的便攜式機槍，一名士兵就能運走。湯普森衝鋒槍有著絕妙的殺傷力，它一分鍾能夠發射上千發子彈，在裝甲車上鑽出孔來。在一次演示當中，它穿透了6.3毫米厚的鋼板，打斷了一棵直徑近乎60厘米粗的樹。隻可惜，湯普森做好投產準備時戰爭就結束了，軍隊也不想要這種武器了。警察不願用它的原因是它的動靜太大，還無法準確打擊目標。湯普森衝鋒槍射出的子彈隨機散布，成了流氓的理想武器——一旦扣下扳機，流氓就會嚇壞眾人。伊利諾伊州對湯普森衝鋒槍的銷售未做任何限製，普通公眾都能在五金店、體育用品商店，甚至雜貨鋪裏買到它。出奇的是，芝加哥的死亡人數並未因此而高到離譜。
禁酒令時期芝加哥還有一樣東西豐盛得異乎尋常：啤酒。而大多數城市都沒有啤酒，芝加哥的啤酒需要大規模的腐敗才能實現生產。因為，你不可能藏下一座啤酒廠，所以製造和銷售啤酒要想不引來司法幹預就需要大筆的封口費。在這座城市，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穿警服的警官沒分享過這筆甜頭。每天總有源源不斷的警察和官員前往卡彭設在大都會酒店的總部領取報酬接收指令。光是卡彭開給警察的薪水，每周就近60萬美元。芝加哥警隊實際上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如果凱納索·蘭迪斯能留在聯邦法官的崗位上，他會采取什麽樣的舉措隻有天知道了。
禁酒令或許可以算是政府送給地下釀酒商最好的禮物了。一桶啤酒的生產成本是4美元，售價55美元。一箱烈性酒生產成本是20美元，能賺90美元而且還不用納稅。到1927年，卡彭的組織（有趣的一點是，它從沒有名字）據計收入了1.05億美元。無疑，這一經營規模可讓他躋身美國曆史上最成功的商人之列。
許多人似乎也欣然把卡彭看成一位成功的商人。1927年，有人請西北大學麥迪爾新聞學院的學生列舉心目中全世界最傑出的10個人，他們選擇了林德伯格、理查德·伯德、墨索裏尼、亨利·福特、赫伯特·胡佛、愛因斯坦、“聖雄”甘地、蕭伯納、高爾夫球手鮑比·瓊斯，以及阿爾·卡彭。
對卡彭而言，1927年是個好年頭。利潤源源不斷地湧入，芝加哥的黑幫基本上和平相處，卡彭越來越感覺自己成了一個大人物。芝加哥的送報員威脅要發動大罷工，報業老板們轉身向卡彭，而不是市長大個兒比爾·湯普森求助。之後，卡彭平息了罷工，並應業主之邀參加了羅伯特·麥考密克主持的一場感謝會。
“事後麥考密克想付錢給我，”卡彭後來說，“但我告訴他讓他把錢捐給醫院。”麥考密克講述的故事很不一樣。“在發行商會晤上，我遲到了，”他在回憶錄中語調輕鬆地寫道，“卡彭帶著幾個手下走了進來。我把他趕了出去。”不管具體情況如何，罷工沒有舉行，芝加哥的報紙日後說起卡彭總是筆下留情。1927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阿爾·卡彭成了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歹徒。
再過幾個星期，15萬人會擠進芝加哥的士兵球場觀看登普西—滕尼複賽。那地方會出現各路名人，但球場裏人人翹首以待的是阿爾·卡彭。28歲，他似乎登上了世界之巔。可事實上，他的好時候馬上就要過去了。再過不到6個月，他就會遭到追捕，他的世界也將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