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27年5月
1927年春大，一個閃亮的奇異物體劃過了大空。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
01 八卦小報的黃金年代 世紀之案：斯奈德一格林謀殺案
在10天之前，還沒有人聽說過林德伯格。《紐約時報》僅在談論“未來的大西洋航班”時提到過他一次，還拚錯了名字。如今林德伯格一夜成名，不管他出現在哪棟大樓，人群都將那裏圍得水泄不通，服務員為了他餐盤裏剩下的玉米棒也會打上一架。
1927年春夏之交，讓全美最為震驚的新聞是一樁可怕的謀殺案，它發生在長島的一個普通家庭。巧合的是，案發現場離羅斯福機場很近，力爭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正聚集此地。報紙興奮地把案件稱為“窗簾吊錘謀殺案”。故事是這樣發生的。
1927年3月20日深夜，皇後區一個寧靜的中產階級社區裏，艾伯特·斯奈德( Albert Snyder)和太太並排睡在他們位於第222號大街家裏的兩張單人**。斯奈德太太聽到樓上的走廊裏傳出了動靜，她起身查看，發現臥室門外有個大個子男人——她對警察說那是個“巨人”。“巨人”正操著外國口音對另一名男子說話，斯奈德太太在黑暗中看不到另一名男子。還來不及有所反應，“巨人”就抓住了她，狠狠地毆打她，令她昏迷了整整6個小時。而後“巨人”與同夥來到艾伯特·斯奈德的床邊，用掛壁畫的金屬線勒死了這個可憐人，還用窗簾的吊錘打了他的腦袋。窗簾吊錘點燃了公眾的想象力，案件也因此得名。兩名惡棍隨即將房裏所有的抽屜翻了個遍，帶著斯奈德太太的珠寶逃跑了，但他們在樓下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意大利語的報紙，為其身份留下了線索。
次日，《紐約時報》對此案興趣頗高，但也困惑不解，它刊登了大篇幅報道，標題是：
美術編輯在**遇害
妻子被綁，房子被翻！警方認為作案動機神秘
報道指出，來自聖瑪麗醫院的文森特·賈斯特（Vincet Juster）醫生為斯奈德太太做了檢查，發現她身上沒有一個受傷之處可以解釋她為何昏迷了6小時。事實上，醫生發現她毫發未損。賈斯特醫生試探性地提出，或許她長時間昏迷並不是因為真的受了傷，而是因為事件帶來的心理創傷。
這時候，警探對斯奈德太太產生了懷疑。首先，斯奈德家完全沒有被人強行闖入的跡象，更何況對殺人越貨的珠寶竊賊來說，這家人太不值一提了。此外警探發現，在門外發生暴力扭打期間，艾伯特·斯奈德竟然一直在睡覺——這也很奇怪。斯奈德夫婦9歲的女兒洛林睡在大廳對麵的一間房，也沒聽見任何動靜。竊賊闖入房子，拿出一張無政府主義的報紙整整齊齊地放在桌上讀了一陣，之後才上樓——這似乎也挺奇怪。最奇怪的是斯奈德太太的床，她半夜裏就是在這張**醒過來聽見走廊外有動靜才起身去查看的，但床居然鋪得整整齊齊好像完全沒人睡過似的。她無法解釋這一點，說是腦震**害的。警探們正為這些異常現象感到困惑時，一名警察無聊地掀起了斯奈德太太床墊的一角，發現了她報告失竊的珠寶。
所有的目光都轉向了斯奈德太太。她躲躲閃閃地迎向他們的逼視，最後崩潰地交代了罪行，但她說一切都怪自己的秘密情人，一個叫賈德·格雷（Judd Gray）的畜生。
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對賈德·格雷的搜捕行動也正要展開，美國的報民們很快就會異常興奮起來。
20世紀20年代真可謂是閱讀的好年景——很有可能是美式生活裏閱讀量最巔峰的10年。很快，無線電廣播就會取而代之，但眼下這一刻，閱讀仍然是大多數人打發空閑時間的主要方法。每年美國出版商會出版近1.1億冊書籍，1萬多個品類，比10年前差不多增長了一倍。有些人或許會對這浩如煙海的書籍望而生畏，不過，一種有益的新事物開始亮相——讀書俱樂部。1926年每月讀書會（The Book-of-the-Month Club）成立，次年文學公會（Literary Guild）也創辦了，兩者都立刻引起了巨大反響。作家們受到了現在絕無可能有的推崇。辛克萊·劉易斯回到家鄉明尼蘇達州埋頭撰寫1927年春出版的小說《孽海癡魂》（Elmer Gantry）時，方圓十裏的人都跑過來，隻為了看他一眼。
不管怎麽說，20世紀20年代都是報紙的黃金時代。這10年中報紙銷量上升了約20%，達到每天發行3600萬份——相當於平均每戶人家訂閱了1.4份報紙。光是紐約市就有過12種日報，其他所有提得起名號的城市也至少有兩三種。不僅如此，在許多城市，讀者還可以從一種徹底改變人們對日報期待的全新出版物裏獲取新聞了，這就是小報。小報專注於報道犯罪事件、體育新聞、名人八卦，並為這三者賦予了遠超從前的重要性。192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小報把1/4到1/3的篇幅都用於犯罪報道，最多的時候比嚴肅報紙高了10倍以上。正因為有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一起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這樣瑣碎平淡的案件都能成為全國性新聞。
小報不管是作為一種版式形式，還是作為一種提煉新聞甚至傳播**內容的媒介，在英格蘭已經出現了25年，可從未有人想過讓它在美國大放異彩。直到來自《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出版世家的兩位年輕人羅伯特·麥考密克（Robert R. McCormick）和他的表弟約瑟夫·帕特森（Joseph Patterson）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英格蘭服役時看到了倫敦的《每日鏡報》（Daily Mirror），才決定等和平降臨時也在家鄉提供類似的服務。1919年6月兩人在紐約推出了《每日新聞畫報》（Illustrated Daily News），每份售價兩美分。小報的概念並未立刻變成大熱門，該報的發行量曾一度跌至11 000份。但漸漸地，《每日新聞畫報》建立了忠誠的讀者群。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它已經成為全美最暢銷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一百多萬份，是《紐約時報》的兩倍多。
如此欣欣向榮的局麵不可避免地激發了效仿者。先是在1924年6月出現了《紐約每日鏡報》（New York Daily Mirror），發行人是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3個月之後又出現了更糟糕的《晚間圖文報》（Evening Graphic）。創辦《晚間圖文報》的是一位名叫貝爾納·麥克菲登（Bernarr Macfadden）的商人，他留著怪裏怪氣的蓬鬆頭發。差不多50年前他來到了這世上，是密蘇裏州一個平凡的農家孩子，原名伯納德·麥克菲登（Bernard MacFadden）。改名之後的麥克菲登長成了個強壯而充滿怪異信念的人。他不喜歡醫生、律師，也不喜歡穿衣服。他積極地投入健美、素食等活動當中，強烈地主張乘客有權享受到得體的鐵路服務，以及**的權利。他和妻子定居在新澤西州恩格爾伍德，夫妻倆常常在草坪上**鍛煉，讓鄰居目瞪口呆。他們的鄰居中有個人叫德懷特·莫羅（Dwight Morrow），在本書的故事裏會變成關鍵人物，原因後麵會揭曉。麥克菲登癡迷於健身，他有一個女兒因為心髒病去世了，他卻評論說：“她走了更好，因為她隻會給我丟臉。”他80多歲的時候，你還能看到他扛著一袋18千克的沙子繞著曼哈頓行走，以此強身健體。麥克菲登最終活到了87歲。
身為商人，麥克菲登似乎一輩子都信奉如下主張：絕不向公眾兜售其不知情的東西，那麽做太愚蠢了。他的發家來自三次不同的投資。他創設了一門科學，並稱之為“健身學”（Physcultopathy），嚴守素食和鍛煉的兩大原則，並向勇敢的人宣傳**的好處。這場運動帶來了一家成功的養生農場連鎖企業，外加相關出版物。1919年隨著出版業務的蓬勃發展，麥克菲登又產生了另一個創新念頭：懺悔雜誌。他在這方麵的經典之作是《真實故事》（True Story），很快實現了220萬冊的月銷量。《真實故事》裏所有的故事都生動而有趣，“有一股興奮的暗流在湧動”——一位評論家讀完後心滿意足地說。麥克菲登驕傲地吹噓說，《真實故事》裏沒有一個字是編出來的。這種說法給麥克菲登惹上了一點法律上的小麻煩：1927年，一篇名為《真情之吻》（The Revealing Kiss）的文章以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為故事背景，卻偏巧包含了這座正義小城裏8位可敬市民的名字，他們提起了訴訟，麥克菲登不得不承認《真實故事》裏的故事其實完全不真實，而且從來也不曾真實過。
小報風靡一時之際，麥克菲登推出了《晚間圖文報》。這份小報最突出的特點是毫不關心真相，甚至也不在乎公認的現實。它虛構采訪從未見過的人，刊登的報道也來自假托的作者。1926年，默片時代最出名的演員魯道夫·瓦倫蒂諾（Rudolf Valentino）去世之後，《晚間圖文報》發表了一係列據稱是他寫於陰間的文章。它還創造了新穎的插圖形式，自稱為“合成照片”（composograph）：它把新聞人物的臉疊加在模特的身體上。1927年年初，愛德華·布朗寧（Edward W.“Daddy”Browning）和他飄忽不定的年輕新娘（眾人親切地稱其為“桃子”）拉開了一場離婚訴訟。在此期間，《晚間圖文報》最出名的虛構作品騰空出世：它刊登了一幅“桃子”**站在證人席上的照片，沒有附加任何文字來說明此照片是虛構的。那一天，《晚間圖文報》多賣了25萬份。《紐約客》稱它是“四不像的黴菌”，但從黴菌的角度來看，它真的太成功了。到1927年《晚間圖文報》的發行量已接近60萬份。
對於傳統的報紙而言，這是個嚴峻且令人擔憂的數字。大部分報紙的應對方式是讓自己在精神甚至形式上都變得更像是小報。就連一直以來注重莊嚴與鄭重的《紐約時報》也在這10年裏花了大量篇幅，用近乎狂熱的挑逗語調報道情色消息。所以，一旦像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這樣的案件出現，所有的報紙全都表現出了同樣的癲狂姿態。
相比之下，犯罪者異常蠢笨、毫無吸引力和想象力這一點反倒無關緊要了。當時的新聞人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將其戲稱為“蠢貨謀殺案”。案件事關情欲、不忠、狠心的女人、一枚用來繃直窗簾的吊錘，這就足夠了，這些就是能讓報紙大賣的東西。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獲得的報道力度遠超同一時期的其他任何案件，直至1935年才被布魯諾·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n）綁架林德伯格的孩子一案超過。但就對社會流行文化的影響而言，就連“林德伯格綁架案”也遠遠比不上這件事。
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審訊往往異常快速。格雷和斯奈德太太被逮捕後不到一個月就受大陪審團提審，站上了被告席。皇後區的法院大樓是長島市區裏一棟莊嚴的古典風格建築，此刻也彌漫起了狂歡的氣氛。來自全美各地的130家報紙派出了記者，連遙遠的挪威也來湊熱鬧。西聯公司（Western Union）架起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電報交換機——比總統就職典禮、職業棒球總決賽上用的還要大。法院外麵，沿途擺起了餐車，紀念品小店以10美分的價格出售吊錘形狀的胸針。成群結隊的人每天都來看熱鬧，希望能搞到旁聽席的座位。進不去的人則站在大樓外麵眼巴巴地盯著它，迫切想知道樓裏進行的那些自己看不到也聽不到的重要裁決。富人和時尚人士也紛紛露麵，包括昆斯伯裏侯爵[1]，以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的妻子。有幸坐進法庭的人獲允在每天聆訊結束後上前觀看涉事證物：凶手用過的窗簾吊錘、掛壁畫的金屬線、裝麻醉劑氯仿的瓶子。
《紐約每日新聞報》和《紐約每日鏡報》刊登的審訊新聞曾多達一天8篇，如果當天揭露了什麽特別吸引人的細節，比如，露絲·斯奈德在案發當晚穿著血紅色的睡衣迎接賈德·格雷，就會立刻印刷專刊，這陣勢就跟要宣戰了似的。對那些著急得沒法耐下性子閱讀文字的人，《紐約每日鏡報》在3個星期的審訊期間提供了160幅照片、圖表和其他插圖，《紐約每日新聞報》配圖則達到了200幅。愛德華·賴利（Edward Reilly）擔任了一陣格雷的律師，沒過多久，他就因為替“林德伯格綁架案”中的布魯諾·豪普特曼（Bruno Hauptman）辯護而聲名狼藉，但賴利是個不靠譜的酒鬼，案件開審後不久就被解雇了，要不就是他主動辭職的。
在那三個星期中的每一天，陪審員、記者和觀眾都鴉雀無聲，全神貫注地傾聽著艾伯特·斯奈德的慘劇。故事開始於10年前，《摩托艇》（Motor Boating）雜誌寂寞的禿頂美術編輯艾伯特·斯奈德對辦公室秘書露絲·布朗（Ruth Brown）產生了迷戀。露絲心氣高，但並不怎麽聰明。她比斯奈德小13歲，對他也不怎麽感興趣。但兩人約會三四次之後，斯奈德送給她一枚口香糖大小的訂婚戒指，露絲矜持的防線崩潰了。“我沒法放棄那枚戒指。”她無奈地向朋友解釋。兩人認識4個月後結了婚，搬進了斯奈德位於皇後區的家。哪怕按照不幸婚姻的標準來看，他們婚後的幸福時光也十分短暫。斯奈德渴望安靜的家庭生活，露絲卻想要光彩奪目的喧囂熱鬧。斯奈德不肯取下前一位心上人的照片，惹惱了露絲。結婚才兩天，她就跟朋友說自己並不怎麽喜歡丈夫。10年無愛的婚姻就這麽拉開了序幕。
露絲頻頻獨自外出。1925年，在曼哈頓的一家咖啡館她遇到了賈德·格雷，格雷是貝安·朱莉緊身胸衣公司的推銷員。兩人很快有了私情。格雷看起來不像宵小之輩，他戴著粗框眼鏡，體重隻有54.4公斤，叫露絲“媽咪”。在不曾沾染桃色緋聞的世界，他在主日學校教書，在教堂唱詩班唱歌，為紅十字會籌措資金。
因為對自己的婚姻愈加不滿，露絲欺騙不知情的丈夫簽下一份帶雙重賠償條款的壽險保單，萬一丈夫遭遇暴力事件，露絲便可領到近10萬美元的賠償金。此後，她一直堅持不懈地確保此事發生。她在丈夫晚上喝的威士忌裏下毒，又在他吃的蛋奶水果點心裏下毒。當然，記者們對此事也大書特書。可毒藥沒能放倒斯奈德先生，她便又碾碎了安眠藥放進蔬果汁，並假稱為了健康讓他服了氯化汞[2]，甚至還試著用煤氣熏死他，隻可惜，事實證明毫不知情的斯奈德先生堅不可摧。無奈之下，露絲隻好向賈德·格雷求助。
他們一起設計了一場自以為完美的謀殺。格雷先搭乘火車前往紐約州中部的雪城，入住奧內達加酒店，並確保有很多人看見自己，之後悄悄搭乘返程列車回到城裏。離開酒店後，他安排了一個朋友去自己的酒店房間把床弄髒，讓房間看起來是有人住過的樣子。他還留下了信，讓朋友等他走後再寄出。不在場證據就緒之後，格雷在深夜來到皇後區斯奈德的房子前。露絲坐在廚房裏等著，穿著那件很快就要出名的紅色睡衣，把格雷放進屋。按計劃，格雷潛進夫婦倆的臥室，用露絲事前放在梳妝台前的窗簾吊錘砸碎艾伯特·斯奈德的腦袋。可惜事情並未完全按計劃進行。格雷膽戰心驚、試探性地敲了第一錘，反倒驚醒了受害人。看到一個奇怪的小個子男人站在自己身邊用鈍器敲擊自己的腦袋，斯奈德先生困惑不解，因為疼痛發出了叫喊，也相當有力地給予了還擊。他一把拉住格雷的領帶，讓格雷喘不過氣來。
“媽咪，媽咪，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快救我！”
露絲·斯奈德從掙紮的情人手裏奪過吊錘，猛地砸在丈夫頭蓋骨上，斯奈德先生便沒了動靜。之後，她和格雷把氯仿倒進斯奈德先生的鼻孔，用金屬線勒死了他——這兩件事中露絲都幫了忙。之後，他們拉開整個屋子的抽屜和櫥櫃，讓它看起來像遭了劫。但兩人似乎都沒想到要把露絲的床弄得像是有人睡過。格雷鬆垮垮地綁起露絲的腳踝和手腕，讓她舒服地躺在地上。他還設計了最狡猾的一招：在樓下的一張桌子上擺了份意大利文報紙，好讓警察以為入侵者是外國顛覆分子，就像馬薩諸塞州等著被處決的薩科和萬澤蒂——這兩人都是臭名昭著的無政府主義者。[3]事情都辦好以後，格雷吻別了露絲，打了一輛出租車進城，搭乘火車回到雪城。
格雷以為，就算自己受到懷疑，警方也證明不了什麽，因為480千米之外的雪城有他確鑿的不在場證據。遺憾的是，長島的一位出租車司機記住了格雷，因為格雷搭車的車費是3.50美元，卻隻給了5分錢的小費，哪怕在20世紀20年代，用5分錢來表示感謝也太小氣了些，所以司機迫不及待地想要指證他。警方在奧內達加酒店追蹤到了格雷，麵對警方的懷疑格雷表現出一臉驚訝的樣子：“這是怎麽回事？我連超速罰單都沒吃過。”他自信滿滿地說自己整個周末一直在酒店。不幸但也很有趣的是，他居然把返程的火車票的票根扔在了廢紙簍裏。一名警察把票根翻檢出來並質問他，格雷立刻招供。聽說斯奈德太太把罪責都推到自己身上之後，格雷歇斯底裏地堅稱她才是主謀，而且，是斯奈德太太威脅自己要向他妻子告發他的不忠，逼迫自己與她合作的。很明顯，他和斯奈德太太的情分走到了盡頭。
正因為民眾對這次審判的興趣如此濃厚，整個事件裏沒有任何一方麵遭到忽視。讀者可以了解到，主審法官湯森德·斯卡德（Townsend Scudder）每天晚上回到在長島的莊園時，他養的125隻寵物狗會衝出來歡迎他，然後由他親自喂食。還有人注意到並鄭重地加以報道的是所有陪審員的年齡加起來正好500歲。露絲·斯奈德的一位律師達納·華萊士（Dana Wallace）受到了特別關注，因為他是“瑪麗·塞萊斯特號”貨輪老板的兒子。而這艘船於1872年被人發現漂流在大西洋上，全體船員神秘地消失了——當時這件事情挺出名的。一位叫塞拉斯·本特（Silas Bent）的記者仔細測量了報紙專欄的尺寸，發現用於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的報道篇幅比“泰坦尼克號”沉沒還要多。
各色名人觀察家們撰寫了分析和評論，包括懸疑作家瑪麗·萊因哈特（Mary Roberts Rinehart）、劇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電影導演格裏菲斯（D. W. Griffith）、女演員梅·韋斯特（Mae West）、曆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杜蘭特寫的《哲學的故事》（Story of Philosophy）當時竟也火爆一時，雖說跟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的審訊並無明顯聯係。同時莫名其妙地出現的，還有一位名叫瑟斯頓（Thurston）的魔術師。三位牧師也加入評論隊伍裏，分別是：比利·桑戴（Billy Sunday）、艾梅·麥克弗森（Aimee Semple McPherson）和約翰·斯特拉頓（John Roach Straton）。斯特拉頓以憎恨一切著稱，按一位他的同時代人描述，他憎恨“玩紙牌、喝雞尾酒、貴賓犬、爵士音樂、戲劇、低胸禮服、離婚、小說、悶熱的房間、克拉倫斯·丹諾[4]、暴飲暴食、自然史博物館、進化、浸會教堂裏出現標準石油公司的大人物、職業拳擊、演員、**藝術、打橋牌、現代主義和賽狗”。現在斯特拉頓又開心地往這份清單裏加上了露絲·斯奈德和賈德·格雷。在他看來，處決他們兩人的速度還不夠快。而同為牧師的麥克弗森比較溫和，他為兩人進行祈禱，並希望上帝教導各地的年輕人牢牢記住：“我希望妻子就像母親，而不是紅發辣妹。”
評論家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在一篇文章中發問，為什麽一宗如此平淡又缺乏想象力的謀殺案引發了這麽熱切的關注呢？可惜他忘了停下來反思一下——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質問他寫的文章啊。在他看來，此案基本上是“老套主題”的另一個例子：“狼子野心的女人對順從的男人發號施令。”當時人們幾乎一致認為犯罪的是露絲·斯奈德，賈德·格雷是個上了當的倒黴鬼。格雷收到了大量滿懷同情的信件，塞滿了皇後區監獄兩間相鄰的號子。
報紙努力想把露絲·斯奈德描繪成一個邪惡的妖婦。“她天生的金發呈現出完美的大波浪形狀。”一位觀察家刻薄地寫道，仿佛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證明她有罪似的。《紐約每日鏡報》說她是“鐵石心腸的女人”。其他刊物稱她為“人麵蛇心”的“冷酷女子”，甚至亢奮過度地說出了“北歐吸血鬼”這樣的話。幾乎所有報道都死盯著露絲·斯奈德致命的美貌，但這要麽是出自幻覺，要麽是選擇性誇張。1927年時露絲·斯奈德已經36歲了，她身材臃腫，滿臉倦容。她的皮膚長了斑，總帶著一臉怒容。坦率些的評論家懷疑她根本就不曾有過什麽吸引力。《紐約客》的一名記者暗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成功地分析出人們對露絲·斯奈德的興趣到底來自何方……她無法抗拒的魅力恐怕隻有賈德·格雷看得見。”格雷則戴著一副沉重的圓框眼鏡，看起來顯得充滿難以置信的機智、學究氣，比35歲的實際年齡老成許多。在照片裏，他總是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就好像無法相信自己怎麽落到了這般境地。
為什麽這樁謀殺案吸引到了如此熱烈的關注，在當時就很難說清，現在更是不可能了。那一年，就在紐約，就有大量其他更“精彩”的謀殺案能夠激起關注。其一是報紙戲稱的“格雷夫森德灣保險謀殺案”，一個名叫本尼·戈爾茨坦（Benny Goldstein）的人製訂了一套計劃，假裝自己在布魯克林的格雷夫森德灣溺水，好讓朋友喬·萊夫科維茨能收到75 000美元的保費，之後兩人對半分。可萊夫科維茨對此計劃做了一項重大調整：他沒把戈爾茨坦送到新澤西州的海灘上，而是在格雷夫森德灣把戈爾茨坦扔出了船，確保他真正淹死。戈爾茨坦不會遊泳，所以肯定是死了，萊夫科維茨一個人獨吞了所有的錢。隻可惜還來不及享受，就被抓住定罪了。
對比來看，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笨手笨腳又老套，再加上兩名被告完全供認不諱，甚至不能帶來精彩的法庭辯論。一點兒都不誇張地說，它最終還是成了著名的“世紀之案”，對流行文化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影響，尤其是影響了好萊塢、百老匯，以及輕小說的煽情結尾。電影製片人阿道夫·朱克（Adolph Zukor）拍了一部電影《需要殺戮的女人》（The Woman Who Needed Killing），但後來這一標題被淡化處理了。為《先驅論壇報》（Herald Tribune）報道庭審過程的記者蘇菲·崔德威爾（Sophie Treadwell）寫出了戲劇《身不由己》（Machinal），在商業上大獲成功，評論口碑也相當不錯。在崔德威爾的劇作中，賈德·格雷的戲份由一名很有前途的年輕演員扮演，這人就是日後的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小說家詹姆斯·凱恩（James M. Cain）對此案非常著迷，兩本書都將它作為核心劇情：《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和《雙重賠償》（Double Indemnity）。1944年，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巧妙地根據《雙重賠償》拍出了同名電影，由弗萊德·麥克莫瑞（Fred MacMurray）和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主演。這部作品開創了“黑色電影”流派，成為一代好萊塢情節劇的模板。《雙重賠償》骨子裏就是斯奈德-格雷謀殺案，隻是對話更精彩，演員更好看。
可憐的艾伯特·斯奈德被謀殺一案還有另一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凶手被抓住了。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這種情況並不多見。1929年，紐約接到報案的謀殺案有372樁，其中115樁無人被捕，就算抓到了人，定罪率也不到20%。全美範圍內，按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調查數據，1927年全美2/3的謀殺案懸而未決。請注意，最準確的記錄是保險公司留下來的，而不是警察局。其他一些地方的破案率，甚至連這點可憐巴巴的比例都達不到。在某些年份，芝加哥出現了450~500樁謀殺案，然而成功結案的數量遠遠低於1/4。總體而言，根據該調查的統計推算，全美的重案犯中10個有9個逍遙法外。100個凶手裏隻有一個被處以死刑。所以，露絲·斯奈德和賈德·格雷必然是真真正正的無能，才會在作案後被指控、被定罪，最終還被處決。事實也確實如此。
5月9日下午晚些時候，律師做了結案陳詞，12人的陪審團閉門決議。這12個人全是男性，因為1927年紐約州禁止女性旁聽謀殺案。1小時40分鍾後，陪審員慢吞吞地走出來宣告判決結果：兩名被告一級謀殺罪名成立。露絲·斯奈德在座位上痛苦地哭了起來。賈德·格雷滿臉通紅，狠狠地盯著陪審團，但並無恨意。斯卡德法官宣布下周一量刑，這其實隻是一種形式，一級謀殺罪的刑罰就是電刑處死。
一如斯奈德-格雷謀殺案必然的結局，另一個更精彩的故事在純粹的巧合中開始上演。庭審結束後3天，就在不遠的地方，一架名叫“聖路易斯精神號”的銀色飛機從西麵俯衝向長島，降落在毗鄰羅斯福機場的柯蒂斯機場。飛機上下來一個笑嘻嘻、幾乎無人認得的明尼蘇達州年輕人。
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時年25歲，但看起來像是剛滿18歲。他身高1.88米，體重58公斤，健康得叫人無法置信。他不抽煙，不喝酒，連咖啡、可樂也不碰，還從來沒跟人約會過。他有種奇妙的幽默感，喜歡冒險到了近乎殘酷的地步。
有一回，他在朋友的水壺裏裝滿煤油，樂滋滋地站在一旁看著朋友一飲而盡。這位朋友後來進了醫院。他出名的主要原因是他多次成功地從快要墜毀的飛機裏跳傘逃命，比任何活著的飛行員跳傘逃命的次數都要多。他完成過4次緊急跳傘，其中一次距離地麵僅有106米，第5次是飛機迫降在明尼蘇達州的沼澤地裏，而他毫發無傷地爬了出來。眼下，距離他第一次單獨飛行才4年。聚集在長島的飛行業內人士普遍推測，他成功飛越大西洋的機會差不多是零。
斯奈德-格雷謀殺案的故事已經從頭版上消失了，人們現在需要新的故事，而這個頗具神秘色彩的、自信滿滿的中西部年輕人看起來有幾分意思。一個問題隨之橫掃記者圈：這小子是什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