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27年複活節前夕，一個溫暖的春夜，紐約城裏住在高樓大廈上的人們驚呆了：全新的雪莉荷蘭酒店公寓（Sherry-Netherland）塔樓外的木質腳手架著火了，而消防員又無法把水送到那麽高的地方去。
第五大道聚滿了來圍觀的人群，這是近幾年來紐約城最大的一場火災。總高38層的雪莉荷蘭酒店公寓是當時最高的住宅建築，尚未拆卸的腳手架覆蓋了最高處的15層塔樓，足夠讓樓頂燃起壯觀的火焰。從遠處看，大樓上頗有點像在打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32千米之外仍能清晰地看到濃煙。快結束時場麵更為戲劇化，腳手架燃燒的部分，大約有15米那麽高，從150米高的地方落了下來，帶著陣陣的火花劈啪作響地落在大街上，引得圍觀者發出驚歎的叫聲，也為正在街上勞累的消防員們帶來不少危險。燃燒的餘燼落到鄰近建築物的屋頂，點燃了另外4座大廈。消防員將水管對準雪莉荷蘭酒店公寓的樓頂噴射，但這多多少少是種象征性的姿態，因為水流最多能射三四層高。好在大樓尚未竣工，無人居住。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特別喜歡看大場麵，到上午10點人群已經聚集到大約10萬人，對一場自燃事件來說這真是場盛大的聚會。為了維持秩序，現場來了700名警察。按《紐約時報》的說法，一些有錢的圍觀者剛從晚上的狂歡活動裏抽身，就到街對麵的廣場酒店訂了房間，舉辦“即興火災舞會”。市長吉米·沃克（Jimmy Walker）也抽空來看了一眼，途經耷拉著消防軟管的街麵時給弄了一身泡沫。片刻後，一塊3米長的木板落在他身邊的路麵上，他立刻接受了撤回的提議。火災讓雪莉荷蘭酒店公寓的上半截遭受了大麵積損失，但好在並未往下蔓延，大火在午夜時分熄滅了。
火焰和煙霧為克拉倫斯·錢伯林（Clarence Chamberlin）、伯特·阿科斯塔（Bert Acosta）帶去了有趣的消遣。那天上午9點30分，兩人從長島羅斯福機場駕著一架小飛機起飛，在空中兜起了圈子。他們試圖打破兩年前兩名法國飛行員創造的世界耐力飛行紀錄。這一方麵是國家榮譽問題——美國本是航空業的發源地，而今卻無可救藥地落在了歐洲小國後麵；另一方麵，也是為了證明飛機能在半空中待足夠長的時間，完成真正的長途飛行。
錢伯林事後解釋，這次演習的技巧是通過調節節流閥和燃料混合物，讓飛機剛好能夠飛起來，從而實現長途飛行。錢伯林說，這就叫靠著“餓不死也吃不飽的口糧”維持它。起飛之後第三天中午快到1點時，他和阿科斯塔終於降回地麵，那時候燃油徹底消耗一空，他倆真正是靠著“空氣”在飛。他們連續飛行了51小時11分25秒，比此前的紀錄長了將近6小時。
他們麵帶笑容地從飛機裏鑽出來，向地麵歡呼的大批群眾致意。20世紀20年代人們對於任何事情都很喜歡湊熱鬧。兩名凱旋的飛行員又累又僵，還非常口渴。原來在出發前地勤因太興奮而分了心，給他們的水壺裏裝滿了肥皂水，所以兩人整整兩天滴水未進。撇開這點不說，這次飛行大獲成功——登上了4月15日耶穌受難節《紐約時報》上的長篇報道，標題橫跨整頁：
飛行員創造了51小時的飛行紀錄
沒有食物和水的日與夜
在疲憊中成功著陸，渴望飛往巴黎
這兩位飛行員飛了6600千米，比從紐約到巴黎的直飛距離多800千米。同樣驚人的是，他們設法攜帶了1420升的燃料（在當時看來，這對飛機而言是龐大的負荷）飛上了天，而且隻借助了365米長的跑道就順利升空。所有這一切都鼓舞了那些渴望飛越大西洋的人，而在1927年春天像錢伯林和阿科斯塔這樣的人很多。
有點諷刺的是，有一件事讓美國的航空業遠遠落後於歐洲諸強，但在其他諸多領域卻讓它遙遙領先了，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之前幾乎從沒人想過飛機可用於戰爭。法國空軍僅有30多架飛機，這比全世界其他各國的空中力量加起來還要強。德國、英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和奧地利空軍的飛機都不超過4架，美國隻有2架。但隨著戰爭的爆發，軍事指揮官們迅速看到了飛機的價值——偵察敵軍動向、指揮炮火，以及種種作戰的新方向和新方式。
早些年裏，機載炸彈往往就是裝滿了汽油或煤油的紅酒瓶子，附帶簡單的雷管，也有少數的飛行員投擲手榴彈。還有一段時間，一些人投擲名為“箭彈”的特製飛鏢，它能刺穿士兵的頭盔，或者以其他方式給地麵壕溝裏的可憐人帶去痛苦和驚恐。一如從前，隻要涉及殺戮技術就迅速進步。到1918年，歐洲各國已經投擲了總計1噸重的航空炸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整個過程中，德國如雨點般拋下了100萬枚炸彈，總重量約達27 000噸。那時候的炸彈爆炸位置很不精確——炸彈從3000米的高空落下，很難擊中目標，甚至會相差800米。但不管炸彈落在什麽地方，造成的心理影響都相當大。
超重的炸彈負荷要求飛機的機型更大，功率更大。反過來，這又刺激發展出更敏捷、更靈巧的戰鬥機，以便於為轟炸機提供護衛或進行攻擊。這進一步帶來了著名的空中混戰，為新一代的航空進步奠定了基調。空戰產生了對飛機近乎無止境的需求。4年裏，4個主要作戰國在空中艦隊上花了10億美元——這個數字非常驚人，幾乎全是從美國借來的。一窮二白的法國用4年時間建立了完整的航空產業，雇用了近20萬人，生產出近7萬架飛機。英國製造了55 000架，德國製造了48 000架，意大利製造了20 000架——而就在幾年前，俄亥俄州兩兄弟開的一家自行車店就是整個世界的航空業。比較起來，這實在是長足的發展。
截至1914年全世界死於空難的人大概有100個，如今有數以千計的人死在飛機上。到1917年春天，英國飛行員的預期職業壽命為8天。短短4年裏，總共有30 000~40 000名飛行員戰死或受了重傷而喪失工作能力。就連戰前的空中培訓也並不比實際作戰更安全，至少有15 000人是在飛行學校裏發生事故喪命或受傷的。美國飛行員處在特別不利的地位。美國1917年4月才參戰，此前沒有任何一名美國軍方官員見過戰鬥機，根本不知道如何進行指揮。探險家海勒姆·賓厄姆（Hiram Bingham）是馬丘比丘的發現者，後來成為耶魯大學的教授，他向軍方毛遂自薦當培訓師，軍隊給他授了中校軍銜，讓他負責整個培訓計劃，但這並不是因為他掌握著什麽有用的經驗，僅僅是因為他知道如何駕駛飛機。許多新飛行員的指導員也才剛剛學會開飛機。
美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在航空業裏迎頭趕上，但最終徒勞無功。國會撥款6億美元想把空軍建立起來，賓厄姆在回憶錄裏寫道：“進入戰爭時空軍隻有兩座小小的機場，48名軍官，1330名士兵，225架飛機，但沒有一架飛機適合飛越戰線。經過1年半的努力，空軍擁有了50座機場，20 500名軍官，175 000名士兵和17 000架飛機。”遺憾的是，這17 000架飛機裏幾乎沒有一架能飛到歐洲去，因為所有可用的飛機都需要用來運輸部隊。所以，美國飛行員抵達前線後大多駕駛的是從友軍借來的、拚湊起來的飛機。基本上可以說，他們在沒怎麽接受過訓練的條件下，開著二手飛機跟經驗豐富得多的敵人展開了當時最為危險的戰鬥。但誌願飛行員從沒缺過人手，以209千米的時速升至4千米的高空，翻滾著猛衝進搏命的空戰，讓許多飛行員感覺刺激得幾近上癮了。在此之前，人們幾乎無法想象這種挑戰是多麽浪漫，多麽富有魅力。飛行員是那個時代最英勇的人。
很快，戰爭就結束了，飛機和飛行員突然之間又毫無價值了。美國立刻取消了1億美元的飛機訂單，政府對飛行幾乎喪失了興趣。其他國家也同樣下了狠手裁減空軍規模。對還希望飛上天空的飛行員來說，可選的出路很少，形勢嚴峻。許多人因為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隻得參加商業化的活動。巴黎的老佛爺百貨商店宣稱，凡是有人能把飛機降落在自家大廈樓頂，就獎勵25 000法郎——卻完全沒想過這事兒有多麽愚蠢。這樣的挑戰再魯莽不過了：樓頂隻有27米長，四周還圍著1米高的欄杆，著陸的難度和危險度都提升了好幾級。但前空戰王牌飛行員朱爾·韋德裏納（Jules V·drine）還是決定冒險一試。韋德裏納在屋頂安排了人手，等他飛到以後就讓那人抓著機翼往下拉。小夥子們成功地阻止了飛機躍出樓頂跌入樓下歌劇院廣場上成群結隊看熱鬧的人群裏，但代價是他們把飛機引到了百貨商店電梯間的磚牆上。飛機摔成了碎片，韋德裏納從殘骸裏毫發無損地走了出來，仿佛一位變出了驚人戲法的魔術師。可惜沒有誰能長久維持這樣的好運氣，3個月後他嚐試從巴黎飛往羅馬，相比而言，這次還是保守的嚐試，但他卻在事故中喪命。
韋德裏納死在法國的一座機場，尷尬地說明了有關飛機的真實情況：盡管速度和機動性有了大幅提升，但仍然非常危險，不適合長距離飛行。他墜機後不到一個月，美國海軍便在一次演習中無意間向世人證明了飛行安全的重要性。海軍在一次欠缺考慮的任務中派出三架柯蒂斯水上飛機，從紐芬蘭途經亞速爾群島前往葡萄牙。他們在沿線派駐了66艘船，一旦任何一架飛機碰到麻煩，都能提供協助。這或許說明了海軍本來對該演習的信心就不大足。多虧事先有準備，一架飛機還沒飛到紐芬蘭就迫降在海麵上，急需營救。另外兩架飛機很快就掉進海裏，隻得被拖著前往亞速爾——還有一架中途沉沒了。這次演習總共派出了三架飛機，最終隻有一架到了葡萄牙，還花了11天。如果說這次演習是為了展示飛機還沒準備好海上遠程航行，那目的算是達到了。
一次性飛越大洋似乎是完全無法實現的宏大目標。在1919年夏天兩名英國飛行員卻完成了這一壯舉，讓包括飛行員在內的所有人都倍感驚訝。這兩位勇士分別是約翰·阿爾科克（John Alcock）和亞瑟·布朗（Arthur Whitte Brown），他們本應更出名些才對。那次飛行是史上最大膽的一次冒險，隻可惜現在已經被人們遺忘了。當時這件事其實也並不太引人矚目。
26歲的阿爾科克負責駕駛飛機，23歲的布朗是領航員，兩人都在曼徹斯特長大。布朗的父母是美國人，20世紀初西屋公司送布朗的父親到英國建廠，他們全家也就留在了當地。雖說布朗從未在美國居住過，卻說著一口美式英語，直到前不久才放棄了自己的美國國籍。他和阿爾科克幾乎並不認識，此前總共才一起搭檔飛了3次，卻於1919年6月在紐芬蘭島上的聖約翰，一同擠進了維克斯維米型雙翼飛機方方正正的迷你開放式座艙，一頭紮進了大西洋那險惡的灰色天空中。[1]
也許再不會有飛行員敢駕駛不夠堅固的飛機去冒險了。維克斯維米型飛機比裝了發動機的箱式風箏強不到哪兒去。盡管又是雨又是冰雹又是大風雪的，但阿爾科克和布朗在極端惡劣的天氣中卻飛行了4個小時。閃電照亮了他們四周的雲，大風吹得他們在空中猛烈地搖晃。一條排氣管裂開了，火舌順著飛機表麵的蒙布“舔”了起來，發出了任誰都可以理解的警報。布朗不得不前後6次爬上機翼，徒手清理進氣口結的冰。此外的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幫阿爾科克擦護目鏡——因為阿爾科克緊握著操縱杆的手片刻也不能鬆開。在雲霧裏飛了數個小時，兩人徹底失去了方向。有一刻，他們鑽進一片晴空，驚訝地發現自己離海麵不到18米，而且還是側著飛的，機身跟水麵保持垂直。靠著為數不多的導航方法，布朗發現不知何時他們弄錯了方向，正在朝著加拿大往回飛。真的再也不會有比這更令人毛骨悚然、茫無頭緒全靠感覺在堅持的飛行了。
在分不清東西南北地亂飛了16個小時以後，愛爾蘭奇跡般地出現在他們視野之中，阿爾科克迫降在了一片沼澤地裏。他們飛了3042千米，僅為紐約到巴黎距離的一半多一點，但仍然是一樁非凡的成就。他們毫發無損地從報廢的飛機裏掙紮出來，卻沒人為他們慶祝。因為他們從紐芬蘭出發的消息延時了，愛爾蘭沒人等著他們到來，這就打消了一切的興奮和期待感。最近的城鎮是克利夫登，發電報的姑娘業務不怎麽嫻熟，隻能勉勉強強地傳出簡短、模糊的消息，這也給他們增加了不少困擾。
阿爾科克和布朗設法回到了英國，獲得了英雄般的歡迎——獎牌和國王的封爵，但他們很快就回到了從前平靜的生活，世界徹底遺忘了他們。半年後，阿爾科克在法國出了飛行事故，他在迷霧中撞上一棵樹丟了性命。布朗則再也不飛了。直到1927年，人們開始熱切地期望飛越大西洋，可他們兩人的名字已沒人記得。
巧合的是，幾乎跟阿爾科克和布朗完成這次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飛行同一時期，紐約一位跟航空事業毫無關係的商人（他隻是喜歡飛機而已）卻提出了一個改變整個飛行界的計劃，創辦了後世稱為“飛越大西洋大賽”（Great Atlantic Air Derby）的活動。這人名叫雷蒙德·奧泰格（Raymond Orteig），來自法國，是紐約的酒店大亨。受第一次世界大戰飛行員事跡的啟發，奧泰格設立了25 000美元的獎金，獎給未來5年第一個不間斷完成紐約到巴黎（反著飛也行）飛行的人。這是一筆慷慨的邀約，但完全穩妥——因為它顯然超越了當時任何飛機單次航行的最大裏程。一如阿爾科克和布朗痛苦地證明，光飛上一半的距離就已經達到技術和好運的極限了。
當時沒人接受奧泰格的挑戰，但到1924年他舊事重提的時候，事情似乎有那麽一絲有望實現的可能。風冷發動機的研發極大地提高了飛機的航行裏程，也讓飛機變得更加可靠。這也是美國對該時期航空技術所做的一大貢獻。而且，市麵上還有大把才華橫溢卻經常無處大展身手的航空工程師和設計師急於證明自己的能力。對許多人來說，拿下奧泰格的獎金不光是最合適的挑戰，也是當前唯一的挑戰。
第一個出麵迎戰的是了不起的法國飛行員勒內·豐克（Ren· Fonck），他的搭檔是俄國流亡設計師伊戈爾·西科爾斯基（Igor Sikorsky）。沒有誰比西科爾斯基更需要成功來證明自己了，他曾是歐洲的頂尖飛機設計師，但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他失去了一切，隻身逃到了美國。1926年，時年37歲的他靠教俄國移民化學、物理課為生，有條件的時候也設計飛機。
西科爾斯基喜歡設備齊全的飛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曾設計過一架模型機，自帶洗手間和“散步台”，叫法真是高抬了這個小台子。而現在他為飛越大西洋設計的飛機是最為豪華的，它擁有皮革配件、沙發、椅子、廚房設施，甚至還有一張床，總之它能為4名機組人員提供種種舒適和優雅的生活環境。他的設想是，不光簡簡單單地飛越大西洋，還要有型有款地飛越它。西科爾斯基得到了一群投資人的資金支持，這夥人自稱“阿爾戈英雄”[2]。
飛行員方麵，他們選擇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的王牌飛行員勒內·豐克。豐克擊落了75架德國飛機——他自己則說超過120架，考慮到他是戰爭最後兩年才開始飛行的，這樣的成績就更了不起了。戰爭剛開始的兩年，他在法國挖戰壕，好不容易說服了法國空軍給他上航空學校的機會。豐克不光擅長擊落敵機，更無比擅長躲避他人的傷害。在他參加的所有戰鬥中，豐克的飛機隻被敵人的子彈擊中過一次。遺憾的是，打空戰所需的技能和勇氣跟成功飛越茫茫海洋所需的不見得是一回事。
這時候，豐克表現出了對事前準備工作常識的欠缺。首先，他在飛機還沒經過充分測試之前就要動身，這讓西科爾斯基感到絕望。接下來，更糟糕的一點是，他明顯給飛機加上了額外的負擔。他填裝了多餘的燃料，多帶了一套應急設備，兩台收音機，備用衣服，給朋友和支持者們的禮物，外加大量的食物、飲料，包括葡萄酒和香檳。他甚至打包了抵達巴黎後準備在慶功活動上吃的淡水龜、火雞和鴨子等，就好像法國供不起他們這些東西似的。飛機總共裝了12噸東西，遠遠超過了設計負荷——也超過了它的能力極限。
9月20日傳出消息，說兩名法國少校皮埃爾?魏斯（Pierre Weiss）和一位叫沙勒（Challe）的上尉一次性地從巴黎飛到了波斯（現伊朗）的阿巴斯港，兩地距離5200千米，幾乎跟紐約到巴黎一樣遠。豐克為此興高采烈，認為這表明了法國飛行員先天具有優越性，堅持立刻出發。
第二天一早，在眾目睽睽之下“西科爾斯基號”被推到了起飛位置，三台銀色的強力發動機轉動起來。因為太匆忙了，甚至都沒來得及給飛機起個新名字。但是幾乎從一開始，它就在跑道上行動遲緩，看起來不太對勁。20世紀20年代的機場基本上就是一塊空地，哪怕羅斯福機場也並不比大多數機場更好。飛機需要一條特別長的跑道，它必須翻過兩條泥土路，而這兩條路都沒事先平整過，這痛苦地提醒人們此次活動準備得有多麽輕率。隨著“西科爾斯基號”在第二段跑道上加速騰起，起落架脫落了一部分，弄壞了左方向舵，解體的輪子彈了出去。即便如此豐克還是要強行起飛，他打開油門不斷加速，差一點兒就飛上天了。隻可惜還是不夠快，飛機衝到跑道末端也沒能離開地麵，笨手笨腳地摔下了6米高的地基，從圍觀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有好一會兒，圍觀的人群都呆若木雞地站著——現場安靜得能聽見鳥叫，為即將發生的災難帶去了奇怪的凝重氣氛。緊接著，可怕的事情發生了——10 800升的航空燃料發生了大爆炸，空氣中騰起15米高的火球。豐克和領航員勞倫斯·柯廷（Lawrence Curtin）逃出了機艙，幸免於難。但另外兩名機組人員活生生燒死在了座位上。這起事故震驚了整個飛行界，人們都嚇壞了，但又病態地渴望見識更多奇跡。
西科爾斯基遭受了經濟和情感上的雙重打擊。這架飛機的製造費已經花了10多萬美元，但金主們隻支付了極少部分費用。而現在飛機沒了，他們拒絕付全款。西科爾斯基未來會找到一份設計直升機的新事業，但此時，他和豐克的飛機連同夢想都完蛋了。
就時機而言，其他想嚐試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也來不及了。在每一年中，飛機能夠盡可能安全地從北大西洋上空掠過的時間隻有短短幾個月。人人都隻能等到來年春天再說。
春天來了。美國有三支飛行隊伍正在籌劃，全都配有最出色的飛機、最老練的機組人員。光從飛機的名字“哥倫比亞號”、“美洲號”和“美國老兵號”，就知道民族自豪感有多重要。最初的領跑者是“哥倫比亞號”，這是一架單翼飛機，錢伯林和阿科斯塔剛在複活節前用它創造了耐力紀錄。但這次裏程碑式的飛行結束兩天後，一架讓人印象深刻的昂貴飛機就被推出了位於新澤西州哈斯布魯克高地的廠房。它就是“美洲號”，配備有三台功率強勁的引擎，機內空間可搭乘4人。“美洲號”團隊的領頭人是37歲的海軍中校理查德·伯德（Richard Byrd），他似乎是個生來就要當英雄的男人。伯德英俊倜儻，來自美國一個最古老、最傑出的家族，伯德家族自喬治·華盛頓時代起就一直是弗吉尼亞州的名門望族，伯德的弟弟哈裏是弗吉尼亞州州長。在1927年，理查德·伯德作為冒險家聲名遠揚。前一年的春天，他和飛行員弗洛伊德·貝內特（Floyd Bennett）一起製造了一架飛機，並首次飛越北極（我們現在知道，其實很早就有人對此事提出了質疑）。
多虧了費城、紐約兩地百貨商店的老板羅德曼·沃納梅克（Rodman Wanamaker），伯德這一回的遠征在當時是資金最充足的，按照他們自己的說法，也是最愛國的。沃納梅克掏了50萬美元，還從其他富商手裏籌集了更多資金，但數額不明。通過沃納梅克，伯德控製了羅斯福機場的租賃權，這是紐約唯一一處有著足夠長的跑道可供飛越大西洋的特製飛機起降的機場。沒有伯德的許可，其他任何人都別想去爭奪奧泰格的獎金。
沃納梅克堅持機組人員應當全是美國人。這有點兒諷刺，因為飛機的設計師是安東尼·福克（Anthony Fokker），這個意誌堅定、不容易對付的家夥是荷蘭人，而且飛機本身也有一部分是在荷蘭製造的。雖然少有人提及，但更糟糕的地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福克在給德國人造飛機。他甚至接受了德國國籍。為了保證德國的空中優勢，他發明了同步機槍，讓子彈能從螺旋槳旋轉著的葉片空隙飛出去。在此之前，所有的飛機製造商隻能在螺旋槳上包裹裝甲，指望打在葉片上的子彈不會往後彈。除此之外，唯一的辦法是把機槍安在遠離螺旋槳的地方，可這又意味著飛行員無法重新裝彈或清除卡殼，這兩種情況又都出現得很頻繁。有一段時期，福克的機槍帶給德國飛行員絕佳的優勢，因他而死的協約國士兵恐怕比因其他任何人死得都多。可此刻，他卻堅持說自己從來沒真正支持過德國。“在這場爭奪戰中，我的國家始終保持中立，在一定意義上我也是這樣。”他在自傳《飛翔的荷蘭人》[3]裏這樣寫道。他從未解釋過他所謂的保持中立是哪種意義上的中立，因為毫無疑問，他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中立的。
伯德一直都不喜歡福克，到1927年4月，兩人的敵意徹底公開了。起飛當天晚上6點，福克和機組的三名成員——副駕駛員弗洛伊德·貝內特、導航員喬治·諾維爾（George Noville）及伯德本人，迫不及待地擠進了機艙。這輪首飛由福克駕駛。飛機平穩起飛，在空中表現完美，但當“美洲號”準備著陸的時候，在無法擺脫的重力作用下，很明顯機頭往前傾，鼻子先歪了下去。可問題在於，由於機身的中間部分塞著滿滿當當的大油箱，機艙前麵的四個人沒有辦法撤到後邊重新分配載重。
福克圍著機場盤旋，琢磨自己接下來怎麽辦（或者這麽說，他琢磨著自己這一回是真沒辦法了），並盡量小心翼翼地開始著陸。接下來到底發生了些什麽，一時間變得極具爭議性。伯德堅稱福克放棄了駕駛，想盡一切辦法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讓其他人聽天由命。福克極力否認這一點：“誰也沒法從墜毀的飛機裏跳出去。”“也許伯德太興奮，幻想出了這一切。”福克在自傳裏痛苦地諷刺。殘存的墜機影像記錄短暫又模糊不清，它顯示飛機迫降動作很粗野，鼻子先著地，接著又打了個滾兒，像小孩子翻跟頭似的。福克和其他所有乘客一樣，隻能咬牙挺住，沒有其他辦法。
從紀錄片中看飛機的損傷很小，但實際上情況非常糟糕。一片螺旋槳葉撕開了機艙，插進了貝內特的胸膛，他血流如注，嚴重受傷。諾維爾痛苦地想起了福克曾有兩名手下死於火災，掀開飛機上的覆蓋層闖出了一條生路。伯德緊隨其後，他對福克怒不可遏，據說他都沒注意到自己的左胳膊斷了，像樹枝一樣掛在肩膀上搖搖晃晃。而福克毫發無損，站在那兒朝伯德大吼，怪罪他使飛機超載毀了這次處女航。
這次事故在伯德的陣營引發了嚴重的積怨，讓團隊的計劃拖延了好幾周。貝內特被匆忙送去了哈肯薩克市的醫院，此後10天都在死亡的邊緣掙紮。考慮到生命安全，他再也沒回團隊。這架飛機幾乎需要徹底重造——後來也的確做了大幅度調整，讓載重分配得更合理。但就眼下看來，伯德的團隊出局了。
這樣就還剩下另外兩支美國飛行隊了，可惜命運對它們也並不垂青。4月24日，也就是伯德墜機8天後，錢伯林聽人勸說，把飛機的所有者查爾斯·萊文（Charles A. Levine）9歲的女兒，還有布魯克林商會一位官員的女兒帶上了飛機，到長島上空短暫地飛翔了一番。錢伯林的小乘客們享受到了一次遠超預料的興奮之旅，因為起飛過程中起落架斷開了，機身後麵隻剩了一個輪子，也就是說錢伯林隻能靠一個輪子著陸了。他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著陸，沒有傷著自己，也沒傷著乘客，但機翼撞到了地麵，飛機受損了，“哥倫比亞號”的飛行計劃也就大幅延後了。
現在，希望落到了弗吉尼亞州漢普頓路海軍空軍基地的兩位備受歡迎的軍官諾埃爾·戴維斯（Noel Davis）和斯坦頓·伍斯特（Stanton H. Wooster）身上。戴維斯和伍斯特都是聰明能幹的飛行員，他們駕駛的是一架由賓夕法尼亞州布裏斯托爾灣製造的“基斯通探路者號”（Keystone Pathfinder）飛機，簇新閃亮，靠3台萊特旋風係列發動機提供動力。可惜外界不知道的是，在快交貨的時候飛機比預定計劃超重了520千克。戴維斯和伍斯特駕駛飛機做了一連串試飛，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增加載油量，還沒出現什麽問題。在4月26日，錢伯林緊急迫降兩天後，他們安排了最後一輪的試飛。這一次，他們將以7.7噸重的滿負荷條件起飛，比此前飛機的載重量要 多1/4。
來為他們加油打氣的人裏有戴維斯年輕的妻子，她懷裏還抱著兩個繈褓中的兒子。伍斯特的未婚妻也在場。這一次，飛機掙紮著升空了，可盡管來到了空中，飛行高度還沒機場盡頭的一排樹高。伍斯特轉了個急彎，飛機失控摔在地上解體了。戴維斯和伍斯特當場死亡。至少從眼下看來，美國人已跟競爭無緣了。
更糟糕的是，歐洲人的進展卻相當不錯。美國飛行員們把所有的心思投入陸上飛機中，意大利人卻選擇了另一條路。他們認為水上飛機才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水上飛機有很多優勢，比如不需要停機坪，因為它們可以停放在任何合適的水體之上。水上飛機可按“跳島遊”的方式橫渡大洋，順著河流深入叢林密布的大陸，停在沿岸沒有起降空地的地方——都是傳統飛機做不到的。
意大利飛行員弗朗切斯科·皮內多（Francesco de Pinedo）最出色地詮釋了水上飛機的多功能性和實用性。皮內多是那不勒斯市一位律師的兒子，受過良好教育，本來正要走專業人士的道路，卻無意中接觸到飛行，他立刻全身心地愛上了它。1925年，在機械師埃內斯托·坎帕內利（Ernesto Campanelli）的陪伴下，皮內多從意大利飛到了澳大利亞，返程時又途經了日本。他們使用了長度相對較短的跳躍式完成了這次航行，跟陸地始終靠得很近，用了7個月才走完。這趟54 718千米的航程用任何標準來看都可謂壯舉，皮內多成了英雄。1922年上台掌權的貝尼托·墨索裏尼授予他各種榮譽。墨索裏尼被飛行迷住了——為了速度、為了膽量、為了占據技術優勢的潛力。在墨索裏尼眼裏，粗壯的那不勒斯小個子皮內多神奇地體現了所有這些特質，成了自己的空中特使。
1927年春，已創辦4年的《時代周刊》正陶醉於陳詞濫調之中，它形容皮內多是個“黑黝黝的法西斯王牌飛行員”——《時代周刊》幾乎把所有從阿爾卑斯山以南來的人都形容為“黑黝黝”。皮內多的皮膚其實並不怎麽黝黑，也算不上是王牌飛行員，戰爭中他主要執行偵察任務，但他的確是一個忠實的法西斯分子。他穿著一身黑襯衫，抹著鋥亮的發油，高揚著下巴，站立時用拳頭貼著屁股，這姿態近乎滑稽，但完全是傲慢法西斯分子的典型。要是他還待在歐洲，這算不上什麽問題，可惜1927年春天他到了美國。更糟的是，他還以最英勇的形式展現了這副模樣。
美國的飛越大西洋候選人還在努力地準備飛機，皮內多已經高效地從非洲沿岸、佛得角群島、南美和加勒比地區一路飛到了美國。這是飛機第一次由東向西穿越大西洋，雖然不是持續地一次性完成的，但也堪稱壯舉。3月下旬，皮內多抵達美國的新奧爾良，並在全美各地奢華地巡遊。當然，不見得總是受到歡迎。
很難說清他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一方麵，他毫無疑問是個天才飛行員，哪怕接受一兩場遊行的喝彩也當之無愧；另一方麵，許多美國人認為他代表了對美國造成威脅的力量。恰好，這時候美國的飛行努力正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皮內多在全美各地的慶功活動似乎顯得有點不合時宜。
新奧爾良巡遊之後，皮內多向西行至加利福尼亞州，停駐在沿岸的加爾維斯頓、聖安東尼奧、溫泉城等地補充燃料，接受小部分支持者以及大群好奇圍觀者的歡呼。4月6日，在前往聖迭戈市民招待會的途中，他降落在鳳凰城西側沙漠裏一座名叫羅斯福湖的水庫上。就連這種偏遠地帶也圍著一群觀眾，眾人恭敬地守著飛機給他加油，一名叫約翰·托馬森（John Thomason）的青年卻點燃了一支香煙，不假思索地把火柴扔進了水裏。水麵滿是油和航空燃料，立刻燃起一場大火，所有人嚇得四散而逃。幾秒鍾內，皮內多心愛的飛機就被大火吞噬，工人們隻能跳進水裏逃命。
當時皮內多正在湖邊的飯店吃午飯，抬頭看到自己停飛機的地方冒起了黑煙。整個飛機全毀了，隻剩下引擎，沉到了18米深的湖底。意大利媒體本就對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義情緒過敏，此刻得出結論：這是背信棄義的破壞行為。“反法西斯主義的卑鄙犯罪”——一份報紙的文章標題痛斥道。“反法西斯主義者們的可憎行為”——另一份報紙遙相呼應。美國駐意大利大使亨利·弗萊徹（Henry P. Fletcher）寫了一封道歉信給墨索裏尼，說失火是“愚蠢的犯罪行為”，並承諾“很快會找到罪犯，並繩之以法”。可這封信，把局麵搞得更加糟糕。事後好些天，一名《泰晤士報》通訊員從羅馬發來報道，意大利的市民們隻談論“他們的英雄、他們的超人、他們的半神、他們親愛的皮內多”這一次遭受的可怕挫折。最終，各方冷靜下來，並接受了這次事件純屬意外的結論，但懷疑的情緒仍在民眾心底醞釀。從此以後，一群身著黑皮衣、腳踏黑皮靴的法西斯分子主動擔當了皮內多、機組人員及其財產的警衛員。
皮內多留下副手從湖裏打撈引擎並弄幹，自己向東前往紐約等待意大利再發來一架替代飛機。墨索裏尼答應立刻派遣。
當然，皮內多可能不知道，他生活和飛行裏的麻煩才剛剛開始呢。
全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巴黎，5月8日黎明，穿著笨重飛行服、上了年紀的兩名男性走出了勒布爾歇機場的行政大樓，接受祝福人群飽含敬意的掌聲。這兩個人分別是查爾斯·南傑瑟（Charles Nungesser）上尉和弗朗索瓦·科利（Fran?ois Coli）上尉，他們步履僵硬，稍微有點不大自然。笨重的飛行服讓他倆顯得像是穿著寬大防雪服的小男孩，但考慮到兩人打算在開放駕駛艙裏飛行5800千米，這麽穿也是必需的。
許多祝福他們的人穿著晚禮服等了一整夜。《紐約時報》把現場比喻成遊園會。在送行隊伍裏，有南傑瑟的朋友拳擊手喬治·卡彭鐵爾（Georges Carpentier）和歌手莫裏斯·謝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謝瓦利埃還帶著自己的情婦——著名女歌手和演員蜜絲婷瑰（Mistinguett）。
南傑瑟和科利是戰爭英雄，通常來說也是臨危不懼的人，可今天有些不同。46歲的科利是一個令人尊敬的人物——46歲還活著而且繼續翱翔天際的飛行員可不多。他戴著黑色的皮眼罩，蓋住失去的右眼——這是他在空戰裏受過的5次傷之一。不過這跟南傑瑟受過的傷比起來就不算什麽了，沒有誰在戰爭裏比南傑瑟受過的傷還多，至少沒誰受過那麽多傷還能活下來。南傑瑟受過的傷實在太多了，戰後他甚至在名片上列了一份傷病清單：6次頜骨骨折（4次上頜骨、2次下頜骨），顱骨和上顎骨折，子彈貫穿了嘴和耳朵，手腕、鎖骨、腳踝和膝蓋錯位，牙齒被打掉，上身留著多枚彈片，多次腦震**，多次腿骨折，多次內傷，至於挫傷則“不勝枚舉”。他曾在一次車禍中受了重傷，同伴身亡。很多時候，他傷勢太重，隻能被機組成員抬到飛機邊，小心翼翼地放進駕駛艙。盡管受過這麽多傷，南傑瑟擊落過44架飛機，按他的說法其實更多。法國飛行員裏超出此數字的隻有勒內·豐克。南傑瑟得過的獎章也很多，佩戴在身上一走路便叮當作響，他把這些也都列在了名片上。
和其他許多飛行員一樣，戰爭結束帶給南傑瑟的隻有損失。他在阿根廷高喬當過一陣牧民，在美國和朋友沙雷特侯爵（the Marquis de Charette）一起做過示範飛行，並出演過一部叫《雷霆戰機》（The Sky-Raiders）的電影，該片在羅斯福機場拍攝，此刻奧泰格獎金的競爭者們都聚集在那兒。
憑借高盧人的魅力，以及掛了整整一胸膛的獎章，南傑瑟對女性來說有著不可抵擋的魅力。1923年春，他和紐約年輕的社交名媛孔蘇埃洛·哈特梅克（Consuelo Hatmaker）訂了婚。19歲的哈特梅克小姐是從一群活力四射的女性裏脫穎而出的。她的母親內利·桑茲（Nellie Sands）是著名的大美女，把三任丈夫玩弄得團團轉，這其中就包括哈特梅克小姐的父親老哈特梅克先生。在1921年，桑茲拋棄了老哈特梅克。這位茫然不知所措但又好心腸的紳士反對女兒的婚事，理由很站得住腳——南傑瑟一貧如洗、傷病纏身、舉止粗魯、沒有工作，還是個法國人。不過，就這一點老哈特梅克先生也沒有得到前妻的支持：桑茲女士不僅認可女兒和南傑瑟的婚事，而且宣布自己也將在同一時間跟新情人威廉·沃特斯（William Waters）船長結婚。這位和藹可親的美國船長沒什麽名氣，一輩子似乎隻有兩次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一次是他跟桑茲女士結婚，另一次是幾年後兩人離婚。所以，母女倆在法國布列塔尼的迪納爾舉行了一場聯合婚禮，此時距1927年春天查爾斯·南傑瑟最後一眼凝視故土並不太久。
事實證明，從巴黎啟程是一件充斥著愛國虛榮心的事，許多因素都注定了他們的失敗。因為從巴黎起飛意味著要逆風而行，逆風會減緩飛行速度大幅提高油耗。飛機采用了水冷式的洛林-迪特裏希（Lorraine-Deitrich）引擎，皮內多飛往澳大利亞用的就是這一款，所以它足夠靠譜兒，隻不過這不是一款為長距離逆風海上飛行設計的引擎。他們怎麽算都隻能攜帶差不多夠飛40小時的燃料，所以完全沒有失誤的餘地。南傑瑟似乎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近乎不可行。5月8日，他走向飛機時向送行的人群虛弱地笑了笑，看起來精神恍惚。
為了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通過靜脈注射了咖啡因，這對他的神經可沒好處。相比之下，科利顯得很放鬆，但他跟南傑瑟的看法一樣：飛機超載了，應當減負。他們決定放棄大部分的幹糧，外加救生衣和一艘充氣小艇。這一下，如果迫降他們就完全沒有救生設備了，除了一套用來蒸餾海水的精巧裝置、漁線和魚鉤，還有少許組合奇妙的食物：三罐金槍魚，一罐沙丁魚，十幾根香蕉，一千克白糖，一瓶熱咖啡，還有白蘭地。就算卸載了物資，飛機的重量仍然有近5噸。它之前從來沒有載重這麽大起飛過。
準備就緒之後，科利和妻子擁抱告別，接著和南傑瑟揮手向祝福的人群致意，登入機艙。淩晨5點15分他們起飛了。勒布爾歇機場的跑道有3千米，他們幾乎要把它用完。飛機以低得可怕的高度掠過寬廣的草坪，但速度慢慢提升了起來。過了一段時間，它短暫地抬升了，緊接著又降下來，輕快地又前進了275米，這才最終勉勉強強地進入半空。飛機的總工程師一路跟著跑了大半程，跪倒在地哭了起來。能起飛就算是一場勝利了。截至此刻，大西洋競賽裏終於有一架飛機能起飛了，觀眾發出陣陣喝彩。“白鳥”痛苦地緩緩上升，進入了西邊天際的乳白色陰霾中，一路飛到了英吉利海峽。1小時27分鍾後的早晨6點48分，南傑瑟和科利來到了諾曼底埃特爾塔的白堊岩懸崖海岸。4架護航的飛機點點機翼，向“白鳥”致敬後離去，剩下它獨自前往英倫三島及其後冰冷的大西洋。
第二天傳來了好消息：這兩名飛行員成功了。“南傑瑟倒了！”巴黎人的報紙《不妥協派報》（L’Intransigeant）太過興奮，以致於把“到了”錯寫成了“倒了”。而其競爭對手《巴黎新聞報》（Paris Presse）援引了南傑瑟登陸之後向美國民眾發表的第一句話。報道稱，南傑瑟穩穩當當地降落在了紐約港，把飛機停在了自由女神像之前。報紙驕傲地指出，這座雕像來自法國。上岸後，兩名飛行員受到了全城熱烈的歡迎，在第五大道遊行時，彩帶將他們團團包圍。
喜訊讓巴黎幾乎停滯。鍾聲響起，陌生人熱淚盈眶地相互擁抱。隻要有人拿出報紙，就會聚起人群。皮埃爾·萊維塞爾發去賀電。在馬賽科，利母親的家裏，人們打開香檳。“我知道我的兒子會成功的，因為他是這麽告訴我的。”科利的母親說，臉上還掛著喜悅而欣慰的淚花。
可沒過多久，人們發現這兩則新聞不僅僅是誤報，而且是純屬虛構。南傑瑟和科利並未抵達紐約。實際上他們失蹤了，可怕地失蹤了。
隨後展開了大規模的海上搜尋行動。海軍艦艇紛紛出動，商船也接受指示保持警惕，海軍飛艇“USS洛杉磯號”奉命從空中進行搜尋。從勒阿弗爾出發途經紐約的郵輪“法國號”接受了法國政府的指示，順著比常規航線偏北的海域前進，盡管有碰到冰山的危險，他們還是希望能碰到漂浮的“白鳥號”。在羅斯福機場，羅德曼·沃納梅克拿出25 000美元的獎金，說隻要有人找到失蹤的飛行員，無論生死都可領獎。
有那麽一兩天，人們指望著南傑瑟和科利隨時會冒出來，勝利而歸。但每過去一個小時，事態就越發不利，再加上當時的天氣也從陰冷變成了可怕。濃霧籠罩了整個大西洋東部，從拉布拉多半島到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北美海岸全都隱沒在霧裏。紐約港入口處的安布羅斯浮動燈塔管理員報告說，成千上萬的鳥在一年一度地向北遷徙中迷了路，隻要能抓得住的燈塔表麵，都被它們占據了。在新澤西州的桑迪胡克，4盞探照燈不休不眠地掃過天空，隻可惜毫無意義——因為光柱刺不透遮天蔽日的黑暗。在紐芬蘭，氣溫驟降，甚至還下了一陣小雪。
因為不知道兩位飛行員在最後關頭放棄了儲備物資，評論家指出，南傑瑟和科利有足夠的食物可維持幾個星期。按照設計，他們的飛機可以永遠浮在水麵上。兩年前，美國飛行員約翰·羅傑斯（John Rodgers）中校和三名機組人員在從加利福尼亞飛往夏威夷的途中飛機失事，在太平洋上漂浮了9天，別人都以為他們死了，最終卻被一艘潛艇救起。這一回，許多人也把希望寄托於此。各地都出現了南傑瑟和科利的傳聞——冰島、拉布拉多，以及任何有若幹艘船經過的海域。愛爾蘭有三個人報告說看見了他們，這給了一些人信心。可另一些人卻覺得，在一個有300萬人口的國家裏，隻有3個人看見可算不上多。在紐芬蘭，主要是格雷斯港附近，有16人報告說聽到甚至看到了飛機，但沒有一人能給出明確的說法。此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美國的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甚至南至華盛頓港、長島都傳出了類似的報告。
法國傳出謠言說美國氣象局對法國人隱瞞了重要信息，好讓美國飛行員保持優勢。美國大使邁倫·赫裏克（Myron Herrick）向華盛頓發電報說，美國飛機這時候飛來不太明智。
對法國航空界來說，這絕對是悲劇的一星期。南傑瑟和科利從勒布爾歇機場起飛的同時，另一架雄心勃勃的法國飛機——現在幾乎被世人遺忘了，不過在當時也幾乎沒什麽人留意，載著3名飛行員皮埃爾·聖羅曼（Pierre de Saint-Roman）、埃爾韋·蒙內瑞斯（Hervé Mouneyres）和路易斯·珀蒂（Louis Petit）從非洲西海岸的塞內加爾出發，前往巴西。在離巴西海岸僅有193千米的地方，他們用無線電發送了好消息，說還有一個多小時就能抵達，《時代周刊》的一位通訊員這樣報道。但這是最後一次收到他們的消息。飛機殘骸至今無人發現。
9個月裏，為了爭取飛越大西洋，已經有11個人斷送了性命。可就在這個時間點，所有人都諸事不順的節骨眼兒上，有個外號叫“皮猴兒”的西部瘦高年輕人宣布自己打算孤身飛越大西洋。他的名字就是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一個最不同尋常的夏天馬上就要開始了。
[1] 倫敦科學博物館就展示著一架維克斯雙翼飛機，可惜少有人注意。希思羅機場的阿爾科克和布朗紀念碑，在他們完成壯舉的35年後才被豎立起來。我從倫敦圖書館借閱了格雷厄姆·華萊士（Graham Wallace）記錄那次飛行的經典作品《阿爾科克和布朗的飛行》（The Flight of Alock&Brown， 14-15 June 1919），發現17年來借閱這本書的隻有我一人。——作者注（後文如無特殊標注，均為作者注釋）
[2] 阿爾戈英雄：指希臘神話中跟隨伊阿宋乘坐快船“阿爾戈號”取金羊毛的50位英雄。——譯者注
[3] 《飛翔的荷蘭人》（Flying Dutchman），此書名一語雙關，亦可作“漂泊的荷蘭人”解。按維基百科上的說法，飛翔的荷蘭人是傳說中一艘永遠無法返鄉的幽靈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傳說，航海者若是碰上了這艘幽靈船，就是注定失事的征兆。——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