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二號坑發現的騎兵軍陣，置於整個大型軍陣的左側，這種排列特點，使我們進一步認清了它在戰爭中所發揮的正是其他兵種所不具備的“迅猛”迎敵的戰術特長。
當然，騎兵在戰場上取勝絕不是靠單騎的速度，而是憑著一個有組織的隊形，否則，有如個人在體育場上的競技一樣，隻能贏得一時的喝彩，而對一場戰鬥來說卻是毫無意義的。著名的兵書《六韜》在說到騎兵作戰時，往往把車騎並提，這顯然是早期騎兵尚未獨立的一大特點。而在《均兵》中，關於騎兵的作戰能力，太公望認為，如果對車騎運用不當，就會“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但是，列陣配備合適，又是在險阻地形上，也能“一騎當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這裏明確地揭示了隊形和地形是騎戰威力所在的兩大因素。車騎作為軍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當，就能收到“十騎服百人，百騎走千人”的戰爭藝術效果。
秦俑二號坑的騎兵俑群，向後人提供的是一個宿營待發、配合車兵和步兵待戰的實例。若從整體觀察，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在兵力配置上，騎兵俑群僻處一隅，其數量也遠遠地少於車、步俑之數。結合文獻記載可以說明，此時的秦騎兵雖已是一支雄壯強盛的獨立兵種，但畢竟還沒有取代車、步兵而成為作戰的主力。盡管如此，在統一戰爭的交響樂中，卻是一支最強音。因為騎兵行動輕捷靈活，能散能集，能離能合，若遠距離作戰，可以快速奔馳，百裏為期，千裏而赴。不僅可以達到短時間內長途奇襲，使敵防不勝防的戰爭奇效，還可迅速轉換作戰方式，成為兵書中共譽的“離合之兵”。具有悠久的養馬史的秦國，在騎兵的運用上自然優勝於山東六國。其高度的機動性和強大的衝擊力，都是其他國家的其他兵種所無法匹敵的。
馬鐙成為限製騎兵發展的關鍵
當然，曆史的長河流淌到秦代之時，騎兵雖已初露鋒芒，但遲遲沒有成為戰場主力，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是不可否定的，這便是在騎兵的改革進程中很小又極為重要的一個部件——馬鐙的產生和利用。
從秦俑二號坑的騎兵俑來看，騎兵們不但既無馬鐙，連踏鐙也沒有，由此可以斷定騎兵在上馬時是雙手按住馬背跳躍上去的。上馬後的騎兵抓緊韁索，貼附馬背以防顛落。由於沒有馬鐙，在奔馳特別是作戰時，就不能靠小腿夾緊馬腹來控製坐騎，更談不上騰出雙手來全力揮動武器與敵搏殺，攻擊力與靈活性都大受限製。在這種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長柄兵器更有效地殺傷敵人，這是一個時代局限和遺憾。
那麽，作為極具重要性的小小馬鐙是何時產生的這一問題，不同國家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對中國發明的馬鐙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關於腳鐙曾有過很多熱烈的討論，原先人們似乎有很充分的證據表明這一發明屬於西徐亞人、立陶宛人，特別是阿瓦爾人，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優勢的是中國……直到8世紀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現腳鐙，但是它們在那裏的社會影響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懷特說：‘隻有極少的發明像腳鐙這樣簡單，卻在曆史上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響。’因而我們可以這樣說，就像中國的火藥在封建主義的最後階段幫助摧毀了歐洲封建製度一樣，中國的腳鐙在最初幫助了歐洲封建製度的建立。”
或許李約瑟的這個評價是有道理的。傳說中的中國最早的馬鐙是受登山時使用的繩環的啟發，但是繩環不適於騎馬，因為如果騎士從奔跑中的馬上摔下來，腳就會被繩環套住，飛奔的馬會把人拖傷。於是古人就對繩環加以改進，用銅或鐵打製成兩個吊環形的腳鐙的雛形，懸掛在馬鞍兩邊，這就是馬鐙。從考古發現來看，長沙出土的西晉永寧二年（公元302年）陶騎俑的馬鞍左側吊有一鐙，於是被多數學者認為是中國最早的馬鐙。但因為隻有一隻，有的學者便認為不是馬鐙，而很可能是上馬時的踏鐙。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南京象山發掘了東晉琅玡王氏族墓群，在7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裝雙鐙的陶馬俑，墓葬年代為東晉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或稍後。這件陶馬的雙鐙是已知馬鐙的較早實例。
1965年在遼寧北票西官營子發掘了北燕馮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紀初遷到遼西的漢族統治者馮氏在前燕、後燕基礎上建立的鮮卑族國家，馮素弗是北燕王馮跋的弟弟。這是一座時代明確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一副馬鐙，形狀近似三角形，角部渾圓，在木心外麵包鑲著鎏金的銅片。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有不少馬鐙的形象資料。其中最早繪出馬鐙的是北周557—580年所繪的第290窟，該窟窟頂繪有規模宏大、構圖複雜、內容豐富的《佛傳故事》，在畫麵中有三處出現了備鞍的馬，鞍上均畫了馬鐙。在該窟的《馴馬》畫麵中，馬鞍上也畫了馬鐙。從已發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齊婁睿墓壁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馬鐙、馬鞍與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變化情形。該墓墓道繪有出行與回歸圖，圖內繪有許多鞍馬人物，其中馬、鐙、人三者關係表現極為充分。畫中的馬，或悠然前行，或奔馳如飛，有的做勃然躍起狀，騎乘者靠腳下所踏的馬鐙保持身體平衡。據考證，婁睿墓的時代為北朝晚期（570年左右），足見當時中國不同地區的人們已經熟練地使用馬鐙了。
馬鐙發明以後，很快就由中國傳到朝鮮，在5世紀的朝鮮古墓中已經有了馬鐙的繪畫。至於流傳到西方的馬鐙，首先由中國傳到土耳其，然後傳到古羅馬帝國，最後傳播到歐洲各地。
如此看來，一個小小的馬鐙，在產生騎兵之後的近千年才被發明創造出來，也真令後人有些不可思議了。不過在西漢茂陵大將軍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也有一個鐙的雛形，這個鐙的雛形又給了研究者一個新的啟示。難道在西漢有騎牛的習慣？如果有這個習慣並有鐙產生，對騎兵達到鼎盛時期的西漢軍隊來說，不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啟示嗎？那牛鐙不正是馬鐙的另一種安排嗎？如果看一下漢代騎兵的強大陣容和赫赫功績，就不難推斷出，在那個時代產生馬鐙或產生了馬鐙的雛形並用於戰場上的騎兵部隊是極有可能的。
秦末漢初之際，中原戰火頻仍，這個狀況正好給了遠在北方的匈奴一個擴充自己騎兵部隊的機會，幾年的時間，其騎兵總數便達到了30餘萬。漸已強大的匈奴趁漢朝立國未穩之時，大舉進兵南侵，並很快占據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地區。匈奴鐵騎勢如破竹，於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單於冒頓率部攻下馬邑，並把劉邦親率的32萬漢兵圍困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漢高祖劉邦險些喪命。平城之戰，使西漢統治者強烈意識到：要戰勝匈奴騎兵，隻靠步兵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建立強大的騎兵。基於這樣一種明智的思考和選擇，自漢文帝起，就開始正式設立馬政，加強全國的養馬事業，並很快收到成效。漢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舉進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帶掠奪財物，漢朝廷命丞相灌嬰率8.5萬騎兵進擊匈奴，取得了初步勝利。到了漢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單於率14萬騎兵進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關一帶，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兵10萬，駐守長安一側，“以備胡寇”。與此同時，還封盧卿為上郡將軍、魏仁為北地將軍、周灶為隴西將軍、張相為大將軍、董赤為將軍，以車兵和騎兵大舉反擊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屬地和西北邊地。
當漢朝到了武帝之時（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騎兵部隊迎來了它的鼎盛時期，並承擔了抗擊匈奴的曆史使命，獨立的騎兵戰術理論體係就此形成，不但在秦漢而且在中國千年長河的騎兵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發現三號坑
秦始皇兵馬俑坑發掘工地，自確定建立博物館之後，逐漸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隊伍——建館、發掘、鑽探。一切都在緊張的進行中。
因二號坑的意外發現，考古鑽探人員越發變得小心謹慎，同時也更富經驗。他們在一號、二號坑之間和四周展開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打一個探眼，終於在發現二號坑18天後——1976年5月11日，於一號兵馬俑坑西北側25米處，又探出三號兵馬俑坑，這一發現無疑又是一個極大的喜訊。
1977年3月，考古人員對三號兵馬俑坑做了小型的試掘，發現是一個形製和內容完全不同於一、二號坑的奇特的地下營帳。遂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遺跡脈絡進行發掘。當它的廬山真麵目完全顯現後，人們才發現，這是一個奇異的俑坑，整個建築麵積僅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號坑的1/20。但它的建築形製特殊，坑內結構奇特，令考古人員一時難以作出確切的結論。
圖7-15 三號兵馬俑坑全景
從總體上看，一號俑坑平麵呈長方形，二號俑坑平麵呈曲尺形，唯有三號俑坑平麵，屬於一個不規則的凹字形。它的東邊為一條長11.2米、寬3.7米的斜坡門道，與門道相對應的為一車馬房，兩側各有一東西向廂房，即南廂房與北廂房。
遺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況遠不及一、二號坑。由此，考古人員推斷三號俑坑曾遭受過比一、二號俑坑更加嚴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號俑坑的建築未遭火燒，而是屬於木質建築腐朽後的自然塌陷。這種奇特的現象又成為一個待解之謎。
隨著發掘的不斷進展，一個古代軍陣指揮部的形貌出現在世人的麵前。三號俑坑作為古代軍陣指揮部完整的實物形象資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獨一無二的發現。它的建築布局、車馬特點、陶俑排列、兵器配備，都是人們重新認識和研究古代戰爭以及出征儀式等方麵難得的珍貴資料。
自1974年3月西楊村農民發現第一塊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8000地下大軍，以磅礴的氣勢和威武的陣容，接受了當今人類的檢閱。它的出現，如同一輪初升的太陽，使沉浸在漫漫長夜的東方古老帝國的神秘曆史，再度燦爛輝煌。
綜觀三個兵馬俑坑，不僅在建築形製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
一、二號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戰隊形作相應的排列，而三號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則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現，采取了夾道式的排列。無論是南北廂房還是正廳，武士的排列方式均為兩兩相對，目不斜視，呈禁衛狀。
圖7-16 一號坑兵馬俑軍陣
一號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戰袍，有的身披鎧甲，有的頭梳編髻，也有的將發髻高高綰起，而三號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鎧，頭梳編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強悍，麵部神態機智靈活，充分顯示了古代衛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機智的精神風貌。
當然，三號俑坑最顯著的特點當是兵器的不同。一、二號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劍、彎刀之類的兵器，而三號俑坑隻發現一種在古代戰爭中，很少見的無刃兵器——殳（shū）。這種兵器的首部為多角尖錐狀，呈管狀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隻能近距離殺傷敵人或作為儀仗，顯然不是應用於大規模廝殺的兵器。從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號俑坑的衛士無疑都是手執這類兵器而麵對麵站立的。
顯然，一、二、三號兵馬俑坑及其內容的排列組合，絕不是無意識或無目的的安置和布置，而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奧妙無窮的實戰車陣的模擬，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陳兵圖。
一號俑坑和二號俑坑模擬的是兩個實戰的軍陣，三號俑坑實乃軍隊的最高指揮部，三個俑坑是一個密不可分的軍事集團。
秦俑坑軍陣布局和兵種的排列，隱現著一種隨戰場情況變化，軍陣和兵種配置也隨之變化的跡象。執弩的前鋒射擊後，可隨即分開居於兩側，給後麵的主力讓路。騎兵則根據不同的敵情，以迅疾的速度衝出軍陣和步兵主力形成掎角夾擊敵人。這種戰術上的變化，在春秋中期的車戰中就已開始出現，到戰國時期，隨著步兵與騎兵的興起，這種以夾擊為隊形的陣法漸趨成熟。春秋時期大排麵的車陣戰已被這種追擊、包圍、正麵進攻的戰略戰術所替代，兵法中所雲的“雁行之陣”由此形成。
秦俑坑布置軍陣，無疑是已趨成熟的“雁行之陣”的再現。當戰爭一經開始，陣前的弓弩手先開弓放矢，以發揮其穿堅摧銳的威力。一號坑的步兵主力乘機向前推進，二號坑的騎兵與車兵避開敵軍正麵，以迅猛的特長襲擊敵軍側翼。一號坑步兵主力在接敵的同時將隊形散開，和車騎兵種共同將敵包圍，致使敵軍呈困獸之狀，從而達到殲滅的目的。這種戰術，正如孫子所言：“凡戰者，以正合，以騎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於江河。”
一號俑坑是以傳統的車兵與密集的步兵組成的龐大軍陣，兵力部署相當於二號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號俑坑則是由弩兵、騎兵、車兵組成的軍陣，當二號俑坑的兵車、戰馬以“取銳”“迅疾”的快速進攻戰術衝入敵陣時，一號坑的大軍則“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與敵軍正麵交鋒。這種布陣方法，可謂大陣套小陣，大營包小營，陣中有陣，營中有營，互相勾連，又有各自摧銳致師的性能和目標。
曲陣的神奇變化，迅疾勇猛；方陣的高深莫測，雄壯威武，使這個雁行之勢，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所向無敵。秦王政利用這樣一支所向披靡的大軍和劃時代的軍事戰略、戰術思想，以氣吞日月之勢，血**中原，席卷天下，終成千古一帝，開創了二千年弗未改的大一統政治局麵。
秦王掃六合
當曆史進入公元前475年前後，中國大地上繼春秋時期之後的大變革時期再度來臨。
在喜馬拉雅山東部和天山、陰山、大青山區域的千裏大漠上，烽煙不斷，廝殺連年。淒淒大漠深處，匈奴、東胡、月氏族展開了爭奪區域霸主的拚殺。戰馬的嘶鳴伴著勁風吹起的狂沙煙塵，在箭雨刀光的浪濤中起伏跌宕，滾滾前湧。
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廣袤土地上，經過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曠日持久的爭霸戰爭，諸侯國數量大大減少。曆史的河流進入公元前453年，韓、趙、魏推翻智氏，三家分晉，奠定了戰國七雄的格局。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強盛的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家雄主，為爭奪霸權而拚殺搏擊，逐鹿中原。黃色煙塵遮掩下，到處大軍雲集，鼓號震天，車騎交錯，戈矛並舉，刀劍進擊，戰馬嘶鳴。其戰爭之頻繁，規模之巨大，兵車之眾多，遠非西方戰場所能比。而交戰雙方投入軍隊的數量，隨著戰爭的發展急劇增多，幾乎每一次戰場交鋒的人數，都有數十萬之眾。戰爭的方式由較原始的車戰、陣戰的直接對抗逐漸演變為以步、騎、弩兵為主的野戰和賦予多種變化藝術的包圍戰。著名的秦趙“長平之役”，兩軍從公元前262年一直拚殺到公元前260年，結果是趙國40萬降卒被坑殺，秦國軍隊也傷亡過半。無數將士慘死沙場，流淌的熱血**滌著中原。
曆史的動**急需一位鐵腕人物站出來，用超人的智慧和強大的武力完成統一。秦始皇正是在這曆史潮流的發展中挺身而出，“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禦宇內”，以叱吒風雲的蓋世雄威，席卷天下，**平六國，完成了曆史賦予他的偉大使命。
公元前237年，秦始皇親政並以他的機智與果敢粉碎了呂不韋和嫪毐集團，稍試鋒芒後，便開始實現吞並六國、統一天下的雄心壯誌。
這一年，呈現在秦始皇麵前的是兩種針鋒相對的戰略主張：一是呂不韋之後繼任丞相的李斯提出的“先取韓”的戰略；另一種是大思想家韓非提出的“舉趙、亡韓、臣楚魏、親齊燕”的戰略。李斯的主張體現了先弱後強的作戰方針，而韓非的主張則體現了先強後弱、遠交近攻的戰略部署。
李斯與韓非雖係同學，一旦發生關係到自己前途命運的利害衝突時，兩人由相知、相親變為相互殘殺便無法避免。既然衝突已經出現，殘殺也成必然。李斯聯合重臣姚賈先發製人，在秦始皇麵前分析了韓非的戰略方針，無非是“存韓”和“謀弱秦”。按照李斯的說法和觀點，韓非是韓國的宗室貴族，人雖在秦，其心向韓，故不讓舉伐韓國而攻趙，不如及早殺韓非以絕後患。秦始皇為李斯所言而動心，下令將韓非關進監獄聽候發落。
既然衝突已經開始，就要置敵於死地，否則後患無窮。深知權術之道的李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以毒藥將韓非毒死，從而取得了這場衝突的勝利。
韓非既死，李斯又備受秦始皇寵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戰爭的形勢和六國的格局沒有深刻的了解，對敵我雙方的力量沒有正確的估計，缺乏戰略頭腦和眼光，此時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戰方針行動了。
然而，秦始皇沒有行動。他開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確估計和判別敵我雙方的力量，以及韓非與李斯兩種不同方針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認識到，秦國的軍事力量比任何一個諸侯國的力量都要強大，若單個較量，秦軍無疑占絕對優勢。但是，秦國麵臨的是關東六國的敵人，若以秦國兵力對六國總兵力，優勢則歸對方。滅六國不能四麵出擊，而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無疑是正確和明智的。要想各個擊破，就必須防止諸侯合縱。六國中，韓國較弱、趙國較強，如按李斯的戰略方針，“先取韓以恐他國”，就很可能再“恐”出一個以趙國為首的合縱抗秦的強大勢力。公元前241年，趙將龐煖統率趙、楚、魏、燕、韓五國之師合縱伐秦，趙國就是這五國的盟主。前車之鑒就在眼前，不能再蹈覆轍。韓非的主張，無疑是為打破諸侯合縱考慮的，是一種新的形勢下戰略目標的發展與轉移。“舉趙”以擊其頭，使六國群龍無首，同時“親齊燕”以斷其身，合縱難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個戰略家的傑出才智，不顧李斯等人的強烈反對，毅然決定采用韓非的戰略方針：遠交近攻，舉趙亡韓，作出了集中主力打擊趙國的具有重大軍事戰略意義的抉擇。
公元前236年，秦始皇派名將王翦、楊端、桓齮率30萬大軍進攻趙國。時趙國大將龐煖正率兵與燕國交戰，秦軍乘虛而入，占領了上黨郡及河間地區。第二年，秦軍又攻下平陽、武城。趙國軍隊陣亡10萬餘眾，大將扈輒死於亂軍之中。公元前233年，秦軍又一舉攻下了趙國的赤麗、宜安，兵臨邯鄲城下。趙國危在旦夕，急從北方調回正在防禦匈奴的名將李牧。當時李牧所率軍隊為趙國的精銳之師，從北方返回後，士氣高昂，銳氣逼人。李牧以出色的軍事才能指揮將士與秦軍在邯鄲城外進行了一場血戰。結果是秦軍遭到了攻趙以來的第一次慘敗，指揮戰鬥的主將桓齮由於戰敗而畏罪潛逃燕國。第二年，秦國大軍再次進攻趙國，又被李牧指揮軍隊擊退。
盡管秦軍兵敗，但趙國的勢力已大大削弱。禍不單行，公元前230年，趙國又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戰爭的消耗，災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時的趙國已成強弩之末，滅亡之日已為期不遠。
趙國自身難保，合縱已不可能，趁此良機，秦始皇派兵一舉將小小的韓國拿下，昏庸無能的韓王被俘。
李牧盡管兩次大敗秦軍，但未能挽救趙國滅亡的危局。公元前229年，秦國大將王翦、楊端兵分兩路撲向趙國。久經戰場的宿將李牧、司馬尚率趙軍拚死抵抗。兩軍進行了數百次廝殺，均遭巨大傷亡。將士血染戰袍，屍骨遍地，雙方苦苦搏擊一年之久未分勝負。
秦始皇親臨現場觀戰，以鼓舞士氣，並要不惜全力拿下邯鄲。與此同時，他采用尉繚的“離間其君臣”之計，派人用重金賄賂趙國權臣郭開。郭開貪利而向趙王誣告李牧、司馬尚欲謀叛亂，隻守不攻，作戰不力。難辨真偽的趙王立即派趙蔥、顏聚去取代李牧、司馬尚的兵權。李牧深知趙蔥、顏聚皆非將才，絕不是秦國名將王翦的對手，在大敵當前的危急關頭，李牧以國家存亡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兵權。趙王與郭開密謀派人將李牧抓獲並處以死刑，司馬尚被免職關入大牢。可惜李牧忠誠一世，壯誌未酬，沒有戰死沙場，卻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趙軍軍心大亂，結果秦軍不到3個月，便攻克邯鄲。趙國從此不再存在。
強大的趙國一旦滅亡，弱小的魏國和燕國的悲劇命運已無法改變。盡管不乏有荊軻那樣的壯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擺脫國破家亡的結局。兩國隨著趙國的滅亡，也很快走到了盡頭。
橫掃六合
時勢造英雄，但英雄必須正確駕馭和把握時勢，否則便不再是英雄。
四國吞滅，秦國麵臨的敵人便是齊、楚。很明顯，這兩國的實力，楚遠比齊強大，而秦與齊和親修好40餘載，和楚數次結怨。麵對齊、楚兩國的不同局勢，如何確定征討戰略方針？
當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將的意見時，聽到的多是先攻齊、再伐楚的戰略理論。這個理論實則是李斯“先弱後強”作戰方針的延續。
秦始皇依然沒有這樣做。他再次清醒地認識到，齊國雖弱，但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如若先攻齊，免不了還要和強楚進行一次惡戰，同時還要遭到齊、楚合縱的威脅。若先滅楚，可使齊秦之交不破，齊楚合縱不成。一旦楚國滅亡，齊國不戰而降。
於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方針。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大將李信率20萬秦兵伐楚，因年輕氣盛的李信過分輕敵，秦軍慘敗，退回秦國。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領60萬大軍出征伐楚。當秦軍壓入楚境時，楚國名將項燕立即調動國內全部兵力迎戰。王翦吸取了李信兵敗的教訓，堅守營盤而不出戰。待秦軍養精蓄銳、鬥誌旺盛之際，才下令出擊。60萬大軍洪水般衝入敵陣，此時的楚軍已失去戒備之心，猝不及防，被秦軍一舉擊潰。楚國名將項燕也戰死於亂軍之中。不久，秦軍攻下楚都壽春，楚國滅亡。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國一滅，齊國已成甕中之鱉，被王翦的大軍一觸即潰，齊亡。
齊楚征戰，在顯示了秦始皇傑出的軍事戰略才能的同時，也暴露了他使用將領的失誤和弱點。但他的失誤和自身的弱點並未妨礙他建立偉業。至公元前221年，山東六國在秦軍15年的征討中全部滅亡。中原大地上為期幾百年的割據混亂局麵宣告結束，曆史由此揭開了新的一頁。
然而，六國滅亡，中原統一，並未標誌著秦軍的征戰已經結束，因為此時中原北部的情形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匈奴人由弱到強，趁秦滅六國之機，單於頭曼率匈奴大軍南下，攻占了黃河河套以南的地區，致使秦都鹹陽麵臨嚴重威脅。“亡秦者必胡”的議論已在民間流傳開來。
同時，地處五嶺之南的“百越”陸梁人對秦的統一和政治的穩定也造成一定的威脅和困擾。要建立一個強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國，就勢必要對這兩股軍事力量給予打擊。
問題出現了。擺在秦始皇麵前的是匈奴人，剽悍強壯，以戰征之，難攻難守；而“百越”雖遠隔千山萬水，路途遙遠，但部族分散，軍事力量相對較弱，攻取較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麵對新的局勢，秦始皇毅然實行戰略大轉移，采取了先弱後強，先遠後近的征戰方針，這實則是15年前李斯等人戰略思想的複活，秦始皇終於在曆史發展進程的這一階段付諸實踐了。
50萬秦軍兵分五路，以戰略進攻的姿態出現在“百越”戰場上，很快取得了勝利，占領了這塊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而打通了。
隨著對“百越”戰爭的勝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攻擊匈奴，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結果匈奴退卻700餘裏，並最終形成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的戰略局麵。至此，大秦帝國才真正達到了諸侯盡西，四海歸一，天下大同的局麵。
兩千多年後，人們看到的秦始皇兵馬俑這一龐大的地下軍團，正是為悼念掃平六合、血染華夏的秦軍忠烈的。
始皇帝之死
1976年秋，秦俑三號坑被發現試掘之後，在省文物局支持下，程學華從考古隊分離出來，單獨率領部分從當地招收的“亦工亦農”考古訓練班學員，組成一支鑽探小分隊走進秦始皇陵園，開始大規模鑽探，以期揭開秦始皇陵地宮及周圍埋葬的所有秘密。
圖7-17 考古隊招收的亦工亦農學員在一號俑坑清理
毫無疑問，秦始皇陵在中國幾千年陵墓建造史上，可謂是最浩大、最輝煌、最令世人充滿遐想的頂級帝王陵墓，但在時間的排序上不能稱之為最早的。陵墓在中國的起源要早於這位始皇帝的時代。
研究資料表明，最初在陵墓上築丘和植樹的陵園形式來自春秋時代的孔子。在孔子之前的葬儀極為簡單，死去的人一旦抬到野外，就挖坑埋掉，坑的上方不加封土，周圍不種樹木。有研究者認為這種葬儀是由於當時人們的物質條件簡陋和思想方式簡單所決定的。簡陋的物質條件賦予人類一種深刻的思想內蘊，使他們相信人類來自自然的孕育，最後必然要回歸到自然的懷抱之中。
盡管殷商時代葬儀已實行棺槨和墓穴製，但仍未起陵丘。而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所以在父母的墓穴上築起四尺高的土丘並種植幾棵小樹，實則是因為他四處奔走，怕回來時找不到父母的墓地，無法施行其一生為之苦苦宣教的兩個字——“禮製”而已。這時的孔子想不到他推行的禮儀收效甚微，而在陵上築丘和植樹的行為卻在各國風行起來，並且愈演愈烈，直到塗上了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
秦始皇一生討厭儒學，但唯獨在陵墓的興建上沒有拒絕孔子最先創立的在陵上封土植樹的禮製，並把它加以發展而係統化，建造了在中國封建曆史上空前絕後的陵墓陵園機構，從而開創了兩千多年來曆代帝王在陵墓建製上的先河。
據西漢史學家司馬遷記載，秦始皇在13歲剛剛登上秦王寶座時，他的陵園建造工程也隨之開始，建造人數最多時達70萬人。直到他死亡並葬入地宮後，陵園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前後修建時間達39年，其規模之龐大、建築之豪華可想而知。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帶著左丞相李斯和小兒子胡亥，在近侍中車府令趙高等臣僚、衛隊的簇擁下，開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最後的一次出巡。
大隊人馬伴著初升的旭日從都城鹹陽啟程，在金風麗日下出武關、過丹漢兩水域，沿長江東下分別到達虎丘山和會稽嶺。秦始皇在會稽嶺祭奠大禹，刻石頌功，並針對東南地區存在的氏族社會婚姻習俗和男女**的現狀，提出了“要大治濯俗，天下承教化之風，使民俗清廉”的新型封建思想。同時刻石宣示，以醒臣民。
離開會稽嶺，秦始皇率大隊人馬從長江渡江沿水路到達琅琊。在方士徐福的誘說下，秦始皇親率弩手進入東海尋找鮫魚作戰，並將一條巨鱗可辨、若沉若浮的大魚用連弩射死。
當秦始皇滿懷勝利的喜悅，在琅琊台飲酒作樂之時，忽感身體不適，隻好下詔西還。車隊到達平原津，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丞相李斯見狀，急令車駕速返鹹陽。
時值盛夏，如火的烈日灼烤著這支車隊，大路上彌漫升騰著黑黃色煙塵。李斯、胡亥心急如焚，秦始皇痛苦不堪，不時發出陣陣呻吟，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當車隊到達河北境內的沙丘時，病入膏肓的秦始皇自知將不久於人世，彌留之際，他強撐身體把李斯和趙高叫到跟前，讓他倆草擬詔命，傳詔在北疆防禦匈奴的長子扶蘇速回鹹陽守喪。
李斯、趙高匆匆把詔書擬好，秦始皇過目後，用顫抖的手把玉璽遞給李斯，有氣無力地說道：“速派使者送達扶蘇……”餘下的話尚未說出，便撒手歸天了。
這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翻雲覆雨、改天換地的一代偉人，終於走完了他那輝煌的人生途程。死時年僅50歲，從他自稱始皇帝算起僅為12年。更令人扼腕的是，當秦始皇的屍骨進入他生前修築的那座地下迷宮時，大秦帝國已是日薄西山，隻靠慘淡的光暈來照耀這塊板結、幹裂的黃土地了。正是：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明斷自天啟，大略駕群才。
收兵鑄金人，函穀正東開。
銘功會稽嶺，騁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
尚采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
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萊？
徐氏載秦女，樓船幾時回？
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大秦帝國的崩潰
秦始皇在出巡途中，於沙丘駕崩。丞相李斯深知，在新主尚未確定和登位情形下貿然宣布先帝死訊將意味著什麽。於是，李斯斷然決定秘不發喪，知情者僅限於自己、胡亥、趙高和幾位近侍。
李斯與趙高秘密籌劃後，始皇帝的遺體被放入一輛可調節溫度的轀輬車中。放下車帷，令其他臣僚無法知道車內虛實。每日照常送飯遞水，臣僚奏事及決斷皆由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和李斯代傳批示。在這新舊政權交替的危急之時，李斯急催趙高速發詔，召扶蘇立即趕回鹹陽守喪和繼承皇位，以免發生不測。
然而，這時的趙高卻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誘勸下，李斯終於被迫同意篡改始皇帝的遺詔，派使者賜劍給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蘇，羅織罪狀命他自殺，改立胡亥為皇帝。
為等待扶蘇的死訊，車隊故意從井陘繞道九原，再折回鹹陽。漫長的旅途和酷日暴曬，始皇帝的屍體已腐爛變質，惡臭難聞。李斯、趙高速命人買來幾車鮑魚，隨轀輬車同行，以鮑魚之臭掩飾屍臭，使隨行臣僚不致看出破綻。
車隊就要駛進鹹陽時，扶蘇自殺的消息傳來。於是，李斯、趙高才公開始皇帝的死訊。九月，始皇帝早已腐爛的遺體，被草草葬於驪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稱帝，趙高隨之升為郎中令，李斯仍為丞相。
在趙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將北疆屯邊的將軍蒙恬賜死。然後將6位王子和10位公主抓捕，押往長安東南處一一殺死。緊接著，又逮捕12位王子，押往鹹陽鬧市斬首示眾。其餘皇室宗親，有的被迫自殺，有的則在出逃中，被“禦林軍”截殺……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確保胡亥的帝位不受侵害。為徹底斬草除根，胡亥下令，對朝廷中持有異議的臣僚格殺勿論。最後，曾為趙高所惑，昧著良知和冒著風險進行政治投機、幫助胡亥登上帝位的丞相李斯，也在趙高的操縱下被腰斬於鹹陽……
隨著秦帝國大廈的傾塌和曆史的延續進展，這段震驚天下的血案，也漸漸埋沒於歲月的塵埃之中。後人再也無法見到朝廷內外湧動的血水，更聽不到那淒厲悲愴、撕心裂肺的呼號，一切都成為夢境般遙遠的過去。
然而，1977年10月，程學華率領的秦陵考古鑽探小分隊在陵東發現了17座殉葬墓，無意中為後人打開了一扇透視兩千年前那段血案的窗戶。
為弄清墓坑的形製和內容，程學華帶領考古人員對其中的8座進行試掘，墓葬形製均為帶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狀。其中斜坡道方壙墓2座，斜坡道方壙洞室墓6座。墓的獨特形製表示了墓的主人應是皇親宗室或貴族大臣，因為秦代的平民不享有這種帶墓道的安身之所。從墓中發現的異常講究的巨大棺槨推斷，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
之所以把這些殉葬墓看作窺視那段曆史血案的窗口，是棺內屍骨的零亂和異常器物的發現。有的屍骨下肢部分被埋入棺旁的黃土，頭骨卻放在槨室的頭箱蓋上。有的屍骨頭蓋骨在槨室外，其他骨骼卻置於槨內。更為奇特的是，一具屍骨的軀體與四肢相互分離，零亂地葬於棺內，唯獨頭顱卻在洞室外的填土中。
經考古人員仔細研究後發現，這個頭顱的右額骨有一塊折斷的箭頭，顯然是在埋葬前被射入頭部的。在已發掘的8座墓中，共有7具屍骨存在，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塊殘骨，卻發現了圓首短劍一柄……
證明墓主人是皇親宗室、臣僚貴族的理由，除獨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員還在墓中發現了極為豐富的金、銀、銅、玉、漆器及絲綢殘片。其中一件張口鼓目、神似鮮活的銀蟾蜍，口中內側刻有醒目的“少府”二字，說明此件葬器來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鑄銅官署——少府製造，後為墓主人所有。如此珍貴的器物，亦是平民百姓所難擁有或見到的。
麵對如此殘酷的曆史事實和見證物，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製造的那場宮廷血案。這一具具淩亂的屍骨，無疑都是被殺的王子、公主或宗室大臣，絕非正常死亡。因為科學鑒定的結果表明，這7具屍骨，除一人為20歲左右的青年女子外，其餘均為30歲左右的男性，如此年齡相當又一致的正常死亡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員在墓中發現了挖墓人員當時取暖留下的灰燼，這就進一步說明挖墓時間是在冬季。而胡亥誅殺王子、公主、朝廷臣僚的時間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節。這個並非偶然的巧合，更能令人有理由相信，這17座墓的主人就是那場宮廷血案的悲劇人物。他們的慘死以及慘死後給秦帝國帶來的毀滅性結局，恐怕是秦始皇和胡亥都未曾預料到的。
千百年來，人們往往把秦帝國短命的原因一味地歸結為，秦之暴政以及刑罰的殘酷、勞役和兵役的繁重，使“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終於揭竿而起，將剛剛誕生不久的中國第一個封建帝國棒殺於幼年。
兵役勞役的繁重、刑罰的殘酷，不能不說是導致秦帝國滅亡的重要原因，但非根本的原因。
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後的倒行逆施，人為地造成了秦統治集團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統治力量，最終使秦王朝短期滅亡。正如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諸葛亮所指出的“秦王以趙高喪國”。而明代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看得更廣更細，說得也更清楚明了：秦王朝的“再傳而蹙”，是由於“扶蘇仁儒，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等一係列原因所造成。這裏的“奸宄”無疑是指趙高之流。
假如，胡亥繼位後勵精圖治，稍微緩和一下社會矛盾，秦帝國不會如此快地大廈傾塌。假如，胡亥能維護朝廷內部官僚集團的團結和利益，即使山東起亂，秦王朝尚有足夠的力量對敵。試想，當年的章邯匆匆武裝起來的幾十萬驪山刑徒，就能將農民起義軍周章打得大敗，那麽，在北疆屯守的秦王朝30萬精兵以及大將蒙恬和章邯合兵一處，共同對敵，劉邦、項羽大軍就未必能**，越過函穀關，至少不至於如此迅速地殺進鹹陽，置秦於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