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努力創造新穎的東西
1967年夏季學期結束時，喬尼·吉姆斯和我搬進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個地方位於倫敦的康諾特廣場，就在愛德華大街附近。我們設法說服凡妮薩·雷德格雷夫【6】改變主意，為了讓《學子》獲得成功，不要光是給予它最好的祝福，而要接受我們的采訪。這次采訪是我們事業發展的轉折點，因為我們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們的撰稿人名單逐漸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維·霍克尼【7】和讓-保羅·薩特【8】這樣的人物，如此一來，我就更容易說服一些潛在的廣告客戶，讓他們相信在《學子》上打廣告是物有所值的了。
整個夏天，喬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裏。房間陰暗、潮濕，家具很少。連我們睡的床墊也是放在地上的。這個地方很快變成了徹徹底底的垃圾堆，到處是廢紙、髒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魚薯條的包裝紙。我們成天饑腸轆轆，有時會溜到樓上，突襲喬尼父母的冰箱。偶爾，媽媽會闖進門來，手裏拎著個野餐籃。
“紅十字會的救濟食品到了！”她大聲叫道，“你們倆上次洗衣服是什麽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地板上鋪一張床罩，狼吞虎咽起來。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鎊的現金給我們。媽媽在夏姆裏格林附近的路上撿到一條項鏈，把它交給警察。過了三個月都無人認領。於是警察就讓媽媽把項鏈拿走。她知道我們缺錢，所以來到倫敦，賣掉項鏈，把錢給我們。憑這100英鎊，我們付清了電話費和郵寄費，得以維持好幾個月。如果沒有這筆錢，我們早破產了。
彼得·布萊克曾給披頭士樂隊的專輯《佩珀軍士》設計封麵，並因此而出名，他為我們的創刊號畫了幅圖，上麵是一個學生。這期雜誌的封麵很樸素，白色的背景中隻有兩處紅色。一處是雜誌的名稱“學子”，一處是那個學生打的領帶。另外，彼得·布萊克還接受了我們的采訪。他的開場白令人難忘：“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沒穿衣服，那就是個精彩的話題，我對此特別感興趣。她會教你怎樣畫畫，當然還得加上透視法和解剖學。”
我正在飛快考慮當畫家的好處，他又繼續口若懸河地指出“學生權力”的危險性——這可是當時很有爭議性的熱點話題：
我認為學生已經擁有很大的權力，不應該得寸進尺，淩駕於教師之上。此刻我並不喜歡作為群體的學生。我認為他們對自己評價過高，成天誇誇其談，動不動就抗議，有那麽那麽多的權利。我認為，有些人作為學生，會在各種活動中陷得太深。不管怎麽說，學生沒那麽重要——他們學習的目的不就是為了長大成人嗎？學生們不應該覺得自己就該到處控訴。
或許是因為我們太年輕，不像他們通常麵對的職業記者那樣盛氣淩人，所以，有些撰稿人會向我們透露內情，發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動評論。傑拉爾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說：“我總是在畫畫——這是精力問題。我永遠無法擱筆停下。它跟吃飯一樣，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須表達出來——簡直就跟生病似的，這是一種生理功能。”我問達德利·摩爾怎麽看待學生，他回答說：“你們這代人隻有一個地方讓我痛恨，那就是你們的年齡。”他曾經在牛津大學摩德琳學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風琴的學者，可當我提到古典音樂時，他卻說：“我寧願整天在泥水裏跟六個女人打滾兒，也不願坐在鋼琴旁。”
米克·賈格【9】和約翰·列儂【10】也同意接受我們的采訪。在當時的學生心目中，他們倆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賈格的訪談前，《學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紹：
最近，《旋律製造者》寫道：“賈格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長跟他說，必須要有痛苦存在，我們才會認識到美德的可貴。這時，卡拉馬佐夫回答道：“如果為了讓小孩子有更強烈的意識，因而必須讓他吃盡苦頭，那麽他或許不會否認上帝的存在，但卻隻會畢恭畢敬地退還那張進入天堂的車票。米克·賈格之流的叛逆就跟這類似。”
我難以想象，當我們引用這段話時，心裏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沒明白它的意思。
我來到賈格位於切尼步道的住所，局促不安地走了進去，瑪麗安·費斯芙【11】將我領入起居室，然後便上樓消失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米克和我親切地相視而笑，我們倆都失語了：
布蘭森：你喜歡接受采訪嗎？
賈·格：不喜歡。
布蘭森：那為什麽要《學子》采訪你呢？
賈·格：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為什麽。我不是經常接受采訪。我的意思是，幾乎不接受。
布蘭森：你對政治不感興趣？
賈·格：確實。
布蘭森：為什麽？
賈·格：我想了很久，然後斷定自己沒工夫搞政治和了解別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卷入政治，你就真的會胡搞一通。
布蘭森：你認為人們會受到音樂影響嗎？
賈·格：是的。我認為很可能會，因為音樂屬於這樣的事物——它是重複性的，同樣的東西翻來覆去地重複。結果它就鑽進你的腦子，對你有影響了。
我們采訪約翰·列儂的經曆是另一種“經典”。喬尼和我一起去的，他試圖引用文學典故：
喬·尼：有位批評家曾寫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縮影。
列·儂：什麽的縮影？
喬·尼：T. S. 艾略特的詩歌，《荒原》。
列·儂：沒聽說過。我對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諷刺的是，對約翰的采訪差點讓《學子》完蛋。在我們跟約翰見麵之後，我突然產生一個想法，打算問他和洋子【12】是否願意為《學子》提供一張新唱片，我們將把它作為附贈品，跟雜誌一起發行。
我聯係了披頭士樂隊的新聞發言人德裏克·泰勒。當時，披頭士樂隊剛建立“蘋果藝術基金”，目標是資助那些正在奮鬥的美術家和音樂家。德裏克每天有大部分時間都坐在他位於薩維爾街的辦公室裏，會見排成一字長龍的申請者，他們全都懷著一百種各式各樣的理由，認為披頭士樂隊就該給他們錢。德裏克簡直就像王宮裏的宮務大臣。他和藹可親，總會耐心傾聽每個人的要求，不管它多麽不著邊際、荒唐可笑。
我把我們的要求告訴德裏克，他立刻一口答應下來。約翰和洋子將很樂意為我們提供唱片，他說，然後把我介紹給蘋果唱片公司的總經理羅恩·卡斯和一位生產附送唱片的商人，我們約好了交貨日期。
我帶著好消息趕緊回到康諾特廣場。我們不僅有一篇約翰·列儂的訪談，而且還將很快擁有一首列儂未發行的原創新歌。這是《學子》意外獲得的絕妙推銷手段。我們聯係到當時最時髦的插圖畫家艾倫·奧爾德裏奇，請他為雜誌設計一個獨特的封麵，在上麵留出一塊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們還計劃本期印刷10萬冊——這是我們有史以來的最大印數。
一周又一周過去了，唱片還沒有送來。我坐立不安，便打了個電話給德裏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說，“我們遇到一點麻煩。但是，我發誓會讓你有所收獲的。”事實上，我要求列儂夫婦給予好心饋贈的時機再糟糕不過了。洋子剛剛失去肚裏的孩子，列儂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當時夫妻倆跑到他們位於韋布裏奇的住宅，暫避風頭。
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煩。由於製作特刊的計劃落空，《學子》瀕臨破產。我孤注一擲，這輩子頭一次找了個律師，查爾斯·利維森。他給德裏克寫了封信，威脅說，如果列儂夫婦違背諾言，我們就起訴蘋果。
幾天後，我接到德裏克的電話。“到蘋果來一趟，理查德，”他說，“我們有東西給你。”
那天下午，我坐在蘋果唱片公司的地下室錄音棚裏，跟利維森、德裏克、約翰、洋子一起，聽他們提供的錄音帶。磁帶錄音機發出“噝噝”的聲音，之後，是一下沉沉的、機械的敲擊——就像心髒的跳動聲。
“這是什麽？”我問道。
“這是我們寶寶的心跳。”約翰說。
他還沒說完，那個聲音就停止了。洋子撲進約翰懷裏，淚如泉湧。我完全摸不著頭腦。不等我開口說話，約翰的目光就從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視著我的眼睛。
“胎兒死了，”他告訴我，“這是我們死去的寶寶留下的寂靜。”
我回到《學子》編輯部，不知道該何去何從。這是他們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覺得我們不能把它作為唱片發行。也許我錯了，因為，正如德裏克所言，這是“概念藝術”，很有收藏價值。我們隻好撕掉封麵，重新設計雜誌。這花了一大筆錢，不過，我們還是想方設法把它湊了出來。我本打算起訴列儂夫婦，可他們的麻煩已經夠多的了。況且，他們畢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協議，雖然我當時沒看出它的價值。在我們因唱片問題發生爭執後，德裏克寫了封短箋，為給我帶來的一係列麻煩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於所有通信簽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隻是愛……”
喬尼的閱讀麵很廣，而我幾乎完全不讀書。我似乎一直沒時間閱讀。我會花好幾天工夫打電話，兜售廣告位，到處遊說，找人為《學子》免費撰稿，或接受采訪。我這輩子一直都需要一個能跟我抗衡的人，彌補我的缺點，抵消我過於旺盛的精力。喬尼和我是一對好搭檔。他對各種采訪對象與采訪原因了然於心。而我則能使出渾身解數說服他們接受訪談，有一種不怕遭到拒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固執性格。
在我為《學子》作采訪時，很多時候我隻管打開錄音機，讓采訪對象暢所欲言。在跟蘇格蘭精神病專家R.D.萊恩見麵之前，我嚐試閱讀他那本暢銷書：《經驗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數人一樣，讀這本書時完全不知所雲。我把麥克風對準萊恩，然後，他一下子說了一個半小時，同時目不轉睛地盯著我腦袋後麵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聽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說些什麽，隻是心裏暗暗慶幸他沒給我留下絲毫提問的時間。到最後，他的談話顯然已經結束，於是我一迭連聲地向他道謝，然後回到辦公室，把他的話寫下來。結果我們發現，他那些話全都是引用《經驗策略》中的段落，幾乎一字不差。
出版幾期之後，參與《學子》辦刊的人逐漸增加。有時，喬尼和我會跑到夜總會去，跟女孩子攀談，有時甚至會勸說她們到公寓來“喝咖啡”。如果她們在這裏過夜，第二天早上我們就會遊說她們來幫忙。出於某種原因，她們往往對我們滿懷同情。通過口口相傳，老朋友從學校裏冒出來了，然後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讀過這份雜誌的人，都想加入進來。地下室變得越來越像個獸穴。我們全都是光幹活不拿錢，冰箱裏有什麽就吃什麽，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這樣維持生活。
形形色色的人都來幫我們發行雜誌。我們的基本想法是，他們先取走幾捆雜誌，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價格出售，然後把一半的收入拿回來交給我們，也就是說，他們每賣一本就可賺1先令3便士。他們打算先付錢給我們，可是這種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從來就沒有真正為《學子》能獲得多少利潤憂心過，隻是決心要湊出足夠的現金來出版下一期，並付清我們的賬單。我想，我們售出的雜誌越多，通過口口相傳，雜誌的名氣就越大，最終就能吸引更多廣告客戶。
我想盡辦法維持雜誌的生存，卻沒有意識到，這種迫切的需要同時也將我當記者的抱負擠到一旁。喬尼負責編輯，我負責經營、出售廣告位、與印刷商討價還價。可以說，我是因為一時疏忽才變成企業家的，不過，當時若有人向我提到“企業家”這個詞，我很可能還得問問喬尼這是什麽意思。我當然沒把自己視為商人。所謂商人，就是倫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們沉迷於賺錢，身穿細條紋西服，家住郊區，娶了老婆，平均擁有2.4個孩子。當然，我也想通過《學子》賺錢——我們需要錢維持生存。但我們主要把它視為富於創意的事業，而非賺錢的生意。
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過來，生意本身也能成為富於創意的事業。你出版一份雜誌，就是努力創造出某種新穎的東西，創造出某種卓爾不群的東西，它能經久不衰，並且說不定還具有某種實際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創造出讓你感到驕傲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商業哲學，一直如此。說實話，我還從沒有涉足於某個行業純粹是為了賺錢。如果賺錢是你唯一的動機，那麽我想你不那麽做可能反而會更富有。一樁生意必須涉及廣泛，必須有趣，必須能激發你的創造本能。
管理《學子》當然很有趣。高保真音響播放著鮑勃·迪倫、披頭士樂隊或滾石樂隊刺耳的音樂，震動著地下室的牆壁，我們每天的工作就在這音樂中展開。喬尼和我出去賣雜誌時，如果我們以2先令6便士的價格賣出一本，那我們就會買兩個漢堡包慶祝一番，每個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裏，我會不時透過肮髒的窗戶向外張望，看到外麵天氣很好，我就會關掉音樂，跟大家說我們必須出去散步。我們一路閑逛，穿過海德公園，最後有人跳進蛇河，於是我們全都下去遊泳。
托尼·梅勒是雜誌的主要助理編輯之一。我們都對他充滿敬意，因為他當過工會官員。托尼比我們其餘的人都年長很多，一說起社會主義就滔滔不絕。當雜誌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時，大家都為使用確切的詞語而爭論不休，這時我開始意識到一個涉及麵更廣的問題：生存的策略。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雜誌的局外人。其他人都在討論“迷幻藥權威”蒂莫西·利裏、平克·弗洛伊德【13】，以及近來學生政治的錯綜複雜，而我卻在為支付印刷費和電話費發愁。我要打電話給當時的名人，不遺餘力地遊說他們僅僅出於對《學子》的喜愛而為它撰稿，而且還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打電話給一些著名的企業，如英國禮蘭汽車公司或勞埃德銀行這樣的企業，設法說服他們購買廣告位。沒有他們的錢，《學子》將會破產。
這些職責讓我很快成長起來。簡直可以說我是少年老成。晚上，別人都優哉遊哉地坐著喝酒，根本不在乎第二天睡個懶覺起來還醉意未消，而我這時卻總能意識到，自己需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我父母和林迪也來幫我們賣雜誌。媽媽會帶一捆到海德公園的演說角，把它塞進那些遊客行人的手中。林迪和我則在牛津大街上來回走動，向人們攔路推銷《學子》。有一次，我和林迪正在一起賣雜誌，一個流浪漢跑過來要錢。我們沒錢——錢也正是我們要找的東西——但是，我的理想主義突然戲劇性地發作了，於是我剝下身上的大部分衣服送給他。然後我就身披毯子，走來走去，度過了那一天剩餘的時間。
“可憐的老乞丐！”爸爸聽了這個故事後，一邊癡癡發笑，一邊說道，“那讓他學到一個教訓。他本來隻需要一點零錢，卻從你這裏得到一身長滿寄生蟲的衣服。”
《學子》的名氣越來越大。有一天，一家德國電視頻道問我是否願意跟激進分子塔裏克·阿裏以及德國學生領袖丹尼·科恩－本迪特一道，去倫敦大學學院作演講。主要內容是談人權。有一大群人歡迎這兩位煽動叛亂的革命者。當丹尼·科恩-本迪特發言時，我站在一邊傾聽，他精彩的演講充滿了知性深度和滿腔的**。在他周圍，人人都在歡呼，大聲叫嚷著表示讚成。然後，塔裏克·阿裏站起來，他的演講同樣熱情洋溢。人們跺著腳，扯著嗓門大喊大叫，仿佛他們就要登上巴士底獄了。我開始覺得有點反胃。
在斯托學校求學期間，那裏有個非常殘酷的傳統。每個學生都必須學會一首長詩，並站在全校師生麵前把它背誦出來。哪怕你背錯一點點，或者稍稍停了片刻，老師都會敲響一麵鑼。然後，你就必須在一片噓聲和嘲笑聲的陪伴下離開講台：你被“鑼”下去了。由於我有輕微的閱讀障礙，我發現自己要記住什麽都非常艱難，因此好幾年都被無情地定期“鑼”下台來。我望著丹尼·科恩－本迪特和塔裏克·阿裏，他們在作令人振奮的演講，在人們的善意中衝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電視攝像機。這時，我的胃裏產生了惡心的感覺，就跟我以前等著上台背丁尼生的詩歌時差不多——因為我知道，自己會在那一記響亮的鑼聲和嘈雜的噓聲中被轟下台去。
終於，塔裏克·阿裏結束了演講。人群**起來，人人都在歡呼，還有人把他舉到肩上，漂亮姑娘懷著崇拜向他揮手，攝像機鏡頭也跟著他轉動。隨後，有人朝我招手示意，該我演講了。我跳到講台上，緊張地拿起麥克風。以前我很少在公共場合說話，更不要說作演講了。我緊張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麽。盡管我準備了演講稿，可一千張充滿期待的臉就像向日葵一樣轉向我，在他們審視的目光下，我的腦子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嘴巴發幹，喃喃說出幾個詞，勉強露出微笑，我感到越來越驚慌失措，明白自己根本沒法繼續演講，真想找個地方藏起來。我含含糊糊地咕噥著，說出最後幾個詞語，然後就在一陣咳嗽與一通嘔吐之間，扔下麥克風，跳下講台，重新回到人群中的安全地帶消失了。這是我這輩子最尷尬的時刻。
即使到現在，每當我接受采訪或不得不作演講時，都仍會感到同樣的惴惴不安，也不得不克服同樣的靦腆。如果我對談論的話題有所了解，或者對它充滿熱情，那我會說得相當流暢。但是，如果有人讓我對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發表看法，我就會變得局促不安——而且會露出馬腳。我永遠無法像政治家那樣隨機應變，對答如流，這一點我已經逐漸接受。我努力不去理會自己的結結巴巴，不去理會自己難以一下子作出完美回答的無能。相反，我隻是努力給出誠實的回答。我希望人們會更信任反應遲緩、吞吞吐吐的回應，而不是脫口而出、口齒伶俐的回應。
在1960年代末，越南戰爭和比夫拉戰爭是兩個備受關注的重要問題。若想讓《學子》成為可靠的出版物，我們在這兩個地方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記者。我們沒錢派記者前往，更別提付錢讓他們住酒店、通過電傳發回報道了。因此我們不得不另辟蹊徑。最終我們想出一個辦法：如果我們派出的記者非常年輕，那麽他們自己說不定就會變成新聞。於是，我給《每日鏡報》打電話，說有一位年僅17歲的記者將前往越南，問他們是否有興趣作獨家報道。他們買下這篇報道，並為《學子》派往越南的朱利安·馬尼翁支付費用。朱利安去了那裏，發回一些有關越戰的精彩文章，隨後繼續努力，成為獨立電視新聞公司（ITN）的著名記者。通過同樣的計劃，我們設法派出一名16歲的記者前往比夫拉。這兩次冒險行動為我提升《學子》名氣積累了最早的經驗：我們提供活動名義和人手，另一方提供資金。
我豪情萬丈地參加了這場反戰運動，希望終結美國對越南的幹涉。1968年10月，《學子》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和凡妮薩·雷德格雷夫一道，參加了學生們組織的遊行，前往格羅夫納廣場，並在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我跟凡妮薩和塔裏克·阿裏並肩前進。為了自己支持的信念而與成千上萬的人一起遊行，這令人興奮不已。人們群情激昂，但同時也有點可怕。你感覺局勢隨時會失控，而且也確實失控了。當警察驅趕示威人群時，我拚命奔跑。後來，一幅有關這次遊行的照片出現在《巴黎競賽》周刊上。照片中的人就是我，當時我正一路狂奔，穿過廣場，一個警察伸手想抓我，我弓著背，離他的手隻有一英寸。
盡管我反對越南戰爭，但在其他問題上，我覺得自己並不像那些跟我一起遊行的人那樣，具有狂熱的左傾傾向。
“我想我應該是左派吧，”我告訴《衛報》的一名記者，“嗯……但我僅在認為左翼的觀點明智而理性時，我才是左派。”
從政治層麵上說，《學子》並不激進，也不是《Oz》或《IT》那樣的“地下”雜誌。雖然在我們和他們的辦公室裏，都有同樣多的自由愛情，但他們會時不時地鼓吹將迷幻藥放入供水係統中，我們卻不會這樣。
我試圖在左右兩派的觀點之間保持平衡，不過，我希望的平衡，在某些人看來卻是敷衍了事。羅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位作家兼詩人，住在馬略卡島上的德伊雅，他從那裏寫信給我說：
你把自己的手腳綁得牢牢的，似乎比學生們應受的束縛更多。例如，在有關比夫拉的報道中，你一次都沒有提到，在國際背景下，這場戰爭的真正意義是什麽。但那是因為你必須跟“三十多歲的人”以及大企業的小夥子們結為好友，否則這份雜誌就無法生存。不錯，你已經盡力了。
事實上，“大企業的小夥子”們並沒有我原本希望的那麽友好。拉廣告比找撰稿人困難得多。能采訪演員布萊恩·福布斯，或者發表作家加文·馬克斯韋爾的文章，我們很高興，但他們不會帶來資金幫助我們管理和發行雜誌。在《學子》上登整版廣告，我們的收費是250英鎊，而1/8版麵則降低到40英鎊。例如，在打了無數次電話後，我設法拉來9家公司，在創刊號上作整版廣告，它們是智威湯遜公司、金屬容器製造有限公司、《星期日泰晤士報》、《每日郵報》、《經濟學人》、英國煤氣委員會、勞埃德銀行、蘭克電影公司和約翰·萊恩工程公司。這9幅廣告帶來2250英鎊的收入，是我從最初的300多家潛在廣告客戶名單中想盡辦法爭取到的。要支付3萬冊創刊號的印刷費，這筆錢也足夠了。我用它在顧資銀行開了個賬戶，我父母一直把錢存到這裏，把它作為我們家的清算銀行。在他們的顧客中，也許隻有我光著腳走進去，要求獲得1000英鎊的透支額。在《學子》存在的那些年中，拉廣告一直都是非常艱難的工作。
盡管我們已經竭盡全力，但顯然《學子》仍賺不到錢。我開始想出各種辦法讓它朝其他方向發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創辦《學子》聯合會、《學子》旅遊公司、《學子》住宿中介公司。我並未把《學子》視為名詞，或把它自身當作目標；而是把它視為形容詞，一個能讓人們從中辨認出某種關鍵價值的詞語，是整個一係列服務的開端。用20世紀70年代的話說，《學子》雜誌及其倡導的一切都應該具有“嬉皮”風格。《學子》是個靈活的概念，我想探索這種靈活性，看我能把它推動多遠，它會走向何方。在這方麵，我有點疏遠我的朋友們，他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雜誌以及他們希望報道的學生政治上了。
彼得·布萊克說，有朝一日，學生革命以及參與其中的學生都將變得過時，他似乎說得很對。然而，30年後回過頭來再看看最初的幾期《學子》，我卻驚訝地發現，情況並未發生多大變化。那時，《學子》登載了尼古拉斯·加蘭的“特德·希斯”漫畫，多年後，這個漫畫人物仍然存在，直至加蘭去世。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戴維·霍克尼、達德利·摩爾和約翰·勒卡雷都仍然有很高的新聞價值，而布萊恩·福布斯和凡妮薩·雷德格雷夫——或者，至少他們的女兒們——也仍然出現在新聞裏。
地下室的生活亂成一團，但無所不包，亂中有美，正是在這種混亂中，我逐漸茁壯成長起來，此後也一直如此。我們從來就沒什麽錢，卻忙得不可開交，但我們是一個親密和睦的團隊。我們一起工作，因為這有趣，因為我們感覺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們一起生活很快樂。
不久，一些全國性報紙的記者就開始來采訪我，來看看我們在忙什麽。我們創造出一種可以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方法。他們到來時，我就會坐在桌旁，用胳膊肘夾著電話。
“見到你真高興，請坐。”我會一邊說，一邊向記者招手，讓他坐在我對麵的懶人沙發裏。為了保持自己的尊嚴，坐得舒服點，他們會在這個別扭的椅子上不斷調整姿勢，並從褶層裏撣掉鷹嘴豆泥殘渣和一堆堆煙灰，這時，電話就會響起來。
“誰能接一下電話嗎？”我會問道，“現在——”我把注意力轉向記者，“關於《學子》，你想知道些什麽？”
“泰德·希思【14】打電話找你，理查德。”托尼在對麵叫我。
“我會給他回電話的，”我扭頭說道，“現在，關於《學子》，你想知道些什麽？”
這時候，記者正伸長脖子四處張望，看托尼跟泰德·希思說：很抱歉，理查德正在跟別人會麵，他會回電話的。稍後，電話鈴聲再次響起，托尼拿起電話。
“大衛·貝利【15】找你，理查德。”
“我待會兒給他回電話，不過，你幫我問問他，我們把午餐約會的時間改一下可以嗎？我得去趟巴黎。好吧——”我會對記者抱歉地咧嘴一笑，“——現在，我們說到哪兒了？”
“我隻想問你——”
電話鈴聲又響了。
“很抱歉打斷你們，”托尼道歉說，“不過，這次是米克·賈格找你，他說有急事。”
“請允許我離開一分鍾，”我說，然後不太情願地拿起電話，“米克你好。我挺好的，謝謝，你怎麽樣？真的？一條獨家新聞？是的，聽起來不錯……”
我會一直說下去，直到喬尼在對麵的公共電話亭忍不住笑起來，或者電話響起“嘟嘟”聲。
“實在抱歉，”我會對記者說，“突然出了點事情，我們得趕緊。我們的談話結束了嗎？”
接下來，我們就把暈頭轉向的記者送走，路上會從喬尼身邊經過，而電話也不再嘀嘀亂叫了。
不知就裏的記者們上了鉤，對自己在我們那裏看到聽到的事情深信不疑。“似乎來自全球報紙的攝影師、記者和作家都渴望幫助《學子》，”《星期日電訊報》寫道，“在所有中學和大學裏，已經發展出一個龐大的誌願者發行組織，確保五十多萬學生能讀到這份雜誌。”
“頂級撰稿人的數量多得驚人，報道範圍不受限製。”《觀察家報》寫道。而《每日電訊報》則說：“大眾刊物《學子》已吸引許多知名作家。它似乎將成為這個國家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之一。”
我們一直占據著喬尼家的地下室，到1968年秋，這裏差不多有20個十幾歲的孩子，難怪他的父母再也無法忍受，要求我們另找地方生活。我們搬到阿爾比恩大街44號，就在康諾特廣場拐角處。喬尼也離開我們回到學校，他要過高級考試這一關。他為拋下我感到內疚，但他是在繼續學業的壓力下離開的。我們隻是從他家地下室創辦發展起來的小雜誌，他父母理所當然地擔心這無法為喬尼今後謀生提供良好的基礎。
沒有喬尼，《學子》再次陷入崩潰。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卻沒有一個我真正信賴的人來幫我擺脫困境。幾周後，我叫尼克來幫我。尼克已經從安普爾福斯畢業，預定到布賴頓的蘇塞克斯大學上學。他同意推遲上大學的時間，來《學子》幫忙。
尼克讓《學子》重新回到正軌。他開始控製現金。過去我們把錢裝進一個大餅幹盒子裏，誰都可以從裏麵拿錢去買吃的喝的，或者大麻；尼克恰當地利用了我們在顧資銀行的賬戶。他開始開支票，根據銀行結單核對存根。尼克的門牙掉了一顆，又留著一頭烏黑的長發，看起來相當嚇人。我想他嚇跑了很多討債的人。
我們這個公社曾經在喬尼家逼仄的地下室裏擠在一起，如今則在新房子上上下下擴散開來。大家到處築巢，遍地都是床墊和線香。到現在，《學子》的大多數工作人員都已經19歲或20歲。這裏有大量關於自由戀愛的討論，也有大量這方麵的實踐。我在房子頂層放了一張寬大的銅床，並裝了一部電話，長長的電話延長線順著樓梯欄杆拉到樓下。有時我就整天躺在**處理所有的業務。
我以我父母的名義租下這所房子，這樣，作為房主的教會委員們，就不會認為我們在裏麵從事經營。我父母喜歡新聞業的刺激。爸爸是個出庭律師，留著短發，周日上教堂時穿著運動夾克，打著領帶，但如果遇到一個長發及腰且一個月都沒刮臉、沒洗澡的人，他和媽媽跟對方交談都從不會有絲毫偏見。每過半學期，林迪就會來阿爾比恩大街待幾天，有時假期也來。她幫助我們分發《學子》，並且愛上了一連串為雜誌工作的男人。
我和戴比有過短暫的戀愛關係，她是住在阿爾比恩大街為雜誌工作的姑娘之一。有一天，她跟我說她懷孕了。我們倆都嚇壞了，明白自己根本沒準備好養孩子。戴比決定流產。我打了一通電話，意識到要處理這事顯然很難。除非能證明戴比在精神或醫療方麵有問題，否則她就不能憑借國民醫療服務體係（NHS）流產。我們急瘋了，給所有屬於國民醫療服務體係的醫院打電話，看是否有辦法克服這個困難。我們企圖找私人醫生，卻發現這要花費400多英鎊——可我們根本沒錢。我走投無路，最終設法在伯明翰找到一位好心的醫生，她答應安排手術，隻收50英鎊。
手術後，戴比和我意識到，肯定有很多年輕人都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卻求助無門。如果通過一個電話就能找到合適的醫生，那肯定會好得多。問題不單是意外懷孕，如果你需要心理幫助，或者染上了性病，卻不敢向那位可敬的家庭醫生承認；或者離家出走，找不到住處，那該怎麽辦？我們將學生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列出一個長長的單子，決定做點事情加以改善。我們將公布我們的電話號碼，尋找最優秀且最樂於助人的醫生，列出他們的名單，然後看誰會打電話給我們求助。
學生谘詢中心打出廣告：“把你頭痛的事情交給我們。”我們順著牛津大街散發傳單，又在《學子》上做廣告。很快就有電話打進來了。很多醫生同意免費或以最低收費提供服務，其中既有國民醫療服務體係的醫生，也有私人診所的醫生。就這樣，我們建立起一個專家網絡，向需要的人推薦他們。在我們接到的電話中，很多都跟懷孕或避孕有關，但我們這裏差不多也成了男女同性戀者聚集中心。很快我們就明白過來，他們感興趣的與其說是尋求我們的建議，不如說是想找個約會的地方。這說明同性戀者要過正常的社交生活是多麽困難。
學生谘詢中心占用的時間開始超過《學子》雜誌。我會在淩晨3點被電話鈴聲驚醒，然後與潛在的自殺者聊一個小時；建議懷孕的女孩找哪個醫生最好；給某個染上性病後嚇壞了、不敢告訴父母或去看醫生的人寫信。然後，不管剩下的時間多麽有限，都用來管理雜誌。我們發現，在我們處理的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很多青少年都無法向父母說出心裏話。聽著別人的故事，我才意識到，自己與父母關係融洽是多麽幸運。他們從不對我作出評判，總是支持我，總是誇獎我的優點而非批評我的缺點。在向父母承認自己的問題、憂慮和失敗時，我不會有絲毫猶疑。我們在學生谘詢中心的任務，就是努力幫助那些陷入麻煩卻求助無門的人。
因為學生谘詢中心和《學子》雜誌，我們在阿爾比恩大街的生活狂亂，不分晝夜，任何時候都有很多人出入這所房子，攪得鄰居們心煩意亂。他們的抱怨招來教會委員會檢查員的定期拜訪，以確保我們沒在這裏做生意。這些拜訪如同一出西區滑稽劇，製造出有規律的緊張感。來檢查之前，委員們必須提前24小時通知我們。一接到通知，《學子》的所有工作人員和我媽媽就立即行動起來。
我們把電話全都堆進一個櫥子裏，再用防塵罩將桌椅和床墊蓋起來。《學子》成員穿上工裝，拖出顏料桶和刷子，開始粉刷牆壁。媽媽也會帶著林迪和8歲的凡妮薩，以及一大堆工具，從鄉下趕來。當教會委員們過來檢查時，就會看到一群友好的刷牆工人，正在快樂地裝飾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塵罩。而在樓上，一個母親和家人擠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種相當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則在全神貫注地玩強手棋。當凡妮薩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問我們發生了什麽事情時，媽媽就會借口說凡妮薩該睡覺了，很快把所有人趕出房間。
教會檢查員看著這個幸福的家庭場景，不明白鄰居們在瞎抱怨什麽。他們會撓撓頭，說小凡妮薩多麽可愛，然後喝杯茶，跟媽媽友好地拉拉家常。他們剛從大街上消失，媽媽就立刻回家。我們也把強手棋放到一旁，掀開防塵罩，插上電話，繼續工作。
“真是的，”我趕緊隨機應變地說，“你們聽到電話鈴聲了嗎？這些房子的牆壁太薄了，我們能聽到隔壁的所有聲音。”
檢查員大步走向前去，拉開櫥門。五部電話、一個總機和一大堆電話線一下子滾落到他頭上。即使是個大家庭，也用不著電話總機。我們在阿爾比恩大街44號的生活就此終結。《學子》雜誌不得不另找辦公地點。
我們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師提供的條件最好。他讚賞學生谘詢中心的工作，允許我們使用聖約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塊舊大理石板搭在兩座墳墓之間，權當辦公桌。每個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們還誘哄當地的郵局技工很快接好我們的電話，而不是按常規等上三個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裏麵光線陰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墳墓了。
1969年11月，我接待了兩個來自瑪麗裏本警局的便衣。他們是來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傷風化廣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這兩部法案的存在。我確實不知道，這也難怪。他們跟我說，打廣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幫助或治療，都是違法行為。當初製訂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醫生壓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們向庸醫尋求昂貴卻無效的治療。我爭辯說，我隻是提供谘詢服務，將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轉給了聖瑪利亞醫院，向合格的醫師求診。但這兩個警察態度強硬，他們警告我：如果學生谘詢中心繼續當眾提及“性病”二字，我就會遭到逮捕，並有可能被判處兩年監禁。
就在那周前，我們成功地告發了瑪麗裏本警局的一個警察，因為他向學生谘詢中心的一名顧客栽贓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職。因此，我懷疑便衣的來訪跟那件事有關。為了證明我們違反了某些含糊其詞的法規，警察居然搜羅出這部陳年舊法，這讓我驚訝不已。
我們趕緊將那些在倫敦周圍散發的傳單加以修改，裏麵不再提到“性病”，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隨後，我們接到大量來自痤瘡患者的谘詢，而打電話求助的性病患者則由每周60人驟降至10人。我們斷定警察隻是虛張聲勢。為了幫助本應求助的另外50人，我們認為，麵對倫敦警察廳的威脅，冒一次險是值得的，於是便重新把“性病”一詞寫入傳單。我們錯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臨教堂地窖，將我逮捕了。
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瑪麗裏本地方法院舉行了第一次預審，湯姆·德賴伯格為我作了充滿戲劇性的申辯。德賴伯格派頭十足，他一直擔任工黨議員，直至1974年。撒馬利亞會【17】的創始人查德·瓦拉出庭作證，他指出，在學生谘詢中心的建議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機構求助。約翰·摩爾蒂莫爭辯說，如果我被判有罪，那麽我將別無選擇，隻好起訴政府和所有地方當局，因為他們也在公共廁所貼告示。地方法官駁回了根據《性病法案》而對我提出的指控，因為學生谘詢中心並未向患者提供治療，而是引導他們向有行醫資格的醫生求助。至於另一項指控，則推遲到5月22日再審理。
當正在審理這個案子時，英國公布了一項統計數據，它表明，在過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數量劇增，已達到戰後頂峰。健康教育委員會主席伯克夫人利用這個統計數據，並以我的案子為例，試圖在上議院修訂《1889年有傷風化廣告法案》。
“阻止此類嚴重疾病的傳播，是負責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過時的法律，限製這樣的努力，這實在是荒謬。”她說。
到第二次開庭時，許多報紙都宣布，警察對我的起訴是多麽愚蠢。人們發起大規模的運動，以改變這部法律。根據這部法律嚴格的字麵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願地宣布我有罪。但他也明確指出，他認為這部法律非常荒謬，因此隻對我處以7英鎊的罰款。警察曾以兩年的監禁威脅我，與之相比，這個判決太輕了。在法庭外麵，摩爾蒂莫向媒體發表聲明，呼籲修訂這部法律，否則我們將別無選擇，隻好起訴政府在公共廁所的門上提到“性病”一詞。報紙全都合力支持我們。到下一次議院開會時，政府法規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對該法案的修訂。內政大臣雷金納德·莫德林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給我，就這次“皇家訴訟”向我道歉。
這場官司讓我知道，盡管我很年輕，穿的是牛仔褲，而且沒什麽金錢後盾，但我無需害怕警察或當局的恐嚇。如果我有一位優秀的律師，那就更不用害怕了。
我環視四周，看著正在工作的每一個人，他們全都故意把頭埋在書桌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參與這個計劃。我把備忘錄放進口袋。當尼克回來時，我站起身來。
“尼克，”我說，“你能出來跟我聊聊嗎？很快就好。”
我決定虛張聲勢，以此渡過這場危機。如果尼克的煽動已經獲得其他十人的支持，那我就很難阻止他們了。但是，如果他們還沒打定主意，我就能在尼克和其他人之間製造分裂，把尼克排擠出去。我隻得將我們的友誼擱置一旁，先擺脫這場挑戰。
“尼克，”我們一邊在大街上走，我一邊對他說，“有好幾個人找到我，說他們對你的計劃不滿。他們不喜歡這個想法，但是，他們很害怕，不敢當麵告訴你。”
尼克露出驚恐的表情。
“我認為你待在這裏不太好，”我繼續說道，“你一直想暗中破壞我和整個《學子》。我想我們應該繼續做朋友，但我認為你不應該再待在這裏了。”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當時自己怎麽就能麵不紅心不跳地說出那些話。尼克低下頭，望著他的腳。
“對不起，裏奇，”他說，“我那麽做隻是因為，這樣安排我們的工作似乎更好……”他的聲音逐漸變弱。
“我也感到很抱歉，尼克，”我雙臂交叉，直直地望著他，“讓我們在夏姆裏格林再見吧，但《學子》是我的生命。”
尼克當天就走了。我告訴所有人，尼克和我在運作《學子》的方式上無法達成一致，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離開或繼續。他們全都決定和我待在一起。雖然沒有了尼克，但教堂地窖的生活仍將繼續。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遇到意見不合。盡管我感到痛苦，但我知道自己不得不麵對它。我不喜歡批評那些與我一起工作的人，而且也盡量避免這麽做。從那以後，我總是設法回避這種問題，而讓別人揮動斧子。我承認這是缺點，但我就是無法應付。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我們能一直如此。在我下一次回夏姆裏格林時，我順便去看望尼克，發現他正在吃他媽媽做的布丁。我們倆坐下來，一起將它吃光了。
我知道，那些走進來跟我們閑聊或為我們工作的人，每個都花大把的時間聽音樂，花大把的鈔票購買唱片。留聲機總是播放著音樂，當滾石樂隊、鮑勃·迪倫或“傑弗遜飛機”樂隊的最新專輯問世時，大家都會蜂擁而上，爭相購買。人們對音樂懷著滿腔的熱情。音樂具有政治性，音樂無法無天，音樂總結了年輕一代改變世界的夢想。我還注意到，有些人雖然從沒想過花40先令吃頓飯，但卻會毫不猶豫地花40先令購買鮑勃·迪倫的最新專輯。專輯越晦澀，價格越昂貴，他們就越把它視若珍寶。
到那時為止，我之所以對賺錢感興趣，不過是為了保證《學子》能繼續獲得成功，為了給學生谘詢中心提供資金。但我忽然想到，唱片發行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商機。我聽說，盡管政府廢除了《維持零售價協議》，卻沒有一家商店出售打折唱片。我開始考慮創建唱片發行業務。《學子》的工作人員已經增加到20人左右，而我們仍然一起住在阿爾比恩大街44號，並在教堂地下室工作。
我考慮了唱片居高不下的價格和購買《學子》的讀者群，不知道我們能否通過雜誌打廣告，並出售便宜的郵購唱片。沒想到，第一份唱片郵購廣告居然是出現在《學子》的最後一期上。沒有尼克管理《學子》的發行，雜誌舉步維艱。但出售便宜唱片的廣告卻使得大量谘詢電話如潮水般湧入，也為我們帶來大量現金，我們以前從沒見過這麽多錢。
我們決定另外找個名字命名郵購業務。這個名字要醒目迷人，與眾不同，而且不單要對學生有吸引力。我們圍坐在教堂地窖裏，試圖選出一個好名字。
“滑行唱片”是最受喜愛的名字之一。我們漫不經心地拿它說笑了一會兒，然後有個姑娘探過身子。
“我有個主意，”她說，“‘維珍’如何？在商業上，我們全都是‘處女’【18】。”
“而且現在這裏沒剩下多少處女了。”另外一個姑娘笑著說，“雖然這裏沒有處女，但有個‘處女’的名稱也不錯。”
“太好了，”我當場決定，“就叫‘維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