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瘋狂的一家
如今，我記憶中的童年往事已是模糊一團，但有幾段軼事難以忘記。我還記得，父母親不斷為我和兩個妹妹確定各種挑戰目標。母親決定先要讓我學會獨立生活。我年僅4歲，她在離家幾英裏遠的地方停下車來，讓我自己找路回家。我不可救藥地迷路了。我的小妹妹凡妮薩最早的記憶就是在1月的一天早上被吵醒，天還沒亮，而媽媽決定讓我那天騎車到伯恩茅斯去。媽媽給我包裏裝了些三明治，還有一個蘋果，但卻讓我自己一路找水喝。
我家位於薩裏郡的夏姆裏格林，到伯恩茅斯有50英裏。當時我還不到12歲，但媽媽認為這有助於培養我的毅力和方向感。我記得自己天還沒亮就出發了，並且還能模模糊糊地回憶起那天在一個親戚家住了一晚。我記不得自己是怎麽找到他家的，也記不得第二天是怎麽回到夏姆裏格林的。不過，我確實記得，自己終於完成了那趟“馬拉鬆式”的騎行，像個凱旋而歸的英雄，得意洋洋地踏進廚房，滿以為迎接我的是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
“幹得不錯，裏奇【1】，”媽媽在廚房裏一邊切洋蔥，一邊跟我打招呼，“有趣吧？現在，你能不能到教區牧師家跑一趟？他需要劈些木頭，我跟他說你一回來就去幫他。”
父母向我們提出的往往是體力而非學業方麵的挑戰。很快，我們就開始確立自我挑戰目標了。我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是怎麽學會遊泳的，那時我不是4歲就是5歲，跟喬伊絲姑姑、溫迪姑姑及其丈夫喬姑父一起，在德文郡度假。我特別喜歡喬伊絲姑姑，假期剛一開始，她就跟我打賭，說我在兩周的假期結束時肯定學不會遊泳，否則就給我10先令。每天我都在大海裏待上幾個小時，迎著寒冷刺骨的波浪學習遊泳。可是，到了假期的最後一天，我仍然是個旱鴨子，隻會一隻腳踏著海底瞎撲騰幾下。我會一個猛子朝前紮進水裏，在浪花底下橫衝直撞，然後劈裏啪啦地掙紮著浮上水麵，盡量避免灌進幾口海水。
“沒關係的，裏奇，”喬伊絲姑姑說道，“今年不會，明年還可以繼續學。”
但是，我可不打算等那麽久。喬伊絲姑姑跟我打了賭的，誰知道她明年還記不記得呢。假期的最後一天，我們一大早就起床，收拾好行李裝到車上，然後出發，驅車12小時回家。公路很窄，車開得很慢，而且天又很熱，人人都想回家。車到中途，我看見一條河。
“爸爸，請你停一下車好嗎？”我說。
這條河是我最後的機會，我確信自己能夠學會遊泳，贏得喬伊絲姑姑的10先令。
“快停車！”我大叫。
爸爸望著後視鏡，逐漸減速，在草地邊上停下車來。
我們從車上擠下來，溫迪姑姑問：“這是怎麽了？”
“裏奇看到下麵那條河了，”媽媽說，“他想最後試試會不會遊泳。”
“大夥兒難道不想趕快回家嗎？”溫迪姑姑抱怨著，“還有那麽遠的路呢。”
“好了，溫迪。讓我們給孩子一次機會吧，”喬伊絲姑姑說，“反正這10先令由我付。”
我脫下衣服，穿著短褲跑到下麵的河岸上。我不敢停下腳步，唯恐有人改變主意。一來到河邊，我就害怕了。河的中間水流湍急，河水拍打著一塊塊石頭，整條河都是白花花的水沫。我找到一片被牛踩過的河岸，走進水裏，淤泥從我的腳趾之間擠過。我回過頭去，看見喬姑父、溫迪姑姑、喬伊絲姑姑，還有我的父母和妹妹林迪，全都站在那裏望著我，女士們穿著印有花朵的套裝，男士們穿著粗呢夾克，打著領帶。爸爸正在點煙鬥，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媽媽則跟往常一樣，滿臉鼓勵的微笑。
我打起精神，向前跳進激流，但立刻感覺到自己在往下沉，兩腿徒勞地在水中劃過。河水衝得我直打轉，撕扯著我的短褲，把我朝下遊拖去。我沒法呼吸，吞了幾口河水。我伸手想浮出水麵，卻沒有借力的地方。我在水中無助地胡亂踢騰、掙紮著。
隨後，我的腳踩到一塊石頭，我拚命蹬了一下，終於回到水麵上來，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深呼吸讓我平靜和放鬆了。我必須贏得那10先令。
我緩緩踢腿，展開雙臂，發現自己居然從水麵上遊了過去。雖然依舊時浮時沉，但我突然感到自由自在：我終於能夠遊泳了。河水把我推向下遊，我卻毫不在意，我得意洋洋地朝著激流遊去。在咆哮的流水聲與翻滾的水沫中，我聽見家人在鼓掌歡呼。當我傾斜地轉著圈遊回他們下方50碼遠的河岸時，我看見喬伊絲姑姑正在她那個黑色大手提包裏摸索著尋找錢包。我從水裏爬出來，飛快地穿過一片紮人的蕁麻，朝河岸跑去。雖然我周身冰冷，沾滿泥漿，又被蕁麻刺疼了，但我終於會遊泳了。
“給你，裏奇，”喬伊絲姑姑說，“幹得好。”
我看著手中那張10先令的棕色鈔票，它又大又新。以前我從沒拿過這麽多錢，它似乎是一筆巨款。
“好了，各位，”爸爸說，“我們繼續前進。”
到這時候，我才發現爸爸全身也濕透了。他剛才慌裏慌張地跟在我後麵跳進河裏。現在，他緊緊地擁抱了我一下。
在我生命中，我沒有哪一刻感受不到家人的關愛。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一家人都願為彼此作出犧牲。我的父母相敬如賓，在我小時候，他們幾乎從沒吵過嘴。我母親伊芙總是活力四射，激勵我們。相比之下，我父親特德更好靜，總是邊吸煙鬥邊讀報，樂在其中。但父母親都酷愛冒險。特德曾想做一名考古學家，但他父親是一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希望他按照布蘭森家族的傳統，進入法律界。我家有三代人都是律師。特德還在求學，我爺爺就找了個就業指導員跟他談話，討論他將來可能從事的職業。當特德表示想當考古學家時，爺爺就以就業指導員未能好好完成任務為由，拒絕付錢給他。於是，特德隻得勉強到劍橋去學法律，但在業餘仍繼續收集各種古代文物和化石，並把自己的收藏稱為“博物館”。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特德自願加入斯塔福德郡義勇騎兵，這個軍團主要由法律協會組織，曾到巴勒斯坦作戰。特德在1942年9月的阿拉曼戰役中衝鋒陷陣，又參加了隨後在利比亞沙漠中展開的一係列戰鬥。他卷入了進軍意大利的戰役，曾在薩萊諾和安奇奧作戰。在特德參加戰鬥之前，為了讓我的祖父母知道他身在何處，他設計出一套暗號，他們約好，在家信中用“地下室”表示“世界”，並用櫥櫃裏抽屜分別代表各個國家。特德寫信說，要他的母親從右側櫥櫃中，位於左邊最上麵的抽屜裏，取出自己騎馬戴的舊手套，這就暗示他在巴勒斯坦。難怪審查員們從未發現其中的秘密，而我的祖父母卻總能知道他在哪裏。
當特德參軍時，他的叔叔吉姆·布蘭森已成為軍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因為他鼓吹吃草。我的叔祖父吉姆在漢普郡曾有一處地產，但他最終把土地都分給了佃戶，自己移居巴爾漢姆——在1939年，這還屬於倫敦遠郊。他沉迷於吃草的創意，《圖畫郵報》對他進行了報道，上麵還有一張他的照片，是在他巴爾漢姆寓所的浴室拍的，他在裏麵種了幾浴缸的草，然後加工成幹草。在吉姆成為名人後，請他吃飯的人越來越多，而他每次都會帶上自己的馬糧袋，在就餐時吃草。在軍中，每個人都嘲笑我父親：“你肯定是吉姆·布蘭森的兒子！來來來，吃點草吧！你真是一匹充滿活力的小公馬。他們打算啥時候閹你呀？”諸如此類。
特德極力否認自己和那個吉姆叔叔有任何聯係。但是，隨著戰爭不斷推進，戴維·斯特林建立起了特別空勤團（SAS），這支精銳軍團的目標是到敵人戰線後方展開軍事行動。他們必須輕裝行軍。很快，吉姆·布蘭森為戴維·斯特林及其主力部隊提供建議的事就傳開了，他教他們以草和堅果維生的辦法。
此後，再有人問特德：“你姓布蘭森？你跟吉姆·布蘭森有什麽關係嗎？”他都會趾高氣揚地回答：“當然了，其實他就是我叔叔。他和特別空勤團的事情很有趣，是吧？”
實際上，特德很享受離家那五年的日子，重返劍橋，他發現自己很難再專心攻讀法學了。幾年後，他已經成為一名年輕的出庭律師。有一次，他在參加雞尾酒會時遲到了，接待他的是一位漂亮的金發姑娘，名叫伊芙。她翩然穿過房間，朝他走去，端起一盤蜜餞香腸，對他說：“通往男人心靈的通道是胃。來，嚐一嚐。”
伊芙·亨特利-弗林特精力旺盛，這一點來自她的母親多蘿西，多蘿西創造了兩項英國紀錄：89歲時，外婆通過了高級拉丁美洲國際標準舞考試，成為英國通過這項考試年齡最大的人；90歲時，她成為高爾夫球場上一杆擊球入洞年齡最大的人。
外婆去世時已經99歲。在那之前不久，她曾經寫信給我說，在她的一生中，過去的10年是最美好的。同一年，她乘坐一艘遊輪周遊世界，途中，她被獨自留在了牙買加，除了身上穿的泳衣，什麽都沒有。她甚至讀過《時間簡史》（這種書我從來都讀不下去！）。外婆一直好學不輟，她的人生態度就是：生命隻有一次，因此一定要活出精彩來。
受外婆的遺傳影響，媽媽也熱愛體育運動和舞蹈，年僅12歲就在倫敦西區參加了一部輕歌舞劇的演出。那部舞劇是瑪麗·斯托普斯創作的，此人後來憑借自己在女性健康教育方麵的工作而聞名。不久之後，為了獲得另一份舞台表演工作，媽媽差點被迫脫了衣服。那是在西區的女王劇院，她在《科克倫秀》中跳舞。查爾斯·科克倫爵士的舞台秀聲名狼藉，因為它擁有城裏最漂亮的姑娘，而且還是跳**的漂亮姑娘。那是在二戰期間，工作機會很少。伊芙決定接受這份工作，理由是這些娛樂全都無害。不出所料，她的決定遭到我外公的強烈反對，還跟她說，如果她膽敢參加演出，他就會風馳電掣地跑到女王劇院，將她從舞台上拖走。伊芙向查爾斯·科克倫爵士轉述了外公的話，爵士允許她跳舞時不脫衣服。於是，她就能夠僥幸地避免很多尷尬事了——現在也同樣如此。
伊芙開始找其他白天上班的工作。赫斯頓有家滑翔機俱樂部，教英國皇家空軍的新兵學習駕駛滑翔機，然後他們才能成為飛行員。伊芙前去求職，要求當飛行員，但卻得知隻有男性才可獲得這份工作。她並未因此退卻，而是跟一名教官聊了起來，這位教官大發慈悲，偷偷把這份工作給了她，條件是她必須女扮男裝。於是，伊芙穿上皮夾克，戴上皮頭盔遮住自己的長發，還用低沉的嗓音說話，就這樣蒙混過關了。她學會駕駛滑翔機，而且開始教新飛行員駕駛。在二戰的最後一年，她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女子服務隊，成為信號兵，並被派遣到蘇格蘭的布萊克島服役。
戰後，伊芙當上空中小姐，當時這是最刺激的工作。這份工作條件苛刻，要求應聘者必須非常美麗而且尚未婚配，年齡在23歲到27歲之間，會說西班牙語，而且還得接受護士的訓練。媽媽不會說西班牙語，也不是護士，但她並不因此就泄氣，她和招聘中心的夜勤人員聊了起來，結果，她就獲得了參加英國南美航空公司（BSAA）空中小姐培訓課程的機會。BSAA有兩種型號的飛機往返於倫敦與南美之間，一種是蘭開斯特式飛機，可容納13名乘客；另一種是約克式飛機，可容納21名乘客。這些飛機全都有迷人的名字，一種叫星河號，另一種叫星穀號，機上的空中小姐則被稱為“星姑娘”。當飛機順著跑道滑行時，媽媽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向乘客分發圓球口香糖、麥芽糖、藥棉和企鵝出版社的平裝書，並告訴乘客，在飛機起飛和降落之前，必須擤鼻子。
那時候，機艙裏是不加壓的，每次飛行都是馬拉鬆式的漫長旅行。從倫敦到裏斯本需5個小時，再到達喀爾需8個小時，跨越大西洋飛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需要14個小時。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聖地亞哥的這段航程，約克式飛機就換成了更堅固的蘭開斯特式飛機，而且在飛越安第斯山脈時每個人都需要戴著氧氣麵罩。媽媽加入BSAA一年之後，這家公司就被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OAC）吞並了，她開始在都鐸式飛機上工作。星虎號是第一架飛往百慕大群島的飛機，它在半空中爆炸。媽媽所在的飛機是第二架，安全抵達了目的地。緊接其後的飛機叫星靈號，它在百慕大三角消失了，沒留下絲毫蹤跡。於是，都鐸式飛機全都停飛了。後來才發現，造成這種飛機事故頻發的原因是其機身不夠堅固，無法承受新近采取的加壓措施。
至此，特德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他不跟伊芙結婚，從而使她不再具備充當空中小姐的資格，那麽她說不定也會消失在大西洋上空。當他們倆騎著摩托車一路飛奔時，特德向坐在他後麵的伊芙求婚了，她扯著嗓門大聲回答：“好的！”好讓特德在呼嘯的風聲裏聽見這兩個字。他們於1949年10月14日結婚，然後到馬略卡島度蜜月，並在蜜月旅行期間懷上了我。
父母雙親一向以平等的姿態對待我和兩個妹妹林迪、凡妮薩，認為我們的看法跟他們的一樣有價值。在凡妮薩出生之前，如果父母出去吃飯，他們就會帶上我和林迪一起去，讓我們躺在汽車後排座椅的毯子上。他們吃飯時，我們在車裏睡覺。不過，我們總是在他們啟程回家時醒來，然後靜靜地望著夜空，聽父母談論他們度過的夜晚，彼此開玩笑。我們一天天長大，就像朋友一樣跟父母交談，小小年紀就開始討論爸爸代理的案子，爭論色情文學和毒品的合法化問題，其實當時我們誰都不知道自己討論的究竟是什麽問題。父母總是鼓勵我們獨立思考，很少給我們指指點點地提意見——除非我們要求他們提供建議。
我們住的地方位於薩裏郡，是一個名叫夏姆裏格林的村莊。在凡妮薩出生之前，林迪和我在伊斯特茲宅長大，這座村舍上麵覆蓋著常春藤，有小小的白色窗戶，一道白色的小門通向外麵的村莊公共草地。我比林迪年長3歲，比凡妮薩年長9歲。在我們的童年時代，雙親沒什麽錢。我記得我們老是吃麵包配牛油，也許是因為媽媽對烹飪不感興趣，也許是為了省錢。雖然飲食粗淡，但家裏吃飯仍然有很多規矩，例如，不把自己的食物全部吃完，就不許離開餐桌。媽媽還把花園裏種的洋蔥給我們吃。我一直對洋蔥深惡痛絕，在吃飯時，常常把它們偷偷摸摸地藏到餐桌的一個抽屜裏。這個抽屜從來沒人清理，直到十年後我們搬家，才有人打開它，發現了那堆幾乎已變成“化石”的洋蔥。
家裏就餐時，食物並不重要，跟我們一起吃飯的人才重要。我們家裏總是住滿了人，為了平衡收支，媽媽邀請德國和法國留學生來租房，以便他們在一個典型的英國家庭學習英語。我們必須熱情款待他們。媽媽老是讓我們去花園裏幹活兒，幫她做飯，並在飯後收拾餐桌。如果我不想幹活，就會從家裏跑出去，穿過村裏的公共草地，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尼克·鮑威爾玩。
一開始，尼克最棒的優點就在於他媽媽做的美味奶油凍。在讓抽屜飽餐一頓洋蔥之後，我會悄悄溜到尼克家，把那些學英語的德國人留給我的家人。如果把握好時機——在這方麵我很有信心——等我到尼克家時，布丁和奶油凍已經端上了餐桌。尼克是個安靜的男孩，有一頭烏黑的直發和一雙黑眼睛。不久，我們倆就開始成天黏在一起，爬樹、騎自行車、打野兔，或者躲在林迪的床下麵，等她關燈睡覺後抓她的腳脖子。
在家裏，媽媽沉迷於兩件事情：她老是給我們沒事找事做；她老是千方百計地賺錢。我們一直沒有電視機，我也不記得我父母聽過收音機。媽媽在花園裏的一個小棚子工作，做一些紙巾盒與廢紙簍，賣給商店。這個小棚子彌漫著油漆和膠水的氣味，放滿一堆堆漆好的盒子，準備送走。爸爸獨具創意，心靈手巧，他設計出特殊的鉗壓工具，把塗過膠水的薄紙板夾住，就粘成了盒子。到最後，媽媽甚至向哈羅德百貨公司供應她做的廢紙簍，她的小棚子徹底變成了家庭手工業作坊。媽媽總是精力充沛，風風火火，孜孜不倦地工作，她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
我們家有很好的團隊合作意識。一旦進入媽媽的運行軌道，我們都必須轉個不停。如果有誰借口要做別的事情，趁機逃避工作，就會因為自私而受到嚴厲的批評。結果，我們從小到大都總是優先考慮別人。有一次，有個男孩來我家度周末，我不太喜歡他。星期天，當我們去教堂做禮拜時，我偷偷從我家的那排座位上溜走，到過道對麵，和尼克坐在一起。媽媽被氣壞了，回家就讓爸爸揍我。我乖乖地跟著爸爸到書房去，他關上門，但並沒有在一怒之下教訓我，隻是微笑著說：
“現在，你裝哭可要裝得像樣啊。”說著，他就用雙手連拍六下巴掌，像極了打屁股的聲音。
我連哭帶叫地跑出書房。媽媽擺出一副嚴肅的模樣，暗示這也是為我好，然後毫不動搖地到廚房裏繼續切洋蔥，而我則在午餐時按部就班地把它們填進餐桌的抽屜裏。
在我們家，並非隻有叔公吉姆這一個標新立異的人物，來自我爸和我媽兩邊的人都嘲諷權威。我記得我們買過一輛破舊的吉卜賽篷車，把它停放在花園裏。有時路過的吉卜賽人會來按門鈴。媽媽總是送他們一點銀器，還讓他們到車庫裏翻找自己需要的東西。有一年，我們全家都到吉爾福德去觀看薩裏郡展覽。這裏非常擁擠，到處是神采飛揚的騎馬越障表演者，以及身穿斜紋軟呢外套、頭戴圓頂硬禮帽的人。當我們從一個貨攤前路過時，媽媽看見一群吉卜賽孩子在哭，於是走過去看個究竟。這群孩子正圍著一隻拴在細繩上的喜鵲。
“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RSPCA）命令我們交出鳥兒，殺掉它，以免它繼續受苦。他們說擁有野鳥是非法的。”孩子們說。
就在他們講述事情原委時，我們看見一名RSPCA官員朝這邊走了過來。
“不用怕，”媽媽說，“我會救它的。”
她抓起那隻鳥，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裏。然後我們就在那些官員眼皮底下，將喜鵲偷偷帶出展覽場地。那群吉卜賽孩子到外麵跟我們會合，並讓我們留著喜鵲，因為官員隻會再次找他們的麻煩。媽媽非常高興，我們就開車回家了。
這隻喜鵲跟媽媽很親，當媽媽在廚房裏，或者在小棚子裏工作時，它就站在媽媽肩膀上，接著突然猛撲到圍場上去，站在小馬的背上，捉弄它們。午飯後，當爸爸坐下來讀《泰晤士報》時，它會朝他俯衝過去，用翅膀拍打報紙，讓它們亂七八糟地散落到地上。
“該死的鳥！”爸爸一邊怒吼，一邊揮舞著胳膊，將它噓走。
“特德，別無所事事了，起來做點事情吧，”媽媽說，“鳥兒是提醒你去花園裏幹活呢。裏奇和林迪，你們倆到教區牧師家跑一趟，問問能夠幫他做點什麽。”
夏天，我們會去德文郡的索爾科姆，跟爸爸家的親戚一起度假，有時也會到諾福克去，在克萊爾·霍爾姨媽家待幾天。我立誌長大後要以克萊爾姨媽為榜樣。她有個好朋友叫道格拉斯·巴德，是二戰中的王牌飛行員，因飛機墜毀而失去雙腿。他們倆有一架古舊的雙翼飛機，會一起駕駛它飛行。有時克萊爾姨媽會從飛機上跳傘取樂。姨媽還是個煙鬼，每天大約要吸20支小雪茄。
待在姨媽家時，我們喜歡在她花園盡頭的水池裏遊泳。道格拉斯·巴德會取下他的假腿，拖著身體鑽進水裏。我常常拿著兩條假腿跑掉，把它們藏在水池旁的燈心草叢裏。接著道格拉斯就會從水裏出來，撲過來追我。他胳膊和肩膀強壯有力，他都能用手走路。二戰期間，他被德軍俘虜，關在科爾迪茨，他曾經兩度試圖逃跑，都失敗了，於是納粹就沒收了他的假肢。
“你跟納粹一樣壞。”他咆哮著，像猩猩一樣兩手撐地，搖搖晃晃地追趕我。
克萊爾姨媽跟媽媽不愧是姐妹，她們倆都很有創業精神。姨媽對威爾士山地綿羊著迷，當時它還是瀕危物種。為了讓這些黑綿羊避免滅絕，她購買了幾頭，最終繁殖出一大群，從瀕危動物名單上將它們挽救了出來。接著，她建立了一家“黑綿羊營銷公司”，開始出售裝飾著黑綿羊圖案的陶器。有種杯子側麵寫著“咩咩黑綿羊”的童謠，非常暢銷。不久，克萊爾姨媽就發動村裏的老太太們，用她的黑綿羊羊毛織披肩和毛衣。她兢兢業業地工作，成功地將“黑綿羊”打造成品牌。這個品牌過了四十多年仍然很受歡迎。
若幹年之後，在維珍唱片公司的草創時期，我接到克萊爾姨媽的一個電話：“裏奇，簡直難以相信，我有一頭綿羊開始唱歌了。”
我頓時感到頭大，但這種事發生在克萊爾姨媽身上倒也不是什麽意外。
“它唱的是什麽？”我一邊問，一邊想象一頭綿羊演唱，“來吧，寶貝，來點燃我的**。”
“當然是唱‘咩咩黑綿羊’了，”她厲聲說道，“現在，我想給它灌一張唱片。但它未必願意到錄音棚裏唱歌，所以，你能不能派幾位錄音師過來？最好快點，因為它會隨時停止唱歌。”
那天下午，一群錄音師帶著一個24聲道的移動錄音棚前往諾福克，為克萊爾姨媽那頭會唱歌的綿羊錄音。他們還錄製了綿羊、鴨子和母雞的大合唱，然後我們發行了單曲《咩咩黑綿羊》，它獲得了排行榜第四名的成績。
我和尼克的關係以友情為基礎，但也建立在強烈的競爭因素上。我決心事事都要超過他。有年夏天，尼克過生日時收到一件禮物，是一輛嶄新的自行車。我們立馬決定騎車玩“河邊俯衝”遊戲，也就是騎車從山坡上直直地衝向河岸，在盡可能靠近水邊的地方突然刹車停下。這個遊戲競爭激烈，我非贏不可。
既然自行車是尼克的，自然應該他先玩。他來了個漂亮的刹車動作，然後順勢轉彎，這樣後輪離水邊還不到一英尺。通常，尼克總是想方設法刺激我，讓我做一些更出格的事情，但這一次他卻想阻止我。
“我的刹車最完美，”他說，“你是沒法超過我的。”
但我可不這麽想，我決心要比尼克刹得更漂亮。我把他的自行車推到小山上，飛快地蹬著車，朝小河飛馳而下。快到岸邊時，我顯然失去了控製，根本沒機會將自行車停下來。我從尼克身邊呼嘯而過，雖然飛速的運動導致我視線模糊，我卻仍然看見他目瞪口呆的驚恐表情。我想刹車，但已經來不及了。我翻了個筋鬥，一頭衝進河裏。自行車在我下麵沉入水中，我也被衝到下遊，不過最終還是設法爬上岸來。而尼克在岸邊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丟了我的自行車，那可是我的生日禮物！”
他怒火衝天，又氣又急，號啕大哭，把我推進河裏。
“你這個該死的家夥，趕緊把我的車子找回來。”他大叫著。
“我會找到它的，”我結結巴巴地說，“它沒事，我會把它撈出來的。”
“你這個渾蛋，最好快點。”
隨後，我花了兩個鍾頭潛入河底，為了找到他的新自行車，在淤泥、水草與鵝卵石之間來回摸索，可哪裏都找不到。尼克坐在岸上，抱著雙膝，下巴靠在膝蓋上，對我怒目而視。尼克有癲癇病，以前有幾次他發病時，我剛好和他在一起。現在他這麽生氣，但願這不會刺激他再次發作。我在水裏泡了大半天，凍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我的手也發白，凍僵了，而且還被河裏的石頭撞出了血，尼克終於大發慈悲。
“我們回家吧，”他說，“你再也找不到它了。”
我們一路走回家去，我試圖讓他振作起來，向他許諾說：“我會買輛新車賠你的。”
我父母肯定苦不堪言，因為這輛自行車讓他們花了20英鎊，差不多等於做一個月廢紙簍的收入。
等我們長到8歲時，尼克和我就不在一起了，我被送到位於溫莎大公園的斯凱特克裏夫小學寄宿求學。
我爸爸上寄宿學校時，也像我這麽大。他的爸爸也是。對於出生在我那種家庭的男孩，這是接受教育和培養獨立生活能力的傳統方式，它教人學會自食其力。但是，如此小小年紀就離家求學，令我深惡痛絕，發誓決不強行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寄宿學校，直到他們達到適當的年齡，能夠自己決定是否願意去。
在我去斯凱特克裏夫小學的第三周，我被叫到校長辦公室，他說我違反了某條校規。我想自己是在撿足球時，踐踏了一片神聖不可侵犯的草地，於是我不得不彎下腰，讓屁股被教鞭抽六下。
“布蘭森，”校長抑揚頓挫地叫我，“說，‘謝謝先生’。”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憑什麽要謝謝他？
“布蘭森，”校長再次舉起教鞭，“我警告你。”
“謝謝……先生。”
“你會變成個大麻煩，布蘭森。”
“是的，先生。我的意思是，不會的，先生。”
我的確變成個大麻煩——而且總是惹麻煩。我都8歲了，卻仍然不會閱讀。其實我是有閱讀障礙，而且眼睛近視。哪怕坐在教室第一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過了好幾個學期，才有人想到檢查我的視力。然而，即使我看得清，那些字母和數字對我而言也同樣毫無意義。那個時候，閱讀障礙還沒被當作一個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隻有當你自己有閱讀障礙時，它才構成問題。既然人們對閱讀障礙還聞所未聞，那麽，在老師和班上的其他學生眼中，不會認字、寫字和拚寫單詞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懶蟲。在小學裏，不管你是傻瓜還是懶蟲，都會挨打。不久，我就因為沒做好功課，或者弄混了發生黑斯廷斯戰役的日期，每周都要挨一兩次打。
在我的整個求學生涯中，一直都存在閱讀障礙問題。如今，雖然我的拚寫有時仍很差勁，但通過訓練自己集中注意力，我還是想辦法克服了最大的困難。或許，幼年時的閱讀障礙讓我變得更有直覺，如果有人送來一份書麵計劃，我不會糾纏於細枝末節的事實或數字，而是運用自己的想象力掌握並擴展我讀到的東西。
不過，讓我挽回麵子的地方卻是課堂外麵，體育運動是我的特長。在英國的公立學校裏，體育的重要性怎麽高估都不過分。擅長體育運動，你就會成為學校的英雄，年長的男孩不再欺負你；即使你考試全部掛科，老師也不會介意。我如此強烈地渴望在體育方麵獲得成功，因為這或許是我唯一表現優秀的機會。我當上了足球隊、橄欖球隊和板球隊的隊長。每逢運動會，我都會在田徑項目中獲得一大堆獎杯。1961年，就在我快滿11歲時，我在所有賽跑項目中都大獲全勝。我甚至決定參加跳遠。跳遠以前並非我的長項，但這次我隻打算小試一番。我順著跑道奔跑，從木頭踏跳板上一躍而起，高高飛過空中。在我雙腳跳入沙坑後，老師向我走來跟我握了握手，我又創造了一項本校新紀錄。在那個夏日，我所向披靡。我的父母親和林迪坐在那個白色帳篷裏觀賽，每次我領完獎杯後，他們都為我鼓掌。我也獲得了“最佳運動員獎”。誰在乎我會不會拚寫呢？反正我不在乎。
在隨後那個秋季學期，我參加了一場足球賽，對手是當地的另一所學校。我顯然比對方的防守隊員略勝一籌，而且已經進了一個球。我舉起手，大聲叫隊友傳球過來，球朝前場飛過來，反彈到我們倆身上。我轉身飛跑追球，把它控製住，正要衝向球門，那名防守隊員卻趕了上來，一腳鏟球，將我掀翻在地。他跟我相撞的時候，我的腿被卷到他身體下麵。我聽到一聲恐怖的慘叫，在那一刻，我還以為受傷的是他，隨後才意識到是我。他從我身上滾了下去，我看見自己的膝蓋扭曲成一個可怕的角度。我父母一直告誡我們，即使痛苦也要麵帶笑容，於是，我雖然盡量露出笑臉，卻仍忍不住連聲地慘叫，就這樣被抬下場，送到學校女舍監那裏，她開車把我送進醫院。一直等到他們給我打了一針止痛藥後，我的痛苦才平息下來。我的右膝軟骨粉碎性骨折，醫生不得不給我動手術。
在給我做了全身麻醉後，我就失去了知覺。等我再次醒來時，發現自己居然在外麵的大街上。我仍然躺在病**，一名護士在我頭頂上舉著瓶子，正給我打點滴。可是，我的病床，還有其他幾個病人的病床，都放在室外。我還以為自己在做夢，但護士跟我說，當我動手術時，醫院發生了一起火災，病人全都被疏散出來，住到大街上了。
我回家養了幾天傷，躺在**，望著壁爐架上的一個個銀獎杯。醫生告訴我，此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都不能再參加體育運動了。
“別擔心，裏奇，”醫生剛一走，媽媽就飛快地走進病房，安慰我說，“想想道格拉斯·巴德。他完全沒有腿了，可他照樣能打高爾夫球、駕駛飛機，什麽事都能做。你不想整天躺在**無所事事，對吧？”
最糟糕的是，由於這次受傷，我在教室裏表現得有多差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門門功課我都是墊底，顯然無法通過公學入學會考。
我被送到另一所學校，那是一所名叫崖景莊園的填鴨式補習學校，位於蘇塞克斯郡海邊。這裏沒有體育活動分散男孩子的注意力，他們可以一門心思撲在功課上，為無情且往往無望的公學入學會考作準備。如果你不會拚寫，不會做加法，或者記不住計算圓形麵積的公式是πr2，那麽有個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打！直到你學會為止。麵對毫不妥協的紀律，我通過自己青一塊紫一塊的屁股，學到了這些教訓。我或許有閱讀障礙，但這並不能讓我幸免於難。我就是沒法不出錯。當我無可避免地答錯題目時，我要麽被罰寫更多作業，要麽就是挨一頓打。我差不多是更喜歡挨打，至少這種懲罰可以更快結束。
除了晨跑，這裏沒有其他運動。不僅在學習上動輒挨打，在其他方麵幾乎也都是這樣，例如，沒有整理好床鋪，在該走的時候跑了起來，在不準說話的時候說了話，或者鞋子不幹淨，都會挨打。我們有那麽多可能會做錯的事情，盡管已經學會把大多數事情做對做好，但仍會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錯誤行為，差不多每周都要挨打。
那所填鴨式補習學校終於達到目的，用棍棒把我塑造成材。之後，我又轉到斯托中學，這是一所大型公立學校，位於白金漢郡，有800多名男孩在此求學。在這裏，我麵臨著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未來。“學傭”現象仍然存在，這是一種陳舊的做法，年幼的學生必須給年長的學生跑腿，做些小事，其實就是充當他們的小仆人。欺淩弱小的事情十分普遍。在踢球時進球，或者在打板球時得6分，都有助於樹立你的名聲，並可增強自己避免受到捉弄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參加任何體育運動，因為每次我想奔跑，膝蓋都會腫脹變形。再加上我的學業又對付不過去，所以我很快被擠到一邊。既不能參加任何體育運動隊，學習成績在班上又總是墊底，這樣的位置可不容樂觀。我父母曾經為我設置各種挑戰，如今它們似乎都已與我無關。
我從圖書館獲得庇護，每天下午我都去那裏寫小說。我神氣活現地坐在裏麵，周圍是無數皮革鑲邊的精裝書和兩個地球儀，還可以俯瞰樓下一個裝飾性的小湖。有個尖子生曾經跳到裏麵，再也沒有浮上來。我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寫出我能想到的最惡俗的性幻想小說，所有那些匪夷所思的色情故事都圍繞一個少年展開，他因為膝蓋受傷，無法從事體育運動，但卻跟學校裏一個年輕的斯堪的納維亞女舍監交上朋友，受到她愉快而又老練的引誘。我想象那個男孩在圖書館刻苦學習，而她則偷偷走到他身後……然而，可悲的是，不管我憑空想象出的性遭遇如何不可思議，在斯托學校方圓幾英裏內，根本就沒有一個姑娘，更別提斯堪的納維亞姑娘了，而且女舍監已經有60歲。
我坐在圖書館裏，為自己那些乏味的文字而激動得心跳加速，而且潦潦草草，越寫越快。這個時候，我意識到還有一個人也經常光顧圖書館，他就是喬尼·霍蘭德－吉姆斯。與斯托學校的大多數學生相比，喬尼極端地世故、老練，他博覽群書，有著豐富的藝術知識。喬尼來自倫敦，他父母在記者和作家圈子裏交遊甚廣。喬尼閱讀《私家偵探》雜誌時，裏麵提到的人有一半他都認識。他的母親是位卓有成就的劇作家。正是通過喬尼，我對新聞界的興趣開始逐漸增長，並且有誌成為一名新聞記者。
在那個學期過去一半時，我看到一份告示，學校要舉行“小加文·馬克斯韋爾獎”隨筆大賽，出資設立獎項的正是這位作家，他是斯托學校的校友。我暫時放下自己那本跌宕起伏的色情小說，寫了個短篇小說參賽，結果贏得大獎。比賽完全缺乏競爭，這無疑對我獲獎大有幫助。
加文·馬克斯韋爾是《清澈水域的呼喚》一書的作者，他親自到斯托來頒獎。和他一同前來的加文·揚是《觀察家報》的戰地記者，也是後來那本《開往中國的慢船》的作者。頒獎儀式結束後，他們開車回薩裏郡，順路把我捎到夏姆裏格林。我跟他們一直保持聯係。他們非常支持我，我想部分是由於他們喜歡我。不過，雖然意識到我沒有投身文學界傾向，他們也依然跟我保持著良師益友的關係。獲得那次大獎後，我的英語開始突飛猛進，在全班21名學生中飛升至第三名。但我的拉丁語仍然是第十八名，數學、物理和化學仍然是墊底。在我的一份期末報告中，老師這樣寫到：“他竭盡全力，但在理解最簡單的數學運算、記住最新的題目方麵，仍麵臨很大的困難。”
那年複活節，我們將坦亞茲農場上麵那塊地收拾得平平整整，種下400棵樹苗。根據我們的計算，如果它們全都長到6英尺高，那麽我們每棵樹就賣2英鎊，400棵樹總計800英鎊。我們買樹苗隻花了5英鎊，與投資相比，這可是大賺了一筆。那年暑假，我們去查看那些樹的長勢。地裏隻有一兩棵孱弱的小苗，其餘的全被野兔吃了。我們瘋狂地報複，大開殺戒，開槍殺死很多野兔，剝掉皮後，以每隻1先令的價格賣給當地的肉販，然而，跟我們原先計劃的800英鎊利潤相比，這點錢簡直不值一提。
那年聖誕節，有人送給尼克的弟弟一隻虎皮鸚鵡當聖誕禮物。這給了我另一個大發橫財的靈感：養虎皮鸚鵡！我在心裏合計著，首先，我一年到頭都可以賣鸚鵡，無需等到聖誕節前兩個星期才出售。我列出它們的價格，又算了算它們的繁殖速度有多快，飼料成本有多低，然後說服爸爸建一個巨大的鳥舍。在我放假前的最後一周，我寫了封信給爸爸，解釋我的財務構想。
過不了幾天就要放假了，我們修建大型虎皮鸚鵡飼養籠所需的原材料你預訂了嗎？我覺得從朱利安·卡萊恩那裏購買打折的鸚鵡最合算。如果其他商店的每隻賣30先令，那麽他的售價可以達到比如說17先令。我們不妨以每隻18或19先令的價格買下所有鸚鵡。這樣他獲得了一筆利潤，而我們每隻鳥兒大約可省10先令。你覺得這辦法如何？
父親很不情願地修了個鳥舍，那些鳥兒繁殖很快。隻是，我顯然高估了當地對鸚鵡的需求量。即使夏姆裏格林村每人購買至少兩隻鸚鵡，我們仍然剩下滿滿一籠子。有一天，我在學校收到母親的一封信，她告訴我一個壞消息：有些老鼠鑽進鳥籠子，把鸚鵡吃掉了。多年之後，母親才說出了真相：她煩透了打掃鳥籠的活兒，有一天，她忘記把籠子關上，鳥兒們全都飛跑了。她可不想費勁去把它們抓回來。
雖然這兩個計劃都沒讓我賺到錢，我卻從中學到一些數學知識。我發現，隻有當我用實際的數字解決實際問題時，我才能理解數學。如果讓我計算一棵聖誕樹能長多高，或者能繁殖出多少鸚鵡，這些數字就會變得很實際，我用它們來計算就能樂在其中了。在課堂上，我仍然對數學一竅不通。我測過一次智商，裏麵的問題荒唐透頂。我壓根沒法專心解答裏麵的任何數學題，我記得自己好像是得了零分。我為所有被這種測試列入白癡的人感到擔憂。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智商測試題往往是一些老學究憑空設想出來的，而在處理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時，他們絕對是無能之輩。我喜歡設計實際的商業計劃——即使野兔會讓我功虧一簣。
1966年的1月和2月，喬尼和我開始討論修改校規的問題。我們才15歲，但我們堅信自己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小到大，父母就教育我們要相信每個人都能讓世界有所改變。因此，當我審視斯托學校的管理方式時，我確信自己能夠做得更好。實際上，斯托相當開明，鼓勵所有孩子，不分年齡大小，都要為學校管理出謀劃策。
喬尼和我尤其反感其中一條規定：在校隊跟其他學校比賽時，所有沒參加比賽的學生都必須去觀賽。雖然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們可以去圖書館，但在大多數周六，我們被迫去觀看校隊比賽。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膝蓋有傷，我一定能夠加入球隊。因此觀看比賽讓我倍受沮喪。我給校長寫信說：
我反對強製觀看比賽導致的時間浪費。如果一個人無法成為板球隊的前十一名主力，那麽他就應該把時間花在比打球更有益的事情上。我知道這完全違背了學校的傳統，但我對此深有感觸。例如，如果450人把觀看比賽時間用來擦白金漢宮的窗戶，他們至少有所成就，這總比“觀看別人有所成就”強。
我還試圖重新組織學校的就餐體係：
我覺得，要改進斯托的管理，首先應該著眼於社交，然後再考慮宗教。很多男孩渴望通過妙趣橫生的交談獲得知識，而就餐時間是互相交談的最好機會之一，但在斯托，這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學生走進大廳，坐在指定的桌子旁，每天都跟同樣的學生坐在一起。在我們的幾個餐廳中，有一個必須要建成自助食堂，樣學生們就可自己挑選食物，想坐哪兒就坐哪兒，出去時，可把自己的刀叉和盤子放入一個盒子。現在食物的浪費十分驚人，如果建立自助食堂體係，您至少可以將意大利和西班牙餐廳服務員減少一半。
我非常關心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通過這個計劃節省的資金還可投入我的下一個計劃中……
然後我繼續探索建立六年級酒吧的想法。
校長建議我將自己的觀點發表到校刊上，但喬尼和我想另外創建一份觀點新穎的校刊。我們希望發起一些運動，抵製“學傭”現象、體罰以及強製參加禮拜、觀看比賽和學習拉丁語。所有這些觀點都太具有“革命性”，根本不可能發表在校刊《斯多亞》上——這個刊名倒很適合那些長期以來被它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讀者【2】。然後，我們便想出跟其他擁有類似規章製度的學校聯合的辦法。創辦校際刊物的想法由此逐漸成形。我們打算聯係其他學校並交換看法。我在一個筆記本上潦草地寫下幾個備選刊名：“今日”“1966”“焦點！”“現代不列顛”和“訪談”。隨後我又列出自己希望發表的內容，並進一步計算了相關數據——我很享受數學推論的樂趣。
這些數字顯得太小，沒法開展工作。於是，喬尼和我決定讓更多普通學校、技術學院和大學參與進來，這會增加雜誌的讀者，鼓勵廣告客戶投廣告。我們認為，如果這份雜誌針對大學生，那麽高中學生也會購買；但如果針對六年級學生，那就沒有任何學生會對它產生興趣。
我們最終確定使用“學子”作為刊名，這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當時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學生權力”。這是大學和工藝專科學校學生熱衷於靜坐、占領和示威的年代；對年輕人而言，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年代。我母親借給我4英鎊，預備用來支付打電話和寄信的費用。喬尼的父親為我們設計出印有抬頭的信紙，頂上是“《學子》——英國青年的雜誌”一行字，並以一輪初升的太陽作為標誌。然後我們就開始寫信給所有的撰稿人和潛在的廣告客戶了。
《學子》是一個完美的載體，它讓我們獲得了充滿朝氣的新生活。我們有那麽多事情要安排。我開始在學校的書房設立辦公室，並要求校長在我房間裏裝一部電話——但遭到拒絕，這也難怪。結果，我隻好去公共電話亭打電話，但我很快發現一個有用的詭計。如果我打電話給接線生，跟她說我往投幣機裏放了錢，可電話卻沒接通，那我就能免費打一次電話。不僅可以免費，我還不用聽到投幣後響起的“劈噗——劈噗——劈噗”的指示音，它會泄露我用的是公用電話。更棒的是，接線生說話就像秘書：“您有布蘭森先生打來的電話。”
我將需要打電話的人列入一個名單，慢慢與他們取得聯係。聽說這份刊物尚未出版，大多數人都拒絕花錢在上麵打廣告，不過我逐漸找到一些吸引他們注意的竅門。我會打電話給國民西敏寺銀行說，勞埃德銀行剛做了一個整版廣告，問他們是否願意與勞埃德銀行一起打廣告，然後補充道：《學子》將成為英國最大的青年雜誌。我會給可口可樂打電話，說百事可樂剛預訂了一幅大廣告，但背麵的廣告位還未訂出去。我會給《每日電訊報》打電話，問他們希望在《每日快報》之前還是之後做廣告。另一個技巧是向客戶提出一個無傷大雅但又不容易拒絕的問題：“您是否有興趣招募最有才幹的高中生和大學畢業生？”任何人事部門的經理都不會說自己願意找平庸的新雇員，於是我就說：“那麽我們即將出版的雜誌最適合您……”
我的功課每況愈下，但我給自己上了一堂精彩的課，學習樹立信心。如果我的年齡再大個五六歲，那麽，隻需想想這些事有多荒謬——試圖讓各大公司在一份尚未出版的雜誌上打廣告，而其編輯不過是兩個15歲的男生——我就不會拿起電話。但我那時太年輕了，根本不考慮失敗的問題。
在假期中，我成天跟尼克說《學子》的事情。他也同樣激動，答應在安普爾福斯幫忙發行，而且還設法找人向雜誌投稿。尼克明白《學子》是我和喬尼創造出來的，因此並未過分熱情地參與進來。但對於雜誌的發展潛力，他跟我們一樣充滿信心。那時我們才15歲，覺得自己什麽都能做。
到1966年4月以及準備中學普通水平測試期間，我丟掉一些自己沒指望通過的科目，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學子》上頭。我跟我的拉丁語老師和科學老師都分道揚鑣了，這讓我和他們都如釋重負。他們這樣評價我：“在拉丁語方麵，他是一名希望渺茫的應考生，現在他已放棄這門課程。”“他對科學顯然沒什麽興趣。盡管我並不認為他無法獲得更好的成績，但顯而易見，他並不打算取得多大進步。”我的曆史、法語和英語課學得稍微好點，但數學不行，而它又是必考科目，數學老師評價我說：“他顯然已經竭盡全力，但一周接一周，他都發現自己很難記住解題方法。要通過7月的測試，他完全得靠運氣。”
不過，在我的生活中，讓我感到興奮的事情主要是寫那幾百封信，我從斯托把它們寄出去，然後提心吊膽地等待回音。盡管我充滿熱情，又發現一些新花招，卻仍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願意在《學子》上登廣告的客戶。整個夏季學期，喬尼和我都忙著寄信，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幾個假期以及隨後的秋季學期中。到1967年4月，我們的雜誌仍然沒什麽眉目，而我到夏天就得參加古代史高級考試（我隻在中學六年級學了一年）。喬尼和我已經為《學子》工作了一年多，而我們能夠展示的成績不過是校長和老師們寫來的幾十封支持信，還有政治家們含含糊糊的撰稿承諾，但沒有一份廣告或硬拷貝。我絕不聽天由命。在我1967年4月的家信中，我為自己在複活節隻與家人短暫團聚而道歉：
在過去的四周，我度過了一個開心的假期，比以前任何時候的收獲都要多。我沒能在家多待幾天，也沒能擠出時間在花園裏多幹點活兒，真希望您不要感到過於煩惱。我對家庭有責任，對《學子》也有責任，我認為——也許我錯了——自己不能兩頭兼顧。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在生活中，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竭盡全力而非吊兒郎當。我覺得，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自己已經盡最大可能把《學子》做好了。可這樣一來，我也就沒多少時間履行其他職責了。在我看來，我麵臨兩頭落空的危險，現在也仍然如此。我一事無成，如果我想有所成就，那我就不得不探索哪些事應該優先考慮——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我才16歲，大多數16歲的孩子都做些什麽？這句話讓我顯得非常自以為是，但我這麽說也不過是為自己辯解罷了。在這裏，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在最近這幾個假期裏做的事情有我在兩三年前做得多。他們就會晚上看電影，白天四處閑逛。當您16歲時，您都做些什麽？一方麵打打獵、釣釣魚、遊遊泳、泡泡妞，另一方麵，可能打理您的博物館，在花園裏幫幫忙。您有時間在花園裏幫忙。當您16歲時，您不會用現在的眼光看待世界。那時您的職業差不多已經安排妥當，而現在，職業是一場漫長的奮鬥。
我很幸運。我一直覺得自己能把父母當作親密的朋友，跟他們無所不談。他們沒有限製我，而是對這封信作出很好的回應，我們的交流線路一直暢通無阻。我注意到，大約就在這個時期，我的很多朋友都不再對其父母敞開心扉，而我麵對父母從不感到困窘，也沒有逆反心理。他們總是給我加油鼓勁，鼓勵我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就算並非一直稱讚我的計劃，至少也會表示同情和支持。我父親很不樂意花幾個周末的時間為我建虎皮鸚鵡籠子，但他從不跟我這麽說。而我母親非常渴望在《學子》上幫我一把，給我撰稿，把千辛萬苦積攢的私房錢給我，還幫我想出一些需要聯係的人物。有一次，我跟她說想聯係大衛·弗羅斯特【4】，母親花了幾個星期，向她的所有朋友打聽是否有人知道誰認識大衛·弗羅斯特。
隨後，我們的工作終於有了突破。我們收到第一份硬拷貝、一張250英鎊的廣告費支票，傑拉爾德·斯卡夫【5】同意給我們畫一幅漫畫並接受采訪。《學子》終於從我腦子裏一個渺茫的希望變成一本真正的雜誌。
除了古代史，我放棄了其他所有科目，這樣就有更充裕的時間留給《學子》雜誌了。很快，喬尼和我便開始頻繁坐火車前往倫敦采訪。不過，我必須參加高級考試，偏偏我要記住那些自己覺得毫無意義或抽象的知識又非常困難。我買了一些古代史知識卡，囊括了有關古希臘和羅馬的所有必要信息。在備考時，我把這些卡片的邊緣剪掉，將它們放進不同的口袋裏，甚至在我的表帶下也塞了一張。當我看試題時，最困難的是想起相關內容在哪個口袋裏。然後我就從裏麵抽出卡片，一邊把它攥在左手掌心，一邊用右手寫字。反正我已經全身心地撲到《學子》上了，根本沒工夫關心自己能獲得什麽等級。我隻想盡快離開斯托，在倫敦開始我新聞記者的生活。
1967年我離開斯托時，已經快17歲了，校長留給我的離別贈言是：“恭喜你，布蘭森。我預言你將來要麽蹲監獄，要麽成為百萬富翁。”
我下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得知斯托的消息是在6個月之後，那是校長寫給我的信，落款日期是1968年1月16日：
我很高興新聞界給了你一個良好的開端，我非常希望讀到你們的第一期雜誌。請允許我對你的未來表示祝賀，並獻上所有美好的祝福。
此致
敬禮！
R. 德雷森
1968年1月，《學子》的第一期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