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伊奇對米婭的崇拜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每天放學後，她再也沒有與世隔絕般的獨自待在屋裏練琴，而是直接步行一英裏半，來到溫斯洛路的出租屋，任憑米婭使喚。她會看著米婭的演示，學習如何取景和衝洗照片。與之相反，此時的珀爾會在穆迪的陪同下前往理查德森家，在陽光房中和伊奇的哥哥姐姐度過下午時光。珀爾在內心深處是感謝伊奇的，因為她轉移了米婭的注意力，讓米婭沒有那麽多時間管束女兒。過去的這麽多年，都是她和米婭四目相對，但現在她可以躺在理查德森家的大沙發上享受人生，五點鍾一到，伊奇會跳進“兔子”小型車的副駕駛座，讓米婭載她回家。米婭在理查德森家的廚房裏做晚飯（同時豎起耳朵聽著隔壁房間那四個孩子的動靜）時，伊奇會趴在櫃台的另一頭陪她。隻有當米婭開車回家——這時坐在副駕駛座的是珀爾——以後，伊奇才會來到沙發旁，和哥哥姐姐們坐在一起。“有人迷上米婭了哦。”萊克西像唱歌一樣抑揚頓挫地說，伊奇翻了個白眼，跑到樓上去了。

不過，“迷上”這個詞或許用得非常準確，因為伊奇把米婭說的每一句話都奉為圭臬，凡事必然征求她的意見。除了學習攝影方麵的基礎知識，她也在吸收米婭的審美觀，甚至被米婭的敏感所影響。她問米婭如何知道該把哪些影像組合在一起，米婭搖著頭回答：“我也不知道，我是憑直覺判斷的。”她又朝桌上的美工刀和切割好的照片揚揚手：一排汽車從洛瑞恩-卡耐基大橋上開過，橋墩被兩尊巨大的雕像代替，汽車也被米婭仔細地摳了下來，隻留空白的剪影。“我沒有預先計劃，是即興創作的，”她拿起美工刀，“所以總會做出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我媽就喜歡計劃，她無論做什麽都喜歡先製訂方案。”

“我敢肯定，這樣做可以讓她感覺良好。”

“她討厭我。”

“噢，伊奇，我也敢肯定，這不是真的。”

“不，她就是討厭我，所以她才喜歡挑我的刺，不去找別人麻煩。”

自從為理查德森家工作以來，米婭就注意到了伊奇與家人之間的怪異關係，尤其是她和她母親的關係。老實說，理查德森太太確實對伊奇更苛刻：總是責備她，動不動就不耐煩，對伊奇的缺點和失誤更加難以容忍，似乎在用一套比其他孩子更嚴格的標準來要求她，甚至忽視她的成功，放大她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伊奇會更加激烈地反抗母親，以更加孩子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

“伊奇，”米婭說，“告訴你一個秘密，許多時候，父母並不善於看到孩子的長處，而你有許多奇妙的優點。”她輕輕捏了捏伊奇的手肘，把桌上的垃圾掃進廢紙簍，伊奇頓時眉開眼笑。那些日子裏，每當隻有她們兩個人的時候，伊奇都會很容易地把米婭當成她的母親，假裝走廊盡頭的那間臥室是她的，夜幕降臨之後，她會心安理得地進去睡覺，早晨從容不迫地醒來。而那個遠在一英裏半之外和她的哥哥姐姐們一起看電視的珀爾則根本不存在，她伊奇才是米婭唯一的女兒。晚上回到家——穆迪的房間裏響起爵士樂，萊克西房間傳出艾拉妮絲·莫莉塞特的哀號，崔普的立體聲錄音機發出令人震驚的低音，伊奇會想象自己待在溫斯洛路的房子裏，躺在珀爾的**讀書或者寫詩，米婭則在起居室忙到很晚。她還給這段想象附加了許多虛幻的前因後果：多年前，她和珀爾出生後被人抱錯了，結果她成了理查德森家的孩子，而其實她是米婭的女兒，所以理查德森家的人才不理解她，覺得她是異類，現在她和自己真正的母親米婭團聚了。我就知道，總有一天，我會找到你。想象中的米婭這樣對她說。

理查德森家的每個人都注意到了伊奇的轉變，她的心情似乎大有改觀。“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她看上去幾乎算是高興的。”萊克西有天告訴米婭。伊奇對米婭的崇拜同樣絲毫不打折扣，她會毫不猶豫地為米婭做任何事，而且她很快就發現了一件米婭可能很想做到的事。

十一月中旬，珀爾、穆迪還有和他們一起上現代歐洲曆史課的同學去藝術博物館參觀繪畫。帶學生們參觀的講解員是個瘦老頭，仿佛身上所有的脂肪都通過他噘起的嘴巴被吸管抽幹了一樣，他不喜歡高中生來參觀——青少年不願意聽講，他們隻對性和荷爾蒙感興趣。但他隻打算帶他們去看韋拉斯克斯的人物畫和卡拉瓦喬的靜物，絕對不能讓他們看**，他想。於是，老講解員領著學生們穿過長長的走廊，來到意大利展館，主廳的牆上掛著壁毯，玻璃櫃裏陳列著成套的盔甲。

不出所料，真正關注藝術的學生很少。安迪·肯恩時不時地在傑西卡·克雷曼的肩胛骨之間戳兩下，戳完後就假裝不是他幹的。克萊頓·布茨和戴維·西恩討論起了即將到來的橄欖球賽，珍妮·李維和坦妮莎·麥克多維爾故意對傑森·格雷厄姆和但丁·薩繆爾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正在比較幾幅**畫上的大胸（講解員徒勞地催促他們快走）。連熱愛藝術的穆迪也在看著珀爾，祈願（絕非第一次）自己是個攝影師，這樣就能把光線透過展廳天花板上的磨砂玻璃照射在珀爾仰起的臉龐上的樣子抓拍下來了。

至於珀爾本人，雖然盡力想把心思集中在聽老頭講解上，卻不由自主地走神了，無意間跨進了隔壁的展廳，這裏正舉行以“聖母子”為主題的特別展覽。穆迪在房間對麵盡職盡責地記錄卡拉瓦喬的作品介紹，回頭時恰好看到珀爾走了出去，而且過了三五分鍾都沒回來，他把鉛筆往本子裏一夾，也去了隔壁。

這是一個比較小的房間，牆上隻有十幾幅畫作，表現的全部是幼年的耶穌坐在瑪利亞的腿上。有些中世紀的作品鑲著鍍金框，大小和珠寶盒差不多，有的是對文藝複興雕像的粗略鉛筆素描，有的則是尺寸較大的巨幅油畫，還有一張後現代風格的攝影拚貼，所用的照片全部來自名人八卦雜誌：聖母的頭來自朱莉婭·羅伯茨，耶穌的頭是布拉德·皮特。但真正讓珀爾震驚地愣在原地的，是一張8英寸×10英寸、極為簡單的黑白照片：一個女人坐在沙發上，低頭看著懷中的新生兒，露出燦爛的笑容。毫無疑問，這個女人正是米婭。

“可這怎麽——”穆迪開口道。

“我不知道。”

他們無言地盯著照片看了一會兒，一向務實的穆迪開始收集信息：旁邊的卡片上顯示，這幅作品叫作“聖母子1號”（1982），創作者名叫波琳·霍桑。他打開筆記本，在卡拉瓦喬的作品簡介下麵草草記下這些內容。卡片上沒有策展人評論，隻有一條備注：照片是從洛杉磯的埃爾斯沃思畫廊借來參展的。

珀爾卻更專注於照片本身。她母親在裏麵看上去比現在年輕一點兒，也瘦一點兒，但身量和現在一樣柔弱，一樣的高顴骨、尖下巴。眼睛下方有個小小的痣，左眉弓上的白色疤痕好像一條白線，手臂細長，像一隻弱不禁風的小鳥，但珀爾知道，她母親的力氣比她見過的許多女人都大。照片裏的米婭發型也和現在一樣：漫不經心地在頭頂挽了個發髻。她整個人都散發著無盡的美感，好像溫暖耀目的陽光，眼睛並沒有望向鏡頭，目光完全被懷中的嬰兒吸引。她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珀爾想，她非常肯定那個嬰兒就是自己，難道除了她之外，她母親還會抱著別的小孩？雖然她沒見過自己小時候的照片，但她認出這張照片上的孩子就是自己，鼻梁、眼角、緊緊攥起來的拳頭……都是她的，直到現在，在全神貫注的時候，她還有攥緊拳頭的習慣。可這張照片是從哪裏來的呢？她母親坐的那張呈現灰色的沙發，實際上可能是棕色的，抑或是淡藍甚至淺黃色。她身後的窗戶外麵有幾座輪廓模糊的高大建築物，拍下這張照片的人就在幾英尺之外，也許坐在沙發旁的一張扶手椅上，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沃倫小姐，”雅各比太太在他們身後叫道，“理查德森先生。”珀爾和穆迪猛地轉過身去，臉一下子紅了，“你們準備好繼續參觀了嗎？同學們都在等著呢。”

果然，學生們都站在展廳外麵，手裏的本子也都合起來了，穆迪和珀爾走出去的時候，大家對著他倆哄笑起來。

回程的巴士上，同學們開始拿穆迪和珀爾開玩笑，猜測他們當時在做什麽。穆迪的臉紅得發紫，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裏，假裝沒聽見。珀爾望著窗外，一言不發，巴士開進學校的停車場，學生們魚貫而出，她才對穆迪說：“我想回去。”

於是，下午放學後，兩人說服了萊克西開車送他們回藝術博物館，因為除了開車過去，沒有更好的交通方式可選。聽說了米婭和照片的事，伊奇也非要跟著過去，他們隻好帶上這個小尾巴。成功說服了萊克西的穆迪並沒有告訴她他們想看什麽，所以，當他們踏進那個展廳時，萊克西驚得下巴都掉了。

“哇哦，”她說，“珀爾，那是你媽媽。”

四個人圍著照片研究起來：萊克西站在展廳正中，似乎打算確定最佳觀賞距離；穆迪的鼻尖都快貼到了照片上，仿佛能從像素之間窺探出照片背後的秘密；珀爾隻知道呆呆地盯著它瞧；伊奇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定定地看著照片裏的米婭。鏡頭中的米婭就像晴空中的一輪滿月，灑下華美的銀光。“聖母子1號”，伊奇讀著卡片上的字，有那麽一瞬間，她把照片上的嬰兒想象成了自己。

“真是太瘋狂了，”萊克西終於說，“上帝啊，真是太瘋狂了。你媽媽為什麽會出現在藝術博物館的照片上？她難道是個隱居起來的名人？”

“照片裏的人物通常沒名氣，”穆迪插嘴道，“拍照片的人才有名。”

“也許她是某位著名藝術家的靈感源泉，比如帕蒂·史密斯和羅伯特·梅普勒索普，或者埃迪·塞奇威克和安迪·沃霍爾。”去年夏天，萊克西選修過博物館開設的藝術史課程，她想了想，又說：“哈，我們還是問問她吧，讓她自己說。”

一回到理查德森家，他們就湧進廚房裏，米婭剛剛醃好晚餐要吃的雞。

“你們去哪兒了？”見到孩子們進來，她問，“我五點鍾過來的時候，家裏一個人都沒有。”

“我們去了藝術博物館。”珀爾說。然後她猶豫了，因為不知怎麽，她隱約覺得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她感覺自己就像踩在了一級搖搖欲墜的樓梯上，心中充滿了腳下的木板即將掉下去的預感。她遲疑地看了看圍在自己旁邊的穆迪、伊奇和萊克西，三個人紅著臉，大睜著眼睛直視著她母親。

萊克西拿胳膊肘頂了頂她的後背：“問她呀。”

“問我什麽？”米婭把雞放進砂鍋，走到水池邊洗手，珀爾像要進行高台跳水一樣，咬了咬牙，把心一橫。

“那裏有你的一張照片，”她脫口而出，“在藝術博物館，你坐在沙發上，抱著一個嬰兒。”

背對著他們的米婭看起來並無異樣，從容自若地在水龍頭下衝洗雙手，但四個孩子都看到了：在聽到珀爾說話的那個短暫的瞬間，她的身體變得有點兒僵，像被一根線突然拉緊了一樣，但隨即便放鬆下來。米婭沒有轉身，繼續擦洗指縫間的汙漬。

“我的一張照片，珀爾？在藝術博物館？”她說，“你看到的那個人隻是長得像我而已吧。”

“就是你，”萊克西說，“絕對是你。眼睛下麵也有一顆小痣，眉毛上有道疤，和你一模一樣。”

米婭抬手揉了揉眉毛，似乎早已忘記了那條疤的存在，一滴肥皂水從她的太陽穴上流下來。她衝幹淨手，關掉水龍頭。

“我覺得有可能是我。”她轉過身來，迅速把手擦幹。珀爾懊悔地發現，她母親的表情突然變得嚴厲而疏離，就像一扇始終打開的門突然關閉那樣，那一刻，米婭看上去根本不像她的母親。“你們知道嗎？攝影師總是不停地尋找模特，許多藝術係的學生都會給他們當模特。”

“可你應該記得這張照片的吧。”萊克西不死心地說，“你在一個漂亮的公寓裏，坐在沙發上，珀爾在你腿上，攝影師叫——”她轉向穆迪，“她叫什麽來著？”

“霍桑。波琳·霍桑。”

“波琳·霍桑，”萊克西重複道，好像米婭聽不到穆迪說話似的，“你一定記得她的。”

米婭輕輕抖了抖洗碗巾。“萊克西，我真的不記得過去做過的那些奇怪工作了，”她說，“你知道嗎？手頭緊的時候，為了賺錢，你會願意嚐試很多工作，我猜，你可能想象不出來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感覺。”

她轉過身去，把洗碗巾掛起來晾幹，珀爾已經意識到自己完全錯了，她永遠不應該問她母親剛才的問題，尤其還是在理查德森家的廚房裏，對著花崗岩台麵、不鏽鋼冰箱和意大利赤陶牆磚，當著理查德森家的孩子們的麵問她。他們穿著招搖的樂斯菲斯夾克，其中的那個萊克西手上還晃著福特“探險者”的車鑰匙。假如她能更加耐心一些，等自己和母親回到溫斯洛路的小屋，走進那間昏暗的小廚房，在那兩把不配套的破椅子上坐下之後再問，米婭或許會告訴她答案。她已經看到自己錯在何處：她提出的問題十分私密，應該是母女之間的秘密，不能讓理查德森家的人知道，所以，她犯了規，打破了禁忌。看著母親僵硬的下巴和冷漠的眼神，她知道絕對不能再問更多的問題了。

萊克西卻對米婭的解釋感到滿意。“真是挺具諷刺意味的，不是嗎？”孩子們離開廚房時，她說。珀爾很想告訴她，“諷刺”這個詞不能這麽用，想想還是忍住了，現在她隻希望這件事快點過去。開車回家的路上和當晚餘下的時間，她母親一反往常地沉默，珀爾懊悔不迭，暗暗責備自己不該提那個蠢問題。珀爾始終很在乎錢——以她們家的情況，又怎麽會不在乎？但她從來沒想到，母親剛生下她就需要靠做模特賺錢了，她非常想知道，在自己還很小的時候，為了養活她們倆，米婭都做過什麽樣的工作。以前，每天晚上睡覺前，米婭都會給她一個晚安吻，然而那天晚上沒有晚安吻，她母親待在起居室，坐在燈光下靜靜地發呆，不知在想些什麽。

第二天早上，珀爾走進廚房，看到米婭在裏麵如同往常一樣烤麵包，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頓時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難聞的味道，在空氣裏揮之不去。珀爾盡可能地把心中的疑問拋到腦後，決心再也不亂說話——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點茶嗎？”她問。

可伊奇卻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無疑問，那張照片裏藏著米婭的一些秘密，她決定要弄清楚這個未解之謎。作為低年級生，她沒有自由活動時間，但中午休息時她會去圖書館搞調查。她在索引卡裏尋找波琳·霍桑這個人名，發現了幾本藝術史方麵的書，這個霍桑顯然是個名人。“美國現代攝影藝術先驅”，一本書中這樣稱呼她；另一本書叫她“辛迪·謝爾曼成為辛迪·謝爾曼之前的辛迪·謝爾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誰是辛迪·謝爾曼，研究了她的許多攝影作品，結果差點兒上課遲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時性和曖昧氛圍的營造聞名，擅長將女性氣質與個性相結合。“波琳·霍桑為我和其他女性攝影師鋪平了道路。”辛迪·謝爾曼說。波琳·霍桑的作品裏麵，伊奇最喜歡的一張是一個家庭主婦和她女兒**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著坐板，秋千**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緊抓著秋千上的鐵鏈，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擔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來。照片讓她產生了一種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感覺，她覺得，這一定是因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藝術品。

她梳理了與波琳·霍桑有關的索引卡條目，總結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於新澤西，畢業於加頓州立學院，1970年，其作品在紐約首次參展，1972年舉行第一次個人作品專門展覽。她的攝影作品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搶手貨，百科全書條目中收錄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個苗條的黑眼睛女人，留著利落的銀色短發，看上去像個數學老師。

伊奇還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於腦癌。她占據了圖書館兩台電腦中的一台，等調製解調器連接到網絡，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輸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蓋蒂圖片社有一張，現代藝術博物館有三張，還有幾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紐約時報》發布的訃告。此外就沒有別的信息了。她又查閱了公共圖書館的數據庫，發現幾本攝影書和幾篇關於微縮膠片的文章，不過再沒有添加新內容。也許像米婭說的那樣，她真的隻是個臨時模特，碰巧為波琳·霍桑擺過一次造型。然而伊奇並不滿意這個結論，她認為這樣的巧合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最後，她隻能求助自己能夠想到的唯一信息來源：她的母親。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記者，至少在名義上是。誠然，她報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聞，但合格的記者具有求證事實的才能，而且擁有人脈，有辦法調查別人查不到的東西。從很小的時候起，伊奇就表現出極為獨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頑固的程度，無論遇到什麽事，她都拒絕尋求幫助，為了這張照片，她竟然會找母親幫忙，可見她是多麽想要解開這個謎題。

“媽媽，”一天晚上，調查多日卻毫無進展的伊奇對母親說，“你能幫我做點事嗎？”

像往常一樣，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經心地（她隻對小女兒這樣）聽伊奇講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趕死線，需要盡快完成西克爾高地自然博物館植物展會的報道。

“伊奇，這張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爾的母親，也許是某個長得像她的人，我相信這是個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堅持道，“珀爾認出那是她母親，我也覺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張照片呢？給博物館打個電話什麽的，看看能找到什麽信息，求你了。”伊奇從來都不擅長哄人——因為總覺得那是變相的撒謊——但她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記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讓步了。“好吧，”她說，“我來試試看，但是，你得等我趕完死線，我明天就得把這篇報道交上去。”

“也許結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補充道。而這時候伊奇已經手舞足蹈地回房間去了，那股興奮勁怎麽也壓抑不住。

如同手指輕戳舊傷口，伊奇的最後一句話——你不是記者嘛——觸動了她母親的職業自尊，做記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時候，在一次題為“我的職業夢想”的演講中，她說：“記者的職責是記錄我們的日常生活，披露公眾有權知曉的真相與信息，為後人提供當下曆史的記錄，從而讓未來的世代了解我們曾經犯下的錯誤，提高我們的績效。”自從她記事起，她母親就總是忙於幫助別人，包括為學校籌款、為公平正義奔走呼號，而且總是把年幼的女兒帶在身邊。“改變不會自動發生，”她母親經常這樣說，這句口頭禪顯然與西克爾高地的宗旨彼此呼應，“必須主動籌劃。”曆史課上，年輕的埃琳娜學到一個詞“位高者的責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記者是個高貴的職業，可以在體製之內做出力所能及的善舉，她心目中的理想記者是內莉·布萊和羅伊斯·萊恩的混合體，尤其是在為高中校報工作四年（並且在高三那年成為主編之一）後，走上記者之路對她而言更是成了順理成章的選項。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優秀成績畢業，可以在俄亥俄州的範圍內選擇多所大學，包括著名的奧柏林學院和丹尼森大學（提供部分獎學金），母親希望她第一誌願就選擇奧柏林，但參觀了奧柏林學院之後，該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擾：穿背心短褲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裏閑逛，想到可能會有男生隨時闖進自己的房間，甚至浴室，她就覺得害怕。在校園裏的一座建築門口，她看到三個穿流裏流氣的花襯衫、留長頭發的學生坐在台階上吹哨笛，對麵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學生舉著橫幅靜默示威，橫幅上寫著“打仗最沒勁，不如嗨起來”“總統算個屁”“為了和平扔炸彈，好比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埃琳娜覺得，這裏簡直是個無法無天的蠻荒之地，走在奧柏林的校園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撓皮膚的毛衣那樣煩躁不安，隻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選擇了丹尼森大學，同時野心勃勃地為自己的將來規劃了宏偉的藍圖。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爾·理查德森，這個小夥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個月，兩人就建立了穩定的戀愛關係，他們對未來的打算相當穩妥，並且非常認真地執行了自己的計劃：在克利夫蘭舉行一場浪漫的婚禮，在西克爾高地買房子，生許多孩子，他進入法學院，她成為記者。結婚並搬進西克爾高地一處租來的複式住宅後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學院錄取，理查德森太太成為致力於報道本地新聞的《陽光日報》社的初級記者。盡管薪酬微薄，但她覺得這裏是個有利於職業發展的好起點，待時機成熟，她或許可以跳槽到克利夫蘭的“真正”報紙——《實話報》社去，雖然她並不想離開西克爾，也無法想象去到別處養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實報道了當地所有的新聞發布會、城市政策、地區新規頒行後對本地事務（從橋梁到綠化）產生的各種影響，盡力與其他初級記者同事（比她小一歲的德賴特）分擔責任。《陽光日報》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個孩子，她都能休六周產假。伊奇出生時，理查德森太太驀然驚覺，自己竟然還在這家報社待著，雖說已經成為高級記者，但她的職責依舊是報道瑣細的小故事和小新聞。而當年的同事德賴特卻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論壇報》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發現，自己或許並不願意挖掘那些意義更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憤懣的悲劇，而且時間過去得越久，到別處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為《實話報》社以及無論其他什麽報社應該不會有興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歲，帶著四個孩子，有許多家庭責任需要履行，從未報道過大新聞的記者。

所以她留了下來，專注報道那些會讓讀者感覺良好的故事，比如工程建設的進展、新的垃圾回收計劃、圖書館的重修進度、新建築物落成的剪彩儀式……她還報道過新市長的就職宣誓典禮，“莊嚴隆重”；萬聖節遊行，“活潑有趣”；還有範-阿肯中心的半價書店開業儀式，“填補了西克爾高地商業區的重要空白”；是否需要噴藥防治吉卜賽蛾的辯論，“白熱化的唇槍舌劍”。她還給一神論教會和西克爾高中表演的音樂劇《油脂》和《紅男綠女》寫評論，認為前者的氣氛“快活熱鬧”，在給後者的評論中，她寫道：“坐好，他們要劃船了！”她的稿件以嚴謹可靠著稱，謄寫得一絲不苟，當然也有過於一本正經、平淡無奇之嫌（雖然並沒有人公開指出來），甚至有些沉悶無聊，但西克爾高地這種世外桃源，自然不會發生諸如火山爆發、政府倒台、劫持人質、火箭爆炸、高牆倒塌之類聳人聽聞的事件，加之地處偏遠，外界的騷亂、戰爭和地震也被距離淡化成模糊不清的細響，幾近微不可聞。而且現在的她住著大房子，子女安全快樂、受過良好教育，她認為這是自己多年來的努力所見到的成效。

無論如何，伊奇的要求引發了她的興趣，至少讓她覺得這是一件值得調查的事情。

理查德森太太履行了她對伊奇的承諾，完成了當天的報道之後，她立刻開始著手調查那張神秘的照片。第二天午休時，她親自去博物館看了照片，在此之前，她一直以為伊奇的揣測是無中生有，但親眼見到照片之後，她意識到女兒說得沒錯：照片上的人絕對是米婭。米婭出現在波琳·霍桑的照片裏！理查德森太太當然聽說過波琳·霍桑，這張照片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故事呢？把一張折起來的五美元鈔票投進博物館的捐贈箱時，理查德森太太好奇地想，這實在是太有趣了。

她首先給出借照片參展的那家藝術畫廊打了電話。沒錯，畫廊老板告訴她，照片是1982年他們從紐約的一個經銷商那裏買來的，那時波琳·霍桑剛剛去世不久，所以，這張此前不為人知的照片的出現在藝術界中引起了一定的轟動。經過競爭激烈的拍賣，畫廊以五萬美元搶購得手，真是一筆劃算的買賣，因為照片的確出自波琳·霍桑之手，而且是絕無僅有的孤品，隻衝印過這一張，背麵還有波琳的親筆簽名。但照片的前主人是匿名出售的，畫廊老板並不知道此人是誰，但他們願意告訴理查德森太太那個紐約經銷商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記下了經銷商的名字——安妮塔·利斯——然後致電紐約市公共信息資料庫，查詢到安妮塔·利斯在曼哈頓的畫廊的電話號碼，電話那頭的安妮塔·利斯聽起來是個典型的紐約人：開朗坦率，語速很快，從容不迫。

“波琳·霍桑的作品？沒錯，是我經手的。她的作品我代理了很多年。”理查德森太太聽到電話那邊傳來模糊的警笛聲，這符合她一直以來對紐約的印象：嘈雜喧嚷，到處都是車流和警笛的聲音。她隻去過一次紐約，那還是在上大學的時候，當時紐約的治安十分差勁，走在路上，你必須緊緊抓住自己的包，乘坐地鐵時不能碰車廂裏的任何東西，連鐵杆都不行，多年前的紐約之行已然給她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但是這張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說，“是波琳去世後出售的，賣主不知是誰。照片上有個抱孩子的女人，作品的名字叫‘聖母子1號’。”

聽筒中突然變得一片死寂，理查德森太太甚至覺得一定是斷線了，但過了一會兒，安妮塔·利斯的聲音再次傳來：“是的，我記得那一張。”

“我隻想知道——”理查德森太太說，“你能不能告訴我當年那個賣主的名字？”

安妮塔的語氣似乎和剛才不太一樣了，摻雜了懷疑的意味：“你剛才說你是哪裏的？”

“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太太猶豫了一下才回答，“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陽光日報》社的記者，我需要為我的報道收集一些相關信息。”

“明白了，”安妮塔又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抱歉，出於私人原因，照片的原主人不希望透露姓名，我不能告訴你賣主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煩躁地揉搓著筆記本的邊角。“我理解，其實我是對照片裏的那個女人感興趣，你知不知道她是誰呢？”

這一次聽筒裏徹底安靜下來，很長時間之後，安妮塔·利斯才再次開腔，語氣中的疑問已經被冷淡取代：“對不起，實在無可奉告。關於你的報道，我隻能祝你好運。”聽筒中傳來輕柔的“啪嗒”聲，對方先把電話掛了。

理查德森太太放下電話。作為記者，她經常遇到采訪電話被陌生人掛斷的情況，但這一次她的心情卻格外焦躁，因為她非常想要解開照片背後的秘密。她看了一眼電腦顯示器，上麵的那個打了一半的報道標題正等著她去完成：“戈爾是否應該參選總統？本地——”

大部分藝術收藏家都喜歡隱姓埋名，理查德森太太想，尤其在涉及金錢的時候。這個安妮塔·利斯可能隻是幫人代售，也許真的對委托人的信息一無所知，而她現在真正需要重新考慮的是伊奇——她那個過分敏感、急躁衝動、喜歡大驚小怪的女兒——的提議，究竟要不要把這段毫無頭緒的調查繼續下去。

就算繼續查下去，也很有可能一無所獲，想到這裏，她翻開關於總統競選的采訪記錄，開始在電腦上打起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