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朱瞻基——玩物喪誌的藝術家皇帝

在我國台北故宮博物院中，珍藏的一幅畫很有意思。

畫中的山石樹木之間有三隻猿猴戲耍，畫麵左下角的青石之上，蹲著一隻懷抱幼猿的母猿，幼猿輕舒長臂向遠處的公猿招手乞果，公猿攀緣於樹上手持果實下視，與母猿懷中的幼猿遙相呼應，動作神態栩栩如生。猿猴們機警靈動的天性被作者刻畫得惟妙惟肖，躍然紙上。

這幅畫先後被乾隆、嘉慶、宣統等清代皇帝收藏，並被視為珍品。這幅畫的作者就是明代的第五位君主——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從小在健全和睦的家庭中長大——父親朱高熾生性溫和，是一代仁君；母親張皇後賢淑溫柔，是曆史上有名的賢後。更重要的是，自幼聰慧果敢的朱瞻基深得祖父朱棣的喜愛，這也成了父親朱高熾被立為太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據說朱瞻基出生的時候，還是燕王的朱棣夢見自己的父親朱元璋將一塊大圭賜給了他，並言：“傳世之孫，永世其昌。”當他看到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後更是高興地說：“此乃大明朝之福也。”等到朱瞻基出閣讀書的時候，朱棣特地讓自己最為推崇的臣子姚廣孝當他的老師。

幼年的朱瞻基也確實機敏過人，有一次和父親、二叔漢王、三叔趙王一起祭拜孝陵的時候，漢王故意嘲笑行動不便的太子朱高熾：“前人蹉跌，後人知警。”這時年幼的朱瞻基馬上說道“更有後人知警也”，讓漢王大吃一驚。

家庭和睦造就了朱瞻基健全的人格，良好的教育讓朱瞻基能夠全麵發展，父母的賢德為朱瞻基做出了榜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朱瞻基成長為明朝曆史上少有的賢君，與父親聯手打造了“仁宣之治”。

宣德朝之所以能做到政治清明，得益於十分重視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宣宗登基後，首先在內閣啟用“票擬”製度——部分奏章由閣臣替皇帝擬出批語，用小票墨筆書寫，貼在奏章上麵，皇帝讀完會用朱筆批示，稱為“批紅”。這樣就省去了為一件事召集大臣商討的環節，同時還能夠提高處理重要朝政的效率。另外，朱瞻基從整肅官員和軍隊的貪墨入手，派出了大批的禦史對南直隸征稅、軍屯、漕運以及項目營建等部門進行督察。

宣宗深知官員隊伍臃腫帶來的弊病。《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巡撫大理卿胡概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上曰：‘糧稅自有常賦，朕方裁抑冗濫。’古語：‘省事不如省官。……不許。’”巡撫要求在杭嘉湖地區增設一名專門管理糧政的布政使司官員，朱瞻基認為國家的賦稅有常額，不能養冗官，於是駁回了要求。一個地方上小小的管糧官都不願增設，可見宣宗對官員設置的慎重。據統計，宣德年間大約有超過240名“不達政體”“年老體疾”的官員被降職裁撤，同時掀起了針對軍隊貪汙和兵員調查的“清軍”行動。

整肅官員也好，徹查貪腐也罷，這些都是“節流”。宣宗深知財稅對國家的重要，因此宣德一朝的財稅變革也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

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蘇州的官員正在征收稅糧。與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大米，還有眾多的棉布和一錠錠的金花銀。金花銀是一種品質上乘的銀子，因為足色而有金花所以被稱為“金花銀”。用棉布和金花銀代替繳納稅糧，是宣德朝名臣周忱提出的辦法。財稅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自永樂帝開始，為了維持對北方蒙古的征戰以及鄭和下西洋、營建北京城等一係列重大事務，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為此永樂帝不惜“竭澤而漁”，將江南地區每年的田賦收入平均提高了約10%，沉重的稅賦導致大量人口出逃。蘇州府太倉縣在永樂年間到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時，納稅戶竟然減少了近90%，而該縣負擔的稅賦份額則保持不變。在永樂二十年（公元1422年）到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鬆江的欠稅每年高達幾百萬石。令每個封建王朝都無比頭疼的土地兼並問題也在宣德朝末期開始初露端倪。

麵對危機，閣臣楊士奇和楊榮推薦周忱巡撫江南，總督稅糧事宜。後來證明，宣宗和二楊沒有看錯人。

明朝早期的稅糧和其他的賦稅大多數都以實物上繳，這樣就會存在很大的問題，第一就是物品的品質沒有統一標準，第二就是收繳、儲存、交易的難度很大。這就為底層官吏提供了很大的“操作空間”，變相地給腐敗提供了溫床。而周忱提出的用棉布和金花銀代替稅糧征繳的方式則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到英宗初年，副都禦史周銓建議於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不通舟楫處將稅糧折收布絹白銀解京充俸。“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至此，不管是民間交易還是繳納賦稅，白銀成為民間和官府的交換媒介和流通手段。這一舉措極大地降低了之前繳納實物時出現的損耗和貪腐，充盈了國庫。

除此之外，白銀作為一般等價物出現在市場中，為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貨幣基礎，也為萬曆時期張居正實行的“一條鞭法”打下了基礎。明朝初期，由於金銀銅的缺乏，朱元璋於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頒布“鈔法”，設寶鈔提舉司，並於次年以南京中書省名義發行明朝的紙幣——寶鈔，規定“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但是朱元璋發明的這種紙幣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首先就是很不方便，大明寶鈔不僅體積大，麵額也是大得驚人：壹貫（一貫等於銅錢一千文或白銀一兩）、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朱元璋憑自己的想象妄圖沿襲元代鈔製，但是這個沒有搞懂市場經濟要義的皇帝根本不知道紙幣的發行要與充足的貴金屬（黃金、白銀）儲備掛鉤。而明代的寶鈔發行數量既無限製，印刷技術又低劣，造成了市麵上假幣橫行，通貨膨脹嚴重，發行不到二十年基本就難以為繼了。沒有一般等價物，市場經濟就很難發展。稅收變革後，隨著白銀地位的逐漸確立則解決了這個“痛點”。

與此同時，周忱還為了消除征稅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貪腐推出了一係列的舉措。比如在每個縣設立糧倉，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以縣為單位設濟農倉，儲藏餘糧以便在自然災害或歉收時分發。他還創新性地推出“平米發”，也叫“均征加耗法”。明代的土地分“官田”和“民田”，兩者的田租相差很大，造成了耕農的沉重負擔，在蘇州、鬆江等府，農民逃亡現象嚴重。於是宣德八年，周忱規定，各府的官田、民田科（稅租）不變，田主不論大小，一律繳納耗米，在耗米上進行調整，原科較重的就相應減輕，輕的就加重。

經過一係列的改革，極大充實了國庫，明朝空虛的國庫得到了逐漸恢複。

作為明朝“財稅專家”的周忱自己可能也沒有想到，除了對國家財政的貢獻，他還能夠成為封疆大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被委派“巡撫江南，總督稅糧事宜”。巡撫的出現，標誌著明代地方行政的一次重大變革，甚至影響到了清朝的行政製度。

早在周忱之前，宣宗曾派周幹、胡概等人巡撫南直隸，正式以“巡撫”之名巡視地方，《明史》曰“設巡撫自此始”。但實際上此次巡撫的範圍僅局限於南直隸一地，且屬臨時派遣。宣德五年明宣宗派遣於謙、周忱等六位侍郎巡撫各省，督理稅糧等地方事務，正式開啟了為各省專設巡撫的行政改革。

前邊說過，朱元璋將行省改為布政使司，初衷是為了分化過度集中的地方行政權，然而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又出了地方各行政部門各自為政的局麵，不僅工作效率變得低下，還逐漸滋生出腐敗現象。針對此種情況，中央開始派遣官員巡視地方。比如宣德五年派出的巡撫就是專門督察糧稅的。據《明宣宗實錄》記載：“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謂行在戶部臣曰：各處稅糧，多有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奸民猾胥，為弊滋甚。百姓徒費，倉廩未充。宜得重臣往蒞之。”在督糧過程中必然會遇到有司作弊、豪戶包攬等問題，所以巡撫又被授予了一定的行政權力，“往來巡撫，撫安一方”。

在洪武、嘉靖等朝，大臣見到君王無不心生寒意。而宣德朝的君臣關係則十分融洽，宣宗大膽起用朝臣，文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於謙、周忱這樣的巡撫，幹練通達的朝臣，促進了政治清明，保障了社會安定。在馭下方麵，朱瞻基更是充分放權，河南有一知縣在當地發生災荒時，未經請示將驛站公糧上千石發放給災民，朱瞻基得知後不但沒有處罰，反而對他加以表揚：“如果拘守手續，層層申報，那老百姓早就餓死了。”有一次在和大學士楊溥議事時，宣宗要求他盡力輔佐自己，楊溥叩首回答：“臣決不敢忘記報答陛下的恩情。”朱瞻基則說：“直接指出我的過錯，就是對我的最好報答。”相對於洪武帝的錙銖必較，宣宗能夠有這樣的態度實屬不易。不但對官員一團和氣，對於民生也是時刻掛記於心。他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統治期間，盡量與民休息，推行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坐皇宮九重，思田裏三農”，這位出身貴胄的天子十分關心農業生產。有一次他外出返京看到幾個農民正在耕田，便親自到田間同農民談話，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感慨地對隨從諸臣說道：“朕隻推了三下犁，就覺得很累。老百姓一年到頭勞作不休，那辛苦就更可想而知了！”說完就命人賞賜農民錢鈔。作秀也好，實情也罷，一位封建帝王能夠做到如此這般已屬不易。

朝局肅清，經濟發展，國力的恢複讓宣德一朝進入藝術大發展的時期。

明宣宗在與父親打造出“仁宣之治”的同時，還是一位“藝術家”，在書畫創作方麵有著極高的天賦，甚至引領了一代藝術風潮。

正是因為“仁宣之治”的到來，社會和政府積累了大量財富，政治、經濟相對穩定，手工業、商業也有了較大程度的發展，對外貿易相對寬鬆，從而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明代大儒錢謙益評價宣宗：“帝遊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指宋徽宗）爭勝。”在皇帝的帶領下，明朝宣德（公元1426—1435年）、成化（公元1465—1487年）、弘治（公元1488—1505年）年間優秀畫家眾多，是明代藝術成就較高的一段時期，在中國繪畫史上影響巨大。朱瞻基的畫風承襲宋元古法，山水、人物、花鳥草蟲、動物無所不能，自成一格。他還吸收了當時的很多書畫名家入宮，在武英殿、仁智殿等任供奉待詔，形成了後世所說的“宣德畫院”。畫院會對入選的畫家進行日常管理與考核，一大批畫家借此機會施展自己的天賦。在宣宗的影響下，明廷對畫家的待遇也是十分優渥。像李在、商喜、謝環等著名畫家在藝術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宣宗對他們很器重，不但賞賜金銀，商喜、謝環還被分別授予錦衣衛指揮使和千戶的官職。在朱瞻基的影響下，憲宗、孝宗對書畫亦精通，明代著名的戲曲理論家何良俊說：“我朝列聖，宣廟、憲廟、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現存著名的《三陽開泰軸》《鬆下讀書圖》《戲猿圖》都是朱瞻基的書畫作品，其中本章開頭所講的《戲猿圖》大約創作於公元1427年，前一年宣宗的叔叔漢王朱高煦起兵反叛，次年晉王朱濟熿也因勾結朱高煦謀反被廢為庶人。麵對皇室手足相殘的局麵，朱瞻基所作的《戲猿圖》也暗含著對親族之間相合相親的期盼，這也成了典型的明代畫作代表。明代的藝術家們想通過畫作傳遞一種超越作品本身的思想，作品氣質也更具詩意與哲學化。

不要以為朱瞻基酷愛書畫一定是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曆史上的朱瞻基絕對能夠顛覆你對文人形象的理解。

南薰殿舊藏曆代帝王肖像展示，明宣宗體態魁梧壯碩，膚黑多髯，是個不折不扣的彪形大漢。朱瞻基自幼受祖父朱棣影響，在喜文的同時也具備英勇尚武的性格，喜愛馳騁騎射，並且多次率領大軍北擊蒙古，還親自在陣前射殺敵方大將。當時宮廷畫工留下來的幾幅宣宗行樂圖，大都是表現宣宗射擊遊獵的活動。

除了書畫、弓馬騎射，朱瞻基對香爐還有著特殊的喜好。他曾經下令從暹羅國進口風磨銅[1]，責成宮廷禦匠呂震和工部侍郎吳邦佐，參照柴窯、汝窯等著名瓷器的款式，研製出一批香爐。朱瞻基親自參與設計和監製的這批珍貴的香爐共鑄造出約三千座，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宣德爐”。普通的銅一般要經過三四次的提煉，而宣德爐采用的銅至少要經過六次的提煉，嚴苛的提純工藝讓宣德爐的材質呈現出一種獨有的韻味：“在寶色內涵，珠光外現，澹澹穆穆，而玉毫金粟隱躍於膚裏之間，若以冰消之晨，夜光晶瑩映徹，迥非他物可以比方也。”在2010年匡時秋季拍賣會“王世襄藏銅爐”上，20件宣德爐藏品成交額達到9844.8萬元，足見宣德爐之珍貴。

大明王朝的繁盛不僅體現在擁有多民族融合的廣大疆域和發達的農耕、商業經濟上，更體現在多姿多彩的藝術領域。除了前麵所說的繪畫之外，現代藝術品市場受到熱捧的“景泰藍”、彩繪雞缸杯都誕生於這個偉大的時代。而結合了描畫技法的宣德青花瓷，采用釉下藍彩、釉上多彩低溫燒製的“鬥彩”也成了明代瓷器巔峰之作的代表。

這位“守成之君”在位期間，明朝政通人和，國力恢複，社會穩定，將明王朝推向了二百七十餘年間的極盛時期，但這個時期是短暫的。

平心而論，被曆史學家稱道的“仁宣之治”，是相比於明朝中後期政局敗壞、百姓困苦來講的，而在“仁宣之治”的太平景象下，其實已經是暗潮湧動。如果用苛責的眼光來看，少年得誌的朱瞻基在盛世光環的照耀下，一些壞習慣也慢慢暴露出來。你可能想象不到，身形魁梧的宣宗除了喜歡水墨丹青之外，還有一個特別的愛好——促織，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鬥蟋蟀，而且對於這項活動達到了癡迷的程度。後來朱瞻基覺得北京的蟋蟀已經不能夠滿足他的需求了，於是派宦官在全國尋找好的蟋蟀送往皇宮，攪得地方百姓不得安寧。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國家產生影響，因為宣宗的喜好，鬥蟋蟀這項運動也在全國風行起來，蟋蟀的價格扶搖直上，一隻好的蟋蟀竟能賣到數十金，宣宗也被稱為“促織天子”。清代蒲鬆齡先生《聊齋誌異》中《促織》一文的原型就是明代的宣德時期。上行下效，君臣陶醉在盛世的表象之下，綱紀也開始不振，出現了“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的萎靡之象。宣德年間，土地兼並讓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勳貴和官僚地主手中，土地的流失又導致了流民的出現。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山西饑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及巡檢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北直隸易州有逃民1229戶，山東濰縣有逃民3407戶。除了這些盛世之下的隱憂之外，朱瞻基還為明朝宦官登上政治舞台助了一把力，那就是教宦官讀書。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北京。

皇城東北司禮監的一間房子內，大學士陳山正在講授《千字文》。當陳山命令底下的一位學生朗讀剛剛教授過的文字時，這位麵相清秀的學生發出了尖銳的嗓音，底下有人忍不住笑出了聲，但看到陳山嚴肅的表情後馬上忍住了。

作為大學士，陳山教授的這群學生不是皇子，而是一群宦官。這個教學的場所，就是宣宗下令設置的“宦官大學”——內書堂。

宦官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存在，雖然地位不高，但是他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因而具有攫取權力的便利條件，曆史上東漢、晚唐都出現了宦官專權的局麵，其權力之大，甚至可以廢立君主。而宦官在獲取權力之後往往胡作非為，對社會的政治生態和國計民生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考慮到前車之鑒，明朝立國之初洪武帝一再聲明“內臣不得幹預政事，預者斬”。據《明史》記載，朱元璋曾規定“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以圖降低宦官對政局的影響。但是靖難之役後，出於鞏固政權的考慮，朱棣開始重用宦官，到了宣德朝，隨著內書堂的設立，宦官有了在政治舞台大展拳腳的機會。

明代“批紅”製度與秉筆太監的出現，要求宦官會識文斷字，最起碼內官監、司禮監等負責“禦前勘合”以及內廷文籍等內容的宦官們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識。而內書堂就是宦官們的“進修大學”，為明朝輸送了大批有文化的內官。這些人分布於司禮監和地方，身居要職。“高素質”的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水平，鞏固了皇權。但是獲取了更大的權力之後，很多宦官內心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野心與貪欲也越來越大，這讓明朝成了宦官亂政嚴重的朝代。

作為宦官的“高等學府”，內書堂對學生的選拔、教學以及教師的配備都有著極為嚴格的規定，學業教育由翰林院負責，有明一朝素有“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一說，由此可見皇帝對內書堂的重視。陸深、錢溥、倪謙等名臣都曾擔任過內書堂教習，師資力量配備可見一斑。課程既有基礎內容如《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孝經》等，又有士人所習“四書”，同時還需要研習宦官的專業思想課程，如曆朝皇帝對宦官的誡諭《內令》、曆代宦官奉公守法的事跡集《忠鑒錄》等。最重要的是還有實踐課——判仿，就是內侍以後對朝臣奏章進行批答、對閣臣的票擬進行批紅的訓練。明代進入司禮監的重要內官，基本上都在內書堂“鍍過金”。明朝太監劉若愚曾言：“本朝司禮監，隻有穆宗時的孟衝，神宗時的張明，和熹宗時的魏忠賢、王朝輔四人不是內書堂出身。”由此可見，內書堂就是宦官進入司禮監的搖籃。

如此重要的進修場所，選拔自然尤為嚴格。首先是年齡的限製，明穆宗時內書堂教授黃鳳翔說，內書堂擇生年齡“自弱（20歲）而下，總角（10歲左右）而上”。一般來說，隻有這個年齡可以有資格進入內書堂，因為這個年齡正是學習知識和塑造人格、樹立價值觀的重要時段。另外，要進入內書堂還需要“推優”，比如深受皇帝喜愛，或者認了宮內有權勢的宦官當幹爹。選拔完還要進行“入學考試”——主要是背誦和書法，以此考察宦官的文化基礎。有資格入學的人還要交學費，一般是一份由手帕、白蠟、龍掛香組成的禮品。如果沒錢，還可以借貸，以後加倍償還。

進入了內書堂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每年還要考試，如果夠幸運，還能遇到當朝名臣親自提點，如嘉靖朝的“青詞宰相”嚴嵩，就親自到內書堂指點過宦官學習。

內書堂每屆學員有200人左右，反複淘汰至數十人，剩下的這些人一旦畢業，那麽就業去向就很令人期待了。即便不能進入司禮監成為掌印太監（內相），也能進入中書房（專門掌管宮內曆代圖書典籍、古扇字畫）成為圖書館管理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喝茶、看書，好不悠閑。

明史專家歐陽琛在《明內府內書堂考略》中統計，明朝首輔有19人當過內書堂教授，占明代首輔的1/4。內書堂培養出大批有知識、有野心的宦官，對明朝宦官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宣宗一心想要提高宦官的知識水平，豈不知“就怕流氓有文化”，他在位時還能夠控製住宦官，沒有想到的是，到了他兒子英宗朱祁鎮時，宦官權勢就已失控，彼時大太監王振專權，間接導致土木堡之變，差點斷送了大明江山。當然這些宦官中也不乏一部分對朝局有積極推動作用的人，比如萬曆時期的宦官馮寶，同時內書堂的設置也為內廷與外廷的溝通建立了一座橋梁。

宣宗一朝，是有時代標誌的一朝，是明前期與中期的“分界線”。朱瞻基在位僅僅十年，如果能夠再長一點，或許他能夠警醒圖強，但是曆史沒有給他這個機會，從他兒子英宗朱祁鎮開始，大明王朝無可挽回地走向了頹勢。

[1]　精選銅礦的一種方法，采用這種方法提煉出來的銅合金經歲月磨礪會越來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