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科舉——通往廟堂的獨木橋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南京。

朱元璋看著眼前的“錄取名單”，雙眉緊鎖。就在幾天前，他親自下令針對年初科考舞弊組建了“特別調查小組”。此次丁醜科二月會試所錄取的51人皆是憑才學錄取，無任何問題，這對於生性多疑的明太祖來說太不尋常了。一場科考，盡是南方人上榜。想到這裏，朱元璋調來了此次考試的試卷，一份份地看了起來。幾天後，朱元璋欽定以山東人韓克忠為代表的61人上榜，而此次上榜之人全為北方人。與此同時，朱元璋將本次考試的主考官劉三吾等人充軍，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28年後，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北京。

“南方士人偏於輕浮，長才大器者，俱出於北方。”大殿上的楊士奇向明仁宗朱高熾說道。但現實中，擁有眾多“學霸”的南方人總是在科舉中占盡先機，即便是在大開殺戒的“南北榜案”之後，錄取士子“南多北少”的情況也沒有得到太大改觀。從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到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15年間，總共錄取了1938名進士，其中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籍的進士竟然多達1621人，占八成以上。麵對這個客觀現實，仁宗又問楊士奇有何對策？楊回奏：“試卷可密封，標明‘南北’字樣，如取士一百，可分南卷六十、北卷四十。”仁宗大喜道：“往年取士北方人少，如照此辦理北人能感奮而起。”兩年之後，明廷又將會試試卷分為“北、南、中”三組，“南”“北”各取45%，“中”取10%，錄取士子南多北少的尷尬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最起碼是從製度上解決了，給國家人才選拔提供了一條相對公平的起跑線。

會試定額的出現是在短暫的洪熙朝中最為重要的一項製度革新。為什麽皇帝這麽重視科舉？因為曆代王朝的盛世都凝聚了文官集團的集體智慧，而不是某一帝王的英明睿智，明朝也是如此。像明初的寧國府知府陳灌創製的戶帖製度、劉基創立的衛所製都被洪武帝采用，身為一代雄主的朱元璋深諳此理，仁宗當然也明白。如果政府官僚集團出現明顯的地域差異，對國家政權的穩定很不利。從掀起“南北榜案”到洪熙朝定立“南六北四”製度，目的隻有一個：吸納北方士人，爭取支持，是為穩定政局而做出的“權力平衡遊戲”，而這個遊戲的砝碼就是科舉。其實明朝初年南北科考差異巨大是有客觀原因的，北方連年的戰爭加上黃河決口等災害讓山東、河北、河南等地人口銳減，呈現出人口北少南多的情況。即便是到了洪武十四年，建朝十幾年全國人口才六千萬，光浙江、江西兩省的人口就達到了近兩千萬。麵對如此大的人口優勢，科舉的“分區定額”無疑是保障公平的重要前提。那麽明朝的讀書人，從十年寒窗到登上廟堂將走過怎樣的進階之路呢？

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陝西西安。

貢院門口已經有很多考生在等待入場了。

門口的官員認真地核對著“麵貌冊”，受技術限製，沒有照片，但是又擔心有人冒名頂替，所以考生都要在麵貌冊上留下自己的相貌特點，比如麵白無須、麵黑有痣等，以備考官核實。雖然這樣的描述基本沒什麽用，但是聊勝於無，起碼能震懾到那些心理素質不強的冒名頂替者。

在看完“麵相”之後，考生們魚貫而入地來到第二個“安檢口”，在這裏大家都要**相見，連束好的頭發都要解開，有些內向的考生不禁漲紅了臉，有的考生則是一臉的無奈。檢查完畢，考生們就被帶入自己的考舍，在這裏他們將迎來自己人生轉折的重要時刻。

明代科舉較之前最重要的一個革新是解決了考試範圍的問題——隻考“四書”，所有的考題都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中來。這是因為考慮到公平，能夠接受全麵、正統教育的家庭一定是非富即貴，這樣一來肯定是富家子弟在科舉考試中占優勢。為了把大家都拉到同一條起跑線上，因此選擇這四本著作，嚴格來說，《大學》《中庸》都不是單獨的著作，隻是從《禮記》中摘取的文章。這“四書”加起來總共五萬多字，如此簡單的教材，最大範圍地照顧到了貧寒的讀書人，這也給封建社會中底層的讀書人提供了一條相對公平的進階之路。

答題的形式也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分股、收結這幾部分，其中在分股中要將文章分為八大段，一段話叫“一股”，八股兩兩相對，形成四組對仗，因此稱為“八股文”。每一部分都非常重要，文章開頭的破題就是要用自己的話解釋考題，如果“破”得不好，你就直接出局了；承題是文章的摘要；起講是把全文的意思概括一下；入題是過渡段；收結就是文章結尾。

八股文的難度在於，首先要熟讀“四書”，因為考題經常會是“四書”中掐頭去尾的一段話，而且是硬掐，比如“王速出令反”，這段話出自《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大概意思是：大王趕快發布命令，把被抓的老人孩子遣送回去，停止搬運燕國的寶器，同燕國人商量，選立一個新國君，然後撤離燕國，那麽還來得及阻止各國動兵。如果沒有熟讀《孟子》，就有可能認為考題是“大王令你造反”，按照這個思路答題就不單純是能不能考上的問題了。另外一個難度在於答題的時候還要像作詩一樣對仗工整，這種文字遊戲確實考驗功力。不過本段敘述的這場考試的考生們不用太擔心，因為對形式的嚴格要求是從成化年間才逐漸形成的。

前麵描述的考試場景是明朝時的鄉試，一般在八九月舉行，也稱為“秋闈”。通過鄉試的考生被稱為“舉人”。但是要想參加鄉試，首先要通過縣試、府試和院試，成為“生員”，也就是秀才。明代不是誰都有資格參加考試的，考試需要有人擔保，擔保人中必須要有一名秀才，還要交擔保費，並認真填寫“準考證”，包括年齡、籍貫和戶籍。明代早期，如果是匠籍或者商籍，那麽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沒有。要是流程沒有問題，順利地通過了府試，那將獲得漫漫功名路中第一個頭銜——童生。接下來如果通過了院試，就正式成了生員。

明代的南北經濟差異和文化差異導致了兩地士子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南方士子的文化素質整體比北方好，因此北方有一些地方為了照顧本地考生會“放水”，基本上破題能夠完成，整體文章能過得去就行了。南方則不一樣，很多江南士族都是書香門第，競爭異常激烈，於是很多人會到北方考試，催生了一波“高考移民”。

再說回鄉試。鄉試的難度就相對大很多了，因此在鄉試考場出現很多“黃發”考生是很正常的現象。我們所熟知的範進就是以五十四歲的高齡通過了這一層級的考試，但就是這樣，範進也算是運氣好的了，因為很多秀才年近古稀都未能在功名之路上再進一步。鄉試不但難考，各布政司舉人的名額還有限製。如果在鄉試中考得第一名，將獲得“解元”的頭銜，晉級舉人，接下來將參加會試。要是在北方考區，那麽考場是北京貢院。這裏聚集了來自陝西、山西、河南、山東、遼寧、大寧、萬全的考生，甚至還能見到來自朝鮮、日本等地的留學生。會考的難度也不小，我們現在謂之聖人的明代大儒王陽明“複讀”了三次才通過。在會試中脫穎而出的人就成了“貢士”。會試結束一個月後，就要進入仕途的終極大考——廷試。

這天，朝廷會派出專用馬車，把學子們接到紫禁城內，本次考試隻有一場，皇帝親自出題。考試的前十名是一甲，一甲中前三名為狀元、榜眼、探花，一甲三人也稱“進士及第”或“三鼎甲”；二甲若幹人，稱“進士出身”；三甲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取庶吉士的為翰林官，其他人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會試不及格，改入國子監，也可選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縣官。由此考生們便正式地踏入了帝國的官僚體係。

早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太祖就頒布了“科舉成式”，確立了明代的科舉製度。明朝初建，百廢待興，需要大量官吏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科舉製無疑成了新帝國的官僚生產線。另外，參加科舉的生員們都要通過係統的教育培訓，朱元璋還特地建立了國子監和社學，學習的主要內容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還有一個重點的科目——《大誥》，由洪武帝親自編撰的“刑事案例”。書中的主要內容就是陳述了各種罪案，包括官員玩忽職守、誹謗皇帝、結黨亂政、抗糧抗差、貪贓受賄、科斂害民、侵吞錢糧、逃避糧差等，目的就在於教人民本分，成為王朝的“順民”。進入洪熙朝，仁宗確定了“南六北四”的錄取比例，科舉似乎正按著這兩代君王的計劃運行，然而事情卻沒有統治者想得那麽簡單。

首先由考試的體製所決定，選拔上來的官員確實有不少人成了“書呆子”，特別是在明朝中後期八股形製完全確定下來之後。我們來反觀設置科舉的目的，本來是要選取進入國家機器的官吏，然而選上來的人卻是滿口“之乎者也”的學究。比如崇禎初期的內閣中，很多大臣都沒有實幹之才，逼得皇帝走馬燈似的給內閣換血。在地方上，很多官員行政能力甚至不如自己的“師爺”，這也是明清兩代“紹興師爺”特別出名的原因。這些不具備行政能力的官員在任期間往往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導致了“懶政”現象越來越嚴重。另外，專於對四書五經等文化研究，其實沒有像設計者希望的那樣讓考生們都在一個起跑線上，反而收窄了階級躍層的門檻。因為不管在哪個時代，書香門第和豪門望族總是可以提供寒門無法企及的教育資源，這些豪門後代一旦登科入仕，又會想盡一切辦法“惠澤鄉裏”。

如果說明朝前期科舉中南北差異巨大是人口分布不均造成的，那麽在後期，社會經濟則對科舉起到了重要的影響。有明一朝，浙江、江西、江蘇、福建是出進士最多的四個省份。因為這幾個省份是瓷器、茶葉、絲綢的主要出產基地，發達的商業經濟讓這些地方的人賺得盆滿缽滿，有錢的大戶人家反過來就用資金搞精英教育，讓他們的子孫贏在起跑線上。

最後，科舉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朱元璋最不想看見的事情，就是政局中“朋黨”的形成。科舉製從唐代誕生之時，由於閱卷錄取基本上是主考官一個人說了算，因此博取功名之後，考生們都要感謝一下考官，他們往往謙稱自己是考官的“門生”，而同時考中的考生又互稱“同年”。雖然宋明之後的考試錄取不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但是這個禮儀一直被保留了下來，這就跟殿試的考生們稱自己是“天子門生”的道理一樣。這對於即將進入官場的考生來說，無疑是天生的政治資源。另外，主考官們也會有意地提拔自己的門生來鞏固地位。明代著名的重臣張居正就是徐階的學生，張居正越級升官也多多少少沾了內閣首輔老師的光，如此一來，朝中朋黨也就慢慢形成了。

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在建朝伊始，科舉製無疑是相對可實施的公平的選才製度，在平衡南北政治力量和恢複讀書人出仕之心方麵起到了重要作用。雖然在明代早已沒有了宋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環境，但是要駕馭龐大的帝國，皇帝必須要借助士大夫的力量。

“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這是梁啟超在清末維新運動中對紳權的認識，在他的意識中，紳權就是“民權”。

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權力大致經過了幾個階段的過渡與交替。在秦始皇掃六合之前，國家權力是貴族專政。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戰國四公子”以及之前各國的王公親貴，在國家內享有著相當大的權力，以至於出現了“三家分晉”；戰國後期的楚國國君做事也要看屈、景、昭三大家族的臉色。而從秦朝到清朝，中國處於君主獨裁模式，應運而生了“皇權”這個詞，皇權至高無上。皇權的特點就是唯一性。大權隻能由一個人掌握，一旦某人位登九五，那麽整個家族都實現了階級超越。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至親骨肉離權力巔峰最近，也最容易竊取權力，“玄武門之變”“靖難之役”等例子不勝枚舉，因此某種程度上皇帝防範至親骨肉更勝於他人，自古就有“天家無私事”“無情帝王家”一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朱棣這麽不放心太子了。明朝將君主專製發展到了頂峰，掌權者不可能與親族共治。那麽問題來了，九州萬方，如果隻有皇帝一個人管事，就是加班狂也要累死，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先來看一個小故事。宋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皇帝召文彥博議政，文彥博說：“祖宗法製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製，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這個故事給我們透露出幾個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乎的“民心”是士大夫的“民心”。

在如何開啟民智上，曆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非常頭疼。民智不開，人心不古，社會動**；民智大開，又對皇權有嚴重威脅。在兩難的情況下，皇帝選擇了將開民智的主體轉移到士大夫身上。毫無疑問，共治天下，讀書人是最好的“合夥人”。士大夫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行政的能力，十年寒窗為的就是出仕，“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士農工商”，自古以來沒有聽說過文人造反的，從本質上來說，士大夫和皇帝是一個戰壕的。士大夫在朝為官是“官僚”，致仕回鄉則為“紳”。不管怎樣，這群人都與統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這些人不但在朝時能“呼風喚雨”直達天聽，回鄉了影響力依然是巨大的。有家底就能夠給後輩提供良好的教育，後代大概率也會繼續出仕。即便“退休”了，還有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門生故吏或者是同朝好友，一句“我上邊有人”就足以讓縣太爺敬畏三分了。這些人有政治資本，有經濟實力，地方的修路、造橋、築壩、辦學堂等一係列的工程，政府都要依靠這些鄉紳共同操辦，帝國在基層的權力真空正好用鄉紳來填充。而在這過程中，鄉紳和官員們又可以“雁過拔毛”，所以從根本利益上來說，士大夫是共治的最佳人選。這些人十年寒窗為的就是“衣錦還鄉”。

其實明代官員的務實與皇權的專製是分不開的。在千百年的封建王朝的進化中，士大夫由最初的有權、有勢慢慢演化為皇權的奴隸。早在漢代，有三公“坐而論道”，賈誼還可以與漢文帝“對坐”。到了宋朝，滿朝文武隻能站著議政了。直到明、清，跪著奏事已成常例，官員在皇權麵前毫無顏麵。沒有麵子，文人們就更注重於做官的“實惠”了。

官員也好、士紳也罷，特權是最重要的，明代士紳最重要的特權就是免役。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二月詔令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見任官是做官者本人，見任官的父兄子弟則是鄉紳。兩年後又規定“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複其家終身無所與”這條法律，連退休官也享有免役權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又規定：“京官一品免三十丁，二品二十四丁，九品免六丁，……外官各減一半。”士紳不用服役，不代表著這些徭役免除了，而是轉嫁到平民身上了。

此外，明代士紳還有豁免田賦的權利。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優免事例規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又改為，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二品二十四石，到九品免糧六石，外官減半。生員無力完糧，可以奏銷豁免。

所以有明一朝，最苦的是平民。如果家族裏沒有人考取過功名或者為官，那意味著你要分攤士紳豁免的田賦。而且土地兼並的情況越嚴重，老百姓身上的擔子也就越重。

除了實質性的福利之外，士紳在社會地位上也是高人一等。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的詔令規定：“致仕還鄉者……其官居鄉裏，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淩侮者論如律。”你要是“退休幹部”，去鄰居家吃喜宴都要單獨給你開一桌，見到普通民眾完全可以無視，這無形中給了士紳一種天然的優越感。

不但如此，整個地方的社會秩序也是由官員和士紳共同把持的。俗話說“縣官不如現管”，在皇權真空的地帶，官員和士紳們往往沆瀣一氣，製定“潛規則”。他們把持官府，囑托詞訟，武斷鄉曲，霸田占地。雖然是飽讀詩書的儒生，但與地痞流氓無異。明後期名臣趙南星曾言：“鄉官之中多大於守令者，是以鄉官往往淩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則明辱暗害，無所不至。”官紳相護，橫行地方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很多曆史上的名臣，在朝為官，回鄉後搖身一變成為地主土豪。嘉靖時的首輔徐階在官場素有口碑，就是這樣的名臣，在家鄉兼並的土地也多達幾萬畝。

官員的無法無天實際上是皇帝對紳權的寬容和放縱。皇帝采用實際的利益作為交換，把士紳階層和自己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皇帝在乎的是“士人的心”，士大夫圖利，對皇權的威脅也最小，才能成為皇權統治的最佳工具。到了明朝中後期，科舉製已經成了讀書人登上廟堂的唯一途徑，讀書的“高回報”讓天下學子為之癡狂，南北人才源源不斷地進入國家機構。所以有明一朝，不論君主再怎麽昏庸離譜，國家基本上都能正常運轉。

每個製度都有其優劣性，不管怎麽說，科舉製還是加快了帝國的官僚化進程，讓聽命於皇權的官僚能夠深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讓社會的精英階層確立了以出仕為榮的價值觀與社會認同感，仁宗一朝也完成了明廷由“馬上天子”轉變為“文官理政”的時代。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一個身材肥碩的人登上了紫禁城的皇帝寶座，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第四位君主——明仁宗朱高熾。雖然在皇位上隻待了短暫的十個月，但曆史對他的評價很高，並開啟了仁宣之治的序幕。

性情溫和的朱高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對文臣有著一種天生的親近，最喜好和大臣談古論今。正是這一點為他爭取了最大的“籌碼”，仁宗的立儲和登基，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以解縉為首的一大批士子的支持。或許是知道治天下需要帝王與臣工勠力同心，也或許是仁宗的寬容大度和身體欠佳更願意讓朝臣參與繁雜的政務，洪熙朝短暫的改革中對政務與官員的整頓尤為顯著。朱高熾通過改組內閣，任用了一大批翰林學士和幹練的官員充實行政官署，參與新政府的工作。雖然永樂時期內閣已經逐漸形成，但是由於朱棣的性格強勢，很多事情還是由皇帝乾綱獨斷。而在洪熙一朝，朱高熾經常召見臣工，在聽取大臣議政之後再做重要決策，內閣的作用被放大，大學士們有了機會親自參與重要決策，包括還都南京的決策，就是在夏元吉、陳瑄等眾大臣上書的情況下做出的。朱高熾還在這一年賜給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每人一顆刻有“繩愆糾繆”字樣的銀印，命令他們用此印密奏關於皇親國戚胡作非為的案件。仁宗對文臣的倚重可見一斑。

雖然在位隻有短短的十個月，但朱高熾先後監國長達十餘年。在此期間，他和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等大臣共議朝政，保證了國家的正常運轉。朝臣元老們早已將朱高熾視為了帝國未來的掌舵者，而這位短命的“船長”也為後來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在永樂二十二年餘下的幾個月中，朱高熾更是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行政改革上。他削汰冗官，提拔才幹，規定官員在70歲必須奉命退隱。同時為了更好地吸納人才進入權力機構，監察禦史被派往全國各地去調查官員的政績，尋求合適的人選。朱高熾也為讀書人躋身廟堂掃清了障礙，從仁宗開始改革的科舉製度在日後日漸成熟，成了甄選帝國官僚係統人才最為高效和公平的手段。著名的曆史學家錢穆先生曾說過：“中國曆史上真正可以稱之為科舉製度的隻有明朝，擠到獨木橋上也隻有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