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蜀亂——天府之國變人間煉獄

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四川，清軍破內江。

幾個人神情疲憊地走在內江通往威遠的林間小道上，在這群人中有一個叫歐陽直的書生。在這林木陰森的山路中，他們一行人精神高度緊張，他們恐懼的既不是亂兵，也不是山中會出現的毒蟲野獸，而是在兩邊茂密的林木中的一群衣衫襤褸的流民，他們始終和歐陽直一行人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群人在陰暗的叢林後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盯著他們，突然一位傷重的同伴被幾隻手拉進了林木中，透過林木可見流民們馬上開始在他身上啃咬，一個個眼中露出了瘮人的綠光。歐陽直一行人見狀加快了步伐，雖然大家已經筋疲力盡，但是求生的欲望還是指揮著他們的雙腳小步快跑地走出了這片森林。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掉隊，會被林子裏的人吃掉。沒錯，就是人吃人，這種事他們已經碰見過很多次了。

在明末清初的近半個世紀裏，天災、兵禍、虎患、瘟疫先後肆虐著川蜀大地，人類文明遭到嚴重破壞，讓這片昔日的沃土呈現出寥無人煙、野獸橫行的慘狀，宛如人間煉獄。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軍占領四川全境後開始審核戶籍，此時全川人口竟然隻剩下八萬左右，而且這八萬人中還有一部分是移民，以至於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走馬上任的四川巡撫張德地麵對蜀地破敗凋零之慘狀感歎：“有川之名，無川之實！”

逃出密林的歐陽直可以說是整個蜀亂的經曆者，他先後目睹過瘟疫的流行、張獻忠部隊的濫殺、從“搖黃”的大本營脫險，還經曆過“虎口餘生”“人相食”的慘劇。歐陽直是幸運的，他躲過了發生在蜀地的這場浩劫，並且著有《歐陽氏遺書》一書，將自己目睹的人間慘劇完整真實地記錄在了書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

平心而論，明末的蜀亂是自然氣候和政治腐敗多方麵原因造成的，通俗地講就是“天災”和“人禍”。在17世紀，全球都經曆了氣候異常的現象，極端的天氣對中高緯度國家影響尤為嚴重，甚至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氣候史研究結果表明，彼時北半球氣候異常寒冷，冬季的平均溫度比現在要低2攝氏度。其中明萬曆二十八年至崇禎十六年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而崇禎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這一段時期的極點。不但是中國，朝鮮的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記》中也對這一時期的氣候變化作了第一手的記錄。反觀後來清朝康熙時期實現的“康乾盛世”，除康熙帝具備極高的治國才能之外，與小冰河期結束、氣溫普遍回暖給北方農業帶來了良好的生長環境也有著很大的關係。

作為典型的以農耕為主的封建王朝，惡劣的氣候對國家的影響不亞於今天的經濟危機。因為在北半球中高緯度地區，年平均氣溫每增減1攝氏度，會使農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周到4周；中國廣袤的農業生產基地基本都處在亞熱帶和溫帶季風性氣候地區，氣溫與降水之間關係密切——氣溫高，降水多；反之則少。所以，明崇禎時期迎來了最大的一次旱災，而大災害過後一般又會並發蟲災等次生災害。

河南人鄭廉所作《豫變紀略》為我們提供了第一手翔實的史料。據書中記載：“崇禎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裏，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鬥米千錢，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饑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可以看到的是，從崇禎三年起的十餘年間，作為北方農業生產基地的河南基本上沒有過上一天的好日子，旱災、蟲災交替發生，這裏也發生了“人相食”的慘劇。

崇禎時期發生的大旱不僅局限於河南一省，其受旱範圍之大百年未見。北方的主要糧食產區河南、山西、陝西、山東等地都連旱五年以上，且在此期間很多災區都並發蟲災。到了崇禎十一年，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不論東西，不分南北，竟然形成了近千公裏的特大災區，全國共有二十多個省份受到旱災的嚴重影響。到了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災情擴散到黃河長江中下遊和整個華北平原，四川亦受到波及，與此同時長江流域迎來了大麵積的蝗災。

自然災害的襲擊，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老百姓沒飯吃。曾任兵部尚書的呂維祺上書朝廷說：“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生存是人的本能，沒有吃的就要找替代品。此時有些地區的饑民開始吃蓬草、樹皮，還總結出了“榆樹皮較為好吃”。災區的榆樹皮吃完了，有些人又發現了可以吃的土塊，可惜這隻是一種脹腹的假象而已，吃土的人“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災情之下，每石米的價格已經漲到一兩，僅僅過了一年，米的價格就瘋漲了三倍以上！這個價格還不算太離譜，四川地區的糧食價格已經高得讓人無法想象了，據《蜀碧》記載，蜀地其時兩升珍珠竟然都難買一碗白麵。價格已經不是關鍵了，因為糧食的總量是缺乏的，總有人吃不到糧食，而這些人自然就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沉重的賦役、嚴重的土地兼並本來就已經讓社會矛盾激化，這次百年未遇的自然災害更是壓垮了明朝脆弱的神經，迫使農民揭竿而起，很快席卷大半個中國。

公元1644年，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上是十分特殊的一年，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四個年號：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大順（李自成政權）永昌元年、大西（張獻忠政權）大順元年。四川之所以會發生兵禍，跟這四個政權並立有著很大的關係。從公元1644年張獻忠破萬縣入川開始，四川曆經了長達三十餘年的戰亂。其間張獻忠的農民軍、明朝殘餘軍隊、清軍和一部分李自成部在昔日的天府之國進行了犬牙交錯的拉鋸戰。清軍平定四川後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鎮守雲貴的吳三桂起兵反清，四川再次受到波及成為戰場，無數百姓亡於戰火。

封建社會的戰爭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戰爭期間“玉石不分”，百姓卷入戰禍喪命的概率相當大。而蜀亂期間的兵禍更甚於其他的王朝更替時發生的戰爭，彼時一方麵是壓迫日久的底層農民階級的情緒大爆發，另一方麵是遊牧民族與農耕文明兩種意識形態的碰撞，以致戰爭中出現了大量的非理性、不人道的虐殺行為。

公元1645年，成都南門外的河流已經變成血紅色，河水被屍體阻塞，流動緩慢，周圍的空氣散發著難聞的屍臭和血腥味。然而對讀書人的屠殺依舊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前來應試的考生被集中在大悲寺，每個人都要通過張獻忠嚴格的審核，除年齡較小和他看得順眼的人之外，其餘考生被士兵依次帶往城南。這些考生滿心歡喜，以為是趕赴考場。然而當到達城門時立刻被兵士剝去衣服，押到橋上，用刀斧砍入水中。屠殺持續了三天，其計劃之縝密有序、手段之殘忍令人咋舌。據《蜀警錄》記載，約有一萬七千人在此次屠殺中殉難。然而這隻是張獻忠為魔一世中瘋狂殺戮的一個小小片段。

公元1644年，張獻忠西進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大西政權存在於公元1644—1647年，行政範圍大約在今天的四川省。政權雖然隻建立了短短的三年，但在四川主政時期張獻忠卻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張獻忠在這三年中以自己的方式接管四川，他的方式也很簡單，就是“殺”。

在蜀亂期間，張獻忠一共屠殺了多少四川人？據清初毛奇齡編著的《後鑒錄》統計，明末蜀亂死於張獻忠刀下的人數約為200萬！明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登記在冊的四川人口約為 310萬，但是考慮到瞞報、漏報等因素，根據經驗推算當時蜀地的人口在600萬上下，可以說蜀地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死於張獻忠的刀下。毛奇齡在康熙時期參與了政府組織的《明史》的編修，使其能夠有機會較為廣泛地接觸到當時的史料。他生於公元1623年，親曆了明末的兵禍。毛奇齡在做學問方麵十分嚴謹，力求“字字質正”“句句可考”，由此可見《後鑒錄》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客觀真實的。

張獻忠出身卑微，世屬軍籍，成年後他理所當然地進入了軍隊。然而明朝末年軍備廢弛，士兵被克扣軍餉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張獻忠的生活不但沒有保障，還經常被軍官體罰。有一次他被人誣陷**擄掠，差點被正法，雖然得到賞識他的軍官力保逃過一劫，但是軍隊的飯碗卻丟掉了。回到家後不久，他又被官府抓到大獄，背上了勾結匪盜的罪名，最後因為證據不足被放回了家。作為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成員，目睹的都是社會上最陰暗的事，再加上自己這一階段的經曆，張獻忠的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也造成了他仇視社會的扭曲心理。

公元1645年，張獻忠的軍隊在川南與明軍對抗中屢屢失敗，軍事上的失利讓他惱火不已，這時入主成都才兩年的張獻忠竟然決定屠城，因為他覺得是成都的百姓暗通敵軍才導致自己節節失敗，為此他親自做了極為詳細和周密的布置。在張獻忠軍中長期隨行的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親曆了這次屠殺，並詳細地記錄在了《聖教入川記》中。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張獻忠以軍事演習為借口，組織全城的百姓有序出城，等待集結完畢後，張獻忠親自率馬隊來到南門外沙壩橋邊開始指揮屠殺。頓時城外無數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士兵刀砍斧劈，哀號之聲震耳欲聾。有些人看見了馬隊中的張獻忠立即跪地哭求：“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國法，何故殺無辜百姓？乞大王救命，赦我眾無辜小民。”然而張獻忠不但毫不動容，更是馳馬躍入人群踐踏。就這樣，將被帶到城外的百姓屠殺殆盡。據《聖教入川記》記載，當日城外“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聖教入川記》主要記敘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動，包括明朝末年四川地區天主教布教過程，也記載了明末張獻忠製造四川大屠殺的詳細經過。內容大部分來源於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的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這兩位西方人深得張獻忠看重，跟隨其多年，其記錄的文字可信度較高。

同樣的屠殺行為在四川各地進行。在簡州，全城百姓同樣被有組織地搜押出城，張獻忠的軍隊先是選出他們需要的人員，隨後將剩下的老少無辜屠殺殆盡。據清代學者彭遵泗所著《蜀碧》記載，張獻忠部以“砍剁手足”計功，集二百雙便可晉升“把總”。其部隊還發明了名目眾多的虐殺方式——把兒童放入火堆燒死叫“貫戲”，拿長槍把人從背部挑起來刺死名曰“雪鰍”，經常將人殺死後用內髒來喂食驢馬。四川人費密，一個蜀亂親曆者所著《荒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公元1645年張獻忠部孫可望率軍屠閬中，所到之處人手堆積如山，斷指手骨散落田野，就連躲藏在山野的老人婦孺也屠殺殆盡。可見張獻忠虐殺蜀地百姓的事實和其軍隊的殘暴。

在日常生活中，張獻忠對待生命也是如同兒戲，發怒要殺人，生氣要殺人，就連喜歡一個人也要殺死他。

公元1644年，張獻忠舉行了一次武科考試，一個名叫張大受的考生拔得頭籌，受到張獻忠的親自接見。在大殿上見張大受身長七尺，氣宇軒昂，而且作為武狀元的他詩詞書畫兼通。張獻忠對他十分喜歡，馬上賜予金幣刀馬，賜宴同坐。次日又命禦用畫匠為張大受精描肖像，複賜美女家丁幾十人。歡喜之餘，張獻忠環顧左右說：“老子太喜歡這個狀元了，喜歡得一刻也離不得，見了又要給賞，老子簡直不敢再見其麵了，怎麽辦呢？”正當眾人不解其意時，他突然下令“殺掉張大受”。可憐隻當了三天狀元郎的張大受就在張獻忠的“無厘頭”思維之下命喪黃泉。

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嚴重懷疑長期以來高強度的征戰和複雜的環境導致張獻忠精神失常。《聖教入川記》中記載“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特別是進入四川之後，經常是無征兆地下令殺戮百姓或者官員，而過後常常會表示後悔。這是典型的“反社會型人格”精神病的表現，而且罹患這種疾病的人童年大都在惡劣的社會與家庭環境中成長，這與張獻忠的出身高度相似，這種病症的典型症狀就是易怒，常為小事做出不計後果的行為。如果這一記錄真實的話，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張獻忠能夠做出如此暴虐的行徑了。

入蜀短短三年，張獻忠對四川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公元1647年張獻忠在西充鳳凰山被清軍絞殺，張獻忠死了，然而蜀地的苦難並沒有結束……

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重慶外圍的中軍大營裏雖然燈光昏暗，但是依然掩飾不住帳內清軍主將的興奮，他在給皇帝的奏折中寫道：“此役臣斬首數萬，所獲騾馬無數。複入內江，擊破張獻忠部一百三十六營，斬首兩千三百，四川大定。”寫奏折的人就是清和碩肅親王豪格。

由於曆史上清政府在修編《明史》的時候，有意將史料中對清軍入川時的破壞做了銷毀與隱匿，現在要比較精確地統計清軍的屠殺人數已不太容易，但是從現存的檔案和資料中還是能夠從側麵分析出清軍對四川人口的破壞情況。

清軍在入關初期的戰役中，常常以劫掠來犒賞兵士，伴隨而來的自然就是屠殺。稍遇抵抗，無論軍民都無差別地屠殺一光。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軍由吳三桂率領與南明軍隊大戰閬中，兵士死者一次就達四萬多，屍體竟然將江水堵塞。在吳三桂給清廷的捷報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擒斬複臣及偽將等二百餘員。賊兵四萬餘級。”而順治接到了奏折後竟然直接下達屠殺原則，就連俘虜也要殺幹淨。有了皇帝的首肯，在剿滅張獻忠部及南明勢力的戰爭中，清軍進行了大規模的屠城。

麵對清軍的屠殺暴行，公元1646年歸順南明的農民軍將領郝搖旗、劉體純等人，聯合抗清地主武裝王光興、譚文等人，在夔州、遠安、竹溪、施州廣大區域的山嶺之間建立基地，擁兵數萬，抗擊清軍，史稱“夔東十三家”。

夔東十三家的根據地在如今的三峽地區，此處是兵家必爭之地，易守難攻，而且是四川入湖北的通道。義軍此時在根據地內減租減稅，實行了一係列的政策鞏固根據地，一時間夔東地區呈現出“招徠撫集，百堵皆作”的景象，使以夔州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得到短暫的恢複，成了蜀亂中的一塊“樂土”。此時清軍剛剛入川不久，軍紀敗壞，這一地區的抵抗情緒十分激烈，如果要剿滅夔東十三家，必然上演一場血戰。清軍權衡利弊之後，決定繞開夔東地區，直接南下剿滅南明政權。直到十幾年後清軍徹底消滅了南明政權，才開始對夔東地區抗清武裝的絞殺。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九月，清軍集結大軍開始對夔東十三家進行圍剿，戰事慘烈。這場戰役一直持續到康熙三年，夔東十三家最後一支部隊李來亨部被消滅。清軍在剿滅起義軍的過程中，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以確保“掃穴無遺類”，堅持鬥爭21年之久的夔東十三家被清軍剿滅。然而清軍平定四川沒過多久，鎮守雲南的吳三桂又起兵反清，四川再次成為戰場。

為什麽四川會頻繁地成為戰爭的主戰場？這與四川重要的戰略位置密不可分。首先四川“沃野千裏，天府之土”，是重要的戰略基地，縱觀曆史，秦朝開發蜀地使國力大增、三國劉備據蜀而有天下三分，都證明了四川作為根據地的重要性。另外，四川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出可近中原腹地，退可守千裏沃野。就連近代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也是將西南作為大後方才得到了休養的時機。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的三藩之亂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難。吳三桂起兵時，鄭蛟麟、吳之茂響應吳三桂叛於四川，兵禍使四川再遭**，“十室九空，……生靈塗炭，怨聲滿路”。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軍入川，供給遇到了極大困難，主將趙良棟、王進寶等人上奏折向清廷求援，此時主政的康熙卻下令“就地打糧”：“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於所複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穀，悉行察收。”川蜀之地幾經兵禍瘟疫，百業凋敝，百姓手中哪還有餘糧？但有了聖旨，清軍便肆無忌憚地搶掠財物，屠殺川民，很多城鎮呈現出“路無行人，道惟荊棘，空城不閉”的景象，就連政府官員也逃遁得不知所終。清軍入關時原始遊牧民族的野性再一次暴露出來，一直到康熙二十年這場浩劫還在雅州等地發生，穀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以至於大批難民不得不往川西謀生。

由於各方政治勢力長期在蜀地進行角力，這一地區出現了大麵積的權力真空地帶，滋生了“搖黃”勢力，無疑讓蜀地戰亂雪上加霜。

在四川兵禍持續之時，相繼出現了“遵天王”袁韜、“逼反王”劉維民、“黑虎混天星”王高、“奪食王”王友進、行十萬等一係列集團，“搖黃”是對這一係列性質相同的集團的統稱。雖然有很多武裝集團，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的範圍還是在四川。相比起張獻忠的部隊，這股武裝力量的殘忍性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由失去土地的流民組成，沒有統一的政治綱領和口號，軍紀更是無從談起。長期以來受盡了階級剝削和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困苦之中，一旦有了權力，這群人的欲望便無限製地放大，化身為魔鬼。

正因如此，“搖黃”的破壞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比張獻忠部更為強大和殘忍，所掠之地，丁壯被擄，婦女被**。崇禎九年，“搖黃”盡掠通江等縣，造成赤地千裏。

歐陽直在《蜀亂》裏描述說：“乙酉（清順治二年），……‘搖黃’賊屠巴州、通江、東鄉、太平、達州、梁山、新寧、開縣各地方，人煙俱絕。”“‘搖黃’賊攻破長壽、墊江、鄰水、大竹、廣安、嶽池、西充、營山、渠縣、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入營……積屍遍地，臭聞千裏。”

正是因為沒有政治綱領，當時的幾方政權都沒有把“搖黃”作為政治敵人來重視，也無暇顧及他們，因此“搖黃”得以滋生和進行無所顧忌的破壞。通常是軍隊進剿，“搖黃”便遁入山林，官軍去後，他們又照常出來劫掠。在川東、川北之地，“搖黃”活動更為頻繁。這一區域本來就地瘠田少，百姓死亡不計其數。

崇禎十一年之後，“搖黃”的勢力越來越大，川東、川北民不聊生，就連陝南也遭到了入侵。隨著“搖黃”勢力的擴大，很多鄉紳、豪霸、亡命之徒，也都乘機加入，教唆**燒殺之技。

歐陽直就曾落於“搖黃”行十萬部，在軍中他常常見到他們殺人作樂：士兵常常把小孩拋向空中，然後用槍接住；把人綁在樹上，將內髒掏出……十年後當吳三桂率軍從保寧向重慶進軍時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景象：“枳棘叢生，箐林密布，雖鄉導莫知所從。惟描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

“搖黃”侵蝕著蜀地，其破壞力之大，行事之殘忍可見一斑。這股勢力直到清朝定鼎中原之後才被清政府消滅。

而在長期的兵禍中，又催生了令人咋舌的“虎患”。

一隊百姓高度警惕地行走在“密林”中，他們手持棍棒，排成環形，中間的幾個人手持木桶，整個隊形快速地往三十米外的水井方向移動。到達水井時，手持武器的人們迅速散開，麵朝外包圍住水井，手持木桶的人們迅速開始打水，打完水後他們又恢複了之前的隊形，快速撤離。

這是順治八年居住在成都市中心的老百姓日常取水的一幕。當時的成都是什麽樣子呢？可以從南明總督李乾德給孫可望（張獻忠部將，後歸降南明政權，隨後降清）的信中看出來：“荊棘塞道，萬裏絕煙，茂草荒林，惟有馬跡，狐遊虎逐，罕見人跡。”經曆了幾十年的戰亂，人類文明似乎從四川的大地上被抹去了。原先的良田萬頃、市井繁華**然無存，不要說偏遠的縣城，像成都這樣的大城市都變得是殘垣斷壁，植物瘋長，飛禽野獸遊走其中，成都原先的蜀王府也是野獸成群。文人王沄在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入川時，目睹蜀王府荊棘叢生，成都更是“山麋野豕，交跡其中”，以至於幸存的居民將蜀王府稱為“棘園”。如此環境下，老虎更是瘋狂繁殖，在四川造成了為禍一方的“虎患”。

來看下歐陽直的記錄：“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而且這時的老虎還掌握了新技能——“逾屋上牆，浮水登船爬樓。”歐陽直本人就曾經曆過虎口逃生。約在公元1647年他到達資陽、簡陽縣交界處的密林時，突然遇見四隻老虎，但是這些老虎並沒有吃掉歐陽直，而是從他身邊“細嗅而過”。在宜賓、瀘州等地，他又見到老虎多得像羊群一樣的壯觀場景。這些老虎在四川各地橫行無忌，吃人無數，而且為禍時間長達半個世紀，造成了四川人口的嚴重損失。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四川的考官方象瑛在《使蜀日記》中還記載了到達新都縣時看到的情景：“中衢茅屋數十家，餘皆茂草，虎跡遍街巷。”在鬧市區僅有茅屋十餘座，其他地方雜草瘋長，而且還能到處看見成群的老虎，可見蜀亂破壞之大。

四川因為虎患到底喪失了多少人口現在已經無法精確統計了，但是可以從四川巡按張瑃給朝廷的一份奏折中看出老虎的威力：“從陝西、甘肅入川的移民506人，被虎食228名；複又新招移民74人，被虎食42人。”

“蜀亂”為什麽會出現如此猖獗的虎患呢？我們知道，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川西平均海拔為三千米，而川東以丘陵盆地為主，全川地貌複雜，山地居多，氣候濕潤，植被茂盛，非常適合老虎生存。另外就是兵禍導致的虎患，大量的戰爭與殺戮導致川中人口銳減，城鎮鄉村荒廢，很多地方荒無人煙，老虎等猛獸失去了重要的天敵，這為老虎提供了極佳的生存環境。在虎患最嚴重的地區，老虎竟然吃人都吃膩了，經常是撕咬幾口便離去，以至於後來順治、康熙時期，入蜀任職的官員第一件工作就是組織人力圍剿老虎。

在天災、兵禍、虎患之後，我們再看看蜀亂中的瘟疫。

崇禎六年，鼠疫首發山西。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隨著流民波及，北京變成了人間煉獄。昌平州的記載中稱鼠疫為“疙疽病”——“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此次疫情大約奪走了20萬北京人的性命，京中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隨著流民、兵禍的日益蔓延，鼠疫和其他疾病同樣也傳到了蜀地。

據《四川總誌》記載：“大兵之後，凶年饑饉，瘟疫仍頻。”當時四川主要有哪些流行疾病呢？我們先來看下症狀：有的人患病以後，頭大如鬥；有的人雙眼赤黃外凸；有的人雙腿腫脹像馬蹄一樣，不能行走。凡是有以上三種症狀的人基本就隻能等死了。從以上的病例來看，蜀地的傳染性疾病已經遠遠超出了鼠疫的範疇，霍亂、肝炎、瘧疾數疫並發。同時在清平世道為人們看家護院的狗，在亂世也化身為惡魔——各個城鎮以及郊野山林出現了大批攜帶狂犬病的野狗，它們往往幾十成群，以死屍為食，頻繁襲擊路人。被瘋狗咬傷的人往往會得上“瘋病”（狂犬病），數日則斃。

直至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四川等地還經常出現大規模的疫情。

中國封建社會往往在天災之後會出現大的疫情，封建統治者會將這些情況與“天譴”“氣數”“天道輪回”掛鉤，其實這一係列的災害都是有內在聯係的。明末首先出現了大麵積、長時間的自然災害與病蟲害，從根本上破壞了農業體係，其結果就是人們長期處於饑餓狀態，這種情況下人的各項器官活動強度會明顯降低，代謝水平下降，所以容易感染疾病。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災害導致的饑餓往往造成了大量的流民和叛民，從而引發兵禍。災害和兵禍造成的人牲死亡，屍體往往得不到及時處理，使病菌繼續汙染食物和水源，同時老鼠、跳蚤等害蟲還會大批量地攜帶病菌，增加了傳染媒介。

對於明末大疫病的流行，吳又可創新性地認識到了關於控製傳染媒介的重要性，創立了“溫疫”學說。他認為當時的疫病不是個體本身造成的，而是通過空氣傳染的，人對不同的病原體的適應性、抵抗力都不同。一旦相互接觸就會傳染，帶來意外的災難。他認為疫病“自口鼻而入”，並總結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救治辦法——提倡病患“戴口罩”和“隔離”。吳又可於1642年寫成《溫疫論》一書，領先西方的疫病學說二百年。

曆經長達半個世紀的蜀亂，昔日的天府之國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人口的銳減不再累述，就連四川境內的文明也毀於一旦。彼時成都街巷盡毀，城內百草叢生。成都一些水井之中水已枯竭，塞滿人骨。四川境內千裏無人煙，無雞鳴犬吠，虎嘯狼吟響於耳邊。偶見一人，也是“斷手瞎眼”，不成人狀。

介於四川破壞之大，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清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往四川移民，並且頒布“開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開啟了四川移民熱潮。其中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外來移民大約占了一半，湖北籍移民最多。因為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由湖北進入四川較為方便。

在一百多年的移民過程中，全國各省總共有一百多萬人定居四川，為蜀地的重建貢獻了巨大的力量。而四川也逐漸在政治穩定、氣候變暖的清朝中期慢慢恢複了天府之國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