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朱由檢——孤獨的皇帝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紫禁城。
不遠處傳來隆隆炮聲，寢宮內桌上的菜肴還算豐富，但是所有人都毫無食欲。“皇上如聽臣妾之言及早南遷，不致有今日！”周後啼哭著向崇禎帝朱由檢說道。皇帝此時早已沒了與周後昔日的溫存，但見他手握利劍，目露凶光回道：“事已至此，可以一死！”聽了這句話，周後與幾個兒女揮淚訣別，隨後便在坤寧宮自盡。
眼見周後身亡，朱由檢手執利劍分別砍向安樂公主、昭仁公主。殺女之後他似乎著了魔一般，欲將後宮嬪妃全部斬殺。大內頓時血流成河，宮女太監四散而逃。眾人的尖叫似乎將這位得了“失心瘋”的皇帝的魂魄拽了回來，他臉上迅速恢複了以往的神態。朱由檢找到幾位皇子，並交代心腹太監將他們帶出宮。望著皇子遠去的身影，他如釋重負地歎了一口氣，然後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玄武門。
已近三更，霧大雨疏，雖然近四月天，但是如此雨夜還是帶有一絲寒氣。朱由檢來到紫禁城後邊的煤山，這時他還心存一絲幻想，也許上天庇佑，會有勤王之師逆轉戰局。他想在這個製高點看看遠處的戰況，但見黑夜裏遠處點點火光，聽著不時傳來的零星炮聲，他知道大勢已去。這時從小受到的教育和生在帝王之家的心誌讓他眉宇間頓生一股英氣，朱由檢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寫道“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書畢在壽皇亭邊自縊而死。
伴隨著崇禎皇帝的死去，正史上記載的國祚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覆亡。明思宗朱由檢是明朝的第十六位君主，相比明朝曆代君王，他雖然算不上明君，但至少也不昏聵。朱由檢聰敏好學，勤政節儉，但在其執政的十七年中，整個王朝反而江河日下。
朱由檢運氣的確不好，到他上位之時，朋黨、邊患、饑民、腐敗這些重症已經將大明朝的肌膚徹底侵蝕，政治腐敗、武備孱弱、道德淪喪、經濟崩潰，命運選擇了崇禎，但曆史卻拋棄了他。
時間回到萬曆三十二年，常州府。
無錫東門弓溪旁新落成的書院大門上的一副對聯尤其引人注目，上聯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下聯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書院內一人正對“四書”經義做講解，台下人則全神貫注地聆聽。講師叫顧憲成，這座他親自創辦的書院叫“東林書院”，這也許是最接近日常講學的一幕。
顧憲成為官直言敢諫，經常對朝政弊端有所非議，從而觸怒了神宗被革職。
他決定回鄉從事講學活動，由於在士大夫中有著很高的威望，得到了包括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等眾多官員和文人的支持。萬曆三十二年十月，由顧憲成主導，其弟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成立了東林大會，定期舉行講會，吸引了眾多的學子官員，由此東林聲名大噪，號稱“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而一講就是四年。
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今日天下大勢盡歸東林”，神宗看到這行字雙眉緊皺。幾天前內禦史徐兆魁等朝臣反映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並與戶部尚書李三才結成“東林黨”，經常“雜以時事”，刊印講義涉及政治，脅迫地方幹擾行政等。皇帝還沒做出反應，光祿寺丞吳炯等正直的官員對徐兆魁的奏折提出異議，由此掀開了關於“東林黨”是否亂政的長期討論。
從本意來說，麵對糜爛的朝局，回鄉的顧憲成有心回歸學術。明朝雖然是我國封建集權趨於鼎盛的時代，但是也是思想與精神激烈碰撞的時代，催生出了影響整個亞洲的陽明心學。但是顧憲成對陽明心學的理念不甚認同，他意欲正本清源，重整道德，傳達孔孟儒學，回歸程朱理學才是顧憲成開辦書院的目的，講學的內容也大多是“四書”經典。在顧憲成等人看來，朝堂之上政清人和，在野為民回歸儒學正脈是重整道德的重要標誌。
但是以顧憲成為主的講學團體確實具有著一定的“精神潔癖”，正本朝綱、清除思想流弊是他們對現實的美好願望，並致力於通過道德改革運動重新確立儒家的傳統行為準則。但是這些人往往止步於學術討論而很少有實際幹才，因此美國學者賀凱形象地稱東林團體是“道德的十字軍而不是改革家”。而掀起波瀾的徐兆魁的奏折，背景則是閣臣李廷機意欲阻止戶部尚書李三才入閣的鬥爭，李廷機團體汙蔑李三才結黨營私，同時含沙射影地指出其後的黨就是東林書院。天真的顧憲成知道此事後寫信向朝廷解釋，正好被李廷機團體利用大做文章，而且這個誤會越來越深。到了天啟朝，東林書院的一些成員回歸政壇，並且與魏忠賢團體抗爭，從而引得魏忠賢的嫉恨，後者更是欲要把東林黨除之而後快。天啟五年，東林書院終被明廷禁毀。
可以說從一開始，東林黨就從來沒有形成過黨派，隻不過是對政見或者學術思想一致的一群人的統稱，但是明朝中後期的朋黨之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起初的爭執還能夠為國家計，到後來這些科舉出身的官員往往隻是因為政見的不同而互相參奏、詆毀，在政局上沒有誰能獨善其身，必須“站隊”，這樣就給國家帶來了不可挽回的負麵影響，更重要的是這種黨爭一直貫穿於整個明朝後期。
除了無盡的黨爭之外，人才的匱乏也是令崇禎帝頭疼的一件事。
相比於明朝初期三楊輔政，萬曆年間的張居正、馮寶二人組，崇禎年間無論是內閣還是司禮監堪用之才實在不多。朱由檢在位十七年共換掉了十七任內閣首輔，繼位的第一年，內閣首輔就換了四人。而這些閣臣確實不堪重用，有的人連基本的行政素質都不具備，甚至在給皇帝的票擬中經常會出現錯別字。有一次皇帝問周道登“為何宰相要用讀書人”，他竟然恍然不知，當著皇帝的麵回複要查查書才能知道。如此庸才竟然能夠忝居內閣首輔，崇禎朝的政治昏聵可見一斑。
另外，崇禎帝的處事風格和性格缺陷也導致了很難有人能和他“搭班子”。年輕氣盛的皇帝初登大寶，心中萬丈豪情，目中無視一切。身係九州萬邦，應該包容天下，他卻總是盯著別人的缺點和做事的細節。而且崇禎似乎還有道德潔癖，他認為即便是唐太宗這樣的盛世之主不免也有“玄武門之變”這樣的道德汙點。總是這樣的嚴於律人，試問能有誰可以入得了朱由檢的“法眼”？此外，由於幼年時長期處於壓抑和不安全的環境中，崇禎帝形成了自卑和敏感的人格，他最恨別人欺騙自己，十分多疑，這樣的皇帝實在是讓人難以相處。
在曆經了多輪的內閣換血之後，朱由檢終於發現一個閣臣堪用，那就是少詹事（主管太子教育）劉鴻訓。他年輕，有幹勁，有想法，很多事情能和皇帝合拍，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機會成為輔佐良臣的人，卻因為建議崇禎拿出內帑銀來撫慰官兵令皇帝心生嫉恨。崇禎在生活中十分小氣，衣服穿破了都舍不得換新，就是這樣一位皇帝，讓他拿出內帑銀來賑濟官兵，無異於心頭割肉。就這樣，崇禎對劉鴻訓的青睞也戛然而止。
其實崇禎朝不缺文臣武將，但是由於皇帝自身的性格缺陷，把一張張好牌全部打廢了。
崇禎二年十二月初一，紫禁城。
袁崇煥跪在建極殿外的平台上，擺在他麵前的是三個根本無法回答的問題。
第一，為何要殺毛文龍？第二，為何要引清軍入京？第三，為何要傷滿桂？
雖然身上披著厚實的貂皮大衣，但是袁崇煥還是感到了刺骨的涼意。袁崇煥沒有回答，皇帝似乎也不願意讓他回答，很快錦衣衛將其拖下了大殿。此時身旁的祖大壽戰栗不止，年近七旬的內閣大學士成基命泣淚乞求崇禎三思，而皇帝絲毫不予理會，至此崇禎皇帝廢掉自己手中最大的一張王牌。
就在一個多月前，皇太極率領八旗勁旅繞開山海關從龍井關、洪山口、大安口入關攻占遵化，直逼京師。袁崇煥星夜回馳抗擊後金軍，史稱“己巳之變”。進攻受阻的皇太極玩起了“反間計”，在北京城內散布謠言汙蔑袁崇煥是後金軍的內應，於是就出現了剛才的一幕。
平心而論，在對袁崇煥一事的判斷上，對於還不及弱冠之年的崇禎來說是不小的考驗。拋開皇帝本身多疑的性格不說，他的政治經驗也比較少。縱觀有明一朝，從太祖廢丞相起，整個國家的權力就被分割成很多部分，被內閣、六部、司禮監等部門分治，特別是軍權的設置，早已被朱元璋打散。在這種情況之下，不論是曆朝曆代的權相、宦官怎樣權勢滔天，但實際掌控大權的隻有皇帝一人。另外明朝將封建集權製以及皇帝受命於天的封建倫理綱常已經灌輸於士大夫階層腦中，皇權至高無上不可侵犯。不僅如此，考慮到前朝外戚當權的教訓，明朝後宮選妃一般也不從權貴之家選取，再加上錦衣衛等對皇帝直接負責的特務機構的監控，皇帝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任何權奸都不過是皇帝的傀儡而已。早在天啟帝行將離世之時，魏忠賢集團內部就已經出現了分裂，魏忠賢甚至提出要尋一嬰孩冒天啟帝之嗣繼位，然而大家從內心懼怕皇權，無人敢應。朝中的一些閹黨朝臣也開始為自己準備後路，而且魏忠賢為禍數年，民間怨氣更大，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崇禎帝才能夠遊刃有餘地對付閹黨。
反觀處理袁崇煥的事件，是在後金軍兵臨城下的危急時刻做出的。其實一開始崇禎皇帝並不相信袁崇煥與皇太極勾結，這個時候他還能對重大事件做出清晰的判斷。事情的轉折發生在袁崇煥入京後的第一次平台召見，袁崇煥多次要求進城休整，而麵對皇帝提出的要盡快將後金部隊擊退的要求時也沒有給出明確答複，也許是考慮到一年前第一次麵見皇帝時誇下海口“五年平遼”的教訓，也許是還沒有把握能夠擊退清軍，袁崇煥選擇了沉默。但是這一態度刺激了皇帝多疑而又敏感的神經，他想到後金軍在城下似乎並不急於進攻，皇太極帶著八旗貴族甚至開始在京郊遊獵，好像在等著什麽時機，而城中關於袁崇煥意欲反叛的謠言越來越盛，皇帝的心理防線徹底被擊潰，最終促使他做出了逮捕袁崇煥的決定，親手毀掉了抗擊後金的柱石。
其實在袁崇煥接手北京防務之初就已經踏入了萬劫不複之地。彼時的明廷在麵對後金的進攻時全麵處於防守態勢，而漫長的北方防線不僅僅是一個山海關的問題。對此袁崇煥觀若洞火，他不止一次提出要加強滿是漏洞的北方防線，他上書朝廷說：“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指蒙古）為向導，通奴（指後金）入犯，禍有不可知者。”但是，袁崇煥的兩次上疏，都沒有引起皇帝足夠的重視，或者說是朝廷實在無暇顧及這麽漫長的一條防線。當得知皇太極奔襲京師的那一刻，袁崇煥就深感大事不妙。作為北方防線的統帥發生了賊兵兵臨城下的重大工作失誤，他怎麽都脫不了幹係，以崇禎帝的性格，大概率是會發生“秋後算賬”的事情，結果又被袁崇煥猜中。
如果說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和崇禎皇帝的政治閱曆尚淺，做出這樣的決定還可以理解，那麽在十四年後督促孫傳庭倉促出征則是親自斷送了大明朝的最後一支精銳。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皇帝任命孫傳庭為七省督師（陝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貴州以及江南、江北），並且督促他赴河南與李自成作戰。此舉打破了孫傳庭“休養整軍、以待敵變”的計劃。而此時河南的李自成農民軍聲勢正盛，此時兵部侍郎張鳳翔多次向崇禎帝提出孫傳庭部為明朝最後一支有生力量的重要性，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但是朱由檢仍舊一意孤行，最終導致了孫傳庭在孟津兵敗身亡。
孫傳庭的覆亡完全是皇帝急躁、多疑的性格造成的。在明末對農民軍的征剿過程中，崇禎皇帝經常會給遠在前線的統帥設置目標，要求在一定期限內完成征剿，同時又總是擔心統帥尾大不掉。
皇帝的擔心是有理由的，明朝的衛所製到了明末早已名存實亡，大量軍田被土豪兼並，士兵逃亡嚴重，軍備廢弛。募兵製與地方軍成了國家武裝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地方軍，戰鬥力強悍，比如戚家軍、關寧軍。然而這時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地方武裝割據。地方軍往往被主將視為“私產”，政府已經很難進行有效的調動了。比如在崇禎末年活動於長江流域的左良玉部，身為平賊將軍他卻不聽明廷調遣，在與農民軍的戰鬥中經常是避其鋒芒保存實力，同時還不停地吸納兵員形成了擁兵數十萬的地方軍事力量。由於明末朝廷已經無力供給數量龐大的軍隊，左部經常打家劫舍補充軍需，如同強盜一般。長江流域很多地方的人民聽到左部前來往往驚恐無比，如臨大敵。一次左部流動到蕪湖竟然公開要求南京為其籌措軍餉，驚得南京官員嚴陣以待。麵對左良玉如此行徑，中央政府沒有任何辦法，而且崇禎帝還心存幻想希望左部能夠迷途知返，為朝廷所用。
文華殿已經被黑夜吞噬，年輕的朱由檢在書案之前雖然已有困意，但是他還不能睡。還沒有吃飯的他對宮內的食物絕不敢沾，幸好入宮前王妃往他懷中塞了一些麥餅，靠著這些食物他勉強撐過了漫長的一夜。這是崇禎帝即位之初發生的事，好在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由於天啟帝的突然離世，信王朱由檢成了被曆史選中的人，僅僅三天就繼位成為大明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檢從禮部擬定的四個年號裏選取了“崇貞”這個年號，還親自把“貞”字改為“禎”，意為吉祥，希望自己繼位之後能夠重整朝綱，讓大明複興，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也是為自己討個好彩頭。
朱由檢的童年生活不算幸福。由於父親一直不得祖父的喜愛，所以朱由檢從小在宮中就體會到了什麽叫世態炎涼。即便是之後自己的父親和哥哥繼承皇位，朱由檢的生活也沒有太大的改變，這位王爺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他也似乎樂得這樣的處境，登基之前的朱由檢唯一的希望就是趕快出京就藩。
由於處於權力旋渦之外，朱由檢開始用大量的時間閱讀經史子集和程朱理學，也通過曆史興衰開始思考時局政治，感慨朝局糜爛，也會偶爾幻想如果自己操盤，該如何駕馭龐大的國家前行。繼位之後的崇禎皇帝更是勤政好學，比起豢養虎豹的正德皇帝、長期不朝的嘉靖和自己的木匠皇帝哥哥，他堪稱“勞動模範”，在位十七年認真參與經筵日講。
可惜天不遂願，崇禎帝繼位之初除了要麵對無法破局的黨爭之外，關外後金的崛起也在時刻威脅著王朝的安全。
在皇太極的統領下，後金的經濟、政治已經比努爾哈赤時期有了質的飛躍。關外撫順、開原、沈陽、遼陽、旅順等戰略重鎮早已落入後金之手。公元1625年後金遷都盛京（沈陽），意味著後金已經從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權變成虎視關內的強勁對手。在明末的十七年裏，後金總共五次入關（不算1644年那次）覬覦中原。
崇禎二年的己巳之變後，金軍繞過山海關從喜峰口入塞，圍困北京，袁崇煥入獄後，祖大壽連夜奔回山海關，滿桂戰死，時局糜爛。此時崇禎皇帝甚至開始下令整理內宮文件和財物，準備馬匹南逃。這次危機直到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後金軍隊主動撤離才解除。明朝此役受難兩府十幾個縣，三名總兵死於戰場，後金獲得大量財物、人口，更為重要的是有大批官員和文人在此役中或投降或被虜，為後金提供了重要的人才儲備。
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極分兵四路，以大同、宣化一帶為主攻方向，分別破關口而入。相比於上次威脅京畿，此次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劫掠。後金部隊深入山西和河北，崇禎帝下旨令各地官員嚴守，然而地方守官怯戰畏敵。明朝南山參將毛镔帶部分兵士到永寧開會，永寧城的守將擔心有詐，四門緊閉，在城上與之對話許久，也不敢放他進來，令人目瞪口呆。後金幾十名騎兵竟然在山西淳縣掠獲婦女、小孩千餘人，經過代州城下哭聲震天，城上明軍卻不敢發一矢，更不敢出戰，任由後金兵從容過去。此次南下後金兵如入無人之境，在明朝州府台堡之間往來穿梭如同遊獵，而明軍沒有組織起一場像樣的阻擊戰。
崇禎九年，後金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大軍分三路奔向冀北，不日便抵達北京延慶，後取昌平，由於城內有後金軍細作做內應，明軍大敗，守城總兵巢丕昌竟然投降，明德陵（熹宗朱由校和皇後張氏的合葬陵墓）被焚毀，阿濟格兵鋒直指北京西直門。京師震動，崇禎帝大驚，京城戒備。而後金軍隊卻不攻北京，先後揮兵進擊房山、順義、懷柔、密雲等地，環獵京畿，後金軍獲得近十八萬人畜和無數財物後從容撤退，明兵部尚書張鳳翼率軍尾隨卻不敢出擊，後金部隊沿路留下“各官免送”字樣的木頭戲謔明軍。阿濟格大軍帶著輜重用了四天才從容撤出關外。
崇禎十一年（公元1638年，此時後金已經改國號為清），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從牆子嶺和青山關毀邊牆而入，由於地形險峻，清軍花了三天時間才越牆進入關內，在這三天時間裏，鎮守牆子嶺的總兵吳國俊正在密雲參加鎮守太監鄧希詔的壽宴，清軍如螞蟻般湧入關內竟沒有遭到任何抵抗。薊遼總督吳阿衡此時也在宴席上，清軍抵達時倉促應戰被殺。
在清軍的步步進犯之下，崇禎本來想聽從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建議與之議和，但督師盧象升堅決反對，崇禎忙否認自己有議和打算，便同意他帶兵出征。然而楊嗣昌和太監高起潛處處為難他，盧象升名為督天下兵，實際手上可用兵馬不足兩萬！後來楊嗣昌從中作梗，竟又把這兩萬人馬分走一半，盧象升率軍至巨鹿，兵馬又潰散一半，僅剩五千殘卒，沒有糧餉。盧象升哀求與他相距不足五十裏的高起潛增援，但高起潛置之不理，盧象升軍中無不失聲哭泣。十二月十二日，盧軍被清騎兵包圍，連圍三重，盧象升大呼血戰，身中四箭、三刀斃於戰陣。高起潛聞聽，拔營就跑，本來應該向西逃，慌亂中竟向東邊誤逃20裏，陷入清軍埋伏，大敗逃竄。試想如果在此時與清軍議和，大明王朝或許可以擺脫“內憂外患”腹背受敵的尷尬局麵。說實話此時的清軍就算屢次南下，但從綜合國力上來說仍然不具備鯨吞明廷的實力。而對明朝構成真正威脅的心腹大患是來自王朝內部如星火燎原般的農民起義。
崇禎二年的一天，紫禁城。
朱由檢仔細閱讀著刑科給事中劉懋的一封奏折，奏折內說：“當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的約十之七八，而驛站用於公務的僅十分之二，用於私事的占十分之八。”一向精打細算的崇禎帝似乎又看到了一項“節流”項目，於是立即授意大臣們就“裁撤驛站”這件事進行討論，此舉卻招致大臣們的反對。針對這個情況，劉懋再次上疏說：“遊滑不得料理裏甲也，則怨；驛所官吏不得索長例也，則怨；各衙門承舍不得勒占馬匹也，則怨；州縣吏不得私折夫馬也，則怨；道府廳不得擅用濫用也，則怨；即按撫與臣同事者不得私差多差也，則怨。所不怨者獨裏中農民耳！”但是，驛站製度還是在崇禎一朝被革除。根據崇禎四年二月的財報，朱由檢得知在取消驛站之後國家“節銀六十八萬五千餘兩”甚是欣慰，然而問題卻沒這麽簡單。在這次裁撤驛站的行動中有一個人“失業”了，這個人就是十五年後率領農民軍攻進北京城的李自成。省了六十萬兩銀子，丟了大明江山，精於算計的崇禎帝這次可是虧大了。
明朝驛站的設立對社會的穩定具有一定作用。據《明季北略》記載：“祖宗設立驛站，所以籠絡強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使不敢為非，原有妙用。”在千百年來的封建王朝中，善良淳樸的底層百姓其實是很容易滿足的，但凡有一口飽飯吃，有一個正經差事做，誰都不願意去鋌而走險。說驛站的裁撤導致了李自成的起義和大明王朝的滅亡似乎有點誇張，但正是諸如此類的原因才造成了大量底層人民失去生計成為流民，而當自己沒飯吃的時候，造反似乎成了他們能想到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了。
其實從天啟末年，農民起義就已經開始形成燎原之勢了。天啟七年連續的自然災害導致饑荒愈加嚴重，多地出現了“草木盡、人相食”的慘劇，如此光景之下，貪官汙吏仍舊是橫征暴斂，白水農民王二、種光道等插旗起義於白水縣，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
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陝西府穀王嘉胤、安塞高迎祥、米脂張獻忠等領導饑民起義，迅速波及陝西全境。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間，陝西境內竟然出現大小義軍隊伍一百多支！很多官軍因為長期欠餉也加入其中。雖然三邊總督楊鶴采用“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戰略，但是此時的明廷根本無力養活大批饑民，即便後繼者洪承疇改用“以剿堅撫，先剿後撫”的方針效果仍不理想，農民軍經常是“朝歸暮反”。百餘萬的農民軍在崇禎一朝在黃河南北、長江上下十幾個省的遼闊地區長期流動，將明廷拖入了萬劫不複的深淵。
到崇禎十六年，大明王朝基本上已經進入了倒計時。此時北麵清軍連連南下中原如入無人之境，魯王、信陽王、東原王一批皇親國戚或被殺或自盡。失去抵抗意誌的明軍對清軍的劫掠行為絲毫不敢有所行動，清軍南下到山東時正值春暖，他們竟然在此安營紮寨，牧馬狩獵，仿佛就是在度假一般。而李自成已經在河南、湖廣兩省占領了十府多縣，他改襄陽為襄京昌義府，設置“六部”並設府尹、州牧、縣令等官職，成立國中之國；張獻忠部西進湖廣，連下數府，奔襲武昌。而最令崇禎帝心寒的是在農民軍攻城拔寨的時候，各府縣大量的官員士紳向農民軍“投懷送抱”，毫無抵抗之意。隨著國家的日漸腐敗，士大夫已經漸漸接受了明廷行將就木的事實，一大批資深的政府官員和士紳加入到農民軍陣營，在這些人中有很多還抱著希望農民軍改天換地、創立新朝的想法。
麵對千瘡百孔的國家，崇禎帝在最後執政的日子裏陷入無盡的痛苦之中。一方麵是自己殫精竭慮試圖挽狂瀾於既倒，而現實卻是江河日下，帝國已經病入膏肓。在這段時間內的朝臣們也是十分焦慮，他們倒不是焦慮帝國的基業將毀於一旦，而是這段時間裏崇禎帝的情緒十分不穩定，時而對大臣們謙遜溫和、虛懷若穀，時而對朝臣痛罵斥責甚至是痛下殺手。皇帝此時麵對危局的壓力和長年高強度的工作已經患上了精神疾病，導致雙重性格的出現。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在這個一年之始的祥和日子裏，北京城內沒有一絲喜慶的氣氛，沙塵暴一直持續到下午。就在這天，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順王朝。當消息傳到北京時，崇禎帝麵對內閣重臣潸然淚下：“朕非亡國之君，事事皆亡國之相……朕要親自率師出兵，決一死戰，就是死在沙場也沒什麽……”弄得大臣們不知所措，有人當即表示要替皇帝出征，有人表示要捐出家產，但都不過是惺惺作態罷了。
其實麵對危局，崇禎曾經一度考慮過遷都。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朱由檢好麵子的毛病又害了他，介於朝臣壓力和形象上的考慮，崇禎帝一直想讓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提出此意見，然後自己再“不得已而為之”，可惜隻有品階不高的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提過這件事，怎奈人微言輕，沒有引起注意。朱由檢曾經秘密召見過李明睿並詳細地詢問了他關於南遷的想法，但無奈朝中就是沒有重臣響應。就這樣，南遷的計劃不了了之。
平心而論，大明帝國的覆亡絕非朱由檢所致。官員貪腐、朝綱不振、軍備廢弛、土地兼並、外族入侵這些問題在前朝一直存在，隻不過到了崇禎一朝積重難返而已。而且明末又趕上了小冰河時期，導致自然災害頻發，這對於靠天吃飯的農耕社會無疑是致命打擊。朱由檢在位期間六次發“罪己詔”，他每天宵衣旰食，勤於朝政，二十多歲時就開始生白發，一心隻想複興大明，無奈明廷氣數已盡。
我們不能武斷地說崇禎是一個昏君，但是他應該是個孤獨的皇帝。縱觀王朝末路，能夠心存國家、實心用事的朝臣確實已經不多了。當李自成立朝，率領大軍浩浩****地進逼北京的時候，財政空虛的國家已無餉可用，崇禎號召朝臣和皇親捐款，內閣首輔魏藻德竟然隻拿出了區區五百兩，並且在崇禎麵前哭窮。有的大臣為了躲避掏錢，把家具甚至鍋碗瓢盆拿到大街上叫賣以示清廉。皇帝的嶽父家資雄厚，隻拿出一萬兩還如同割肉一般，難怪朱由檢會說朝臣沒有實心用事者。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隨著農民軍攻入北京，朱由檢在煤山自盡，此時和他一起殉節的不是文臣也不是武將，而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經曆了十七年的風風雨雨，苦命的朱由檢終於在這一刻得到了解脫，但是神州大地的苦難卻並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