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朱厚熜——從此君王不早朝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紫禁城，翊坤宮。
夜已過半，在宮內床帳之中，有數十個身影晃動。
隻見幾個宮女拚盡全力死死地壓住床榻之上一個男人的手腳，另外幾個宮女用一條繩子合力勒住男人的脖頸。雖然男人拚命地掙紮，無奈宮女的人數實在太多，隻能任由宮女擺布。這時還有幾個宮女拿出頭簪，歇斯底裏地往男人的身體上亂紮。男人的眼球慢慢凸出，臉上青筋暴起，他似乎已經絕望地看到了死神的模樣。
這是嘉靖年間發生在紫禁城內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幕，而**的這個男人，就是紫禁城的主人，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
在朱厚熜命懸一線之時，方皇後及時趕到，救下了朱厚熜。參與謀殺皇帝的16名宮女全部被處死，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壬寅宮變”。
朱厚熜是明朝一位比較有個性的皇帝，“世宗性卞”是對他比較中肯的一個定語，“卞”是急躁、狂躁的意思。什麽樣的人有這樣的特征？那就是精神不穩定或者有性格缺陷的人，縱觀朱厚熜的一生，也比較符合這個特點。這位十五歲登基的皇帝在位長達四十六年，嘉靖朝的前二十年，朱厚熜憑借自己幼年時受到的良好教育以及聰慧的天資，牢牢地把朝政掌控在自己手中，通過“大禮議”等一係列事件，嚴以馭官、整頓朝綱，出現了“嘉靖新政”較為清明的政局。然而在執政的後半段，世宗皇帝分裂型的人格就表露無遺，他不再像之前那樣勤政，而是迷戀方術，寵信奸臣，長期罷朝，讓曾經好轉的政局再次陷入混亂，所有也有人稱“明亡，始亡於嘉靖”。
由於荒誕的武宗沒有子嗣，唯一的弟弟朱厚煒幼年夭折，明廷不得不在武宗的前輩人中尋找繼承人，經過複雜的篩選，憲宗的四子興王朱祐杬的第二個兒子（長子已死）被確立為皇位繼承人，這個人就是朱厚熜。
正德十六年四月，朱厚熜抵達京師，卻止於郊外。這個十五歲的小皇帝表示：“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就是說，我是來繼承皇位的，而不是皇太子。這是原則性的問題，朱厚熜不糊塗。世宗的繼位是明朝曆史上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交替（第一次是靖難之役後燕王朱棣登基）。什麽是“小宗入大宗”？我們先來看看西周以來宗法製繼承製度，就是我們常說的嫡長子繼承製。西周時，周天子自稱是上天的長子，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長子世襲，嫡長子的這一脈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而嫡長子之諸弟受封為諸侯，是小宗。大宗比小宗尊貴，嫡長子要比其他諸子尊貴。那麽問題來了，如果君王無後嗣怎麽辦？於是形成了前邊說的“兄終弟及”的繼承製度。但問題就出在武宗既沒有後嗣，又是“獨苗”。於是輔臣楊廷和等按照宗法製往上推到憲宗一代（武宗的祖父），憲宗的長子、次子已亡，三子就是孝宗（武宗的父親），而孝宗兄弟、憲宗的四子就是朱厚熜的父親興王朱祐杬。因為武宗的情況比較特殊，楊廷和等眾臣就按照禮法擬朱厚熜以興王長子，憲宗“嫡長孫”的身份繼承皇位，但實際上朱祐杬這一脈是“小宗”。西周的宗法製度為曆代統治者所繼承，朱元璋還特地在《皇明祖訓》中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
少年老成且極有主見，或者說是固執的嘉靖帝堅持稱弘治帝為皇伯父，並想把自己的父親興獻王追封為皇帝，然而以楊廷和為首的閣臣卻以違反祖製為由堅決反對。大臣們希望在名義上讓嘉靖帝過繼給正德帝的父親弘治帝為子，稱弘治帝為父，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其實現在看來，嘉靖皇帝不願意是情有可原的，反倒是大臣們的做法不近人情，但是在綱紀森嚴的封建社會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禮儀道德是劃定一切行為的標準，是決不可侵犯的。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認為朱厚熜所繼承的大統一脈實際上是太祖之統，來自祖父明憲宗。嘉靖帝看到奏疏眼前一亮，高興地說道：“此論一出，我們父子就可以保全了。”
在大臣們看來，張璁不過是政治的“投機分子”罷了，朝臣們很快分成了兩派，在世宗繼位初期，以楊廷和為首的元老派占據上風，閣臣們每每提到“大禮議”事件都以辭職威逼，世宗皇帝由於新登大寶，權力未穩，幾乎是以哀求的口氣來勸解大臣們理解自己。正德十六年，明世宗曾對楊廷和等大臣說：“你們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思亦無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腸，慎無再拒，勉順施行。”這幾乎就是在請求大臣們勉強地接受皇帝的意思。但是大臣們絲毫不為所動，支持皇帝的張璁、霍韜等人都被元老派打壓到外地做官。
朱厚熜雖然從小沒有生長在權力中心，但是絲毫不影響他成長為一個善於掌控帝王心術的政治家，縱觀嘉靖在位的近半個世紀，基本上都是將朝臣玩弄於股掌之間，十分懂得政治平衡和恩威並施。後期雖然沉迷於方術，但是整個帝國依舊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在早期與元老派的“大禮議”鬥爭中，經過了初步的試探之後，嘉靖皇帝開始一步步地反擊，從最初要求稱自己的父親為“興獻帝”加碼到稱自己的父親為“興獻皇帝”，稱興獻太後為“興國皇太後”，這種“違反祖訓”的做法激起了元老派的激烈反應，禮部尚書毛澄憤然辭職。其實“大禮議”事件發展的過程，也是閣權與皇權鬥爭的過程。這件事似乎走到了一個死胡同，大臣們也期盼著自己堅守底線能夠換來皇帝對禮法的認可，同時也是對文官集團的尊重，但是他們錯了。
嘉靖三年七月，北京，左順門。
大臣們的號哭之聲響遍四周，一時“聲震闕庭”，翰林學士豐熙等人已經被錦衣衛投入詔獄。眾臣持續地在左順門“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示威，這一做法徹底激怒了朱厚熜，此時的他一改之前的溫婉，以雷霆手段下令將員外郎馬理等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逮入詔獄拷訊。錦衣衛從四麵八方趕來拖走重臣，頓時“請願現場”亂成一片，踐踏、扭傷者無數，受傷在所難免，左順門前血跡斑斑。此次事件中，四品以上的官員被奪俸，五品以下受杖者一百八十多人，其中十七人被打死，楊慎（楊廷和之子）、張原等示威活動的組織者被廷杖。張原當時即被杖死，楊慎被削職為民。
通過左順門事件，世宗皇帝向群臣傳達出了一個明確的信息——大明是朕的天下。短短三年時間，年輕的世宗皇帝就完成了從懵懂少年到權術帝王的轉變，這個少年似乎對權力有著天生的迷戀。不過，他在繼位前期曾經也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
鑒於正德時期宦官亂政，從宮外繼承皇位的朱厚熜對內臣的行權特別敏感。他撤廢鎮守太監，嚴肅監察製度，嚴分廠衛與法司職權。一上台就誅殺了劉瑾的親信錦衣衛指揮使錢寧和江彬，將武宗時期內苑的珍禽異獸全部釋放，並下令之後不得進獻。對外戚勢力也做出了嚴格的控製，製定條例規定已經封爵的貴戚隻令其一人終身，其子孫不得再承襲爵位。今後皇親、駙馬，都不得再請求冊封爵位，此製度一直執行到明亡。
同時世宗還與民休息，下令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以前未交的賦稅盡數豁免，並且罷大理銀礦。麵對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並問題，世宗下令勘查皇莊和勳戚莊園，還田於民。特別是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重臣桂萼進呈《任民考》疏，建議將稅糧與徭役各審定交銀若幹，統一征收，以求均平的賦役改革方法，並在地方試推行，成了“一條鞭法”的雛形，也為之後張居正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嘉靖前期的種種舉措，為明廷短暫的複興“回了血”，因此也有學者將嘉靖到萬曆時期看作是明朝改革的一個階段，稱為“隆萬大改革”或者“嘉隆萬改革”。
嘉靖前十幾年的革新，讓被正德皇帝折騰得夠嗆的大明王朝迎來了一絲喘息之機，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出現了“天下翕然稱之”的景象。在明朝中期，白銀逐漸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而嘉靖時期推行的賦役改革更是讓白銀成了一般等價物，讓更多的農產品能夠進入市場，農村與城市，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流也變得更為頻繁，促使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在明初徐一夔所作文章《織工對》中便記載了蘇杭存在著大量的紡織工坊，這裏邊的協作模式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現代化手工工廠的協作模式：資方——工廠老板負責出場地、機器、采購原料，而勞方——工人負責出勞動力。工廠按日計給工人報酬，不僅如此，工廠裏熟練的紡織工人還可以得到更高的報酬。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來自農村，這讓千百年來傳統的農耕社會的人們有了一種新的選擇——進城打工。
另一方麵，隨著明廷首都的北遷，為了確保京師糧食供給而整修的大運河不但保證了南糧北調，也促進了商品的流通，更催生了蘇州、太倉等一係列商業城市的蓬勃興起。伴隨著城市的興起，在地主和農民間也形成了一個新的階層——市民，他們由城市務工者和商人組成。此時的社會物質較前朝有了極大的豐富，物質條件的豐富也促使人們的思想、審美、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轉變，從商這種之前被人們嗤之以鼻的職業慢慢得到社會各階層的認可和青睞。在江南和沿海地區，很多商賈始終向往著陸地之外的大海。官僚階級的主流意識也發生了改變，在朝廷上以朱紈為代表的海禁派竟然失利，很多朝廷的官員也“下海從商”，首輔徐階“家中多蓄織婦，歲計所織，與市為賈”。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中，商人被認為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但是在明朝中後期，官員不但參與經商，連武將甚至是皇帝都搶著做買賣，很多官員退休以後利用自己從政時期的資源經商，搖身一變成為商賈巨富。嘉靖之後為官，士人們更願意到經濟富足的地方去任職。如果被分到了窮鄉僻壤，整個家族都會唉聲歎氣。到了朝廷考核政績的時候，官員們都要給考核部門送上書冊，後邊附上金銀，曰“書帕”。
“越中清饞，無過餘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鬆；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鬆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攖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遊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裏河鰦。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這段對吃食的描寫出自出生在萬曆年間的“浙東四大史家”之一的張岱的《陶庵夢憶》。以上的美食，張岱老先生在四百多年前不僅都吃過，而且很多都是“日致之”——天天吃。這就是明朝中後期的生活，精彩得你想都想不到。
嘉靖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日漸發達，奢靡之風日甚一日；而白銀作為流通貨幣地位的逐漸確立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也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和各地交流的頻繁為奢靡的生活提供了物質基礎，官員們為了滿足私欲而貪汙納賄，破壞了嘉靖以前較為淳厚的政治風氣，導致貪汙成風，而貪黷之風又帶壞了社會風氣，使其更趨奢靡。嘉靖之後的明朝主流生活可以說是“紙醉金迷”“驕奢**逸”。
縱觀明朝中後期官場風氣，儒家正統思想中為官的“上罄其誠以報其主，下竭其力以惠其民”的“事君”與“惠民”的為官正道已經**然無存。士子中有一大部分人將做官看成一門生意，不再以憂國憂民為己任，而是竭盡全力地試圖通過入仕來實現階級躍遷，謀取更大的實際利益。
嘉靖中後期，嚴嵩、嚴世蕃父子權傾朝野，敞開了賣官鬻爵的大門。其時有吏部稽勳缺主事一名，刑部主事項治元出價白銀一萬三千兩通過嚴家競得此官，由於此價與往朝富商沈萬三買官價格一樣，所以項治元被人戲稱“沈官”。
嚴嵩父子的生活更是極盡奢靡。不僅睡覺的幕帳用金絲製成，而且就連痰盂都是用金子或者象牙製成的。嚴家後來被抄家的時候抄出了白銀二百多萬兩，金器、珠寶無以計數，還有王羲之、顏真卿等書法大家的真跡與無數的珍貴畫作。官員作為士大夫中的精英，集體淪陷，在賣官鬻爵的同時享受著奢靡的生活，將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帶向了物質與浮躁。
明代士族富商的生活驕奢**逸，就連普通百姓也每每與這些土豪階級看齊，希望能夠夠上“時尚”的前沿。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尤為如此。當時的首都京師，充斥在生活中的佛事、營喪、服食、倡優、賭博等事，各個奢靡無比。萬曆時首輔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就是這樣他還覺得沒有什麽可口的飯食可吃。飯桌成了人們攀比的項目，普通的飲食已經不能標新立異，於是有人發明出生吃羊肉、鐵籠烤活鵝，這種極為殘忍的餐飲方式竟然被當時的商賈巨富爭相效仿。不但是有錢人，普通市民也講究排場，請客吃飯都變成了八碗、十碗，即便是沒錢的窮人，借錢也要講排場。
“人靠衣裝馬靠鞍”，在這種奢靡的風氣之下，穿衣成了“炫富”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明朝中後期，綢絹成了主流的服飾材質，不僅僅是富人，家貧者也以穿綢絹為榮。
帝國最繁華的江南地區更是成了“時尚中心”。以蘇州、鬆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湖州等為商業中心的府宛如天上人間，風物閑美，無論是衣帽、器物，江南都是獨領**。當時流行的諺語是：“蘇州樣，廣州匠。”彼時無論是文房擺件，還是房屋陳設、床幾家具，都以“蘇樣”為臨摹對象。蘇州工匠喜用紫檀、花梨木仿古製器，蘇州園林更是名揚天下。
正德之前明式庭院大多矮小，樸素無華。從嘉靖開始，上到士大夫下到普通百姓，爭相蓋樓，甚至有百姓家中蓋三間客廳就花費數千金。房屋大多金碧輝煌，重簷挑閣，勾廊畫柱，更是興起了蓋園的風氣。光是南京一處就有園林上百所，其他的名園更是不計其數。園中多鑿水疊假山，園亭建築盛極一時，此時明廷的建築風格還影響到了西方，西洋教士將東方建築特色帶回歐洲，影響了十七八世紀的歐洲園亭建築。
物質的富庶和價值觀的轉變極大影響了文化領域。嘉靖年之後，文人、官員嫖妓成了官宦階層的時尚，很多文人甚至為了博取紅顏一笑為妓女們寫詩作賦，賭博也在官宦階層盛行。如此畸形的主流意識竟然成為帝國精英的共識，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此時的明廷已經病入膏肓了。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精於算計的世宗皇帝看著戶部提交的財政報告雙眉緊鎖。“近歲來，除進用（宮中）、修邊、給賞、賑災諸項外，每年各邊加募軍銀五十九萬餘兩，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兩，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餘兩，馬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商鋪料價銀二十餘萬兩，倉場糧草銀五萬餘兩，年大約所出三百四十七萬，視之歲入常多一百四十七萬。及今不為之所，年複一年，將至不可措手矣。”簡而言之，就是錢不夠用了。
嘉靖剛登基時推行的新政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這些改革僅僅存在於朱厚熜繼位的前期，而且僅是在局部範圍內，還是“數行數止”，因此新政的成效十分有限，再加上嘉靖皇帝在執政後期的怠政、信教和大興土木，讓“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又雪上加霜”。
逐漸步入中年的朱厚熜對道教達到了癡迷的程度。為了表達對神靈的崇敬和對父母的孝心，嘉靖一朝在皇宮內大興土木。據《明史》記載，整個世宗一代“營建最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複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其工程頻繁程度比武宗時期還要大。而且在嘉靖時期，紫禁城的建築屢屢遭受火災，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朱厚熜為了博得妃子一笑，在貂帳內點煙火，結果引燃大火。
在封建社會，除了戰爭之外，興建土木則是另一大勞民傷財的事情。唐代詩人杜牧的《阿房宮賦》中描述了封建帝王的建築工程給自然和社會造成的嚴重影響——“蜀山兀，阿房出”。這不僅僅是因為在封建社會科技與生產力低下，營建大的工程會極大地消耗民脂民膏，更重要的是如此巨大的工程，更是層層官員貪墨的絕佳機會。每當有營建工程，所需木料必要前往湖廣、四川、貴州等地采伐，這些材料經過長途跋涉運至北京，中間除去損耗，還要被層層官員經手盤剝，往往抵達京中後成本增長了數倍乃至數十倍。除了宮內的建築，朱厚熜還進行了一項巨大的工程——京師外城的建設。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八月，懷柔。
蒙古的騎兵組成了一望無際的人海，他們在懷柔的村落中左衝右突，老人、孩子驚恐萬分。有些壯漢拿起鋤頭、犁耙抵抗，但瞬間便倒在了蒙古人的彎刀之下。不久，蒙古人的騎兵便抵達京師城下，而此時勤王的部隊隻有包括星夜趕來的大同總兵仇鸞在內的五萬人。久疏戰陣的京營兵士們站在城牆上，看著眼前的敵人就已經嚇破了膽，此時距離土木堡之變剛好一百年，他們仿佛又感受到蒙古人的恐怖。這次入侵是在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的率領下進行的，蒙古人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要開通與明朝的“貢市”。後來在陸續趕到的明軍威懾下，蒙古人在京師周邊大肆劫掠後揚長而去，明廷幾乎連一次有效的追擊都沒有能夠組織起來，此次蒙古入侵京師的事件史稱“庚戌之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本來俺答汗這次入侵的對象是薊鎮，但是守將仇鸞竟然以重金賄賂俺答汗，使之不要進攻自己的防區。而他能夠率先抵達北京城下勤王也是因為害怕蒙古人說漏了嘴，讓嘉靖帝知道了自己和敵人的交易，如果是那樣，後果將不堪設想。不明就裏的世宗皇帝還感其忠勇，晉封仇鸞為平虜大將軍。
庚戌之變使得明朝政府勉強答應“通貢互市”，對於這種實際上的“城下之盟”，愛麵子的世宗皇帝是絕對忍受不了的，於是在次年僅僅開放了大同的馬市。雖然沒有全麵開放貿易，但是與蒙古的經濟交流已經有了好的開端，更重要的是在嘉靖中後期，隨著貢市的帶動，掀起了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民族大融合——走西口。橫貫山西北部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惡劣的生存環境迫使晉北很多人到口外謀生。他們從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經殺虎口出關進入內蒙古草原或者向東過大同，經張家口出關進入內蒙古。其中“殺虎口”還是今天通往蒙古恰克圖和俄羅斯等地經商的重要商道，這條商道的興衰史也反映了晉商發展興衰的曆史。
蒙古人的兵臨城下讓朱厚熜心有餘悸，於是在大臣們的建議之下開始了規模龐大的北京外城的營建工程。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十月，整個南城全部竣工，北京城的格局也由“回”字形變成了“凸”字形。南城五門分別被命名為“永定門”“左安門”“右安門”“廣渠門”和“廣寧門”。在嘉靖四十三年世宗又下令加深護城河，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費的國力可想而知，不過這也算是為後世做了一件好事，增建的北京外城在明末抵禦女真進犯時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惜城牆隻能防住北方的遊牧民族，對於東南沿海的倭寇卻收效甚微，而嘉靖一朝卻飽受“北虜南倭”的騷擾。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東南沿海爆發了“爭貢之役”[1]，鑒於此，明廷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東市舶司一處。本想著斷絕了與倭寇的往來，可以保證沿海的安定，誰知事與願違。人民的需求是無法壓製的，日本國內對明朝貿易的渴望讓大量的倭寇轉到寧波近海的雙嶼或是舟山群島等地進行走私貿易，巨額利潤讓東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官員與這些日本人相互勾結，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走私集團，其中不乏中國人，因此演變成後來的東南倭患。
事物總是存在著兩麵性，在東南持續了二十多年的倭患過程中，嘉靖一朝也形成了以抵禦外敵為主的將帥集團，其中催生了戚繼光、俞大猷等一批千古名將，更難能可貴的這一時期的“文人尚武”思潮也催生出了譚綸、任環等血氣方剛的文人統帥，他們不僅僅將殺敵報國停留於紙麵，更是真真正正地衝在一線殺敵。譚綸在台州任知府時，一改文弱書生之氣，練兵千人，每有戰役便親臨一線殺敵，“刃血漬腕，累沃乃脫”。由此聲名大振，被當時人稱為“譚、戚”。
經曆了壬寅宮變的嘉靖皇帝，開始了長期的隱居生活，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長達二十四年的時間裏，隻有三次朝見群臣的記錄，除此而外就再也沒有上過朝了。經筵亦被廢止，皇帝將自己“隔離”了起來，“從此君王不早朝”。
皇帝不上朝，並不代表不管事。相反，嘉靖皇帝對政局和朝臣的駕馭絕不亞於明朝的任何一任皇帝，特別是宦官得到了空前的限製，這展示了皇帝馭人之術的高明，也表明了朱厚熜的聰慧與自信。宦官作為皇帝製衡大臣的“一極”在前朝幾近失控，但在世宗一朝，宦官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於內閣，在左順門事件之後，大臣們一改之前風格，完全成了皇帝的“提線木偶”。嘉靖皇帝是個十分聰明且極要麵子的人，他既需要同樣聰明的人來幫助自己治理天下，斂財的時候又需要有人來替自己背罵名，以使刀筆之吏不會將自己描述成一位貪婪、自私的皇帝。他也確實找到了這個人，那就是嚴嵩。這位權奸除了寫得一手好青詞，還深知皇帝脾性，在皇帝的縱容下大貪特貪，然而無盡的財富在倒台之後全部收到了皇帝囊中。
明世宗中後期，帝國邊防費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興土木、迷信禱祀，導致皇帑日益削減。社會各個行業凋敝衰落，政府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尚且不能滿足國家的財政需要。嘉靖前期短暫的新政紅利已經耗盡，整個帝國財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皇帝的健康也如同病態的帝國一樣，從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開始，朱厚熜就開始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症，而且情緒開始失控，時而暴躁時而抑鬱，甚至出現了幻覺。這都是因為晚年長期服用“仙丹”（鉛汞等礦物質）造成的。嘉靖四十五年，朱厚熜從長期居住的西苑回到了紫禁城，就在這年的十二月十四日（公元1567年1月23日），明世宗去世於乾清宮，終於完成了他羽化成仙的願望。
[1] 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對明朝貿易使團來華發生衝突，在浙江寧波爆發了武力殺戮事件，對當地居民造成很大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