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王陽明——傳奇的聖人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七月二十六日，南昌。

在位於南昌東北部的水麵之上，大大小小的戰船被鐵鎖牢牢連在了一起，組成了一道“戰艦長城”。在這座“長城”之上，兵馬往來如履平地，戰艦的箭樓上兵士盔明甲亮，這支部隊就是寧王朱宸濠的叛軍。就在朱宸濠以為勝券在握的時候，突然從遠處的江麵上衝出一艘艘“火船”，這些小船借著風勢，就像脫韁的野馬一般紮向寧王的戰艦，頓時木質的戰艦被吞噬在熊熊烈火之中。火海裏，戰馬的嘶吼與兵士的慘叫混合在一起，有的人受不了大火的炙烤紛紛跳入水中，在水麵上形成的一道道火牆映紅了整個江麵。此戰寧王大敗，叛軍焚溺而死者達3萬餘人，朱宸濠及世子被擒。從六月十四日起兵到七月二十六日被擒，寧王叛亂僅僅持續了四十二天，而擒獲寧王的人就是著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

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的一天，浙江人王華心神不寧，因為他的妻子已經懷孕十四個月了還沒有分娩。這天晚上王華的母親岑老夫人夢見神仙從雲中吹奏著樂曲飄逸而來，微笑著將一個孩子送到她手中，老太太從夢中笑醒，而此時王華懷胎十四個月的孩子正好降生，於是王華的父親王倫便為孫子取名為“雲”，以應天意。小王雲雖然健康機靈，但是到五歲時還不會說話，真是“貴人語遲”。有一天，王雲在家門外戲耍時碰到了一位僧人，遊僧看見他十分驚奇，停下腳步忍不住摸著他的頭自言自語道：“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祖父王倫知道後暗忖良久後忽然想到：“雲（雲）”上有“雨（語）”，雲一直被雨（語）壓著，故孩子始終不能言。王倫便根據《論語·衛靈公》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將孫子的名字改為“王守仁”，他就是後來著名的心學大師王陽明（陽明是王守仁的號，因為他曾在會稽山陽明洞修煉，所以世稱陽明先生）。不知是巧合還是真的參透了天機，改名後不久王陽明就開口說話了。

王陽明是琅玡王氏後裔，我國古代先賢不管是誕生還是成長中都會伴隨著超自然的傳奇故事，不管王陽明的出生是否真有過神奇的經曆，他確實成了一個時代的聖人。其不僅僅是我國曆史上的心學大師、思想家，他的學說更是影響到了朝鮮、日本等東亞鄰邦。

王陽明的一生充滿了神奇的色彩，經世治國、文武雙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體現。作為文人，除了在心學方麵的巨大成就，詩詞文賦也是無所不通，其文章多篇收入《古文觀止》，晚年的《居越詩》十六首更是佳作。王陽明深知文治國、武定邊的道理，弓馬騎射樣樣精通，充滿豪俠之氣。年僅十五歲的他有一次到關外遊曆的時候碰見了兩個越邊的韃靼人，王陽明拈弓搭箭便射，兩人雙雙中箭驚懼而逃，少年英氣可見一斑。

王陽明三十四歲時，因為反對當朝宦官劉瑾弄權而被貶到貴州龍場驛。這裏蛇蠍橫行，瘴氣彌漫，驛站也是破敗不堪，他隻得前往驛站不遠處的山洞寄宿。恰恰是在龍場驛“居夷處困”，讓他有了足夠的時間頓悟心學，在這裏獨處時，王陽明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哲學體係。他認為，“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他領悟到天下事物的對錯本是存於人心中的。一次在和朋友出遊的時候，友人不太讚同王陽明的觀點，於是指著山間岩石中開花的樹質疑道：“這株花樹在山間自開自落，這和我們的內心有什麽關係？”王陽明說道：“你未見花時，它黯然無色；當你深入山間欣賞到這一美景時，花朵便鮮豔無比。怎麽能說和我們的內心沒有關係呢？”“心外無理，心無外物”——王陽明認為天地萬物的主宰就是自己的“信念”，每個人的心中都存在著良知，存在著智慧，每個人都能通過自己的磨礪達到聖人的境界，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除了在心學領域的成就，王陽明非凡的軍事才能更是讓他超出了心學大師的範疇。我們前麵提到他曾經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也因為此次戰功被封為新建伯。除此之外，嘉靖年間，王陽明還平複了思州和斷藤峽的叛亂，展現出驚人的軍事才能。思州和斷藤峽的叛亂平複速度之快，付出代價之小，甚至一度讓嘉靖皇帝覺得王陽明是在虛報戰功。據《明史》記載：“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意思是說有明一代，文人善於用兵的，沒有人超過王陽明。

有明一朝，文人尚武是一個明顯的社會現象，很多文臣都成了文武雙全的治世之才，撰寫的兵書都成了後世傳誦的經典之作，這與明朝的政治環境是密不可分的。

著名曆史學家顧頡剛曾說過：“明代一困於也先，再困於滿洲，三困於倭，四困於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論兵及紀兵事者加以討究，遂成巨帙。”明朝國家邊防始終處於動**之態，蒙古、倭寇、女真等外敵無時無刻不在覬覦明廷，北疆不寧，海防動**，幾乎每朝都有邊患戰爭。另一方麵，由於孝宗的軍備改革，文臣統率兵馬的機會大大增加。武以定國，文以治國。文武二途“不可偏廢”成了明朝中後期士人的共識。這種共識不僅僅體現在出現了諸如王陽明、王越這樣的“文臣元帥”，民間的基層士子之中對於尚武情懷也是達成了高度一致。如安徽徽州人吳子欽早在中生員之前，就喜歡“習技擊”，考取功名之後出門仍舊是身穿窄衫，袖中藏雙鐵尺，儼然一副大俠打扮；徽州生員王寅，曾經上少林寺習武，後轉投胡宗憲幕府；崇禎時期複社成員詩人孫臨談兵法、習武功、穿胡服、騎戰馬，作戰時經常是“躍馬深入，為諸軍先”，自號“飛將軍”。由此便不難理解，在這種政治環境中，王陽明理所當然地成了士人心中的榜樣。

梁啟超曾經說中國曆史上有“兩個半聖人”，兩個聖人指的是孔子、王陽明，半個聖人指的是曾國藩，出發的論點是：立德、立功、立言——品德高尚，世人皆認同；立下不朽之功；創立經得起論證的學術理論。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王陽明當之無愧。王陽明最後在紹興居住的時候，很多學生從四麵八方趕來研學，他們“裹糧而來”，王陽明住所一時成了“打卡勝地”，學生們“更相就枕席，歌聲徹昏旦”。比起戰功，王陽明的心學更是被傳習百年，堪稱經典。陽明心學在知與行的關係上，強調“知行合一”——要知，更要行，這與我們常說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麵，王陽明反對程頤、朱熹對事物追求“至理”，他認為事物的發展是無窮無盡，隨時變化的，“理”隻有從自己內心中去尋找，故提倡“致良知”。我們現在常說“不忘初心”，在這物欲橫流的社會中，很多人都在生活中蠅營狗苟，既忘記了自己的初心，也丟掉了道德的底線。良知既可以是人格中的道德底線，也可以是“大智慧”，隻有去探尋事物發展的本質規律，才能真正領悟到為人處世的真諦。在陽明心學中，還提出了不論是聖人還是普通人本質都是相同的觀念，這一觀念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是思想的超越與進步，陽明心學也被學術界稱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出現的最早的啟蒙哲學。

不但如此，陽明心學還漂洋過海成為朝鮮、日本等國學者研究的對象。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為主的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實用學說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轟動，一度被譽為“顯學”。

由於陽明心學強調以心為本，可以說是體驗式哲學，這與認知式的西洋科學和朱子理學相比，更適合注重實用主義的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大多數學者認為，陽明心學在日本的開創者是中江藤樹（1608—1648），他早年學習朱子理學，後來接觸到了《王龍溪語錄》，逐漸開始研究《陽明全書》。讀了《陽明全書》，竟然令他“心似回春”，並賦詩曰：“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陽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他力求像王龍溪那樣把陽明心學普及到庶人中去，並斷言“心學為由凡夫至聖人之道”。於是在近江設館令其徒皆攻讀《陽明全書》，中江藤樹被奉為“近江聖人”，也被稱為日本陽明學派的開山鼻祖。他主張處事要以實踐為主，以變化的角度看待和思考問題，提倡經世、事功，形成了日本陽明學派的思想。日本幕府時期的文教政策對官學以外的學派比較寬容，陽明學說也正是在這個文化相對寬鬆的環境中得到了快速傳播，18世紀以後，陽明哲學普遍受到了日本庶民階層的青睞。佐藤一齋（1772—1859）對陽明心學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日本社會上層朱子學獨尊的形勢下，大力傳播心學。他從事教育70年，聽其講學者常滿堂盈庭，開創了幕末王學的先河。他在《言誌四錄》等著作中大力宣揚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如“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在廣大民眾中有廣泛的影響。特別是他培養的大批學生中有很多人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安積艮齋、渡邊華山、佐久間象山等都出於其門下。佐久間象山還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為開港倒幕作了思想準備。另一位陽明心學的忠實擁躉——吉田鬆陰（1830—1859）認為王陽明的《傳習錄》“皆言會當心”，他主辦了鬆下學塾，也培養了一大批倒幕維新誌士，其中就包括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家——伊藤博文。

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時期，因為國家麵臨著巨變和動**，這一時期的學者普遍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些有識之士認為，確立以深刻的自我體驗為本的心學才是維係國家社會之綱紀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使國家社會開始實現真正的安寧與和平。在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很多重要人物都研究過陽明心學，他們十分看重陽明心學中強調人的精神力量、意誌，強調實踐的說法，要求以實際行動變革社會。而王陽明的思想也被當時日本“開國”“求維新”和“獨立主權”者用以反對“鎖國”，為他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論基礎。幕末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事家高杉晉作曾作詩盛讚陽明心學：“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王陽明雖然出身於官宦之家，但從未有過安於享樂、不思進取的時候，反而從小就立誌要堪比聖賢，而自強不息也正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核心之一。在社會主流價值觀淪喪的環境中，他為了實現自己心中的理想與目標，執著地與困難作鬥爭，並且始終保持著獨立的思想與人格，這才是其在後世被海內外所傳頌與敬仰的重要原因。正德時期是大明曆史上最為荒誕不羈的時期之一，相對於出在民間的聖人王陽明，正德皇帝朱厚照不但沒有仁君之相，反而更像是個曆史的“玩笑”。

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正月十六日，紫禁城。

因為過年，宮內一片張燈結彩，充滿了喜慶祥和的氣氛。這年春節，寧王還特地進獻了許多樣式新奇、造型別致的花燈，配上宮內禦製的宮燈，紫禁城頓時變成了“不夜城”。這天夜裏，為了烘托節日的氣氛，宦官們在城內燃放了煙火，誰知不幸引燃了儲存的火藥，頓時大火在宮內蔓延開來，就連乾清宮也著起了大火。這場大火來勢凶猛，火光在黑夜中數十裏可見，就在宮人奮力救火的時候，遠在西華門的一個人憑欄觀望著火勢，似乎一點也不著急。看了一會兒，他竟然嬉笑著對左右的人說：“是一棚大煙火也。”這個人，就是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而武宗所在的正德朝，就是這麽的荒誕不羈，既不“正”，也無“德”。

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紫禁城內誕生的一位皇子引起了眾人的注目。因為這個孩子的出生日期“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時（辛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時）”所對應的“八字”太好了，剛好是“申、酉、戌、亥”，這在封建社會看來是“貫如連珠”的大貴命相，和太祖朱元璋頗為相似。朝臣們似乎看到了大明雄起的希望。更為特殊的是，他是明朝立國到弘治朝為止，真正有希望成為皇帝的第一位血統純正的嫡長子。我們前邊說過，在我國封建社會，皇位的繼承講究的是“嫡長子”繼承製，而從明朝開國到弘治一朝，隻有洪武時期立的太子朱標勉強算得上是嫡長子（朱標出生時朱元璋還不是皇帝）。這個血統純正的男孩被寄予了厚望，並且取名“厚照”，這個來自《周易》和《尚書》的名字意為“光被四方”。

朱厚照確實是大富大貴之相。他在五個多月大時就被冊立為太子，這比起世宗時代太子之位懸而未決長達幾十年來說簡直是光速。他出生的時候，父親打造的“弘治中興”讓大明王朝從英宗時代土木堡之變的陰霾中走了出來，明朝的國力得到了一定的恢複。比起明朝其他太子多是在兢兢戰戰中度過儲君的時光，朱厚照可以說是從蜜罐裏長大的。他不到八歲就出閣讀書，父親孝宗深知教育的重要性，為了讓這個孩子日後大有出息，精心挑選了一班鴻學大儒組成太子的講師團，課程也是安排得滿滿當當——早朝後，皇太子出閣升座，先讀“四書”，則侍讀官向前伴讀十餘遍，次讀經書或史書，則侍讀官也向前伴讀十餘遍，務要字音正當，句讀分明，讀畢散班。至巳時，皇太子複升座，先講早所讀“四書”，則侍講官向前進講一遍，次講所讀經史之書，則侍講官亦向前進講一遍，務要直言解說，明白易曉，講畢散班。其他如練字、騎射也是一樣不落。

太子也是很爭氣，日常對學業是勤學苦練，寒暑不輟，對孝宗及其他朝臣也是舉止得體，禮儀到位。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明朝很有可能會迎來一位複興之主。但是慢慢地，孝宗發現太子“學壞了”。經過調查，孝宗終於發現症結所在——在正德朝有名的大太監劉瑾等人的陪伴下，太子漸漸養成了喜好遊樂騎射、放鷹逐犬的頑劣性格。選了好老師，卻忘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孝宗忽視了朝夕相伴的人才是影響最大的，這給朱厚照的成長造成了不可逆的影響。朝官楊廉曾經上疏建議選擇年少、品學兼優者每日與太子伴處，可惜孝宗未能接納。在朱祐樘看來，獵鷹騎射也沒有壞處，成祖、宣宗都是文武兼備的一代英主。尚武是沒有錯，但是朱厚照的騎射不過是純粹的玩樂，正所謂“患生所忽，事起細微”，就是這個不經意的習慣，讓朱厚照與英主失之交臂。孝宗在晚年彌留之際曾經反思過自己的這個過失，謂太子“年幼好逸樂”，然而悔之晚矣。

朱厚照這個年紀正是一個人價值觀養成的重要階段。雖然七歲就出閣讀書，但是在劉瑾等人的影響下，朱厚照的學業可以說是一塌糊塗。到武宗登基，他前後一共學習了七年的時間，前期的學習成績尚可，可是登基之後，武宗逐漸將包括日講在內的所有學業都停了下來，前後七年所接受的教育僅僅是未讀完的《尚書》與《論語》，這在以科舉取才聞名於世的明朝簡直就是個“半文盲”。繼位之後，朱厚照年幼時期養成的頑劣性格也毫無保留地表露出來。僅僅四個月後，武宗就開始微服出宮遊玩，並且在劉瑾的引導下“越玩越大”。

他在宮中模仿建立市井，其中充斥商戶甚至是妓院，自己則模仿富商易市。不久之後更是搬出了大內，居住在西華門的豹房之內，日夜作樂，甚至連朝會都停止了，開啟了“君王不早朝”的先例。從種種荒誕的表現來看，朱厚照完全沒有做好執掌帝國的準備，就是一個還未脫離青春期的“懵懂少年”。在他的眼裏，九州萬方、軍國大事都隻不過是遊戲罷了。但就是這樣一位少年，卻也有過人之處，那就是對軍事的天生愛好，並且有幸在短暫的一生中展示了自己的軍事天賦。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十月，韃靼小王子叩關來襲，朱厚照以“大將軍朱壽”的名義統兵出戰。此戰中，武宗展現出超常的軍事天賦，整個戰役期間調兵遣將，運籌帷幄，臨危不亂，最終指揮明軍在山西應州擊退蒙古軍隊，使得明帝國北方邊境取得了難得的安定。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十四日，江西寧王朱宸濠起兵作亂，朱厚照再次禦駕親征。但就是在如此緊要的時刻，朱厚照還不忘記在行軍路上尋花問柳，以至於還未趕到戰場王陽明就已經將叛亂平定下來。任性的朱厚照甚至想要將寧王放走自己再親自捉拿過過癮，他怎麽也想不到這次南征斷送了自己的性命。在大軍經過清江浦時，朱厚照玩性大發，自駕小船捕魚玩耍，結果跌落水中，不懂水性的武宗雖被人救起但是卻患上了肺炎，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自知大限已到，良心發現留下了“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駕崩於豹房，年僅三十一歲。

武宗一朝，先後有兩位藩王反叛起事，可見朝政廢弛到何種地步。更危險的是第二次寧王造反，朝中居然還有些大臣持觀望態度。作為一個皇帝，朱厚照的頑劣成性和荒誕不羈讓剛緩過勁的大明帝國又遭受到了重創，本來逐步趨向政治清明的朝局又逐漸被宦官把持，權奸跋扈盛極一時，而首推代表者就是正德朝的著名太監——劉瑾。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六月，劉瑾成了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權力最大的司禮監的掌印太監，開啟了自己的“立皇帝”生涯（由於權勢滔天，人們將劉瑾形容為“立皇帝”）。在怎樣擅權方麵，劉瑾可謂做足了功課。他總是趁皇帝尋歡作樂時才上奏本，每次武宗玩得高興，一看有工作要煩自己，就對劉瑾說：“我用你幹什麽？”於是，很多事情劉瑾便自作主張定下來。

當時臣工要給皇帝上書，要先用紅色帖子謄抄送給劉瑾，稱為“紅本”，奏疏中對劉瑾隻準稱“劉太監”。一次都察院在奏疏中不小心寫上了“劉瑾傳奉”的字樣，劉瑾看到後惱羞成怒，罵得都禦史屠滽帶領下屬下跪道歉才算了事。有些大臣拜見劉瑾時為了巴結他竟稱他為“頂上”，或自稱“門下小廝”，毫無文人風骨。對於敢跟自己作對的大臣，劉瑾則全方位地打擊報複，甚至濫殺無辜。禦史王時中，郎中劉繹、張緯，參議吳廷舉等因曾上疏揭發劉瑾、兩廠總鎮太監潘忠劣跡或其他一些小過失，被施以戴枷的刑罰，這些大臣被枷得奄奄一息後又被流放充軍，順天府丞周璽以及五官監候楊源因為觸怒閹黨竟然被廷杖致死。劉瑾一時間權傾朝野，不要說文武大臣了，就連王公貴族見他時都要叩頭、作揖。

正德一朝，宦官亂權尤為嚴重，武宗在東、西廠之外又設內行廠，由劉瑾指揮，東、西二廠也要受他監視。兩廠派出的特務在民間橫行，以至於鄉間有人見到鮮衣怒馬、操京師口音的人就嚇得四散躲避。劉瑾在掌權的同時也大肆搜刮民財，他向武宗建議更換鎮守太監需要新人上貢費用一萬到二萬兩銀子不等，又奏請設立皇莊三十多處斂財，供武宗揮霍並從中貪墨，這些皇莊共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他還插手鹽務和官員的考核任免，在這些事務中中飽私囊。

明朝中後期很大一部分士人讀書做官就是為了“衣錦還鄉”，而還鄉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整修祖墳，以乞求先祖保佑，太監也不例外。劉瑾在自己的家鄉大興土木，為父母興建了祠堂、墳塋，令地方官每年祭拜。這還不夠，他又在京師朝陽門外霸占了幾百頃地用來蓋玄明宮，供奉玄天上帝，其規模極為宏大壯麗，用材奢華考究，彼時人稱為了這個工程“千人力盡萬牛死”，工程完畢後“南國楩樟盡，西峰土石窮”。不久之後，劉瑾又奏請在朝陽門外貓竹廠地以供香火，拆毀了官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發掘了民墳兩千五百餘家，以至於白骨累累暴露於野，冤號之聲沸於郭外。

劉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變。一次劉瑾下令把在京師謀生的外地傭工全部轟走，寡婦一律嫁人，未葬的屍體都要火化。如此離譜的命令引得京師**，酒保、磨工、賣水者等千餘名“京城務工者”相聚於城外，聲言拚死要刺殺劉瑾。此次民變雖然被平息下去了，但是更大的事件馬上又發生了，那就是正德朝的另一起藩王叛亂——安化王叛亂，這一事件直接導致了劉瑾的敗亡。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以誅劉瑾為名起兵造反，明廷派遣都禦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前往討伐。張永、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穀大用等幾個曾侍候過太子的宦官和劉瑾一起組成了正德朝的權宦集團，稱之為“八虎”。而張永和劉瑾雖然同是宦官，但是兩人卻有嫌隙。

楊一清乘機煽動張永，二人遂決心除掉劉瑾。在平定叛亂後武宗設宴慰勞張永，等劉瑾離席之後張永拿出安化王的討伐檄文給武宗看，朱照厚看完之後沉默不語，突然低著頭說了一句：“劉瑾辜負了我。”於是下令連夜緝捕劉瑾，之後在抄家的時候從劉瑾家中搜出私刻的皇帝印以及盔甲、弓箭、龍袍、玉帶等各種禁品，還發現劉瑾經常拿著的扇子裏竟然藏有兩把鋒利的匕首，與此同時，抄沒出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兩鬥等巨額財產。武宗勃然大怒，下令把劉瑾千刀萬剮，淩遲三日。行刑當天，被劉瑾迫害的人家紛紛以一錢買下從他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人生吃劉瑾的肉以泄憤。一代閹首就這樣退出了曆史舞台。

正德時代，是頗有爭議的一朝。很多學者認為武宗荒**暴戾，荒誕不經，一生所建實無；但也有學者認為明武宗天資聰穎，思路清晰，大事上一點不糊塗，應州大捷就是佐證。另外武宗在語言方麵頗有天賦，甚至於梵文、阿拉伯文都是一學就會。曆史就是這麽諷刺。正德一代如果非要說有和年號匹配的事情發生的話，可能就是陽明心學的發揚光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