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詡：三國時期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曹魏開國的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剛剛登基的魏帝曹丕當眾公布了第一批人事選任的詔書，排名首位的當朝太尉居然是那個多年來悶聲不響的原太中大夫—賈詡！不禁驚翻了一大堆文武百官。

當這個消息傳到千裏之外的江東時，孫權也忍不住笑了。他的這個“笑”是“譏笑”的“笑”，譏笑“中原無人”。

然而，到了一千多年後的今天，賈詡竟被一部分史學家和讀者大肆吹捧，甚至被稱為“謀略鬼才”“曹魏帝國的幕後推手”。這就未免太過誇張了。當然，他那種“明哲保身、隨機應變”的韜略和能力似乎也呼應了某一股社會思潮，而這股思潮的名稱，就是“精致的利己主義”。

實際上，縱觀史籍，賈詡隻是漢末三國時期諸多謀士當中並不特別冒尖的一個。他早年能夠功成名就，多半憑借的是他的平台和運氣；他晚年能夠位極人臣，大半又靠的是曹丕的濫賞“作秀”。像司馬懿那樣的真才實學，像諸葛亮那樣的遠見卓識，像陸遜那樣的文韜武略，認真分析起來，他其實一樣都沒有。

在入仕早期，賈詡最主要的平台是西涼武人集團。西涼武人集團內部十分缺乏謀略型人才，而賈詡有西涼第一智士閻忠所謂“（張）良、（陳）平之奇”的讚譽和加持，很順利地就做到了討虜校尉的職務。當年董卓遇刺後，西涼武人集團群龍無首，王允又昏頭昏腦地下了“絕殺令”，逼得“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裏”。而賈詡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身為西涼諸校尉之一，與李傕、郭汜等同席共議，說服他們來個“絕地反擊”，殺回長安。後世竟對他這一計讚揚有加、吹噓不已。

但在筆者看來，他此舉不過是順勢而為、觸機而發，引動西涼諸將“困獸一鬥”罷了！其中的算計得失如此之分明，以李傕、郭汜等人之政治頭腦尚能接受，又何難之有？他隻是激發了他們“孤注一擲”的勇氣罷了。當然，賈詡亦頗有自知之明，在李傕等人攻下長安後要重賞他時，他認為自己是“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硬是推辭不受。這並非他真的過謙，而是他確實知道自己那時候不過是“矮子群裏當高人”，李傕、郭汜他們恰巧被自己以利害得失說動了而已。他這一計，盡管弄得中原神州從此是“伏屍百萬、流血千裏”，可他本人的利益卻得到了最大化的保全和拓展。在他眼中，這便足夠了。

賈詡後來東奔西走，為了跳出動亂的“旋渦”，又在建安年間說服西涼大將張繡在曹操最需要外援助力的關頭歸降了曹營。他這一計對時機的拿捏確實比較精準。不過彼時鍾繇坐鎮關中，也將馬騰父子和韓遂等人說服而歸順了曹操，一樣是立功赫然。相比之下，他的計策並不算多麽出類拔萃。但賈詡借張繡降曹之事，又在曹操那裏狠狠地撈了一大把，官拜執金吾，封爵都亭侯，食邑數百戶。

到了曹操的身邊，在“謀士如雲”的曹氏幕府之中，賈詡“黔驢技窮”“江郎才盡”的原形很快就暴露無遺了—“泯然眾人矣”。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來研判：曹操一向是賞罰分明、毫不阿私的，在他手下，有功者則必賞、有過者則必罰。賈詡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之時便投到了曹操的陣營中。曹操當時很大方地封賞他為“都亭侯”、位居執金吾。然而，二十年過去了，直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之春曹操去世，賈詡仍然是掛名“都亭侯”、官居太中大夫，食邑未增一戶，秩位未進一級。而且，在曹操私屬的封國魏宮裏，其相國是鍾繇，其禦史大夫是華歆，裏麵居然也沒有賈詡的位置。由此可見，這二十餘年間，賈詡在曹操手下的表現，真稱得上是“平平無奇”四個字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讀這一現象：也許，在這二十餘年許都小朝廷裏擁曹派和擁漢派的明爭暗鬥之中，賈詡為了絕對地保全自己，於是絕對地嚴守了中立。所以，曹操就是想賞他，亦無法可賞吧？

可賈詡畢竟是謀士，是“以謀為生”“以謀為業”的。他也給他的主君們出過不少計策。從他的這些計策來看，他的謀略生涯有三個特點，即“三有餘而三不足”。

其一，他應變有餘而前瞻不足。在長安之亂時，他能因勢利導說服李傕、郭汜等西涼諸將“絕地反擊”以保命，這是他的應變之才超乎常人。但打下長安之後，他卻難以製約西涼武將們的恣意妄為，也無法說服他們躍出思維的“井底”而實施“奉天子以製關東”之大略，最後鬧得君離臣散、雞飛狗跳，這便是他前瞻性不足，不能未雨綢繆而占據主動。故而，他自身最終也被時勢所驅動，似浮萍一般遊移而出，隨遇而安，卻難以獨樹一幟而爭雄天下。

其二，他精明有餘而高明不足。《三國誌·魏書·賈詡傳》記載了他這樣一條故事：

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賈）詡同郡，遂去（李）傕托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

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

可見賈詡在對人性的洞察和對利弊得失的算計之上是何等的精密！然而，縱覽史冊，荀彧有建議曹操“奉天子以討不臣”“借天子以納人心”之大略，諸葛亮有建議劉備“聯孫抗曹、跨有荊益、兩線作戰”的“隆中對”之奇計，司馬懿有建議曹操“軍屯興國”之長策和“聯吳製關、借人驅敵”之巧計，所以他們三人皆能高瞻遠矚而推轉曆史之巨輪。而賈詡呢？僅有明哲保身之小計小謀，終無濟世安民、撥亂反正之宏圖大猷！

其三，他保守有餘而進取不足。據史書所記，賈詡一生中針對曹魏集團謀求對外擴張之全局性建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漢末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摘自《三國誌·魏書·賈詡傳》）

第二次是在曹魏黃初年間：

帝（指魏文帝曹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

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據險守要，泛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幹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

他這兩次進獻的計策之主旨皆是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裴鬆之針對他的第一次建言已經做了非常精辟的評論。

（賈）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於時韓（遂）、馬（超）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楫棹之手，實震**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

其實，賈詡第二次在黃初年間的建言亦是如此：曹丕伐吳，並非是他的部將之中沒有諸葛亮、陸遜那樣的英才，其失利之關鍵在於曹丕本人好戰而不善戰、剛愎而又自用，當然是勞而無功。他若大膽建議曹丕放手任用臧霸、曹休、夏侯尚等人，令他們各當一麵、各盡所長，必能大有斬獲，又豈會在伐吳之役中鬱鬱而歸？

其實，深究下去，我們可以發現：裴鬆之隻看到了賈詡之計“未合當時之宜”的一麵，而未洞徹賈詡獻上此類“保守之計”的真正用意。賈詡念念以自保門戶為重，深知“無過便是有功”。他表麵上建議曹操父子以“不戰而勝”為上策，說得是冠冕堂皇，而實則是讓曹操父子“不戰則無錯，無錯則無咎，無咎則不遷怒於己”。

歸根到底，他如此進言，還是為了巧妙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也符合他一貫的處世風格：“多言則多失，少言則少失，不言則不失。”他寧可在曹操父子麵前說得四平八穩、滴水不漏，亦決不破格出奇、授人以柄。就憑這一點，賈詡堪稱三國時期最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正是靠著這一份精致的利己主義作風，他才在魏宮奪嫡之爭達到最激烈的關頭精準出手，隱在幕後以劉表父子、袁紹父子之事例警醒曹操，為自己未來的主君曹丕獻上了一份“大禮”。所以，曹丕剛一登基便回報了賈詡的暗助之功，立刻將他從亭侯升為了鄉侯，從虛職升到了高位，還實打實地增邑三百戶。

然而，賈詡如此之作為，終究是“功在一人而不在天下”，故而才被孫權譏笑為“沐猴而冠、德不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