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昭：曹魏幕後的真正“孤臣”

古人入仕大多追求成為國之“良臣”。劉向在《說苑》一書裏對“良臣”進行了定義。

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當然，“良臣”人人願當，那麽“孤臣”呢？在“良臣”的基礎上，該大臣若是“處眾以默、立身以晦、受謗無怨、忠君無悔”，那就是真正的“孤臣”。這樣的“孤臣”，又有幾人願當？他們在外人心目中甚至可能會被視為“奸佞之徒”，但他為主君所做的貢獻和業績卻是無形而巨大的。

這樣的“孤臣”在曆史上不乏其人：西晉的開國元勳賈充，他被世人共稱為“奸佞之臣”，對他冷嘲熱諷、風言風語。賈充如此取怨於眾，隻因他在當年雲龍門事變時指使成濟刺死了魏帝曹髦，替主君司馬昭背了“黑鍋”，也由此而為非司馬係的禮法之士所不容。然而，在司馬氏看來，賈充便是忠於司馬家而甘冒奇險的“孤臣”，所以對他倚重有加，厚任他為尚書令、魯郡公，“祿賜常優於群官”，還在多次政爭中為他“保駕護航”。

其實，在曹魏一朝，也有一位類似賈充的“孤臣”，但是他比賈充“孤”得更加徹底，幾乎將自身所有的貢獻和業績淹沒在了史簡深處。他，就是董昭。

董昭出身於山東濟陰董氏一脈，並不屬於漢末的名門望族之列。他早年被袁紹辟為參軍，憑其英勇之識、機變之才，一直做到了巨鹿太守、魏郡太守，在袁紹帳下可謂“春風得意”。然而好景不長，袁紹集團內部黨爭激烈，令他受陷而墮。原來，袁紹僅因董昭的弟弟董訪在袁氏的政敵張邈手下效勞，便聽信讒言，不分青紅皂白地遷怒於董昭。董昭隻得遁身而出，雲遊中原，欲擇主而事之。

應該說，董昭和袁紹當時的盟友曹操相識已久。他對曹操的看法是：

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群。曹今雖弱，然實天下英雄也，當故結之。（摘自《三國誌·魏書·董昭傳》）

這一看法，使他從心底裏把曹操視為自己的未來之主。當然，也不排除是曹操派來了“暗線”和他接上了頭，令他在外圍幫助曹操打開僵局，以實現其“迎天子以討諸侯”的大略。

董昭暫時棲身在河內郡軍閥張楊的麾下，說服張楊與曹操交好，並通過張楊上表推薦曹操為兗州牧。在做成這一功勞之後，他又借機遁走，來到漢獻帝身邊當了議郎。

當時漢獻帝已返回洛陽舊都，卻身處楊奉、韓暹等軍閥的控製之下。而董昭則自覺地當起了曹操的“代言人”，替曹操作書與楊奉示好，以此換取曹操入京麵聖。《三國誌·魏書·董昭傳》對此過程進行了詳細描寫。

（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冀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

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

曹操獲賞，遂入朝謝恩，而實則欲將漢帝遷入自己掌握下的許縣，不想再受楊奉、韓暹等人的牽製。董昭對此大力支持，並建議曹操與楊奉交涉時不要先談許縣，而是假意聲稱將禦駕遷入魯陽以便供運糧食。楊奉為人“勇而寡慮”，認為魯陽還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中，於是不曾懷疑，就答應了曹操。不料，曹操將漢獻帝遷出洛陽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入駐了許縣，徹底遁出了楊奉的勢力圈，從此可以毫無掣肘地實施其“奉天子以討不臣”之大略了。對董昭的種種貢獻，曹操也迅速給予回報：擢升他為河南尹，官秩為真二千石。

此刻，袁、曹之爭也已然達到了臨界點。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紹秣馬厲兵，意欲南下討伐曹操。曹操也不甘示弱，以兵屯守官渡。與此同時，他故意通過漢獻帝公開下詔免去袁紹所領的冀州牧職務，把袁紹的宿敵董昭一舉提拔為冀州牧。在這一刻，董昭就成了曹操用來惡心袁紹、刺激袁紹的“工具”。他這一招果然有效，確實刺激到了“智不製情”的袁紹。袁紹一怒之下，不顧田豐、沮授等人的“持重之議”，在“備未周全”的情況下便倉促南來與曹操“孤注一擲”地對決。

董昭雖然被曹操如此利用以對敵，他卻沒有半句怨言，任由曹操盡心施為。他已經和曹操站在同一陣線了，鬥倒袁紹是他倆共同的目標。就算曹操要拿他的人頭去迷惑袁紹，他應該也是心甘情願的。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取鄴城，討袁之役大獲全勝。這時，董昭很知趣地讓出了冀州牧這個重要職位，並請曹操自領而居。《三國誌·魏書·荀彧傳》裏寫道：

或說太祖宜複古置九州，則冀州所製者廣大，天下服矣。

這個“或”是“某人、有人”的意思。根據史書前後的邏輯，這個“某人”應該就是董昭。他進言曹操，準備“複古置九州”，把冀州之域擴大，吞並幽州、並州及雍州之半部，然後封為曹氏的私有領地。

但這一動議，很快便被朝中擁漢派領袖荀彧識破並勸阻。誰都看得出來，曹操剛平鄴城，就迫不及待地獨占冀州、吞並他州，這不是要成為第二個“袁紹”嗎？！此時，曹操也考慮到自己“擁漢滅袁”的口碑還不能自毀，代漢奪權的時機遠未成熟，於是“寢九州議”，退讓了下來。不過，他對董昭的表現還是滿意的，隔了兩年左右，便提拔董昭為“千秋亭侯”，與荀彧所領的“萬歲亭侯”相映成趣。也許，他如此之施為，是向荀彧暗示：董某人的擁曹代漢之功，與你荀令君的定亂安國之勳在本尊眼裏是不相上下的！你應該懂得，本尊此時此刻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就是“代漢立曹”！

其實，在這個時候，“擁漢匡複”還是漢末名門世族集團的主流共識，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也大多數是傾向於漢室中興的，董昭站出來擁曹易幟需要很大的勇氣。畢竟，擁漢派勢力太大，他們的反擊是常人難以承受的。可是，董昭還是硬挺了下來。

這一挺，就挺到了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之冬。這一年，關中已被底定，荊州也入囊中，曹操可謂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代漢奪權的時機基本成熟了。董昭終於越眾而出，向曹操進言封建五等爵位製。

後（董）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指曹操）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製，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慚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宣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床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摘自《三國誌·魏書·董昭傳》）

他這一舉動頓時在朝野上下掀起了軒然大波。麵對擁漢派眾臣的洶洶來攻，他絲毫未曾退縮，並代表擁曹派集團公開站到風口浪尖上與荀彧進行筆戰。

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強齊之眾，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複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群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複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摘自《三國誌·魏書·董昭傳》）

這一場暗戰並未持續多久，隨著荀彧在前往壽春協助曹操征討孫權的途中暴卒而畫上了句號。半年後，曹操升為魏公，享九錫之禮，居群臣之首。

曹操晉爵加禮之後，依照常理，全力推進此事的董昭功不可沒，也應該隨之而受重賞。但實際的情況卻是：董昭在後麵的七八年間居然一直是“不升不賞”、原地任職，於朝堂之上幾乎成了一個“透明人”。原來，他首倡勸進曹操晉公加爵，間接逼死了擁漢派領袖荀彧。而荀彧的門生故交遍布天下，他的至交好友是鍾繇、崔琰、毛玠，他的女婿是陳群，他的關門弟子是司馬懿，而華歆、郗慮、王朗等名士都是他舉薦入仕的，一個個身居高位，幾乎都是董昭不得不為之深深忌憚的“大佬”。如此情勢之下，董昭為了避免變成漢、曹之爭的“犧牲品”，隻能“屏息斂跡”，夾起尾巴做人，在朝野上下隱身自保。正由於此，他又哪敢去外麵炫耀自己勸進曹操的功績？他緘默了如此之久，久得連他自己都以為曹操父子已經忘掉了自己所做的貢獻了。然而，他的唇舌之間，依然沒有對外泄出半句怨言。

終於到了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曹操之嗣子曹丕代漢登基、稱帝臨朝改元黃初。他並未忘記董昭的擁曹之功，一即位便拜他為大鴻臚。大鴻臚隻是與董昭先前的諫議大夫官秩相當。表麵上，董昭似乎沒有加官。但他的爵位卻進了一級，由千秋亭侯升為右鄉侯。須知，曹丕的左膀右臂陳群、司馬懿二人，此刻也是潁鄉侯和安國鄉侯。至少，在曹丕心目中，董昭和陳群、司馬懿一樣，亦是自己值得信任的忠良之臣。

董昭不顧自己年過六旬，仍是兢兢業業地隨同曹丕南征北戰，一路上出謀劃策、言無不盡。曹丕對他也報以殊遇，賜其弟董訪為關內侯，以悅其心。

雖是如此，在朝堂上下，董昭卻因當年勸進曹操之事而“臭名遠揚”。《三國誌·魏書·蘇則傳》裏寫道：

（董）昭嚐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董昭“歸善於君，攬惡於己”，換來的是他終身極難升任清望之官，也始終不能位居要津。曹丕一想提拔他，便有風言風語而襲之，於是隻能一次又一次地“擱淺”。但董昭依然緘默著，仿佛這一切都在他的包容之中。

數年之後，曹丕駕崩，新帝曹叡繼承大統。他即位之初，便發現朝中那些“權二代”私相結交、彼此吹捧，形成“浮華交會”之風，並影響到尚書台選曹的人事操作。在曹叡看來，他們不務正業、沽名釣譽、貪權逐利，用之則名不副實，不用則浮言四起，對自己的皇權造成了隱性的威脅，於是決定大加整治。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他突然重用起董昭來，一下把他提拔為主管人事選任大權的三公之一：司徒。董昭多年的苦心貢獻似乎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然而，和他的祖父曹操當年封董昭為冀州牧一樣，曹叡是推出董昭來替自己“幹髒活”的。想整治“浮華交會”之風，就必須要選用最佳的執行者。這些“修浮華、合虛譽”的“權二代”個個來頭不小：何晏是曹操的養子，且貴為帝婿；夏侯玄是先帝曹丕生前好友夏侯尚之嗣子，又係大司馬曹真之外甥；司馬師為司馬懿之嗣子，又與夏侯玄為姻親；劉熙是中書監劉放的兒子；孫密是中書令孫資的兒子；衛烈是選曹尚書衛臻的兒子—朝中其他臣子誰敢站出來得罪他們？

曹叡思來想去，覺得隻有董昭才是堪當此任的最佳人選：他資曆深厚，可以壓服“權二代”背後的父輩勢力；他無派無係，才能不被各方勢力所牽製；他“臭名昭著”，應該也不在乎自己身上再被多潑幾盆“汙水”。但，董昭自己會答應接下這樁“苦差”嗎？

此時的董昭已經年過七旬，他本可不必再來蹚這一池“渾水”了。然而，曹叡一紙詔下，他終是挺身而出，替曹叡攬下了這樁“髒活”。曹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拖著老病之軀，義正詞嚴地發出了那道《陳末流之弊疏》。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台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曹叡收到此疏，立刻順水推舟痛下重手，將那些“權二代”或貶或遷，狠狠地教訓了一番，讓他們規矩了很長一段時間。而這場被後世稱為“太和浮華案”的“始作俑者”—董昭，則再次被各方勢力集團推到火爐之上備受煎熬。畢竟，他出麵得罪的，可是一大批名門世族啊！

然而，曹叡還沒來得及力挺董昭對抗群臣—他就溘然辭世了！這位任勞任怨地為魏朝背了一輩子“黑鍋”、幹了一輩子“髒活”的孤忠老臣，就這樣撒手西去了！他留下了一地的罵名，卻隻有曹魏的三代主君才能明白他真正的貢獻之所在。

董昭死後，曹叡親筆賜予他“定侯”的諡號。根據諡法所載，“純行不爽曰‘定’、德操純固曰‘定’”。曹叡真是他的知音，懂得他這一生都是為了魏室在孤獨地“純行不爽”“德操純固”，所以給了他這個蓋棺定論的佳評。隻不過，董昭已逝，滿朝上下還有誰會像他這樣盡心不貳地忠於大魏呢？這個問題在曹叡的心底始終縈繞不息，一直糾結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