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分權製衡術”及其政治影響

東漢獻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冬十月，魏王曹丕在文武群臣的大力勸進之下，接受漢獻帝劉協的禪位，登基即位，君臨天下。

但曹丕能夠完成改朝換代，並非自身擁有足夠的功業所致，而是出於其父曹操的豐功偉績之蔭澤與心腹眾臣的推戴。所以，連他的親妹妹、漢獻帝的正宮皇後曹節都對他急功近利的篡代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和不服。《三國演義》裏對這一幕情景進行了合乎史實的演繹—曹節是這樣譏罵曹丕的：

吾父（指曹操）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

《後漢書》裏的曹節並沒有罵得這麽詳細。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後怒不與。如此數輩，後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摘自《後漢書·卷十下·皇後紀》）

但她的言外之意卻不得不令曹丕返躬自省。他作為一個在名門世族集團的鼎力支持下才坐上禦座的中年皇帝，畢竟對外無開疆拓土之功，對內無惠政安民之勳，雖然頂著“開國之君”的旒冕，但實際上更像是一個坐享父蔭的受成之主。新朝初建，朝野上下各個勢力集團都在蠢蠢欲動，為自身爭取更大的利益，醞釀著無形而又激烈的風暴。麵對此情此勢，自東宮謀嗣之時便能“禦之以術，矯情自飾”的曹丕自然是不甘坐視，欲以周密的謀算和精巧的手法來壓製各大勢力集團、鞏固自身皇位。

首先，曹丕深深懂得“代漢者，當塗高”這句讖言背後的真實寓意。他自己就是“代漢者”，自然對“當塗高”三字有著和臣下完全不同的理解。《韓非子·孤憤》一文中寫道：“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作為“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摘自《三國誌·魏書文帝紀》）的曹丕，肯定是讀過這一篇文章的。正因為他和父親是“擅事要”的“當塗之人”，所以才會代漢成功。那麽，推而廣之，今日“代漢者”為“當塗高”，則他日“代魏者”也一樣豈非“當塗高”乎？所以，自此時起，曹丕禪位稱帝之後，處心積慮、念念在茲的，便是堅決杜絕自己的魏廷上下再度出現一個類似於父親曹操那般“擅事要”的“當塗之人”。唯有如此，魏室方能江山永固。而他自己琢磨獨創出來的，便是一整套的“分權製衡之術”，以此防止“一枝獨大”的“當塗之人”產生。

他“分權製衡”的第一步，就是在建立魏朝之後，立即廢除了丞相之製，重設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職，不允許任何臣下能夠“一手遮天”。對鍾繇、華歆、王朗等老一輩的宿望重臣，曹丕把他們一律轉升到“坐而論道、華而不實”的三公職位上去休息養老，盡量給足優待；對陳群、司馬懿等潁川係新秀骨幹，他又將他們安插在尚書台、禦史台、九卿署等“起而行道、經綸機務”的職位上去切實效勞，賦予他們實權。這樣一來，曹丕便很適當地處置好了朝臣當中“新與舊”的重大問題。

他“分權製衡”的第二步，就是處置曹魏宗室之間“親與疏”的問題。自古以來，人們都是“親直係而疏旁係”，而曹丕卻反其道而行之。隻因他在東宮世子之位時，他的最大政敵恰恰來自他的同胞兄弟。那時，他的三弟曹植以詩文絕妙而名馳儒林，丁儀兄弟及楊修竟奉以奪嗣，“（曹）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指曹操）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節選自《三國誌·魏書·曹植傳》）；他的二弟曹彰驍勇善戰，身任關中主將，軍功卓著，卻又與曹植關係甚密，有結黨互倚之嫌。所以，曹丕對這兩位直係宗室是嚴加猜防的。他一登基，便將曹植、曹彰逐出京都，奪去實權，終生閑置不用。但江山藩屏，又非宗室而不可倚重。於是，曹丕對曹真、曹休、夏侯尚等旁係宗室引為臂助，因為他們在法統和名分上都不足以威脅自己的皇權。他倚用曹真、曹休、夏侯尚等人，則是為了監控外廷之大臣。以曆史實踐而證明，曹丕生前這一“親旁係而疏直係”的權力製衡，還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帝（指曹丕）複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周）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後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後，但加貶爵。（節選自《三國誌·魏書·周宣傳》）

他“分權製衡”的第三步，乃是處置曹魏外戚集團的“遠與近”問題。在先前的奪嗣之爭中，曹丕的母親卞太後一直是偏向於曹植、曹彰的，而且登基後對他們也是維護有加。

因此，曹丕對卞氏一族等外戚集團並無獲助感恩之情。他於黃初三年（公元222年）便公然下詔：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後，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摘自《三國誌·魏書·文帝紀》）

從源頭上堵住了外戚集團的坐大成勢之路。但外戚集團畢竟也是皇權的一大助力，可以在權利共享上邊緣化，但不可完全摒棄。於是，曹丕便將卞蘭、卞琳等表兄弟安插到奉車都尉、步兵校尉等禁軍要職上去，以顯親近籠絡之意。在曹丕的謀算中，這些外戚子弟又可以用來監控曹真、曹休等在外領兵坐鎮的旁係宗親們。

曹丕“分權製衡”的第四步，則是處置曹魏政務機構之間的“虛與實”問題。他登基之初，尚書台由陳群、司馬懿兩位強勢之士主導，對自己的皇權形成了極大的製約。例如，他對多次直顏冒犯自己的右中郎將鮑勳甚為不滿，但在陳群、司馬懿的聯名舉薦之下，他還是不得已而升鮑勳為禦史中丞。於是，曹丕改易先前丞相府的秘書署為內廷中的中書省，由著名文士劉放、孫資擔任主官，典掌機密，收文發詔，把尚書台的樞密之權分了過來。如此一來，中書省參謀帷幄之權漸實，而尚書台綢繆經綸之職漸虛，曹丕則居中以聖心獨裁而令行禁止。到了曹魏後期，連辛毗這樣的重臣之升遷，尚書台尚且不能自主，還須由中書省在內與君王議決。

曹丕“分權製衡”的第五步，乃是處置曹魏官僚集團之間“散與聚”的問題。即使陳群、司馬懿是他的“東宮之友”，他也仍在這二人中間大搞“離散均衡”。比如，

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見信於主，製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仆射畢軌表言：“尚書仆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摘自《三國誌·魏書·辛毗傳》）

魏廷選曹（即吏部）之職素由陳群及其親信陳矯所壟斷。而曹丕隨即起用司馬懿的胞弟司馬孚予以製衡，不欲令陳群、陳矯利用人事選任之權以結黨營私。《晉書》裏寫道：

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摘自《晉書·司馬孚傳》）

這其中的“主者”，正是身為尚書令的陳群和身為選曹尚書的陳矯。司馬孚出來公開反對，無疑是得到了曹丕的暗中授意。曹丕後又將司馬孚轉任內廷的中書郎、給事常侍，使他更能名正言順地製約陳群、陳矯。所以，在這一方麵，曹丕本心是希望各個勢力集團散而不聚的，他作為君王方能“分而製之”。

但在另一方麵，他又希望調控各個勢力集團形成合力共同對付外敵。他在臨終前決定的顧命輔政大臣名單就非常顯著地凸顯了他“聚內以對外”的製衡思維：那份名單上共有曹真、曹休、陳群、司馬懿四個人。他的第一層“聚”的用意是：合陳群、司馬懿兩位宿望重臣之力以製曹真、曹休兩位旁係宗親；他的第二層“聚”的用意則是：合曹真、曹休兩位旁係宗親之力又可反製陳群、司馬懿等外臣；他的第三層“聚”的用意又是：合曹真、曹休、陳群、司馬懿四人之力以製曹植、諸葛亮、孫權等外敵。

曹丕這一套環環相扣的“分權製衡術”確實還是立竿見影、頗有成效的，至少在他生前和身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魏廷上下並沒有出現一個能夠“擅事要”的“當塗之人”。太子曹叡繼位後，全盤接受了他這些做法，坐享這一“分權製衡”體係所帶來的“紅利”。然而時移勢易，曹氏內部人才凋零，曹叡終其一生也未能尋覓到曹真、曹休、夏侯尚那樣能征善謀、出將入相的宗親人才來夯實魏室皇權的支柱。同時，司馬懿父子等外廷重臣的勢力借著魏室無人之際日漸膨脹，直到最終突破了曹丕、曹叡父子一直努力營造和維護的“分權製衡”體係，猶如異峰突起，勢不可遏。

這期間，曹叡還竭力扶持中書省官員與外廷眾卿相製約，本以為他們是皇權的附庸而加以絕對的信任，卻不料孫資、劉放自身就是出自郡望高門，與外廷的名門世族集團枝葉相連、息息相通，又如何能做到絕對的“互相對立”？所以，他倆才在最後關頭力挺世族名門集團的首領司馬懿為輔政大臣！曹叡迫不得已，在臨終前拉了個平庸無能的曹爽來“對衝”司馬氏，隻能算是白費心機，終無所成。

《世說新語》裏有一則故事，專寫曹丕生前所築的陵雲台。

陵雲台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台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其實，那一整套錯綜複雜的朝廷“分權製衡”體係，就是曹丕為魏室的長久統治而苦心構造的一座“陵雲台”。魏明帝曹叡苦於宗室無人，又迫於吳蜀外患，才不得不以司馬氏為“大材”來扶持魏室，結果導致權力天平漸漸失衡。但他也徒歎奈何—《論語》裏講：“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曹魏宗室確無可用之材，意味著這個“本”都已經頹壞了，那麽魏帝們玩弄再複雜再精妙的“分權製衡”之術，也不過是“水中撈月”“鏡裏摘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