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二把交椅

在接下來的三年裏，邁克爾在沒有副手的情況下獨自運營公司。我們的關係在奧維茨離開之後變得更加緊密，但我也能偶爾感覺到邁克爾的警惕，他覺得我一直在覬覦著他的寶座，因此從來不能完全信任我。這有如一場來來回回的“趨避之戰”。邁克爾偶爾會讓我參與決策製定並向我吐露心聲，但轉眼之間態度又會急轉直下，與我保持距離。

不可否認，之所以在並購後選擇留下，一部分原因就是我覺得自己在未來有可能執掌公司的運營大權，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在一心謀求邁克爾的職位。我隻是想盡自己的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並盡可能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方方麵麵。就像我在職業生涯中一直奉行的態度一樣，如果恰逢邁克爾從崗位上退下，我希望自己在機會來臨時已經做好了準備。

這些年來，很多人都問過我什麽才是培養抱負的最佳途徑——這不但包括你自己的抱負，也包括你所管理的人員的抱負。作為一位領導者，你應該希望周圍的人能夠積極行動、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前提是對於夢想工作的渴望不能讓他們從現在所在的崗位上分心。抱負不能太過超越眼前的機遇。我見過的很多人都會把目光集中在某個工作或項目上，但真正實現目標的機會卻很渺茫。他們對某個遙遠目標的執著釀成了問題，使之對現在的環境越發厭倦。他們不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在自己實際擁有的責任上，由於一心向往著別處，抱負便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抓住其中的平衡點很重要——把手中的工作做好；有耐心；尋找能夠有所貢獻的機會，並從中實現拓展和成長；利用你的態度、活力和專注，讓自己成為一個上司在機遇出現時覺得必須將之交付於你的人。從另一方麵來說，如果你是上司，那就應該培養以上所述的這類人——不是那些一邊吵嚷著要升職、一邊抱怨自己的能力沒有被充分利用的人，而是那些在每天的工作中證明自己不可取代的人。

就像在許多事情上一樣，湯姆和丹在此方麵也樹立了完美的典範。他們對我的成長付出了諸多精力，表達了他們對我成功的殷切希望，也為我開辟了一條道路，讓我學習步步晉升和掌管公司運營大權所必備的知識。在職業的每一階段，我都在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拿出優秀的表現，那麽他們便會對我有更為宏大的安排。相應地，我對他們也抱著極大的忠誠。

然而，首席執行官與其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則充滿了矛盾。我們都願意相信自己是不可取代的，訣竅就在於擁有足夠的自知之明，不要沉溺於你是唯一一個能做這份工作的人選的執念之中。從本質上來說，傑出的領導力的重點並不在於你的不可取代，而是要幫助他人做好有一天繼任你的職位的準備——也就是給予他人與你一起製定決策的機會；辨識出他們需要開發的能力並幫助他們實現進步。另外，就像我之前不得不做的一樣，有的時候，如果對方還沒有做好迎接下一步的準備，你也要開誠布公地指出來。

邁克爾和我的關係錯綜複雜。有的時候，我覺得他對我的能力有所質疑；有的時候，他卻既慷慨大方又給我諸多鼓勵，還把自己的部分職責委托給我處理。我們關係最融洽的一個階段發生在1998年末，當時，邁克爾來到我在紐約的辦公室，告訴我說他想讓我打造和運營一家國際性的機構。當時的我身任ABC電視集團的董事長，也就是說，ABC電視網、ESPN以及整個迪士尼電視的運營都由我負責。這雖然意味著要在所有這些職責之外再接手一個重任，但是我躍躍欲試，也很感激邁克爾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

當時，迪士尼的視野狹隘得驚人。從拉美到印度再到日本，我們雖然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部，卻沒有設立一個合理的全球戰略，甚至連合理的全球體係也沒有建立起來。拿日本來舉例，我們在東京某區設有一間工作室，而消費品業務卻在另一個地方，電視業務也設在別處。三家之間互不往來，財務或信息技術等後勤業務之間也不相互協作。類似的資源浪費比比皆是。更嚴重的是，我們沒有在任何區域設立專人管理當地的品牌運營和尋找獨特商機。這是一種以伯班克為中心的非常消極的經營方式。

邁克爾看出了這個問題，也明白現狀必須改變。他知道，公司需要全球性的發展。幾年前，他就已經計劃要在中國建立一座主題樂園。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邁克爾掌管迪士尼前10年的二把手弗蘭克·威爾斯就與中國官員有過一些友好往來，但從來也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推進。但是，通過那幾次初期會麵，中國意識到我們有在此建立主題樂園的興趣，也在最近向我們發出了想要實現這次合作的信號。

憑借在ABC體育部以及《體育大世界》節目的工作經驗，我躋身為少數擁有跨國經驗的迪士尼高管中的一員，另外，由於在加入迪士尼之前曾促成了一些ABC兒童節目在中國的成功播出，我也成了公司唯一一個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因此，邁克爾任命我為華特迪士尼國際的總裁，不僅委托我打造一套國際戰略，還把在中國給主題樂園選址的任務交給了我。

我們就選址進行了一次初期討論，鑒於氣候、人流量以及可用土地等一係列的因素，我們很快得出結論，將上海定為唯一一個可行的地點。1998年10月，當身懷我們第一胎的薇羅即將進入第9個月孕期之時，我第一次代表迪士尼出訪上海，被人帶著四處選址，考察了三塊候選地。中國官員們告訴我說：“你想要任何一塊地都可以，但是得從速決定。”

我們選定了市中心之外位於浦東的一塊地，初次訪問時，這塊地還是一座正在興起的城市邊緣的一個小村落，因此，構想出迪士尼城堡矗立在完全建成的迪士尼樂園中的樣子，並不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村子裏有幾條溝渠，還有孩童和流浪狗四處走動。破損不堪的房屋和偶爾能見的小賣部之間，零零散散地分布著小片菜地。自行車的數量遠遠超過汽車，我們眼中的“現代化”在這裏無處可尋。但是，這片地的位置無可挑剔，一邊是很快就要開放的浦東國際機場，另一邊則是即將成為世界上最大而最有活力的都市之一的“市中心”。就這樣，一場長達18年的旅程拉開了序幕，在此期間，我重訪此地的次數超過了40次。

再說說我所管轄的另一塊業務，在此期間，ABC廣播公司進入了一次長期下滑態勢的初期。我在管理黃金檔節目時開發的熱劇已經逐漸過時，前期開發階段也變得缺乏創意而止步不前。《紐約重案組》仍然位居收視率前20名，另外，《家庭改建計劃》《寶貝一族》等我們的其他幾部情景劇也取得了不錯的表現。但是，除了地位多年不可撼動的重頭節目《周一橄欖球之夜》之外，我們的其他內容大多表現平平。

1999年，我們推出的《百萬富翁》節目讓頹勢暫時有了起色。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對這檔節目持否定態度，直到創劇人再次找到我們並提出要用裏吉斯·菲爾賓(Regis Philbin)作為主持人後，我們才重新作了評估。這檔節目在當時猶如一場及時雨，而後又成為了我們的應急拐杖。無論是作為競技還是任何題材的節目，《百萬富翁》剛剛上映時得到的收視率都是驚人的。在第一季期間，節目每周播出三晚、每晚吸引大約3000萬的觀眾，創下了當時網絡電視不可想象的天文數字。《百萬富翁》摘得了1999—2000季收視率冠軍，成了電視台的救星，但即便如此，這檔節目也無法完全掩蓋我們埋藏更深的問題。

除此之外，1998年還有另一個亮點。當年年中，我開始認真思考關於即將來臨的千禧年的報道事宜。我強烈地感覺到，世界各地的民眾都會密切關注這一時刻，因此，以新聞部為首的整個公司也應把注意力和資源集中在這件事上。在距離千禧年到來還有18個月的時候，我與新聞、娛樂以及體育部的資深高管召開了一次會議，把我的構想告訴了他們——我們應該跟隨午夜時分到達全球各地的腳步，進行一次24小時不間斷的直播，記錄每個時區迎接千禧年到來的時刻。記得，當時的我滿腹**地說了一句我們應該“把節目做到極致”，然後便看到了桌子對麵不發一語而麵無表情的魯尼。很明顯，他不喜歡這個提議。會議結束後，我把他拉到一邊，問：“你是不是覺得我瘋了？”

他回答說：“把一個日期變化連續24小時在屏幕上有意思地呈現出來，這怎麽做到呀？”

我可以給出任何數量的方案(這個問題其實是個挺有意思的挑戰)，但魯尼的聲音和肢體語言中有什麽東西告訴我，他的問題其實並不出在視覺呈現上。這隻是因為，現在的他正在被要求落實一項不屬於自己的重大構想，而委托他的人，曾經是對他言聽計從的副手。

1993年，湯姆和丹將我晉升為電視網的總裁，而我也從此成為了魯尼的上司。這些年來，我們之間合作順利。他雖然對我躋身公司頂層感到驕傲，但仍然把我當作他的替補看待——我曾在他的麾下羽翼漸豐，現在的我，則是保護他不受企業中人情世故之煩、讓他專心做自己事情的身居幕前的盟友。我雖然沒有魯尼希望的那樣對他盲從，但他若是這樣認為，也無傷大雅，我更沒有什麽理由非要去糾正他的想法不可。在自尊心不受威脅的時候，魯尼的狀態是最佳的。

但是，我畢竟需要他去執行我交付給他的項目。把人員收攏到你的一邊，爭取他們的熱情加入，這件事並不好拿捏。有的時候，將他們的疑惑拿出來進行探討，對其顧慮進行耐心回應，是值得去做的。但有的時候，你不得不直截了當地讓對方知道，你才是上司，需要對方把任務完成。這並非是說第一種方法“友善”，而第二種不然，隻是說第二種方法要更加直接且沒有商量的餘地。重點在於你覺得哪種方法適用於當下——有的時候，更加民主的方法不僅能幫助你得到最好的收效，也有利於提高士氣；而有的時候，你或許有足夠的把握，即便麵對爭議，你也願意堅持做一名獨裁者。

在這件事情上，我對自己的判斷堅信不疑，也不會允許任何人勸阻我，即便對方是狂妄的魯尼·阿利奇。毋庸置疑，若是散漫以對並將這股惰性傳達給自己的團隊，他可以輕而易舉地破壞我的項目。就像我在這些年來與之合作或談判過的許多人一樣，如果感覺自己受到了別人的壓製，魯尼便會心存不快。因此，我采取了一種“軟專製主義”的方式，在尊敬對方的同時，也會讓對方明白，這件事是無論如何都要做成的。“魯尼，”我告訴他說，“若說有什麽人們一看就推斷是你想出的創意，那就非此莫屬了。這個創意既宏偉又大膽，幾乎不可能落地，但是，你又怎麽會因為這點事而卻步呢？”

我並不確定事由是魯尼不喜歡我的創意，還是當時的他感覺自己實在沒有精力執行一個如此龐大的項目。但我知道，魯尼是不會在挑戰麵前選擇拱手放棄的，因此便利用了他的自尊心刺激他加入進來。他什麽也沒有說，隻是微笑著點了點頭，仿佛在說：好，交給我吧。

最終，我們創造出了一檔在人們眼中堪稱偉大的節目。為此，魯尼的團隊做了幾個月的準備工作，而他則在最後時刻參與進來，遵從自己的一貫作風，將整個節目連根拔起，又移植到了其他的地方。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在時代廣場主持了我們的千禧年報道。當午夜的鍾聲在位於第一個迎來新年時區的瓦努阿圖敲響時，我們的團隊在現場見證了這一刻。在接下來的24個小時裏，我們從中國、巴黎、裏約熱內盧、奧蘭多迪士尼世界以及紐約時代廣場進行直播，以最後一站洛杉磯的直播收場。彼得拿出了出色的表現，他身穿燕尾服坐在直播間裏俯視著腳下成千上萬名參加狂歡的群眾，帶領觀眾一起體驗這全世界每一個人所共享的時刻、這個在我們任何人的一生中都絕無僅有的一刻。沒有哪家電視網像我們一樣投入了如此多的資源，也沒有任何一家的觀眾人數能比得上我們。

我在當天幾次來到直播間。從直播剛開始的時候就不難看出，這檔節目定將會大獲成功，隨著時間的推進，直播間裏躍動著一股激動的情緒。看著魯尼在整個直播期間指揮大局，時而向現場的團隊發出指示，時而對彼得的耳麥講話，讓他在直播中穿插某句台詞，時而又下令轉換機位，預見即將發生的過渡，這於我而言是最為驕傲的一刻。25年前，我在弗蘭克·辛納屈麥迪遜廣場花園演唱會上第一次發現了這位偉大的指揮家，現在的感覺，一如當時。

這一天大約過了20小時的時候，我來到控製室與魯尼見麵。他的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熱情地抓住我的手，握了好一會兒。他對自己感到自豪，為我感到驕傲，也很感激我給了他這次機會。當時的他已經年近七旬，在製作了一生的電視節目後，這將是他製作的最後一場盛事。

兩年後，在與癌症進行了曠日持久的殊死搏鬥後，魯尼離開了我們。他去世的前一周，我在紐約度過感恩節周末，那個周六的晚上，我在家裏收看ABC頻道南加州大學對聖母大學的橄欖球比賽。晚上10點，我的電話響了起來，接聽後，ABC的接線員告訴我：“艾格先生，魯尼·阿利奇打電話找你。”如果記得電話號碼又適逢緊急情況，你便可以撥打ABC的總機，由接線員幫你接通你要找的人。看來，魯尼還記得電話號碼，且想到了什麽緊急的問題。

接線員幫我們接通了電話。“魯尼？”

“鮑勃，你在看什麽呢？”

“在看橄欖球賽。”

“哦，橄欖球賽!你有沒有注意到，比賽的解說全不在點上？”

他說，播音員的解說錯誤百出，全是胡說八道。我知道，魯尼的病情最近惡化，已經被送進醫院。我知道，他一定是出現了幻覺，而不知什麽觸發了他對老工作的責任感。既然魯尼說節目出了問題，那我就必須努力把問題解決。

“魯尼，讓我看看是怎麽回事，”我說，“我一會兒打給你。”

我打電話給控製室，詢問有沒有人投訴聲音出了問題。我從ABC在紐約的總控製中心得到的回應是：“不，鮑勃，什麽也沒有。”

“你能不能打電話給總機，看看他們接到什麽投訴沒有？”

不一會兒，我就接到回應：“沒有，什麽也沒有。”

我打電話找到魯尼：“我剛剛跟控製室通了話，他們已經采取了行動，確保節目沒有問題。”趁著我們還無法繼續探討他覺得自己聽到了什麽這個話題，我發問道：“你怎麽樣，魯尼？”

他的聲音很虛弱。“我在紀念斯隆-凱特琳凱癌症中心，”他說，“你覺得我能怎麽樣？”

我問他接不接受探病，第二天，我便去醫院看望他。走進病房時，他正躺在**，看到他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他的時日不多了。電視上正在播放一場花樣滑冰比賽，他正專心致誌地看著。我走過去站在他的身邊，他抬眼看看我，然後又把目光轉回了屏幕上的滑冰運動員。“日子跟從前不同了，”他說，“不是嗎？”

我不知道他是在回憶那些我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而不會有上司因為他花錢大手大腳而嘮叨埋怨的日子，還是那些他是一屋子人裏的英雄，沒有人敢於質疑他權威的日子，或許，他說的“從前”，更與我們所處的當下相關。整個行業在他的眼皮下發生了改變，世界也與從前不同了。而他，已是時日不多。俯視著病**的他，我知道，這將是我最後一次與他相見。“是啊，魯尼，”我回答說，“日子跟從前不同了。”

在我們的千禧年直播掀起**之後，ABC的態勢每況愈下。《百萬富翁》雖然在2000—2001年仍然人氣高漲，但與前一季相比則全然不能相提並論。我們眼睜睜地看著收益逐漸減少，卻沒有正在開發中的好內容。我們沒有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來重振娛樂公司，而是越發依靠這一個節目來支撐整個業務。NBC因每周四晚的《必看電視》而收視飄紅，而CBS則通過《幸存者》和《犯罪現場調查》重新找到了立足點，作為與這兩家電視台競爭的一個方式，我們把《百萬富翁》的播放頻率提高到了每周5次。

短短幾年的時間裏，我們就從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網滑落到了“三大電視廣播網”的最後一名，隨著福克斯的不斷發展，我們甚至連前三的位置都難以保住。我在其中自然要承擔一部分責任。ABC由我掌管，而我也支持了每周多次播出《百萬富翁》的安排。這不啻為一個解決ABC問題的討巧方法，但當這檔節目也開始出現頹勢的時候，我們埋藏更深的問題也就暴露了出來。

1999年末，孤身一人運營公司的重任開始讓邁克爾身心俱疲。他變得越發孤立和不安，對周圍的人也越來越多疑和挑剔。他知道自己需要有個人來一起分擔重任，董事會也向他施壓，他畢竟在公司的頭把交椅上坐了16年，至少也該有些開始尋找接班人的計劃了。這件事對他而言並不容易。在奧維茨一事尷尬收場之後，邁克爾對於任命副手非常謹慎。他知道，自己已經沒法維持之前的秩序，但也不願意去麵對分配職責、共同決策以及在自己的諸多業務中引入外人所帶來的麻煩。

邁克爾遲遲不願任命副手，這使得整個公司都受到了影響。很明顯，他需要有人幫助，但他一直不願填補二把手的位置。因此，便有人拚命想要搶占這個位子。我們的法律總顧問桑迪·利特瓦克被提升到了副董事長的位置，並逐漸把自己當成了公司實際上的首席運營官。換由彼得·墨菲(Peter Murphy，與上一任負責人拉裏·墨菲沒有血緣關係)掌管的戰略規劃部逐漸遠離了長遠戰略的製定，而是逐漸開始參與起日常決策來。公司的人員開始爭權奪利，分工和職責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對公司的士氣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幾個月以來，邁克爾對我一直保持忽冷忽熱的態度。他時而依賴於我，讓我覺得假以時日他便會把我任命為首席運營官。而後又把我拒於千裏之外，讓我再次落入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中。1999年的8月，我趁著入職以來第一個兩周的假期，帶著薇羅和我們當時馬上就要兩歲的孩子麥克斯在馬莎葡萄園島租了一間房子。湯姆·墨菲在我們度假的第一晚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在前一晚剛與邁克爾和其他幾位迪士尼董事會的成員在洛杉磯吃過晚飯，在討論到繼任的問題時，邁克爾說，我是沒有機會成為他的接班人的。按照湯姆自己的話來說，他“嚇得不知所措”，尤其是因為他曾在幾年前的並購案談判期間力勸讓我留在原職上。“兄弟，”他說，“我真不想給你壞消息，但你必須離開迪士尼了。邁克爾不相信你，還在董事會麵前表示你不能做他的接班人。你非得辭職不可了。”

我既震驚又難過。在過去的幾年裏，我時常要忍受向邁克爾·奧維茨匯報工作帶來的負麵情緒和幹擾。為了讓ABC能夠融入迪士尼，我任勞任怨，確保我們的團隊受到重視和尊重，也協助推動了一場迪士尼並未用心思考過的“同化運動”。我為公司設計並搭建了一整套國際體係，並為此在一年時間裏頻繁出差，一次次離開家人身邊。這一路走來，我一直是邁克爾的捍衛者和忠臣，而現在，在1975年我被第一任上司告知“晉升無望”的25年後，我又聽到了同樣的宣判。

我告訴湯姆我不打算辭職。我在年末有一筆年終獎，不會就這樣白白放棄。如果邁克爾打算解雇我，我需要他親口告訴我。我掛上電話，整理好情緒。我下定決心，在度假期間暫時不把消息告訴薇羅。當時的她是CNN[25]的一位重要主持人，聯合主持一檔一小時長的財經新聞節目《財經在線》。她的事業如日中天，但是這份工作的強度很大，在壓在身上的工作重任之外，她還奇跡般地擠出了時間和精力，盡職盡責地承擔起照顧麥克斯的義務。她需要休息，因此，我把所有的情緒都壓在心底，直到我們回到紐約的家。

從那之後，我便等待著水落石出的一天。9月的一天，邁克爾讓正在伯班克公司總部的我去見他。我很確定自己的任期就要結束了，我一邊走進他的辦公室，一邊努力讓自己做好接受接下來這一記重創的準備。我在他對麵坐下，等著他發話。“你有沒有做好長期搬到洛杉磯來的準備，幫我一起運營公司？”他問道。

過了一會兒，我才聽懂他在說什麽。我先是迷茫，然後如釋重負，後來又開始懷疑自己能不能相信他的話。“邁克爾，”我最終張口回答，“你知道你對我的態度有多飄忽不定嗎？”邁克爾讓我把全家都搬到加州來，讓薇羅放棄一份很重要的工作，而不到四周前，他還在滿滿一桌人麵前說，我是絕對當不成他的接班人的。我說：“這次，你得把情況跟我說清楚。”

他的反應要比我想象中更加真誠。他說，他並不確定我是否願意搬回洛杉磯來，這是他擔心的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如果他把我任命為首席運營官，那麽按照他的話，他就等於在“跟自己競爭”。我想他的意思可能是說，這樣一來，如果董事會想要替換他，便有了另外的人選，但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完全確定他的話到底是什麽意思。

“邁克爾，”我說，“我並不想謀取你的位子或是做任何有損於你的事。”我告訴他，我雖然很願意在以後有機會管理這家公司，但並不覺得這件事會發生在不久的將來。“我從沒有想象過你會離職，”我說，“我也無法想象董事會想要讓你離職。”我說的是實話，我的確想象不到。公司雖然不是一帆風順，但在當時，人們對邁克爾的信任並沒有出現什麽危機。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首席執行官之一。

會議結束時，我們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邁克爾沒有給我任何頭銜，也沒有開始實施任何正式的方案。我回到紐約，等待聽到更多信息，但這一等就是一個月。一起在倫敦出席舞台劇版《獅子王》的首演儀式時，邁克爾建議我跟他一起飛回洛杉磯，探討一下我的未來。但是我已計劃從倫敦飛往中國，因此我們決定，等我過幾周後再去洛杉磯跟他詳細探討細節問題。

當年的12月初，邁克爾終於發布了讓我成為公司總裁和首席運營官並加入董事會的提案。這無疑是一次信任投票，更是來得讓我始料未及，尤其是在幾個月前剛剛跟湯姆進行完那次談話之後。

我很快親自與桑迪·利特瓦克製定了一份協議，除了他那似是而非的首席運營官職位之外，桑迪仍然擔任著公司的法律總顧問一職。對於我的後來居上，桑迪心存不悅。消息公布的前一天，他打來電話讓我修改協議內容。他說，我的職位是執行副總裁，而不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且董事會的席位也不能給我。我告訴桑迪，我是總裁、首席運營官以及董事會成員，要麽就免談。一個小時後，他打電話跟我確認三點全部通過，第二天，我們便公布了消息。

對於我的事業而言，這是一次絕好的機會。雖然不確定我能否在未來升任首席執行官，但我至少有了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但對於我的個人生活而言，這卻又是艱難的一步。當時，我的父母都已年近80，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別人的看護。我的兩個女兒一個21歲，一個18歲，而我也不想再次離開，與她們分居兩地了。CNN同意讓薇羅在洛杉磯主持她的節目，將關注點放在科技和娛樂產業之上，但真正實踐起來，又談何容易。雖然薇羅一如既往地給予了我難以想象的支持，但我還是意識到，十年之後的我，正在又一次地要求另一任妻子在某種程度上犧牲掉自己的事業，為了我的事業一起搬到洛杉磯去。

在此之後，發生在迪士尼、邁克爾以及我身上的事，是我無論如何也始料未及的。一路爭取的東西終於就擺在眼前，而現在，才是困難的時刻到來之際。這，往往就是人生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