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學習 第一章 從零開始
這本書並不是一本自傳，但談到在職業生涯中對我助益頗多的特質，就不能不回顧我的童年。有些特質是我與生俱來的，有些習慣是我素來堅持的，這是神秘莫測的先天和後天因素共同使然的結果(比如說，我從記事起就一直是個早起的人，也一向珍惜在全世界尚未醒來之前的那幾個獨屬於我的鍾頭)。而其他的特質和習慣，則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有意抉擇的結果，與許多人一樣，這些抉擇從一定程度上是我對父母作出的反應，尤其是我那才華橫溢而又充滿矛盾、對我人生影響最深的父親。
毫無疑問，我對世界的好奇來自父親。我們有一間書房，裏麵滿滿排列著放滿了書的書架，這裏的每本書，父親都讀過。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正正經經成了一個愛書之人，之所以能最終愛上讀書，全要歸功於他。他擁有從“每月一書”俱樂部訂購的所有美國文學巨匠的成套完整作品——包括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福克納以及斯坦貝克等等。我會從書架上父親的《夜色溫柔》《喪鍾為誰而鳴》或是其他幾百本著作中取下一本，如饑似渴地閱讀，而父親則會鼓勵我閱讀更多。我們還會在晚餐時討論世界大事，隻有10歲的時候，我就會抓起前院草坪上的《紐約時報》，在其他人起床之前倚在廚房的餐桌前閱讀。
我們一家住在長島的一座錯層式房子裏，所在的小鎮叫作“奧欣賽德”，主要由工薪階層構成。我是兩個孩子中的哥哥，妹妹比我小3歲。我的母親和藹而慈愛，直到我上高中之前，她一直是位家庭主婦，後來又在當地初中的學校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父親是一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海軍退伍老兵，在幾支“不太知名的”大型樂團裏吹小號，但他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靠著當音樂家真正立足，因此從來也沒想要全職做音樂。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主修市場營銷，第一份工作是為一家食品加工公司做營銷，由此進入了廣告領域。他成為麥迪遜大街上一家廣告公司的客戶經理，經手的客戶包括老密爾沃基啤酒以及賓士域保齡球等，但最終還是丟了飯碗。他換了幾家廣告公司，但位置總是不升不降。等到我10歲或11歲的時候，父親調動的次數之多，連我也開始納悶起其中的原因來。
父親一向熱衷於政治，非常偏向於自由主義一派。有一次，他決意去參加華盛頓遊行和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上司拒絕批給他一天的假期，但他還是執意去了，也因此丟了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先辭了職然後去參加了演講，還是因在被告知不能去後依然故我而被炒了魷魚，但是，這樣的結局，出現了不止一次。
我為父親的堅強性格和政治理念感到自豪。他對於何為正確和公平抱有強烈的觀點，總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但與此同時，他很難控製自己的情緒，經常會說出給自己招惹麻煩的話來。我後來得知，父親被診斷患了躁狂症，為了治病，他已經嚐試過包括電**在內的數種療法。作為長子，我首當其衝地受到了他情緒波動的影響。我從沒有因為他的喜怒無常而感覺到危險，卻能很敏銳地體察到他的陰暗一麵，也為他感到揪心。我們永遠猜不到晚上回到家的是哪一個父親，我坐在家裏二樓自己的房間裏，聽著父親開門關門和走上樓梯的聲音，便能分辨出回家的是開心的爸爸還是憂傷的爸爸，這一幕，我記憶猶新。
有時，父親會在走過我的房間時查看我的情況，用他的話來說，這是為了確保我“正在有效利用時間”，意思是說我要麽是在閱讀，要麽是在做作業或是在做能通過某種方式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事情。他希望我和妹妹能開心玩耍，但對他而言，明智利用時間並集中精力朝目標前進也很重要。我確信，我在時間管理上的小心謹慎(有的人或許會稱之為偏執)，就是從他那裏學來的。
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有責任成為家庭穩固的重心，甚至連家裏的修修補補之事也應由我負責。若是有什麽東西壞了，母親便會叫我去修理，而我從兒童時期起就學會了如何修理任何需要修理的東西。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對於科學技術的好奇心也來源於此。我喜歡使用工具，喜歡拆裝東西，也熱衷於搞懂器物運作的方式。
我的父母都是愛發愁的人，兩人都帶有一種有什麽不測就要發生的氣場。不知是先天基因的機緣巧合還是後天學會的對父母焦慮的應激，我在這方麵一向與他倆相反。除了人生中幾個屈指可數的意外，我從來不會對未來產生過多的焦慮，也從來不會對嚐試和失敗抱有太多的不安。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越發體會到了父親對自己的失望。他度過了充滿遺憾的一生，將自己視為一個失敗者。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之所以激勵我們如此努力和追求高效，就是為了讓我們有可能獲得他從未有過的成功。由於父親在工作中的動**，隻要想要任何零花錢，我就必須得自己找工作。我從八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打工，鏟過雪，看過孩子，還在一家五金店裏幹過搬運工。15歲的時候，我在我的校區找到了一份暑期清潔工的工作。工作職責包括先將每間教室裏的每一台暖氣機清潔幹淨，然後再擦洗每張課桌的桌底，確保桌底在新學年開始時不粘有口香糖。把口香糖從1000張課桌的桌底清除下來可以磨礪性格，或者至少能幫我更好地忍受枯燥，反正總歸有點用處吧……
我考上了伊薩卡學院，大一和大二兩年裏，我幾乎每個周末的晚上都在當地的必勝客做比薩。我在高中的成績大多是B，也有幾個A，但對學術研究卻從來沒有興趣。然而上了大學後，我卻突然摸著了門道。我下定決心，要努力學習並盡力汲取更多的知識，我想，這也與父親有關——因為，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體驗與父親同樣的失敗感。對於“成功”是什麽，我並不明晰，對於金錢和權勢我也沒有明確的願景，但我下定決心，決不能度過抱憾的一生。我告訴自己，無論人生如何展開，我決不允許自己在絕望中苦幹，也決不允許自己陷入缺少滿足感的泥潭。
父親沒能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母親也因此受累，但除此之外，早年的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痛苦。真希望父親能夠對自己感到更加自豪。小的時候，我和妹妹從未缺少愛的滋養。我們的頭頂永遠有房頂為我們遮風，餐桌上也一直有食物供我們果腹，但除此之外，我們幾乎沒有什麽閑錢能做其他事了。假期的時候，我們通常不是驅車到某個無聊的地方，就是去離家幾分鍾遠的海灘。我們有足夠的衣服能穿得像樣，但並不夠穿得體麵；如果我在秋天把褲子穿爛了，父母一般會打上補丁讓我繼續穿，直到我們有錢買新褲子為止，而這，有時就意味著要等幾個月的時間。我從沒有感覺到貧窮，也沒有人把我當成窮人看。但我們家境其實遠比表麵看起來更清貧，隨著年齡增長，我才漸漸意識到這一點。
擔任了迪士尼的首席執行官後，我帶著已過暮年的父親在紐約共進午餐。我們聊到了他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說到了他對人生的看法。我告訴他，我非常感激他和母親為我們兄妹所做的每一件事，也很感激他們教會我們的倫理道德和給予我們的關愛。我告訴他，這已經足夠，甚至綽綽有餘了，我也希望，自己的感激之情能夠稍稍消解一些他的挫敗感。我明白，許多在職業生涯中對我有所助益的特質都是父親帶給我的。但願，這一點他也能明白。
我在ABC的職業生涯始於1974年的7月1日，那時，我在ABC電視台擔任演播總監。在那之前，我曾在紐約伊薩卡的一家小型有線電視台做了一年的天氣預報員和新聞特稿通訊員。那一年在迷茫中痛苦打拚(且表現平平)的經曆，讓我放棄了自15歲起就一直擁有的夢想：成為一名電視新聞主播。若說為伊薩卡的觀眾每日播報天氣的經曆教會了我一項不可或缺的技能——傳播壞消息的技能，我可不全是在說笑。從那一年10月直到次年4月那漫長陰冷的六個月的時間裏，我可絕算不上鎮上最討人喜歡的人。
我能到ABC，要多虧鮑勃叔叔的視力出了問題。做完眼睛手術後，這位我崇拜有加的叔叔在曼哈頓一家醫院裏住了幾天，他的室友是ABC的一位低層主管，不知為何，他想讓叔叔相信自己是電視台裏的大人物。他躺在病**假裝接聽電話，仿佛電視台真的有一些隻有他才能拍板的決定似的，而我的叔叔還當真信了。在那人出院之前，叔叔告訴他說侄子正想在紐約的電視製片領域找一份工作。那人把電話號碼給了叔叔，告訴他：“讓你侄子給我打個電話。”
我當真聯係了他，而他則措手不及，一時沒反應過來我究竟是誰。根據叔叔為我描述的情形，我本以為對方是一位權力直通公司頂層且影響力巨大的電視台高管，而他實際遠非如此。但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是在他負責的“製片服務”這個小部門為我爭取到了一次麵試機會，不久之後，我便被雇為了部門的工作室主管。
這份職位的周薪是150美元，在ABC的權力金字塔上幾乎處於墊底的位置。無論是遊戲節目、肥皂劇、脫口秀、新聞節目還是電視電影[1]，凡是ABC巨大的曼哈頓攝影棚製作的節目中的苦力活，都交給我們六七人的團隊完成。我被分配到一批電視節目中擔任打雜工作：《我的孩子們》《隻此一生》《萊恩的希望》《1萬美元金字塔》《金錢迷宮》《一決勝負》《迪克·卡維特秀》，傑拉爾多·瑞弗拉(Geraldo Rivera)主持的《晚安美國》，還有哈裏·裏森納(Harry Reasoner)主持的《ABC晚間新聞》。
這份工作的職責非常簡單：哪裏有需要，就要做到隨叫隨到。一般來說，這就意味著需要在清晨4∶30來到攝影棚，進行“打光測試”。肥皂劇的內景一般會在開拍前夜搭好，而我的工作，就是在離太陽升起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之前為燈光技術指導和布景人員開門，以確保燈光設備在導演和演員到場進行第一場排演時已經架設完畢。我要與所有的木工、道具師、電工、化妝師以及發型師進行協調，為所有人開門，並確保每個人都領到了當天的通告單。我要記錄大家的工時、不滿以及違反工會條例的情況。我要確保工作餐已經備好，還要確認空調已把攝影棚降到了可以在火熱的燈光下拍攝的溫度。這份差事一點也不光鮮，卻讓我摸清了這些節目裏裏外外的門道。我學會了專業的術語，也認識了將一檔節目搬上熒幕的每一個工種。我還學會了忍受電視製片高強度的工作時長和挑戰極限的工作量，而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從那時起就一直伴我左右。這，或許是我最重要的收獲。
直到今天，我仍然幾乎每天都會在清晨4∶15起床，但我現在這樣做是有私心的：這樣我就能在白天的職責襲來之前騰出時間思考、閱讀和鍛煉了。這樣的作息時間雖然不適用於所有人，但無論你選擇如何騰出時間，每天創造空間讓你的思緒遠離眼前的工作職責盡情徜徉，以一種不像每天為工作排序時那麽受束縛的更富創意的方式來一一分揀腦海裏的思緒，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已學會了珍惜早晨獨處的時間，我也堅信，如果不在清晨伊始的幾小時裏遠離那些在一天接下來的時間裏占據大量精力的電郵、短信以及電話，我在工作上的效率和創意也會大打折扣。
當時的電視行業與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差異，從某些方麵來說要更勝一籌。當時的競爭不那麽複雜，而世界的碎片化也沒有這麽嚴重。當然，當時的行業中盛行著一種幾乎人人通用的美國式敘事法，它建立在社會對於某種基本事實的共同信仰之上。但是從其他許多方麵來看，當時的行業其實不如今日。舉例來說，當時的行業對於現今看來不可接受的粗魯無禮抱有一種視而不見的容忍。毫無疑問，與我相比，女性和弱勢群體的成員在日常所遇到的不公待遇當然是無法與現在相提並論。但即便是對我而言，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就意味著要偶爾遭受別人隨意為之的侮辱，而放在今天，這樣的侮辱是足以讓人丟掉飯碗的。
給大家舉一個將當時的情況體現得淋漓盡致的例子：當時，《ABC晚間新聞》欄目在美國東部時間的傍晚6點播出，錄製完畢後，主持人哈裏·裏森納和他的一位綽號“白爺”的舞台總監便會離開錄製現場，在西區67街“藝術家酒店”的酒吧裏休息(《ABC晚間新聞》節目就是在這家老酒店改造後的宴會廳裏錄製的)。每天晚上，哈裏都會點上一杯加冰和檸檬皮的雙份超幹必富達馬提尼。
我的一項職責便是等待製片人回看錄影，如果節目在稍晚一點的時區播出之前需要更新信息或進行修改，我就要把話傳給哈裏和攝製組。一天晚上，哈裏已經準備好要繼續喝他的第二杯馬提尼了，他讓我跑回電視台，問問製片人情況如何。我硬著頭皮走進控製室，說道：“哈裏讓我來看看節目怎麽樣了。”製片人一臉蔑視地看著我，然後拉下褲子拉鏈，掏出陰莖，問我：“我不知道，你告訴我它看上去怎麽樣。”45年後回想起這一幕，我仍然感到義憤填膺。雖然我們已越發認識到在工作場所打造公平、平等、零侮辱的待人方式的需求，但這條路，我們還是走得太久了。
1974年秋天，我被派入《盛事》演唱會攝製組工作。這是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在麥迪遜廣場花園[2]舉辦的一場演唱會，由ABC在黃金時段進行現場直播。我擔任的是現場的演播總監，也就是說，我必須守在現場，聽候麥迪遜廣場花園為數眾多的舞台工作人員的差遣。這是一份美差，對我而言還有著重大的意義。在家裏，父親常在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辛納屈的唱片。直到今日，父親站在起居室裏和著辛納屈的低吟吹著小號的樣子，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能跟辛納屈同在一座房子裏參加他的排練，能夠為確保演唱會順利進行而盡我的微薄之力——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發生在演唱會預定開始的幾小時前，一位助理製片讓我趕緊出去買一瓶漱口水，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辛納屈先生的化妝間。我跑到幾個街區外上城區的一家藥店，買了一瓶我能找到的最大瓶裝的李施德林。一路上我都在想，辛納屈嗓子有恙，而整場直播的成敗，可都壓在我的肩上!
我手拿著漱口水，忐忑不安而氣喘籲籲地敲響了化妝間的門。門打開了，迎麵站著的是一位高大威猛的保鏢，他問我怎麽會在這兒。我回答說：“我是給辛納屈先生送李施德林的。”
保鏢還沒來得及回話，我就從化妝間深處聽到了那個熟悉的聲音：“讓他進來。”不消片刻，我就站在了“董事長”[3]的麵前。
“孩子，你叫什麽名字？”
“我叫鮑勃[4]。”
“你是哪裏人？”
不知為何，我回答的是“布魯克林”。布魯克林是我出生的地方，5歲時全家搬到長島前，我一直住在那兒。我想，我當時一定是希望在他麵前表現得更接地氣一點，而“奧欣賽德”這個地名總少了些情懷。
“布魯克林哪!”辛納屈說道，好像那是除了霍博肯[5]之外最好的地方一樣，然後，他遞給我一張嶄新的百元鈔票。演出結束後，他送給每一位工作人員一隻精巧的金製打火機，上麵還刻著“辛納屈敬上”幾個字。那100美元我幾乎轉眼就花掉了，但時至今日，那隻打火機仍存放在我的書桌裏。
《盛事》演唱會的製片人，由傑瑞·溫特勞布(Jerry Weintraub)和咄咄逼人的43歲ABC體育部負責人魯尼·阿利奇(Roone Arledge)擔任。1974年的魯尼，已經成為電視領域中的一位傳奇高管，他在演播團隊中安排了許多在ABC體育部為他效力過的製片人。演唱會的前一晚，大家進行了一次排練。霍華德·科賽爾(Howard Cosell)宣布演唱會開始，像介紹拳擊手一樣介紹辛納屈出場(舞台也被布置得像是賽場中央的拳擊場一般)，然後，辛納屈走上台來，一連演唱了將近兩小時。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魯尼工作中的狀態。他將排練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並在結束後作出決定：幾乎所有一切都得推翻重做。舞台需要重新設計，霍華德的開場白需要重新修改，燈光也需要作大幅度的調整。除此之外，魯尼還表示，辛納屈與觀眾互動的方式也要重新構思。
我一邊完成我的雜事，一邊看著所有一切在工作人員的怨聲載道中被摧毀再被建起。毋庸置疑，與排練內容相比，在不到24小時後播出的那場演唱會簡直判若雲泥。我不知道魯尼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但我後來了解到，這就是魯尼的風格：絕不甘心接受“差強人意”。為了做到極致，頂著不容動搖的截止期限在最後一刻完成任務(且在此過程中把眾人累得半死)也是家常便飯。
一回到肥皂劇和競賽節目的無聊世界中，《盛事》演唱會的工作所帶給我的興奮感便煙消雲散了。然而不久之後，我便被卷入了不得不去應付的鬧劇之中。我所在的小部門的負責人是個營私舞弊、仗勢欺人的人，他挪用部門的經費，雇用銷售方和供貨商為他自己和ABC的其他高管做私活(他美其名曰為“政府工作”)，然後把回扣揣進自己的腰包。另外，他還會打著肥皂劇道具的名義購買家具，然後讓舞台工作人員把所有家具都搬到他為一個情婦在中城區安置的公寓裏。我被告知要對所有這些行為采取縱容態度，要麽幫忙，要麽視而不見，這讓我反感到了極點。我開始詢問部門裏的一些同事，看看有沒有任何我能采取的措施，而這消息竟被回傳到了他的耳朵裏。
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裏。我一進門，他就立刻開始指責我違背了公司的規定。“你在搞什麽鬼？”他問道，“聽說你用公司的卡車往新公寓搬家了。”
實際上，公司的一輛皮卡車的使用權的確暫時在我手裏，我對幾個同事開玩笑說，也許我應該用這輛車把家具搬到我剛租好的公寓裏。我根本沒有這樣做，而我也是這樣告訴他的，但在那時我突然意識到，肯定有人告訴過他我是個愛找麻煩的人。
“你在散布有關我的流言。”他說道。我沒有否認自己的確談論過他，他先是死死地瞪了我一會兒，然後告訴我說：“你猜怎麽樣，艾格？你今後晉升無望了。”
他給了我兩周的時間在別的部門找份工作，否則我在公司裏就徹底玩兒完了。我當時隻有23歲，卻確信自己在電視領域的職業生涯已經走到了盡頭。但我還是來到了ABC的招聘站——那個時代的招聘站，就是牆上掛著的一張剪貼板。在一個大約包含著25個我沒有資格勝任的職位的列表中，我找到了ABC體育部的一個空缺職位的崗位介紹。我立刻打電話聯係了我在辛納屈演唱會上認識的同事，告訴他我現在遇到了麻煩。他讓我到1330號來(ABC的總部在美洲大道的1330號)，一個月後，我便被雇為了ABC體育部的演播運營總監。與我丟掉的那份工作相比，這個新職位隻是稍稍光鮮了一點，但這卻是改變我人生的重大轉折。我覺得其中一部分要感謝弗蘭克·辛納屈，另一部分，還要歸功於那個之後因挪用公款而被公司炒了魷魚的前上司。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鼎盛時期，ABC體育部是整個電視網最能賺錢的部門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周一橄欖球之夜》和《體育大世界》的超高人氣。另外，部門旗下還擁有大學生足球賽、職業棒球大聯盟比賽、職業高爾夫錦標賽、拳王爭霸賽以及《美國運動名將》和《體育巨星》等一係列精彩的內容和節目。除此之外，每隔四年，ABC都要播放奧林匹克運動會，從1964年到1988年，幾乎所有的奧林匹克比賽都是由ABC播出的。
體育部的工作人員是公司裏的“酷孩子”，這一點從方方麵麵都能看出來：無論是穿著(身穿定製西服，光腳蹬古馳樂福鞋)、飲食(常常在午餐時搭配昂貴的葡萄酒和蘇格蘭威士忌)還是他們結交的好萊塢明星、著名運動員和政客。他們總是到異域風情濃厚之地出差旅遊，經常乘坐協和式飛機到我們在巴黎的歐洲分部，然後再從那裏出發到蒙特卡洛和聖莫裏茨等地去報道當地的盛事。
我在部門得到了晉升，也終於在協和式飛機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這些出差的經曆，尤其是在ABC《體育大世界》節目期間的經曆，改變了我的人生。之前從未出過國的我，眨眼之間便成了環遊世界的空中飛人[就像吉姆·麥凱(Jim McKay)在每周的節目開場白中低聲吟誦的一樣，我們“跨越全球，給您帶來新鮮多樣的體育盛事”]。每逢周末，我不是在夏威夷的衝浪冠軍賽，就是在布拉格的花樣滑冰賽，要麽就是在布達佩斯參加舉重比賽，或是在懷俄明州夏延參加夏延拓荒節的牛仔競技賽。阿卡普爾科剛舉行過懸崖跳水活動，基茨比厄爾的高山滑雪活動就開始了，而中國、羅馬尼亞、蘇聯的體操比賽也早已排上了日程……
ABC體育部讓我環遊了世界，豐富了我的見識，也讓我接觸到了之前連想都沒有想過的事物。第一次在巴黎吃精致法餐的時間和地點，第一次說出“蒙哈榭”[6]這個詞的感覺，還有第一次駕駛奢華跑車穿越摩納哥的體驗，我至今記憶猶新。對一個在紐約奧欣賽德錯層式房子裏長大的孩子而言，這一切都讓人有些恍然若夢。但實際上，這份工作的意義要遠遠超出其帶來的奢華享受。我頻繁造訪第三世界，安排賽事報道，與態度強硬的政府組織協商，還要在腐敗和欺詐成風的體係中尋找出路。我親眼目睹了“鐵幕”下人民的生活狀態，體會到了他們每天都要麵臨的困難和挑戰(在冬日夜裏俯瞰因政府限電掐斷電網而伸手不見五指的布加勒斯特的情景，我至今仍能記得)。我也看到，那裏的人們的夢想，與普通美國民眾的夢想並沒有什麽區別。如果說當時的政客們想要力圖將世界分化成兩極或是培養出一種“相互對立”“非善即惡”的理念，那麽我的見聞卻告訴我，事實遠非這樣非黑即白。
毋庸置疑，這份極盡光鮮的職位帶來的奢華生活是不負責任的(而這種情況最終也成了曆史)。但在那時，ABC體育部運轉於自己的軌道之上，不受對其他部門具有支配作用的條例的限製。而位於這軌道中心的人，便是魯尼·阿利奇。20世紀60年代初，魯尼受到委任管理ABC體育部，到我入職的時候，他已然成了電視圈的貴族。在廣播曆史上，他對人們體驗體育電視節目的方式，產生了無人能及的顛覆性影響。
魯尼明白，我們的首要職責是講故事，而不隻是播放賽事，想要講好故事，就需要優秀的人才。他是我效力過的最好勝的人，也是一位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創新者，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優秀程度取決於部署在身邊的人的優秀程度。無論是吉姆·麥凱、霍華德·科賽爾、基斯·傑克遜，還是弗蘭克·吉福德(Frank Gifford)、唐·梅雷迪斯(Don Meredith)、克裏斯·申克爾(Chris Schenkel)，或是主持滑雪節目的鮑勃·比蒂(Bob Beattie)，抑或是主持賽車節目的傑基·斯圖爾特(Jackie Stewart)，把這些具有迷人魅力的人打造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的推手，就是魯尼。
再借用《體育大世界》開場白中的一句台詞，在我們所播報的體育賽事中，魯尼所看到的，其實就是“體育競技中的人性悲歡”。運動員們就是故事中不斷展開的角色。他們來自何方？為了到達今天的位置，他們克服了怎樣的困難？這場比賽與地緣政治中的雲詭波譎有什麽類似之處？比賽這個窗口是如何體現不同文化的？我們帶入千百萬美國觀眾起居室裏的不僅僅是體育運動，而是世界格局，對此，魯尼樂此不疲。
另外，在我所效力過的人中，魯尼也是第一個利用科技創新對我們製作的內容和方式進行顛覆革新的人。反打鏡頭攝像機，慢速回放，利用人造衛星直播比賽——這些都是魯尼的傑作。他想要嚐試每一台新器材，想要突破每一個陳腐的格式。他總是在尋找與觀眾溝通和抓住觀眾注意力的新方式。而那條在我接下來的每一份工作中指引我的箴言，也是魯尼教給我的：拚死創新，如果你做事的出發點是對新興或未經測試的事物的恐懼，那麽創新就無從談起了。
此外，魯尼也是一個嚴格的完美主義者。在初到體育部的那些年裏，我幾乎每個周末都是在66街的一個位於地下的控製室裏度過的。我的工作內容包括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訂閱內容，並送至製片人和剪輯師的手中，由他們進行剪輯和加入配音，然後播放。魯尼常會現身於控製室，如果不親自到場，他也會從所在地打來電話(我們的每一間控製室裏都有一台紅色的“魯尼專線電話”，活動現場的設備車中也不例外)。如果在家觀看節目時發現了讓他介意的地方(無論身在何處，他總是眼觀一切)，魯尼便會打電話告知我們：這台攝影機的角度有偏差，那條故事線需要突出，我們可不能讓觀眾猜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對於魯尼而言，沒有任何細節是可以忽略的。完美便是將一切微小細節做好的結果。就像我在辛納屈演唱會上所見的一樣，他會在播出前將整個節目撕成碎片，然後命令團隊將一切推翻重做，即便這意味著大家要在一間剪輯室裏工作到天亮也在所不惜，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他不愛大吼大叫，卻依然嚴厲而苛刻，他會用非常清晰的語言表達問題所在，並說明他希望問題能夠被解決，而對於解決問題所帶來的犧牲，他卻不以為意。節目是最重要的，節目是他的一切。對於魯尼來說，節目要比打造節目的人更加重要，若想為他工作，你就得接受這一點。他那一絲不苟創造卓越的架勢很能鼓舞士氣。雖然讓人既受累又沮喪(主要是因為魯尼會等到製作過程快要完成的時候才給出評語或是要求修改)，但整個過程還是給人很大啟發，而且啟發所帶來的利益要遠遠超出不滿情緒帶來的弊端。大家都知道他對創造卓越的重視，也一心想要達到他的預期值。
魯尼的信條很簡單：“為了更好，不惜一切。”在我從魯尼身上學到的東西之中，這句話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在談到領導力這個具體特性的時候，我為之取名為“追求極致，追求完美”。在實際操作中，這一原則涵蓋了許多內容，也難以下定義總結。相較於一套準則而言，這實際上更像是一種思維模式。至少在我看來，這句話並不是指不惜一切代價地追求完美(魯尼並不非常在意所謂代價)，而是創造出一個拒絕接受平庸的環境。對於“沒有足夠的時間”“我沒精力”“這樣做會引出一段不愉快的談話，我可不想參與”，或是其他許多我們可以用來說服自己“足夠好”“已經足夠”的借口，我們會出於本能地予以抵抗。
離開魯尼的團隊幾十年後，我觀看了一部叫作“壽司之神”的紀錄片。片子的主人公是一位來自東京的名叫小野二郎的壽司大廚，他經營的壽司店不僅獲得了米其林三星評價，也是世界上最難預訂的飯店之一。影片中的他已年近90，但仍然堅持不懈地打磨自己的技藝。有人說，他是日語中“職人”精神的活生生的化身，而這種精神所指的，就是“對於某種事業精益求精的追求”。我在看片的時候便愛上了小野二郎，也對“職人”概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2013年，我到東京出差，和幾位同事一起來到了他的壽司店。我們與小野二郎見了麵，他為我們製作了晚餐，看著他在35分鍾的時間裏動作嫻熟地將19件精美絕倫的壽司一一擺好，我不禁肅然起敬、歎為觀止(這樣的速度是因為他要確保壽司上桌時米飯與體溫相同。如果進餐時間過長，那麽米飯的溫度便會稍微降到37℃以下，對於小野二郎而言，這是無法接受的)。
我對這部片子喜愛有加，於是便在一次迪士尼拓展活動上為250名高管播放了其中的片段。通過小野二郎的例子，我希望他們能更好地了解我所說的“追求極致，追求完美”的含義。小野二郎讓我們看到：對於所創造的產品抱有巨大的自豪感、既有追求完美的本能又有讓人能夠將這種本能貫徹到底的職業精神，是怎樣的一種風貌。
在我與魯尼的交流中，我最喜歡的一次發生在我剛剛在ABC體育部入職的時候。體育部是個體量較小的部門，我和魯尼都在同一層辦公，但在那時，魯尼從未給我留下平易近人的印象。除了禮節性地打招呼外，他幾乎意識不到我的存在。一次上廁所時，我發現他就站在我的旁邊。沒想到的是，魯尼竟然開口問我：“最近怎麽樣？”
我驚得一時說不出話，短暫的沉默後，我回答道：“有的時候，我覺得能把頭浮在水麵上不至於溺水就已經夠難的了。”
魯尼雙眼看向正前方，毫不猶豫地說：“那就找個長點兒的呼吸管。”說罷，他便收拾完畢，走了出去。
魯尼是一個不喜歡借口的人。直到後來與他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後，我才發現人們口中他的“不達目的不罷休”是什麽意思。他如果讓你做什麽事情，就會要求你窮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達成目的。如果你回頭告訴他你做過嚐試但實在做不到，那麽他就會告訴你：“再找別的路。”
1979年的國際乒乓球錦標賽將在朝鮮平壤舉辦。一天，魯尼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裏對我說：“這次比賽應該很有意思。我們在《體育大世界》裏做期報道吧。”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因為想在朝鮮爭取到賽事的直播許可是不可能的，這一點，他當然知道。
然而，他並沒有開玩笑。
於是，我便踏上了環遊世界爭取許可的征程。第一站是在威爾士的首府加的夫會見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的會長，由於不能進入朝鮮，我隨後飛到北京與朝鮮代表團會麵。經過了幾個月的緊張交涉，就在眼看要達成協議的節骨眼兒上，我接到了美國國務院一位亞洲代表的電話。他告訴我：“你跟他們進行的所有交涉都是違法的，你觸犯了美國禁止與朝鮮進行任何商務往來的嚴格禁令。”
看上去，這明顯是死路一條。但我想起了魯尼，想到了他告訴我再辟新路的樣子。後來我們得知，國務院不但不反對我們進入朝鮮，反而鼓勵我們帶著攝像機在那裏盡可能多拍素材。他們隻是不允許我們付錢給朝鮮人購買許可或是跟他們簽訂協議罷了。我對朝鮮代表團解釋了情況，他們怒不可遏，整個計劃眼看就要土崩瓦解。最終，我想到了一個變通的方法，繞開主辦國，通過國際乒乓球聯合會獲取拍攝的許可。朝鮮政府雖然沒有拿到我們的經費，但還是同意讓我們入境，就這樣，我們成了幾十年來第一支踏入朝鮮的美國媒體團隊——這不啻為體育廣播界的一個曆史性時刻。魯尼並不知道我為了達到目的花費了多少心血，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出於他對我的期望和想要讓他刮目相看的渴望，做成這件事也就無從談起。
在要求你的團隊做出成績和避免給他們灌輸對於失敗的恐懼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一件需要小心拿捏的事。幾乎所有為魯尼效力的人都希望能達到他的期望值，但我們也知道，他對於借口是沒有任何耐心的，一旦覺得任何人的表現沒有達到令他滿意的標準，他便很可能會用其特有的刻薄甚至無情的方式對人進行攻擊。
每周一的早上，體育部的高級主管們會聚集在一張會議桌旁，回看上周末的報道並為後續的內容做計劃。其他人便會像名副其實的“後排議員”一樣坐在會議室外圈的椅子上，等待著高管們對於我們剛做完的內容的點評和對接下來一周的指示。
在我剛進入《體育大世界》節目組不久——大約是在我和魯尼進行完那次關於“呼吸管”的談話前後，一天早晨，魯尼走進會議室裏，對整個團隊厲聲痛斥，責備大家錯失了英國偉大中跑運動員塞巴斯蒂安·科(Sebastian Coe)在挪威奧斯陸田徑賽中打破男子800米世界紀錄的畫麵。一般來說，這樣的新聞事件我們是不會錯過的，但這次遇到了突**況，我沒能及時獲取賽事的直播許可，因此沒有來得及播出。我隱約感覺到這件事會在周一招來麻煩，但還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著整件事能悄無聲息地糊弄過去。
然而我可沒那麽幸運。魯尼環視了一圈坐在桌旁的高管團隊，想要知道這件事是誰的疏忽所致。坐在外圈的我舉起手來，表示錯誤在我。整個會議室鴉雀無聲，二十多張臉都朝我轉了過來。沒有一個人吱聲，會議繼續進行，但在會議之後，很多人都走到我身邊低聲告訴我說：“我真不敢相信你敢那樣做。”
“我做什麽了？”
“主動承認錯誤呀。”
“你什麽意思？”
“從沒有人主動認過錯。”
魯尼再也沒有提過這件事，但我感覺，從那一刻起，他對我的態度有了轉變，仿佛對我更加重視了。在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本以為這段經曆中隻包含著一條顯而易見的經驗，也就是在犯錯時敢於承擔責任的重要性。這道理沒錯，也的確很重要。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中，越是能夠誠實承認自己的錯誤，你就越能受到周圍人的尊敬和信賴。避免犯錯雖說不可能做到，但你能身體力行的，便是認識錯誤，從中吸取經驗，並以身作則地讓大家知道偶爾犯錯並不是問題。但是，通過撒謊或遇事先為自己開脫而損害他人利益，卻是絕不可取的。
這段經曆中連帶的另一條經驗，是我在數年後真正踏上領導崗位後才完全理解的。這條經驗簡單得或許讓你覺得不值一提，但其中包含的特質卻罕見得讓人吃驚：那就是以善待人，用公平和同理心對待每一個人。這並非讓你放低期望，也不是讓你傳達犯錯無足輕重的信息，而是讓你打造出一個環境，讓人們知道你是一個會傾聽他人講述事情原委、情緒穩定而處事公平，且會在別人犯下無心之過時給他們第二次機會的人(但如果對方不願承認錯誤，把問題歸咎於別人，或是因為違反道德之舉而招致錯誤，那就是另一碼事了，這樣的錯誤，是不應被容忍的)。
ABC體育部的一些人生活在時刻擔心會遭魯尼責罵的恐懼之中，也因此避免冒險或不太敢放開手腳做事。我雖然從未有過這樣的感覺，卻親眼目睹過別人身上的實例，也理解這種恐懼感來源於何處。魯尼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上司，時間一長，這種反複無常會對團隊的士氣造成嚴重的削弱。有的時候，他會讓你感覺自己是整個部門最重要的人；但一轉眼，他又會用尖刻的批評來打擊你，或是出於並不太明確的理由在你背後捅刀。他懂得如何巧妙地挑撥人心，而我一直沒弄明白這到底是有意而為的策略還是他的性格使然。魯尼雖然才幹過人且功成名就，但內心卻是個缺乏安全感的人，而他抵抗自己不安的方式，便是把這種不安根植到周圍人的心中。一般而言，這種方式都能收到效果，也會驅使人們願意付出巨大的努力來迎合他，但有的時候，他也會把我逼到下定決心辭職不幹的絕境。我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過這種念頭的人。
直到回望過去之時我才意識到，我們取得的許多成績其實並不需要付出如此的代價。魯尼對於完美的追求成了我的動力，一直鼓舞著我前行。但除此之外，我從這段經曆中還學到了另外一條經驗：卓越和公平並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當時的我是說不出這樣的話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的我一心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如果在魯尼的位置上會作出什麽改變。但幾年之後，當領導團隊的機會來臨之時，我不僅本能地意識到了追求完美的需求，也體會到了隻關心產品而忽略員工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