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天下無賊
魯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歲，剛過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魯國政府任命為中都宰。
中都是魯國西北部的一個城邑，在今山東汶上縣西約四十裏。這是一個小邑。
根據《孔子家語·相魯》的記載，孔子用禮的方法來治理中都。一年後，中都的男子在道路右邊行走，女子在道路左邊行走；馬路上丟失的財物，沒有人拾取，所用的生活用具也樸實無華，實用而不講究形式和包裝，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養死送都有禮有節。而且，根據人的才能大小，授任不同職務。當地的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四方的諸侯都紛紛效仿。
多年以後，孔子的弟子言偃（子遊）在魯國的一個小城邑武城任行政長官，孔子去看望時，和他開玩笑：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遊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14]
孔子到了武城，聽見彈琴唱歌的聲音。孔子莞爾一笑：“殺雞哪裏用得著宰牛刀呢？”子遊沒有聽出老師的玩笑之意，不服，回答說：“過去我言偃聽老師說：‘君子學了道，就能惠愛百姓；老百姓學了道，就容易使喚。’”孔子轉身對身邊的人說：“各位，言偃的話對啊。我剛才是跟他開個玩笑啊。”
孔子為什麽和子遊開玩笑呢？因為他的心情特別好。為什麽呢？因為他的弟子、武城的行政長官言偃正在武城實踐著他的以德治國的理論呢。聽著滿城飄來的弦歌之聲，好像他所向往的古樸民風又回來了，他能不高興嗎？
說不定，孔子也想到了自己初仕中都宰的經曆吧。中都也是一個相當於武城的小邑，而且，他就是從那個小地方著手，做出了大成績。於是，我們就能明白孔子此時和子遊開玩笑的深層次原因了——他自己在當時不是一把更大的牛刀嗎？他就用牛刀殺雞，而且效果很好。
要知道，牛刀殺雞，是委屈了牛刀，而不是牛刀不能殺雞。
實際上，如果追溯起來，孔子在中都宰之前，還從事過更多的低賤的事務——孔子曾為季氏委吏（倉庫保管員）、乘田（管理牧場），即使這樣的小官，他也認真去做，並且做得比別人好。
這就是一種態度，態度是一個人素質中最為重要的方麵。腳踏實地，做一件成一件。這是一種職業道德，是職業操守。
中都治理的成效如此好，魯定公當然很高興，召見孔子，問他：“仿效你治理中都的辦法治理魯國，怎麽樣？”
這句話包含的意思太明顯了：魯定公要孔子來治理魯國了！
孔子對自己初次出仕取得的成績也很滿意，就很自信地說：“即使用來治理天下也可以吧！何止一個魯國呢？”
這就不但表示了自信，更是給魯定公信心了。
魯定公當然對孔子有信心。他升任孔子為大司空的副職小司空，大司空是大夫，小司空屬下大夫。我們講，如果大司空是部長，小司空就是部長助理或司長。孔子由地方到朝堂了。
司空又叫司工，掌管水土之事，諸如營城起邑、疏浚溝洫等一切水土工程，郊祀時，還負責掃除、樂器等。
孔子為小司空後，把魯國的土地分為山林、川澤、丘陵、高原、平地，根據其不同土地屬性，指導百姓種植和漁牧，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他的工作再次得到魯國政府的肯定。
但是，這個職務有一個尷尬之處，那就是，他是小司空，是部長助理。那麽，部長是誰呢？正是孟懿子。我們知道，孟懿子是孔子的學生，年齡比孔子還要小二十歲。老師給比自己小二十歲的學生做部下和助手，雙方都會有尷尬和不便吧？還好，孔子政績突出，又德高望重，很快就升遷為大司寇。這樣，孔子終於取得上大夫的地位。
司寇是國家的最高司法長官，位同卿大夫。一個非貴族出身的人擢升卿大夫，在當時是不多見的。可見魯定公很信任孔子，“三桓”也樂意。而孔子，也是才堪所任、實至名歸。但是，還是有很多貴族子弟並不樂意。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bì），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尤）。”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逾也。[15]
他們怨恨地唱道：“鹿皮袍子多寒酸？彩繪蔽膝多堂皇！鹿皮哪能配蔽膝，摘掉下去才像樣！”
蔽膝是古代宮服的一種皮製裝飾，裘是鹿皮做的上衣，是一般人穿的，鹿皮的上衣配上一個蔽膝，不般配。
這是在諷刺孔子的身份，和他今天所得到的地位、權力是不相稱的，要把他的頭銜剝奪了才解恨。
這是那一幫貴族對於孔子做大司寇的反應。
總有一些人，自身不努力，卻一再怨恨別人有所成就。
有出息的人，動手做事；沒出息的人，動口罵人。
不過，遭到這些人的風言風語的反對，恰恰可以證明孔子的實力。正是他的實力，使得魯定公和“三桓”不惜冒犯眾多貴族紈絝子弟，給孔子這麽重要的任命、地位和權力。
還有一些人從另一方麵證明了孔子的實力。
有個羊販子，名叫沈猶氏，經常一大早把羊喂飽喝足，增加重量，然後趕到市場上賣，這是一個奸商；有個叫公慎氏的人，其妻**，他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加管束，這是一個懦夫；還有個叫慎潰氏的人，平時胡作非為，違法亂紀，這是一個刁民；還有一些牛馬販子，隨意提高售價。
這些人得知孔子當上最高司法官後，都十分緊張。
結果，沈猶氏不敢在出售羊的當天早上把羊肚子灌滿，公慎氏同他老婆離了婚，慎潰氏趕緊離開魯國，牛馬販子也不敢亂漲價。[16]
這就說明：第一，魯國的治安不好；第二，魯國當時的民風也不是很好；第三，孔子的威望與道德人格具有極大的號召力與震懾力。孔子不怒而威，並沒有用嚴刑峻法，他就是用自己的威望讓這些人自覺地收斂了自己的行為。這也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啊！
作為魯國的最高大法官，每一件案子，他都非常慎重地與同事和下屬商量，甚至把不同意見的人都請進去，聽取他們的處理意見，然後擇善而從。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雲雲，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17]
這已經有了現代陪審團的味道了。孔子何等慎重啊。
所以，他後來揶揄子路：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18]
僅根據（原、被告雙方之中）一方的言辭就可以斷案的，大概隻有仲由吧！
片言折獄，大約有兩種情況：
一是子路特別聰明，所以能片言折獄；
二是子路特別忠直，別人不願欺騙他，原告也好，被告也好，都能老老實實說實情。
但這兩種情況都不大靠得住。那就還有第三種情況：子路性急，先判了再說。
那就難保不判糊塗案了。
中國古代，有很多官員為了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也常常玩弄片言折獄的把戲。他們難道比孔子還明察嗎？
判案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聰明，而是為了慎待別人的命運。即使這樣認真慎重地對待案子，孔子仍然很感慨，他認為大多數人犯罪，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且大多數是由於統治階級逼迫而成的，或者是失於教導而成的。
有一次，他的弟子子張問他如何才能從政，他就提到了要摒除四種惡政，其中前三條都與法律問題有關。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19]
不加教育就殺戮，這叫虐；不加申誡便要成績叫作暴；很晚才下令製止，故意等待百姓觸犯律條，這叫賊；同樣是給人東西，出手時顯得很吝嗇，這叫小家子氣。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語》記載：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
父親告兒子不孝，孔子把兒子拘留，卻三個月不加判決。後來父親要求撤訴，孔子就放了這個不孝之子。
季桓子很不高興，更不理解，說：“孔司寇騙我啊，以前他曾經告訴我，治理國家一定以孝為先。現在，我正要懲罰一個不孝的家夥，以此教導人民孝道，他卻把他放了。為什麽啊？”
季桓子的不解和不滿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想不通。孝，在孔子那裏，是何等重要！這可是“人之本”[20]啊。人之本都喪失的人，我們為什麽不好好教訓他？
孔子的理由是：
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21]
原來，在他的眼裏，即便是不孝這樣的大罪，隻要是由於統治階級失於教化造成的，罪也在統治階級，而不孝之人，則是“無辜”的。
那麽，誰要承擔其罪呢？正是統治者！
不判決父子訴訟案，而是經過調解，使之撤訴，這符合他的慎刑思想，也是他仁愛的表現。而且，這顯示出他傾向於調解而不隨便訴諸刑罰。長期以來，我國法院采取調解方式處理民事、經濟糾紛，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調解主導型民事審判方式，這種方式在國內深入人心，在國外被稱為“東方經驗”。這一東方經驗，無疑應該追溯到孔子，追溯到公元前500年魯國的“最高大法官”的法律實踐！
所以，孔子這個大司寇不喜歡把人民都看成什麽“寇”，他也不想用刑律的手段來對付這些人，他更想用教化。他曾講道：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2]
對於民眾，用政策去引導，用刑罰去整頓，雖然能使他們暫時幸免罪過，但是他們還是沒有羞恥之心。反之，若用道德去引導，用禮節去整頓，他們不但會有羞恥之心，而且還會自覺地走正路。
有一天，在審案之後，孔子感歎道：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23]
如果僅僅是去審理案件，孔子還如同別人一樣（並無高明之處）。孔子的理想是要讓天下沒有訴訟啊！
什麽叫無訟？就是無人犯罪，無人受罰。看到有人犯罪、受罰了，孔子心裏不舒服。審案以後，判決以後，孔子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結束後的輕鬆感，不是案件得以判決的成就感，而是一種悲憫感：又有人觸犯刑網，遭受懲罰了！
所以，孔子的理想不是去做一個好法官。他的理想是做一個導師，引導人民有仁德，講信義，從而徹底消除訴訟，無人犯罪並受罰。
我們看，孔子這個魯國的大司寇，他的理想是，一個國家沒有刑律，沒有監獄，不需要什麽人來擔任司寇——因為，假如一個國家充滿仁愛，假如統治階級都能同情人民，哪裏會有寇呢？寇，原來都是良民，是不良的政治與統治者逼良成寇啊！
我們來看看他對於法律的理解。
古代有所謂的“五刑”——針對五種犯罪類型製定的相應刑罰。但是，在孔子的理解裏，五刑的製定，目的不是為了“施刑”，而是為了“設防”，讓人民有所顧忌而不犯。
上有製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故雖有鬥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故雖有**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更為可貴的是，他認為之所以有這五種類型的犯罪，都是有源頭的，這個源頭就是製度的缺陷。
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阱而陷之也。[24]
這是什麽意思？孔司寇是在為統治者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孔司寇的意思是——人民犯罪，有其原因。而根源往往在於統治階級，在於製度的漏洞。不堵住這些漏洞，動輒對人民繩之以法，是設陷阱陷害人民。
於是，孔子用三種方法來實行他的“無訟”主張：
第一，具體的案件，盡量用調解法解決，而不訴諸法律；
第二，統治者不要官逼民反；
第三，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使其不犯罪。
他尤其反對用嚴刑峻法鎮壓人民。
《漢書·刑法誌》引述孔子的話：“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孔子對“求所以殺之”的司法製度及當政者提出嚴正批評。他最痛恨的就是動輒殺人的野蠻政治。
季康子向孔子詢問如何為政，說：“如果通過殺戮無道的壞人來迫使人民走上正道，如何呢？”
孔子回答說：“您執政，哪裏用得著殺人呢？您要從善，百姓也會從善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25]
我們講，殺人的政治是最原始、最野蠻的政治了。用殺戮來強製人民行善，手段和目的正好背道而馳——因為殺戮的政治，就是惡的政治。惡的政治，怎麽能引導人民從善呢？
有一次，魯哀公問了孔子一個很無聊的問題：
“昔者舜冠何冠乎？”舜戴什麽樣的帽子啊？
孔子對這種無聊的問題，態度很簡單——不予理睬。
這弄得魯哀公很不滿，也很不解：我向你詢問，你為什麽不說話呢？
孔子含蓄地揶揄道：“你問這麽一個無聊的小問題，而對真正的大問題卻不聞不問，我在想著如何回答你。”
魯哀公說：“什麽是真正的問題呢？”
孔子告訴魯哀公：“舜的時候，德若天地，化若四時，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你知道為什麽嗎？”然後，孔子自己回答：“無他也，好生故也。”沒有別的什麽訣竅，就是兩個字：好生。所以啊，“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這樣的大道你不問，卻要問他戴什麽帽子這樣的無聊問題，所以，我懶得回答你。[26]
古今中外，都有這樣以殺戮為手段，建立所謂道德國家、強盛國家的例子，但最終，他們所建立的，不是幸福的樂園，而是人間的地獄。
殺戮和嚴刑峻法可以建立起一時強大的國家，卻無法建設一個幸福的國家。
孔子的行為，首先影響了他的學生。
有兩件事非常感人，值得我們說一說。
孔子的弟子高柴在衛國做士師，士師也是掌管刑獄的官。他曾經依法判決砍了一個人的腳。後來衛國發生了蒯聵之亂，高柴被人追捕，趕緊逃跑，可是逃到城門口，他卻嚇壞了：看守城門的正是那個被他砍了腳的人。
這個人當然不會開門放他逃走。但是，這個人顯然想救他。對他說：“那邊城牆有一個缺口。”
高柴說：“君子不跳牆。”
那人又說：“那邊城牆有一個洞。”
高柴說：“君子不鑽洞。”
生死關頭，高柴還這樣計較。難怪孔子說他“愚”。
《孔子家語》說他：“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嚐見齒。”走路不踩別人的影子，驚蟄那天不殺生，春天不折斷草木，為父母守喪期間，沒見過他因笑露齒。
跟著孔子學習的人，學到一定境界了，就是這個樣子：有所堅持，有所不為。
跟著孔子學習的人，還沒有學到最高境界，就是這個樣子：拘泥而不知變通。
高柴此時，就是在這樣的境界上，是一個有原則卻又有些拘泥的人。不過他運氣好。那人又給他指出了一條生路：“這裏有間房子。”
高柴於是躲了進去。
追捕高柴的人走了，高柴走出來，對那人說：“過去，我不能損害國君的法令而判決砍斷了你的腳，現在我正處在危難中，這正是你報仇雪恨的時候，但你三次讓我逃命，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那人說：“砍斷我的腳，本來是我罪有應得，這是沒辦法的事。過去您用法令來治我的罪時，先將別人治罪，而把我放在最後，目的就是放一放，看看我還能不能免於刑罰，這我是知道的。當判決確定我有罪，即將行刑時，您臉色憂愁不樂。看到您這樣的臉色，我就又知道了您的心思：您同情我。但您哪是偏愛我？您是天生的君子，這樣的表現完全是出於自然本性。這就是我之所以讓您逃脫的原因。”
孔子聽說了這件事，說：“高柴做官做得多麽好啊！他在使用刑罰時，對任何人都是一個標準。心懷仁義寬恕則樹立恩德，嚴刑峻法就與人結下仇怨。公正地執行法令，大概就隻有高柴吧。”[27]
高柴依法砍了此人的腳，卻沒有違背仁慈之道。他沒有濫用刑罰。恰恰相反，他在看到有人受到法律懲罰時，內心非常痛苦。此人受刑而無怨，因為他感受到了司法官的仁慈和公正。
法律，在有情人那裏，是有情的法。有情的法不僅使人心服口服，且能使人受到震撼，受到教化，得到提升！
另一個故事是有關孔子的弟子曾參的。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28]
曾子的弟子陽膚受命擔任士師，臨上任前，來向老師曾子請教如何做好這樣的官。曾子告訴他：“當政的人失去道義，百姓的人心也離散很久了。你作為司法官，如果偵查到了百姓犯罪的事實，你應當是哀傷憐憫他們，而決不要因為自己破了案而沾沾自喜！”[29]麵對破獲的案情與捕獲的罪犯，曾子要求他的司法官弟子為他們感到悲哀、憐憫，而不是什麽成就感！
是的，當一個國家混亂到人民無法按正道來生存，無法合法守法地生存時，他們的犯罪，引起我們的可不就是這悲天憫人之情嗎？而有這種情感的人，豈不就是真正的君子？
當曾子說這樣的話時，他的內心，一定充滿了博大的悲憫吧？這種情懷顯然深受他老師孔子的影響，而此時，就一定傳染給了他的學生。一脈溫情，滿腹仁愛，就這樣代代相傳！
孔子在司法上的“仁道”思想，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在孔子之前，《尚書》中就有“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說法，但孔子對中國古代司法的影響才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這種“仁道”，在古代中國的黑暗司法裏，是人民的喘息。
歐陽修在《瀧岡阡表》中，寫到他已去世的父親為吏時，夜裏審讀案件卷宗，屢次停下來歎息。妻子問他為什麽歎息，他說：“這是一件死刑案，我一直在為他找一線生機，卻實在找不到啊。”妻子說：“能從案卷中為他找到生路嗎？”他說：“尋求生路而不得，那麽，死刑犯和我都沒有遺憾啊。假如真的從中找到一兩點理由可以使他免死，那就正好證明了不去尋求為他求生，這個死者就死而有恨啊。唉，像我這樣常常想辦法讓犯人活下來，卻常常隻能看著他死去，更何況一般人辦案，是隻求早點判他死呢。”
後來，歐陽修主持科考，出的題目就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在收上來的卷子裏，他看到有一份卷子，寫著這樣的話：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歐陽修想判這個卷子為第一名，因為懷疑這份卷子可能是好友曾鞏的，為避嫌，改為第二名。拆封以後發現，這個考生叫蘇軾。更有意思的是，蘇軾在這篇文章裏還杜撰了一個典故。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者三。
文字鏗鏘，言之鑿鑿，以至於同樣博學的文章泰鬥歐陽修都被他蒙蔽了。後來歐陽公問蘇東坡這個掌故的出處，蘇東坡笑雲：“以理推之，應該是有的吧。”東坡先生以什麽“理”來推導的呢？就是孔子的理。歐陽修為什麽懷疑這個典故，卻又為什麽承認這個杜撰的故事中包含的道理呢？也是因為，在孔子那裏，就是這個道理！
孔子在魯國做司寇，前後不過四個年頭。他不僅取得了現實的成功，他最偉大的貢獻，還為幾千年的封建司法，提供了一種偉大的人道傳統，那就是“無訟”與“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