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光榮與夢想
想當將軍的詩人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驢跟詩人，好像是一對完美的拍檔。
詩人的氣質，跟高頭大馬的確不搭調；而驢，體格小巧，加上詩人緩步而行的翩翩風度，就很相得益彰了。唐代鄭綮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邊走邊比畫，“推”好呢還是“敲”好，也隻能騎驢。
驢背平坦舒適，弱不禁風的小媳婦都可以安然坐著回娘家。馬騎乘起來，就正式且粗獷得多，要配鞍，否則顛死你；得經過訓練，不然摔死你；還要身姿挺拔，被堅硬的馬鞍束縛著，在馬上，人隻能保持一種緊繃而待發的狀態。連賞花那麽優雅的事，騎馬去就會變成一場盛會、一次遊行：“一日看盡長安花”“踏花歸去馬蹄香”。昂揚，且快意。
驢性愚執，形容冥頑不靈者，會說“春風不入驢耳”。詩人通常也有這種毛病，主觀想法太多，不聽勸諫。和馬相處時間久了，是戰友，是同誌，風裏雨裏共進退，一個眼色，莫逆於心。驢則更像遊伴，再相處融洽，私底下都有些小別扭，你想往東，它偏往西，這時候你倆得好好就地協商一下了。
驢跟馬的區別，陸遊是很明白的。“此身合是詩人未？”劍門關下，陸遊很不高興地嘀咕著，這一生，才不樂意騎驢，才不愛當詩人！他想騎的是戰馬“的盧”，想做的是如衛青、霍去病那樣的將軍。他不是將軍，連戰士都算不上。八十四年的人生裏，他真正的軍旅生涯隻有一年多，而且是文職，而且年紀不小了。這一年的事情，他用足後半生來回憶和書寫。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過劍門關這一年，陸遊四十八歲。孔子雲“五十而知天命”，不該再發牢騷、再有無謂夢想。
嶽飛、秦檜已死，被皇帝生涯弄得心力交瘁的宋高宗退位，換了年輕氣盛的宋孝宗，上來雷厲風行，批秦檜，平反嶽飛冤案，起用老將張浚北伐。沒幾日，兵敗如山倒，朝野倉皇。熱騰騰的**，碰上兜頭一大瓢冷水。主和派開始猛放馬後炮，主戰派必須有人為國恥負責。剛剛被皇帝愛才而賜進士出身的陸遊，躬逢其盛，立刻又被免職了。“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罪名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基本上屬於派係間的打擊報複。不久，陸遊又被弄到夔州去當了通判。
通判這個官位非常有意思，州郡長官的副職，協助處理事務；雖然隻是八品官，卻是由皇帝親自委派的，可以直接向皇帝奏報州郡內一切官員的情況，暗地裏起著監察與製約地方官的作用。
可見此時，皇帝對陸遊還是頗有回護。隻要站對隊伍，抱對大腿，前途還是大有可為。很可惜，陸遊這個人，天生一根筋，好像磨坊裏的那頭驢子，給它一隻懸在眼前的胡蘿卜，能轉個一生一世。
那根“胡蘿卜”，就是嶽飛也曾經執著過的“靖康恥，猶未雪”，就是“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陸遊的家在汴梁，世代為官，到他這一代，風雲突變。三歲時，金軍攻陷汴梁，他被母親抱在懷裏，隨著亂軍和呼號的流民逃到江南。即使年紀尚小，他也是南渡之民，血液裏有流亡的恥辱記憶，有故國三千裏的不堪與思念，像火一樣灼烈，像刀鋒一樣尖刻。無日可忘。
早慧孩子的誌向，被長輩的哭泣與追憶敲打，他長成了熱血沸騰的青年。習文，學劍，鑽研兵法……像將要脫弦的箭，直指前程。
因為家世，他早早蔭補為“登仕郎”，一個名義上的正九品，通往仕途最起始的階梯。不過，必須參加一次吏部的考核，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職。進臨安城應試這年，陸遊十六歲，首嚐敗績。十九歲，他參加貢舉考試，入闈，在禮部又被刷了下來……
自從有了科舉，很多讀書人都魔怔了。考場如賭場，碰對主考官的喜好，難度不下於猜對莊家的點數。剛拿到好牌，人家又出老千，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也不知陸遊到底差了哪一點，一蹉跎，到了三十而立的關口。少年意氣消磨盡，中年愁緒逼人來，對於平常人，三十歲大概就是這麽個狀態，可對於陸遊，年齡，恰是他一生中常常忘記的事情。
這一次，簡直是場鬧劇。他參加的是專門給現任官員和恩蔭子弟準備的考試，文章深受主考官陳子茂的賞識，錄為第一。可是同場有秦檜的孫子秦塤，秦檜遞話要讓孫子當頭名。陳子茂為難了半天，最後把陸遊放在了第一，秦塤第二。他本以為這已經是做足了讓步，然而秦相爺的指示，豈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差一毫兒沒辦到，那也是不給相爺麵子。秦檜大怒，再一看陸遊的卷子，滿紙洋洋灑灑，力透紙背，寫的都是光複國土、征稅要從富人征起等主戰派與改革派那一套，使他越發地惱火。
陳子茂被革職，陸遊以反對和議之罪，被取消殿試資格，好好的一個進士出身，又“去乎若雲浮”了。
終於等到宋孝宗繼位，秦檜也死了，新朝銳意圖強，愛才如渴，把在野名聲已經很響亮的陸遊召來，一番應對後，龍顏大悅，直接賜進士，外放鎮江府通判。鎮江府，南宋對金軍東部防線的重鎮，向來被視作東線司令部。若幹年後，宋寧宗時代，被委以北伐重任的辛棄疾，亦鎮守此地，寫下這樣的句子：“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鎮江，北固樓前，是誌士們持戈報國、掃淨胡塵的希望之地。
可見，朝廷這個委派，既有分寸，又寄托了對陸遊的期望與信任。這時候，人心不是不振奮，君臣不是不相得。
北伐事敗，無力再戰，南宋不得不再次向金國求和。以太上皇宋高宗為首的主和派占據上風，陸遊被短暫免職後，調到夔州——今天的重慶奉節。官職未有差別，卻身在後方，離開了南宋軍事力量的中心。我的理解是，這是宋孝宗在壓力之下所做的一次妥協，是對主戰派力量的保存。
事實也證明，此後，陸遊仕途的起伏，屢次被起用，旋又受抑，直觀地體現著主戰派與主和派的激烈鬥爭。
直到淳熙十三年（1186年），陸遊又被起用，知嚴州軍州事，再次上京麵聖。這一年，宋孝宗六十歲，陸遊六十二歲。離第一次君臣相對已經二十四年了。當年都意氣風發，現在呢，一對發須斑白的老人家。皇帝對陸遊仍然滿懷**的縱論國不置可否，隻對他多年來的詩文成就大加讚賞，並談起嚴州山水甚好，諄諄道：“先生可多寫詩。”
陸遊很失望。他在退隱的日子裏，無一刻忘記報國的雄心。而報效的對象——皇帝本人，卻已經這樣心灰意懶。這樣的麵聖又有什麽意義？
對於宋孝宗，這一次召見，或許隻是他對年輕時代理想的一次懷舊，對中興大業的一次追念。朝野上下，舉目不見可用之材，將軍多老死，當年曾熱烈擁護自己的主戰派臣子們，在朝堂上沉默地腆著圓潤的肚子，麵目模糊，已經分不清誰是誰。
隻求內外無事，平安度日。三次北伐，無不失敗，甚至才著手準備，便已夭折。人才凋零，內外掣肘。這一生的挫折，皇帝的感觸，其實要比忠心的臣子來得更深。
這也就更趨向於現實主義。不要以為貴為天子者就可以為所欲為，恰恰相反，當了皇帝，就再不能像正常人那樣，哪怕是偶爾的小小任性。
陸遊是正常人，而且是詩人，所以他居然可以至死都保持著一顆樂觀的心，鍥而不舍，信念不頹。
很可能，作為皇帝的宋孝宗，對陸遊的欣賞中也是帶著些許羨慕的——他是泥塘般現實裏，奇跡般未曾磨滅的一縷理想之光。雖然已經沒用了，可存在著，總能給人帶來一點安慰。
陸遊騎驢進入劍門關，後麵跟著全家老小的車隊，逶迤行來，雨雪交加。劍門天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李白當年經過，驚呼：“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陸遊可沒感歎的興致，他心中有一種不好的預感。回頭望去，關山重重，不見一個故人。南鄭，他的嘴裏噙著這個地名，卻始終不忍吐出，那個地方、那些人，以後大概再也不會見到了。
曾是一生最躊躇滿誌的時光，這輩子所遇最莫逆的夥伴……不，應該說，是戰友、袍澤與兄弟。
王炎，這個名字應該被記住。他是最賞識陸遊的人，也是一位帥才。但是，玩笑一般，曆史慢慢湮沒了他所有的雄心和努力，多年經營，化為春夢。一切，發生在1172年那個秋天。
王炎，河南安陽人，以堅忍與實幹精神，深得皇帝信任。數年之間，便成了朝野矚目的重臣。當朝廷裏主戰派、主和派以及中間派仍在爭辯不休時，王炎已經挽起袖子，一頭紮到四川，真刀實槍地幹起來了。
他將帥帳移至漢中南鄭，因為離前線更近；組建武裝，不拘一格，地方上的“義軍”，契丹、女真的流民都收編不誤，並專門將這些剽悍的外族人組成了戰鬥分隊。眾所周知，兩宋的武裝力量，向來是官兵不如地方自衛隊，地方自衛隊又不及胡人及胡化漢人。唯一麻煩的是難以統管，而王炎恰恰是個擅長統領與招延的人。他的帳下，集中了南宋的一時俊彥，多半是海內名士，包括陸遊在內。他親自發信邀請，懇商軍國大計。對這些懷才不遇的士人，王炎給予充分信任，士人們也傾心相報。
陸遊雖是文職，卻穿上了軍裝，持長劍、騎快馬，巡遊於邊境，勘察地形也好，處理軍務也好，冒險中總帶著快意；閑時結伴入山打獵，呼喝聲與笑聲震落樹葉。“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多少文人夢想的人生境界，終於出現了。於是，豪情萬丈，不思故鄉。
秋天到的時候，詔書亦到了，改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王炎離職進京待命，第二年被徹底免職，請回老家。原幕府成員四散如星，被分別調至各處，陸遊亦被調至成都。這也就是這次騎驢入劍門的原因。
原諒我詳細地記述這件事情，否則就無法傳達陸遊的鬱悶之情。這是他離理想最近的一次，也是幻滅來得最突然的一次。
關於王炎意外被削職，回想起來，大概也在意料之中。其實大家心照不宣：王朝的“家族遺傳病”又犯了，或者說這“病”是代代難以擺脫，連外族入侵都不能與之抗衡的夢魘——“武將跋扈，擁兵自重”。嶽飛當年就栽倒在這裏。
而在南鄭，在軍中大帳，一個實幹與禮賢下士的主帥、一群狂放的文士幕僚，難得的理想與行動力相攜。從陸遊的回憶詩詞中來看，這就是一段**燃燒的歲月。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其中，是否發生一些事，說過一些話，因為過於熱烈，而顯得不太合時宜，甚至——招忌？
新的宣撫使虞允文，和王炎是老對頭，曆來不和，僅從這種人事安排來看，朝廷的心跡便已可窺。後來，陸遊把在南鄭寫下的詩詞大半都藏起來，藏著藏著，竟然藏丟了。
中國古代的文人，都很會藏東西、藏心事，藏的結果，便是怨。孔子教導後生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詩可以激**誌，可以觀察社會，可以結交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遠可以侍奉君王，還能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
這一大串詩的效用裏，“怨”和“遠之事君”，是被後輩們用得最熟練的。陸遊在劍門關下，就有這樣一首怨詞：
清商怨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凜。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雲堆一枕。
詞麵上是一首典型的閨怨詞。上片寫本人，我這漂泊的遊子，在雪後初晴的江邊、慘白如病的夕陽下，獨飲悶酒，在山邊驛站裏，胡亂地睡去。下片寫她，那家裏的思婦，如織回文錦的蘇若蘭般堅貞而多情，她輾轉反側，為回憶和思念所苦，在夢中重溫過去的歡樂，卻又要麵對夢醒時分的淒涼。
沒什麽新意，隻是簡練幹淨。但行家出手，不同凡響。陸遊是詩壇巨擘，填詞於他隻是詩之餘興。這闋《清商怨》，體裁是詞，細品時，倒具備著詩的氣質：清寂而寥闊，讓私人範疇的情感變得堂堂正正，有怨悵，卻又光風霽月。問題在於，陸遊這次是帶著家小的，遊子在，思婦也在，打出閨怨旗號，卻是為著誰呢？
借閨怨以抒其誌耳。用男女之情喻君臣際遇，是中國詩歌的傳統。層層綺麗的細布輕紗，將為難、尷尬，乃至殘酷的東西包裹起來，就可以用肉質的心去貼近、去摩挲了，也容易被怨悵的對象接受。
比如，想跟主考官打聽，自己這次有沒有可能考中，直接跑上門，會被連人帶禮物一起踢出來吧！聰明人就寫一首詩遞進去：“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嬌俏識趣，再冷麵的主考官，也會心一笑。大家都覺得懷才不遇，這事兒太普遍啦！但你不能像孟浩然那樣，上來就直通通地道：“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惹得“明主”大怒，朋友們也不高興——怎麽說話的這人？當我們都是勢利眼嗎？
到了陸遊這個年代，文人們都已非常聰明，尤其詞這種體裁，特別適合抒發不能明言的心事。陸遊想表達的，就是離開南鄭後，對朝廷的失望、忠而被謗的悲鬱，還有際遇難逢的愁苦。遊子和思婦都是他，一個是身體在外的漂泊，一個是心靈內在的堅守。
一直到了成都，心情才稍有好轉。陸遊在掌管邊防軍務的四川製置使範成大門下，做了一個參議官的閑職。成都很好，百姓淳樸，生活安逸，吃吃喝喝，賞花講古，五十歲的人，足可以養老。
但陸遊渾身不得勁，著急，心裏無著無落的，隻好繼續猛寫詩詞。這家夥作詩最勤的時候，總是他最不樂意當詩人的時候。
雙頭蓮·呈範至能待製
華鬢星星，驚壯誌成虛，此身如寄。蕭條病驥。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夢斷故國山川，隔重重煙水。身萬裏，舊社凋零，青門俊遊誰記？
盡道錦裏繁華，歎官閑晝永，柴荊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際、付與何人心事。縱有楚柁吳檣，知何時東逝？空悵望，鱠美菰香，秋風又起。
頭上新添白發，平生壯誌成空，又遠離家鄉，於是很消沉，豪氣沒有了，意氣相投的朋友也沒了。你以為這位作者總算識了趣，不癡想、不折騰了？才不，下半闋就露了馬腳。世人都說成都好，他偏覺得不好，繁華沒意思，清閑好無聊，不如回老家歸隱呢！
詞是呈給範成大的，範大人當然看得懂，這種嚷嚷歸隱的把戲，他當年也玩過的。地位不同，關於時政的鬱悶卻是相通的。陸遊跟範成大是老朋友了，關係不錯，雖然是上下級，卻儼然是詩酒之交，很多話就不那麽避諱了。比如這首詞，如果換了不那麽相知的人來解讀，難道不是在抱怨長官對自己不重視，暗諷長官身為朝廷重臣卻無作為嗎？
範成大不是一般官僚，他理解，沒意見。陸遊的同事們，看在眼裏卻很不高興了，逮到機會就痛心疾首地打小報告，說陸遊放肆無禮、縱酒頹放等。
積極維護尊卑秩序的，往往是秩序裏的小人物。他們痛恨不守規矩的人，憤怒之情勝過被冒犯的尊長本人。像陸遊這樣的人就特別礙眼，因為，你的特立獨行、放縱飛揚，雖然與他們無涉，卻是在分明地嘲諷著他們的立身信念。他們發現，自己無比寶貴的生存智慧，在別人那裏，可以輕而易舉地被摒棄——最氣人的是，竟然也沒什麽不良後果。那麽，那些謹小慎微、賠過的笑臉、付出的自我貶抑……還有什麽意義？
所以，像陸遊這樣的人，如果過得很差，還能博得幾聲同情，但如果總在眼前活潑地蹦來跳去，大家就會很盼望他摔跟頭了。
盡管他也曾為小小的官職，為了找點俸祿養家，措辭哀苦地去求人，可一掉過頭來，喝了幾口酒，就開始發狂：“黃金錯刀白玉裝，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壯烈孤絕的形象，出現在一個半老貧窮的小官員身上，這當然是矛盾的，很難為世俗所接受。作為後世讀者的我們，卻知道，這是陸遊啊，這一點也不奇怪。
這也可以從側麵解釋：為什麽陸遊詞作的數量，竟不及詩作數量的十之一二。詞雖然也可豪放，但表達起情緒來，還是太含蓄、太婉轉了，哪有詩，尤其古風來得痛快淋漓？
陸遊後來幹脆自號放翁，並大言道：“一樹梅花一放翁。”這種人，卑瑣小人都能輕易讓他絆上一跤，拍掌看他的笑話。但是，想聽到他認輸，很難。除非，他自己向命運舉手投降。
在缺馬的朝代找一匹老馬
訴衷情
當年萬裏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陸遊的悲痛，是整個南宋有誌之士的悲痛。後人論及，往往會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義，歸咎於天子昏庸。然而，如果沒有這些阻礙，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還我河山”？曆史沒有如果，但我們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實中，尋找一些必然與偶然交錯的症結。
大家都知道，軍事力量一直是兩宋王朝的致命弱點，經濟、文化都已發展到高峰，卻受製於外族的武力威脅，跟強漢盛唐沒法比。但也要了解，北宋之建國，本來就先天不足：它承接了五代十國的亂攤子，名義上統一，實際上是分裂成了幾個並立的民族政權。北宋所能真正掌控的範圍，僅在傳統的中原地帶。起點既不高，生存環境又不佳——正逢遼、西夏等的遊牧民族向定居過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時期。
比起盤旋於境外的草原鐵蹄，靠兵變起家的趙家天子，深知對於皇帝寶座的安穩，內亂比外敵更直接、更可怕，所以皇朝的立國之本，就是抓緊兵權，重文抑武，守內虛外，建立高度發達的文官政治體係，將武將地位一再壓低。然而在文人政治生存環境空前寬鬆、文采風流鼎盛的同時，武將素質卻每況愈下，終至於，戰事起時，舉國無可用之將才。
將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高度中央集權的用兵製度，兵將分離，文官帶兵，減少了擁兵自重的可能性，卻也“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無法訓練出高素質、高效率的部隊。於是采取人海戰術，以數量來彌補質量不足。
軍備是宋朝財政消耗的重頭，北宋前期，每年的軍費開支即已超過財政支付能力。朝廷不得不鼓勵軍隊經商，結果官兵武藝更加廢弛，隻好再擴充軍隊。最高峰時全國軍隊人數達一百二十萬，受天子直轄的禁軍就占了八十萬，都用於拱衛京師，彈壓地方，一旦有戰事，根本不受將帥調派。南宋時嶽飛之所以戰績輝煌，就是靠親手建立、訓練的“嶽家軍”。成績出來，朝廷的猜忌也跟著來了。
遊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時候，大宋王朝的職業軍人們，走走私，經經商，合資開個茶樓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卻苦了國家，每年向遼、西夏交歲幣也就罷了，還要給這支龐大的軍隊按月發餉，實在讓執政者叫苦連天又無可奈何。
軍事力量薄弱，還有一個很重要又很荒誕的原因：兩宋嚴重缺馬，是中國曆史上最缺少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陸遊，他那麽想騎馬，就不能找匹馬過過幹癮嗎？他始終騎在驢背上跑來顛去，實在也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普通官員，想找匹馬騎，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時代，戰馬是衡量軍事力量強弱的重要指標。沒有戰馬，就沒有能在戰爭中作為製勝關鍵的騎兵部隊。北宋一開始對遼戰爭勝少敗多，這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
為什麽沒有馬？曆來產馬的地方——西北、塞北、關東、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權占走了。中原地帶以農耕為主，環境很不適宜養殖馬匹，隻能高價去向遼、西夏和大理買馬。這種情況下還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鎖戰馬進口。到了南宋，與北方勢成水火，每戰都會損失大批戰馬。每一戰敗，恢複元氣就難上加難，不得不議和以求休養生息。主和派對主戰派恨得要命——老實講，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你不顧實力地冒進，難道不會害得大家全體完蛋？
滇、川、藏三角地帶叢林中的那條茶馬古道，就是自唐宋以來，用中原茶葉與邊疆各國進行馬匹交易的通道。南宋時，“關陝盡失”，西北地帶的茶馬交易已經無法進行，隻得把重心轉移到西南。大理也是產馬區，馬以個子小、能負重、善走山路著名，卻並不適用於作戰，運運軍糧還差不多。戰馬還是西北的好。
平時民間隻得驢子騎。這是個驢子普及的朝代，翻開兩宋詩文，驢的出場率遠高於馬。《清明上河圖》反映汴京繁華實景，裏麵的馬也寥寥。陸遊關於驢和馬的怨念，就很能解釋了。但是呢，用曹操的詩來說：“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陸遊騎不成馬，在後人看來，也沒什麽關係了，他早已在歲月裏，把自己變成了一頭悲壯的老馬。
對於軍隊缺馬這種心頭患，兩宋王朝都想了不少辦法，其過程可以說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與商戰史。北宋經曆的兩次政治革新嚐試——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變法，重頭內容都涉及馬。
王安石的“保馬法”，讓民間養馬，然後再由政府出資買回，聽起來很好，卻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產了。
關於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從剛開始一直到千年後的今天，毀譽不一。隻有兩點是毫無疑問的：它像中國古代曆史上的每一次變法，在陣痛與代價中搖擺前進；而不論成果如何，首倡者，都有一個黯然悲涼的結局。
熙寧九年（1076年），推行新法六年後，五十六歲的王安石退居江寧（今南京）。新法推行過程中的鬥爭令人厭倦；無休止地應對爭論和排除阻擾；突如其來的罷相；被誣告謀反，理由荒謬得讓人聽到的一瞬間，不是憤怒而是失笑；呂惠卿之流的背叛和暗算，讓人直接對人性產生懷疑；寄予厚望的愛子王雱，聰慧機靈，才氣逼人，亦在這一年病亡，年僅三十三歲。
心灰意懶，急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開往未知海域的輪船，剛剛啟程，就已經擠滿了精明能幹的野心家、利欲熏心的投機者。作為老船長的王安石，早已被擠到船舷邊。
在江寧的日子，據記載，是這樣的：“王荊公不耐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謂之半山。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歸。”
就是騎著驢子，來來回回地在山水間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個坐不住的人，這一點可以想象。當年，他可是號稱“拗相公”，說起國事，不惜跟好友翻臉，不憚在皇帝麵前抗辯，厲聲高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人，心裏有一團烈火，烤焦了自己不在乎；燒到了別人，那也隻好說聲抱歉，誰叫你擋在他的理想前麵。比如蘇軾，王安石是那麽欣賞他，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但當蘇軾一再上書反對新法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清除障礙，對神宗皇帝道：“蘇軾確實才高，但所學不正……”要求黜退之。
對於變革者來說，最大的痛苦，不在於反對者眾，而是反對者中，有親朋好友，有向來推重欣賞的人。你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愛自己的，卻還要麵對他們的反對與質問。一萬個敵人的仇視，痛不過一位朋友的誤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過程中，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很長……
想到這一點，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稱號，想到江寧山間，騎驢或踽踽獨行的那位老人的瘦小身影，才更感覺到一種理想主義者的悲涼。戰爭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如陸遊，人們都讚賞他的報國心和勇氣。和平年代，同樣懷抱富國強兵理想而行動著的人們，卻被指責與猜疑包圍。和平時期無英雄，不是沒有，而是人們並不需要。
在大一統的國家背景下，龐大的官僚政治體係得以順利運轉，也必然效率低下。但人們反而更加害怕變革。有革新，就會觸動盤根錯節的舊利益集團。至於本無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層人民，已經習慣過於稀少的生存資源，更承受不了變革的陣痛，寧做穩定的奴才，也不願冒險做變革的主人。
但是變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慘痛代價，在理想與熱情的驅動下，還是抱有一線希望。退居江寧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間遊走，說是縱情山水，猜想起來，還是一為驅悶，二來，也不無對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漁家傲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塢尋遊伴。
卻拂僧床褰素幔，千岩萬壑春風暖。一弄鬆聲悲急管，吹夢斷，西看窗日猶嫌短。
這是元宵節過後，滿城彩燈收起，開始出城探春。江南春天來得早，和京城大不同，此時已經是滿山的花爛漫。
王安石平時的行走路線大概是這樣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園”，離城七裏，離鍾山七裏，如果入城，就坐隻小船，但大部分時間，是去爬爬山，到寺裏與和尚談談經什麽的。這次，他聽說山西側洊亭的春水初漲，便想過去瞧瞧。款段，本來是行動遲緩的駑馬，然而，王安石用來說他騎的那頭驢。剛退居的時候，神宗皇帝曾賜給他一匹馬，但這馬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寫詩以記之，《馬斃》：“恩寬一老寄鬆筠，晏臥東窗度幾春。天廄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詩中頗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閑，馬是無福再騎了，就弄頭驢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這也可以看出宋代馬匹稀少，平時出入騎馬，是很特別的待遇。當然官員上朝，按規定必須騎馬，以示尊重。而主動騎驢，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間，接受平民況味的生活。王安石現在就把自己當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雲深路滑，想找個遊伴。遊伴能有誰呢？很難說，也許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畫家。
但也許，遊伴隻是個幌子。或者運氣不好沒找到，因而跑到僧房內自個兒睡下了。王安石在鍾山定林寺有一間自己的書齋，號“昭文齋”，由僧房改成的，或許詞中所指即此處。此處的清寂，與外麵千山萬壑中的春暖花開，形成視覺上的強烈對比，讓人有一種欲靜而不得靜、欲閑又不得閑的奇妙預感。果然，他這一覺睡得並不安穩，被鬆濤聲驚醒了。鬆濤聲在門外，一聲比一聲急切，如有人吹著悲鬱的笛管。這時，窗邊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無事的人，此時該出門觀賞山間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卻隻覺失望：讓我多睡一會兒也好啊……
雖說人老愛嗜睡，可看看王安石——非行即臥，走得累極了，就隨便靠在樹上睡覺，狀態實在不能算正常。那是心中有太多的鬱結，行不能散之，再以睡忘之。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輕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餘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
此篇集前人詩句成詞，極工巧又渾然天成。曠達隨性，讀者幾乎都要被他瞞過去了，可是，“看餘度石橋”的一個“看”字，露了馬腳。如果真是那麽出塵、那麽瀟灑，你要人家“看”你作甚？這樣細一琢磨，他心裏真是傷痛，而且完全無法對人說。大概也隻有那頭長年陪伴的驢子，聽過這老人無數的歎息吧！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
一年又一年，山花開落，歲月悠長。山外，卻是急風駭浪，誰在步步進逼，誰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趙頊駕崩，僅十歲的第六子趙煦繼位，在祖母太皇太後高氏的垂簾聽政下，開始了皇帝生涯。高太後是堅定的守舊派，她立刻起用退隱的守舊派領袖司馬光，向新黨新政開刀。所有變法措施，都被雷厲風行地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一一罷除。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養性，早有心理準備，聽到消息，夷然不以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廢止，他才愕然失聲：“亦罷及此乎？”徘徊良久，終於忍不住長歎了：“此法終不可罷也。”
司馬光閑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風燭殘年，隻恨蒼天不給自己多些時間，能把王安石的痕跡清除得更幹淨些。這對當年好友，今日宿敵，在政治上做了最徹底的決裂與對抗。
所有的爭鬥由時間來收拾。一年後的夏與秋，兩人相繼去世，分別享年六十八歲和六十六歲。司馬光尚年長兩歲。
高太後的清除行動仍在繼續，連變法期間從西夏奪得的千裏土地，亦交還西夏，以免動刀兵。於是內外升平，其樂融融，史稱“元祐之治”。遼、西夏亦稱頌她“女中堯舜”之名。唯一可惜的是，她對孫子趙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過嚴厲，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之心，對祖母暗中懷恨，一腔少年熱情，都投入對老爸宋神宗的懷想和崇拜中了。終於熬到老祖母被死神帶走的那天，開始親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黨人士。八年流放時光，把他們個個變得形銷骨立、神色陰冷，像從瘴雨蠻煙中回來的怨靈。
有了太後、皇帝的親自率領，北宋自此陷入黨爭泥坑。元豐黨人、元祐黨人，互詬對方為小人。君子爭原則，小人不過爭名利、爭意氣而已。雖然紛端起於“熙寧變法”，實際上，他們大都已經把變法的事給忘了。
有一個人，在混亂中顯示出了卓爾不群的風姿，或者說不合時宜的傻瓜天賦。此人就是蘇軾。黨爭中最倒黴的就是他。新黨當政，舊黨上台，他都慘遭打壓。
原因很簡單，他不站隊伍，隻說自己想說的話，結果，人人當他站錯隊伍。這次司馬光廢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蘇軾是反對的，並且力爭，弄得王安石怒目而視。被外放各地當地方官，轉了十幾年回來，他又改變想法了，說：“哎呀，那時候我偏見太深，太淺薄啦，仔細想想，這個免役法，其實還是不錯的！”於是站在朝堂上反對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複較量利害，參用所長。”你隻想著打擊報複，根本不管是非了嗎？這次，司馬光也怒目相向了。兩人辯論多日，司馬光可是大宋朝排名第一的認死理——哪裏辯得過他，蘇學士隻得悻悻：什麽司馬光，你改名叫司馬牛好了。
可惜，這些笑話，大概也傳不到病榻上的王安石的耳裏了。
“司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為私利，隻為政見，依然鬥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殘酷，在於傷及靈魂，把人變得不再像自己。有幾個人能像蘇軾那樣單純，在惡劣的環境中還能開著沒心沒肺的玩笑？
蘇軾的單純，還在於他經常仗著聰明，去口頭挖苦別人。他完全敗在一張嘴上，玩笑就罷了，還總講真心話，不看時間、場合、別人的臉色。所以我懷疑，他一生這樣倒黴，但到底得罪的是誰，敵人在哪裏，估計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蘇軾被王安石的新政趕出京城十幾年，還遇上了天降橫禍的“烏台詩案”，指控他用詩文謗訕新政。當然這種事蘇軾是幹過，可對方如此氣勢洶洶，必欲殺之而後快，完全是政治陰謀。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兩名激進變法人士，年富力強、雄心勃勃，鑽研數月，一心借蘇軾將所有反對派一網打盡，連同司馬光、範鎮等人一並斬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皇帝也覺得有些罪名羅織得可笑，加上以太皇太後為首的保蘇派大力求情，蘇軾這條命，連同那根滑稽的舌頭，可真要斷送掉了。
在保蘇派中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隱居山間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後，他連夜派人馳書，直送皇城，請求道：“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拋棄政見，隻為公道，隻為惜才，這才是王安石之所以為王安石的原因所在。他是真國士，而非權臣。
四年多以後，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園中，出現了一位特殊的訪客。此人正當盛年，體碩髯豐、言笑朗朗，正是剛從黃州謫居地回來的蘇軾。
蘇軾，此時可稱其為東坡先生了——帶著家小在黃州東坡開荒種地，故自號為“東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詔，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說念蘇軾黜居思過這麽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出來將功補罪了。雖然官職微小且無實權，但從偏遠的湖北調到了京城門口，著實是個好兆頭。大概，這也預示著朝廷的新動作，對新舊兩派人士的重新評估和任用。
東坡先生一生行事單純，但此舉殊不可解。後來在路上奔波，幼子還染病死了，全家慟哭。東坡先生上書朝廷，備說饑寒苦楚，舉家無力再行，請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應了。
我琢磨，東坡先生大概是終於長了點政治智慧，變法還在繼續，守舊派中堅分子司馬光等在蟄伏，時局未明，聖意難測，京城那是非之地，還是能躲開一時是一時吧！於是他想出了這麽個拖延時間的主意。
經曆了“烏台詩案”的磨難和黃州的曆練，東坡先生已經不是逮誰都講真心話了。信任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也是怕連累別人。烏台詩案中，僅因收到他一首贈詩就跟著獲罪的朋友也是有的啊！
別人不可見、不敢見，但王安石不妨去見。王安石此時以老宰輔之身退居山林，正該避嫌，不與朝中人多加往來，卻也欣然見了蘇東坡，而不考慮大家都身份尷尬，處境微妙。我想，除了兩人的確有相互的“致命吸引力”，還因為對於彼此的品性，都有一個確信不疑的保證。
關於蘇軾與王安石的這次會麵，有很多傳言。尤以邵伯溫《邵氏聞見錄》最為活靈活現。邵伯溫這個人，特別憎恨王安石，認為北宋之亂亡，都是王安石變法惹的禍。《邵氏聞見錄》，基本上就是變法人士“醜行錄”。
他說道，東坡力勸荊公為國仗義執言：“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荊公說他管不了，不敢管了，比畫著兩根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後又非常小心翼翼地說：“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話，你可別跟他人說起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如何知道的呢，還是繪聲繪色的現場版？以二人當時之處境，都不可能明目張膽地非議朝政，王安石自不必說，東坡再直率，也不會無起碼的政治涵養。呂惠卿這幾年並不受神宗信任，被扔在外麵當地方官，要說為禍國家，他也不夠能耐。王安石怎麽會蠢到把責任推到他頭上？如此渲染，隻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呂惠卿手中——什麽把柄讓人心虛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事實上，蘇軾在江寧，與王安石也就是談詩論文、講佛理而已。蘇軾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跟誰都能交朋友、有話說的人。即便如此，一個智慧的頭腦，總是希望能與另一個智慧的頭腦相遇，那種旗鼓相當的共鳴與碰撞，就算敵人之間也會互相敬重。
蘇軾與王安石的這次會麵，結果是互相為對方傾倒。別後，東坡去信：“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嚐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王荊公之學識深厚，果非虛言。而荊公對東坡之才更是早就愛惜有加。
勸與拒，都有相當的理由。王安石性雖執拗，卻是明白世態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險惡，出於惜才，勸蘇軾早日歸隱。蘇軾年富力強，天**熱鬧，雖然吃一塹長一智，但叫他放下一切，卻也難下決心。
還有一個原因我個人是這樣想的：蘇軾雖然很欣賞王安石騎驢的卓絕形象，但“騎驢渺渺入荒陂”的那種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樂意這樣。
蘇軾與驢的確不投緣。他喜歡騎的是馬，連在黃州時那樣艱苦的日子，他還弄到了一匹馬騎，估計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當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現形式與王安石的靜默完全不一樣。他聚眾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裏爬城牆；還自己在家裏釀酒，釀出來的**，自我吹噓是很好喝，但所有喝過的人都瘋狂地拉肚子。
這種人，哪怕一時間被整得噤若寒蟬，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開大合起來，沒有什麽能約束他飛揚活潑的天性，沒有什麽打擊能讓他失去純真與頑心。他當然會嫌騎小毛驢來得不夠爽利。而且東坡先生還是個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敧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詞前有小序：“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書此數語橋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樣。他是真豁達，真的苦中作樂，樂到忘了苦，並且得意忘形起來。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馬兒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飛奔，盡情享受這清新溫暖的晚風。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靜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馭馬。而且，他不想讓那滿溪的明月光，被馬蹄踏破。這是醉後的詩性，帶著孩童般的天真。於是，他睡著了，直到被鳥兒叫醒。你知道，這將又迎來一個無比美好的清晨。和荊公總是在黃昏時無奈地醒來，真是完全不一樣。
於是，讀者也跟著高興起來。蘇軾的詞，很多時候，的確像一匹驕傲而快活的馬兒，帶著你的心靈，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風長嘯。
王安石與蘇軾別後的第二年，時勢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神宗皇帝因急病去世，守舊派翻身上台。蘇軾亦青雲直上，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誰也想不到，就在不遠處，更殘酷的流放在等著他，更蠻荒而美麗的土地，在為他盛開荊棘中的花朵。
時間就這樣流逝了。誰的塵埃落定，誰的風雲再起，在史冊裏都不過幾頁紙。唯一不變的是這莽莽大地，眼前萬裏河山。那些致力於讓河山更美的人，曆史怎麽說都沒關係，大地會有記憶。
多少年後，有一個叫梁啟超的人，在他的書裏，熱情地讚揚陸遊與王安石。關於陸遊：“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關於王安石：“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祀，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並以英國的克倫威爾與王安石相比。
另一個叫林語堂的人，則討厭王安石，超級崇拜東坡先生：“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這些品質之薈萃於一身，是天地間的鳳毛麟角。”
在我看來，其實他們都很好，都是仰之彌高，近看卻感到親切的可愛人物。我還相信，殊途同歸，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們會真正地比鄰而居，談天說笑共飲共醉——“司馬牛”與“拗相公”也絕對能夠重新成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