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從東到西：“大中國”形成了

我們已經講完了中國發育成長過程中時空節奏變遷的前兩個階段：由南往北與從北到南。現在我們的討論要進入它所經曆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從東往西階段。有些朋友或許根本不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們會講，漢和唐不是都曾把疆域擴大到今新疆以西的地區了嗎？怎麽能說“從東到西”隻是發生在1200年代之後呢？

是的。如果你翻出中國曆史地圖來看，漢唐版圖確實都已被畫到了新疆以西。但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注意：首先，觀看曆史地圖時最要緊的一點，是你要注意那張圖的“標準年代”，也就是它到底是根據哪一年的資料畫出來的。例如最流行的那張唐代全圖，是以總章二年(669)的統計數據為基礎畫出來的，它反映的是唐代疆域最遼闊時期的狀況。雖然當時的西藏和雲南都還不在唐的國界之內，它的國土之大仍足以讓人震撼。不過唐朝300年間，它的疆域並不都是如此廣大的，甚至隻要從公元669年再往後推遲兩三年，唐代版圖也就不再是那個樣子了。

幾乎從670年代一開始，由於吐蕃和西突厥結盟反唐，今新疆的相當一部分就長期地淪為雙方拉鋸和爭奪的地段。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度南下投奔唐朝的東突厥逃回漠北，重新建立起第二突厥汗國。唐因此失去間接號令整個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後相加，唐對西域的間接統治，大約維持了110年(從公元630到670年，再從公元693到760年)，加上公元8世紀中葉唐軍困守龜茲、北庭等孤城又有30餘年(公元760—792年)，它對西域實行間接統治的時間，總共140年左右，而它擁有蒙古高原，則前後不過40年而已。

需要注意的另一點是，這張地圖在唐的邊界之內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題底色，在很醒目地突顯出唐代政治勢力擴展所及的地域範圍同時，也抹殺了唐朝國家政權在統治不同區域和人群方麵所存在的性質與力度間的巨大差別。

在唐朝郡縣製度體係之內，國家對各州縣的治理是全方位的；與此相反，對於處在它東、西、北三方最邊遠的地區，唐所能實施的“羈縻統治”，在不少場合虛弱到近乎隻剩下一個空名的地步。所以如果帶著現代國家的領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圖，那就會對唐代國家的能力，產生完全不符合曆史實際的虛妄印象。

所謂“羈縻統治”，就是一種鬆散的間接統治，它的前提是承認所在地區各級地方政權的原有統治權。“羈縻”兩個字的意思，分別是指用來套住馬的籠頭，也就是“羈”字；穿在牛鼻子裏的韁繩，那就是“縻”字。它們合成一個詞，指采用簡便的方法來控製難以用其他方式駕馭的力量。西方學術界用“鬆散控製(loosely controlling)”來翻譯這個詞，還是很準確的。它的核心內容是冊封和朝貢製度，而以經濟引力和軍事彈壓為其後盾。

“冊封”是說，由朝廷頒發一個與內地官職類似的官號給當地土著的頭領，允許他在承認政治上從屬於朝廷的前提下，繼續擁有對自己部屬的統治權益，並且在家族內可以世襲這個官號。接受冊封者需要定期(是指一年或每若幹年一次)帶著當地土特產，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順，並接受以皇帝名義饋贈的“回賜”，這就叫“朝貢”。

漢文明圈裏的人往往把這種“朝貢—回賜”關係看作是政治上表達歸屬和接受歸屬的關係。但對有些履行“朝貢”的勢力來說，他們看重的其實是“朝貢—回賜”形式下的貿易關係，也就是通過朝貢來獲得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鹽、鐵器，或者高級消費品，比如絲綢、金銀器、漆器、瓷器、茶葉等。

除了上述經濟吸引力之外，朝貢製度的後盾還有軍事彈壓。當國家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都非常強盛，而在某個方向上實施“羈縻”的地域又過於廣袤的時候，中央王朝就會在那裏選擇一兩個戰略要地，在那裏屯戍兩三萬軍隊，執行軍事彈壓任務。有時還會在那裏設置幾個州縣，為駐軍提供某些後勤服務，這些州縣的戶籍人口一般都很少。

要指揮和供養這些軍事據點，主要靠與統治中心及後方的經濟腹地相連接的交通幹線。朝廷維護幹線網絡暢通，以及通過這個網絡向前線“輸血”的支出成本極其昂貴。近幾年的研究表明，絲綢之路新疆段上貨幣經濟最發達的時期，恰恰就是唐政府以軍費和行政開支的形式，對那裏進行巨額財政投入的時代。這種時間上的重疊絕不是偶然的。曆史上很少有幾個王朝願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這樣的代價來保住那些極邊地區。

各位一定還記得，我在前麵提到過秦漢帝國通過點與線的有限控製來治理南方的問題。那就是先用一個與北方核心地區相連通的稀疏的交通幹線網絡，把南部中國套進“網線袋”，再在這個經絡係統周圍逐漸培育出“肌肉組織”，最終將南方馴化為與北部中國完全同質的國土。但是在西部，傳統王朝馴化南方的經驗卻很難起效。

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在西北中國，“經絡係統”周圍的“肌肉組織”長期發育不良，甚至根本沒有發育出來。因此中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當地統治過的痕跡便很快湮滅。這與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東征對被征服的波斯、中亞等地帶來的經濟、文化方麵的曆史影響，根本無法比擬。

由此可知，建立在軍事彈壓和經濟吸引力基礎上的對羈縻地區的象征性統治，與朝廷在郡縣地區實施的基於主權的治理，其性質和力度都大不一樣。傳統國家負責羈縻地區事務的機構叫鴻臚寺，它本是專掌“賓禮”(也就是接待賓客的禮儀)的部門。賓禮原有內外之分，對外的賓禮就是所謂“邊儀”(接待沿邊各個國家或各個部落人員的禮儀)。

羈縻國家或部落的首腦來朝見皇帝時，由鴻臚寺核定招待他們的等級；在這些首腦的子孫們來申請世襲官號時，也由鴻臚寺鑒別他們與已死去的首腦之間的親屬關係，並據此決定他們是否擁有繼承權利。此外，在朝貢的使節到達王朝邊界時，鴻臚寺還要負責製定和監視他們入境後的旅行路線和往來待遇，以及沿途接待的相關禮節。很明顯，鴻臚寺所具有的這一部分職能，在現代就屬於外交部的職責範圍。可見朝廷處理與羈縻各國、各人群關係的行動，與其說是在實施國內治理，不如說是在處理準外交關係。

所以，把按郡縣製治理之下的國土，與除它以外的羈縻地區毫無區別地看成是同等程度的、被傳統王朝括入囊中的版圖，並且進而把這個意義上的版圖與現代國家的疆域等量齊觀，其實是一種非常不準確的認識。可惜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還在這樣簡單化地理解中國曆代王朝“版圖”的性質。

從我現在表達的觀點出發，就很容易看出來，由元朝和清朝所實施的對西部中國的統治，與以漢和唐為典型的那種處理與羈縻國家關係的治理體製是如何大不相同。清朝統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區等龐大地域之時，各地的最高負責人是駐防將軍或辦事大臣(如烏裏雅蘇台左副定邊將軍、伊犁將軍、綏遠將軍、駐藏大臣、青海辦事大臣等)。這些將軍或大臣既管理軍隊，又管理當地的行政事務。

而在中央政府一級，則由理藩院負責具體籌辦各項治理業務。理藩院的管理範圍，包括設官、戶口、更木、賦稅、軍事、刑法、交通、貿易、宗教等。這種全方位的治理，與漢唐式國家對羈縻地區的鬆散控製，真可以說有天壤之別。這一點早就被清朝的雍正皇帝看破了。他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本朝。”他所說的“中國”，是指位於中國東部的被漢文明覆蓋的地域，那是一個“小中國”；他所說的“塞外”，就是主要位於西部、占據了大半個中國的非漢文明地區。雍正口裏的“中國”和“塞外”合在一起，才有了我們今天的“大中國”。

這個大中國的誕生，並不是對漢唐國家模式的簡單繼承或稍加改進的結果，而是因為加入了一種全新的國家建構模式才成為可能。它與遼、金、元、清先後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過程中做出的寶貴而獨特的曆史貢獻，是絕對分不開的。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最近這1000年內“從東往西”的整合，僅繼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國，還能有今天這樣遼闊的版圖嗎？

現在讓我們再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形成與發育的時空節奏變遷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四五萬年前開始到公元前2000年，這是一個漫長的“從南到北”的曆史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從公元前2000年開始，到13世紀初，大約有3000年時間，也就是從夏、商、西周時代到宋金對峙的晚期，是中國“從北到南”發展的曆史階段；這裏介紹得最少的是第三個階段，即“從東往西”的階段，也就是1200年之後，中國決定性地超越漢文明所覆蓋的地理範圍，從而轉化為一個多民族的“大中國”的階段。之所以按這樣的比例來安排內容，是因為在本書後麵的一些專題裏，特別是在講到元朝的曆史時，我們還將花較多的篇幅再回到這個話題上來。

[1] 印巴次大陸，即南亞次大陸，包括從喜馬拉雅山脈西段和中段的南側到印度洋之間的廣大地區。

[2] 人體所有細胞(除紅細胞)內都有線粒體，但隻有女性的線粒體基因能隨其卵子遺傳給後代。

[3] 瓶頸效應原指大量人口通過同一個狹窄的出入口時造成的擁堵，常用來比喻事物發展過程中各因素和環節之間的關係，指由於某個因素或環節出現問題而造成事物發展過程的停滯。

[4] “越人歌”的漢譯歌詞為：“今夕何夕兮搴(qiān)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pī)好兮不訾(zǐ)詬(gòu)恥。心幾(jī)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yuè)君兮君不知”。

[5] 孟-高棉語，包括越南語、高棉語、孟語、巴拿語、德昂語等在內的西南少數民族語言。

[6] 百濮，古代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稱呼。

[7] 賨人，又稱寅人、板楯蠻，是當代土家族的“主源”。其存在於春秋戰國之前，主要分布於嘉陵江畔。古書中記載，該民族勇猛彪悍，且善歌舞。——編者注

[8] 據《水經注》記載，以“吳興”(今浙江)、“吳郡”(今江蘇蘇州)、“會稽”(今浙江紹興)為“三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