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後來居上：南方的“逆襲”

安史之亂和靖康之難兩次動亂，分別導致了後麵兩次北方人口大規模的南遷。正是這兩個重大事件引起的全國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變遷，帶動了自唐宋變革起中國經濟、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全方位轉換。

保存下來的曆史資料，可以幫助我們估算公元750年和1200年這兩個年份的中國人口數。前一個年代，恰好在安史之亂前夕、一派歌舞升平之時；而後一個年代則在經過靖康之難推動的人口運動大體結束，並且這個人口轉移的後果已被相關地域基本消化之時。

所以這兩個年代之間人口數據的差異，正好可以反映出上述兩次人口南遷造成的對全國人口分布格局的影響。統計結果告訴我們，在此期間，長江下遊的人口增長了643%，長江中遊增長率為483%，閩浙地區更是高達695%；兩廣地區人口也從公元742年的30多萬增加到1200年的120萬，增幅達到3倍。而華北人口在同一時期內的增長隻有52%。南方人口的增長，顯然主要是因為它接納了大量北方移民，而不是由於那時南方人生殖能力的突然提高。

這一點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提供的結論也完全符合。在每100個現代南方漢族個體中，平均有92人的父係遺傳基因最終源於北方漢族中的男性，而有54個人的母係遺傳基因最終來自南方土著的母親。南方原住民的數量一向很少，他們被稀釋在滾滾南來的移民人流中，這使上述人口變化的局麵看起來簡直就像是一個人口替代的過程。

根據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對近代以前歐洲農業狀況的估測，在相同麵積的土地上從事畜牧業、小麥種植或水稻種植，所能獲得的熱量比分別為1∶4.4∶21.6。由此可見，在近代技術發展起來以前，水稻種植是能向人類提供最多熱能的大田產業。中國南方能夠持續不斷地接納並消化這麽巨大的北方移民潮，除了那裏本來就地廣人稀之外，另一個重大的原因，顯然就在於經過改造的南方的水係和溫度條件適合於可以供養更多人口的水稻種植。

隨著南部中國的人口增加和生產開發，北方漢人開始改變對南方的印象。這種改變，其實在安史之亂阻斷了北方對唐朝中央政府的賦稅供給後，就已經被人們猛然看破。人們發現“中原釋耒”(中原農業荒廢，“耒”是一種農業的工具)之後，中央政府依靠從南方抽取經濟支持，就是所謂“漕吳而食，輦越而衣”(靠水運吳地的糧食，陸運越地的絲麻)，居然也足以維持對非農業人口的供給。所以杜牧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現在天下以江淮地區為國家的命脈)，韓愈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現在從江南地區獲得的稅賦占到天下全部稅賦總額的十分之九)。

經曆了兩宋之際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之後，江南的經濟發展超越兩淮(也就是以今天的揚州為龍頭的江淮之間的地域。曆史上曾經把今天分別屬於江蘇和安徽的淮南部分稱為淮東和淮西，所以有“兩淮”這樣一個地名)、趕上北方，並進而超越北方的階段。

南宋王朝始終未能擺脫軍事上的積弱局麵，這大概給現代中國人留下了太多有關它的負麵印象。所以人們很容易忽略南宋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麵。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就在這個時期完成了從華北向南部中國的轉移；而12、13世紀的歐亞舊大陸所見證的，無疑是一個經濟和文化全麵繁榮的南宋時代。

我們都知道南宋流行一句諺語，叫“蘇湖熟，天下足”(隻要蘇州和湖州地區豐收，就足以供給天下非農業人口所需的糧食)。這句諺語的產生，表明長江三角洲這時已成為天下糧倉。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絹綢一千萬匹；金人檢點從北宋府庫撥出的這批購買和平的費用後，隻收下“北絹”，就是宋政府從北方收來的絲綢，而把“浙絹”，就是從浙江征收的絲綢被全數退回，理由是與北方產品相比，它們過於“輕疏”。這表明直到11世紀末，華北的絲綢紡織技術仍高於南方。北宋的所謂“五大名窯”，就有四個位於北方，這是瓷器製造技術北勝於南的證明。

這樣的局麵，由於兩宋之際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移而很快改變了。南宋人對自己在經濟文化方麵的優越地位有明確的意識。他們斷言，天下的經濟、文化優勢如今幾乎已全歸南方所有，比如以前山東的鄒魯地區儒學興盛，現在儒學最發達的地區已轉移到福建、浙江一帶；絲織業過去以山東青州和齊國舊地最有名，現在則以四川為最。北方盛產棗和小米，這是南方沒有的東西，南方盛產茶葉，這是北方沒有的東西。北方盛產兔子，而南方則盛產魚類。但是北方的山貨、野味，利潤很有限，南方的水產品卻獲利豐盛。漕運、海鹽、水利、灌溉，也都興旺於南方；這些在北方，或者根本沒有，或者都已衰落。當時的詩人劉克莊在他的《小齋》裏寫道：“南船不至城無米，北貨難通藥缺參。”南北如果不通有無，南方所缺，不過是一些珍稀的藥材，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對糧食的需求就會麵臨危機。

經濟的發達支撐起文化的迅速提升。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唐前期進士人選的地理分布，以及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特別是明代科舉前三名的出生地，馬上就能發現，南方文化如何已大踏步地走到北方前麵。從宋代開始，南方士人進入最高權力中樞，也逐漸成為不可抑製的趨勢。宋太祖曾把不許南方人進入議論軍國大事的殿堂列為祖宗之法，但隨著王欽若、王安石等南方人入相，這個規矩就被打破了。

宋元之際改朝換代的動**與破壞，也沒有完全終止這種經濟文化的全麵繁榮，加上某些新曆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續到元朝的中後期。同樣，漢文明下一輪的輝煌，也從明後期開始，安然越過明清更替、滿族皇室入居北京的政治大變局，而持續到清乾隆朝之末。清朝所謂“京派”學術傳統的中堅人物，實際上大多數出生在南方。

盡管南方領先於北方的形勢像凱歌行進一般，一路發展到明清，但就“追尋中國發展壯大的時空變遷節奏”這條線索而言，1200年代之後，從北到南的發展階段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從東到西”的發展時期。那麽分界為什麽是在1200年代呢？

曆史變遷過程往往把連續性夾纏在變遷之中。因此對曆史進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斷那樣截然分解為兩段。我們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尋找某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事件，來作為曆史分期的標誌。這樣的標誌，出現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準確地說，它們出現在1206年。

這一年在中國的南方，以及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別發生了兩起重大事件。在南宋，由專權的宰相韓侂胄主導的“開禧北伐”正式實施。在大漠南北，鐵木真統一蒙古高原上各個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國(蒙語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稱成吉思汗。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線潰敗收場，韓侂胄被南宋朝廷殺死，他的人頭被送到金朝，以表達南宋向金謝罪的誠意。另一方麵，蒙古鐵騎此後不久就大舉南下，最終並非重演過去那樣由北向南的統一，而是開始了一個規模更大的、對東西部中國進行整合的宏偉過程。

因此我們現在就可以把講述主題，從中國形成、發育的時空節奏變遷的前兩個曆史階段，轉移到它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從1200到1910年代的那個“從東往西”的階段了。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古代蒙古草原上的遊牧人群與長城以南漢地社會的關係，認作一種南北關係。為什麽這裏說的卻是東西關係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你們不妨嚐試從地圖上把金和南宋版圖相加後的幅員與元版圖的幅員，或者是明、清國土範圍比較一下。隻要你能意識到，明朝之所以能實現對西藏的主權治理，實際上是元代的曆史遺產，你就很容易發現，元與清這樣的帝國與北宋、宋金以及明代疆域之間的差別正在於，與後者相比，前者是極大地向西—西北方麵拓展了。所謂“從東往西”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通常認為，元和清所開拓的大一統多民族國家，隻是它們對漢唐模式的國家體係的繼承，充其量也隻是在此基礎上有所擴大或進一步改善而已。但是我現在要問：在最近1000年裏開拓出疆域如此遼闊的元和清，都屬於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那是一種偶然嗎？這裏麵究竟是否包含著漢文明以外的、來自中國北方民族的獨特而不可或缺的貢獻呢？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