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羅馬不列顛 第一章　從史前到羅馬征服

今天的英國是個島國，但在史前大部分時間裏，有一座陸橋把它與歐洲大陸相連。古氣候學的最新研究表明，在過去70萬年中，今日的歐洲至少經曆了19次寒與暖的交替，在較暖和的時候，大陸上的動物會遷徙到不列顛，而一旦進入寒冷時期，它們的地理活動範圍就向南方轉移。人類也與其他大型哺乳動物一樣在不列顛半島上周期性地進進出出。50萬年以前，人類已確定無疑地生活在今天的不列顛島南部了，在奇切斯特附近的博克斯格羅伍（Boxgrove），考古學家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狩獵者留下的牙齒化石和骨骼碎片，經鑒定，它們來自一種早期人類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這是目前可以辨識的不列顛最早的居民。大約在23萬年前，居住在歐洲的原始人類尼安德特人（Homoneanderthalensis）已來到不列顛，威爾士的龐特紐威德洞穴（Pontnewydd Cave）就保存著他們的遺骸，當時處於間冰期。尼安德特人約在4萬年前開始被現在人類的祖先現代智人（Homo sapiens）所替代，後者帶來了諸多的新事物，包括洞穴壁畫、骨笛這樣的樂器、繁複的葬禮等。這些東西傳播廣泛，意味著遠距離的社交和複雜語言的存在。現代智人在不列顛的最早遺跡是德文郡肯特洞（Kent's Cavern）中一塊上頜骨殘片，距今約有3.1萬年。不過，直到1.3萬年前現代智人才在不列顛廣為散布；又過了2000年，氣候惡化，嚴寒來襲，人類離開不列顛，舊石器時代進入尾聲。

大約在1萬年以前，氣候迅速變暖，不列顛就持續有人居住了。冰冠後退導致海平麵上升，但由於冰的重量消失，一度為冰冠壓著的陸地也因而上升。對不列顛和愛爾蘭來說，總體後果是海平麵比陸地升得快，這樣，到大約公元前7000年，不列顛首次成為一個島嶼。

此時已是中石器時代（約1萬——5500年前），溫暖的氣候把不列顛群島上的凍原和幹草原變為茂密的森林。中石器時代的遺址遍布英格蘭和威爾士，蘇格蘭和愛爾蘭也首次出現了人類活動的證據。桑德爾山（Mount Sandel）上的中石器遺址就是愛爾蘭最古老的人類活動遺跡，這裏的人是從蘇格蘭西南部坐船過來的。不列顛的居民們仍然以狩獵、打魚和采集為生，殘存至今的帶柄石斧和弓形獵器表明它們是經過改造的工具，適用於森林環境。隨著物質文化進一步發展，及由此造成的個別群體對地方資源的控製，不同的部落最終占領了特定的區域，到中石器時代晚期，定居的趨勢開始發展。在歐洲，相關的證據是出現了半永久性的沿海村莊、巨大的貝塚、食物存儲窖、地界和有規劃的大型墓地；而這些標誌在不列顛和愛爾蘭卻基本看不到，相反，在這些地方出現的是小規模的臨時聚落，沒有找到明顯的存貯設備。比如，在塞文河的入海口格德克利夫（Goldcliff），被水浸泡的沉積物中保存著魚骨和陸上哺乳動物的殘渣，表明隻有在冬天和春天才有人居住。

新石器時代（約公元前4000—公元前2500年）的特征是農耕和定居生活，大約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間，從歐洲大陸新來的一批人將經過馴化的牛和羊引入不列顛，他們種植小麥和大麥，並掌握製陶技術。為種植穀物和放牧，他們砍伐森林；到公元前3000年時，農耕方式已覆蓋絕大多數地區，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地貌，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形成。但與大陸的情景不同，不列顛的已知聚落為數甚少，占穴而居的現象卻非常普遍。

從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不列顛和愛爾蘭地貌中最突出的變化是出現了眾多龐大的紀念性建築。有大量的人力投入到建造聚落圍牆和祖先墳墓的工作中去，出現了種種環狀列石。位於今天英格蘭威爾特郡的巨石陣（Stonehenge）就是這類建築中的最知名者，它於1986年被列入聯合國世界遺產名錄，每年都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百萬遊客。考古學家認為，占地大約11公頃的巨石陣，其修建分幾個不同階段完成，延續了至少1500年。第一階段大約始於公元前3100年，先是修建了環形的溝渠和土台，用藍砂岩排列出由兩個圓環構成的巨石陣的雛形。在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又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規模龐大的巨石陣也在此期間落成，石柱頂上尚有橫臥的巨石為楣。而其後的500年間，這些巨石的位置被不厭其煩地重新排列，直至形成今天的格局。從現存遺址看，這個環形石柱群被直徑達120米的土堤圍繞，石柱高達6米，單塊重30-50噸；石柱上有厚重的石楣梁，構成柱廊形狀；石環外側土牆的東部有一巨大的石拱門，整個結構呈馬蹄形；石環內有5座門狀石塔，高約7米，呈向心圓狀排列。巨石陣產生的時代沒有留下文字記錄，它的功能和用途至今眾說紛紜，沒有定論。用作天象觀測台和宗教祭祀場所的解釋一度很流行，但近來也有學者提出這裏曾是被認為具有神奇治療功能的康複中心，或某種墓碑。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建造這些龐然大物的真正動機，但它們的默默矗立卻隱隱指向一種有規劃的社團活動，一種日益增長的社會凝聚力，一種將自己的曆史強加給自然的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巨大建築物盡管在許多方麵有獨到之處，因而可被看作是本土藝術的結晶，但說它沒有受到大陸的影響，卻是難以想象的。事實上，在2002年，巨石陣附近的艾姆茲伯裏（Amesbury）小鎮上發掘出一處史前墓穴，裏麵葬著一個人，考古學家稱之為“弓箭手”，因為墓穴中埋有許多石質箭頭（flint arrowheads）。“弓箭手”生長在中歐的阿爾卑斯山區，卻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下葬於此地，墓穴中還發現了金質的發飾和銅製的刀，這是在不列顛發現的最早的金屬製品。此人很可能是一名銅匠，他長途跋涉，到巨石陣來朝拜，卻最終長眠於此。

約在公元前2475至公元前2315年間，寬口陶器出現在英格蘭。這種陶器常常被認為源自伊比利亞半島，其使用者采用土葬，屍體旁往往陪葬一件寬口陶器。此外，這些人還善於精煉金屬，起初以黃銅造器，但在大約公元前2150年前後，他們發現了如何用黃銅混合少量錫而製造出青銅。不列顛由此全麵進入青銅時代。在隨後1400多年裏，青銅取代石頭，成了工具和武器製造的主要原料。今日英格蘭西南部的康沃爾郡和德文郡錫礦蘊藏豐富，到公元前1600年時，當地的錫被大量輸送至歐洲，德文郡南部幾個海島上留有史前聚落的遺跡，它們見證了這種貿易的繁盛之景。寬口陶器在不列顛的出現，究竟是表明有一個種族從歐洲大陸大量來到了不列顛，還是意味著有一種以使用寬口陶器為突出特征的整套文化生活方式通過部落間的貿易蔓延到了不列顛土著民那裏，這在考古學家那裏有爭論，目前後一種觀點比較流行。

在青銅時代早期，人們生活在敞開的聚落中，這裏很少設有重防。房屋主要為木質結構，以茅草覆頂。人們懂得製鹽，後來又采用了火葬。對當時的大多數人而言，務農僅夠維持溫飽。有些人負責采集，為了獲取原木、食鹽和碾碎穀物的石頭，他們會越出本社群所在的疆界，而直接與其他群體發生接觸，物品交換和暴力衝突也就如此產生了。最終，接觸導致了區域差異，不同的社群因不同的服裝和行為舉止而進一步分化。

到青銅時代晚期，工匠們的技藝和才能似乎主要投向了金器和其他精巧私人物品的製作，以及完善青銅武器和工具。盡管這是為享有特權的上層階級服務的，但有關的直接證據卻難以發現。無論如何，在大約公元前1200年以後，不列顛仍是落後之地，當地銅匠肯定無法和他們的丹麥同行競爭，不列顛的財富主要來自琥珀貿易。這一時期尚有證據表明出現了較大規模的文化斷裂，一些學者認為這可能意味著不列顛南部遭到了入侵，或者有了新的移民。這種斷裂看來不僅僅局限於不列顛，甚至不僅僅局限於歐洲，因為這一時期不少近東的大帝國也引人注目地瓦解了，而原先騷擾東地中海的海洋民族，其足跡這時開始遍及整個地中海盆地。從公元前750年左右，來自歐陸的鐵器文化開始影響到不列顛。

較之青銅，鐵的硬度更高，更耐用，數量亦更多。鐵器的使用尤其給農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用鐵質犁頭犁地，要比木質或銅質的犁頭快得多、深得多，而用鐵斧砍伐森林、開辟耕地也相對而言更迅捷有效。

一般認為，歐洲鐵器時代的文化，主要以哈爾希塔特（Hallstatt）文化和拉坦諾（La Tène）文化為典型代表。

哈爾希塔特文化得名於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的一處墓葬遺址，它涵蓋了從青銅時代末期到鐵器時代早期西北歐的大部分地區。哈爾希塔特風格的青銅長砍刀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不列顛，到公元前6至前5世紀，這種風格的鐵劍、匕首、青銅馬具和男性首飾也出現了。這些物品一度被認為是奉行哈爾希塔特文化的民族從歐陸入侵不列顛的證據，現在看來更像是英吉利海峽兩岸的軍事首領互相贈送的禮物。

隨著鐵器的出現和使用，聚落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在哈爾希塔特文化區，一個最顯著的特征是山寨大量湧現。在不列顛，尤其是在其中南部地區，山寨的修建從公元前7世紀起大大加快，到公元前6世紀和5世紀早期發展到了一個高峰。這些山寨往往占地1-6公頃，而且層層設防，裏麵顯得人口密集。在漢普郡的丹伯裏（Danebury）的山寨，木屋環列在山寨中心周圍，其外側緊貼著護寨溝，進出山寨的通道還鋪有碎石。這種格局似乎表明，人口在當時有了增長，並且呈現出集中的趨勢。而修這種建築不僅需要集體力量，還意味著權力以及能把人口團聚起來的社會經濟體係都得到了適度集中；換言之，山寨的功能，可能是為了顯示權力威懾，並用作地區權力中心。此外，部落間的矛盾和衝突可能已經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約公元前400年後，不少這些山寨遭到棄置，隻有少數仍被使用，但其地位越來越突出，有的甚至一直延續到公元前1世紀。因此，可以設想，維持早期山寨的社會體係也一直持續和發展了500多年。不列顛南部的山寨中尚有大量糧倉，顯然，獲得和儲存餘糧可能也是這類山寨出現的一個動因，雖說我們很難據此判斷這在多大程度上究竟反映了一種有組織的區域再分配體係，或僅僅是一種防範周期性糧食短缺的措施。不過，有一點基本是清楚的：進口的奢侈品在當地的經濟生活中並不重要，山寨作為區域體係的中心差不多是自給自足的。隻有在涉及諸如鐵、青銅、石材這類基本商品和諸如玻璃、琥珀、珊瑚這類次要奢侈品時，跨地域的交換才會發生，而且發生在一個社會互動是以禮物交換為特征的體係中。

到公元前6世紀，不列顛與地中海世界之間的聯係已經建立起來。最早的記錄來自公元前6世紀一位馬賽水手的航海手冊，馬賽當時是希臘人在西歐建立的首批港口殖民地之一。這份手冊的原件現已失傳，但公元4世紀羅馬詩人阿維努斯（Avienus）在其詩作《海岸》（Ora Maritima）中引用了片段，表明手冊曾提到從西班牙加的斯城沿大西洋海岸北上至布列塔尼、愛爾蘭和不列顛的海上航道。這條遠距離航線是否使用頻繁，今已無從知曉。

兩個多世紀後，約在公元前330年，另一個馬賽的希臘人畢提亞斯（Pytheas）也進行了直布羅陀海峽以外的航行。他寫了一本已失傳的《論海洋》，從後來希臘作家的引文中可以知道，他同樣取道布列塔尼，探索了不列顛附近的北方水域。他最早發現不列顛是島嶼，呈三角形，並抵達一處名為貝勒裏烏姆（Belerium）的岬角，這裏出產錫，故應該是康沃爾郡。更了不起的是，他曾到達北極圈附近的“圖勒島”，發現那裏整夜陽光普照，是“太陽入眠之處”。這裏或許就是今天的冰島，但也可能是設得蘭群島或挪威。無論如何，在畢提亞斯身後，古代航海家再也沒有發現圖勒島，他報道的匪夷所思的極地現象無從證實，羅馬時期權威的地理學家斯特拉博就斷言他是個十足的騙子。隻是到了公元1世紀後半葉，在不列顛總督阿古利可拉派遣一支艦隊繞島一周後，羅馬人才相信不列顛的確是個島嶼。畢提亞斯可能留下了關於不列顛島上居民的最早記錄，他把這些人稱為“Πρεττανοι'”（其拉丁化的轉寫是Prettanoi，也拚作Priteni、Pritani或Pretani），它最初很可能是指這些人身上醒目的文身，正是從這個詞中衍生出羅馬作家後來更常使用的“Britanni”，即我們今天所謂的“不列顛人”（Britons），因此，“不列顛人”一詞並非當地人的自稱，而是地中海居民加給他們的名字。除了這個詞之外，古典文獻中最早描述不列顛島的詞是“Albion”（'Aλβι'ων），其詞根有“白色的”之義，最初很可能是指不列顛南部海岸那些白色的懸崖峭壁。

總的來看，雖然文獻記載對大西洋沿岸的交易體係有所反映，但來自地中海的奢侈品幾乎從未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所以，約在公元前500年的時候，不列顛的經濟基礎更可能是放牧和對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而非對交易商品的操縱。

如果說哈爾希塔特文化在鐵器時代早期席卷了大部分西北歐地區，那麽進入鐵器時代中晚期後，即在大約公元前450年之後，另一種相似的文化在整個歐洲彌漫開來，這就是所謂的拉坦諾文化，得名於今瑞士納沙泰爾湖東端的考古遺址，其典型特征是裝飾於武器、珠寶和陶器上的曲線藝術。拉坦諾文化是與克爾特文化最為相近的鐵器時代文化。有的學者認為，拉坦諾文化是說克爾特語的人的文化，它能在歐洲迅速傳播，與克爾特人這時的流動密切相關。

在當前學術界，“克爾特”這個術語，更多被理解為一種語言，說這種語言的部族往往有著寬泛的文化上的相似，但不意味著它們彼此之間享有一種持久的文化統一。這些部族最早源於中歐多瑙河上遊和萊茵河流域，從公元前5世紀中葉開始，他們忽然爆發式地向外流動，引發遷徙的原因常常被解釋為人口膨脹、耕地缺乏、北歐波羅的海附近的日耳曼人開始南下。感到壓力的克爾特人自然把目光投向他們通過貿易聯係已經熟悉了的南方。他們很快來到高盧和伊比利亞半島；一個世紀後又跨過阿爾卑斯山，於公元前390年閃電般地占領並洗劫了羅馬城，再閃電般地撤出，然後在肥沃的波河流域定居下來。這次洗劫令羅馬人痛苦而難忘，他們的防禦策略從此改變了：羅馬人務必要確保其永恒之城再無被任何蠻族接近的機會，他們直到控製了整個意大利，才恢複了安全感。克爾特人後來又散布到多瑙河中遊，很快便以雇傭軍的身份出現在希臘文獻中，並最終到達小亞細亞中部的加拉提亞。

在歐洲的這次大遷徙過程中，克爾特人何時西進並抵達不列顛的？這點是沒有曆史記錄可考的，因為古典作家不關心這個問題，而鐵器時代不列顛人所講的克爾特語又沒有書麵形式，這種語言的遺存今天隻能從錢幣和一些人名地名中蠡測一番。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不列顛土著居民的語言雖然與歐洲北部一支克爾特部落的語言有聯係，但同時帶有強烈的方言成分，其內部又可以分為兩大分支：其中較大的分支叫布立吞克爾特語（Brithonic Celtic，或稱P-Celtic），流行於不列顛大部分，但不通行於愛爾蘭島和蘇格蘭西部的部分地區，這些地方的人主要說高德爾克爾特語（Goidelic Celtic，或稱Q-Celtic）。前者殘存於今天的威爾士語、康沃爾方言和布列塔尼語之中，並與當時大陸上流行的克爾特語相似；而後者能在現代愛爾蘭語、蘇格蘭語、馬恩島的方言中窺見其痕跡，在歐陸上則很罕見。

無論如何，已有的考古發現並不支持不列顛社團的文化與歐陸的拉坦諾文化有著緊密聯係的觀點。一般認為，拉坦諾文化在大約公元前3世紀中葉出現在不列顛，但不列顛所發現的器物在風格上與歐洲大陸的器物有細微區別，比如不列顛本土藝術家不像其大陸同行那樣喜歡采用對稱的風格，而是大膽采用了不對稱的設計。這很可能是本地藝術家發揮主動，靈巧地改造了大陸風格。因此，大多數考古學家目前傾向於將不列顛出現的拉坦諾風格的器物視為大陸器物的進口，或是不列顛人的仿效所致，而不是克爾特民族大舉入侵不列顛的證據。不過，並不能因此而主張不列顛從未接納過來自大陸的克爾特人。約克郡發現的一些墓葬中有不少兩輪車，它們覆蓋在男女墓主的遺骸上，這屬於當地的阿拉斯（Arras）文化。這種“車葬”現象與塞納河流域和法國北部的一些墓葬極為相似。因此，不少學者認為這些墓主是外來的精英；此外，當地部落叫做Parisii，而塞納河流域有個Parisi部落，這種名稱上的相似又為支持克爾特人來到不列顛提供了力證。但是，這些人也可能是本土精英，他們或許采用了外來的墓葬風俗以自尊自貴。由於沒有文字記錄，僅憑考古材料是難以下定論的。

雖然克爾特人從大陸入侵不列顛的理論近來在學術界日益失去支持，但大多數學者仍然承認比爾蓋人（Belgae）從公元前2世紀末起湧進不列顛南部，這可以算作大陸人的入侵。比爾蓋人居住在高盧北部，一般認為屬於克爾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混種。隨著羅馬帝國在公元前1世紀向外擴張，他們開始流離失所。凱撒在其《高盧戰記》中對此有記載：

住在不列顛內地的人，據他們自己的曆代傳說，是島上土生土長的，住在沿海地區的人，則是為了劫掠和戰爭，早先從比爾蓋遷移過去的，通常就用他們原來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名字稱呼他們，打完仗後，他們就在這裏居住下來，並且開始耕種田地。居民很多，簡直難於計數，他們的房舍建得很密集，大部分跟高盧的相像。

盡管定居在不列顛，比爾蓋人肯定沒有失去與其大陸同胞的經濟和社會聯係，所以凱撒發兵征服高盧時，一再發現對手總能得到來自不列顛散兵遊勇的增援。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凱撒刻意誇大了不列顛和高盧之間的密切聯係，以便為他入侵不列顛尋找借口。

不少學者利用凱撒對不列顛人的記述重構羅馬入侵前不列顛人的社會生活特征。凱撒是這樣寫的：

全不列顛中，最開化的居民是住在肯幾姆地區的，這是一片完全濱海的地區。他們的習俗與高盧人沒有多大差別。至於住在內陸地帶的人，則大多數都不種田，隻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當做衣服。所有不列顛人都用菘蘭染身，使人看來帶有天藍顏色，因此在戰鬥中顯得更為可怖。他們還蓄著長發，全身除了頭部和上唇之外，到處都剃光。妻子們是由每一群十個或二十個男人共有的，特別是在兄弟們之間和父子們之間共有最為普通，如果這些妻子們中間有孩子出生，則被認為是當她在處女時第一個接近她的人的孩子。

這段話值得仔細分析，因為其中每句話幾乎都包含了預設的觀念。不種田、隻飲乳啖肉、以毛皮為衣，皆為遊牧生活的標誌。它們與種田、以麵包與葡萄酒為主食、穿棉著麻的農耕生活形成鮮明對照。而農耕生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羅馬人眼中是社會進步的象征，與凱撒同時代的瓦羅就認為人類發展要依次經過自然狀態、畜牧生活、農業生活這三個階段。用菘蘭染身，不管出於什麽目的，與羅馬人的審美觀相距甚遠。留長發也是如此，羅馬人自公元前3世紀起便不再留長發，隻有哲學家留長發能夠得到社會寬容，其他效顰者被譏為土氣和野蠻，如高盧北部就被稱作“長發高盧”（Gallia Comata）。頭發要剃並不意味著身上的毛發也要剃，除了個別身負宗教義務而必須剃光全身毛發的祭司外，隻有供人**的男子才會把身上剃得很光滑。共妻製則是****逸的代名詞，與體現在羅馬人一夫一妻製之中的道德準則格格不入。由此可見，凱撒是帶著羅馬人的視角去看不列顛人的，他能注意到的東西，往往反映出他自視為天經地義的合理觀念；換言之，他表麵上在客觀地描述不列顛人，但實際彰顯出的卻依然是羅馬人。因此，凱撒的記述對於真正了解不列顛人在羅馬入侵前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生活，是沒有什麽價值的。

近期的考古發現更是有力反駁了凱撒。凱撒說內陸的不列顛人“不種田，隻靠乳和肉生活”，但已有充分的考古證據表明，不列顛北部和西部在鐵器時代晚期有大量的穀物種植。事實上，“克爾特”“比爾蓋”這些概念皆來自後世古典作家的記載，其運用於相關考古材料乃是出於現代考古學家的解釋，而考古材料本身是無言的，套用後世文獻中的概念解釋這些材料免不了刻舟求劍之弊，最終顯得難以對號入座。所以，考古學家目前越來越謹慎，在描述從公元前2世紀末到羅馬征服之間不列顛的社會群體時，盡量避免使用帶有族性或人種含義的概念，轉而將有關考古材料放在“前羅馬鐵器時代晚期”（Late Pre-Roman Iron Age，簡稱LPRIA）這個術語下討論。

諾福克郡的斯奈提沙姆窖藏（Snettisham hoard）是鐵器時代晚期最知名的考古發現，窖藏出土物中，有用實心金銀索纏繞而成的項圈，配置著拉坦諾風格的紋飾，這些項圈大約是在公元前75年左右被精心埋藏的，這裏不僅是歐洲鐵器時代最大的金銀器窖藏，而且代表了羅馬之前的不列顛工藝水平的最高峰。誰擁有這些寶藏，今天已經不可考，但將大量貴金屬仔細地埋入地下，很可能是將其作為祭神品，這一類的宗教觀念即使到羅馬時代的晚期，仍舊不絕如縷。

此外，考古材料顯示不列顛並非文化統一和族群單一之地，不同區域在物質文化上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不過，聚落遍布全不列顛，它們顯然在鐵器時代末期得到了強化。不列顛人普遍喜歡住在排列成環狀的圓形房屋中，這可能與他們的循環的時間觀有關。不少保存較好的圓屋可以在入口處按東西軸一分為二：燒飯、做菜、紡織等日常活動一般位於房屋的南半部；北半部則用來儲物和睡覺。房屋入口對著初升的朝陽，有分隔晝夜、推算季節變化的計時功能，這在時鍾和曆法發明前無疑十分重要，表明人們已經對時間的流逝和天體的運動形成了比較複雜的概念。當然，社會的經濟基礎仍然是農業。

與鐵器時代早中期相比，聚落的模式此時開始起變化，出現了考古學家們所謂的“奧皮達”（oppida）。這個詞借自拉丁文（其單數形式為“oppidum”），在羅馬人那裏意味著城市的中心。凱撒曾用這個詞來形容不列顛人的聚落，但他顯然不認為不列顛人擁有羅馬意義上的“城市”，因為他明確說“oppida”在不列顛人那裏指的是“用壁壘和壕塹防護著的枝葉繁密、難於通行的森林地區”，更像是不列顛人的避難所。

考古學家們所說的不列顛的奧皮達占地龐大，通常環有堅固但不連續的土牆，因而顯得像是地區中心，體現了一種社會集中化的努力。奧皮達的出現可能表明，隨著部落組織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顯，部落領袖的職責得到進一步明確，在部落中有了形成奧皮達這種核心的需求。奧皮達的發展可能具有兩種模式。在現在的科爾切斯特（Camulodunum），似乎是先出現了一個地方精英的聚落，奧皮達作為地區中心才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錫爾切斯特（Calleva Atrebatum）等地的奧皮達表明這是一種常見的模式。在另一些地方，奧皮達起初可能是臨時性或周期性的聚會地點，甚至通常可能位於無人居住的中立地區，由於眾部落聚集在這裏，其宗教儀式功能逐漸得以發展，交換活動隨之出現，無論是否有人永久居住，部落認同開始集中在這裏，它不僅成了社區中心，也是部落成員心目中的中心，漸漸的，諸如造幣這樣的功能也在這裏發展起來。

當羅馬人占據奧皮達後，仍然將地方中心設在這裏。有學者據此認為，“不列顛的奧皮達顯示出真正的城市生活麵貌，包括一個集權製的王權、正式的公墓以及帶有城市名字的金屬貨幣”，所以奧皮達代表了不列顛的“早期城市化”。這種論斷恐怕具有誤導性，因為“城市”在羅馬人眼中的內涵和奧皮達體現的內涵是截然不同的，不列顛的城市化直到羅馬征服後才真正展開。

除了聚落模式的變化，對植物花粉的研究顯示，在羅馬征服前，不列顛的大部分地貌已適合務農。早在青銅時代晚期，南部的許多林地就已清除。在威爾士，主要的清除工作發生在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而到了鐵器時代晚期，英格蘭北部的林地也被大量清除了。除了這些情況，羅馬之前的社會狀況目前還很難用考古資料得以恢複，不過，材料的缺乏並不意味著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簡單無奇，當代人類學研究已無數次證明，在幾乎沒什麽考古資料可以借用的部落社會，其社會關係仍相當複雜。此外，不難想見，隨處可見的帶防禦的聚落，意味著武力也許與社會權力如影隨形，這裏的諸部落好勇鬥狠，不僅發動部落之間的戰爭，也熱衷於部落內部互相殘殺。前羅馬時代晚期的軍事色彩應當是濃烈的。

在同一時期歐洲的地中海盆地，綿綿不斷的戰事也主導了社會生活。頻繁的軍事活動既帶來了問題，也帶來了解決問題的機會。羅馬人對地中海的征服就為他們帶來了維持征服所不可或缺的財富、原材料和以奴隸為形式的人力資源；同樣重要的是，新的行省又讓他們有地方安排在意大利過剩的東西。比如從戰爭中退役的老兵，這些人放在意大利往往變成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動**的根源；又比如葡萄酒，意大利的企業家自公元前2世紀初起便向高盧南部輸出葡萄酒。這樣，羅馬人在地中海的核心區域變得逐漸依賴野蠻的邊緣地帶，而一個邊緣地帶征服後，後麵總會有另一個邊緣地帶，羅馬人就這樣抵達了沙漠、森林和海洋。從公元前2世紀中葉開始，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英吉利海峽兩岸的交往日趨頻繁，運輸葡萄酒的雙耳瓶（amphorae）在不列顛就多有發現。在韋林菜園（Welwyn Garden）出土的一座墓室裏，除了發現可能是當地某個酋長被火化的遺骨，還發現至少5個雙耳瓶和一批進口酒器，其中包括一隻來自意大利的銀杯。葡萄酒很可能是在這次葬禮上飲用的。最終，不列顛南部的鐵器時代隨著凱撒入侵而結束了，但在那些羅馬勢力未及之處，譬如蘇格蘭，鐵器時代直至公元5世紀方告結束。

凱撒入侵開啟了英國曆史和文化的一個新階段。不過，這一點在當時是看不清楚的；它的重要性最初體現在羅馬政治中。羅馬政壇當時有三位巨人：龐培、克拉蘇和凱撒。此三人既暗中結盟，共同把持羅馬政局；又相互較勁，設法牽製和打壓對手，力爭為自己積累更大的政治聲望，以確保能在政治角逐中最終勝出。公元前56年，這三人在路卡會議上商定，由凱撒續任高盧總督5年，而龐培和克拉蘇出任公元前55年的執政官，任滿後龐培出任西班牙總督，克拉蘇出任敘利亞總督。這個安排對凱撒來講，好處是可以繼續保持他的兵權，但隱憂在於，一旦另外兩個巨頭在西班牙和敘利亞建功立業，他們在羅馬民眾心目中的威望很快就會蓋過凱撒。羅馬民眾仍然是這一時期政治決策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他們對戰利品和羅馬榮耀的渴望是不知饜足、喜新厭舊的。

凱撒必須尋找新的機會建功立業，而要再有作為，隻得把眼光投向高盧之外。不列顛不啻是最好的選擇。在當時羅馬人眼裏，不列顛是最遙遠、最神秘的所在，潛藏在海怪出沒的波濤洶湧之處。但大舉入侵不列顛是有顧忌的，行省總督擅自領兵離開自己的行省，將會招致嚴厲懲罰。凱撒作為高盧總督，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而他在羅馬那些勢力龐大的政敵巴不得搞垮他，肯定會利用這點大做文章。因此，不妨先發動一場小規模的短期入侵，探測羅馬的輿論。如果輿論有利，便再接再厲，一舉征服不列顛；如果輿論不利，就說這不過是對敵人懲罰性的出擊，好讓他們知道羅馬人惹不起，今後懂得知難而退。為此，凱撒找了個理由：他在征服高盧時就發現，當地土著總是得到來自其不列顛同胞的援助，為了確保高盧的安定，有必要把潛在威脅連根拔除。

於是有了公元前55年的第一次入侵。對凱撒而言，這算得上一場災難。在冬季來臨前，凱撒來到不列顛，因為羅馬船隻過於龐大，不得不在深水區靠岸。不列顛人早已守候在那裏，羅馬士兵驚慌失措，無法用平常陸上戰爭習有的那種敏捷和熱情去應戰。然而，不列顛人也被羅馬艦隻陌生的形狀、怪異的排槳動作嚇住了，一片混亂中，羅馬人將不列顛人趕出海灘。不列顛人很快前來求和，並把凱撒先前派去勸降、但被不列顛人扣押的阿德來巴得斯人（Atrebates）康繆斯（Commius）送回。到第四天，海上風雲變幻，載運羅馬騎兵的18艘船盡管已接近海岸，卻因突起的風暴不得不折回大陸。當晚又恰逢月圓之夜，高漲的海潮使羅馬人擱淺在海灘上的許多船隻互相碰撞，以致粉碎。經過一番補救，凱撒共損失了12隻船。不列顛人看到這些，不禁蠢蠢欲動，突襲了第七軍團，凱撒帶兵前去解圍。就是在這時，羅馬人見識了不列顛人用戰車作戰的戰術，這讓他們感到非常新奇。因為戰車在高盧久已不用，這很可能表明，這些不列顛人並不是與高盧有密切往來的比爾蓋人，而是比爾蓋人來之前已有的土著部落。凱撒勉為其難地解除困境，雙方一時都不敢輕舉妄動。不列顛人從羅馬人的謹慎中看到了希望，派使者四處請求援兵，不久就聚集起一支很大的步兵和騎兵。凱撒雖然擊退了敵軍，但無法乘勝追擊，因為他沒有騎兵。一旦天氣好轉，他便起錨，退回到高盧。

這次入侵充其量是偵察敵情，了解不列顛的口岸和可以登陸的地點，以便為來年的真正入侵做準備。盡管並不順利，甚至有幾次頗為狼狽，凱撒在給元老院的信中無疑強調了自然環境之惡劣，而非他的僥幸脫逃。元老院和羅馬公眾的反應是出乎意料的，整個羅馬為之轟動，元老院破天荒地頒令舉行為期20天的謝神祭（supplicatio），這種儀式通常在巨大災難或巨大勝利後舉行。儀式舉行時，全羅馬的廟宇開放，神像和聖物都陳列在公共場所，供人獻牲奉祀，各祭祀團體也都舉行隆重的祭禱儀式。謝神祭一般為期1到3天，5到7天已很少見，龐培在東方大捷時曾舉行了10天，凱撒公元前57年平定全高盧後也不過舉行了15天。顯然，入侵不列顛不僅僅開辟了一個神秘的未知世界，更是羅馬諸神的勝利：羅馬國運與羅馬眾神命係一線，羅馬軍隊能在那麽遼遠的地方獲得勝利，說明羅馬眾神在那麽遼遠的地方也能保護羅馬人。距離是證明羅馬眾神強大與否的試金石。

次年春季，凱撒再度入侵不列顛，這次作了充分籌備。他曾囑咐手下副將在過冬時大量建造艦隻，為了便於登陸，船身造得更低，為了能運輸更多輜重，甲板改得更寬，同時又加了帆和槳以便操縱。他聚集的作戰力量相當龐大，達5支軍團和2000名騎兵之多。不列顛人雖然集中了大批軍隊，但被凱撒總數超過800隻的艦隊鎮住了，不敢阻擾羅馬人上岸。羅馬士兵這次汲取前車之鑒，用錨將船隻固定在海岸邊。然後凱撒乘著夜色，閃電般地襲擊敵軍，後者逃進一處入口有大批砍倒的樹木封閉著的要塞，但這根本無法抵擋訓練有素的羅馬士兵，他們順利攻克了此處。這時凱撒得知一場風暴襲來，又損壞了許多船隻。他取消了首次軍事行動，轉而用了十天時間把船隻全拖上岸，又在海灘上修建防禦工事，將船隻跟營寨圍在一起。這讓不列顛人有了喘息機會，各部落暫棄前嫌，共同集結軍隊，組成了由卡西維隆努斯（Cassivellaunus）領導的部落聯軍，此人的領地距英吉利海峽80羅馬哩，泰晤士河將之與其他沿海部落隔離開來。不列顛人此時已領教過陣法操練十分嫻熟的羅馬軍團，不敢正麵迎戰，而是分成許多小股部隊戰鬥。泰晤士河失守後，卡西維隆努斯解散了他的大部分軍隊，隻留4000輛戰車騷擾羅馬軍隊的側翼和後方，他一邊躲進叢林，一邊又把羅馬軍隊所到之處的全部牲畜和人口撤離，以防不列顛人被賣為奴、食物被羅馬人掠奪。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僵局。

但凱撒手上握有一張王牌。這個地區最強大的部落德裏諾旁得斯（Trinovantes）派人來見凱撒，願意向他投降。此前，該部落的年輕王子門杜布拉久斯（Mandubracius）在其父親被卡西維隆努斯殺害後曾逃至高盧，乞求凱撒庇護。他的族人現在向凱撒投降，以換取後者幫助他們對付卡西維隆努斯，並恢複門杜布拉久斯的王位。凱撒欣然接受了他們的條件。這個部落不僅給他提供糧食，還勸說其他部落臣服羅馬，這些部落包括欽尼馬依人（Cenimagni）、塞恭幾亞契人（Segontiaci）、安卡利得斯人（Ancalites）、別布洛契人（Bibroci）和卡西人（Cassi）。對於這些部落，除了其名字外，我們今天已一無所知，不過它們應該都位於卡西維隆努斯領地附近，與他有利益衝突，故而都忌憚他。不列顛人的內訌成了凱撒第二次入侵不列顛決定性的轉折因素，這些人向凱撒透露了卡西維隆努斯由樹林和沼澤掩護著的要塞的具體位置，凱撒迅速將之攻克。

卡西維隆努斯隻得孤注一擲，下令襲擊羅馬人的海軍，試圖切斷凱撒和高盧的聯係，但未能成功。卡西維隆努斯被迫投降。這時高盧突然發生叛亂，凱撒無心戀戰，遂向卡西維隆努斯索取了人質，規定了不列顛每年須向羅馬交納的貢賦，同時還命令卡西維隆努斯不得傷害門杜布拉久斯和德裏諾旁得斯人——這是第一個接受羅馬人保護的不列顛部落。然後，凱撒就撤回了高盧，以後幾年他留在高盧鎮壓叛亂。

凱撒一旦掀開籠罩不列顛的神秘麵紗，兩個關於不列顛的形象從此反複出現在古典文獻中。卡圖盧斯是凱撒同時代的詩人，他給兩位友人寫過一首詩，談以遠行衝淡失戀的憂傷，其中感念他倆對自己的忠誠，哪怕他去印度、阿拉伯、安息、埃及，甚至沿著凱撒的足跡去“最遙遠的不列顛人”（ultimosque Britannos）那裏，他們都願陪伴在他身邊，不離不棄。在拉丁文原文中，"ulti/Mosque"一詞被生硬地拆成兩半，分置前一行句尾和後一行起首：不列顛人顯然卡在世界盡頭的孤境絕域。維吉爾後來又把不列顛與非洲北岸、中亞的粟特和烏滸水相提並論，認為這些都是位於天涯海角的邊鄙之地。不列顛與偏遠打上等號，從此成了古典作家筆下的慣用修辭，以至於這裏日後被用作政治犯的流放地也一點不讓人驚訝。但偏遠並不意味著一無是處，凱撒的另一個同時代人，用希臘文寫作的西西裏人狄奧多羅斯，在談及不列顛時這樣說：

人們說居住在不列顛的各部落是土生土長的，其生活方式保持了舊有的風貌。他們在戰爭中使用戰車，與傳統上古希臘英雄在特洛伊戰爭中使用的一樣；他們的房屋簡樸，基本上以蘆葦或原木建造而成。他們收割莊稼時隻割穀物的穗，將之儲存在帶蓋的穀倉裏。他們每天揀出成熟的穗，加以研磨，由此獲得食物。他們生活樸素，遠遠不具備現代人的狡猾和墮落。他們的生活方式節儉，與那種由財富導致的奢華截然不同。

就體裁而論，這段話屬於古典作家常用的“人種誌”（ethnography）素描，其中交織著事實與傳言、推測與說教。從很早時期起，野蠻與文明的對比就激起驚歎和沉思，“對野蠻的理想化，因了對城市生活的不滿而滋生，為原始美德和原始幸福的幻景添加光彩和信心，從而不可避免地向奢侈、複雜和腐敗或厲聲譴責，或微妙指摘”。在狄奧多羅斯眼中，不列顛農夫未受現代惡行的沾染，保留著荷馬筆下英雄的風範，因而可以在羅馬帝國的邊境上幻化出某種質樸的高貴。這裏透出的道德意味，將在一個世紀後被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亞誌》中發揮得登峰造極。不列顛遙遠，但不列顛人淳樸，這是凱撒入侵在希臘羅馬文人墨客那裏的回響。

事實上，凱撒在高盧和不列顛的軍事行動，使這一地區傳統的貿易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羅馬人占領下的高盧與不列顛隻隔著英吉利海峽，隨著羅馬人開始修築道路交通體係，地中海的商品無須再通過漫長而危險的沿大西洋的海路到達不列顛東南部，商人們這時可以利用橫跨大陸和高盧北部的陸路。大西洋貿易從此急劇減少，而英吉利海峽沿岸的不列顛和高盧沿海地區的政治經濟聯係迅速升溫。這也許還促使一些羅馬商人開始定居不列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前1世紀後半葉，不列顛各部落開始製造帶有銘文的錢幣，造幣行為很快就在不列顛傳播開來。許多這類區域性的錢幣沒有完全采用拉丁字母，而是采用了混合的高盧拉丁字母，與公元前75到公元前25年高盧北部開始使用的錢幣如出一轍。這可能意味著不列顛各部落的首領已經在效仿高盧地區實施的羅馬市場體係。

還有一些錢幣完全采用了拉丁字母，考古學家在發現它們的地區還發現了明顯受羅馬影響的錢幣設計風格，表明其發行者是得到羅馬官方承認的“友好的國王”，其中有名的是泰晤士河以南的廷克馬努斯（Tincomarus）、艾皮魯斯（Eppillus）、維瑞卡（Verica）——這三人都在錢幣上稱自己是康繆斯之子；還有英格蘭東部卡圖維勞尼人（Catuvellauni）的國王塔西奧瓦努斯（Tasciovanus）及其繼任者昔偌貝裏努斯（Cunobelius）。凱撒及其後繼者曾把許多不列顛部落首領之子扣為人質，讓他們接受羅馬式教育，這些人很可能就成了後來的“友好的國王”，他們的政治傾向如同羅馬人授予他們的頭銜那樣，是親羅馬的。2001年，漢普郡的溫切斯特附近發現了一套公元前1世紀中晚期的金首飾，其形製和精湛的工藝表明它很可能出自東地中海的某個作坊。這或許就是羅馬統治精英送給康繆斯之子的外交禮物。

塔西奧瓦努斯之子昔偌貝裏努斯（即莎士比亞筆下的辛白林）是所有這些王中最著名的王，羅馬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稱他為“不列顛國王”（Britannorum rex）。他很可能在公元1世紀最初幾年取得統治權，並定都科爾切斯特，當時隻有20多或30出頭。在他長達40年的統治生涯中，他一邊向羅馬駐高盧的龐大軍隊供應不列顛商品，一邊向不列顛各地貴族提供他們借以維持其高貴地位的羅馬奢侈品，由此其權力和財富穩步增長。英格蘭的諾福克郡曾發現精美的奧古斯都時代的銀質杯子，應該就是這樣傳過去的。昔偌貝裏努斯顯然延續了親羅馬的傳統政策，但這一點直到其統治晚期才體現在他發行的一係列被錢幣學家視為“古典”風格的錢幣上。這看起來是出於謹慎，因為反羅馬的勢力此時仍然強大。昔偌貝裏努斯需要在統治中平衡各種因素，不能過於外露一己的情感偏好。

凱撒強迫那些戰敗的、位於泰晤士河北岸的部落每年向羅馬交納貢賦，它們對羅馬的怨憤定然與日俱增。奧古斯都在記述其生平的功德碑中提到，兩位來自不列顛的王杜姆諾貝勞努斯（Dubnobellaunus）和廷克馬努斯（Tin[comarus])曾到他那裏懇求避難。這可能就與當時不列顛東南部興起的一支反羅馬力量有關。

不列顛人反羅馬的情緒，顯然與督伊德教（Druid）僧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是克爾特社會中地位尊貴的祭司階層。“督伊德”的意思可能是“橡樹識別者”，高大的橡樹象征克爾特人的天神，被尊為聖樹。在他們的宗教儀式上，督伊德僧侶身穿白袍，爬上橡樹，用金製鐮刀砍下長在樹上的槲寄生，去治療不孕不育症。據凱撒記載，督伊德僧侶在高盧主持公私祀典，解釋教義，並裁判部落內部的一切糾紛。任何人如果不遵從他們的判決，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為整個社團所排斥。這套製度原來起源於不列顛，後來才從那裏傳入高盧。到凱撒時代，仍有人去不列顛深造。由於享有免除兵役和賦稅的特權，督伊德僧侶能吸引到大量年輕人跟從他們學習，但他們的知識傳承，不仰仗文字寫本，而是依賴口傳和背誦。今天關於督伊德僧侶的零星記載，自然都是古典作家保存下來的。

他們認為，要贖取一個人的生命，隻有獻上另一個人的生命，不朽的神靈才能俯允所請。有關國家的公務，也用同一方法獻祭。另有一些人製成碩大無朋的人像，四肢用柳條編就，其中裝進一些活人，放到火中去，讓那些人被火焰包身，活活燒死。他們認為如能夠用在偷竊、搶劫、或犯別的罪行時被捉住的人作為犧牲貢獻，格外能討好不朽之神，但如果無法提供這種人，便用無辜的人來充數。

盡管不列顛是督伊德教的發源地，但從考古學角度看，並沒有明確證據可以證明督伊德教曾在不列顛流傳。隻是在1984年，英國柴郡的泥炭沼澤中發現了一具保存完好的2000年前的**男屍，學界稱之為“林道人”（Lindow Man）。此人20多歲，死前頭部曾兩次受重擊，係謀殺致死。研究者在他胃裏發現了槲寄生的花粉，故有學者推斷他是督伊德教殘忍的宗教儀式的犧牲品，但也有可能是遭遇了暴力搶劫。無論如何，以人獻祭在希臘、羅馬人看來非常野蠻，羅馬早在公元前97年就明令禁止人祭，所以羅馬對督伊德教進行了取締和鎮壓。這其實是非常特別的，因為一般來講，羅馬傳統宗教以混合主義為特征，對被征服人民的宗教相當寬容。公然的取締和鎮壓，曆史上隻對督伊德教和後來的基督教采取過。

如此看來，羅馬真正擔心的，恐怕未必是人祭，而是它對羅馬秩序構成的政治威脅。凱撒在高盧時就已發現，督伊德教起著政治煽動的作用，其影響不僅僅限於某一個部落，而是跨部落的，更像是一個跨部落的集團。督伊德僧侶明白，在羅馬的統治下，他們不可能再維持自己對克爾特社會的控製。有些在高盧失勢的督伊德僧侶很可能逃到不列顛避難，他們試圖在不列顛通過聯合各部落而強化當地反羅馬的情緒。為此，他們采取的策略很可能是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去影響王室中年輕的一代，幫助他們擺脫羅馬化的影響，借此分化部落對羅馬的忠誠，並通過發動宮廷政變來讓他們支持的人上台。督伊德僧侶在不列顛的持續存在，很可能構成東南部的部落政治中的一個主導因素。上文提到的兩位被迫逃到奧古斯都那裏避難的不列顛王，應該就是出自這樣一種背景。

但是，督伊德僧侶顯然未能操縱所有的部落，昔偌貝裏努斯就不為所動，但他的兄弟艾帕提庫斯（Epaticcus）敵視羅馬，可能就是在督伊德僧侶的支持下統治了阿德來巴得斯人的部落，他發行的錢幣流通於整個不列顛東南部。後來，也許得到了昔偌貝裏努斯的幫助，維瑞卡才重新奪回對阿德來巴得斯的統治權，他鑄造的錢幣上飾有葡萄藤圖案，表明他與羅馬世界有葡萄酒等貿易往來，而這些錢幣的設計造型明顯反映出羅馬的影響。昔偌貝裏努斯這位羅馬人眼中偉大的“不列顛國王”死後，卡圖維勞尼人中的反羅馬勢力重新抬頭，他的兩個兒子托哥杜姆努斯（Togodumnus）和卡拉塔庫斯（Caratacus）逆轉其父的政策，打擊親羅馬的國王們，一時間，整個不列顛東南部為反羅馬的勢力所控製。維瑞卡在此期間遭廢黜，不得不逃往羅馬，向克勞狄皇帝求助，並鼓動他入侵不列顛。

與凱撒不同，克勞狄並未率兵親征，而是派自己的親戚和親信奧路斯·普勞提烏斯（Aulus Plautius）先行從事征討。公元43年，普勞提烏斯率領以第二、第九、第十四、第二十這四個軍團為核心的約4萬人大軍，分三路開赴不列顛。據狄奧·卡修斯記載，軍隊一開始不肯去“已知世界之外”進行冒險，拒絕離開高盧。克勞狄遂派自己的心腹納西蘇斯（Narcissus）前來，此人原先是奴隸，如今以平民身份對軍隊訓話，這讓士兵實在受不了。為了不讓他說話，他們突然齊聲高喊："Io,Saturnalia”——這是羅馬人在農神節狂歡時慣常喊的話，而奴隸與主人會在這個節日中互換衣服、對調角色。經過此番羞辱，軍隊倒是立刻對普勞提烏斯言聽計從了。

與這支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軍隊相比，不列顛人的軍隊仍帶有原始特點。貴族仍是不列顛的常備武士，他們最喜歡的作戰工具是戰車，這讓他們可以風馳電掣般地進攻或撤退。不列顛軍隊中的一般士兵主要從農民中招募來，所以無法從事持久戰，否則就會陷入饑荒。此外，他們不像羅馬士兵那樣身穿盔甲，而是衣衫襤褸，沒有任何防護，可依賴的隻有速度、士氣和鋒利的長矛。在接近羅馬軍陣時，他們很容易在羅馬人雨點般的標槍下喪生；在貼身作戰時，他們的長矛在隊形密集、手持短劍的羅馬步兵前很難有施展的餘地。他們要想打勝仗，一般靠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突襲或伏擊孤立無援的羅馬軍隊，在陣地戰中則完全不敵羅馬軍團。

羅馬人登陸的地點今已無從知曉，一般認為可能位於肯特郡的裏奇鎮（Richborough）。登陸時並沒有遇到敵軍阻擊。在泰晤士河會合前，羅馬軍隊已擊敗了由托哥杜姆努斯和卡拉塔庫斯領導的武裝抵抗，隨後原先臣服他們的一個部落向羅馬人投降了。普勞提烏斯繼續追擊，來到一條河邊，敵軍漫不經心地把軍營紮在河對麵，因為他們相信沒有橋，羅馬人根本過不來。普勞提烏斯派善於重裝之下涉水的克爾特人遊到對岸，先把不列顛人的馬致殘，讓它們拉不了令人畏懼的戰車，再發動襲擊。不列顛人逃至泰晤士河入海口，羅馬軍隊在這裏殺死了托哥杜姆努斯。但他的死亡反倒激發了不列顛人的頑強抵抗，促成了他們的聯合。雙方一時形成了對峙的僵局。普勞提烏斯這時派人恭請皇帝禦駕親征。

克勞狄便帶著皇家衛隊、大象和部分有聲望的元老從羅馬啟程，趕赴不列顛。到達後便發動一場攻勢，跨過泰晤士河，一舉奪下昔偌貝裏努斯的皇家住所科爾切斯特，同時兼用武力與外交，使許多不列顛部落紛紛歸附。他此次離開羅馬達半年之久，但在不列顛僅停留了短短16天，然後就把餘下的戰事又交給普勞提烏斯打理，自己匆匆返回羅馬，走之前已派人將捷報先行送往元老院了。

普勞提烏斯仍留在不列顛，按克勞狄的吩咐繼續征伐，直到公元47年。羅馬軍隊這時已北達林肯、西至埃克塞特，兩地之間修了一條路，這就是所謂的“福斯路“(Fosse Way).”福斯”源於拉丁文“fossa”，意為“壕溝”，此路原來可能是羅馬軍隊開挖的防禦性壕溝，後來填平成了路，它是羅馬不列顛的交通要道之一。作為勝利者追求的主要目標，對不列顛礦物資源的開采此時也已開始，譬如，對銀和鉛藏量豐富的門迪普（Mendip）的開采就已經處在羅馬軍隊的監視下。從凱撒的兩次入侵到克勞狄的大舉征伐，曆經近百年，羅馬終於把不列顛納入自己的版圖，使其成為帝國的一個行省，科爾切斯特成了這個新行省的首府，而普勞提烏斯則是它的第一任總督。

不過，征伐不列顛的活動在克勞狄當政時期還遠遠沒有結束，到他去世的公元54年，羅馬有效控製的地盤仍限於不列顛的東南部。盡管如此，羅馬占領初期最強勁的敵人已經肅清了。卡拉塔庫斯在他兄弟死後逃到島嶼的西部，負隅頑抗。一位東南部的領袖能夠在西部領導不列顛人抵抗羅馬，這本身就值得玩味，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西部諸部落恐怕缺乏團結。打了一場無望的防禦戰之後，他逃到不列剛提斯人（Brigantes）那裏尋求庇護，但戰敗者是難以找到托庇之所的，他遭到出賣，然後被押送到了羅馬。由於他的名聲，民眾爭相前來目睹這位傳奇的蠻族領袖。來到皇帝麵前後，他並沒有像別人那樣不光不彩地討饒，而是不卑不亢地說道：

如果我的身世和我的地位能夠同我在勝利時的不驕不躁配合起來，那麽我就不會以俘虜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到這個城市來了。而且你們也不會不屑於同一位身世高貴並且統治著許多民族的國王締結和平的聯盟了。我當前的命運如果對我來說是屈辱，那麽對你們來說是光榮。我有馬匹、人員、武器和財富。我在失掉這些東西時感到難過，這有什麽奇怪呢？如果我不作抵抗便投降你們，然後被帶到你們跟前來，那麽就不會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失敗或你們的勝利了。你們懲罰了我之後，這事就會被人們忘記了。但是如果你們是保留我的性命，我將永遠會記住你們的寬大。

到公元1世紀末，英格蘭和威爾士已牢牢並入羅馬帝國，並這樣維持了300年。盡管有所反複，部分的蘇格蘭也處在羅馬直接統治下。隨著時間推移，像卡拉塔庫斯那樣反羅馬的不列顛貴族越來越少見，這裏出現了另外一番景象。塔西佗曾為他的嶽父阿古利可拉作傳，後者曾在公元77-84年出任不列顛總督；他如此概括了當時不列顛的整體風貌：

為了使一群分散的、野蠻而好戰的居民能夠由於舒適而安於平靜的生活，阿古利可拉對於修蓋廟宇、公共場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勵和公家的協助。他獎勵那些勤勤勉勉的，飭斥那些遊手好閑的：因此，居民不再是被迫服役，而是以自動的競爭來響應他的鼓勵了。他使酋長的兒子們都接受通達的教育。他不喜歡高盧人的勤勉，而對不列顛人的聰慧表示特別的嘉許，因此，這些從來不接受拉丁語的居民現在居然學習羅馬人滔滔不絕的辭令來了。並且，他們也以穿著羅馬人的衣裳為榮，穿拖袈之風大為流行。他們逐漸為一些使人墮落的器物設備如花廳、浴池和風雅的宴會等所迷惑。所有這些正是他們被奴役的一種方式，而他們卻愚笨得把這些東西稱為“文化”。

雖然語涉譏諷，這段話卻點出了羅馬征服和羅馬帝國的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