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羅馬征服是英國有文字曆史的開端。羅馬之前的不列顛沒有留下書麵文字，了解這一時期的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主要依靠考古發現，以及以此為基礎而形成的各種假說和猜想。羅馬征服後，不列顛的社會狀態可以由寫在官方文件中的規章和條文所反映，從這個意義上說，羅馬人將不列顛從史前帶入了史中。

羅馬化是羅馬征服後曆史發展的主線，不列顛由此發生的變異，不僅體現在本地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羅馬化，也體現在他們對羅馬政治製度、經濟體製、軍事機器、宗教思想、文化風俗做出了怎樣的反應和選擇。

不列顛一旦成為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就被籠罩在羅馬庇護製的陰影下。皇帝是最大的庇護人，他壟斷著政治決策權，把持著所有重要職位的任命權，控製著軍隊，通過層層的庇護關係直達社會底層。如果必要，他會親自出巡不列顛，以武力保障這裏的秩序；和平時期，他通過批複來自不列顛的申述和推行帝王崇拜，來維持行省的安寧。

就地方政府而言，皇帝任命的不列顛總督並非專職，他們生活在不斷流動的晉升體係中，故難以發展出專業行政知識。此外，官僚機構在開始時尚未增生。這些都為地方自治開辟了空間。在某些羅馬勢力不易滲透的地方，地方自治政府在羅馬征服初期以藩屬國的形式出現；隨著時機成熟，藩屬國逐漸被具有高度自治權的城市所代替。城市裏的當地官員在審理刑事案和征收直接稅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與羅馬人合作，不僅鞏固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也有利於羅馬在轉嫁行政負擔的同時減少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

與屈指可數的羅馬文官相比，羅馬在不列顛的軍人數量要大得多。在這裏羅馬軍隊經曆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兵源募選日益本土化，這使原有的軍團和輔助軍之間的區別日漸淡化；二是行省駐軍日益定居化，這使軍隊作為自成一體的社會，具有隔離於非軍事區的趨勢。由於這兩個變化，軍隊在和平時期的非軍事功能日益突出。羅馬駐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軍隊對城市化進程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向軍隊供應糧食，帶動了不列顛南部的農業發展；軍隊是普及羅馬公民權的重要渠道。

為了治理新征服的地區，羅馬采用了建城的方式。不列顛的城市分為三類：殖民市、自治市和異邦城市。各類城市盡管政治地位各有高下，但都照搬了羅馬政治體製，並複製了由少數富人控製大部分權力的羅馬模式。此外，城市是文明生活的舞台和支柱，不列顛人在城市公共建築裏經曆的一切，具有廣泛的公共性，所以這些建築既是傳播羅馬文化的堡壘，又塑造著城市的政治社會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不列顛的城市不僅體現了一種自信的帝國文化，也是持有土地的地方精英對城市公共空間加以控製的體現。

盡管城市化進程引人矚目，但羅馬不列顛始終是個農業社會。這裏的土著聚落延續了從鐵器時代以來發展出的地方傳統。鄉間別墅代表了不列顛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整合，通常帶有古典風格的建築裝飾、地下供暖係統、鑲嵌式地麵、彩繪牆壁和浴室。建造此類屋宇，不是為了推動農村生產力，而是為了炫耀財富，是其主人維係權力和社會威望的一種方式。小鎮是另一種重要的農村風光，比起鄉間別墅來分布得更廣泛。絕大多數小鎮起源於羅馬統治早期，到4世紀，小鎮的經濟活動要比那些作為行政中心的城市活躍得多，它們是羅馬不列顛經濟生活的晴雨表。小鎮和鄉村往往還是不列顛本土宗教的聖地所在，本土宗教和羅馬宗教混合的趨勢在這裏表現得並不明顯，但巴思等地發現的咒符仍然帶有鮮明的羅馬文化印記。

然而不列顛羅馬化的重要特征是：隻有地方精英被羅馬化了，其後果是擴大了精英與百姓、富人與窮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溝豁。盡管如此，地方精英通過羅馬庇護製所接納和融入的基督教文化，仍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遺產，沒有這份遺產，迄今仍可察覺的英格蘭與蘇格蘭、英格蘭與愛爾蘭之間的差別，也許就不會明顯。

從公元5世紀中葉起，盎格魯-撒克遜人遷居不列顛，他們在英格蘭建立起一係列部落小國，英國從此進入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其中七個主要國家不斷征戰，七國中四個較小的國家肯特、蘇塞克斯、埃塞克斯、東盎格利亞在爭霸中被三個大國諾森伯裏亞、麥西亞、威塞克斯兼並。到9世紀30年代，再度崛起的威塞克斯基本完成了英格蘭在地域上的統一。在此過程中，數位盎格魯-撒克遜王稱雄英格蘭，他們以征稅、製定法律、創設行政體係等多種方式實施統治，致使王權發生了深刻變化。軍事首領性質的部落王轉變成實施軍事、行政、財稅、法律統治的國家之王，這就為未來的國家統一奠定了政治基礎。不僅如此，七國爭霸還突破了部落國家的疆域，促成了語言、習俗、法律、民政等方麵的融合，為統一的國家奠定了民族基礎。

盎格魯-撒克遜人遷居不列顛，使基督教文明一度湮沒。公元6世紀末，基督教再次傳入英格蘭，來自羅馬、愛爾蘭和法蘭克的傳教士是三支主要的傳教力量。羅馬傳統和愛爾蘭傳統的基督教這時分別影響了英格蘭的東南部和北部地區，664年的惠特比宗教會議使英格蘭各王國的教會可以在一個大主教的領導下聯合成一支團結的力量。再經過西奧多大主教的努力，英格蘭教會不僅在組織上真正統一，而且開始介入世俗政治。鄧斯坦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間，英格蘭發生修道院改革運動，進一步提升了教會的權威。丹法區（Danelaw）的維京人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化促進了英格蘭民族的形成，奠定了英格蘭統一的基礎。

8世紀末9世紀初，維京人開始進攻西歐基督教諸地區，給英格蘭帶來了三百年的動**。在抵抗維京人的過程中，阿爾弗雷德大帝力挽狂瀾，通過改革軍事內政、建立防禦體係、編修法典、獎掖學術等措施，加強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認同感和凝聚力。他與維京人簽訂的《韋德莫爾條約》標誌著丹法區的形成，維京人由此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碰撞融合，演變為英格蘭民族的一個部分。丹麥王克努特是第一位真正統一英格蘭的國王，在他統治下，丹麥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在語言、法律和習俗方麵日益趨同，英格蘭的封建化也因為丹法區的發展而得到促進。

盎格魯-撒克遜時期也是英國政治法律製度奠基的時期，英格蘭形成了以國王為中心的三級政府管理體係，製定和頒布了一係列成文法典，逐步形成一套固定的訴訟程序和審判方法。這些政治法律製度的出現，表明英格蘭已經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較為完整的君主統治體係，這不僅奠定了中世紀英國王權強大穩定的基礎，還對“等級會議”“王在法下”等英國特色的政治法律文化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社會經濟生活方麵，維京人入侵英格蘭後，逐步轉向農耕生活，使斯堪的納維亞語的基本詞匯和日常用語植入了英語。王權增長和宗教團體對不列顛的拓殖活動有深遠影響，新的地主對土地的控製權持續增強。到諾曼征服前夕，英格蘭是歐洲高度城市化的地區之一；由父母和孩子組成的核心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婦女地位較高，在宗教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思想文化方麵，基督教強調“王權神授”，這推動了王權的成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王權，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早期尤為如此。其突出表現是：國王要向教會人士下跪，有的國王甚至拋棄王位，成為修士。教會法的約束遍及整個社會，國王亦不能除外。《英吉利教會史》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是這一時期史學編撰的桂冠，前者出自“英國史學之父”比德之手，後者被譽為“古英語散文中首屈一指的楷模”。

總之，在文明初起的漫長過程中，英倫諸島上人來人往，諸多族群進進出出，文明曾隨羅馬的統治而進入不列顛，又隨羅馬人的撤離而離開不列顛。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隨後的征服中逐漸開辟新的文明，但當這種文明慢慢成熟時，新的征服又來臨了。不列顛始終處在歐洲文明的邊緣交接點上，它受歐洲大陸的影響揮之不去，卻又始終保持著島國的特色。這個特點，將始終顯現於整個的英國曆史。

本卷主持人宋立宏

2015年6月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