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250—1600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會
邁克爾·馬萊特
通常認為，政治上的分裂是意大利在文藝複興時期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導致亞平寧半島在近代早期重要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傳統上，在介紹這幾個世紀意大利的政治和社會問題時，人們往往隻看到了“分裂”，而我們需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對此種看法我們是持保留意見的。第一，傳統上施行君主製的西方國家，如法國、英國和西班牙，它們的曆史學家近年來都更多地強調，在同一時期這些國家國內不夠團結，區域主義和地方主義的影響徘徊不去，缺乏溝通，並且中央政府軟弱無力。第二，意大利在文藝複興時期的政治曆史是一個不斷同化與結盟的過程，而且持續了很長時間。近年來，曆史學家對城邦向領土國家或地區國家轉變的過程十分感興趣，盡管有時可能言過其實，但這一過程確實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意大利政治版圖的看法。第三，在這一時期，意大利在社會層麵的團結程度可能要高於政治層麵的團結程度。此時的意大利人已經形成了群體意識，各社會群體跨越政治分歧，日益融合，到了1500年這已經成為亞平寧半島長期固有的特征。
當然，意大利根本性的分裂在於南北方的分裂。同樣地，意大利文化在文藝複興時期呈現出的活力和權威性主要源自地方政治自治的力量。城邦、國家和宮廷之間在文化領域的競爭，是激發藝術和文學創造力的重要因素，同時也使得意大利人普遍在麵對蠻族人時擁有極大的優越感。
本章將探討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教皇和教會在意大利的作用。人們往往將教皇的統治及其對半島政治事務的幹涉視為意大利諸多政治問題的根源之一。從1250—1600年的曆史中我們可以發現，教皇從最初政治和精神領域中的絕對領袖逐漸演變成政治上的重要存在，與其在意大利境內的一些敵對國家相比，教皇也僅能占據十分微弱的道德優勢，最後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期間又回歸本職，更加專注於精神世界，與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保持一定程度的疏離。
13世紀的教皇和公社
13世紀，兩場聲勢浩大而又獨特的運動決定了意大利曆史的進程：富裕而人口眾多的城邦的出現，以及人們對宗教議題再次充滿精神狂熱和赤誠。後者在一定程度上與新興的托缽修會的活動有關。事實上在這兩場運動中，前者的重點從根本上來說是世俗的，而後者則是由教會主導的。盡管當時的人們普通向往精神世界，但這兩者之間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這就是但丁時代的矛盾：理想主義者心懷天下，結黨營私者卻思想狹隘；新的發明創造不斷出現，憤世嫉俗者卻譴責一切；世俗的智慧彰顯出巨大的力量，宗教評論家和教會的支持者們卻不樂意承認這一點。與此同時，這兩項變革又是相輔相成的，這些城邦為教皇在歸爾甫派聯盟中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主要在這些城邦中開展活動，他們幫助城市消除貧困、緩解擁擠的狀況及清理異教邪說。
1250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這是教皇與帝國對抗過程中的決定性時刻。最初，英諾森三世之所以支持腓特烈，是因為腓特烈非常年輕，更可能需要依附教會。最終的事實證明，腓特烈成了實力最強大的帝王，有效地統治了意大利南部和德國全境。在此前的兩個世紀裏，對抗往往集中在意識形態方麵。而腓特烈的不斷征戰，使人們開始關注如何在政治上對意大利進行有效的管理。腓特烈死後，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繼承了極度官僚化和中央集權的西西裏王國，但他既沒有帝王的頭銜，又缺乏德國的資源，麵對貴族的叛亂和教皇的施壓，他逐漸敗下陣來。後來，安茹家族在教皇的邀請下出兵幹涉西西裏政局，這是導致霍亨斯陶芬政權在意大利南部瓦解的關鍵。安茹的查理是法國國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貝內文托戰役(1266年)中擊敗並殺死了曼弗雷德，並取得了塔利亞科佐之戰(1268年)的勝利，抓獲並處決了曼弗雷德的兒子康拉丁，最終將霍亨斯陶芬勢力驅逐出了意大利。在這樣動**不安的年代裏，剛剛統一的西西裏王國在安茹家族的統治之下艱難求生。查理承認教皇在西西裏王國享有封建領主的權利，因而每年都需向教皇繳納40 000弗洛林的年金，並且西西裏和那不勒斯的市場事實上完全掌握在佛羅倫薩和熱那亞的商人和銀行家手中，他們從中攫取了巨額的利潤，這些都導致南部經濟開始進入漫長的衰退期。這樣的局麵也使人民對安茹王朝統治幻想破滅，並導致了西西裏晚禱(1282年)的暴力叛亂。西西裏的貴族們邀請了阿拉貢的彼得來接管這座島嶼。為了爭奪對地中海中部的控製權，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長期對抗的戰線已經拉開了。
在內憂外患的西西裏王國以北，曆代教皇並沒有完全依靠盟友安茹家族來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教皇國位於意大利中部，大致是由中世紀早期各位皇帝的曆次“捐贈”的領土組成的。到了13世紀下半葉時，這裏的凝聚力和控製力不斷得到增強。教皇國並不僅僅是一個統治型城市的權力的延伸，相反地，其誕生於一係列談判中，得益於不斷得到的各種特權，在一片充滿激烈抗爭、群雄逐鹿的土地上，教皇開始施展自己的威勢。教皇的官員們不知疲倦地工作，召集地方議會，與主要的城邦和貴族達成協議，並將該地區劃分為各個行政省份。盡管亞平寧山脈橫亙其上，教皇國的國土被分隔開來，地理條件算不得優越，但到1300年時，教皇國已經建立起了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羅馬教廷財務院的行政體係。這一體係也是各地方聯盟勢力拚湊在一起的產物。
腓特烈在世時，他可以對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務進行有效的幹涉，而他的去世則消除了這種威脅。在其統治的三十餘年裏，這位皇帝鼓勵像維洛那的埃傑裏諾這樣的地方貴族在倫巴第建立迷你國家。同時，由於倫巴第各城邦建立了新的聯盟來反對他的統治，所以客觀上，他也無意中一定程度上地促成了地方勢力的團結。腓特烈的去世造成了政治真空，帝國繼承人的問題又長期懸而未決，這使得城邦政治又回到了那個更司空見慣的分裂狀態中。
到1300年時，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23個城市的人口超過2萬人，多達400個城市宣布實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而這種自治常常被視為這些城邦的主要特征。然而，它們各自的經濟職能存在著差異，使政治和社會發展受到極大的製約。這些城邦大致可分為3類：重要的商業中心，通常擁有港口，通常由商業精英占據領導地位；大型的工業中心，生產出口商品，因此其領導階層中包括實力強勁的企業主階層；本地市場經濟中心，由地主階級和小業主、工廠主階層共同管理。威尼斯、熱那亞及(不算特別典型的)比薩，明顯是第一類城市的範例。米蘭作為內陸商業中心，擁有生機勃勃的內河港口和堅實的工業基礎，可以算是一個混合體。而佛羅倫薩的工業結構中盡管包含了強大的商業和銀行業元素，但它主要還是一個工業中心。這些大型城邦與較小的中心城市之間既有功能上的區別，也有規模上的區別，過於強調任何一種區別都可能會造成誤解。例如，布雷西亞和普拉托都屬於較小的城市，它們主要充當本地市場的中心，但同時也為國際市場生產武器和布料。
到1250年時，意大利公社的版圖已經完全成形。隨著帝國和主教權威的衰落，各地紛紛宣布政治自治，並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所有的公社都建立起了快速的官員選拔輪換機製，以確保精英階層的公民都有出任行政管理職位的機會。司法及維護法律秩序的職能則掌握在外國官員(督政官)和外國法官手中，這些外國人獲邀的任期長短都有嚴格的規定。公社先後嚐試了各種規模大小的地方議會，以使行政部門能夠聽取意見並達成共識。他們製定了公民權利法規，給予長期居民和財產擁有者參與公共事務的特權和權利。他們鼓勵行會發展以捍衛個體手工業者的利益，並限製了任一特定行會或家族中可以同時擔任政府職務或出任議員的成員的數量。他們發展了官僚機構來管理城市的日常事務，並建立起民兵組織來護衛城牆、看守城門。以當代的標準來看，城邦的管理製度已經變得極為精細。無論是在市場還是在議會廳，人們都需要具備讀寫能力、法律專業知識，還有書寫記錄和演講辯論的技能。但是，即使說13世紀後半葉，意大利的城市世界成為新思想和新態度的中心，但它不意味著不斷擴張的城市社會已經完全解決了自己所麵臨的全部問題，更不能說明那些社會已經完全擺脫了古老鄉村和宮廷世界的影響。
城市依靠農村提供食品、工業勞動力和原材料；控製了內陸也就意味著控製了當地的市場、商業路線和防禦設施。對農村貴族的掌控同樣至關重要，至少要做到與其和平共處。城市的精英階層最初大都由地主發展而來。新富階層迅速獲得土地，並效仿他們那些累世豪富的鄰居們過起了奢靡的生活；但在更加激進的商業社會中，收租者階層往往無法獲得信任，因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事務管理階層以外。與此同時，移民潮和不斷增大的經濟利益造就了新的家族，這給當權者帶來了挑戰。在許多城市中，這種挑戰促使從前相互對立的機構整合到了城市公社的管理體製中，建立起一個擁有隊長、官員和委員會的“平民公社”。在所有城市中，利益相近的家族都會結成非正式的政治和社會聯盟，並得到其擁護者的廣泛支持。然而，這些社會經濟浪潮發展的結果是出現了暴力對抗的局麵。雖然有些城市，特別是那些擁有強大工業部門的城市，經曆了真正的階級摩擦，但破壞性極大的衝突還是發生在城市精英群體之間，這一現象到了13世紀後期更為明顯。
13世紀後期，雖然內部衝突使城市社會分崩離析，但與此同時，通過聯合或征服的方式來實現城市融合的進程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所有的城邦都必然擁有強烈的擴張欲望，渴望擴大自己近郊縣的麵積，削弱或征服鄰近的敵人。城市之間的敵對既可能加劇又可能分散其內部的對立。然而，當人們試圖對意大利城邦政治的發展作一個概括性的結論時，卻往往發現這些結論難以證實，而如果嚐試通過具體事例加以說明，通常又無法帶來任何啟發，隻會使讀者覺得困惑。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13世紀的最後20年是這些城市發展曆史上的關鍵期。當時，在一些城市中，傳統上由精英階層主導的統治模式開始轉而由某個家族單獨進行統治，甚至是僅由某一特定的領袖進行統治。也就是說，領主製開始出現。另一方麵，由新興的富裕精英階層領導的平民公社這一統治形式也開始出現，人們決心將那些傳統上一直參政的豪門排除在外，創造出一個由商人、銀行家和企業主組成的具有一定封閉性的寡頭政治集團。1287年在錫耶納建立的九人委員會，1293年佛羅倫薩長老會議成立和《正義法規》的頒布，以及1297年威尼斯大議會宣布停止吸納新成員，都是這種發展趨勢的例證。每一條都使共和體製下的管理機構能夠長期存續下去。而另一方麵，這些城市中領主製發展的關鍵事件包括：1277年奧托內·維斯孔蒂擊敗平民公社，凱旋米蘭，以及1287年奧比佐·德·埃斯特鎮壓費拉拉的行會。在這樣概括性的結論麵前，帕多瓦無疑是一個特例。1318年，為了應對嚴重的外部危機，經貴族同意，平民公社的歸爾甫派(教皇派)領導人雅各布·達·卡拉拉被任命為永久統帥。現在，我們必須探討的問題是，意大利各城邦曆史上這一明顯的轉折點同經濟開始衰退之間的聯係究竟有多緊密。
14世紀的若幹問題
在針對中世紀晚期歐洲曆史的研究中，14世紀災難不斷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百年戰爭、黑死病、“文藝複興時期的經濟蕭條”以及“歐洲邊境的關閉”，這些一起組成了歐洲危機的概念，似乎將中世紀和現代世界截然分離了。法國曆史學家費爾南多·布羅代爾曾提出“漫長的16世紀”這一概念，類似地，“多災多難的14世紀”也囊括了15世紀的大部分內容。然而，意大利文藝複興深深植根於14世紀，那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時代，也是喬托、安布羅吉奧·洛倫澤蒂和西蒙·馬丁尼的時代。這是一個命運多變的世紀，對某些人來說有時是災難性的，但是，特別是到了這一世紀末期，有若幹強烈的跡象表明，社會生活方式在整體上已經變得井然有序、繁榮向上了。
14世紀時，意大利獨有的特點是在政治上處於極度混亂之中。那不勒斯和教皇國都經曆了不同尋常的動亂，其原因我們稍後將會談到。然而，曆史學家尤為關注的是城邦的命運。領主製得以發展，它通常在英語中被翻譯為“despotism”(意思是專製暴政)，與13世紀城邦共和國的那種日益有序和自由的生活相比，這無疑是一種曆史的倒退。隻保護少數人利益的專製統治取代了可以捍衛多數人利益的民主體製，在這一過程中必然充滿著抵抗、暴力流放和腐化墮落。這種非黑即白的描述近年來遭到諸多批評。一般而言，領主製是公社製度逐漸崩潰的結果。在此之前，這些城市的權力基礎已經在不斷縮小，派係暴力持續增加。就某些方麵而言，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特別是在那些擁有傳統地主精英階級的小城市中更是如此。這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政變或戲劇性的接管行為都很少見，也幾乎沒有發生過任何直接的暴力衝突。在社會各領域均十分動**的情況下，一位受到人民廣泛認可的領袖便會被賦予特殊的權力——通常是督政官或者平民公社的領袖。當然這一特權是有時間限製的。如果在位期間表現出色，他們的任期就可以延長，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自然也會略有增長。領主會逐漸適應並致力於維護自己的角色，他會努力獲得人民的支持，尊重共和體製。傳統議會的議員得以保留，但與此同時，獲得領主的青睞日益重要，因為這能表明他們屬於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到該世紀末，領主的目標是獲得皇帝或教皇賜予的頭銜，並實現權力的世襲罔替，從而將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在此過程中難免會有暴力和專製的出現，這一幕也在那些僥幸存續下來的共和國中上演。成立於14世紀早期的威尼斯十人議會，旨在發現和防止煽動叛亂的陰謀，還有佛羅倫薩共和國建立的內部安全委員會——八人近衛團，這二者所擁有的專權比一位領主還要大。威尼斯和熱那亞的總督為終身製，就是“領主”中的一種。盡管表麵上似乎並沒有掌握任何權力，但事實上，總督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共和國的新任官員需要輪換任職，而總督卻能夠一直執政，且具備豐富的經驗。佛羅倫薩缺少這樣一位人物。正義旗手每兩個月輪換一次，已經有8人曾任該職。佛羅倫薩在14世紀時曾經兩次嚐試“領主製”，但每次都放棄，重新恢複了共和政體。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於長期持續采用共和體製，最終佛羅倫薩才會在文化領域取得巨大優勢；但是，我們同樣也有理由認為，可能正是由於作出了這樣的決定，這座城市才會在14世紀中葉經曆了更多的政治動**和彷徨。
因此，14世紀中葉困擾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政治混亂與領主統治本身並不相關。問題的根源更多在於政治世界已經變得支離破碎，城市之間紛爭不休，特別是出現了一種新的軍事手段，人們終於可以用一種適當的方法來了斷仇怨。13世紀時，征戰四方的雇傭軍集團開始登上曆史舞台。各個城市一方麵希望對鄰近地區進行擴張和侵略，而另一方麵又不願意出動自己城市的民兵來充當馬前卒，因此，他們十分樂於雇用這些久經沙場的老兵，其中既有意大利人，也有跨越阿爾卑斯山而來的其他國家的人。雇傭軍開始在半島大量集結。亨利七世的意大利遠征(1312—1313年)本身並沒有在政治上直接造成特別重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意義反而在於戰後大量的德軍滯留意大利，成了雇傭兵。因為在1370年之前，意大利一直處於動**之中，那些武力強大的雇傭兵軍團利用這一點，不斷參戰。為了填補戰鬥減員造成的空缺，德國人源源不斷地來到意大利。此外，前往意大利的也包括想要去安茹南部的法國軍團，從巴爾幹定居點出發的加泰羅尼亞人，布勒丁尼和約(1360年)簽訂後從百年戰爭中脫身的英法軍隊，及追隨自己的國王試圖占領那不勒斯的匈牙利軍隊。這一時期的雇傭軍並不是完全由外國人組成的，還有大量失去產業的意大利封建貴族和城市流亡集團加入，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在當時，不忠誠和**的社會風氣盛行，有人認為都是這些雇傭兵軍團的錯，因為他們總是頻繁地更換雇主，從一塊被摧毀的土地征戰到下一塊土地。但這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錯。他們簽署的合同之所以期限很短主要是雇主的要求，這些國家希望隻支付必要的費用，不願意超期，而在鄰國的領土進行大肆破壞往往不過是正式戰爭策略的一部分而已。然而，這些雇傭軍確實大肆踐踏農田，也掏空了人民的錢包。
城邦從雇傭兵那裏得到的是欺侮和勒索，雖然偶爾也有些許幫助，但雇傭兵絕不僅僅針對他們。政治混亂的根源更多在於南方，當然那裏也有充足的兵源和最豐厚的報酬。1343年，隨著那不勒斯國王安茹的羅伯特的去世，安茹王朝開始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由於采取謹慎的經濟措施，羅伯特成功地將王室債務降到了可控製的水平，從而限製了教皇——其主要債權人——的幹涉。當然，當時阿維尼翁教皇不在羅馬，他那些親法的附庸也不在，羅伯特從中大受裨益。但當他的女兒喬萬娜一世(1343—1382年)即位後，這兩個因素並未能夠使她的統治免受一係列挑戰的困擾。安茹王室內部有意圖染指王位的敵手，阿拉貢人在西西裏虎視眈眈，以及最終匈牙利安茹-杜拉佐的統治者進行挑釁，她的統治陷入了困境。1355年，由於未能向教皇進獻歲貢，女王和她的丈夫塔蘭托的路易被英諾森六世逐出教會。然而，造成財政緊張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經濟疲軟或衰退，不如說是由於他們投入大量的財力來維持護衛王朝的軍事力量。安茹軍隊主要由顯赫的貴族家族提供，為了討得他們的歡心和支持，僅靠一些城市提供的財富是遠遠不夠的，安茹王室不得不傾全國之力來維持這種半封建的體製，長遠來看，必將對王國產生深遠影響。
教皇駐在阿維尼翁期間，教皇國事實上處於權力的真空狀態，這一局麵對羅馬的影響遠比對整個教皇國的影響大得多。13世紀時，這座城市的經濟和生活越來越依賴於快速發展的教廷及其附屬機構。在教皇離開後，科隆納、奧爾西尼、薩維利和孔蒂這些強大的貴族家族將勢力範圍擴張到周邊的鄉村地區，並重新控製了那裏。這些家族之間紛爭不斷，普通大眾在14世紀50年代早期一度對他們十分反感，當時，克拉·迪佐橫空出世，他富有感召力，在他的領導下，平民公社出現了短暫複興。如果想長期限製貴族的權力或者維持一個受人民擁戴的領主體製，就需要有一個重量級的經濟精英，而羅馬卻找不到這樣的人物，因此克拉的政權垮台了。不過，在教皇國的其他地方，教皇的官員們依然接受來自阿維尼翁的指示命令，並繼續試圖維持秩序。樞機主教吉爾·阿布諾佐從阿維尼翁得到了充足的資金支持，他的軍隊兵強馬壯，本人又能言善辯。1357年，在他的勸說下，各方都接受了《埃吉迪安憲法》，這些法令構成了教皇國之後4個世紀的統治管理框架。他的成就之一是創造性地提出羅馬涅地區一眾城市的領主應享有教皇教區牧師的職權，並授予其相應的頭銜，作為回報，各城市會按照人口普查的結果支付稅費，並有義務服從教皇的指令。但是，阿布諾佐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部分原因也是在這些貴族中，許多人都手握重兵(如裏米尼的馬拉泰斯塔和弗利的奧德拉菲)，他們的財富大多來自倫巴第和托斯卡納地區，他們在那裏更有利可圖，因此自然更加關注那些地區。
在14世紀的最後30年中發生了一係列重大事件，結果使得政治上的嚴格控製和延續性得以強化。其中，1377年教廷從阿維尼翁的回歸實際上顯得最無足輕重，這是由於1378年意大利教皇烏爾班六世當選後出現了天主教會大分裂，教廷資源被分散，教皇國政府的注意力也被分散。1386年，出身於安茹-杜拉佐一係的拉迪斯勞一世登上那不勒斯國王的寶座，他的繼位並沒有立即解決王國麵臨的諸多問題，因為他當時隻有12歲，而且在他的少年時期，安茹家族嫡係也宣稱對王位擁有繼承權，這助長了派係之間的爭鬥。而這時北部出現的新潮流則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1386年，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完全控製了米蘭城邦，並開始向外擴張，這帶來的一個明顯的副作用是他加強了對內部的控製，以便為其不斷征戰籌集資金和爭取支持。他向東推進，占領了維羅納、維琴察、貝盧諾和費爾特雷，進而威脅到了威尼斯；他還接管了博洛尼亞、比薩和錫耶納，這樣佛羅倫薩也處於他的包圍圈中。1395年，他從皇帝那裏得到了公爵的頭銜。這是領主製發展過程中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時刻，但是這一成功有賴於同米蘭貴族和銀行精英保持的良好關係，並且他的麾下擁有若幹經驗老到的意大利軍事將領，如雅各布·達爾·維梅、阿爾貝裏戈·達·巴比亞納和法西諾·凱恩，他們率領的軍團越來越穩定，長期為維斯孔蒂效勞。維斯孔蒂的主要目標——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的共和政府——在迅速擴大控製權和資源方麵也不遑多讓。基奧賈戰爭(1378—1381年)後，威尼斯終於成功地摧毀了其主要貿易競爭對手熱那亞在地中海東部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力，並通過加強其在潟湖周圍腹地的影響力，最終憑借軍事手段接管了帕多瓦、維琴察和維羅納(1404—1405年)，以此有力地回擊了維斯孔蒂的威脅。佛羅倫薩在托斯卡納的大部分地區不斷擴張並控製了那裏，但整個過程較為循序漸進，最終於1406年占領了比薩。1378年，梳毛工人起義使佛羅倫薩的統治者心有餘悸，隨後，城邦不斷擴張，寡頭政治控製加劇，這種種因素相結合，導致14世紀後期佛羅倫薩出現了一個野心勃勃、權深威重的政權。有觀點認為，1402年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在圍困和征服佛羅倫薩的途中突然離世，重新激起了佛羅倫薩對自身實力的信心。但這樣的看法未免將事情看得過於簡單了，並沒有充分考慮到佛羅倫薩公民意識形態形成的長期因素。
受意大利各城邦持續擴張、不斷合並的影響，這一時期必然以政府機構的迅速發展和官僚體製的鞏固完善為特征。大法官和律師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高階政治家組成的各種委員會層出不窮，人們越來越強調出任公職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獲得榮譽的重要途徑。不可避免地，這種控製延伸到了軍事世界。北方諸邦在14世紀後期傾向於選擇更永久性的防禦機製，它們更為謹慎地挑選雇傭兵隊長，與之簽訂更長期的合同。在14世紀最後20年裏，外國雇傭兵隊長和兵團的作用減弱，使北方得以實現了這一目標。1379年，阿爾貝裏戈·達·巴比亞納在馬裏諾擊敗了布列塔尼兵團，這場著名的勝利被譽為轉折點，標誌著意大利軍事實力重現昔日榮光，各國為雇傭兵團所苦的時代終於結束。各種政治體製正在進行更為重大的變革，與傭兵隊長建立新型的合同關係，並為此提供資金。約翰·霍克伍德是一位英國籍將軍，他在14世紀80—90年代效忠於佛羅倫薩，其英勇事跡不僅證明了他是最後一代傑出的外籍將領，更重要的是，他的經曆佐證了一流的將領和雇傭國之間的關係是如何演變的。
在探討14世紀的問題時，人們往往更多地提及這一時期意大利的經濟狀況或黑死病的長期影響，但我們之前的討論幾乎沒有涉及這兩點。我們已經描述的這些動向是否真的像一些曆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深刻地導致了人口危機和隨後的經濟蕭條？人們很難輕描淡寫地談論1347—1348年席卷意大利的瘟疫對社會和心理造成的影響，同時，由於無數城鎮已被遺棄，田地亦已荒蕪，我們也實在無法淡化其對經濟的直接破壞力。但長遠來看，當時的人們尚有收益，可以彌補損失；幸存者的人均收入有增加的趨勢，使他們具有更強大的購買力和新的財富資本；新一波移民湧入城鎮，他們積極進取，並帶來了新的資源。14世紀中葉的一些政治和社會問題確實可以歸因於這些新興力量，在這一過程中，某些傳統行業和工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衰落。然而，重要的是，早在14世紀末之前，意大利北部的主要經濟中心就通過從周邊內陸地區汲取財富和專業技術、加強管控、維護新富精英階層的利益等手段來強化其經濟地位。這樣做存在的問題是，政府的成本和各城邦的需求很快就會入不敷出，與其說這些國家的經濟和財政資源無力支付，倒不如說經濟精英階層已經不願意按要求提供大筆捐助了。
分裂的15世紀
人們在探討15世紀意大利諸邦的曆史時，通常以15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係列事件作為出發點，即圭恰迪尼說的“意大利危機”。當時，外國侵略者推翻了意大利的許多本土政權，並脅迫其餘尚且苟延殘喘的政權接受自己的支配。意大利主要城邦未能采取協同一致的行動，其軍事體製相對薄弱，是這次大範圍崩潰的罪魁禍首。從兩個層麵來看，我們都可以認為1494年之前的15世紀是分裂的世紀。一方麵，這個世紀被分割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上半葉充斥著大大小小的戰爭與對抗，而下半葉則顯得十分和平與和諧。然而，這種和平與和諧滋生了自滿的情緒和軍事上的惰性，因此，這種“分裂世紀”的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最終會出現危機。而在另一層麵來說，這種分裂體現為意大利政治中傳統的分裂割據，它既表現在15世紀上半葉的不斷紛爭中，也同樣展現在這一世紀下半葉各方勢力間的相互猜疑和警惕中，當時各方的密探和線人所發揮的作用遠比征兵官和傭兵隊長要大得多。如果說之前的分析解釋顯得十分強硬的話，本節討論將嚐試采用比較柔和的論調，並對日益加劇的社會割裂進行闡釋，從長遠來看，這一現象對意大利諸城邦可能造成了更大的損害。同時，有一種隱含的觀點認為，15世紀的意大利事務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完全不受任何外國幹涉的影響，他們對正在崛起中的西方君主製政體的強大一無所知，因而，當他們在15世紀末麵對掠奪者時隻能一籌莫展。我們需要對這種觀點進行檢視。
如果要對15世紀進行概括的話，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這個時期，城邦間的“外交事務”在意大利各城邦的觀念和政策中都變得越來越重要。長期戰爭實實在在地主宰了15世紀上半葉：為了爭奪對那不勒斯王國的控製權，安茹人和阿拉貢人開戰；為了爭奪對周邊領土的控製權和北部的經濟優勢，米蘭公國為一方，威尼斯共和國和佛羅倫薩共和國為另一方，兩方之間征戰不斷。在這些戰爭中，每一方投入的兵力都超過2萬人，也正是通過這些戰爭，弗朗切斯科·斯福爾紮、卡爾馬尼奧拉、格太梅拉達和尼科洛·皮奇尼諾等軍事將領不僅使自己名垂青史，而且也在政治事務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戰爭同樣也極大地消耗和破壞了經濟資源。然而，這些戰事並非從無間斷：它們斷斷續續地影響了意大利的各個地區；在破壞財富的同時，它們也同樣有利於財富的重新分配；它們本身便表明了意大利各城邦可以調用多少經濟資源，最重要的是，城邦內與戰事相關的政府部門的力量得以增強，並在參戰的民眾中營造出一種內部團結甚至是愛國主義的氛圍。這些戰爭孕育了政治聯盟和情感紐帶，也同樣導致了分裂；雖然我們通常認為15世紀下半葉的“和平”年代催生了有組織的外交活動，但事實上，在上半葉的各種城邦聯盟，以及在為了終戰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談判中，都已經可以明顯看到這種外交活動的痕跡。
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盟友和門徒弗朗切斯科·斯福爾紮從維斯孔蒂家族手中接管了米蘭，實現了王朝更迭；隨著土耳其人的逼近和君士坦丁堡的淪陷(1453年)，威尼斯越來越無暇顧及意大利事務；充滿人文主義情懷的尼古拉斯五世(1447—1455年)出任教皇，在許多方麵都開創了一種新的氛圍。洛迪和約(1454年)和廣受讚譽的意大利聯盟(1455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國內和平似乎既令人心生向往，同時也極其必要；人們普遍認識到，戰爭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應當極力避免，而戰爭機製應該被嚴格管控。然而，這些都並不等同於人們會一直有決心維持和平共處的局麵。1454年之後，雖然結盟和外交似乎占據了主導地位，但彼此間的不信任和猜疑依然存在；軍隊的人數雖有減少，但數量仍然可觀，他們離開戰場，在兵營中依然不斷操練、列隊、比武，激烈的短期戰事時有爆發，每當這時，這些士兵便會重新奔赴前線。帕齊戰爭(1478—1480年)中，托斯卡納中部的大部分地區都被那不勒斯和教皇軍隊占領，而在費拉拉戰爭(1482—1484年)中，一支強大的威尼斯軍隊占領了費拉拉公國的北部。從軍事的角度而言，這兩場局部戰爭，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雖然意大利在15世紀後半葉度過了比較和平的歲月，但相對而言，各城邦的軍事實力並未削弱，部隊建製也依然十分完整。
然而，如果說在即將到來的危機中，軍事力量的衰弱並不是關鍵要素，可以將其排除在外的話，那麽在政治上未能實現更大的政治團結則是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意大利世界在15世紀上半葉經曆了一場革命，在半島的中部和南部，中央集權及其掌控力都得到了迅速恢複。15世紀上半葉最重要的事件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共和國為遏製米蘭維斯孔蒂家族公爵們的霸權野心而進行的鬥爭，而到1450年時，那不勒斯和教皇也都已經堅定地加入了這場權力的遊戲之中。1442年，阿拉貢的阿方索五世在與安茹家族的長期對抗中勝出，控製了那不勒斯王國，這不僅結束了使國家衰弱不已的割據時代，而且這位登上王位的統治者早就無比渴望建立一個西地中海帝國。1435年，他在蓬劄被熱那亞艦隊擊敗，作為回擊，他設法取得了米蘭的菲利波·馬裏亞·維斯孔蒂的諒解，後者甚至許諾其將來可以繼承自己的公爵領地。在15世紀50年代戰爭的最後階段，當時阿方索五世與威尼斯結盟，他命令軍隊在托斯卡納南部下船，以開辟對抗佛羅倫薩的第二條戰線，而在15世紀餘下的時間裏，那不勒斯人想將這一地區，特別是錫耶納劃入自己的地盤。阿方索在那不勒斯的繼任者是他的私生子費蘭特；他將阿拉貢帝國一分為二，阿拉貢和西西裏為一方，那不勒斯為另一方，兩方的行政聯係被徹底切斷，這一決策是出於對王朝利益的考量，實在高瞻遠矚。然而，國王並沒有改變自己稱霸天下的打算；當費蘭特建立起自己的艦隊和軍事力量，並開始在意大利的政治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時，他可以仰仗阿拉貢人的支持。麵對那不勒斯不斷壯大的海軍力量，威尼斯人很快就開始心存戒備，而米蘭的斯福爾紮公爵家族雖然在15世紀後半葉經常與那不勒斯結盟，但由於那不勒斯的種種密謀籌劃，他們同樣發現自己的處境在不斷惡化。
然而，那不勒斯阿拉貢王朝的侵略意圖主要針對鄰近的教皇國。在康斯坦茨大公會議結束了教會大分裂的局麵後，馬丁五世成為唯一得到所有人公認的教宗，他於1420年回到羅馬，之後又經過20多年的內亂，最後教皇製定的決策終於重新控製了教皇國的內政，並開始幹涉意大利的政治事務。盡管總的來說，教皇的政策在這一時期大體上是防禦性的，目的主要是保護教皇國緊鄰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的邊境地區，使其不受外部勢力的影響，但教廷所采用的方法往往是咄咄逼人的，甚至會蓄意製造分裂。在針對洛倫佐·德·美第奇的帕齊陰謀及隨後的帕齊戰爭(1478—1480年)中，西克斯圖斯四世(1471—1484年在位)和他的侄子傑羅拉莫·利亞裏奧負有主要責任；他們意圖破壞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的統治，而且，教皇和利亞裏奧希望建立一個無所不能的由教廷任命的裙帶網絡，想要通過這一網絡的力量來控製羅馬涅地區，因此他們需要阻止佛羅倫薩人對當地事務的幹涉。同樣地，教皇和那不勒斯之間本就緊張的關係也因英諾森八世在1485—1486年支持那不勒斯貴族的叛亂而變得越發緊張。
在這一時期，教皇利用精神權威來實現政治目的，以彌補自身在軍事力量方麵的相對弱勢。在15世紀下半葉，教廷對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實施教務禁令，並賦予神職人員提高十字軍東征軍稅的權力，這一權力被隨意使用，成為一種政治武器。在15世紀末，羅馬確實稱得上是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最為活躍的外交中心。究其原因，是各位樞機主教通常出於某種政治原因而被任命，他們在追求自己的政治抱負，以及將聖職俸祿分配給同胞的過程中都需要尋求教皇的支持，因此他們常與外國使臣聯手。從尼古拉斯五世開始，曆任教皇都力圖恢複教皇國在意大利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同時也致力於將羅馬打造成文化和精神的首都、羅馬帝國的真正繼承者。尼古拉斯五世和吉安諾佐·馬內蒂在15世紀50年代製訂了清晰的政治計劃，雖然此後繼任的若幹位教皇都將自身利益放在首位，從而使這一計劃的延續性大受損害，但最終其取得的成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效果在某些人看來甚至是可怕的。到15世紀末期時，羅馬和那不勒斯已經取代米蘭或佛羅倫薩，成為意大利政治和社會世界的中心。
然而，但凡有人企圖在意大利建立起霸權統治，都必然遭到堅決抵抗，翻開15世紀意大利的政治史，記載的滿滿都是這類故事。在各主要城邦中，精英政治和愛國傳統已經根深蒂固，這使得意大利國內根本無法容忍出現大一統的霸主。在15世紀上半葉，維斯孔蒂的霸權遭到抵抗，下半葉則是反對威尼斯的“帝國主義”；基於同樣的理由，那不勒斯新崛起的政治勢力、教皇的矯飾和野心也都遭到了抵製。在15世紀後半葉，無論是霸主的強權欺壓，還是人們的奮起反抗，雙方采取的手段往往並非戰爭，而是外交與權謀。各國使臣和線人們提供的詳盡報告非但沒有消除彼此間的猜疑，反而加劇了相互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有誰有能力采取突然而有效的軍事行動；當然，也存在一些例外，如威尼斯在1482年5月對費拉拉的襲擊就近乎成功了。然而，在1494年之前那個所謂的和平年代裏，各方勢力都對彼此充滿了懷疑和猜忌。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15世紀的意大利並沒有受到任何外國幹涉的影響，這也是大錯特錯。阿拉貢人在那不勒斯的權力鬥爭中勝出：在15世紀中葉，當阿方索還在世的時候，正是有賴於阿拉貢的資源和人力，那不勒斯人才有了野心勃勃的資本；而在15世紀晚期，斐迪南作為阿拉貢和剛剛統一的西班牙的君主，他的外交使臣和艦隊繼續支持著他在那不勒斯的表親。與此同時，安茹人不斷陰謀策劃，偶爾也會為了複國而開戰。1452—1453年，安茹王室率領的軍隊同米蘭聯手對抗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並在15世紀60年代早期再次向南進軍。1483年，洛林公爵同威尼斯結盟，與那不勒斯領導的聯軍一決雌雄，以此昭告天下自己也有權繼承安茹王朝留下的政治遺產。然而，此時法國王室已經將這些遺產牢牢掌握在手中，查理八世本人正在策劃另一場安茹人的反擊。在羅馬，因教皇從阿維尼翁回歸，意大利在教廷的統治地位得以複興，但後來這一優勢被逐漸削弱。教廷吸引了全歐洲的人才，加泰羅尼亞波吉亞家族的教皇們，以及如貝薩裏翁、埃斯托特維爾和巴略這樣傑出的外籍樞機主教在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並非隻有意大利的各個城邦希望能夠左右教皇的政策，在15世紀後半葉，來自法國、西班牙的大使館及其君主與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和米蘭展開角力，希望能夠博得教皇的關注。
然而，到了15世紀後半葉，最危險的外國勢力變成了奧斯曼帝國。對於意大利人而言，奧斯曼帝國的威脅曾經似乎遙不可及，但隨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歐洲人不得不清楚地感受到其威力。教皇開始通過號召十字軍東征來樹立權威，而麵對異教徒的不斷進逼，威尼斯越來越多地卷入了直接對抗之中。在其他城邦看來，如果不是1463—1479年漫長的威土戰爭分散了威尼斯人的精力，他們很可能會在意大利國內更加咄咄逼人，因而總體而言這對其他城邦來說反而是件好事。有跡象表明，這些城邦(特別是佛羅倫薩)在暗中鼓動土耳其人，所以到了15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在與土耳其的戰爭中取勝，威尼斯人已經準備好了在意大利國內結盟的計劃。然而，土耳其在1480年對奧特蘭托發起了進攻，並隨後在普利亞實施恐怖統治，這意味著國外勢力的幹預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人們紛紛指責威尼斯人，認為正是他們慫恿土耳其人攻打那不勒斯，而且這些指控不無道理。當然，遭到入侵的那不勒斯人自然分身乏術，而佛羅倫薩和米蘭對此樂見其成，在向盟友提供援助時就顯得磨蹭拖拉。不過，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號召歐洲人民站出來驅逐異教徒，倒是因而極大地改善了自己作為十字軍領袖的形象。
然而，這場爭論的最終焦點還在於這些政權本身：他們的組成結構、他們的願望抱負、他們的恐懼擔憂。盡管意大利主要城邦的力量有所增強，組織結構也更趨合理，但混亂和分裂仍然徘徊不去，其中雖然有國外勢力過度介入的原因，但同樣也是其本身社會動**的結果。在15世紀末，政權的崩潰更多的是由於缺乏內部支持，而非源於外部壓力。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於意大利社會日益增長的精英主義；那些政權原本大體上就是寡頭統治，15世紀時變得越來越貴族化。政治精英們享有的特權優待、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即，普通人進入政治精英階層變得越發困難。佛羅倫薩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裏活躍著眾多享有盛名的家族，他們在14世紀時就已經生活在這裏，他們聯手組成了一個共和體製下的寡頭統治集團。通過操縱抽簽係統，以及充分利用精心挑選出的應急委員會和非正式討論小組，他們占據了政府中高官的位置，1434年之後，最終形成了以美第奇家族為代表的精英階層。他們在使用放逐這一手段時往往十分審慎，政治手段也極為高明，當然，這些手段現代人已經司空見慣了。這樣一來，美第奇家族和穩定多數的政治精英之間建立了紐帶，他們相互依存，隨著1480年70人委員會的成立，這一紐帶得以正式確立。與其說是財富和經濟機會的凍結造成了這種階層固化，不如說是這些家族越來越強調自己世代為官的傳承，並堅持認為官員應當具有相關的政治專業知識。這種形式的政治精英主義有其合理性，人們隻能相信那些具有處理公共事務經驗並真正投身報國的人，才能把國家的領導權托付給他們。在15世紀前三分之二的時間裏，意大利經濟的大部分領域都十分繁榮，新富階層便理所當然地出現了。但他們往往被限製在精英階層的邊緣地帶，傳統精英將其看作討人喜歡的納稅者或財務顧問，即使做官也隻能負責特定的相關業務，精英階層內部核心是不會接納他們的。
不可避免地，這些發展趨勢在社會內部引發了怨懟和對抗。一些精英本以為憑借爵位、家族和財富，可以有權利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結果卻發現被排除在統治階層之外，自然會覺得非常不滿。不僅如此，普羅大眾也同樣覺得不滿，因為他們發現政府變得距離自己更加遙遠、更加專斷、更加深不可測。一些政客在策劃陰謀政變時，滿心以為自己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以為群眾不會發生大規模的騷亂，結果卻往往並不如願，這正是政治精英與社會其他階層脫離的表現。在加萊亞佐·馬裏亞·斯福爾紮被刺殺(1476年)、帕齊家族和弗雷斯科巴爾迪在佛羅倫薩的陰謀(1478年和1481年)、那不勒斯貴族的叛亂(1485年)、科隆納家族起義對抗西克斯圖斯四世(1484年)等事件中，都可以清晰地發現這一問題。當時，由於政府所在的城市治安良好，人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安居樂業，所以這些陰謀無一得到民眾的大力支持。意大利的各個政權在15世紀都兼並了一些小城邦，在疆域擴大之後，它們便迎來了對其統治的有效性和人民的接受度的真正考驗。統治中心位於米蘭、佛羅倫薩、威尼斯等地的政權，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帕爾馬、比薩或帕多瓦人的忠誠，並可以有效地管理當地事務？也許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們的政令在偏遠的鄉村地區能夠走多遠呢？有證據表明，15世紀意大利各城邦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使用的方式各不相同。佛羅倫薩的方式帶有最濃重的中央集權色彩，政府從中央向各地強製派遣佛羅倫薩出身的官員，建立起了由中央掌控的稅收體製，並表現出對區域經濟的關切。那不勒斯和米蘭(雖然前者更為典型)依靠傳統貴族和當地的城市精英來維持其統治。威尼斯的解決方案則介於兩者之間，由少數威尼斯貴族負責監督地方機構並強製推行一些中央法令。這些政策的成效往往取決於地理位置和當政者的性格，因此並不存在任何一貫意義上的“國家建設”。政權雖然處於“國家”這一概念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民眾並不在乎其命運。
1494—1530年：危機的年代
1494年11月，麵對來自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日益高漲的反對浪潮，洛倫佐·迪·皮耶羅·德·美第奇被迫逃離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此前三代人建立起來的統治由此分崩離析，在短短幾周之內，佛羅倫薩人便進行了重大的憲法改革，建立起一個共和國，其統治基礎之廣實為該城史上之最。這一係列戲劇性事件的直接背景是法國軍隊穿過盧尼賈納不斷向前推進，而皮耶羅為了換取法國對自身統治地位的支持，竟然甘願交出包括比薩在內的堡壘要塞。然而，在其父洛倫佐於兩年前去世後，佛羅倫薩的精英階層就對皮耶羅所展現出來的領導才能失望不已。不僅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的地位過於重要。這兩者可能是導致美第奇家族統治崩潰的原因。薩伏那洛拉的布道極富創見和想象力，這也為新生的共和政體吸引了大量的擁躉。該共和國延續到1512年，直到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軍隊的幫助下複辟為止。
在佛羅倫薩政治危機之後的幾年裏，米蘭的斯福爾紮政權崩潰(1499年)，法國和西班牙簽訂格拉納達條約，分裂那不勒斯王國(1500年)。當時，擁有加泰羅尼亞血統的亞曆山大六世出任教皇，教皇國和威尼斯唯有同入侵者達成和解，並接受自己的昔日對手被侵吞的事實，才得以幸免於難。外國勢力的幹預顯然在這些事件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494—1495年，查理八世入侵並成功占領了那不勒斯，麵對這一情況，西班牙理所當然要支持陷入困境的阿拉貢王朝。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中，意大利即將變成歐洲兩個主要大國的戰場。
關於這段危機時期，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麽驕傲的意大利人如此輕易地就屈服於外國入侵者？外國勢力的存在，無論是實實在在的占領，或者僅僅停留在口頭的威脅恫嚇，對意大利各城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又造成了哪些影響？我們前麵在討論15世紀的時候，事實上已經部分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在所有的問題中，軍事上的弱小是最不值一提的：在人數上，法國和西班牙軍隊並不比意大利主要城邦的軍隊龐大，在訓練和裝備方麵也並沒有明顯優勢；著名的法國炮兵部隊在意大利十分出名，並被廣泛效仿；入侵軍隊的許多將領很快就變成了意大利人。除了在福爾諾沃(1495年)和阿尼亞德洛(1509年)進行的兩場戰役外，這一時期的主要戰役實際上都發生在法國和西班牙軍隊之間，意大利會派遣軍隊與西班牙並肩戰鬥，而西班牙軍隊通常笑到最後。在曆次戰爭引發的軍事行動中，這些意大利軍隊及其將領對推動戰事的重大進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毫無疑問，長期的戰火延綿、局勢緊張和壓力過大自然使當政者心生厭倦，不斷出現主動下野的情況。從1494年到1530年，米蘭政府重組了11次，如果將這種過分的動**完全歸咎於1494年之前的體製薄弱和決策失誤，顯然是不合理的。那些入侵的強國自有盤算，意大利的衰弱，以及意大利王族和流亡者的花言巧語，都不是控製局勢的決定性因素。到16世紀20年代時，這種情況愈演愈烈。隨著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對抗蔓延到意大利以外的其他戰場，“意大利戰爭”一詞越來越難以定義。
戰爭的影響非常難以解釋清楚，在社會經濟方麵尤其如此。傳統上一般認為，意大利戰爭時期是半島經濟和政治結構的轉折點。城市被洗劫一空，大片農田被荒廢，人力和各項資源都被完全投入軍隊中，各種苛捐雜稅被強加在人民頭上，財寶被劫掠殆盡，所有這些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損失。許多經濟史學家都談到過這場危機所造成的一係列嚴重後果：工業基礎被破壞，商業壟斷也被打破，農村陷入長期的蕭條之中，失業率居高不下。
意大利生活的社會模式似乎受到的影響更小。總體而言，政治精英們適應了統治階層所發生的變化，而新上台的統治者也利用這些當地的傳統精英來鞏固自己的統治。1535年之前，無論是法國還是西班牙的總督，往往試圖通過斯福爾紮家族來治理米蘭，而在神聖羅馬帝國的政策中，重建和維護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的地位一直占據重要的地位。那不勒斯安茹家族的貴族的確吃了不少苦頭，但他們的困境已經有些年頭了；盡管亞曆山大六世曾試圖摧毀他們，但科隆納和奧爾西尼這兩大家族仍繼續在羅馬展開激烈競爭；在威內托，盡管仍然要聽人號令，威尼斯的內陸貴族還是恢複了特權地位。意大利社會的底層民眾很快就失望了，他們發現法國或西班牙那些貴族出身的總督根本不會支持他們的事業。有些曆史學家可能會認為，這一時期的種種事件會引發精神危機，讓人陷入痛苦、屈從和懷舊的情緒中不可自拔；但另一些曆史學家則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在1494年之前便已經埋下。不過，這些爭議顯然與本節無關。
1530年，教皇克雷芒七世在博洛尼亞為查理五世加冕，一直以來，人們對這件事進行了多種解讀：有人認為這是意大利被征服的過程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同時也象征文藝複興真正走到了盡頭；也有人認為這是多年苦難的結束，從此新秩序揭開了序幕。對於意大利各城邦及其社會而言，16世紀餘下的日子是一段相對平靜且日益繁榮的時期，這一點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我們在本章的最後一節中需要重點說明的是，這段時間中所發生的一係列事件對後世產生了持續的重大影響，因此，我們的故事需要一直講到1600年。
查理五世的統治地位不僅建立在他對西西裏和那不勒斯的占領，以及對米蘭的征服上，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讓意大利的其他地區也俯首稱臣，承認他是帝國的主宰。意大利終於擁有了一位其夢寐以求的最高仲裁者：一位講意大利語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且認為意大利對自己意義非凡。在加冕禮前後的幾個月時間裏，他出麵平息了許多意大利的紛擾事務，包括但不限於同教皇和解、認可美第奇家族在佛羅倫薩重新掌權的必要性等。他承認小城邦的完整性，確認摩德納和雷焦歸費拉拉的埃斯特公爵家族所有，恢複弗朗切斯科·瑪利亞·德拉·羅維雷對烏爾比諾的統治，將曼圖亞提升為公爵領地，並批準錫耶納和盧卡作為獨立共和國存續下去。在米蘭，他將統治權授予弗朗切斯科·斯福爾紮二世，直到後者於1535年去世；在威尼斯，他承認威尼斯人對該共和國領土的所有權，並承諾不會幹涉其統治。盡管這位帝王總是能夠傾聽各方的請願和申訴，但意大利具體事務是由帝國派出的多位大使和總督負責的。隨著查理五世解決了諸多紛爭，且駐守在倫巴第的帝國軍隊一直保持戰備狀態，意大利各城邦間的摩擦也逐漸平息。
作為意大利所有城邦中最具獨立性的兩個城邦，威尼斯和教皇國在政策的連續性方麵表現得最為明顯。16世紀20年代，在總督安德烈·古利提的領導下，威尼斯繼續尋求維持其國際政治地位的機會。雖然在查理的勸說之下它最終放棄了普利亞的港口，但鑒於其威武強大的艦隊和保障有力的陸軍，各方都承認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然而，曆史再次證明1537—1540年與土耳其的戰爭使得威尼斯無法專注於此，從16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防禦和維持現狀似乎就變成了威尼斯在意大利的主要立場。在危機年代中，克雷芒七世(1523—1534年在位)和保羅三世(1534—1550年在位)一直是教廷裏舉足輕重的人物，親身體驗過裙帶關係的作用及其好處，他們漫長的教皇任期也保證了教皇國政策的延續性。來自帝國的擔憂、同皇帝本人算得上良好的私交，以及認識到必要時對教會進行逐步的改革，這些因素最終促成了天特會議的召開，保羅三世的任期也由此成為教皇政策較為成功的一個時期。與之相比，保羅四世(1555—1559年在位)的短暫任期便顯得不太成功了，這個那不勒斯人利用自己的職權，對皇帝的權威發起挑戰，使得精神和世俗兩者之間的關係再度緊張起來，但這一階段持續的時間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