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奧古斯都到狄奧多西：誕生與沒落

西蒙·斯溫

在從奧古斯都到狄奧多西的4個世紀的時間裏，意大利的政治曆史主要表現為羅馬帝國的曆史。與此同時，曆史研究和考古發現為我們越來越多地揭示了帝國時期意大利城鎮和農村的生活麵貌。羅馬本身的境況早已扭曲失真，而我們可以從這些研究和發現中，從我們所掌握的藝術、建築和文學方麵的知識中，很好地了解當時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等方麵的真實情況。

完整的意大利

意大利作為一個以羅馬為中心的政治結構而存在，這一理念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第一任羅馬皇帝，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屋大維，史稱愷撒·奧古斯都，他在公元前27年取得這一封號。作為一個地理名詞，現代意義上的意大利也屬於羅馬。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公元前6—前5世紀的希臘早期文獻中，意指位於半島南部的希臘殖民定居區。而現代含義最早見於羅馬劇作家普勞圖斯創作於公元前3—前2世紀之交的作品中。之所以其意義會發生變化，是因為羅馬希望將自己塑造成意大利各族人民的領袖，成功擊潰了諸如伊庇魯斯的皮洛士和迦太基人等外國侵略者，在此前的1個世紀中，他們都曾試圖挑戰實力不斷增長的羅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羅馬與其意大利各鄰邦和盟友之間問題和衝突不斷，不過等到奧古斯都執政時，羅馬已經完全認同了意大利。

在奧古斯都上台之前，羅馬與盟友之間的問題在於，盟友認為自己征收的稅款造就了帝國的繁榮，因而要求擁有政治權利，但羅馬拒絕賦予這些同盟國完整的公民權，因此引發了所謂的“同盟者戰爭”(公元前91—前87年)。在戰爭期間，這些盟國轉而用“意大利團結起來”的理念對抗羅馬。這場戰爭最後以羅馬的讓步告終，他們同意賦予波河以南所有意大利人公民權。至於波河以北地區，如布雷西亞(古羅馬稱Brixia，今作Brescia)和梅迪奧蘭(古羅馬稱Mediolanum，今作Milano或Milan，即米蘭)，則仍歸屬山南高盧行省。直到公元前49年，他們才第一次擁有了公民權，此後不久便被並入意大利。至此，意大利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版圖已經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相差無幾。

統一所帶來的最實際的影響，是意大利所有的城鎮都變成了“獨立市”，它們都擁有由羅馬統一指定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機構。從尤利烏斯·愷撒執政開始，羅馬逐漸將意大利人融入自己的社會生活中，也正是愷撒將奧古斯都立為自己的繼承者。愷撒的權力基礎，部分來源於意大利的精英階層，他們剛剛被賦予了選舉權，從而擁有了進入羅馬元老院的權利。這一融合的過程在奧古斯都手中徹底完成。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考慮到當時的局勢，在羅馬內戰中，他和馬克·安東尼的較量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在公元前31年，最終爆發了亞克興海戰。長期以來，本地的意大利貴族一直尋求羅馬顯貴家族的庇護(在羅馬社會中，沒有這種庇護將寸步難行)，而羅馬貴族也很樂於接受他們的支持。在公元前1世紀90年代，意大利人原本發誓效忠護民官李維烏斯·特魯蘇斯。而到了公元前32年的時候，“完整的意大利全境都自願發誓效忠於我，並要求我在亞克興海戰中擔任他們的領袖，最終我領導他們取得了勝利”。在奧古斯都的記憶中，意大利人便是這樣擁護他的，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寫下的自傳《功德碑》中也是這樣記錄的。意大利的誕生，是帝國的藝術。

對於屋大維而言(他當時仍然叫這個名字)，“完整的意大利”這一概念絕不僅僅是為他的王朝戰爭提供了一個“民族”的正義理由而已。的確，他深諳操縱輿論之道。例如，奧古斯都時代的詩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他為了塑造個人形象而精心設計出來的一個產物，而這隻不過是眾所周知的一部分。而且我們今人確實隻能從勝利者的角度來看待曆史。不過大量證據顯示，意大利貴族確實認同新愷撒一派。奧古斯都再次從大約400個意大利城邦招攬人才進入自己的政府，從而向意大利人證明了自己是值得信賴的。當時的羅馬元老院裏出現了聽起來很可笑的意大利名字，如買繆斯·莫瑞斯·翁柏和賽克斯特斯·少迪丟斯·斯特拉博·李布斯丟斯。此外，還有伊特魯裏亞人富豪蓋烏斯·梅塞納斯，他資助了詩人賀拉斯和維吉爾；還有馬爾庫斯·阿格裏帕(其確切出生地不詳)，他或許是皇帝最重要的盟友。重要的是，在當時的獨立市中湧現了一股支持奧古斯都的浪潮。正如維吉爾詩中的朱諾所說，奧古斯都的羅馬帝國，其力量來自意大利人。

一塊神聖的土地

奧古斯都將半島重新劃分成了11個行政區，這象征著羅馬和意大利建立起新的同盟關係。山南高盧被分解為艾米利亞、利古裏亞、威尼西亞-伊斯特裏亞和山北高盧(八至十一行政區)。除此之外還新添了拉丁姆-坎帕尼亞、阿普利亞-卡拉布裏亞、盧卡尼亞-布魯提恩(布魯提恩即現代的卡拉布裏亞)、薩姆尼、皮西努姆、翁布裏亞和伊特魯裏亞(一至七行政區)。很多行政區甚至在倫巴第人入侵之後還能夠以某種形式存續下來，這一事實體現了奧古斯都這一舉措的意義。各地的人口也受到了新皇政策的影響。在意大利的領土上，羅馬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聚居區，拉丁各民族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盟，這曾是共和國實現羅馬化的工具之一。公元前1世紀不斷的內戰造就了一大批老兵，他們渴盼從自己的將領手中得到土地。因此，奧古斯都宣稱，他對意大利的重構包括他“授權建立起的28個殖民地”，他說：“在我有生之年，這些地方都興旺繁榮，人口稠密。”雖然如今人們已經很難找到這些地方(其通常是對已有城鎮的擴充)，也很難確認它們當年的繁華程度，但是這樣的說法本身同現實一樣重要。

“羅馬化”是一個模棱兩可的術語。它不僅指接納羅馬的物質、政治和語言文化，還指羅馬人強製推行的政策。正如我們在宗教領域所看到的那樣，區分這一過程往往會讓人誤解。羅馬人很善於利用宗教強迫他人接受或培養其權勢。隨著這些殖民地的建立，各地都建起了Capitolia，即羅馬“國”的神廟，供奉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3位尊神。這些神廟遍布意大利及其他地區。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在關鍵性的宗教活動中，羅馬和意大利都有許多共同之處。事實上，宗教活動在意大利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響可見於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而在奧古斯都加強自身集權的過程中，宗教也至關重要。

在意大利各地，人們都崇拜朱庇特、瑪爾斯和塞爾斯等神明，他們都可以同希臘神話中的諸神一一對應起來。此外，意大利還擁有一個本土宗教，代表性的聖林和神龕連接成網絡，遍布在這塊神聖的土地上。從薩莫奈的阿尼奧內找到的青銅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青銅碑上列出了18座雕像和17座供奉不同神靈的祭壇，其中便包括青銅碑所懸掛的聖林，類似的場所在帝國時期得到蓬勃發展。弗洛尼亞聖林位於羅馬以北，此地也被奧古斯都劃為殖民地，在1—2世紀期間建起了超大規模的宗教場所。狄安娜的聖林位於今天羅馬南部的內米地區，因為有著名為“森林之王”的奇特儀式，即使在古代也是人們議論的焦點，十分出名。在小普林尼富有魅力的描述中，翁布裏亞的克裏通諾河源頭，聖殿星羅棋布，穿著寬大外袍的河神正在宣讀當地的一則神諭。

直到4世紀下半葉，這個世界才受到了來自基督教的終極威脅。我們很難理解其本質和意義。這些意大利異教徒固然信奉自己的神靈，但對教義沒有任何概念，也沒有任何人要求他們隻能信奉某一個神靈。盡管他們也會同某一神靈建立起特別的聯係，但是，對個人而言，他們以宗教的名義向神靈獻上祭品或許下誓言，隻是為了尋求安全或是獲得繁榮。偶爾，知識分子會抨擊大多數人所信奉的神靈及其傳說，但這並不意味著信仰危機；同樣，雖然也引入了如密特拉和伊西斯這類的救世主神，毫無疑問，民眾廣泛接受了這類神，但這並不意味著民眾對基督教天堂的渴望。

對羅馬國家而言，祭祀眾神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羅馬，擁有神職和行使政治權利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係。在尤利烏斯·愷撒之後，奧古斯都在他帝王的頭銜上加上了“最高祭司”一職，為帝國樹立了典範。為了鞏固他作為唯一統治者的個人權力，他還允許其他地方的居民將自己作為神靈來崇拜，這樣的做法此前並無先例。這被稱為君主崇拜，在希臘曆史中早有先例，不過從未變得像羅馬帝國時期那樣司空見慣(在帝國階段，君主崇拜甚至延續到了最初幾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的統治時期)。與其繼任者一樣，奧古斯都十分謹慎地避免在羅馬本地出現這樣的崇拜。但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區，這種廟宇十分普遍。例如，奧斯提亞保留下來的羅馬和奧古斯都神廟，建於提貝略統治時期，以及公元前3年建於龐貝的奧古斯都幸運神廟。這種對君主的崇拜往往同對某一個傳統的神的崇拜結合在一起。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神職人員通常由釋奴擔任，他們組成奧古斯都六人祭司團，這些人經濟實力強大，但通常被市政管理體係排除在外，顯然從很早的時候開始，教派便被當作凝聚這一群體的手段，使他們完全效忠於皇帝。不過，市政管理階層的精英們通常會積極爭取，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夠被許可建設這樣的神廟，以此作為同中央政府加深聯係的方法。

從羅馬到地方

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也製約著羅馬對意大利的影響力。這片土地的地理條件決定了通往它所有地區的交通都頗為不易。古老的多樣性得以保存下來。例如，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語言，奧斯坎語(阿格農碑鐫刻的便是這種文字)、翁布裏亞語及被稱為賽貝裏語的一些相近的次要方言等，在進入帝國時期的時候可能仍在使用，之後才被拉丁語所取代，直至消亡。毋庸置疑，奧斯坎語仍然通行於龐貝，從公元62年的大地震到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噴發，在此期間，街頭塗鴉都是這種語言。盡管地理學家斯特拉波曾痛心地認為，除了塔拉斯(塔蘭托)、雷吉昂(雷焦卡拉布裏亞)和那不勒斯外，希臘式的意大利已經被野蠻化了。就那不勒斯而言，在4世紀早期君士坦丁執政之前，在公共場所的銘文中顯然沒有使用拉丁文，這說明了文化遺產的巨大影響力(同時，也體現了羅馬人對希臘的一切都十分癡迷)。西塞羅在翁布裏亞為阿梅利亞(阿米裏亞)的羅斯克烏斯和拉日奴姆(位於莫利塞的拉裏諾)的克羅恩求斯辯護時，在演講中曾經描述過意大利小城鎮上人們的生活，整個帝國時期大體都保持了這樣的場景。同樣的政治衝突，引發暴力或司法陰謀；為保證財富一直在少數人之間流行的各種手段；在當地投資以彰顯自己的地位；對自己的祖先血統故弄玄虛，試圖營造自己同王朝的各種關係——在意大利的“集鎮怪物”裏(公元100年前後，曆史學家弗羅魯斯是這樣描述他們的)，這些行為在整個帝國時期都顯而易見，同時，意大利人也並不是從羅馬人那裏學會這樣做的。

盡管如此，羅馬帝國還是對獨立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修路和供水造福人民，廣受歡迎。路網的建設從共和國時期便已開始。但奧古斯都時期的翻新和擴建為接下來的幾個世紀定下了基調。“在我第七次擔任執政官的時候，”他說道，“我修複了從羅馬到裏米尼的弗拉米尼亞大道，包括除了米爾維奧橋和米努基烏斯橋外的所有橋梁。”奧古斯都還說服自己麾下已經功成名就的將領們去重修意大利境內其他的道路。直到今天，弗拉米尼亞大道在位於翁布裏亞的納尼亞地區納河河穀處的大橋，雖然僅有部分留存，卻依然令人歎為觀止，這清楚地證明了奧古斯都翻修工程的成功。奧古斯都時代100年之後，圖拉真大帝在意大利啟動了一項同樣雄心勃勃的計劃，偉大的蓋倫甚至認為這項計劃可以同自己在醫藥道路上的探索相提並論：“他把路修到潮濕泥濘的地方和高高的堤壩上，穿過灌木和荒野，在無法跨越的河流上建起大橋；路太長的地方，他就修一條更近的路；而在一些因為山勢陡峭而難行的地方，他將道路改道去那些地勢平緩的地區；如果道路兩側有野獸出沒或者過於偏僻，他就會棄用這些路線，而去走幹線公路，並改善原本崎嶇不平的路況。”蓋倫是在2世紀90年代前後從羅馬的角度寫下這段話的。賀拉斯在《諷刺詩集》中描繪了詩人悠閑的旅程，我們可以將兩者進行對比，賀拉斯沿著古道之一的亞壁古道，從布魯迪辛烏姆(布林迪西)一路南下，展現了“邪惡的旅店老板”、小鎮官員、失敗的幽會、當地的美味佳肴等曆史場景，十分幽默。在賀拉斯時代，旅人在這條路上通行時，要到達安可西索(特拉齊納，今為特拉西納)和它著名的朱庇特神廟，不得不艱難地攀爬那“閃閃發光的”白色懸崖：而正是多虧了圖拉真大帝的工程師們，才得以在海岬下方修建起道路通行。

水渠和供水管道是另一項把中央和地方聯係起來的福利設施。對平民而言，水井和蓄水池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水源。外表氣派的高架渠(這一術語包括供水管道)使城市可以建起公共噴泉和浴池，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建於1—2世紀的這類建築的遺跡，顯然這些建造開始於奧古斯都時期。曆史學家維萊伊烏斯·帕特爾庫魯斯在描述偉大的塞裏諾供水係統時，就曾經記錄過坎帕尼亞地區的城鎮在健康和環境方麵的吸引力都大為提升，這一係統的管道長達60英裏[1]，為那不勒斯、普特奧利(波佐利)、龐貝、諾拉和庫邁(庫馬)供水。帝國的種種便利措施都匯聚到了羅馬，其中，克勞狄烏斯所修建的長達59英裏的新阿涅內水道最為壯觀(它同克勞迪亞水道交匯後流入馬焦雷門，這部分水道至今仍有遺跡保留下來)。不過，意大利自然也受益頗多。

比起從皇帝那裏得到的幫助，地方富豪定期的捐贈可能更加重要。在當時精英階層的理念中，慷慨大方是極為重要的。對這些富豪而言，出錢改善自己的社區，以此來彰顯自己的財富，其重要意義不亞於政治上的晉升。很多碑文可以證明當時的地方權貴有多熱衷於改造自己的家鄉。例如，塞爾斯·斯特拉波在1世紀初升任埃及總督的時候，還特意找時間回到位於伊特魯裏亞(博爾塞納)沃爾西尼的家鄉，為當地修建了漂亮的新浴池，他當然要立碑來紀念這樣的豐功偉績。小普林尼在羅馬的日子同他在位於科姆(科莫)小城一樣開心自在，而他在行政長官任內的所作所為，值得我們仔細探討。

清貧

普林尼並不是一個“集鎮怪物”；相反，他是同時代人中的超級富豪，並在仕途中屢次得到提拔，他在公元100年被任命為補任執政官(意即，他並不是有權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紀年的兩位執政官之一)，在大約110年到113年他去世之前，他都擔任比提尼亞與本都(位於土耳其西北部)行省的總督。我們對其事業和經濟情況的了解，全都來自他著名的十卷《書信》之中。當代人認為，如果一位元老要維持住塔西佗口中所謂的“清貧”，大約需要800萬塞斯特斯，而據估算，小普林尼的資產要數倍於這一數字。現代人很難找到一個能夠輕易地了解這一數字意味著什麽的語境；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比較，例如，2世紀時古羅馬軍團中士兵的工資是每年1200塞斯特斯(其中大約五分之一用於購買食物)，或者也可以參考另一個極端情況，當時羅馬皇帝哈德良要在羅馬特洛伊建成一座水渠，雅典巨富克勞狄烏斯·阿提庫斯很輕易便奉上了1600萬塞斯特斯。除了在科姆的財產外，普林尼還在翁布裏亞的提佛爾努姆·提伯瑞努姆(卡斯泰洛城)擁有一個大莊園，在距羅馬17英裏的勞倫迪烏斯村還有一處海邊度假別墅。正如他本人所說，他“幾乎在任何地方都擁有自己的土地”。

普林尼對科姆最慷慨的禮物之一，是他為一座公共圖書館捐款總計大約100萬塞斯特斯。在一封寫給龐培烏斯·薩圖爾尼努斯的信中，他發誓自己捐款的目的不在於追求名聲，僅僅是為了給後人樹立典範。不過，他還是向地方元老們(當地元老院的議員，人數大約100人)發表了演說，宣稱自己“有義務為自己和祖先的慷慨而發聲”。在另一封信中，他還許願要留給科姆40萬塞斯特斯，不過他把這條寫進了一封由朋友起草的遺囑中，而遺囑嚴格來說是無效的。在信中他發問道，自己已經“捐出了160萬塞斯特斯”，又怎麽會這麽不喜歡這座城市呢？提佛爾努姆·提伯瑞努姆也收到了普林尼的饋贈。他在此地建起了一座神廟，供奉著他收藏的各位皇帝的雕像，其中包括圖拉真皇帝像，他還特別謹慎地征得了後者的許可。建造這座神廟的名義是：“雖然他們提佛爾努姆人明智善斷，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無與倫比的熱情，這使我從孩提時代開始就希望能夠幫助到他們。”在神廟的落成儀式上普林尼舉辦了一場公共盛宴，對普林尼而言，這是對當地人展示自己的機會。

科姆人也得到了他的恩惠。一篇銘文中記載了他遺囑中列出的3項慈善捐款：第一項是圖書館的維修保養費用(10萬塞斯特斯)；第二項是高達186.6666萬塞斯特斯的遺產，用於保證100個被釋奴隸的日常生活開銷，在這些人死後，所餘款項將會用於“為這座城市的人提供一頓大餐”；第三筆費用為(大約)100萬塞斯特斯，用於建造一座新的浴池。還有另外兩筆額外款項：一筆是30萬塞斯特斯的安裝費用，另一筆為20萬塞斯特斯的保養維修費用。他最有趣的禮物是在有生之年送出的。在給同鄉坎尼烏斯·魯弗斯的一封信中，為確保能夠捐資讚助一項年度盛宴，他建議對方道：“我想不出有什麽辦法比我現在已經在做的更恰當的了。”

普林尼的解決辦法，是他為當地兒童建立的社會救助體係的一部分。這些被稱為貧兒救助金計劃的項目，有很多證據證明其在2世紀初期的意大利得到了實施推廣。政府的資助當然是最重要的類別；但也同樣能夠看到私人推動的計劃。普林尼把土地捐給科姆的市政機構，再以3萬塞斯特斯(6%)的價格承租下來。私人資本將持續投入這項計劃中，因為相對於土地對生產者的價值而言，租金實在非常便宜，因此，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一位“上帝”。

人們認為普林尼的基金會資助了175名兒童。關於政府的貧困兒童救助項目，如今人們已經找到了兩項非常翔實的證據，我們可以將普林尼的項目與之對照。證據是在兩個非常小的城鎮裏被發現的，詳細記錄了圖拉真統治早期的土地所有製和分配情況。從意大利中南部的裏格爾斯·貝比阿尼出土的青銅碑，記載了101年實施的一項貧困兒童救助基金的使用情況。在這項計劃中，政府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份401.8萬塞斯特斯的貸款，其年收入按5%計算，大約為2萬塞斯特斯，這筆錢可以資助大約110個孩子。

更重要的發現是一張幾乎完整的銅桌，它出土於位於意大利北部皮亞琴察(皮亞琴紮)以南18英裏的韋萊亞(韋勒亞)。其上刻有674行銘文，詳盡地描述了兩項資助計劃所涉及的房產的價值，這兩項計劃建立於公元98年到113年，目標是資助300名受益人(其中的12%為女童)，貸款總成本約為120萬塞斯特斯。普林尼自己誇耀說，他建立個人資助計劃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公益精神。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麽其他人也都資助各種貧困兒童援助計劃。盡管一些人認為圖拉真主要是希望通過低息貸款來促進意大利農業的發展，但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相反，當時領取救濟金的兒童比率很低，因為拮據的父母可以為孩子領取一種古早形式的家庭福利津貼(男孩每月16塞斯特斯，女孩每月12塞斯特斯，因此申請救濟金的人非常少)。

然而，民眾是否真的有這種需求，並不是帝王關注的焦點。在圖拉真即位之初，普林尼在一篇讚美皇帝的演講中，將救助金描述成一種鼓勵人民提高生育率從而為軍隊輸送兵源的手段。公元前2世紀時，提比略·格拉古在戰亂中哀歎伊特魯裏亞沒有充足的自由人人口。這種對可征召的士兵人數的重視，是羅馬一貫的政策。奧古斯都頒布的家庭律法也體現了同樣的擔憂。到了圖拉真執政時期，這種焦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沒有必要，因為在1世紀時，從意大利征召的士兵人數便急劇下降，到了2世紀時，確切的證據顯示軍隊中羅馬士兵的人數僅為總人數的1%。(事實上，馬可·奧勒留和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在2世紀後期可以征集齊5個軍團，這說明如果有必要的話，是可以征到足夠的意大利士兵的。)盡管我們現在所找到的關於各種貧兒資助計劃的記錄僅來自49個城鎮(大約占城鎮總數的10%或更多)，並且盡管在第一大區(拉丁姆-坎帕尼亞)、第四大區(薩姆尼)和第六大區(翁布裏亞)出土的證據分布最廣(第一和第六大區同時也擁有最多能夠證明城市發展曆史的發現)，但顯然這種資助計劃在整個意大利境內都得到了推廣。同時，這一計劃也並沒有隨著圖拉真的去世而終止。他去世於117年，在之後的1個世紀中，這些計劃仍然得以延續。重要的是，在亞平寧半島之外的其他地區，這些計劃幾乎都沒有出現過。這再一次證明了意大利人思想的活力。

這些貧兒救助基金反映了安敦尼王朝初期(96—192年)富有的農村地主階級的存在，眾所周知，吉本曾稱他們為人類所曾見過的“最幸福、最富裕”的人。在裏格爾斯·貝比阿尼銅碑所記載的碑文中，超過四分之一借貸的人，借款數額不超過5萬塞斯特斯，而最小的土地價值為1.4萬塞斯特斯。在許多城鎮，第二個數字意味著其沒有資格成為地方元老。因此，普林尼在科姆告訴他的朋友羅馬提烏斯·菲爾姆斯：“你地方元老的身份，證明資產評級結果顯示你擁有10萬塞斯特斯。”(而且，他可能還會借一筆30萬塞斯特斯給後者，以使其資產能夠達到進入騎士團的水平，騎士團是僅次於元老院的精英社會階層。)在韋萊亞，資產的最低額度為5萬塞斯特斯。但是鑒於貸款更傾向於用大額的資產作擔保(原因顯而易見)，即使在韋萊亞，我們發現的信息都表明，在城市周邊生活著很多小農。

農村經濟

小普林尼的舅舅老普林尼在1世紀70年代創作《自然史》的時候曾經寫道：“實事求是地說，我們不得不承認，大莊園已經毀掉了意大利，而且事實上近來其他的行省也深受其害。”犯人和奴隸都被刺了字，他們被指派去從事農業生產，而且“當我們發現這幫奴隸的產出遠低於(從前的)將軍時，自然沒有什麽好奇怪的”!這些評論在現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們在探討意大利農業的運行狀況時往往首先就會提及這些話，而並非考慮我們之前講的那類證據。我們很難知道確切的真相。毫無疑問，當時的一些貴族確實擁有極大的莊園；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在取得這些土地的過程中是否侵害了小自由農和佃農的權益。“大莊園”一詞最早出現在普林尼的時代。他用一種非常戲劇化的手法描述了這種情況的不斷蔓延，辭藻華麗。他將舊時的將軍們想象得十分理想化，這是一個線索。因為在這裏，我們熟知的那種衛道士對往日淳樸生活的懷念之情同羅馬人所特有的農民家長的概念結合到了一起，代表了一種早期羅馬的國家領袖，即使正在耕種自己的一小塊(但收獲頗豐的)土地，隻要接到去前線參戰或者去元老院開會的命令，他們都絕不會有任何推辭。

在老加圖關於農業的著作中(寫於大約公元前160年)，他設想了一個兼有奴隸和自由人的勞動力市場，通常小規模地生產各種農作物(包括葡萄和橄欖，更重要的是生產各種主食穀物，例如小麥和大麥，同時還飼養一些家畜)。在公元前2世紀，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觀點。普魯塔克認為：“蓋約·格拉古曾經在一本小冊子中提到，公元前133年，他的兄長提比略在去努曼提亞的途中，經過伊特魯裏亞境內時，他發現鄉村荒蕪，而在農田裏耕種或者伺候牲口的那些人往往是從外國買來的蠻族奴隸。”我們現在知道，格拉古是在利用人們對人力資源的道德恐慌來撈取政治資本。反駁他們的有力證據來自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即現場調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根據可確定年代的陶器類型收集表麵遺存和確定居住地的技術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意大利境內最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是在伊特魯裏亞南部的維愛(維洛)附近進行的，那裏的調查規模足夠大，內容足夠詳細，可以消除大多數對其結果有效性的懷疑。同樣在伊特魯裏亞，在羅馬以北100英裏的奧勒良大道旁，在3世紀早期的羅馬帝國古城科薩的斷壁殘垣上，考古學家的工作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伊特魯裏亞南部的調查中，最重要的是證實了在共和國晚期(格拉古旅行的時期)及1—2世紀，存在著大量的小農場。我們能找到的一個絕佳的例子是位於羅馬以北不遠克羅迪亞大道上的一座小房子和穀倉，坐落於今天的克羅基奇亞：建於帝國早期，在3世紀時相當興旺，當時的主人在原房屋的基礎上又加建了一間浴室，裏麵有黑白海豚馬賽克圖案的裝飾(不過顯然不久之後就沒有人住了)。最近在托斯卡納(圖斯卡尼亞)遺址的研究證實，從共和國到帝國時期，在克羅迪亞大道附近一直都有人定居。相對來說，農民居住的房屋很可能無法留下太多痕跡，考慮到這一點，以上發現就顯得更為重要了。這些別墅遺址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拉姆齊·麥克穆倫曾把它們描述為“支離破碎的城市”。調查考古學使我們可以了解到這片土地上的那些不太富裕的居民的生活。

為了探究別墅同周圍村落的聯係，緊鄰科薩的塞特菲納斯特雷別墅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它體積龐大，是一個階梯式的“平台”別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早期。它不僅僅是一個住宅，這裏還配備了良好的釀酒設施和充足的儲藏空間，包括飼養家畜的空間。主人一定使用過奴隸勞動，但我們無法確定奴隸的確切數量。在1世紀末，塞特菲納斯特雷別墅進行了大規模的翻新，但和阿格·科薩努斯地區的其他幾座大型別墅一樣，它在2世紀開始衰落，在2世紀70年代就已經明顯被廢棄了。此後，這證實了人們曾經的懷疑，越來越多的別墅出現了普遍的衰落。當然，其他受調查的區域情況確實各不相同。從賀拉斯的故鄉韋諾薩東南，遠至今天的阿普利亞的格拉維納(也可能是古代的希爾維姆)，對這兩地之間的走廊進行考古發掘時共發現了11座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墓葬，並且可以看出，直到3世紀的時候，附近的常住人口都維持了這樣的水平。同樣，最近在因泰拉姆納(皮尼亞塔羅-因泰拉姆納)以東的下利裏斯河(利裏)河穀開展了發掘工作，結論認為在2—3世紀時，當地的居民人口顯著增長。盡管如此，學者們普遍認為，大約從2世紀開始，人口數量便開始下降了。至於具體的數字，據推測，公元前1世紀晚期，自由人的人口最多為350萬到450萬人，奴隸的數量為200萬到300萬人，人口的高峰出現在1世紀中葉，總數達到700萬到900萬人，之後便逐漸下降，到公元650年時人口已經降至僅235萬人。

此處，我們可以參考意大利在公元前1世紀到2世紀之間貿易模式發生轉變的情況。在評估意大利貿易的時候，當下很流行的做法是調查沉船。從用來裝載貨物，特別是葡萄酒的容器的類型來看，這些沉船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現在已經探明的沉船遺骸中，大多數都是來往於意大利和高盧之間的船隻，其中很多來自坎帕尼亞、拉丁姆、伊特魯裏亞南部(這3個地區都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產區)，以及撒丁島北部和法國南部沿岸。不過，近來一位學者注意到發現這些沉船的地點同那些“充滿樂趣的夏日海灘”之間存在著聯係，而我們不能僅憑一種主要商品的貿易情況就貿然得出結論。如果葡萄酒出口在公元前1世紀達到頂峰，並在公元100年終止，這可能有助於解釋阿格·科薩努斯等葡萄酒產區的別墅沒落的原因——但海事調查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或許，與整體經濟健康狀況更相關的是生產率和陶器的種類。我們的很多證據都來自那些紅釉瓷器，它們被稱為“特拉·西吉達拉”或者阿雷坦陶器，它的生產始於公元前1世紀中葉上亞諾河穀的亞雷提恩(阿雷佐)。這一製作精良的產品在國內外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們可以清楚地從龐貝和其他地區進口的數量得知，在100年的時間裏，亞雷提恩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出口生產已經完全被高盧南部的生產中心所取代。羅馬本身的影響力一定會使這些數字有些失真，我們或許應該先將之放在一邊：最近對在奧斯提亞出土的瓦罐進行了分類，結果再次表明當時意大利農產品產量下降，同時來自非洲和西班牙的進口產品數量相應上升(特別是廣受歡迎的魚肉調味料，即魚醬油)，但是，意大利的很多農產品還是通過其他的運輸路線進入了羅馬。

此外，在建築領域我們也能找到很多證據來印證這種相對繁榮。人們通常覺得2世紀之後建築數量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能夠找到的碑文證據減少了。這一情況不僅發生在意大利。在整個帝國的境內，為慶祝遺贈、創辦、榮譽和建築落成等設立的紀念碑在3世紀時迅速減少。人們通常認為這種情況意味著在一個皇位不斷更迭、中央政府統治不穩(至少在284年戴克裏先即位之前是這樣的)的時期，許多地區的社會、經濟和軍事等方麵都存在危機。不過，現在看來，一概而論地認為整個帝國境內都存在危機未免操之過急。首先，除了波河河穀地區曾被日耳曼-馬科曼尼人入侵過，意大利本土在這一時期並沒有見到任何“蠻族”入侵者(這與東方的大多數地區不同)；不過，羅馬的奧勒良城牆(270—280年)提醒著人們，這座城市曾經麵臨日耳曼人的威脅。然而，公共建築的建造和新的基金、遊樂設施的設立在公元250年之後確實停止了。1世紀是新公共建築建造的巔峰，而為了分發食物和撫恤金的基金則在2世紀的中葉達到了頂峰。

但是，建築物以某種形式延續了下去，我們可以從那些極具特色的技術和風格，甚至從磚瓦上的標記中一窺究竟。大富豪們仍然在繼續建造別墅，例如羅馬城外塞提·巴斯有一棟有紀念意義的別墅(建於2世紀中葉)，它使用的一些裝飾手法，例如主建築采用了高處照明，昭示著帝國晚期宮廷裝飾的風潮。城鎮中的公共建築物的開發也沒有停止。在阿爾巴·富森斯(位於亞平寧山脈中部阿韋紮諾附近)，在3世紀時浴池和市場都被翻修過。在科薩新近出土的銘文自豪地記載著在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皇帝統治時期(235—238年)，市民中心曾經被徹底檢修過。因此，我們可以說，在1—3世紀期間及以後，意大利的經濟很可能衰落了。但我們絕不能過分以偏概全或者作戲劇化的描述。每個地區的情況不同，需要分別考慮。由於缺少能夠準確探明時間的陶器碎片(因為無法確定各地分別使用了哪些陶器)，對於那些依賴實地調查的曆史學家來說，這造成了特別大的困難。我們不得不認為，延續和失傳並存，永恒和斷裂同在。

捐助和政治

通過更加直接地考察意大利城鎮的政治生活和製度，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種連續性。在這一時期，那些大人物出於對家鄉的真正的忠誠，以及通過捐助和親緣家族而形成的關係網絡，他們同自己的故鄉緊密聯係在一起。他們對公共事業慷慨解囊，因而獲得了崇高的榮譽與地位，這樣的事情被人們津津樂道。在吸引富豪們持續關注家鄉的過程中，名為“穆尼拉”(意為“義務”)的製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羅馬人從希臘人那裏學到的一種確保精英階層提供公共服務的方法。我們可以從municipium這個詞的拚寫中(它是一個複合詞，是由“義務”和在此處意為“履行”的兩個詞合成的)發現這些“穆尼拉”的重要意義，因為羅馬人的公民權包含需要履行特定義務和責任的含義。在一座小城裏，這些義務包括從為浴池提供油到率領代表團去覲見高級領導人。在服務地方和帝國事務之間總是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精英階層自然會為後者所吸引。帝國中央政府高層在免除某人的地方義務時往往十分謹慎，並不會輕易首肯，但從3世紀末期開始，免除那些擁有高階的地位或官職的大人物的地方義務已經變得十分常見，這被認為對地方的財政狀況產生了決定性的負麵影響。即使在此之前，潛在的付款者就一直試圖逃避這種義務，而同樣地，市政府也試圖擴大這種義務的範圍。最明顯的一個目標群體便是從他處遷居本地的永久居民。因此，阿奎萊亞一座雕塑的底座上配有鐫刻於105年的一段銘文，紀念了一位當地的貴族，他在帝國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能夠有機會向圖拉真發出請求，認為這些外來居民“應該在我們的城市中履行義務”，並得到了皇帝的首肯，這一勝利廣受當地居民的歡迎。

阿奎萊亞是座大城市，可以擁有元老院階層的高級官員為其說項。而許多小一些的城市則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盡量找到能為自己在羅馬發聲的人。例如，本地人斯波萊提烏姆(斯波萊托)的蓋烏斯·托拉蘇斯·塞維魯，便是最理想的人選。他在紀念自己在家鄉修建了一座浴池和其他善行時，在結尾處自豪地寫道：“由於他對共和國作出了傑出貢獻(指斯波萊提烏姆)，本地元老院決定接納其為本市的捐助人。”相似地，翁布裏亞的小城馬提利卡(馬特利卡)選擇依靠自己的優秀兒郎蓋烏斯·阿魯斯·克萊門斯，他是一名職業軍人，曾在圖拉真和哈德良時期獲得多枚勳章。皇帝任命他為馬提利卡的守護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十分適合捐助人這一角色。最晚從圖密善統治時期開始，這些守護者在羅馬帝國境內十分活躍，在地方經濟事務中擁有相當廣泛的權利。現在人們認為，與其說是他們削弱了地方的獨立性，不如說是他們充當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聯係紐帶——像克萊門斯這樣的人本身就是完美的捐助人人選，但這一點直到4世紀末期才得以證實。

坎努西姆：羅馬的地位和希臘的根源

在關於小城市政治結構的描述中，最有趣的文件當數坎努西姆(卡諾薩·迪·普利亞)碑集。這一銅碑上列有公元223年在任的坎努西姆所有地方議員的名字，以及當地捐助人的名字。它的日期已經處於許多現代學者所描述的“3世紀危機”之中了。隨著安敦尼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康茂德於192年被暗殺，之後的30年中，在帝國高層的政治鬥爭中充滿了暴力的內戰和謀殺。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建立的新王朝從一片動亂中崛起，與之前的王朝截然不同。對意大利而言最重要的是，塞維魯來自非洲城市列伯提斯·馬格那，那裏是迦太基-腓尼基人的大本營，並未受到羅馬定居者的侵擾。他的(第二任)妻子很可能是敘利亞埃美薩的一位阿拉伯王室成員，這凸顯了他是第一位出生在意大利境外且不具有意大利血統的皇帝的事實。

毫不誇張地說，意大利傳統的崇高地位及帝國以意大利為中心的觀念從此一落千丈。坎努西姆將所有統治階級的姓名都一一列舉在碑文上，距此不過一百多年，一位基督教皇帝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建造他的“新羅馬”君士坦丁堡，他對政務的輕重緩急及治理範式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標誌著這一進程的大幕拉開的事件是塞維魯的兒子馬爾庫斯·奧列裏烏斯·安敦尼(其名字就是為了彰顯塞維魯家族同偉大的安敦尼王朝皇帝們之間有親緣關係)——人們更熟悉他的另一個名字，卡拉卡拉——決定賦予帝國境內所有自由居民以羅馬公民權。這一舉措背後的原因仍有爭議。但它造成的一個後果是，這份權利曾經隻屬於全體意大利人和帝國其他地區的部分居民，而從此之後，這項特權已經毫無意義。從那時開始，帝國社會在貧富分化中越發分裂，對有榮譽的人(高貴階層)和沒有榮譽的人(卑賤階層)之間的區分越來越多地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出現，而羅馬的公民權——以及意大利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再重要。

監察官們所擁有的崇高地位，也反映在碑集銘文的下一部分中，4名男子是受推監察官，也就是說，他們不是通過尋常的晉升手續，而是被破格提拔推舉的。之後還列有29位前執政官、11位市政官(並不真正負責監管建築和娛樂等)、9位前財政長官、32位“無票決權元老”(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地方元老，也就是說，他們也是被推舉進入元老院的)及25位“長袍者”。最後這一組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因為我們可以從其身上考察地方元老院是如何構成的。“長袍者”意指身穿名為鑲邊托加長袍的年輕人，隨著年紀(從15歲到18歲不等)漸長，他們會舍棄這種底部飾有紫色下擺的長袍，而穿上成年人專屬的全白長袍。“長袍者”這一名稱，意味著這些年輕人或者是現任地方元老的孩子，或者出身於其他官宦之家。他們雖然在元老院並沒有投票權，但是在候補空缺職位。換言之，這意味著元老院的職位是世襲的。同時期的一則法律條文禁止曾經擔任過地方元老的官員任職。坎努西姆是否還有如龐貝城在1世紀時舉行的那種正式的選舉尚不可知。不過，通過選舉進入元老院看起來似乎毫無可能性。這事實上同《狄奧多西法典》所記載的情況一致，後者收錄了從312年到438年帝國所製定的法律條文。

在坎努西姆，地方元老的人數通常為100人。60多個家族都有族人在其中任職，但阿布起亞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除“無票決權元老”一職外，其他位置都有其族人)。據說到2世紀末期時，這些官職已經越來越失去吸引力了。支持這一觀點的論據之一是，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表明他們是被釋奴隸的後裔。釋奴本身是沒有資格出任元老的，但其後代並不受此限製。羅馬人的名字通常包括三部分，為了掩蓋自己最初的奴隸出身，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會選擇一個聽起來像希臘名字的詞作為自己的姓(前兩個名字通常是從他們前任主人那裏借用而來的)。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特立馬喬，名字聽起來富有東方風韻，他出自佩特羅尼烏斯筆下，是個釋奴，生活在小城市中，因經商而巨富，在《薩蒂利卡》中，他在坎帕尼亞的格雷斯卡城堡舉辦了著名的盛宴。在坎努西姆的碑集中就記載有希臘名字。不過，坎努西姆的情況與眾不同。它原本是希臘的一個殖民地。公元前1世紀時，賀拉斯曾經嘲笑過當地雙語並用的情況。在2世紀中葉，赫羅狄斯·阿提庫斯，克勞狄烏斯·阿提庫斯之子，為當地修建了一座高架渠。因此，這一證據無法證明當時的人們不願意出任地方元老(當然，在帝國末期時肯定存在那樣的情況)。對一些人來說，擁有一個完全羅馬或者意大利式的名字是非常體麵的事情。其中的一位“長袍者”名叫提圖斯·埃利烏斯·赫科特烏斯，當時元老院共有三位名叫T. 埃利烏斯的高級元老，他肯定是其中一人之子，這三人都擁有完全羅馬式的名字(而赫科特烏斯卻沒有)。此外，有些高階政務官的名字也出自希臘語，坎努西姆人並不以其祖先為恥。

如果忽略龐貝，那麽任何對城市政治的考察都將是不完整的。這座城市的近代曆史開始於同盟者戰爭之後，由於戰爭期間它加入了同盟軍陣營，因而蘇拉(Sulla)強迫操奧斯坎語的當地人接納了自己麾下數千名老兵，以示懲罰。當它在公元79年被摧毀的時候，城市人口很可能達到了8000—12 000人(由於我們尚不清楚其確切的管轄範圍，所以很難估算出農村人口的數量)。顯而易見，龐貝是一個很繁華的城市，對研究羅馬經濟的學生而言是一個耳熟能詳的經典案例。關於當地財富的屬性，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傳統觀點認為，龐貝的土地上曾經種植著大量的經濟作物，特別是用於釀酒的葡萄，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見。後者認為，由於需要給龐大的人口提供足夠多的食物，當地應該會更重視糧食作物的生產。龐貝的酒並不曾憑借其非凡品質而聞名於世，因而認為這些酒主要還是瞄準了當地市場，盡管由於價格低廉，其銷售量事實上可能達到了一個驚人的數字(此處可以再次參考坎帕尼亞海岸運酒船的沉骸)。當然，如果是在考察這座城市的製造業(如紡織業，包括縮絨、染色、製氈等)基地時得出結論，認為該行業的主要目的是滿足當地人民的需要，而非服務其他地區，那麽這樣的觀點至少看起來是說得通的；而且，在這座城市裏不同行業的數目(據統計有85個，這意味著作為一個地方的中心，它可以滿足人們的多種需求)也同樣可以驗證這一假說。

在龐貝，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經濟如何在同一座獨立市中共存。在經濟層麵，最有趣的一份證據是記錄在153塊燒焦的木製刻板上的賬本，發現於銀行家、收款人(錢莊主)盧修斯·凱基利烏斯·朱孔都斯的家中。朱孔都斯的一個主要營生便是承包當地稅收。縱觀古代世界，或者(如前文所述)通過“義務”製度，或者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將公共服務“私有化”，在稅收領域更是如此。自從公元前175—前150年，埃米利烏斯·保盧斯征服馬其頓以來，羅馬公民一直無須繳納直接稅。在帝國體製中，意大利一直都被免於征收直接稅，直到3世紀末期戴克裏先開始在半島北部征稅，4世紀初期伽列裏烏斯又將人口普查擴大至包括羅馬在內的其他地區(不過，羅馬在一段時間內都沒有執行這一政策)。然而，在地方層麵和國家層麵而言，間接稅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朱孔都斯顯然承包收取的是市政牧場稅和某種市場稅。

朱孔都斯的其他交易活動與其拍賣生意有關。我們找到了137份賣方聲明(其中包括6位女性)，聲稱自己已經收到了朱孔都斯支付的費用。這些文件大多寫於公元54—58年。其中，許多聲明中並沒有說明交易的商品是什麽，但交易金額清楚地表明朱孔都斯經手的都是大生意(據估算，平均金額達到4500塞斯特斯)。他的生意絕大多數似乎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並不固定，主要販賣楊木或奴隸等商品。可以想象，在一個雖然發達但仍處於前工業化階段的社會中，這種商業活動應當是很常見的。

通過閱讀法典和分析一些已經得到充分證明的個例，人們可能會得到一種印象，覺得羅馬的社會關係極為複雜，且具有可流動性；上文提到，龐貝人即使簽名時也會將各人相對的社會地位等級加以比較，無疑可以作為這種印象的佐證。釋奴，例如佩特羅尼烏斯筆下的滑稽角色特立馬喬，無論擁有了多麽巨額的財富，也無論他居住在多麽宏偉的房子中，他們永遠都要受到自身法律地位的束縛。總的來說，家族和親緣遠比金錢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龐貝還因為大約2500張白底紅字的競選海報而聞名，這些海報號召人們投票支持市政府選舉中的各位候選人。這給旁觀者留下了生動的、人人積極參與的民主製度的印象，以為這裏真正重視公民投票，對選民發表的遊說演講也被認真對待。事實上，許多評論家都是如此解讀的。然而，古代社會的一些基本事實使這樣的解釋最終無法成立。精英階層最關心的始終是如何使城市居民永遠保持馴順，為此他們努力確保食物供應充足和娛樂設施完善。因為騷亂通常是由於糧食的短缺引起的，這種危險永遠存在，並且極易引發政治動**。公元59年的龐貝動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起初，龐貝人和紐塞利亞人在一場角鬥中發生了衝突，在塔西佗看來，這場暴亂就是由龐貝城中非法的政治“俱樂部”煽動的。當時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確實往往比今天更加直接和開放。當時還沒有媒體，向大眾發表公開演說和慷慨激昂的長篇大論是至關重要的。但是，類似的對話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選舉並不會去真正評估政客們在任職期間的表現，因為候選人一旦當選，即使隻是如市政官之類的低級行政官職，也意味著他可以終生在元老院中占據一席之地。同樣，羅馬人也不可能容忍一個真正的民主製度。縱觀羅馬曆史，我們可以毫不意外地發現，上流社會群體總是在幹擾民主製度。這不僅僅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經濟結盟。提供捐助和接受庇護，是羅馬社會中的一個根本性的製度化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底層民眾還是上流社會，都不會用民主的方式來思考問題——這並不意味著對民主製度的全盤否定，但否定了該製度的作用。

龐貝的競選海報上印著如“所有的金匠都希望蓋烏斯·庫斯皮烏斯·帕納薩當選營造官”或者“我請求你選舉霍洛康尼烏斯·弗裏斯庫斯為營造官，他是共和國裏最有風度、最有價值的人”之類的內容。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政治評價往往以道德觀念的形式出現，龐貝也不例外。同樣是在1世紀，當時在西班牙新設立了獨立市，從那裏發現了殘存的市政憲章，從中可知投票是在選區裏進行的。候選人需要在多數選取中都獲得勝利，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根據《馬拉加憲章》的記載，“直到選舉出了足夠多的候任政務官”，現任的政務官才會宣布當選者。我們很難確認候選人在選區內可以通過哪些渠道募集資金，才能確保最終當選為地方要員。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將注意力集中在了當地的“俱樂部”或者社團上，這些組織負責維護社區中團體的利益，負責人通常由釋奴擔任。我們還可以發現，富人住宅區遍布整座城市，這說明了當時社會中存在著我們熟悉的侍從體係。在自己的選區之外，接收到元老院元老的讚助，對於其贏得選民支持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藝術與文化

對政治的探討該告一段落了。龐貝古城也向我們展示了羅馬帝國統治之下意大利裝飾藝術的盛況，其中有些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也有些是我們應該知道的。災難發生時，這座城市正在進行重建。但是，同我們了解到的尼祿和韋帕薌時期的羅馬城相比，它的麵貌還是顯得十分古舊。事實上，1世紀見證了一場建築革命的開端，這場革命塑造了其後3個世紀的建築風格。在這裏，混凝土至關重要。我們常常可以在羅馬帝國公共和私人的建築物上看到曲線和多邊形，但直到1世紀的後半段，建築師們才開始探索利用這些設計來改造室內空間的可能性。磚拱是另一項經久不衰的羅馬工藝。這兩種技藝在龐貝古城都很少見。同樣，在龐貝我們也沒有發現太多跡象表明在城市空間使用方麵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在2世紀的時候是非常明顯的，當時，人們漸漸厭倦了大型的獨立住宅，反而喜歡上了幽靜的鄉間別墅，由此導致舊有的城市住宅群逐漸消失，重新設計時房屋的占地麵積更為緊湊。同時，在這裏我們也尚未發現有很多磚砌或混凝土製成的公寓或公寓樓，而這些可以說是2世紀之後最重要的變化了。在4世紀時，羅馬公寓的數量不少於46 000棟，而相比較而言，獨立住宅的數量才不過1790座。羅馬的奧斯提亞港就擁有大量這類的房屋。而在龐貝，這一過程不過剛剛開始，而且沒有特意修建的公寓。

就內部裝飾而言，龐貝古城在末期采用的樣式也顯得十分過時。我們難以確認這樣的印象是否受到現有證據的誤導。然而，在2—4世紀的意大利，沒有任何建築呈現出類似公元前1世紀到1世紀期間那種蓬勃發展的風格特點。在共和國晚期，龐貝的壁畫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本所謂的“第一風格”主要采用塗色的紙灰來進行粉刷，後來人們開始用富有想象力的陰影和透視手法來取而代之，營造出非常夢幻的建築形式，被稱為“第二風格”。1世紀時，建築專家又設計出另外兩種風格：一種是在建築環境中引入一種矯揉造作、過分修飾的效果，在建築結構上很難實現，因而已經被拋棄；另一種也是最後一種風格，將這種夢幻的建築與巴洛克元素及其他各種新的裝飾形式結合在一起。藝術史學家發現，由於過度堆砌技巧，晚期的一些作品顯得非常沒有品位。

談論過藝術，我們也可以簡要地分析一下文學，因為“黃金時代”那些最著名的有作品傳世的羅馬作家幾乎全部都是意大利人(李維、西塞羅、卡圖盧斯、普羅佩提烏斯、維吉爾、奧維德、薩魯斯特、賀拉斯)。此後，意大利人同其他外省人(事實上，他們所有人都生活在羅馬及周邊地區)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羅馬帝國拉丁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2—3世紀文學作品的嚴重匱乏。在弗拉維時代，瓦萊裏烏斯·弗拉庫斯和西利烏斯·伊塔利庫斯(可能來自帕塔維姆)創作了自己的敘事詩，之後直到4世紀，除朱文納爾[來自阿奎納(阿基諾)]外，沒有再出現過其他重要的拉丁詩人。這些巴洛克風格的作品十分生硬，並不符合現代人的品位。來自那不勒斯的帕皮尼烏斯·斯塔提烏斯是弗拉維時代一位比較優秀的詩人。盡管他的敘事詩往往過於戲劇化，並且總是在追求變化和新奇的風格，品位奇特，但在應景詩中斯塔提烏斯還是展現出了對形式的掌控力。在我們看來，他最能引起我們興趣的是他那不勒斯的出身背景。作為一位修辭學教師的兒子，他的五卷本《希爾瓦》表明，在1世紀中葉，這個城市有著活躍的雙語教育和濃厚的知識氛圍。

羅馬帝國中期在散文方麵也所出甚少。在圖拉真和哈德良時代，帝國中擁有如蘇維托尼烏斯(可能來自非洲)和塔西佗(可能來自意大利北部)等大家，但此後便無以為繼，雜記家奧勒斯·格留思、弗朗托的書信和阿普列烏斯誇誇其談的小說《金驢記》都無法填補這一空白。這幾位作家都不是意大利人(後兩位顯然是非洲人，而格留思很可能也是)，直到很久之後意大利才又出現了優秀的作家。3世紀時，僅有的幾部優秀拉丁文學作品都是由基督教作家完成的，如德爾圖良和居普良(同樣都來自羅馬帝國的非洲部分)。4世紀的時候曾出現複興，但我們能夠找到的最接近羅馬或意大利的作家是來自西西裏島的占星家費爾米庫斯·馬特爾努斯，他後來皈依基督教。直到4世紀的下半葉才再次出現了一群以羅馬為生活中心的傑出文學人物，其中包括昆塔斯·奧列裏烏斯·敘馬庫斯、他的姻親維利烏斯·尼科馬霍斯·弗拉維努斯等人。這樣的圈子可以向我們揭示那些已經逝去的古代異教貴族生活的許多方麵，他們仍然十分珍視羅馬這一概念，但對意大利本身卻並不在意。

敘馬庫斯這樣的人物在意大利擁有大片土地。在盧卡尼亞的沃爾塞(布奇諾)出土了一本土地登記簿的些許殘片，它可以追溯到323年，從中我們可以窺見4世紀的貴族地主世界的一些細節。同單純的文獻閱讀相比，它以更加直觀的方式指引我們了解當時的世界。顯而易見，沃爾塞這些文件的根源在於新帝國對意大利的稅收要求，和其他地方一樣，當時的意大利是一個省(或者更確切地說，它已經被劃分為幾個小省)。該文件涉及至少70份地產。它們被劃分為7個“帕奇”(鄉鎮的農業區域)。一般而言，與人口普查的結果類似，我們應該可以從這本登記簿中發現若幹個人土地所有者(在2世紀的食品登記簿中就發現了這樣的情況)，但讓人好奇的是，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存在個人土地所有者。這些農場和住宅的名字都取自其某位前任主人，然而，在這個地區的同時代人或之前的幾代人中都找不到這些名字，這隻能有兩種解釋，要麽是土地持有模式發生了急劇變化，要麽可以理解為這些土地幾個世紀以來都被同一個家族牢牢把控。後者才是正確的答案。事實上，人們已經知道了這些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因為他就是銘文序言中所提到的特爾齊烏斯。這位特爾齊烏斯和盧修斯·特爾齊烏斯·阿普羅尼亞努斯是同一人，他出生於一個極為富有的家族，於339年出任羅馬的行政長官。因此，沃爾塞的銘文確確實實證明了意大利貴族通過不斷聯姻和積累財富，在整個帝國時期保持了地位的穩定和家族的繁盛，直到5—6世紀蠻族入侵和查士丁尼出征收複失地時，這種生活方式才被打破，當時的人們再次意識到意大利和教皇在意識形態方麵具有重要意義。